第三十六章 兩個重要的年份
第一節英國的發展與費邊主義精神
1875年和1914年是兩個具有某種象徵意義的年份。1875年誕生了其力量強大到可算是一種政治因素的第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政黨。這個重大的事件是通過拉薩爾的團體和倍倍爾、李卜克內西於1869年建立的團體，這兩個德國政治團體合併為社會民主黨而發生的，該黨在當時（哥達綱領）儘管對拉薩爾的政綱做出非常大的讓步，最終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埃爾富特綱領，1891年），並穩步地開闢了自己的道路，到1914年取得了值得驕傲的地位，不過就在那年，它和全部社會主義政黨一樣，遭遇致命的危機。在評論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無須做出犧牲原則性的妥協，眼看就可以取得議會領導權的重大發展之前，我們應先看一看別的國家事態發展的過程，首先看一看那個時期的英國社會主義，從表面上看，它提供了與德國黨全然不同的讓人驚奇的和有啟示意義的對照。
當然在表層底下，本質相似的社會過程和（作為過程一部分的）本質類似的勞工運動是存在的。英國和德國事態發展之間有基調、意識形態和策略的不同，其原因是不難解釋的。自從歐文派的全國團結總工會在1834年垮台以來，或者說自從憲章運動銷聲匿跡以來，英國的勞工運動不再產生哪種堅決的敵對行動。某些工人的經濟目標獲得自由黨的支持，另一些目標取得保守黨的同情。譬如，1871年、1875年和1876年的工會法通過時都沒有發生刺激工人好鬥心理的什麼事情。另外爭取普選權的鬥爭是由非社會主義團體進行並解決的，群眾除去歡呼或譏笑外，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做。在全部這些事情中，英國工人基層群眾的優秀品質完全地表現出來，英國政治社會的優秀品質一樣明顯地表示出來：在證明它們可以避免走上跟法國大革命一樣的道路，可以消滅由昂貴麵包所引起的危機后，它們還知道如何控制日漸艱難的社會形勢，如何體面地放棄自己的一些主張，這可以以1906年的勞資糾紛法為證。最終是英國的無產階級經歷很長的過程才具有“階級覺悟”，才達到基爾·哈迪能夠組成獨立工黨（1893年）的標準。不過新工會運動的興起，最終宣佈跟德國工人運動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的（除語言表達外）事態的來到。
這種當時存在的差異的性質和程度，假如我們看一看能最完整地表達其目的與方法的團體——費邊社——就會非常清楚地顯現出來。馬克思主義者會輕蔑地嘲笑在他們看來必然是對從不標榜自己的那個知識分子小團體重要性的重大誇張。實際上，在英國，費邊主義者及其態度就像德國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重要。
費邊主義者是1883年出現的，在我們整個時期內始終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小團體。他們來自邊沁和穆勒學派，繼承兩者的傳統。他們跟在他們之前的哲學激進派一樣，對人性抱有同樣特別大的希望。他們以相同的實事求是的進步理論，努力為理性的重建與改善而工作。
對他們的論據他們非常注意，他們中有些人不顧辛苦通過大量研究和對一些論點與措施的批判來收集這些論據。但是他們對他們包括文化的和經濟的目標的基本原理完全不加批評。他們把這些目標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就跟好心的英國人一樣，總是認為自己是對的，不過以另一種方式說出來罷了。他們看不到貧民窟與上議院之間的差別。從常識來看，兩者皆是“壞東西”。對於較大的經濟平等、印度的自治政府、工會或自由貿易無疑是“好東西”，是沒有誰能懷疑的。對如何清除壞東西和怎麼取得好東西的思考是必要的，其他任何思考只會激起無益的行動。在這些所有思想中，一心一意為公眾事業獻身的精神和不能容忍對個人價值和國家價值有其他看法的態度一樣明顯，還有着小資產階級憎惡帶有貴族情調的（包括對美的欣賞）所有事物的情緒——他們表達這些觀點的方式和馬克思主義者所表達的方式完全相同。
剛開始，費邊社成員任何支持都得不到。他們開始勸說樂意聽他們講話的每一個人。他們向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群眾發表演說。他們能幹地和大量地寫作並分發小冊子。他們推薦特定的政策、計劃和法案，或者抨擊它們。不過接觸“要人”或者說接觸政界、企業界和勞工界領袖人物的隨從人員是他們施展影響的最重要的途徑。他們的國家和他們本人在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為建立和利用這種接觸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對外界的勸告，英國政治社會並不總是接受，不過它比起任何別的社會都願意傾聽其他人的意見。而某些費邊社成員不是外人，有些人可以利用在牛津和劍橋大學學生聯合會和公共休息室建立起來的聯繫。從倫理上說，他們不是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是現有制度的不可調和的敵人。他們全都強調願意合作，不願意敵對。他們不準備出來組織政黨，他們特別討厭階級鬥爭和革命的辭藻。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可能，他們寧願做個有用的人，也不願做被人嫌惡的人。他們總會給議員或行政官員提供一些主見，而後者總是熱情地告訴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和如何去做的建議。
一般來說，現代內閣部長可以在他的內部找到他需要的大多數情報和建議。尤其是他肯定不會感到缺乏統計材料。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況不是這樣。那時除偶有例外，各級文官只知道他們的例行公事，別的一無所知。擔任官職的議員，特別是沒有擔任官職的議員，除了原有政策外，一直得不到有關“新”社會問題的論據與主意。佔有論據與主意並一直願意把它們貢獻出來的團體，把它們妥善編排，打算供政府大臣或一般議員使用，這個團體必定擁有進入權，特別是從後門進入的權利。各級文官接受了這些論據與主意，他們不僅對費邊社成員的當前目標非常同情，並且還心甘情願地接受這些主意的宗旨。反過來，費邊社成員也接受充當非正式公務人員的角色。實際上他們很適合充當這個角色。他們沒有個人野心。他們願意在幕後服務。通過人數日益增加和權力逐漸增大的官僚機構所進行的活動（這是他們預見到的和贊成的）非常完美地跟他們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總方案相適合。
不難想像，費邊社成員和馬克思主義者相互肯定多麼厭惡，因為費邊社成員的做法是一直避免討論基本原則和策略，而這些正是馬克思主義者津津樂道的，他們以多少帶有保護者的同情態度耐心等待費邊社成員來討論一切問題。不過就超然的觀察家來說，回答這些問題是很容易的。
費邊型的社會主義努力，在任何其他的時間不能算是一回事，不過它在1914年之前的30年間有非常大的價值。因為在那期間各種事物和人的思想適合併樂意接受這種信息，比它保守或比它激進的思想都不需要。整理和組織現存的思想是讓每種可能性變成清楚易懂政策所必需的，正是費邊社成員以最勤懇、最現實的態度在做這個“組織整理”工作。他們是改革者，時代精神讓他們成為社會主義者。他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的目標在致力於社會的根本性重建，最終讓經濟管理成為公共事務。他們是志願的社會主義者，所以他們在所有早期階段必定被劃為馬克思主義者觀念中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不過他們有他們期待的目標，因此上面的看法所包含的含義跟他們的情況並不符合。從他們的觀點看來，以空談革命與階級鬥爭讓資產階級那個獵物意識到危險是十足的瘋狂。驚醒階級覺悟正是他們極力避免的事情，起碼在開始時是這樣，因為這將讓他們的原則不會和平而有效地傳遍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和行政機構。當事物充分成熟時，他們就沒有絲毫猶豫地幫助建立獨立工黨，遂即跟1900年的勞工代表委員會合作，並展開工會的政治活動，促使進步黨在倫敦市議會裏提出自己的路線，首先宣傳在市裡實行社會主義，然後宣傳在全國實行社會主義，最後倡導蘇維埃制度的優點。
所有的這些顯然有另外一方面，即容易讓他們的組織受到指斥。不過不管怎樣，假如說他們從來沒有發表過更加馬克思式的戰鬥宣言，從來沒有確切地告訴資產階級那個獵物他們打算怎樣進行應對，他們一樣從不去保護它。對準費邊社成員的另一個批評來自相反的立場，它指出他們的方法讓他們有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外國防禦工事上被阻住的危險，而這種方法要導致大規模的對陣戰是不可能的。這個批評沒有考慮到他們特有的態度，但可以代表他們做這樣的回答：假如他們盡全部可能攻擊資本主義制度，不消滅它而是對它進行充分的成功改造，這當然是值得慶祝的事情。對於對陣戰，他們事先就以非常巧妙的方法，採用羅馬將軍的名字，來回答革命的批評家，那位將軍雖然謹小慎微，不過在把漢尼拔趕出意大利的鬥爭中，卻比他所有急躁的前任起了更大的作用。
第二節瑞典與俄羅斯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其自己的社會主義。不過在那些對人類文化價值寶庫做出跟其國土大小不相稱的驚人貢獻的大陸國家，尤其是尼德蘭與斯堪的納維亞等國家，事物與英國的範例並沒有很大不同。以瑞典為例，像它的藝術、科學、政治、社會制度和很多其他的事物一樣，它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跟其他國家迥然不同，不是因為原則或意向的任何特色，而是因為造就瑞典民族的材料和其特殊均衡的社會結構。這就是之所以說，別的民族試圖抄襲瑞典的榜樣是非常荒唐的原因，只有請來瑞典人，讓他們執掌主權，才是要抄襲它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既然瑞典人是那樣的人，他們的社會結構是那樣的社會結構，他們社會主義的兩個突出特徵我們就不難理解。基本上一直得到幹練而認真領導的社會主義政黨，它和非常正常的社會過程合拍地緩慢成長，並不企圖走在正常發展的前面，不想為對抗而對抗。因此當它執政時任何騷動都沒有產生。它的領導人自然地擔任負責的職位，他們可以以平等地位並主要在共同基礎上對待別的政黨的領導人。到現在，儘管一個共產主義團體順理成章地出現，各黨對當前政治的分歧已降為討論這樣的問題，如對全都同意的某個社會項目是不是應多撥款幾百萬克朗，還是少撥款幾百萬克朗。在該黨內部，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對抗，只有憑藉顯微鏡才看得明白，因為從雙方的水平看，他們中間已不存在巨大的文化鴻溝，也由於瑞典的社會有機體比別的社會有機體產生相對少的不容易就範的知識分子，被激怒的和激怒人的知識分子沒有其他地方那樣多。有時這種情形被描繪成工會一般地對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對社會主義政黨所施加的“削弱性控制”。對沉湎於當前激進主義辭藻的觀察者來說，這種情況顯得尤為真切。
在天平的另一邊，在俄國，我們發現了純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因此其具有所有馬克思主義色彩，並且從其環境來看也不難理解。沙皇俄國是主要帶有前資本主義面貌的農業國。就職業社會主義者可接受的意義來說的工業無產階級只佔1.5億總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工商業資產階級的人數相應要少，相比別的任何階級並不是更有能力，儘管由政府促進的資本主義進化當時正在迅速匯聚力量。插入這個結構中的是一個知識界，他們的思想對當地人是陌生的，就如俄國上流社會婦女的巴黎服裝。對於很多知識分子而言，當時實行的政府形式當然是讓人憎恨的，它是由一個專制的國王（獨裁者）率領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與土地貴族和教會勾結在一起。
綜上所述，能夠得出兩點結論，初見之下它們顯得自相矛盾，儘管沒有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會這樣認為。一方面，不可能循着組成卡捷特黨（立憲民主黨）的自由主義派律師、醫生、教授和文官所希望的方向做重大而突然的行動，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太軟弱無力了，而不是因為他們的政綱不能為君主政體所接受。讓這些人當政就等於讓那樣的一個集團當政，它與執行沙皇主義的原來集團相比，在群眾中所能得到的支持會更少而不是更多，對群眾的感情和利益的同情也更少而不是更多。那裏不存在資產階級政權出現的餘地，更不要說是社會主義政權了。在法國1789年形勢和俄國1905年形勢之間沒有相同的地方。1789年瓦解的社會結構是過時的，它把國內幾乎所有有生氣事物前進的道路都阻塞了，它沒有能力應付當前的財政、經濟和社會問題。俄國在1905年的形勢不是這樣。因為在日本手裏吃了敗仗而威信掃地，所以出現社會不滿和混亂。但是這個國家證明自己不僅有能力克服混亂，並且能夠解決混亂背後的各種問題。在法國，結果出現:羅伯斯庇爾，在俄國，結果出現斯托雷平。如果沙皇制的生命力像法國舊政體那樣已經消失，情況就不可能如此。沒有假設的理由，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這個社會組織過分緊張，俄國君主政體就不能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下緊跟着經濟發展的步伐和平而成功地進行改革。
另一方面，無疑是由於社會結構的基本穩定，才讓不能希望使用正常方法取得優勢的知識分子被迫採取不顧一切的激進主義。暗殺是沒效的，它只會產生鎮壓，不過此外又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干。鎮壓手段的殘酷反過來產生報復，於是悲劇就這麼發展下去，殘忍和犯罪的悲劇不停地相互加劇，這是全世界看到和感覺到的所有情況，也是我們能夠期望的正確判斷。
但是馬克思肯定不是盲動主義者，對於俄國革命者中的一些小丑，特別是巴枯寧式的那些小丑，他有着極大的蔑視和一樣多的憎恨。另外，他應該看到（或許他的確已看到），俄國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不具備按照他自己學說所規定的那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勝利，甚至出現所必要的所有條件。他們是或多或少老實認真的革命者，他們的目的卻含混不清。這裏正好有一個力量獨一無二的革命真理。馬克思熠熠生輝的辭藻和千年至福的預言正是他們想要逃出民粹主義可怕荒原所需要的東西。另外，這個經濟理論、哲學和歷史學的混合物適合俄國人口味達到完美的程度。
所以，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早在1883年就出現了，1898年逐漸演變成社會民主黨。起初領導人和黨員當然大都是知識分子，儘管它在“群眾”中的秘密組織工作取得充分成功，完全可以讓抱同情態度的觀察者說它是工人團體在馬克思主義領導下的聯合。這點說明了為什麼俄國沒有出現有強大工會組織國家中別的馬克思主義團體所遇到的太多困難。不管怎樣在開始時，進入這個組織的工人以絕對溫順的態度接受知識分子的領導，乃至很少自稱要為他們自己決定什麼事情。結果，理論和行動都遵循着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並在高水平上發展。這顯然得到德國這種信仰護衛隊的祝福，他們看到這種絕對服從的美德，無疑感到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只能從成熟資本主義崛起的論點一定有一些例外。不過1883年這個組織的創始人和該組織最早20年的領導人普列漢諾夫（他對馬克思學說的有才華和有學問的貢獻得到普遍的尊敬）才真正接受這個論點，因此認為不能希望社會主義過早實現。
1903年的那次讓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無可避免的衝突所具有的意義，要比兩個集團名字所暗示的僅只是有關策略的分歧嚴重得多。當時，任何一個觀察家無論其經驗怎樣豐富都沒能徹底理解這次分裂的性質。
第三節美國的社會主義團體
在美國，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模式證明它和俄國社會一樣對真正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生長與發展不利。所以兩個社會出現的類似之處和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都一樣讓人感興趣。雖然俄國鄉村結構中固有共產主義特徵，但俄國的農業社會事實上不接受現代社會主義的影響，而美國農業社會證明是反社會主義的力量，它準備除掉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引起它注意的所有馬克思主義活動。假如說俄國的工業部門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緩慢沒有能產生舉足輕重的社會主義群眾政黨，美國的工業部門因為資本主義以讓人眩暈的步伐迅猛地發展，所以也沒有能做到這一點。
在各自知識分子團體之間有着最重要的差異：跟俄國不同，美國在19世紀結束以前沒有產生一群就業不足和飽受失敗的知識分子。由開發國家經濟可能性這個全國性事業引起的價值方案差不多把所有有才智之士吸收進實業界，並把實業家的觀念深深印在民族靈魂中。我們想像中的那種知識分子在紐約以外人數並不多。他們中的大部分接受這個價值方案。如果他們不接受，主要街區的人就不會聽他們的話，並本能地憎惡他們。這種態度在訓誡他們上，要比俄國政治警察所採取的手段更加有效。中產階級對鐵路、公用事業和大企業的大都敵視，吸收了當時差不多所有“革命的”精力。
有才能和可尊敬的工人一般都是務實家，也感到自己是務實家。他成功地致力於利用他自己的機會向上攀登，或者不管怎樣儘可能有力地出賣他的勞力。他理解他僱主的思想方法，也具有一樣的思想方法。當他發覺跟同一企業內的相同地位的人聯絡在一起是有益的，他就以相同的精神跟他們結合在一起。大約從19世紀中葉起，這種做法逐漸越來越多地採取僱員委員會的形式，它是戰後城市中獲得充分經濟與文化上重要地位的公司工會的先驅。
另外，對工人而言，在全國規模上與別地的本行業成員聯合起來往往有好處，因為這麼做能夠改善直接對付僱主和間接對付別的行業的談判地位。這種利益產生了很多典型的美國工會，主要表現在它們都採取行會原則，這個原則在排除未來參加行會者方面比所有其他原則都更加有效，真正產生了工人卡特爾。
能夠肯定，信條和口號、意識形態、非常不革命和非常厭惡階級鬥爭的事實，其本身只有很小的重要性，美國的工會運動者不太喜歡講理論。假如他們曾經談到理論，他們可能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這樣說依然是對的，且不談討價還價，他們認為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沒有喪失立場，至於與僱主合作也就是被我們中一些不喜歡這種做法的人所稱作的勾結，不僅符合他們的原則，並且符合他們面臨形勢的邏輯。除個別問題外，政治行動不僅是不必要的，甚至在他們看來是沒有意義的。就其可以施展的影響來說，激進的知識分子或許一樣試圖改變賓夕法尼亞鐵路董事會。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在美國勞工界中。在移民中與品質優秀者一起來的，從一開始就有一些品質低於標準者，這些人在內戰之後無論在相對數量還是絕對數量上都有增加。這些人的數量激增還由於有很多人儘管在體力適應性或智力或精力上並不比正常人低，不過，因為過去的不幸，或者因為長期生活在不利環境中所受的影響，或者乾脆因為不安守本分，不能適應環境的脾氣或犯罪的傾向而淪入這批人中。全部這種類型的人容易成為剝削的犧牲品，而道德約束的缺失讓剝削無所忌憚，於是某些人的反應是盲目和衝動的仇恨，這種仇恨心情非常容易釀成犯罪行動。在很多聚集各種各樣出身和傾向人們的最近迅猛發展的工業社會裏，法律和秩序一定要以其本身不合法的行動來維持（假如要維持），粗暴的人們用比他們受到的待遇更粗暴的行為來對付僱主或僱主的代理人，僱主及其代理人還沒有養成責任感，常常出於害怕他們財產受損甚至生命危險被迫採取殘酷的行動。
勞動騎士團這個不問技術不問行業並且只要願意就可以加入的全體帶薪工人重要的全國性組織的歷史，大約有10年時間（1878—1889）具有非常大的力量，進行過有意義的活動。1886年，“俠義騎士團”的成員幾乎達到70萬人，其中由工業勞動者（大多數為非熟練工）組成的一部分人在當時幾次經濟蕭條中精神飽滿地參加或甚至提倡罷工或抵制。細心地查閱綱領與宣言，就可以發現它是不同種類的社會主義、合作主義，偶爾還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有點支離破碎的混合體，倘若我們願意，還可以追尋到門類眾多的來源，它們之中有歐文的英國農業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費邊主義者。它的政治觀點非常明顯，總的計劃和社會主義重建的思想也特別顯著。不過，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能夠發現這種明確的目標的原因。
事實上，因為我們以自己時代的觀點來複述當時的情況。實際上那裏並沒有明確的目標，有的只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締造人尤賴亞·S.斯蒂芬斯受過擔任牧師的教育）與美國憲法思想特徵的總和，而美國憲法對包括農民和自由職業者在內的很多人有吸引力。這樣，“俠義騎士團”成了各種改革者計劃的交換場所。
顯而易見的結論是，在美國當時的環境下，沒有也不可能有進行社會主義群眾運動所需要的材料或所需要的動力。順着從勞動騎士團到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這條線追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條線在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丹尼爾·德·利昂一生的事業中有很好的體現，應該對忠誠信仰者有着相當特殊的分量。就是在他的指揮下，1893年勞動騎士團里的社會主義者起來反對原來領導人波德利，因為這個風波，最終讓該組織受到沉重打擊。造反的目的是想創立或多或少按照馬克思主義路線進行政治活動的工具。準備由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發動階級鬥爭、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國家及其他行動。不過無論是社會主義勞動黨（1890年）還是德·利昂的社會主義職工同盟（1895年）都沒有在這場變動中顯現出生命力。不僅跟着走的工人階級人數很少（這點本身不是決定性的），並且甚至像俄國佔有、控制知識分子的核心的那種成功也沒有得到。社會主義勞動黨先是分裂，隨後又把留下來的大多數地盤輸給了新成立的社會黨。
社會黨和美國所有社會主義團體一樣跟取得正統的成功非常接近。第一，它的出身是正統的。它是在1892—1894年的勞工鬥爭中興起的，當時的罷工因為當局使用武力而失敗，聯邦政府和司法部門給僱主以堅決的支持。這讓很多原是“保守”行業工會所屬的人們的思想有所變化。不管怎樣，這讓尤金·V.德布斯首先投向產業工會主義，然後贊成政治行動的原則。第二，社會黨採取的總的態度是正統的。它試圖跟工會一起工作，從而“在內部進行破壞”。它建立起正規的政治組織。在原則上它贊成跟歐洲社會主義大黨有相同意義的革命。它的理論不是非常正統的。實際上，它無論在德布斯還是其後任的領導下在理論方面都不是很重視，它允許在黨員中展開的教育工作有非常大的自由。但是，儘管它從來沒有能成功地吸收全國各地到處興起的當地勞工小黨，不過它直到共產黨開始競爭的戰後時期為止發展一直非常順利。我想，大部分社會主義者都會同意把它稱作是美國的唯一真正社會主義政黨。它的競選力量儘管和大部分社會主義政黨同樣是靠非社會主義同情者才擴大的，不過仍能衡量其嚴肅社會主義努力的程度。
但是德·利昂還有另一個機會。這個機會來自（也消失於）西部礦工聯合會。該聯合會的激進主義與所有理論背景都沒有絲毫聯繫，完全是粗魯的人們面對艱難環境做出反應的產物。這個工會為世界產業工人組織（1.W.W.）的建立奠定了基石。德·利昂跟他的同事們在這個組織里加進他們自己和別的垮台組織的殘餘，同時還把從各處來的或不知來處的大部分性質可疑的分子加進來，有知識分子，有無產階級，也有有知識的無產階級。不過該組織的領導人及他們所說的話是強有力的。其領導人除了德·利昂外，還有海伍德、特勞特曼、福斯特等。
為所欲為的突擊戰術和不妥協的戰鬥精神，取得一連串孤立的成功，只有革命詞彙和突擊戰術，此外別無所有是最終失敗的原因。我不需重述人們用各種觀點講過多次的故事，與我們有主要關係的是，這個組織曾被稱為工團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後來幾個州實施的工團主義懲治法就是用來對付它的。現場“直接”行動的原則和對西部礦工聯合會理論上的讓步，指清了產業工會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要任務。這是德·利昂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其顯然表明它是工團主義的組織。不過把它說成是工團主義的因素插入實質上始終是馬克思主義樹榦的分支里，要比把其說成完全是工團主義看來更為確切。
這樣，這位普通又偉大的社會學家這次又說對了。他說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都是非美國的。假如我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它跟我正在啰唆地試圖說明的道理完全一樣。美國的問題和態度偶爾借用這些外來的東西。
第四節法國的狀況與工團主義分析
到底工團主義是什麼，我們在法國的圖景中看得最清楚。在觀看這幅圖景之前，我們應大體上主要說一說有關法國社會主義的幾件事。
（1）法國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或許比所有別的地方更為著名。不過那裏沒有一個社會主義思想，在完美的凈化上和為人忠誠信仰的廣度上跟（譬如說）費邊社型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型的社會主義差不多。費邊社會主義需要英國的政治社會，而法國因為大革命及貴族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隨後的失敗合起來阻止那種社會的出現，所以沒有出現過像英國的那種社會。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要求有廣泛而統一的勞工運動，或者有作為召集知識分子的信條，它要求有與法國人追求自由的天性不相同的文化傳統。
（2）法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工匠、職員和小食利者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以標準的步伐進行，大型工業只有幾個中心，把法國社會分成這些階級的無論是什麼問題，首先它們在經濟上是保守的（在別的地方的保守主義沒有這樣廣泛的基礎），隨後它們日益支持包括激進社會黨在內的倡導中產階級革命的那些團體，激進社會黨能夠用一句話把這個黨形容透徹，即它既不激進，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很多工人屬於同一社會學類型，具有相同的思想。很多專門職業者和知識分子讓自己適應這個情況，從而說明雖然存在知識分子的生產過多和就業不足的情形，卻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嚴重。騷動是有的。不過在不滿分子中間，反對第三共和國中由種種不同環境形成的反教士傾向的天主教徒比厭惡資本主義秩序的人更加重要。正是因為前者而不是因為後者，引起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Dreyfus）時期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真正危險。
（3）結論是，儘管還是因為不同原因，法國並沒有比俄國或美國更多的發展嚴肅社會主義的餘地。所以它有多種多樣的社會主義和准社會主義而沒有嚴肅的社會主義。寄希望於“少數意志堅決者”行動的布朗基主義的黨就是很好的例子。不過最後由蓋德和拉法格建立起已經得到馬克思本人批准的階級鬥爭綱領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黨（1883年）。它按照正統路線發展，一邊在一條戰線上與埃爾韋型的盲動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作戰，一邊與饒勒斯的改良主義在另一條戰線上作戰，這情形跟德國馬克思主義黨所做的非常相似。但是它從來沒有得到與德國黨相同的重要性，在群眾或知識分子眼中也從來沒有跟德國黨相近的意義，雖然社會主義團體於1893年在議會中合併（佔有48席位，而執政的共和黨佔300席位）並最終導致統一社會黨在1905年的成立。
（4）我只打算把下面的事實簡單地談一談（不打算詳加評述），即上面粗略看到的社會模式要產生英國類型的有紀律的大政黨是不可能的。相反，任何人都知道，法國的議會政治變成小型不穩定團體的不斷更換舞伴的交誼舞，這些團體根據短暫的形勢和個人的利益及陰謀，有時聯合有時解體，按照我上面所提到的客廳遊戲的原則，一會兒建立內閣，一會兒搞垮內閣。政府的低效率就是這種議會政治的後果之一。另一個後果是，法國社會主義團體和准社會主義團體得到內閣職位的機會要比其他國家快很多，在那些國家裏雖然社會主義政黨有強大得多的力量，不過那裏的政治是根據十分合理的方法運行的。在1914年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之前，蓋德及其團體證明不受誘惑，以最佳的正統風格，向來拒絕跟資產階級政黨合作。不過這個改良主義團體，逐漸變為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它奉行的原則——不經過革命的改良——對這樣的合作不譴責，事實上也沒有理由這麼做。於是饒勒斯並不為在1898年德雷福斯危機時為了保衛共和國而支持資產階級政府而感到愧疚。就這樣，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主義原則和策略問題（它在英國或瑞典完全不成問題而在其他所有地方都是一個根本性問題）突然用最實際的形式在社會主義世界爆發了。這個問題因為一個外加的條件顯現出它獨特的刺激性。這個外加條件是：支持資產階級政府是一件事，雖然從嚴肅的正統派觀點看夠壞的了，而實際參加政府並分擔其責任根本是另一回事。與此同時，我們一定要設法了解“米勒蘭主義”為什麼必定要打擊法國的蓋德主義者和整個歐洲的正統社會主義者。對他們而言，“米勒蘭主義”是錯誤與罪惡，是對目標的背離和對信仰的玷污。這是非常自然的，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國際大會對它的詛咒也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理論上的詛咒以外和在它的背後是個簡單的常識。假如無產階級不打算支持有野心的政治家，不讓他們利用這種支持爬上權力高峰，就一定要最小心地注視對批准了的做法的任何一次偏離。每當形勢適合野心家妄圖取得權力的時候，奢談國家緊急危機的詭計（說到底，是不是有過政治家不認為是緊急危機的形勢）是非常老生常談和特別喪失信用的，不能夠完全騙過所有人，特別是已經學會從政治言辭中看出真正價值的法國無產階級。存在着群眾有可能對政治社會主義有輕蔑地厭惡的危險。
實際上，不僅只有這樣的危險。群眾的確已經對這種社會主義厭惡了。看，整個國家都看到政治效率低下、無能和草率做事的可悲景象，它是上文沒有全面地概述的社會學模式的產物，群眾不信任政府、政界人物和粗製濫造的作家，群眾對他們中的任何人都不再尊重，事實上除了對原先幾個偉大人物的懷念外，不再尊重所有人和所有事物。一部分工業無產階級保留天主教信仰，其他的人失去信仰。對於那些已經克服資產階級傾向的人，工團主義比所有能夠得到的、可靠的社會主義更加有吸引力，那種社會團體的發起人有可能在較小規模上對資產階級政黨的遊戲如法炮製。以工團主義為主要繼承人的法國式的革命傳統對於它的興起當然有幫助。
工團主義不但是革命的工會主義，而且它能夠包含跟後者無關的很多東西。工團主義厭惡政治和反對政治，因為它一般蔑視傳統政治機構的活動和通過它進行活動，特別是蔑視議會的活動。由於它既蔑視按照理論制定的建設綱領，也蔑視知識分子的領導，所以它反對知識分子。它的確給予工人的直覺不像馬克思主義訴諸知識分子想像中一定是工人直覺的那個東西，它答應工人他可以理解的東西，也就是佔有他工作的工廠，用肉體的暴力去佔領，最後用總罷工去佔領。
工團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或費邊主義不一樣，它不能為任何受過經濟學或社會學艱苦訓練的人所信奉。它沒有理論基礎，按照任何事物一定要達到合理化這個假設行事的作家，假如試圖為它設立一個理論，無可避免地會讓它孱弱無力。有人把它跟無政府主義相聯繫，作為社會哲學的無政府主義與它在根源上、目標上和意識形態上是根本不同的，雖然巴枯寧的工人階級追隨者的行為（1872—1876）在我們看來與它是多麼相似。另一些人試圖把工團主義作為以特殊策略癖好為特徵的特殊部分，歸入馬克思主義的範疇。這就得把對兩者都是最為重要的東西捨棄。另外還有一些人構想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品種——基爾特社會主義，作為柏拉圖式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作用。他們這樣做就一定要讓活動按照一個明確的、有最終目標的圖式，而沒有這種圖式正是它的一個突出特色。組織和領導奉行工團主義信條的勞工總同盟（1895—1914）的那些人絕大多數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或工會官員或者兼有兩種身份的人。他們充滿着憎恨和戰鬥精神。他們並不費心地去考慮假如成功了他們對這堆爛攤子將做些什麼。這還不可以嗎？我們為什麼應該拒絕承認有這麼一種抽象的好鬥性，它既不需要，也不注意任何議論，關心的只是勝利本身這一生活每天都教導我們的真理呢？
不過所有知識分子都能以適合他口味的方式把這個殘酷暴力後面的空虛填滿。暴力本身加上反知識和反民主傾向，若以無數人有種種理由嫌棄的分崩離析的文明為背景加以觀察，就有了很有深意的內涵。那些當時有這種感覺，不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憎恨沒有對資本主義民主理性主義的憎恨那麼深的人，退到正統社會主義那裏去是沒有自由的，因為正統社會主義有着更多的理性主義。無論是尼采派還是柏格森派，對於他們智力上的反智力活動來說，工團主義崇尚暴力的反智力活動在群眾中作為他們自己信條的補充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就這樣，一種非常獨特的同盟實際上產生了，工團主義最終把喬治·索雷爾當作它自己的哲學家。
當然，所有時候共存的所有革命行動和革命思想總是有很多共同之處，它們都是同一社會過程的產物，必定在很多方面以相同的方式，對同樣需要做出反應。同樣，它們在它們的爭論中彼此不免借用對方的觀點和宣揚自己的觀點。最後，無論團體還是個人，往往不知道他們的歸屬（假如有歸屬），有時是因為無知，有時是由於正確的優勢概念，他們把互相矛盾的原理混合成他們自己雜亂的信條。所有的這些讓觀察者稀里糊塗，也是當前對它有很多解釋的原因。尤其是曾在一個短時間盛行，很快被知識分子擁護者拋棄的工團主義的情況更加混亂。但是，不管怎樣我們能夠評價工團主義對索雷爾意味着什麼和索雷爾對工團主義意味着什麼，他所寫的《暴力論》和《進步的幻想》的確對我們做出評價有幫助。至於他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觀點與馬克思完全不同，這件事本身並沒有太大意義。不過站在反智力活動激流中，索雷爾社會哲學充分說明了社會力量的第一次實際表現，這股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始終是革命的。
第五節德國黨和修正主義，奧地利社會主義者
但是，為什麼英國的方法和策略在德國沒有效果呢？為什麼加強對抗並把國家分裂成兩個敵對陣營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策略卻能獲得成功呢？假如沒有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團體為社會重建努力，或者假如統治階層完全不理會它們的建議，這個問題原來是不難理解的。但是，一旦我們知道德國當局對當時社會緊急狀態比英國政治社會表現出更多而不是較少生機勃勃，而英國費邊主義者的工作在德國由非常相似的團體做得效率更高而不是更低的時候，這個問題就變成一個謎團了。
德國並不落後，至少在與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的名字連在一起的社會保障立法通過以前，德國始終在“社會政策”事務上領先。讓那些社會改良法案列入法令全書的是政府的創意，而不是來自下面的以讓人惱火的鬥爭堅持其權利的壓力。俾斯麥提倡社會保險立法。發展它並加上別的社會改良項目的是執行威廉二世指示的保守的文官（馮·貝雷普施，波薩多夫斯基伯爵）。全世界都認為創立的制度的確是讓人欽佩的成就。同時，工會活動不受約束，政府當局對待罷工的態度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全部的這些都是在君主制度的外衣下出現的，這一點跟英國的過程相比顯然是不同的。不過這種不同能趨向更大而不是較小的成功。但是，德國的君主政體向經濟自由主義（它的批評者稱之為“曼徹斯特主義”）讓步了一段時間之後，在做了一些必要的變更的前提下，乾脆恢復了它的為工人做它過去為農民所做事情這一老傳統。比英國發展得更好和更有力量的文官制度提供了完善的行政機制和立法思想及起草法案的技術。這個文官制度起碼跟英國文官制度一樣能接受社會改革的建議。它主要由貧窮的容克組成，其中很多人除了夠過清苦生活的薪水外沒有別的生活資料，他們把全身心都投入工作中，由於受過良好的教育和專業的知識訓練，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進行尖銳的批判，他們像魚喜歡水一樣喜歡工作。
這個文官機構中官員的意見與建議一般來自他們大學裏的教師——“講座里的社會主義者”。不管我們怎樣評判那些組織“社會主義政策協會”的教授們的科學成就，他們的工作常常缺少科學的精心安排，不過他們為社會改革的真正熱情是火熱的，他們傳播改革思想得到完全成功。文官們堅強地面對資產階級的沮喪，不僅制訂實際改革的每個方案，並且大力宣傳改革的精神。他們像費邊社成員一樣，主要對手頭的工作感興趣，不贊成階級鬥爭和革命。不過，他們也跟費邊社成員一樣，知道他們追求的目標，但他們對社會主義在他們前面道路盡頭逐漸出現並不介意。當然，他們設想的國家社會主義限於一國，也是保守的，不過它既不是假的，也不是空想的。
那麼，我想我們一定要再次承認，從短期看來（在這類問題上40年是短期）的方法和錯誤，個人和團體的缺少才幹，或許比形勢邏輯更能說明問題。另外我能指出的所有其他理由無疑是不恰當的。當然，個別邦的議會裏有擴大選舉權的鬥爭，但是對工業群眾最重要的事情在帝國議會（reichstag）的權限之內，所以，俾斯麥一開始就實施成年男子的普選權。更重要的是提高麵包價格來保護農業。這個措施顯然對社會氣氛有相當大的害處，特別由於它的主要受益者不是農民，而是東普魯士大中型莊園。不過，至於這個措施所發揮的實際壓力，到1900年左右向外移民事實上才停止，這個事實是無可爭辯的。不過，這條路線是找不到解釋的。
缺乏這種才幹再加上德國的行事風格，我們能夠就德國在國際關係中行為的明顯特性把事情弄得比較清楚。1914年以前，德國的殖民野心和別的對外野心——隔了這麼一段時間后這樣說看來是對的——的確不過分，特別是假如我們拿它跟當時英國和法國擴大帝國的、乾脆而有效的行動相比就更為清楚。德國事實上所做的或表示某種意圖要做的，沒有一件事能夠跟（譬如說）英國征服特勒凱比爾、布爾戰爭、征服突尼斯或法國征服印度支那相媲美。德國人慣於使用的說話方式比較放肆和咄咄逼人，另外，德國人就算在提出合理要求時表現的恃強凌弱的姿態也讓人難以容忍。比這更壞的是，德國人從不堅持一條路線，輕率地沖向永遠在改變的方向，忽然變為狂暴地退卻，一會兒有失尊嚴地撫慰，一會兒沒有絲毫必要地拒絕，直到全部這些因素讓全世界輿論嘩然並徹底厭惡。在國內事務上的情況也如此。
事實上，致命的錯誤是俾斯麥犯下的。這個錯誤只有假說他完全誤解那個問題的性質才能夠解釋。那就是他打算用強制手段鎮壓社會主義活動，這種手段以頒佈社會主義者鎮壓法（Sozialistengesetz）這項特殊法令而達到高峰。這個法令實施於1878年，一直到威廉二世在1890年將其廢除，也就是其時間之長完全能夠教育德國黨，讓它在1890年後的戰前所有時期里接受經歷過監禁和流放並有着罪犯和流放者精神狀態的那些人的領導。通過各種環境不幸的結合，結果是惡化了以後發生的整個過程。軍國主義和軍事光榮的思想是那些在流放中定型的人無法忍受的。而君主政體（它在別的方面同情一大部分有理性的社會主義者認為是眼前實際目標的事情）無法忍受的一件事是對軍隊和1870年光輝業績的輕視。主要是這個差異而不是什麼其他分歧讓雙方把對方看作敵人而不僅只是對手。在黨的大會上，一方面加上馬克思主義的詞彙（無論有怎樣明顯的空談味道），另一方面加上前文說過的咄咄逼人的態度，你就可以看清這幅圖畫。無論有多少富有成果的社會立法，無論有多少遵守法律的行為，都不能避免相互呼喝“不行”（NonPossumus），隔着紙板屏障兩個主持人相互謾罵，向對方擺出一副最恐懼的面孔，原則上要把對方生吞活剝。所有的這些並沒有真正嚴重傷害對方的意思。
從這種狀態下形成的局勢，顯然有其危險性（因為不負責任的巨大權力總是危險的），不過局勢完全不像它看來那樣讓人不安。聯邦和邦政府（或者晉陞到內閣一級組成那些政府的文官們）所關心的主要是誠實而高效的行政機構和有益的總體上進步的立法，以及陸軍和海軍的預算。這些目的都沒有受到社會主義者投反對票的重大危害，尤其是海陸軍預算的通過，大部分時候因為絕大部分國民的支持而得到保證。而組織良好的由奧古斯特、倍倍爾傑出領導的社會民主黨，一心一意鞏固和擴大它的得票數，選票實際上增加得特別迅速。政府對此並不進行嚴重干擾，政府機構小心地遵守給予黨徒活動實際所需的全部行動自由的法律條文。政府機構和該黨雙方都有理由感謝對方，特別在比洛執政期間，政府為人們作演說的過多的能量提供發泄機會，而雙方也都需要這種機會。
因此，這個黨不僅讓人滿意地發展，並且安定下來。這個黨有一個辦事機構，建立了黨報，有一批資深政治家為其支柱，全部人員都有適當的收入。一般地在他們自己崗位上安心工作，總的說來受到高度的尊敬——就這個詞的所有（包括資產階級的）意義上說。一個工人階級成員的核心成長起來了。對於核心成員而言，參加黨不再是選擇問題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越來越多的人“生來就是黨員”，養成了不加絲毫懷疑地接受黨的領導及其教義問答手冊的習慣，就一些黨員來說，當時的教義手冊對於他們正好等於教會的教義手冊之對於現在的尋常男女。
全部的這一切，因為非社會主義政黨沒有能力有效地競爭工人選票而得到很大的促進。這方面有一個例外。中央黨也就是天主教政黨一方面擁有它所需要的一切人才，因為它有全體教士的忠心支持，另一方面它準備設法爭取勞工的選票，辦法是盡量在不會激怒它的右翼而它自覺可以做到的範圍內進行社會改革，並採取1885年《不朽的上帝》和1891年《新事物》這兩次教皇通諭中教義的立場。不過所有別的政黨，出於不同原因在不同程度上都站在和工業無產階級互不信任（假如不說相互仇視）的立場上，從來不想對任何數量的勞工投票人進行自我宣傳。這些勞工投票人，除非是活躍的天主教徒，他們相應地除了社會民主黨外很難有任何政黨能夠信任。按照英國和美國的經驗看來，這樣愚蠢的事情讓人不容易相信，但是允許社會主義大軍大步進入政治上沒有任何防衛的領域，卻是事實。
現在我們能夠理解那些從表面上看來這麼不容易理解的事實，即德國社會主義者之所以這樣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信條的原因。一個可以提出具有特色的信條但是不僅被完全排斥在政治責任之外並且沒有任何擔負政治責任近景的強大政黨，只要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必然會保持這個信仰的純潔性。但是沒多長時間，當愛德華·伯恩斯坦冷靜地着手“修正”黨的信條的整個結構時，發生了嚴重的爭吵。經過我對形勢的說明，這場爭吵是不會讓人驚奇的。
就算最老於世故的政黨也知道對其重要政綱的改變會帶來的危險。一個政黨，其政綱及其本身的生存全都寄托在它的信條上，在這種情況下要做完全的改革必定會發生可怕的震動。
這當然是黨所不能忍受的。伯恩斯坦是個傑出的人，但不是馬克思智力上的對手。就如在第一篇中我們所看到的，他在他並沒完全理解的經濟史觀問題上走得太遠了。他斷言農業部門的發展反駁了馬克思經濟控制集中化的理論，也說得過頭了。還有其他的一些論點招來有效的反駁，以致正統派戰士考茨基發覺掌握他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論據並不十分困難。在這樣的環境下，倍倍爾採取的路線就如一些同路人和別的批評者當時指出的那樣既不明顯隨和也不明顯專橫。他對修正主義進行強有力地斥責，藉以掌握左派。他在1899年的漢諾威大會和1903年的德累斯頓大會上咒罵修正主義。不過他要把重申階級鬥爭和別的信仰條文的決議寫得讓“修正主義者”有可能順從，這批人確實順從了，於是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反對他們，儘管我相信有過一些懲罰行動。在黨的支持下伯恩斯坦本人被允許進入帝國議會。馮·福爾默繼續留在黨內。
工會領袖們把他們的肩膀聳了聳，對再三灌輸的理論竊竊私語。他們早就是修正主義者了。不過只要黨對他們當前利害攸關的事務不干預，只要它不讓他們做他們確實不願做的事情，他們對這些是不很介意的。他們保護幾個修正主義者，也保護他們的文化機關。他們非常明確地表示，無論黨的哲學怎樣，公事公辦，要做的就是這些。
把理論看作是非常重要的，知識分子修正主義者和一些非社會主義同情者（他們想要參加不強調階級鬥爭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想的肯定不同。就是他們在談論黨的危機，並對黨的未來沒有一點兒信心。實際上，本身不是知識分子也不是尚空談的溫和激進分子朋友的倍倍爾急忙警告他們丟掉這種想法。不過這一切對黨的基層黨員沒產生多大幹擾，他們跟隨他們的領導人，一直高喊他們的口號，完全不在乎馬克思或倍倍爾對這件事會說什麼，直至他們為保衛他們的國家匆忙拿起武器。
我們剛才簡略評述的事態由奧地利黨平行而不同的發展做了一些有趣的說明。按照該國非常慢的資本主義發展步伐，讓它多花20年的時間才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要素是符合我們預期的。從微小並不太可靠的起點慢慢興起，它終於在維克托·阿德勒領導下在1888年海因費爾德大會上成立。他在團結居住在該地區的所有各民族的社會主義者這個近乎絕望的事業中取得成功，他以卓越的才能在這之後的30年中領導他們。
這個黨也是正式馬克思主義的黨，形成黨知識分子核心的才華出眾的猶太人小圈子——新馬克思主義者，就如我們在第一篇中所提到的，它甚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做出眾多貢獻——沿着正統的路線前進，在做法上顯然有所改變。
第六節第二國際
馬克思主義政黨政綱中的國際主義政策要求有一個像已消逝的第一國際那樣的國際組織成立。以馬克思信條衡量，別的社會主義團體和勞工團體都不是國際主義的。不過，部分由於繼承了資產階級激進主義，部分由於對各自國家內上層階級政府的憎惡，它們儘管程度不同卻全都具有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的觀點與感情，所以它們進行國際合作很容易。1889年第二國際的成立體現了真正試圖調和不可調和事物的妥協，而且一直工作到1914年。對於這個主題只需說上幾句就可以了。
第二國際有一個國際局，有代表大會正式辯論策略和原則問題。第二國際要組織所屬政黨和團體之間的接觸，要統一觀點，對行進的路線進行協調，對不負責任的行為要限制，還要鞭策落後者，並儘可能快地造成國際社會主義輿論，從社會主義者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都是特別合乎需要的和重要的，儘管按照這些事情的性質，積極的結果要幾十年時間才會成熟。
所以，國際局的首腦和成員肯定不是國際社會主義的指揮部。他們不像第一國際那樣制定政策和施行政綱。各國黨和勞工團體有充分的自主權和自由加入別的適合它們獨特目標的國際組織。他們喜歡甚至祈求參加工會，還有合作社和教育團體，不過它們在那些團體中不發揮領導作用。各國黨仍舊保持一個共同點，這個共同點特別廣泛，完全可以讓這一邊的斯陶寧和布蘭廷和那一邊的列寧和蓋德一直合作。這個國際組織中的某些成員顯然看不起另一些成員那種畏首畏尾的自我剋制，而後者則反對前者頭腦發脹的激進主義。有時候事態發展到可怕地近乎你死我活的程度。
聽起來有些奇怪，第二國際的成立主要取決於俄國人和蓋德主義者支持下德國人的努力。他們十分清楚地懂得，德國以外的聲稱為社會主義力量的大部分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來說，簽署39條是一件事，同時保留解釋它的充分自由。很自然，比較熱情的追隨者對這非常震驚，並直言信仰正墮落為沒有實質的形式。不管怎樣，德國領導人對這種情況還是容忍了。倍倍爾知道他能走多遠，他的忍耐實際上立即碰上英國人的忍耐，他知道他的忍耐最後將得到報酬，假如不發生戰爭，他的目的必然會達到。就這樣，他運用策略對無產階級陣線進行鞏固，意圖及時讓它具有生命力，在這麼做時，他顯示出傑出的才能，如果德國外交有同樣的才能，或許會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的確，某些結果成熟了。第一個十年左右的時間中所進行的有些不明確的討論最終集中到外交政策上，跟共同觀點有點像的那種東西終於開始出現。這是跟時間的賽跑。這場賽跑失敗了。如今提到那個時期的所有記者都感到有資格為他所想像的國際社會主義在大戰爆發時垮台的原因譴責第二國際。但這是所採取的最膚淺的觀點。1912年巴塞爾非常大會和大會號召各國工人努力爭取和平，必然是它在那種環境中可能做的全部。向一個哪裏都不存在僅存在於個別知識分子頭腦里的國際無產階級發出總罷工的號召，不會有更大的效果，它的效果要小得多。爭取做到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成功的而不是失敗的，無論最後證明這個成功是多麼不足。如果有失敗，那麼它發生在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國內戰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