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成長時期

一些社會主義學說中的根源大概和最早合情合理的思想同樣古老。只要這些學說沒有辦法讓所有人信服社會發展過程必定導致實現社會主義的話，它們是美麗的或可怕的夢幻是由跟社會現實接觸而產生的無力的渴望。它只要跟現存的或潛在的社會力量源泉沒有確定的接觸，社會主義者的努力相當於對着荒野說教——柏拉圖式的說教，所有的政治家都不需要為之操心，所有的社會過程的觀察家都不需要把它列入能起作用的要素。

這就是馬克思對先於他的或跟他同時提出競爭性教義的社會主義者提出批評的要旨，以及他之所以稱他們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原因。原因不全在他們的很多計劃是明顯的怪念頭或者都在知識上比一般水平低，而是由於這些計劃根本上沒有被執行過，也不能被執行。

直到19世紀上半葉，托馬斯·莫爾爵士（1478—1535）的《烏托邦》還一直被廣泛閱讀、讚揚乃至抄錄。它說明了卡貝和貝拉米的成功，他們向人們展示了一幅樸素、高尚和平等社會的圖畫。那個社會正好跟莫爾時代的英國社會相反。書中的理想只能是一種批判社會的文學形式。或許我們不必把它看作是莫爾嚮往的實際社會計劃目標的表現。不過，假如它真的被人們這樣理解（過去是這麼理解的），困難不在於它的不能實行。在一些方面它並不比現時田園詩式的社會主義實際可行性更小。比如，它正視權威問題，它坦然地接受較低的生活標準的前景，顯然還把低標準稱為美德。真正的困難在於書里不想指出，社會如何漸漸趨向那個理想境地（除非可能通過信仰上的改變），或者產生理想境地所依靠的真正要素是什麼。我們能夠喜歡或厭惡這個理想，但是我們對它做出有影響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把現實問題的解決寄托在空洞的理想上，是不容易據此建立政黨和制定政綱的。

羅伯特·歐文（1771—1858）的社會主義是另一種類型的代表。歐文是一位製造商和實際改革家，他不滿足於想像或採取小型自給自足社會的思想，在那種社會裏人們按照共產主義原則（按此詞的最大膽意義）生產和消費自己的生活資料。他事實上着手去實現他的想法。首先他希望政府有所行動，然後他試圖建立一個典型來實施他的計劃。因此看來他的計劃比莫爾更能實行。它不但有理想，它還有通向理想的橋樑。但是事實上，這種橋樑只有助於更明確地說明烏托邦主義的性質。因為無論是政府行動還是個人努力都作為天外飛來的救星引入——這件事之所以一定要做，僅僅是由於某個人認為它值得做。指不出或無法指出有哪種社會力量為這個目標努力。沒有土壤供給玫瑰花生長。就讓它們飽餐人們對它們美麗的稱讚吧。

這番話對蒲魯東（1809—1865）的無政府主義一樣適用，只是他學說中準確的經濟學錯誤要比輕視經濟學論證的別的無政府主義的經典著作明顯得多，無論是強調自由的和無政府的個人合作，還是強調為個人合作開闢道路就要完成破壞的任務，他為什麼能避免推理錯誤的原因主要在於他避免推理。像“詩人、精神病人和愛好幻想者一伙人”那樣，他們在本質上做不了任何事情，除非把社會主義計劃搗亂和在革命激動形勢中增添混亂。馬克思對M.巴枯寧的所作所為感到憎惡，有時還摻雜着絕望。

不過無政府主義是帶有復仇心理的烏托邦思想。我們提到這種病態的烏托邦思想，僅僅是為了把事情說清楚，也就是說這種14世紀心理狀態的復活與真正烏托邦社會主義不應該相混淆，後者在聖西門（1760—1825）著作中有最精彩的闡述。在他的著作中，我們發現理智與責任心結合成強大的分析力。設想的目標既不荒誕也不縹緲。欠缺的是方法。他提出的唯一方法又是政府行動，而在當時，由政府採取行動差不多都是資產階級的點子。

假如人們贊同這樣的看法，那麼結束社會主義未成年期的重大轉折，實際上必定和卡爾·馬克思的名字及著作聯繫在一起。如果這種轉折有可能確定時間，我們能夠把它定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出版，或者定在1864年第一國際的成立。就是在那個時候，理論上的標準和政治上的標準都能夠嚴肅地說是符合了。但是一方面，這個成就只是總結了幾個世紀未成年期的發展；另一方面這個成就以非同尋常的方式讓這些發展公式化，那種方式或許在實際上（肯定不是在邏輯上）是唯一可能的方式。所以，正統社會主義對未成年期一些人的判斷一定要在某種程度上給予修正。

第一，假如說幾個世紀裏的社會主義計劃方案全是夢想，那麼方案的大部分是合理化了的夢想。少數思想家在合理化上取得的多多少少完美成功，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夢想，而是非統治階級的夢想。所以，這些思想家不是完全生活在雲端，他們也幫着把在下面打瞌睡不過打算蘇醒過來的人帶到上面來。

第二，未成年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預備了後來被證明有用的很多磚塊和工具。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思想畢竟是他們創造的，因為他們的努力，讓馬克思和他的同代人可以像討論每個人都熟悉的東西一樣討論社會主義社會。並且很多空想社會主義者做得更多：他們制訂了社會主義計劃或某種社會主義計劃變種的細節，以此對各種問題進行系統的闡述（無論如何不恰當）和清理很多場地。甚至他們對純經濟分析所做的貢獻也要重視。它為沒有它便會黏滯得沒法下咽的布丁提供非常必需的發酵劑。何況很多分析幾乎是專門的著作，改進了當時的理論，對馬克思非常有好處。像威廉·湯普森等這些悉心闡述勞動價值說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和准社會主義者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被馬克思指定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那些人並不是跟群眾運動完全沒有接觸。某種不可避免的接觸是由這樣的事實促使的，那就是使知識分子的筆動起來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也將讓包括農民、工匠、農業勞動者，甚至流浪漢和暴徒在內的一些團體或階級行動起來，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與他們建立起非常緊密的接觸。16世紀革命時，農民的要求是由知識分子系統闡明的，在以後幾個世紀裏，知識分子與農民的協調和合作漸漸變得更加緊密。法國大革命時期唯一純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格拉古”巴伯夫（“Gracchus”Babeuf），被當作對政府非常重要的人物，1797年送他上斷頭台對他加以表揚。在英國也有這種情況的最好例證，我們只需從這個角度來比較17世紀的平均派運動和19世紀的憲章運動就能理解。在平均派運動中，溫斯坦利以個人身份參加和領導這場運動；在憲章運動中，眾多的知識分子組成一個團體行動，儘管他們的合作最終集中為基督教社會主義，它不是全部脫離當時群眾運動的一批學者的秘密活動。在法國，最好的例子是1848年路易·布朗的行動。所以在這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樣，烏托邦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僅僅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質上的不一樣。未成年期社會主義與階級運動的關係是偶然性的，通常說來不是根本原則性的，階級運動與馬克思及馬克思以後社會主義的關係，顯然是根本原則性的，跟政府與常備軍的關係相類似。

還有特別重要的一點需要提出來，我希望它不會是一個障礙。我原先說過，斷定建立社會主義的兩個必要的、嚴肅的政治要素，即存在朝向社會主義的趨勢和它跟現存的或潛在的社會力量源泉有永久性的接觸的學說一定是在19世紀中葉，邏輯上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建立起來的。馬克思和大部分同時代的人堅持認為，工人階級是積極與這種趨勢有關的唯一階級，所以它是社會主義者能夠開發的唯一力量源泉，正是這種觀點讓他們的學說帶有一種特殊的傾向性。對於他們而言，社會主義主要代表着把工人從剝削中解放出來，而“工人的解放必定是工人階級自身的任務”。

馬克思跟他的大部分前輩不同，他想要讓一個現存的運動（不是夢幻的）合理化，他和他的繼承人的確部分控制了這個運動，這點基本上依然是正確的，不過他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差別比馬克思主義者要我們相信的更小。如我們所知道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思想中有很多的現實主義，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有比他們承認的更多的非現實主義的夢想。

按照這個事實，我們將對未成年期社會主義者的見解更加看重，因為他們並不單獨強調無產階級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們看來，他們對政府和對無產階級之外的各階級的期望要比馬克思看來少些幻想性，多些現實性。因為國家，它的官僚機構及管理政治機器的集團，對於尋找社會力量源泉的早期社會主義者看來是有光明前景的。目前應該清楚，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有和群眾相同的“辯證的”必然性走上所希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