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紙上臥遊記》（6）
第四十六章《紙上臥遊記》（6）
宿命論的宿命之爭
1.
西方哲學倒也不全是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邏輯思辨，人生指南當然也是有的，只不過他們總想把人生指南打扮得理性一點，至少經得起合乎邏輯的推敲。偏重感性的、富於東方色彩的人生指南雖然不多，但也有過一些轟轟烈烈的場面。
我曾看過一篇舊雜誌上的報道，外國記者刁難一位名人，說你們既然那麼自信，卻為什麼對存在主義思潮特別緊張呢？名人答道：“這就好比我的身體雖然很健康，雖然吃下一隻蒼蠅也得不了病，但我還會小心提防不讓自己吃到蒼蠅。”有天我看了《功夫熊貓》第二部，這個動畫片雖然一派中國元素，但核心價值觀正是標準的存在主義。熊貓阿寶不僅憑着中國功夫，更憑着西方的存在主義價值觀戰勝了邪惡的孔雀王子。
80后、90后可能沒幾個人看得出這個門道，但在20世紀80年代經歷過薩特熱、海德格爾熱的人應該會發出會心一笑了，而那位名人如果也是今天的觀眾之一的話，會不會感嘆這潤物細無聲、殺人於無形的價值滲透呢？
存在主義就是西方哲學裏典型的人生指南，所以那些自詡純正的哲學家們不願意正眼看它，像羅素寫《西方哲學史》根本就沒給存在主義任何篇幅，當然，存在主義者們也很排斥羅素那些人。倒是海德格爾選擇了一個超然的姿態，索性不把哲學當作一門學問，而僅僅當作每個人最私人的心靈感悟罷了。所以海德格爾在專業圈以外的名氣也大得驚人，這實在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
2.
如果在人生哲學裏做個細分，那麼存在主義應該算是勵志類的，鼓勵人們積極向上，把握人生的選擇；現在更流行的是心靈雞湯類，教人們謙和恬淡，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或者說“怎麼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生活”。
心靈雞湯式的哲學在西方傳統里也是有的，和勵志類一樣，也不在主流的哲學傳統之內。
古羅馬哲學皇帝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就是這樣的一本書，書裏邊以一種無比豁達的語調論證了這個世界裏其實並沒有惡，我們之所以覺得這個世界裏充滿骯髒和罪惡，那只是因為我們不曾把宇宙的至理想通：
最後，以一種歡樂的心情等待死亡，把死亡看作不是別的，只是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的分解。而如果在一個事物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元素本身並沒有受到損害，為什麼一個人竟憂慮所有這些元素的變化和分解呢？因為死是合乎本性的，而合乎本性的東西都不是惡。（[古羅馬]馬可·奧勒留着，何懷宏譯：《沉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7頁）
當洗澡時你看到這樣的東西——油膩、汗垢、骯髒、污穢的水，所有的東西都發出令人作嘔的氣味——生命的每一部分和一切事物都是如此。（《沉思錄》，第7頁）
痛苦或者對身體是一個惡（那就讓身體表示它的想法吧），或者對靈魂是一個惡；但是，靈魂堅持它自己的安寧和平靜，不把痛苦想作一種惡，這是在它自己的力量範圍之內。因為每一判斷、活動、慾望和厭惡都是發生在內心，而任何惡都不能上升得如此高。（《沉思錄》，第98頁）
如果你因為什麼外在的事物而感到痛苦，打擾你的不是這一事物，而是你自己對它的判斷。而現在清除這一判斷是在你的力量範圍之內。
一般來說，惡全然不損害到宇宙，特別是，一個人的惡並不損害到另一個人。它僅僅損害這樣的人——只要他願意，就可以擁有擺脫惡的力量的人。（《沉思錄》，第105—106頁）
損失只不過是變化。而宇宙的本性歡喜變化，通過服從於它，所有事物現在都進行得很好，自古以來一直是以類似的方式進行，在無盡的未來也將是如此進行。（《沉思錄》，第118頁）
或者是所有東西都來自一個理智的本原，在一個身體中結為一體，那麼部分就不應不滿於為了整體的利益所做的事情；或者只有原子存在，除了原子的混合與分解別無他物。（《沉思錄》，第119頁）
這種道德說教是自有一套哲學背景的。在哲學史上，馬可·奧勒留是晚期斯多亞學派的三大代表人物之一，葉秀山、王樹人主編的《西方哲學史（第二卷）》（姚介厚著）說這一派的新特點有：“將斯多亞學派哲學高度倫理化，很少理論思辨的研究，注重道德實踐性，對邏輯學幾乎不做研究，涉及少許自然哲學也是為倫理目的做旁飾，而倫理的研究主要是為帝制的穩固統治提供法制的倫理根據和建樹倫理道德秩序，是奉獻給君主的道德統治術和羅馬帝國式的世界主義政治倫理。”（姚介厚著，葉秀山、王樹人主編：《西方哲學史（第二卷）》，鳳凰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7頁）
具體說到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這部著作表明，馬可·奧勒留和先前的羅馬斯多亞學派一樣，不論及邏輯學，重在論述神主宰自然、社會與人生，發揮愛比克泰德的道德論說，力圖繼續用斯多亞學派的天命觀、神道論和倫理、政治觀，維繫羅馬帝國這個龐大的‘世界共同體’……他哀嘆人生無常，萬物流轉，天道輪迴，在變幻莫測的苦難中，人只能聽從命運的安排，唯求內心寧靜，他的倫理學中有悲觀主義宿命論的基調。馬可·奧勒留的斯多亞主義已散發出悲涼氣息，表明它已無力發展自身以療救江河日下的羅馬帝國。他的學說標誌着羅馬斯多亞主義走向終結。”（《西方哲學史（第二卷）》，第1002—1003頁）
《西方哲學史》的評價也許並不對中國老百姓的口味，專家們嫌《沉思錄》太不哲學了，老百姓卻很可能覺得這才是我們最需要的“人生哲學”。奧勒留皇帝倒不是憑空地發些道德議論，而是在一個哲學的大框架下小心地推論出那些道德倫理的。比起中國的傳統哲學，這已經算是很哲學、很邏輯了。
奧勒留相信神創造了宇宙，並且在一開始就為宇宙當中的萬事萬物打造好了嚴格的因果鏈條，換句話說，就是規定了所有人和所有物的宿命。一旦你想通了所有的悲歡離合不僅是宿命的安排，更是神的意旨，你就有十足的理由心平氣和、氣定神閑了。
但這好像還不夠。你會很不服氣地質問：“為什麼神安排的命運裏邊會有那麼多的骯髒和罪惡呢？”奧勒留皇帝會苦口婆心地告訴你，你之所以有這種感覺，只是因為你的眼界太褊狹了，只要你學會用“整體”的眼光看問題，從大局着眼，就會發現那所謂的骯髒和罪惡都只不過是至善的不可或缺的小小環節。讓我用音樂來舉例好了，如果你聽到一個聲音覺得刺耳，那只是因為你單單去聽這一個音符，只要你把完整的樂曲傾聽下來，就會知道那個音符是一段美妙旋律當中必不可少的一分子，是一個悠揚和聲中的第一個聲音。那些骯髒和罪惡其實並不是真的存在，只是你褊狹內心所形成的荒謬的主觀感受罷了。
想通了這些道理，你就可以坦然面對一切逆境，不要怕別人會傷害到你，因為“一個人的惡並不損害到另一個人”。簡單講，心態決定一切。
可以令你更加感到欣慰的是，壞人不但傷害不到你，還會傷害到他自己，因為“那作惡者也是對自己行惡。那做不義之事的人也是對自己行不義，因為他使自己變壞”。（[古羅馬]馬可·奧勒留着，何懷宏譯：《沉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11頁）
這種觀點即便在心靈雞湯里都稱得上是一劑猛葯，但這不是西方獨有的怪論，中國的古代先哲也這麼講過。《左傳》開篇有一個“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講鄭莊公處心積慮地誘使自己的弟弟犯罪，然後名正言順地把他除掉。記得初中語文課本選過這篇文章，這該算是家喻戶曉的故事了吧。宋代大學者呂祖謙在《東萊博議》中評論鄭莊公，簡直和奧勒留皇帝不謀而合，我曾在其他著作中寫道：
從文字技巧來看，呂祖謙這篇範文確實稱得上範文。先從比喻入手，說明鄭莊公如同釣者，叔段好比魚兒，這世上沒有人會因為魚兒被釣上了鉤而責怪魚兒的不是。叔段原本並不壞，只是腦瓜笨，這才一步步上了庄公的當。然後詞鋒一轉，加以道德評論，說叔段之惡與日俱增，而庄公之惡也隨之與日俱增，人們都認為庄公只是殺了一個弟弟，作者卻認為庄公動一下殺弟的念頭就算殺弟一次，動了千萬次念頭自然要算是殺掉了千萬個弟弟，罪過實在太大。
接下來再論鄭莊公的用心，陰險至極，騙過了舉國之人，處心積慮要除掉叔段。但這還不算完，作者又舉《左傳》後文的兩處例子，以證鄭莊公的欺世之心。最後一段峰迴路轉，說鄭莊公雖然是加害人，自己卻也是個受害者。這實在是一個怪論，自然會引起讀者的好奇，於是作者解釋道：要想騙住別人，先得騙住自己的心，庄公得意於自己騙過的人很多很多，卻沒想到自己的心也同樣被騙過很多很多。受了別人的欺騙，其害處無非只是身害；去騙別人，自己卻會落下心害。哀莫大於心死，心害甚於身害，欺人者本要欺騙別人，卻也害了自己，好比釣者吞了自己投下的釣餌，好比獵人掉進了自己挖下的陷阱，天下只有最笨的人才會做這種事。所以說，鄭莊公既是天下最陰險的人，也是天下最笨的人。
這番邏輯看似離奇，卻是呂祖謙偏於象山心學的哲學觀點的反映，所謂“人心皆有至理”，對“心”的傷害才是對人最大的傷害，這是對朱熹之“理”與陸九淵之“心”的巧妙彌合。（熊逸著：《春秋大義2：隱公元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70頁）
當我們遭受不公的時候，想想這樣的道理，也許的確能讓心裏好過一點。尤其再想到其實一切都是宿命，那還有什麼值得操心和憂心的呢？
古今中外相信宿命論的人絕對不在少數，宿命論看上去也確實是最能令人心情寧靜的一種說辭。我們可以在大哲學家的行列里找到一個偉大的榜樣：斯賓諾莎，他真誠地論證出了宿命論的觀點，並且最難得的是，他自己終生奉行這套哲學，既沒有一點虛偽，也不曾有過任何動搖。
以下我來摘引一段斯賓諾莎的主要觀點和羅素的反駁，不知道人們更願意站在哪一邊呢。
斯賓諾莎認為，你如果把你的災難照它的實質來看，作為那上起自時間的開端、下止於時間盡頭的因緣環鏈的一部分來看，就知道這災難不過是對你的災難，並非對宇宙的災難，對宇宙來講，僅是加強最後和聲的暫時不諧音而已。這說法我不能接受；我以為個別事件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因為納入整體而變得不同。各個殘酷行為永遠是宇宙的一部分；後來發生的任何事絕不能使這行為變惡為善，也不能把“完善性”賦予包含着它的那個整體。
話雖如此，假若你合該不得不忍受比人的通常命運壞（或在你看來壞）的什麼事，斯賓諾莎講的想整體，或總之去想比你個人的悲痛更遠大的事情，這樣一條做人原則仍舊是有用的原則。甚至也有些時候，我們細想人類的生活連同其中含有的全部禍害和苦難，不過是宇宙生活里的滄海一粟，讓人感到安慰。這種思想可能還不足構成宗教信仰，但是在這痛苦的世界上，倒是促使人神志清醒的一個助力，是救治完全絕望下的麻木不仁的解毒劑。（[英]羅素著，馬元德譯：《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05—106頁）
但是你所愛的人們遭的不幸又當如何對待呢？試想一下歐洲或中國的居民在現時期往往會遇到的一些事。假定你是猶太人，你的家族被屠殺了。假定你是個反納粹的地下工作者，因為抓不着你，你的妻子被槍斃了。假定你的丈夫為了某種純屬虛構的罪，被解送到北極地方強迫勞動，在殘酷虐待和飢餓下死掉了。假定你的女兒被敵兵強姦過後又弄死了。在這種情況下，你也應該保持哲學的平靜嗎？（《西方哲學史（下卷）》，第103頁）
今天的勵志讀物完全會站在斯賓諾莎一邊，即便宿命論這個提法已經不合時宜了。羅素的話雖然在理，但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實，還是視而不見的好。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一個信奉了宿命論的人，真的就能過上他的“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嗎？斯賓諾莎看來是過上了，他的一生除了因為堅持信念而不屈於威逼利誘之外，完全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默默地忍受被同胞放逐的生活，以磨鏡片為生，拒絕一切榮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用羅素的話說：“斯賓諾莎的為人極徹底地實踐這句箴言。他在生活的最末一天，完全保持鎮靜，不像《斐多篇》裏寫的蘇格拉底那樣情緒激昂，卻如同在任何旁的日子，照常敘談他的對談者感興趣的問題。斯賓諾莎和其他一些哲學家不同，他不僅相信自己的學說，也實踐他的學說；我沒聽說他有哪一次，儘管遇上非常惹人生氣的事，曾陷入自己的倫理觀所譴責的那種激憤和惱怒里。在與人爭論當中，他謙和明理，絕不進行非難，但是竭盡全力來說服對方。”
現在我們先不考慮宿命論究竟是對是錯，只從功效的角度着眼。如果宿命論真能如此有效地撫慰人心，直接拿來為我所用也就是了，管他真假對錯呢！其實在進入理性時代之後，一些宗教人士也對自己信仰的真偽有些懷疑了，但他們還是熱忱不改地四處傳教，因為他們相信信仰畢竟還是有補於世的。
那麼，宿命論者應該採取同樣的策略嗎？
3.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位在宿命論里跳進跳出的人物，他就是明代的袁黃，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了凡。他把自己的傳奇一生寫下來教育兒子，這些文字後來被刊刻出版，題為《了凡四訓》，直到今天還有各個版本在賣，還有高僧大德在講。陳曉旭還專門拍過一部《了凡四訓》的電視劇，據說不為賺錢，只為傳播福音，我並不懷疑她的真誠。
袁了凡在《明史》裏只有極其簡略的兩三筆記載，不是什麼大人物，但其生平極具傳奇色彩。
袁了凡生於嘉靖十四年（1535），江蘇人，在他15歲的時候，偶遇一位精通邵子皇極數的孔老先生。孔老先生為袁了凡批了一生的命數，預言他將來何時中舉，何時做官，具體而微到了中舉中第幾名，做官做到多大、俸祿多少，算得非常詳盡，沒有一句含糊其詞，最後說他能活到54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壽終正寢，命中無子。
袁了凡當時半信半疑，但隨着日子一天天過去，孔老先生當初的每一個預言都準確無誤地應驗在了自己身上。終於出現過一次小小的偏差，袁了凡以為孔老先生畢竟不是神人，百密一疏，看來命運或有轉機，沒想到世事陡轉，還是應驗了預言。
人生活到這種境地，當真可以雲淡風輕、無欲無求了。但袁了凡可不像斯賓諾莎那般寂靜洒脫，反而變得心灰意冷，不再追求上進，一切聽天由命。尤其是，在當時的社會裏，沒有子嗣可是一個天大的缺憾，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可袁了凡縱然想要兒子，一想起孔老先生的批語，也就只好絕了念頭。
到了35歲那年，袁了凡要去南京國子監讀書，在報到之前，他先去拜訪了在棲霞山修行的同鄉雲谷禪師。兩人面對面坐在一間禪房裏，一連三天三夜，連眼睛都沒有閉過。雲谷禪師很是奇怪，問袁了凡說：“凡人的心中都有妄念，在心中糾纏不休，而我觀察你在這三天時間裏靜如止水，不曾起過一個妄念，這是怎麼回事呢？”
袁了凡講了自己批命以來的種種事情，說自己的命運既然已經註定，索性也就聽天由命了，自然起不了什麼妄念。雲谷禪師啞然失笑，說原本以為袁了凡境界非凡才能有這般表現，沒想到只是一個碌碌之輩罷了。
雲谷禪師繼而講了一番命數的道理，說凡人的心中總是胡思亂想，所以會被陰陽氣數束縛，這才有了命數，若你是極善之人，這命數就拘不住你。因為極善之人縱然命里註定吃苦，但大善事的力量變苦為樂，變貧賤為富貴，變短命為長壽。極惡之人也不受命理的拘束，儘管他命里註定享福，但大惡事的力量可以變福為禍，變富貴為貧賤，變長壽為短命。你既然20年來被命數拘得死死的，就說明你只是一個凡夫俗子罷了，既非大善，也非大惡。
袁了凡聽到了一線希望，問雲谷禪師這個命數可否逃得過去。雲谷禪師說了一番很要緊的話：“命自我立，福自我求。我作惡我就折福，我行善我就得福。這是各種書里都講過的，我們佛經里也說：一個人要求富貴就得富貴，要求兒女就得兒女，要求長壽就得長壽。一個人只要多做善事，命數就拘他不住了。這是佛菩薩說的話，說謊是佛家的大戒，哪有佛菩薩還會亂說假話騙人的呢？”
袁了凡豁然開朗，接受了雲谷禪師的指教，還把以前做過的錯事在佛祖面前認真懺悔了一遍，並且作了一篇文，先祈求能得到功名，然後發誓要做三千件善事來報答天地祖先的生育之恩。雲谷禪師拿了功過格給他，要他真心誠意地把每天的所作所為都記在上邊，善事就記在“功”的一欄，惡事就記在“過”的一欄，又教了他一套畫符念咒的法門。
從此之後，袁了凡如獲新生，嚴格遵循雲谷禪師的教導行善去惡、畫符念咒，稱得上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第二年的科舉，孔老先生原本預測袁了凡考中第三名，但他居然考中了第一，命運真的不同了！此後一發而不可收，袁了凡不但做了官，居然還有了兒子。看來孔老先生千算萬算，沒算到棲霞寺遇到雲谷禪師這件大事。
4.
袁了凡的生平事迹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但這都是他親筆所記，語言摯誠，況且是寫來教育兒子的，總不該說謊才對。世人正是因為他的這番摯誠，紛紛信以為真，有樣學樣，希望能靠積德行善給自己修來好生活。
我早年讀《了凡四訓》，最感到好奇的是孔老先生神乎其技的占卜技術。袁了凡說那是邵子皇極數，也就是邵康節的《皇極經世》。我找來那本書看，發現完全不是講占卜的，仔細查查資料，才知道邵康節和諸葛亮、劉伯溫相似，本身只是一位宋代大儒，是民間傳說把他打扮成了神神道道的樣子。坊間流傳的各種版本的邵子神算不過如同《周公解夢》和《推背圖》一樣，都是鑒別讀者智商的利器。
最有意思的是，人們算命都是為了預知未來以趨吉避凶。好比你丟了一頭牛，去找算命先生起一卦，看在哪裏可以找到。如果算命的結果都像袁了凡這樣，那就談不上什麼趨吉避凶了；若算到未來哪一天大難臨頭，而你又知道註定躲不過去，心裏真不知道該是什麼滋味。
我有時也懷疑袁了凡是不是出於勸善的目的編造了自己的神奇生平，就像柏拉圖那種“高貴的謊言”一樣。人們若為了善良的目的而說謊，往往是會說得理直氣壯。我們看幾千年來陸續成書的那些汗牛充棟的佛經，開篇都說“如是我聞”，哪可能都是真的呢？
記得《世說新語》裏有一則掌故，說東晉時期，愍度和尚與一位北方僧人做伴，準備渡江南下。兩人商量：到南方以後，咱們要是照原來的教義講，恐怕混不到飯吃。怎麼辦呢？於是兩人就發明了一種主張“心無”的新學說。結果北方僧人耽擱下來沒走，愍度和尚一個人到了南方，開講新說，效果不錯，一講就是很多年。後來北方有人來找愍度和尚，說：“當年那位北方和尚讓我轉告您：‘心無’之義怎麼可能成立呢！當初咱們那麼編，只是權宜之計，為了混口飯吃而已。現在既然吃上飯了，就別再講這些了，不要違背了佛祖呀！”
今天恐怕有許多“心無之義”我們已經辨不清真偽了，不過，當然很多人會說，只要有補於世道人心就好，《了凡四訓》總歸是勸人向善的，還是信以為真的好。
然而也有人同樣站在世道人心的角度批評袁了凡，這個人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學者王夫之，當年我在他的《讀通鑒論》裏猛然讀到袁黃這個名字，一怔之下，突然想到這不就是袁了凡嗎？
王夫之可算得上中國思想史上頂尖的人物，他那段文字是討論陰德的，我簡略翻譯一下：
行善的人不是為了得到好處才行善的，君王以獎賞來鼓勵善行，志士得到賞賜卻覺得羞恥。小人則會為了得到賞賜而偽裝行善，於是虛偽越發盛行，賞賜也越來越濫了。於是世俗又流行開了陰德的說法，說這可以勸天下人向善，但他們拿自己的善行向鬼神求福，這種淺薄的風俗真是不可救藥啊。
陰德之說後來被佛教利用以勸誘蠢人，希望能制止他們作惡，但在佛教的說辭中，竟然說救活一隻昆蟲，施捨一點食物，就能得到無窮的好處，等到人們臨死而再也沒有僥倖期待的時候，又讓他們寄希望於來生。無論愚民還是君子，都受了這種論調的影響，大道便在人們心中徹底喪失了。
考察歷史，在東漢以前，佛教還沒有傳入中國的時候，王賀就是陰德之說的始作俑者。王賀治理盜匪的時候放過了很多人，他說：“我救活了上萬人，我的後代可以興盛了吧？”本來做官執法就應該公正廉明，無罪的人當然不能殺，可王賀是為了私利而枉法，居然還沾沾自喜，真是淺薄透頂。王莽的奸詐正是傳自王賀的，所以王氏一族不但沒有興盛，反而被誅滅凈盡。
近世吳江有個叫袁黃的人，又用這套歪理惑亂天下，而蠢人們也真的被他迷惑住了。袁黃可知道王賀滅族的事情嗎？（《讀通鑒論》卷三）
今天我們會覺得王夫之的道德標杆設得太高，畢竟做好事不求回報這可不是普通人能達到的境界，而且現實世界如果真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還能報應不爽的話，所有人都會趨善去惡的，這會是一個多麼宜居的社會啊。
不過王夫之倒也說中了一點，袁了凡確實不是真正的心境平和，那看上去的平和只是對命運感到無可奈何罷了，一旦出現機會，他馬上就唯恐不及地追名逐利去了。如果換作斯賓諾莎，肯定不會這麼做的。
所以，《了凡四訓》一版再版，卻從來沒有人把斯賓諾莎的故事編成心靈雞湯讀物，以教導人們“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看來心靈雞湯和勵志讀物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一個人只要覺得自己還有追名逐利的機會，那就勵志；覺得沒什麼機會了，但還是心有不甘，那就雞湯。這兩種讀物真的可以把一個凡夫俗子的一生一網打盡了，真正像斯賓諾莎那樣平和寧靜根本就不是人們想要的，圖書策劃人們比誰都更清楚這一點。
5.
若干年前，在我還試圖接近社會的時候，曾經應聘過圖書編輯，有一道試題就是分析《了凡四訓》常年流行不衰的原因。我的回答大致不出上文的議論，自我感覺還是不錯的，而我的競爭對手們要麼根本不知道這本書，要麼知道一點卻沒看過。
但我沒有通過考試，主考官說我市場敏感度不高，遺漏了兩個要點：一是“三個月速成”，二是“療效百分百”。引號里的都是他的原話，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因為那一次實在給我很大的震撼，我原以為出版人在做的是一種高貴的文化事業，沒想到他們並不在意一本書是真是偽，是好是壞，他們甚至懶得討論這樣的問題，唯一關心的就是書的“賣點”，他們研究一本書的眼光就像江湖郎中研究大力丸的眼光。
不過話說回來，對速成和效果的絕對保證確實是很有吸引力的。凈空法師講《了凡四訓》講了十幾二十年，也是先靠這兩點吸引聽眾的：“這本書是大小乘的基礎，沒有它，大小乘都落空。我們現在要作聖，確實不難，從這裏打基礎。我們把這個道理明白了，在日常生活中照着去做，命運立刻就會改過來。大家要能好好地做，三個月就能見效了……我們要扭轉自己的命運，改造自己的體質，只要如法做，快的，三個月就能辦到。再慢，就是講業障深重，三年一定見效，可見得不難。我們願不願意改造自己的命運？這一種效果，說老實話，比佛講的一切經典還有效。而這一部《四訓》，所謂的理論與方法，給諸位同修說，完全是依據佛經說的。看起來雖然不是經論，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當作經論看。這也是印光大師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大力流通的道理。”[凈空法師1993年4月28日在美國加州安薩學院（DeAnzaCollege）講《了凡四訓大義》]
6.
這真是中國文化獨有的傳統嗎，西方社會有沒有和《了凡四訓》一樣的故事呢？說到這個問題，我們一下子就會想到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這可是基督教世界裏讀者量僅次於《聖經》的書，寫的是一個基督徒歷經磨難而接近上帝的故事。
但是，《天路歷程》雖然充滿了寓意和道德規範，但畢竟在體裁上只是一部小說，袁了凡可沒有說自己是把教子書當成小說來寫的。其實西方版的《了凡四訓》當然是有的，甚至還被寫進了一部經典的哲學名著里，只是得不到太多關注罷了。
我們現在又要搭上返航的船，回到柏拉圖的《理想國》了。在這本書的最後一卷，蘇格拉底對格勞孔道出了“正義”的終極依據。這個依據雖然在偏於理性的人看來是如此荒謬絕倫，但蘇格拉底這回卻說得信誓旦旦，絲毫沒提這也許又是一個“高貴的謊言”。
故事是說一個名叫厄洛斯的勇士作戰身亡，屍體被運回家鄉，準備火葬。他剛剛被放上火葬堆，卻奇迹般地復活了，並且講述了自己死後在“另一個世界”的所見所聞。
厄洛斯說，那時候他的靈魂離開了軀體，和一眾鬼魂結伴前行，到了天堂和地獄的交界處。那裏有法官在審判每一個靈魂，好人上天堂，壞人下地獄。當厄洛斯就要接受審判的時候，法官卻交給他一個特殊的任務，要他還陽去傳遞消息，把自己在這裏的見聞講給活着的人聽。
在厄洛斯的見聞里，除了善人受賞、惡人受罰之外，也有一些頗新奇的東西，比如他看清了宇宙的格局，八重天像一組大小不一的碗一樣套在一起，以一根光柱為樞紐，被命運三女神以不同的手法推着旋轉。最有意思的是，靈魂們可以自己選擇來世的身份，但要想做出好的選擇，真的需要足夠的聰明和審慎：
據厄洛斯告訴我們，神使在把生活模式讓大家選擇之前佈告大家：“即使是最後一個選擇也沒關係，只要他的選擇是明智的，他的生活是努力的，仍然有機會選到能使他滿意的生活。願第一個選擇者審慎對待，最後一個選擇者不要灰心。”神使說完，拈得第一號的靈魂走上來選擇。他挑了一個最大僭主的生活。他出於愚蠢和貪婪做了這個選擇，沒有進行全面的考察，因此沒有看到其中還包含着吃自己孩子等可怕的命運在內。等定下心來一想，他後悔了。於是捶打自己的胸膛，號啕痛哭。他忘了神使的警告：不幸是自己的過錯。他怪命運和神等等，就是不怨自己。這是一個在天上走了一趟的靈魂，他的前世生活循規蹈矩。但是他的善是由於風俗習慣而不是學習哲學的結果。確實，廣而言之，凡是受了這種誘惑的人大多數來自天上，沒有吃過苦頭，受過教訓；而那些來自地下的靈魂不但自己受過苦也看見別人受過苦，就不會那麼匆忙草率地作出選擇了。大多數靈魂的善惡出現互換，除了拈鬮中的偶然性之外，這也是一個原因。我們同樣可以確信，凡是在人間能忠實地追求智慧，拈鬮時又不是拈得最後一號的話——如果這裏所講的故事可信的話——這樣的人不僅今生今世可以期望得到快樂，死後以及再回到人間來時走的也會是一條平坦的天國之路，而不是一條崎嶇的地下之路。（[古希臘]柏拉圖著，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23—424頁）
厄洛斯仔細觀察各個靈魂如何選擇自己的來世，他看到俄爾菲因為死於一群女人之手，所以不願意再讓自己生於女人，所以來生要做一隻天鵝；歌唱家賽繆洛斯因為被繆斯女神剝奪了歌唱的天賦而恨恨不已，這回既然有機會選擇來生，就選擇去做一隻歌聲最美的夜鶯。當然，也有天鵝和夜鶯的靈魂選擇來世要托生為人類的。厄洛斯最後看到了《荷馬史詩》的主角奧德修斯：
拈鬮的結果拿到最後一號，最後一個來選擇的竟是奧德修斯的靈魂。由於沒有忘記前生的辛苦勞累，他已經拋棄了雄心壯志。他花了很多時間走過各處，想找一種只需關心自己事務的普通公民的生活。他好不容易發現了這個模式，它落在一個角落裏沒有受到別人的注意。他找到它時說，即使抽到第一號，他同樣很樂意地選擇這一生活模式。同樣，還有動物變成人的，一種動物變成另一種動物的。（《理想國》，第425頁）
在講完了厄洛斯的故事之後，也是在《理想國》全書的最後，蘇格拉底做了一番不亞於袁了凡的道德規範：
格勞孔啊，這個故事就這樣被保存了下來，沒有亡佚。如果我們相信它，它就能救助我們，我們就能安全地渡過勒塞之河，而不在這個世上玷污了我們的靈魂。不管怎麼說，願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靈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惡和善。讓我們永遠堅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義和智慧。這樣我們才可以得到我們自己的和神的愛，無論是今世活在這裏還是在我們死後（像競賽勝利者領取獎品那樣）得到報酬的時候。我們也才可以諸事順遂，無論今世在這裏還是將來在我們剛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理想國》，第426頁）
這會有些令人疑惑：《理想國》和宗教勸善書有什麼不同嗎，柏拉圖和袁了凡有什麼不同嗎？看上去越來越像，而本質當然是不同的，前者是哲學，後者是宗教。
是的，柏拉圖雖然看上去得出了一個宗教的結論，但一路之上他都在做着環環相扣的理性思辨，最後合乎邏輯地推導出了厄洛斯的故事——當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他之所以最後推導出了這麼一個結論，只是因為之前的一些關鍵上的推理不夠嚴密罷了。而袁了凡的結論，在我們中國人看來要比柏拉圖的結論牢靠得多，因為這全是親身經驗得來的，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西方哲學的傳統可不認為“躬行”是一種多麼可靠的方法。休謨有一則著名小故事，是說主人總會在餵雞之前搖一下鈴鐺，從不曾有一次例外，久而久之，雞就把“鈴鐺”和“開飯”聯繫在了一起，只要聽到鈴鐺一響，就會衝到主人面前準備搶食。但有一天主人要殺雞款待朋友，又搖響了那個鈴鐺……
事實上我們總是根據概率來做生活中的各種決定，所以，袁了凡的一生遭際雖然也有可能和鈴鐺的故事一樣，但仍然值得我們採信並效法。就連休謨也會認為這是不錯的選擇，只不過始終在理性上把行為與報應的因果關係懸置起來而已。
然而這樣一來，你就肯定不是一個虔信的人了，過不了“心誠則靈”這一關。一個活生生的悖論就這樣出現了，所以說一個人如果太喜歡刨根問底，日子一定會過得艱難得多。
7.
換個角度看問題，讓我們回顧一下前文那個孔子厄於陳蔡的故事。當時孔子找來子路、子貢和顏回這三個弟子，問他們說：“我為什麼落到這般田地，難道是我推行的‘道’錯了嗎？”子貢的回答是：“老師的‘道’是最偉大的‘道’，正是因為太偉大了，所以全天下都容不下。您要是能把自己的主張打個折，咱們的日子應該就好過了。”但孔子說：“一個好農民就算精耕細作也不一定有好收成，一個好工匠就算巧奪天工也未必能讓別人滿意，一個君子就應該做好自己的學問，求索自己的真理，不求一定能被別人接受。子貢啊，你不專心於求索真理，卻只想着怎麼能被這個世道接受，你的志向實在不夠遠大啊。”
如果袁了凡當時也在場的話，孔子一定會對他說：“如果你覺得修橋補路是對的，那你就儘管去做，不要在意什麼‘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只要一心去做善事就好，不要一門心思算計自己做善事會有什麼善報；就算沒有善報，只有困厄，你也不應該因此就不做善事。”
《聊齋志異》有一則故事，叫作《考城隍》，是說秀才宋燾卧病在床，一夜神遊地府，被十幾位官員出題考試。試題是“一人二人，有心無心”，宋燾的答卷里有一句話很受主考官們的欣賞，於是主考官們要安排他去做城隍，那句話非常著名，叫作“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這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出於某種目的去做善事，就算做了善事也不應該給他賞賜；一個人如果犯了無心之失，因為不是故意的，也就不必處罰他。
如果袁了凡死後，魂魄到了宋燾城隍的治下，在功過格里積累了半生的善行可能都會被一筆勾銷。袁了凡也許欲哭無淚，但王夫之一定會鼓掌稱快的。這種道德標準告訴我們，善行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如果你把行善當成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那麼你所做的善行也就不成其為善行了，既然不成其為善行，那麼你的目的當然也就達不到了。是的，在城隍的眼裏，袁了凡根本就沒做過一件善事。
按照這樣的善惡標準，袁了凡根本就算不上一個好人，只是一個小心謹慎、兢兢業業的生意人罷了。但是，如果我們採信《了凡四訓》的話，袁了凡的生意經當真信實可靠，他以親身經歷結結實實地駁倒了城隍宋燾的裁斷原則。
看來我們只能在宋燾和袁了凡之間選擇一邊，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後者的。倒不是說宋燾的意見不對，只是這個道德標杆實在太高，除了像王夫之那樣的一代宗師，還有幾個人能摸得到呢？按照世道人心的一般規律，摸不到的標杆一定就是放錯的標杆——人的心理調節能力一直是很強的。
今天贊同宋燾的人越來越少了，人們開始呼喚信仰，愛說“敬畏”這個詞。周國平在《各自的朝聖路》裏有這樣一段話：
在這個世界上，有的人信神，有的人不信，由此而區分為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宗教徒和俗人。不過，這個區分並非很重要。還有一個比這重要得多的區分，便是有的人相信神聖，有的人不相信，人由此而分出了高尚和卑鄙。
一個人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不相信神聖。是否相信上帝、佛、真主或別的什麼主宰宇宙的神秘力量，往往取決於個人所隸屬的民族傳統、文化背景和個人的特殊經歷，甚至取決於個人的某種神秘體驗，這是勉強不得的。一個沒有這些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可以是一個善良的人。然而，倘若不相信人世間有任何神聖價值，百無禁忌，為所欲為，這樣的人就與禽獸無異了。
相信神聖的人有所敬畏。在他心目中，總有一些東西屬於做人的根本，是褻瀆不得的。他並不是害怕受到懲罰，而是不肯喪失基本的人格。不論他對人生怎樣充滿着欲求，他始終明白，一旦人格掃地，他在自己面前也失去了做人的自信和尊嚴，那麼，一切欲求的滿足都不能挽救他的人生的徹底失敗。（周國平著：《各自的朝聖路》，北嶽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30頁）
世人並不能一分為二地分成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還有懷疑論者和不可知論者；恐怕同樣也不能一分為二地分成相信神聖的人和不相信神聖的人，我的朋友夏天天就是一個例子。他說他既不知道神佛到底存不存在，也不確信究竟有什麼東西是神聖的或者乾脆就沒有神聖的東西，但他從來不會百無禁忌、為所欲為，恰恰相反，他是我的所有朋友中最善良、最會為別人着想的一個。他從不會傷害別人哪怕一點點，他說只要一想到自己的某個舉動會傷害到誰，他就會比自己受到傷害還要難過。所以他這一輩子總是虧自己吃，便宜被別人占。不知多少人勸過他要世故一點，要狠一點，但他做不到，而且始終不願去做。
我問過他，是否覺得“不傷害別人”是一條神聖的價值標準呢？他說他並不這麼覺得，他反而覺得這世界就是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就是自然的事實，而像他這樣的人遲早會被淘汰。
至少最後一句他說得沒錯，他這種永遠吃虧的好人當然是找不到女朋友的，所以也不大可能結婚生子，他的基因不可能被複制下去，很快就會消逝在我們的星球上了。而那些善於鑽營又心狠手辣、厚顏無恥的人攫取了太多的社會資源，有條件妻妾成群，所以他們的基因會被大量地複製下去。
那天和夏天天聊起這個話題，他說這也正是他假使有條件的話也不願意要孩子的原因，因為可以想見，繼承了他的基因的孩子在未來社會裏的生存難度將會比現在他這個做父親的生存難度更高。
夏天天很清楚，自己的善心很可能不會招來任何善報，也很可能並沒有一個天堂在彩雲之端等候他的大駕光臨，他也不認為自己所堅守的道德信條有任何神聖性可言（他覺得那只是他的性格和早年的教養所致），但他就是不可救藥地堅持以這種姿態生活下去。在我認識的所有人里，夏天天是唯一一個始終奉行着“但行好事，莫問前程”這句老生常談的人。不知道周國平會不會覺得夏天天的道德情操比那些相信神聖的人更甚，不知道袁了凡會不會在夏天天的面前覺得有點慚愧，而當宋燾審判夏天天的靈魂時又不知道會給出什麼樣的裁決呢？
8.
有一個人和夏天天恰恰形成對照，也恰恰可以代表今天絕大多數的善男信女，這裏姑且稱他為老張吧。
老張的兒子那一年剛上初中，新年一大早就裹上厚厚的冬衣，一臉不情願地跟着爸爸出門燒香。小孩子顯然一點都不懂得燒香這件事對於全家人的重要意義，他只是死氣沉沉地陪爸爸跪着，終於不耐煩地嘟囔了一句：“為什麼要燒香呀？”
老張默默地磕完了頭，這才回答兒子說：“這有什麼可問的！為什麼要燒香，為了求佛祖保佑唄！就像給黑社會交保護費，黑社會就保護你；給政府繳稅，政府就保護你。”
兒子若有所悟地點了點頭：“那是不是保護費交得越多，得到的保佑就越多？”
老張愕然半晌，想到這次花掉的香火錢僅僅佔到去年家庭GDP的不足萬分之一，心頭不由得生出一絲忐忑，但終於還是法相莊嚴地呵斥兒子道：“就是這麼回事吧！小孩子別問那麼多，趕緊給佛祖磕頭！”
老張這話沒有半點不敬，卻沒想到話音才落，旁邊就有人橫了他一眼：“哪來的‘佛祖’？這是道觀！”
老張的這則逸事在朋友圈裏廣為流傳，但大家只覺得好笑，沒人覺得奇怪，因為老張就是這麼個人。其實老張絕對不是粗人——深藏不露永遠是高手特有的低調作風，老張雖然看氣質像個流氓，真實身份卻是一位很有頭臉的文化工作者。當然，除了性文化之外，他好像對一切文化都興緻缺缺，甚至滿懷鄙夷，似乎所有古希臘的哲學、羅浮宮的藏畫，乃至人類文明精華的總和帶給他的審美愉悅也及不上一次性愛。
老張還是一個頗為懷舊的人，他的穿着打扮完全符合20世紀80年代流氓界的主流審美趣味，思想覺悟也遲遲沒能跟上“打黑”之後的最新形勢。不過，他在道觀里回答兒子的那番話倒還不能算作他的特殊性格的特殊體現，反而很有幾分代表性，即相信諸天神佛都是比我們更高一級的存在形式，我們只要對他們宣誓效忠並且定期上供，就有可能求得他們的庇護。這既符合人們固有的關於交換行為的心理機制，也是現實世界行為模式的一種自然延伸。
但是，只要諸天神佛的智力水平不低於人類平均值，就一定會輕易看出在老張式的效忠里，除了小市民的狡獪之外再沒有其他內容。同樣地，假如老張——或其他什麼善男信女——稍微有幾分真誠的話，一定會在燒香之前先下幾分了解的功夫。當然，老張如果真的下了這種功夫，想來也不會再去燒香了，因為那時候他應該已經知道，就算傾盡家產買香來燒，佛祖也不會保佑他一分一毫的。
這不怪佛祖不近人情，而是，在佛教的象徵意義里，燒香原是六種供養中的一種，所謂六種供養，即花、塗香、水、燒香、飯食、長明燈，分別象徵著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為“六度”，或稱“六波羅蜜”。（“波羅蜜”是梵語音譯，意思是“到彼岸”，也就是說，從此可以脫離六道輪迴，是為解脫之境，這是傳統修行者的最高追求）
燒香象徵精進，和祈福本沒有任何關係，甚至所謂祈福根本就是和佛教的原始教義相矛盾的。佛祖教人看清“四大皆空”，人們卻求他老人家保佑自己升官發財、長命百歲；佛祖捨棄了王位和妻兒出家修行，人們卻求他老人家保佑自己封妻蔭子、家宅興旺；佛祖教人自性自度，不假外求，人們卻始終固執地相信佛祖可以保佑自己。
這倒不能全怪俗人俗性，因為佛教內部也不斷有人為此推波助瀾，為了擴大市場佔有率而以犧牲原則性為代價來迎合大眾心理。事情之所以發展到這一步，原因卻很簡單：廣大人民群眾只能接受也只願意接受後者。不記得是哪位哲人說過，信徒才是宗教最大的敵人。
這話的深層含義是：世道人心才是宗教最大的敵人。哈耶克曾經總結過：“在過去兩千年的宗教創始人中，有許多是反對財產和家庭的。但是，只有那些贊成財產和家庭的宗教延續了下來。”這話的確抓住了一些癥結，但哈耶克顯然低估了宗教的柔韌度，不曉得反對財產和家庭的宗教也完全可以迎合世道人心地轉而支持財產和家庭。佛教恰恰就經歷了這個轉變過程，終於很好地滿足了人們求財求子的世俗心愿。是的，除了名號，老張的佛教和釋迦牟尼的佛教沒有半點的共同之處。
我們當然可以責備老張不是一個“真正的”有信仰的人，但這樣的責備也許過於苛刻了。其實他做得已經相當令人欽佩了——他在買香的時候從來沒有要過發票，可見佛祖在他心中的分量畢竟大於他在酒桌上最愛標榜的那種“文化追求”。總聽到有人抱怨中國是一個沒有信仰的國度，其實外國也一樣的，固守信仰、堅持教義的事情一般只發生在一支宗教的創立初期，而世俗化的潮流從來都無人能擋，老張式的信徒也永遠都會成為主流。譬如使徒時代的基督徒對強加於己的暴行不反抗、不辯解，而今天的基督教強國卻不僅以發達的律政知名，甚至會動用軍隊去“愛自己的仇敵”。所以在這一點上，中國人實在不必自卑。
歸根結底，美劇《卡爾》裏的一個高中女生的話道出了樸素而終極的真理：“宗教信仰很有意思，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有庇護它們的聖人——胃痛、鵝，甚至禿頭也有自己的保護神。有時我不禁懷疑：既然天下萬物都受到眾神的庇護，為什麼人類還要遭受那麼多不幸呢？接着我才明白，每個人都需要一種力量渡過難關。”
9.
那麼，在老張的心裏可當真裝着什麼神聖性嗎？這問題還真不好回答。不過，深思一下的話，神聖性本身也未必能贏得很多贊同。《禮記》記載了曾子臨死時的事情，說曾子卧床不起，兩個兒子曾元、曾申和弟子樂正子春在一旁照顧他，旁邊還有一個手持燭台的童子。童子說曾子躺的席子很漂亮，質地上佳，應該是大夫用的細竹席。樂正子春連忙讓他住口，但已經遲了，曾子猛然醒覺，說這席子是季孫氏賜給自己的，確實是大夫規格的細竹席，自己沒資格享用。想到這裏，曾子立即要兒子幫自己把席子換掉，但大家都勸他說：“您已經病危了，搞這麼大的動靜恐怕會有危險。”但曾子說：“君子愛人，以德為重，小人愛人才會姑息縱容，自己若能夠依循禮制而死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大家只好攙扶着曾子換掉席子，席子剛一換完，曾子就去世了。
《公羊傳》《穀梁傳》記載宋國發生火災，國君夫人伯姬眼看着就要葬身火海，但因為禮制規定，若沒有傅母的陪同是不可以在夜間自己出門的，所以她寧可死等傅母，終於沒有逃出來。漢代的《淮南子》和《列女傳》都把伯姬尊為節婦的楷模，她的確以生命捍衛了自己心中那具有神聖性的信條。《左傳》雖然對伯姬的做法沒有表示推崇，但也沒有說“傅母不在，宵不下堂”的神聖禮制有什麼不對，而是說這條禮制是針對未婚女子的，伯姬既然已經嫁人，依禮是可以便宜行事的。
我們不妨回到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這本書不但講過同類的故事，還做出過很有意思的理論分析：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據說波利尼西亞地區的某些酋長，為了保持尊嚴，寧可挨餓，也不肯用自己的手把食物送到嘴裏。誠然，這也許是由於——至少部分是由於——酋長身上有着過分的聖潔性和不能碰觸的宗教禁忌，這種禁忌通過他的雙手的觸摸會擴展到其他東西身上，因此他所接觸過的任何東西，不宜供人類食用。但是要曉得，這種禁條本身就是從對勞動的輕視或者把勞動看成與道義不相容的這類觀念而來的；因此，波利尼西亞酋長們的舉動，即使從宗教意義上來解釋，也可以看出它比表面上所看到的，實在更加切合於“有閑是光榮的”這個準則。還有一個更好的，或者至少是更加不會發生誤解的例證：法國某國王，據說由於要遵守禮節，不失尊嚴體統，拘泥過甚，竟因此喪失了生命。這位國王在烤火，火勢越來越旺了，而專管為他搬移座位的那個僕人剛巧不在身邊，他就堅忍地坐在爐邊，不移一步，終於被熏灼到無可挽救的地步。但是他雖然犧牲了，卻保全了最高貴的基督教陛下玉體的聖潔，沒有被賤役所玷污。
喪失了人生的意義而苟全性命，這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美]凡勃倫著，蔡受百譯：《有閑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35—36頁）
在今天看來，這些前輩們所執守的神聖性是不是有點荒謬甚至恐怖呢？那麼，我們今天所執守的神聖性，在將來的某一天看來會不會也有同樣的感受呢？
執守神聖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會減損人的寬容，並且很容易導向狂熱。對於一個自信神聖在握的人來說，和自己不一致的人和事難免會帶着幾分邪惡的味道，而除惡務盡總歸是沒錯的。這樣的悲劇在人類歷史上不斷上演，以至於假使可以由着我在一個物慾橫流和一個神聖性橫流的世界當中選擇一個的話，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個世界會稍好一點。我最理想的世界其實是由夏天天那樣的人構成的，但我知道，這樣的人不但從來都是鳳毛麟角，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恐怕再也見不到那樣美好的基因了。
10.
如果不考慮任何的功利性，僅僅懷着純粹的學術好奇心，想弄明白到底宋燾和袁了凡孰是孰非的話，我們馬上就會陷進一個巨大的迷魂陣里。因為這真的是倫理學上的一道千古難題，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從莫爾到麥金泰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宗教陣營里也因為這個問題而分門立派，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其實就是因為他偏向宋燾，而羅馬教廷偏向袁了凡。這樣的修辭當然有些粗略，具體一點來說，羅馬教廷兜售贖罪券，背後有一套善功得救的神學理論，簡單說就是積德行善可以在天堂獲得福報；馬丁·路德和同樣另立一宗的加爾文都反對這種理論，他們認為人不是靠善功得救，而是靠上帝的恩典得救。後來建立美利堅合眾國的那些清教徒就是持恩典論的基督徒，是新教里的一支。馬克斯·韋伯說這批人基於新教神學的倫理觀念大大促進了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這就是那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議題，這本書前些年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大熱了一段，大家開始討論我們發展市場經濟是不是也要學美國那樣建立某種倫理觀念。
於是很多不甚認真讀書的人就提出我們應該重塑信仰，讓人們相信善惡不但有報，而且報應不爽，美國不就是這麼發展起來的嗎？然而美國恰恰不是這麼發展起來的，清教徒的恩典論神學恰恰是反對這種善惡報應的善功得救論的。
信神，但不信善惡報應，中國人很不能理解這種宗教信仰。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回到最初的話題：中國人沒有西方人那種貴族化的思辨哲學傳統，凡事不愛刨根問底，只是教你去“悟”，西方思想史上對這個問題卻有着無比煩瑣的論辯，中國人一定受不了的。
“一個針尖上能站幾個天使”，這個問題想必很多人都見過，我們的書里經常拿這個例子來譏諷那些歐洲神學家的無聊和愚蠢，事實上這個問題既不無聊，也不愚蠢。只要你了解上下文的背景，就會知道這是他們在辯論天使的靈性時設計出來的刁難；而為什麼這個問題值得辯論，是因為他們不希望在自己的神學系統里出現任何理性的瑕疵。
至於為什麼西方偏愛邏輯，東方偏愛感悟，這又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