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紙上臥遊記》（5）
第四十五章《紙上臥遊記》（5）
哲學問題與貴族精神
1.
前文提到過某本書當中的一個故事：“一個國王每天都在思考三個最最終極的哲學問題：在這個世界上，什麼人最重要？什麼事最重要？什麼時間做事最重要？”據說這是大學英語課本里的故事，我想，即便真是這樣，應該也是用英語表達的一個當代中國的心靈雞湯的故事。因為在西方的文化傳統里，人們是不可能把這一類問題當作“哲學問題”的，只有在中國，以及在一些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地方，人們才以為這真的就是哲學。
黑格爾說過一個非常得罪中國讀者的觀點：中國沒有哲學，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黑格爾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特別針對了儒家，中國人雖然很不高興，但中國人自己也常常說什麼“一部《論語》通篇都是教你做人的道理”之類的話，這豈不是在為黑格爾做證嗎？
其實癥結在於大家對哲學的理解不同，西方人心目中的哲學是探討宇宙萬物的本質，物質第一性還是精神第一性，以及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度等等，中國人會說這些問題都是大而無當、言不及義。中國人心目中的哲學則是為人處世、權謀機變、治國平天下，西方人會覺得這是純然的世俗的學問，充滿了功利色彩，而哲學是應該超然物外、遠離功利的。所以，像國王的那三個問題，中國人以為是哲學問題，西方人卻絕不會這麼想。
2.
古希臘是西方哲學的源頭，先哲們早早為哲學訂立了一個標杆：哲學是貴族的學問，人們之所以探究哲學問題，純粹是因為吃飽了撐的，拿一些毫無實際用途的東西取悅自己的好奇心；一旦有了功利上的考慮，那就落了下乘，所研究的學問也就不能稱其為哲學了。
曾經有一位自矜家世的豪門貴婦向我抱怨，說中國當今富人雖多，貴族卻不見一個。她的言下之意是，只有像她自己那樣的人才配得上貴族這個稱號。但是，她經營着一家公司，每天都要親自操持。雖然這公司就算垮了對她也不會有多大影響，但是，僅從經營公司這一點來說，她就已經不符合貴族的標準了。
德國學者維爾納·桑巴特的《奢侈與資本主義》相當簡明扼要地講述過個中原委。如果你想了解貴族傳統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那麼這是一本不錯的讀物。桑巴特是馬克斯·韋伯的同時代人，比後者只大一歲，他在這本書里談及人們對何為貴族的觀念變遷時說：
這一觀念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商人的孩子在經歷一兩代之後，依靠父輩積攢的金錢所發揮的作用而成為紳士，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這在最初只是對已經富裕起來的商人的兒子或孫子來說才是現實（在笛福眼裏，商人意味着批發商和零售商）。然而，僅靠財富在那時還不能成為紳士。笛福將商人——不管他們多麼富有，生活得多麼優越——與紳士——他們可能一貧如洗——做了十分清楚的區分。
商人只要還在從事商業活動，那麼他就與同類人沒有什麼差別。只有當他從商業活動中引退後，他們才能在一定的條件下與紳士建立聯繫，甚至“開始做紳士”。
笛福也曾提到，許多紳士非常不情願接納新近發財的平頭百姓的子孫，更不用說吸收發財致富的第一代人了。（[德]維爾納·桑巴特著，王燕平、侯小河譯：《奢侈與資本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18頁）
然而，顯貴階層的貴族特徵表現為一個人被承認為貴族並不只是因為其財富，而是要求具備完全非資產階級特徵的品質。與實際的商業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及培養家族傳統——這體現在貴族佩戴紋章這一不變的習俗中——是被上層社會接納的先決條件。（《奢侈與資本主義》，第18頁）
貴族最自我標榜的不是金錢，不是地位，而是閑暇，哪能親手去做經營性的事務呢，這實在太粗俗了。英國紳士為什麼走路要拿着一根無甚用處的手杖，那是為了標榜自己的手總是被這個無用的東西佔着，可不是什麼幹活兒的手；貴婦人為什麼喜歡留長長的指甲，那是為了標榜自己是個不事生產的人。凡勃倫寫過一本《有閑階級論》，專門探討這個問題，正如書名所示，他特地標榜的是“有閑”，而不是有錢或有地位：
作為一位有閑的先生，他生活中的理想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這種可敬的有閑，他要使旁觀者獲得印象的也就是這一部分。但他的有閑生活並不是全部在旁觀者的目睹下度過的，其間有一部分勢不能為公眾所看到，為了保持榮譽，對於這個不能為人所窺見的部分，就得有所顯示，使人信服他的生活的確是有閑的。他應當想出些辦法來做到這一點，對於不為旁觀者所見的那部分有閑生活，他應當有所證明。這一點只能間接地做到，辦法是把他從有閑中得來的一些具體的、持久的成績顯示出來，這就同他所僱用的工匠和僕役們的情形一樣，他們也是慣於把工作中一些具體的、持久的效果顯示出來的。
……
但是在更為狹窄的意義上的“有閑”與“侵佔”不同，與對無實際用途的物體作表面的生產性努力的情況也有所不同，通常它並不留下物質成果。因此，“有閑”的既有成就所表現的大多是“非物質”式的產物。舉例說，在我們這個時代里就有這樣一些學術研究：古代語言和神秘學，合標準的文字拼法，文章構成法與詩歌韻律學，各種類型的家庭音樂與其他家庭藝術，關於服飾、傢具與設備的時尚，關於各種競技與運動比賽，關於犬、競賽用馬之類不為實用而培養的動物，等等。當初進行這些形形色色的研究時自有它們的最初動機，有關的一些知識就是在這個動機下開始取得的，這類知識也是在這個動機下開始流傳開來的，這個動機跟要表明人們的時間同樣沒有花費在生產工作上這一願望也許全無關係，但是要曉得，除非這類研究成果經證實是可以用來作為不事生產地消耗時間這一點的適當證明的，否則就不會繼續存在，就不會保有作為有閑階級的慣有成就的地位。（[美]凡勃倫著，蔡受百譯：《有閑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36—38頁）
3.
如果一個人真是貨真價實的貴族，真的有大把的閑暇，甚至一輩子的所有時間都是可以供他揮霍的閑暇，那麼他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呢？我和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北京人說他會整天呼朋喚友侃大山，當然少不得啤酒和羊肉串；四川人說他會打一輩子麻將，再大的輸贏都無所謂，用這氣度嚇住牌友們；最有抱負的人無非是想要週遊世界（“海盜路飛”就是這麼做的，但這依然缺少智力因素），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去研究“古代語言和神秘學，合標準的文字拼法，文章構成法與詩歌韻律學……”
貴族當然可以靠閑聊和麻將度日，畢竟連抽鴉片的也大有人在，不過，這樣的貴族在本階層里一定會遭到鄙視，因為貴族階層支配閑暇的方式一旦與非貴族階層不能涇渭分明，貴族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我們以書籍為例，市民階層的讀書趣味首重實用性，比如今天的考研輔導書和各種培訓、應用技能類的參考書總是最好賣的一類；其次是准實用類的讀物，比如各類時尚雜誌，教你如何穿衣打扮，還有各種實用旅遊手冊，指導你旅遊途中的各種注意事項。我們可以參照一下18世紀的歐洲名城，那裏的經典暢銷書是每年都要修訂更新的妓女名冊——《科文特加登廣場女士的哈里名錄》，首印的8000冊才下印刷機就銷售一空，巴黎同樣類型的“年鑒”是《巴黎各級各類小姐地址總錄，快樂日曆，帕福斯》，當時是文雅的高級妓女而不是影視明星主宰着整個社會的流行時尚。
貴族趣味可不能也被這些文雅的高級妓女主宰，這個關係即便不顛倒過來，至少也要彼此撇清。貴族總該更加高雅一點，他們應該有一些獨特的方式來支配自己的閑暇。
閑暇當然可以隨便支配，但你如果真想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貴族，你支配閑暇的方式其實相當有限。你既然有大把的錢花不出去，你就可以做藝術家的恩主——這是貴族們最典型的支配閑暇的方式，像意大利的美蒂奇家族就是這樣的，我們能看到米開朗琪羅等藝術大師的傑作，這都要感謝他們。
但是，若論到最高貴的支配閑暇的方式，舉世公認只有一種，那就是研究哲學。
我之所以說“舉世公認”，並非筆誤，而是包括了中國在內。中國的魏晉玄學恰恰就是這麼回事，即便以黑格爾的標準，也不得不承認魏晉名士們的所謂清談充滿了哲學意味，討論着宇宙的本源是“無”還是“有”，其境界高遠遼闊，而且無不以涉及世俗、涉及功利為恥。所以，西方所謂的哲學，在中國傳統上對應的概念其實就是玄學，玄學的代表時代就是魏晉，代表形式就是清談。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里，“魏晉清談”基本就是“空言誤國”的同義詞，中國人推崇的是“學以致用”“有補於世”，無論是學什麼或是聊什麼，總得有點實際用處才行。結果呢，既然魏晉清談被當成了千古流傳的反面教材，貴族們只好用提籠架鳥、縱酒烹茶之類的小情調、小娛樂來打發自己的閑暇時間了。那麼，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是不是可以重新理解岡倉天心所推崇的茶道了呢？
4.
在西方世界裏，既然研究哲學被認為是貴族們最高貴的一種消磨閑暇時光的事情，貴族們是不是都以研究哲學，甚至成為哲學家為榮呢？這的確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結論，但實情並不是這樣。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一項事業中去，哪怕這項事業就是高貴無比的哲學，這在貴族看來也嫌粗俗了；成為哲學家的念頭更是要不得，一名貴族只能是一名貴族，哪能成為這個家、那個家呢？
笛卡爾就是這樣的人，雖然取得了偉大的哲學成就，但堅決要給人留下一個“業餘哲學愛好者”的印象，如果你誇他是哲學家，他一定會認為受到了侮辱。
這種觀點倒是和孔子“君子不器”的說法一致。君子不應該成為某一種專門的人才，無論是工程師、律師，還是哲學家，這都不是君子該有的頭銜。而在孔子那個時代，“君子”這個詞主要還在沿襲它的本義：封君之子，簡單來說就是貴族。
這好像是一個早就被歷史無情淘汰的思想，但是，1806年拿破崙的軍隊打進了柏林，普魯士人面臨著迫在眉睫的富國強兵的任務，於是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教育改革居然也被提上了日程，這好像不是什麼急務嘛。眾望所歸之下，威廉·馮洪堡擔任了文教署署長，他着手改革學校制度，建立了不同於傳統大學的柏林大學，這對於當時的普魯士的意義就相當於中國晚清時建立的京師大學堂。
然而洪堡所貫徹的教育理念並不是以科學技術為優先，不是以船堅炮利的知識為要務，恰恰相反，“大學不應等同於職業培訓學校或專科學校，而應該是一個純科學性的、不帶任何具體目的的一般教育機構。在大學裏，教師通過與學生的共同活動，對他們施以普遍人性的教育和個性的教育。因此，大學向社會提供的不是有實際知識的專門人才，而是具有人類優秀品質和完滿個性的人”。
聽上去這真是傳統貴族的迂腐之見，甚至還有幾分回到中世紀的味道。拉斯達爾在《中世紀的歐洲大學》裏說過，那時候大學的榮耀之處就在於學問的神聖化。
照此看來，今天我們的大學風貌應該叫作“去神聖化”，這真是一個很有後現代氣息的字眼啊。也正是因為市場打敗了貴族，大學越來越像職業培訓學校或專科學校了，大學生當然也就越來越像技術工人了。
200多年前的洪堡之所以會有那樣“不切實際”的想法，絕不是被拿破崙嚇慌了手腳，也不僅僅是出於對中世紀大學之神聖性的嚮往。他自少年時代起就嚮往着古希臘式的生活，在他看來，古希臘人才是“人類存在的理想範本”，在他們身上，想像力和理性分析的能力和諧共存，而現代人總是各有偏廢，比如歌德是偉大的詩人，獨享着無人可以比肩的想像力，康德則是偉大的哲人，他的理性分析能力可謂空前絕後，至於像古希臘人一樣兼具二者的，在洪堡看來就只有一個席勒了。如果洪堡的教育理念在我們這裏也開花結果的話，那麼文科生就不會貶低理科生缺乏人文關懷，理科生也不會嘲笑“文科生的邏輯”了。
我們之所以屢屢對古代的事情發生誤解，總是以今天的認識推想古人的想法，是因為時代和空間的距離確實造成了許多的格格不入。今天的市民社會特別重視專才，一個人在任何領域只要獲得了專業資格，就會受到旁人的欽敬，而那些“君子不器”的可憐人啊，反而最被人看不起。
所以西方哲學中的那些經典話題如果拿到我們這裏來，尤其是放到百家講壇或暢銷書展台，是很容易被我們嗤之以鼻的。舉一個例子好了：我現在正在寫字，那麼我面前的這張桌子到底存不存在，就算它也許真的存在，但我能不能“確定”它的存在？
你肯定會說，這算個什麼問題，桌子明明就擺在你的面前，看得見，摸得着，怎麼會不存在呢，你又怎麼可能無法“確定”它的存在呢？
是的，這張桌子看得見，摸得着，但是，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顏色、形狀和紋理，是視覺印象；我摸到的只是質地和形狀，是觸覺印象，一切的一切只是這些視覺和觸覺的“感官印象”罷了。我並沒有真的“確定”一張桌子的經驗，所謂“桌子”，只不過是我的大腦把那些顏色、外形、質地等感官印象整合起來，給它一個總名，叫作“桌子”。我們的大腦會“推測”這些顏色、外形和質地不可能憑空存在，一定有着某個載體，但這個載體畢竟是我們體驗不到的。也就是說，我們能夠認識的只有現象，現象背後的那個本質是我們認識不到的。
這個問題會把哲學分成不同的類型，執意搞清楚現象背後那個本質的就是本體論（比如柏拉圖的理念論），認為我們搞不清那個本質的就是不可知論（比如康德的物自體），認為我們乾脆只就現象研究現象的就是現象學（比如胡塞爾的現象學），認為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事情本身呈現出來的，而是被我們的“語言迷霧”造成的，這就是語言分析學派（比如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小組的語言研究）。
我的概括可能過於簡略了，但大體總是不差的。然後我們會問：這些深奧的學問到底能對我們的工作、生活有什麼助益呢？能不能指導我們升官發財，教育我們如何處理人際關係，還有怎麼傍貴人、防小人，至少也該教教我們“怎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吧？
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當然都是否定的，也唯其如此，思考一點哲學問題在西方傳統里才配得上是貴族階層最理想的休閑方式。怎麼把這些貴族們的無用之學轉變為我們這個市民社會的心靈雞湯，這是一件齷齪而有利可圖的事情。美惠三女神必須先做豐胸手術然後換上泳裝，否則已經沒人有興趣多看她們一眼。
5.
桌子是否真實的問題很容易引導我們思考一個更大的問題，更大，或許也更令人沮喪：我們生活的世界到底真不真實呢？《黑客帝國》正是在這個傳統的哲學語境裏編排出來的，中國觀眾不熟悉西方的哲學傳統，所以往往把這部電影的所謂思想深度捧到了一個荒謬的高度。
其實我們本來有機會熟悉一個與之類似的哲學傳統，那就是佛學。佛學這個外來的文化，現在已經被當作中國的一種國學了，但遺憾的是，印度佛學裏那些精微縝密的哲學思辨並不曾被中國人接受多少。
印度佛學為了證明這個世界是空幻不實的（術語叫作“法空”），為了證明“我”也是空幻不實的（術語叫作“我空”），大費了一番思辨周章。人家的分析方式其實和桌子那個例子差不太多，也就是說，你如果用這種分析方式來處理那張桌子，就會發現桌子是“空”，用這種分析方式來處理你自己，就會發現你自己也是“空”。再分析下去，佛教就和西方哲學一樣也分了派別，認為諸法因緣轉生無自性的叫作“自性空”，認為世間萬物分解到最後都是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的叫作“破析空”。所謂“四大皆空”，到底是怎麼一個“空”法，就要看你在佛教的哪個派別了。
這樣的佛學似乎也不可能對我們現實人生有什麼實際的幫助，但佛教難道不是教人“度一切苦厄”的嗎？當然沒錯，佛教是教人“度一切苦厄”“離苦得樂”，問題是佛教概念中的苦厄和我們日常語言裏的苦厄含義截然不同。善男信女們求佛祖保佑自己吉祥平安、升官發財、多子多福，至少也要“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然而這些“樂”在佛祖眼裏都是“苦”，因為輪迴里的一切莫不是苦，只有擺脫輪迴的束縛才是真正的“樂”。所以，那些自性空也好，破析空也好，都是為了這個目的，教你看破自我與世界的空幻不實，從而跳出輪迴，再也不受轉生之苦。
古代的印度人很喜歡這樣的修行，因為他們地處熱帶，生活要比生長在溫帶的中國人容易得多，就算沒房子住、沒衣服穿，通常也不會凍死（印度有一個天衣派，他們的修行者到今天還堅持赤身裸體，哪怕是參加國際宗教會議），樹林裏也總是有許多熱帶水果觸手可及。所以，他們會像貴族一樣有大把的“閑暇”，那麼，冥思苦想一些宇宙人生的終極問題自然就是打發閑暇時光的最佳方案。我自己就非常理解這些古代的修行者們，因為我的處境其實和他們非常相似，我很清楚像玩電游、打麻將這些娛樂活動只適合人們在緊張的工作之餘偷閑放鬆一下身心，如果真的給你大把閑暇，你很快就會厭倦這些活動，而即便在這種時候也不會厭倦的娛樂方式恐怕只有數學和哲學，而哲學的技術門檻又顯然低於數學。
但是，中國人可不喜歡這樣的修行，而且普遍地長於感悟而不喜歡邏輯思辨，所以高級一些的修行境界就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低級一些的境界則是諸惡莫作，諸善奉行，吃齋念佛，祈福禳災。
所以佛教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徹底淪為心靈雞湯了，“跳出輪迴”這個最本質的教義甚至連一些僧人也不再知曉，或者明明知道也故意避而不談。在這個問題上我是沒什麼資格說別人的，因為在最拮据的日子裏，我自己也編寫過這種連自己都不信的心靈感言。
6.
現實一點也許並沒有什麼不好，如果用“腳踏實地”這個褒義詞來形容的話，我們的感覺會好得多。但我總是喜歡和那些不大現實的人交朋友，這倒不僅僅因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朋友們曾經感到奇怪，像我這樣一個情商為零的人怎麼能夠一眼看出一個人是現實型的還是不現實型的，我說這其實很簡單，什麼話都不必說，只要讓我看一眼那個人的書架就夠了。就拿歷史愛好者來說吧，同樣愛讀歷史，愛看現當代史的人肯定要比愛看秦漢史的人現實得多。我喜歡好熊，而好熊喜歡的歷史時段比秦漢更早，是先秦。而為什麼電視劇愛拍清宮戲，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辮子戲，我倒覺得這裏邊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成分，而是因為在所有的古裝戲裏，清宮戲是距離我們最近的，而像我這樣遠離現實的觀眾從來都是少數。
就此扯一句閑話，對有些事情的判斷其實只需要一點點觸類旁通的小聰明罷了，實在用不着多少人生閱歷。我曾經教給男性朋友們一個判斷女生是否易於相處的極簡易的辦法，即看她喜歡的小動物是貓還是狗，這個小技巧屢試不爽。其實道理無比簡單：狗和人最親密，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貓卻很有獨立性，幾乎從來不把主人放在眼裏。我自己一定很願意和愛貓的女生相處，彼此都給對方很大的私人空間，就像並立在微風裏的兩株蘆葦，有風時輕輕地彼此觸碰，無風時靜靜地消磨自己的時光，間或隔着呼吸可及的距離對望一眼。
當然，在這方面我也是少數中的少數，幾乎所有人都喜歡藤纏樹式的關係，我只要想一想就會不寒而慄。
我倒也沒有完全偏離主題，因為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裏還專門談到過阿貓阿狗的，他說人們若是為了炫耀閑暇而飼養動物，當然要挑選那些毫無功能性的動物，而且越是費錢就越有炫耀價值，因而也就顯得越“美”——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岡倉天心該怎樣痛恨這種審美趣味啊。在凡勃倫提到的炫耀性寵物里，阿貓阿狗也在可選之列，這簡直像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不過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榮譽原則”和“浪費原則”永遠在發揮着最大的指導作用：
除鳥以外，馴化動物中格外值得注意的是貓、狗和供馳騁用的駿馬。貓的榮譽性比上述其餘兩者要差些，因為它的浪費性差些，有時甚至還有些實際用途。而且以貓的特性來說，同榮譽性目的也不相適應。它是在平等的關係上與人相處的，對於一向被看作價值、榮譽和聲望上的一切差別的基礎的身份關係，它全然無所關涉，對於它的主人與其周圍的人們之間的歧視性對比，它也不能積極地有所貢獻。不過就上述最後一點而言，像安哥拉貓（TurkishAngora）那種稀罕的產物，可算是個例外，由於代價高昂，是略有些榮譽上的價值的，因此就在金錢的基礎上博得了可以稱美的權利。
狗這樣東西一無實用，而且在性格上別有稟賦，因此是有它的優點的。它往往被特別看成是人類的朋友，它的智慧和忠誠常常受到讚揚；這就是說，它是人們的忠僕，其服從性是無可懷疑的，而且善於體會主人的心情。這些特點使它與人類的身份關係極相配合，就這裏所討論的意義來說，都應當算作有用的特點；此外還有一些別的特點，則在審美價值上沒有上面那樣明確。它本身在馴化動物中要算是最齷齪的，習性是最淘氣的；但足以彌補這些缺點的是它對主人的忠順和諂媚，是它隨時準備傷害一切別的人或進行搗亂。這樣它就使我們的支配欲有了發揮餘地，從而博得我們的歡心。它也是消費中的一個項目，一般是不適用於生產上的；這一點使得它的主人把它看成一種能增進榮譽的東西，並使自己在主人的屋檐下佔到一個鞏固地位。在我們的意念中，狗總是和打獵活動聯繫在一起的，而打獵卻是件侵佔性工作，是光榮的掠奪性衝動的表現。
狗既已居於這樣的有利地位，於是不管在它的形態上和動作上可能具有什麼樣的美感，也不管它可能具有什麼樣的值得稱許的智力特徵，人們總是習慣地一概加以肯定，並加以誇大。甚至被狗迷們培育成的那些奇形怪狀的變種，也有許多人會真心讚賞，認為它們實在是美的。這些變種的狗——其他變種動物的情形也是這樣——的等級（從它們的審美價值來看），大體上是按其符合某種畸形的要求下的怪異程度和變幻程度來定的。就這裏研究的意義來說，這種以外形結構的怪異和變幻為依據的有等差的效用，其根源實在是出於這類品種的比較稀少，因此也就是其代價的比較高昂。一些畸形的狗，像現在供男用和女用的一些流行品種，其商業價值是以其高昂的生產成本為依據的，對其主人而言，則其價值主要在於它們可以被用作明顯消費中的一個項目。榮譽的浪費可以通過一隻奇形怪狀的狗而獲得反映，因此這隻狗間接地有其社會價值；於是在說法上和概念上略作轉換，它就變成了寵物，就被說成是美的了。由於對這類動物不管怎樣地加以殷勤愛護，也不會寓有利得或實用的意義，因此豢養它們就具有了榮譽性；由於這樣的習慣是有榮譽性的，是不會受到輕視的，於是它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頑強的日常嗜好（這種嗜好還富有仁慈意味）。由此可見，在對於玩賞動物的鐘愛中，浪費準則作為一個規範是相當淡遠地存在着的，而指導和形成對事物的感情和選擇的，就是這個規範。下面我們還會看到，關於人對人的鐘愛，情況也有些相類，雖然在這一情況下，上述規範發揮作用的方式有些不同。（《有閑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第103—104頁）
7.
凡勃倫真是很擅長分析這類問題。讀他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意外地遭遇了一個看似和“有閑”無關卻一直是我頗感好奇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關於住宅小區的草坪的，想來和很多人都有關係。
有一次不知是誰聊起了他們小區的綠化，說草坪其實很難打理，一不注意就會雜草叢生，所以這段時間他們小區的物業公司總會安排很多人去除草、補種，他們很辛苦，也的確很負責任。我卻想到了一個問題：草坪為什麼要除掉雜草呢，為什麼不可以由着各式各樣的雜草長出千姿百態來，肯定還會開出一些很漂亮的野花。野草的生命力很強，所以這樣的草坪幾乎用不到任何人工，既省錢又漂亮。
可是，我這個想法一定很愚蠢吧，因為它是如此的顯而易見，以至於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輕易想到，然而每一座城市，每一個住宅小區，每一片草坪，沒聽說有任何一處用上了這個以天然勝人工的辦法。他們一定有他們的道理，但我始終不知道這道理究竟是什麼。
這也許是從西方國家的草坪學來的，但是，人家的草坪任憑人踩，任憑人躺，對草的要求高一點也不苛刻，我們的草坪卻用圍欄攔住，只可遠觀，不可褻玩，那麼，叢生的雜花雜草難道不比整齊劃一的草坪更有美感嗎？
凡勃倫居然也討論了類似的問題，他說這還是和炫耀原則、浪費原則有關：
大家對於花草的加工修剪以及公園中從俗的花壇佈置都極為欣賞；上述的一般愛好，從這些方面的表現就可以看出。最近的哥倫布博覽會故址改建工程，充分顯示了中產階級重視金錢的美大過於藝術的美的這一愛好傾向，就這一點來說，這件事也許是一個極其恰當的例證。這個例證足以說明，即使在一切奢華的浮面表現都已儘力避免的情況下，榮譽性浪費的要求仍然有力地存在着。假使主持這一改建工作的人不受金錢愛好準則的支配，則這一工作實際達成的藝術效果，也許同我們所看到的將大相逕庭。在工作進行時，即使城市居民中的上層階級也從旁讚嘆不已；由此說明，就這一事例而言，這個城市的上、中、下各階級之間，在愛好上即使有些差別也是很細微的。在這個金錢文化發展上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居民審美觀念中，明顯浪費這個偉大的文化原則是被小心翼翼地保持下來，唯恐稍有背離的。
對自然的愛好，其本身也許就是從上層階級的愛好準則得來的，這種愛好，在金錢的美感準則指導下，有時候會有意料不到的表現，這在一個粗心大意的旁觀者看來也許會覺得有些離奇。例如，這個國家曾提倡在缺少樹木的地區廣泛植樹，這原是公認為很好的一個措施，但在樹木繁盛的地區，這一措施已經演變成為榮譽消費中的一個項目；我們常常會看到，在樹木茂盛地區，一個村莊或一個農戶，會把當地原有的樹本通通砍掉，隨即在道旁或院子裏重新種上某些外來品種的樹苗。還有這樣的情況，整片的橡、榆、梅、樺、白鬍桃、山毛櫸等樹木被清除掉，為的是讓出地位來換上楓、槭、柳、白楊等樹苗。人們認為，凡是適應裝飾與榮譽目的的事物都應當具有一種高貴氣象，而讓一片原來存在的、不費什麼代價的樹木矗立在那裏，是不符合這方面的要求的。（《有閑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第101—102頁）
我想今天的人們也許不易接受這個觀點，那些為住宅小區規劃草坪的景觀設計師也未必真是這麼想的。但是，事情的緣起很可能真的就是這樣，只不過在漫長的時間裏相沿成習，大家都覺得草坪“就應該”是這樣，再沒有追問一下為什麼一定應該這樣。
於是，住宅小區裏的草坪，也許就是曾經的上流社會留給我們時代的最醒目的痕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