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4）
第十八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4）
似是故人來
假如有人稍稍注意聽一下這四位
教師模樣不過三十五歲上下的人談話，也許會覺得奇怪。他們談的不着邊際，縱橫跳躍，忽而舊學，忽而新詩，又是古文，又是外文，《聖經》連上《紅樓夢》，屈原和甘地做伴侶，有時莊嚴鄭重，有時嬉笑詼諧。偶然一個人即景生情隨口吟出一句七字詩，便一人一句聯下去，不過片刻竟出來一首七絕打油詩，全都呵呵大笑。這些人說瘋不瘋，似狂非狂，是些什麼人？
珞珈山下四人行
四十八年前，一九四六年，武漢大學戰後複員回到武昌珞珈山。山上仿布達拉宮外形建造的教學樓和學生宿舍依然無恙，另外的山前山後上上下下的舊房雖然還在卻已殘破了。
秋天傍晚，山下大路上常有人散步。有四個人在路上碰面時就一邊走一邊高談闊論，還嘻嘻哈哈發出笑聲，有點引人注目，但誰也不以為意，彷彿大學裏就應當這樣無拘無束，更何況是在田野之中，東湖之濱。
假如有人稍稍注意聽一下這四位教師模樣不過三十五歲上下的人談話，也許會覺得奇怪。他們談的不着邊際，縱橫跳躍，忽而舊學，忽而新詩，又是古文，又是外文，《聖經》連上《紅樓夢》，屈原和甘地做伴侶，有時莊嚴鄭重，有時嬉笑詼諧。偶然一個人即景生情隨口吟出一句七字詩，便一人一句聯下去，不過片刻竟出來一首七絕打油詩，全都呵呵大笑。這些人說瘋不瘋，似狂非狂，是些什麼人？
原來這是新結識不久的四位教授，分屬四系，彼此年齡不過相差一兩歲，依長幼次序便是:外文系的周煦良，歷史系的唐長孺，哲學系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四人都是“不名一家”，周研究外國文學，但他是世家子弟，又熟悉中國古典。
唐由家學懂得書畫文物，又因家庭關係早年就得讀劉氏嘉業堂所藏古書。他還曾從名演員華傳浩學崑曲，又會唱彈詞，後來在上海進了不止一所大學的不止一個系，得到史學大家呂思勉指引后才專重中國史學，但還譯出《富蘭克林自傳》和賽珍珠的小說。他是為草創《孽海花》的金松岑代授課才開始教大學的。金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的雜貨攤。程專精中國古典文學，但上大學時讀外文，作新詩，所從的業師是幾位著名宿儒，自己又是名門之後，卻兼好新學。程的夫人是以填詞出名的詩人沈祖棻，也寫過新詩和小說。她是中文系教授，不出來散步，但常參加四人閑談。
當時八年抗戰勝利結束，複員後文化教育各方都想有所作為，誰也料想不到一年後烽煙再起，兩年後全國情況大變，需要從頭學習以適應新的形勢要求。那時大學都還照老一套辦事，想重振學風，勇攀高峰，參加世界學術之林。武漢大學校長周頒生雄心勃勃，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請新教師。他要把文、理、法、工、農、醫六個學院都辦成第一流。單說文科，便有劉永濟任文學院長，吳宓任外國文學系主任，劉績任中國文學系主任，新從美國回來的吳於度任歷史系主任，已在病中隨後中年早逝的萬卓恆任哲學系主任。萬以後洪謙繼任。全校各系都請了一些新的教授，真是不拘一格聘人才。誰能想得到不過一年以後便出現一九四七年的“六?一”慘案？學生宿舍突然深夜被軍隊包圍，開槍打死三個學生，捕去五位教授:工學院機械系的劉穎，外文系的繆朗山、朱君允（女），歷史系的梁園東，哲學系的金克木。
周煦良教了一年便離校回上海了（一九八三年底他病故時是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兩年後，一九四八年，金克木到了北京大學。程千帆多年脫離教學，“文革”后離武大，接受南京大學之聘。沈祖棻退休后一九七七年在武漢因車禍故去。上面提到的人大多已先辭世，此刻在世的只有南京的程千帆和北京的金克木，都已經年過八十了。
珞珈山下在一起散步的四人教的是古典，而對於今俗都很注意，談的並非全是雅事。唐長孺多年不讀《紅樓夢》而對紅樓中大小人物事件如數家珍，不下於愛講“紅學”的吳宓。周煦良從上海帶來兩本英文小本子小說。他在戰後地攤上買了專為美國兵印的許多同一版式的小書，想知道戰時美國軍人的讀書生活。他說，古典的不論，通俗的只有這兩本可看。一是他後來譯出的《珍妮的畫像》，一是講外星人來地球在愛中以“心波”不自知而殺人的荒誕故事。他還帶來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說是當時上海最風行的小說，寫了西南少數民族，有些“法寶”是大戰前想不到的。金克木還曾到租書鋪租來《青城十九俠》、《長眉真人傳》等等還珠樓主的小說。四人都對武俠流行而愛情落後議論紛紛，覺得好像是社會日新而人心有“返祖”
之勢。雅俗合參，古今並重，中外通行，是珞珈四友的共同點。
其實這是中國讀書人的傳統習慣。直到那時，在許多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中這並不是希罕事，不足為奇。大學本來是“所學者大”，沒有“小家子氣”和“行會習氣”的意思吧？當然這都是五十年代以前的古話，時過境遷，也不必惋惜或者責備了。
四人之外的沈祖棻以詩詞名家。她由車禍不幸辭世以後，程千帆將她的著作整理出版。在《涉江詩》的最初油印本上，當時八十二歲的朱光潛題了兩首詩。一首以李清照相比:易安而後見斯人，
骨秀神清自不群。
身經離亂多憂患，
古今一例以詩鳴。
沈的詩中有一些《歲暮懷人詩》。憶周煦良雲:論文難忘山中夜，
訪舊曾尋海上居。
如飲醇醪人自醉，
周郎交誼未應疏。
憶金克木雲:
月黑挑燈偏說鬼，
酒闌揮麈更談玄。
斯人一去風流歇，
寂寞空山廿五年。
一九八八年初，也就是舊曆丁卯年除夕，唐長孺作一首七律詩寄給金克木，當時唐目已近盲。
負鼓盲翁百事虛，
更無才力應時需。
乾坤次第開新貌，
日月纏綿到歲除。
廣座杯盤人散后，
山城爆竹夢回初。
商量七十餘年事，
乞向書叢問蠧魚。
金步原韻和詩一首:
七七春秋付子虛，
微軀此日尚何需。
少年衣食馬牛走，
老境盲聾歲月除。
愧對文壇陪座末，
甘離教席賦《遂初》。
衰翁千里猶酬唱，
應笑執筌未得魚。
唐得和詩后又步前韻作一首。金詩衰颯，唐再和詩似有勸慰之意。
扶衰卻病事全虛。
那有神方應急需？
偶為談玄開卷帙，
欣看新綠上階除。
門前山色風吹去，
簾外桃花夢覺初。
海闊天空春浩蕩，
忘情飛鳥與潛魚。
沈祖棻《歲暮懷人詩》有序，其中雲:“磋乎！九泉不作，論心已絕於今生。千里非遙，執手方期於來日。遠書宜達，天末長吟。逝者何堪，秋墳咽唱。”
如今唐長孺又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溘然長逝。上述諸人僅余程、金，一南，一北。周煦良謝世后，金有一詩寄程，述在珞珈山時事。詩中“幻波池”見《蜀山劍俠傳》，“漱玉”
借李清照詞集指沈祖棻。錄下兼送唐長孺之行。
傾蓋論交憶珞珈，
西裝道服並袈裟。
蟹行貝葉同宜讀，
斷簡殘編共嘆嗟。
池號“幻波”波有夢，
集成《漱玉》玉無瑕。
劇憐搖落秋風后，
又向天涯送海槎。
送指路人
鄧恭三（鄧廣銘）比我年長五歲，是我結交六十多年的老友，又是讓我知道學術道路的最初指路人。他走了，我在隨他去以前理當說幾句話為他送行。
1935年我進北大圖書館當職員，管借書還書。有一天，一個借書人忽然隔着櫃枱對我輕輕說：“你是金克木吧？你會寫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歡你寫的文。”這個某某人的名字我沒聽清，不知道是誰。他以為我知道，我也就沒問。從借書證上我看出這個人是歷史系四年級學生鄧廣銘。我感到奇怪，我只有發表不多的新詩和翻譯署這個名字，亂七八糟的文多半用筆名，而且是朋友拿去登在無名報刊上的。他說的那個人是誰，怎麼會知道，而且告訴他我在這裏？這個問題我沒有問過他。他也不會想到有這種問題。從此以後，他來借書時往往同我說幾句話。
有一次竟把他的畢業論文稿帶來給我看，就是他在胡適指導下作的《陳亮傳》。這是第二次我見到同類清稿。第一次是中文系的應屆畢業生徐芳女士，新詩人，她的論文是《中國新詩史》，也是胡適指導的，她有意無意把論文放在櫃枱上讓我看見，由此互相認識。那不奇怪，我明白，她是為了顯示自己是才女。
鄧給我看論文是什麼意思？我從未想起去走什麼學術道路，也不知道那條路在何方。萬想不到他是來給我指路的。至今我也不敢說自己真是走上了學術正路。後來有一次他在我下班時來，一同走出館外，走向紅樓，在10年後有“民主廣場”之名而現在已經消失了的北大操場上邊走邊談。他談起怎麼寫了一篇書評，評論一位名人的有關宋史的書。那時規定學生要做讀書報告，他便交上這篇文，得到文學院長鬍適賞識並鼓勵他繼續研究宋史。於是他寫出《陳亮傳》。現在發現宋史情況複雜，資料太多，問題不少，主要是對從東北南下的遼、金的和、戰問題。
他決心畢業後有條件就繼續研究，不過一生也未必能解決多少問題。穿過紅樓到了校門口分別時，我說，我們現在還是生活在宋朝，彼此苦笑而別。當時日本已佔領東北，河北省已有一部分變相淪陷，幾個月後就擴大到華北。“一二?九”學生運動由此爆發，再一年多全面抗戰開始了。現代畢竟不是宋朝。但我們那時怎麼能夠預料到，不過10年（1935—1945）全世界就有翻天覆地大變化呢？從此我知道了鄧不僅專心學術而且是愛國志士。
又有一次，他拿來一本裝訂成冊的鉛印的講義給我看。原來是傅斯年講的中國文學史。我說，傅是五四運動的《新潮》派，怎麼留學回來成了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他說，“你先看這本書，看他有沒有學問。”我拿回一看，不像講義，是一篇篇講演稿或筆記。開頭講《詩經》的“四始”，說法很新，但我覺得有點靠不住。看到後來種種不同尋常的議論，雖然仍有霸氣，但並非空談，是確有見地，值得思索。現在隔了大半個世紀，內容幾乎完全忘了，但還記得讀他比較唐宋詩那一段時的興奮。真想不到能這樣直截了當要言不煩說明那麼範圍廣大的問題，能從詩看出作詩人的心情、思想、人品，再推到社會地位、風氣變遷，然後顯出時代特徵，作概括論斷。儘管過於簡單化，不免武斷，霸氣襲人，但確是抓住了要害，啟發思索。
舉出例證僅有兩首七律，一首是唐代溫庭筠的，末句是“欲將書劍學從軍。”另一首是宋代黃庭堅的，末句是“暮窗歸了讀殘書。”單從這兩句就可以看出明顯是兩個時代兩種文人的心聲。
這是精心挑選的典型例子。我由此聯想晚唐李、杜，盛唐李、杜，初唐王勃，想到宋代蘇東坡、陸放翁，回想這些人的詩，再加上兩代的文，韓、柳、歐、蘇，從記憶中尋找同例、異例，發現雙方雖有交叉，而差別顯然。又想到以前翻看過的顧亭林的《日知錄》，才知道，舉例何必多，再多也全不了，靠的是讀者自己去思索，去查對。知者可以舉一反三，不知者多舉例也無用，重要的是顧所謂采山之銅，不重複別人。我還發現傅的比較法並非泛泛，有比較才有鑒別，有鑒別才會有發現，若沒有發現，那研究什麼。科學的比較不是任意拉扯猜測，看來容易，其實極難。費大力研究的結果可能只需幾句話就講出了要點。我只在幼年讀過舊書，那幾年只讀洋書，但憑記憶所及就覺得傅的說法雖未必是結論，但確實是獨具隻眼，能引起人思考問題。於是覺得，學術研究不能要求到我為止，認為我所說的就是最後定論。切實的研究恐怕只能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不斷出新，而新的又不一定全盤推翻舊的。研究學術問題好像是沒有終點，看來是終點的實在是新的起點。記得我那晚邊看邊想竟忘了照例的讀外文小說。可是我還書時兩人只有這樣兩句話：“有學問？”“有學問。”接着他又談他的計劃，打算申請“庚款”資助，專心研究辛棄疾的詞和生平事迹，說起研究這一課題的價值和困難等等。
這時他已畢業留校，屬於文科研究所，但還沒有交出學生宿舍房間，所以有一次邀我晚上到他住處去暢談。我去時一看，室內還有兩人，都是他的同班同學。一是傅樂煥，一是張政。
經他介紹后，他們好像跟我早已熟識，繼續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漫談。不知怎麼忽然說到地理，我插話問起現代的地圖畫法，怎麼把球面改成平面，怎麼畫出經緯度。傅一聽就在桌上書堆里翻出兩本書遞給我，說：“這是投影問題。這兩本小書簡單明了，容易懂，你看過就明白了。”我接過一看，是德文的，裏面有數學公式和一些圖，當然我看不懂，翻翻就還他。也沒人問我什麼，大家仍接着原來的話題談。我發現他們雖然同班上課四年，所學卻大不相同，都不是照着老師教的圖形描畫而是自辟道路。張熟悉古董古書。傅通曉中外史地。鄧專心於中國中古史。可是彼此互相通氣，並不隔絕。古典、外文，隨口出來，全是原文，不需要解釋，彷彿都是常識。他們對我毫不見外。
明擺着我不懂德文和數學，也無人在意，好像認為會是當然，不會也沒什麼了不起。因為不久就要各自西東，所以大家談得很熱鬧。我不覺拘束，沒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和學識遠不如他們。
後來我才知道，這種青年學者的風度不是隨時、隨地、隨人都能見到的。恭三這時已經結婚，在宿舍只是挂名。他回家，我也一同走了。那一晚我見到三個不通人情世故不懂追名逐利的青年，以後這三人果然都成為學者。十分可惜的是，我聽說，傅樂煥留學回國后在50年代由不幸遭遇而自動離開世界。鄧如今又去世，三人行此刻僅有張君了。
這段時間我和恭三經常見面，不是僅僅空談，也有實際作為。從一開始他就對我說，天津《益世報》有個《讀書周刊》，由歷史系教授毛子水主編，實際上是四個四年級學生每周輪流編輯。他是其中之一，每月輪到一次，要我寫文章。他不想在這方面多花時間，也不習慣寫這類報紙文體，最好我能給他幫忙，經常供給稿子。我說，我現在只看外國書。他說，談洋書也行，不過報紙是天主教辦的，別沾宗教，莫論政治，小小冒犯政府不要緊。於是我寫了一些長長短短與書有關的文，每篇署上不同筆名。我隨時交，他隨時登，也不修改，還說是我幫助他省下不少寫稿約稿時間。記得我寫過短文，據英譯本介紹俄國史詩《伊戈耳遠征》，談俄國無政府主義女革命家的《薇娜自傳》（近年才有巴金譯本）。還引過法國漢學家馬伯樂在《通報》上評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話，發揮幾句。他說郭有中國學者所缺少的“科學的想像”，這指的是什麼？我藉此把當時被通緝逃往日本東京的郭沫若的名字點出來。現在的人不會感覺到，以上說的這些在那時都是犯忌諱的，許多報刊不會登出的。我也寫文對名人提過意見，評過鄧認識的人的書，自然用的都是筆名。被評的人不知道，不注意。毛主編說過什麼沒有，鄧沒說，我也不問。只有一次不同，不妨多說幾句：“周作人講演，鄧恭三筆記”的《中國新文學源流》出版后引起軒然大波。周提出“言志”和“載道”對立，提倡晚明小品。這不僅產生爭論，而且引出大量古典小品紛紛上市。我對鄧說，這是你闖的禍。他說與他無關，他不過整理筆記給講演者看過，出版者出書賺錢，他得稿費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如此而已。文壇上風波怎麼能涉及他？我說，不錯。梁漱溟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羅常培筆記的，羅不講哲學，筆記者不對書的內容負責。你沒有提倡那種小品文，也不寫，可是如今這種小品成為大潮了。其實依我看，“言志”仍是“載道”，不過是以此道對彼道而已，實際是兄弟之爭。他叫我寫成文章看看。我知道他又藉此約稿，便說，寫也是白費力，你能登？他說：“你寫，我就發，只看你怎麼寫。”於是我寫出了《為載道辯》，將近萬言，沒署筆名，交給他。話雖說得婉轉，對周仍是有點不敬，以為不會發表。可是全文登出來了，一字未改，佔了整整一期。我沒問他，毛子水主編和周作人對此文有什麼意見。後來見面時他笑着說：“朱自清以為那篇文是毛子水寫的。
每月照例由毛出面用編輯費請客，四個編輯也參加。朱來了，對毛說，他猜出了那個筆名，五行金生水，所以金就是水。當然毛作了解釋，說那不是筆名，是一個年輕人。”
這樣，由於恭三，我為《讀書周刊》寫文，又常聽他的議論，多少沾上了一點學術的邊。他使我望見了所謂學術道路和學者的基本功夫，不過我還沒有想到自己要當學者，那太難了，我知道自己不行。恭三在這條路上走了一輩子。他給我指路。
我好像沒有真正走上去，走的不像是他指的路。現在他休息了，我就講這指路故事為他送行。
1998年7月
嘆逝
“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這是距今一千七百年前陸機《嘆逝賦》中的句子。不錯，河中流水永遠是新來的。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有誰能永留成為舊人而不逝去？
近年來故舊逝世的已經不少，但接二連三來訃告卻是最近一兩個月。先是詩人陳敬容，接着是北大三教授：徐繼曾、楊周翰、王瑤。他們年紀比我小些，身體比我好些，比我有才學，有成就，對生活的信心又比我強，為什麼都先我而去，留下我還在世上呢？
當盧溝橋炮聲乍響時，極少人能料到一貫退讓的政府竟能全面抗戰。因此，我仍去中山公園赴鄧恭三（廣銘）的約會，去見詩人曹葆華。他來時身後跟着一位女郎，看來不到二十歲，戴一頂大草帽，穿一件“陰丹士林”藍布旗袍。原來她就是新近在報刊上發表詩的陳敬容。過了將近四十年，我才知道她在《世界文學》工作。那是“文革”末期，我去看朱海觀，偶然提到陳敬容。朱說他們是同事，住家不遠，便拉我去看她。這時她正在房門口走廊上炒菜。屋裏有一個幾歲的娃娃，她的外孫女。她頭髮白了一半。又過一些年，《九葉集》出版，她和幾位詩人到我家來過。以後她又寄一本《陳敬容選集》給我。前年，她忽來我家，說是七十歲滿了。帶來她的外孫女，是她初見我時的年紀吧？怎麼能想得到只過兩年這位故人竟和海觀一樣成為故去的人呢？
二十年前我和一些“牛鬼蛇神”同去郊區勞動改造。有一天清晨，我在僅有蘆席圍着的露天廁所里發現一個人手拿一張撕下的外文書頁在看。我正在極力忘掉學過的外文而怕忘不掉，怎麼還有人怕忘掉呢？這人就是徐繼曾。幾年前，他送我一本他譯的盧梭《漫步遐想錄》。不到一百天以前，他見到我在一篇文中說，不知盧梭《懺悔錄》譯全了沒有，便送來了一部全譯本。前半是他校過的，後半是他譯的。怎能想到這就是最後一面？盧梭在世間一直是孤獨的。我曾為他譯的書名省去了“孤獨者”而感遺憾。現在有他去陪，盧梭又有一位中國朋友了。
“一二?九”前夕，沙灘北京大學紅樓旁邊，有七八個學生租了一間房子，自己起火做飯吃，取名“窩頭飯糰”。我不是學生，也被邀參加，我猜想那間房子是另有用途的，不過打出“飯糰”牌子掩人耳目。這幾個人都是學外語的。一位在抗戰時打游擊犧牲了。其餘的人，除兩人當教師以外，解放后都在不低的崗位上工作。兩個教師，一是我，一是楊周翰。他在飯糰沒有多久便到歐洲和外國人合作編書去了。他從瑞典寄來一封長信，述說初到時對歐洲的人和文明的觀感。記得他說在接觸歐洲普通人時感覺到了平靜中的危機。那時希特拉上台已兩三年了。
王瑤是我在五十年代才認識的。三十年前“拔白旗”時我在市場書攤上見到批判北大幾教授的文集，他也在內，不過被“拔”的人不知道有這本書。也不過是兩個月以前吧，我在學校的一次會上見到他，依舊不停地含着那支煙斗。我曾勸他戒煙，說，在“勞改大院”中不是不抽煙嗎？他笑了笑，說，現在不是不“勞改”了嗎？他興緻勃勃周遊全國，還到東京和巴黎，怎麼忽然就不見了呢？
二十年前在江西鯉魚洲北大分校勞動時，外語系科的人合組一個連。由於開始招工農兵學員到大學進行“上、管、改”，領導說，學外語的人可以重撿起外語了。有一次，恰巧楊周翰、殷葆書和我對坐在草棚中相距不過一米的雙層床的下鋪上，偶然提到了翻譯。我問，“倚老賣老”在英文中有沒有對應的話。
大家想不出來。我說，我們把“封、資、修”的東西忘得差不多了。三人都不由得笑了起來。各人笑得不一樣。但都是真正開心的笑，可見還是沒有忘記老本行，一講外文翻譯，仍然興趣濃厚。楊周翰想出了一句英國話，仍舊不大貼切。難在“倚老賣老”可以是對別人的諷刺，也可以是給自己的貌似自謙的擋箭牌，可以是輕鬆的談笑，也可以是嚴厲的譏嘲。這類話是漢語中有文化思想背景的多年凝結的習慣語，可以隨語境而變化語氣，是很不容易在其他語言中有對應的，在漢文中用得不好也會出岔子。和王瑤的從中國中古文學轉入現代文學類似，楊周翰也是從英語古典文學以及拉丁文學轉入現代新學科比較文學的。大概古今中外新舊文學原本是互相通氣而又彼此不能完全通氣的吧？執一端而以為天下之學盡在此，恐怕是不大行的。我說這話是不是也有點“倚老賣老”了呢？
悼念這四位新去世的朋友，感到知人真不容易，對今人和對古人，對生人和對熟人，都一樣。我對他們所知不多，自不能“謬托知己”，只能說，我以為他們有一點共同之處是我實在趕不上的，那便是對“真”的追求和執着與確信。陳敬容是以詩文追求情感的“真”，另三位都一直在大學教書，是在學術上追求“真”。他們很謙虛、又很驕傲。對自己真正知道的很驕傲，對自己所不知道或不大知道的很謙虛。知道學問無止境，即使是自己確實知道一點的，也不能說是全知道，也會有不足。我從未聽到他們鄙薄別人，除非是“強不知以為知”的人。但對這種人也不出惡聲，不過笑笑而已。陳是詩人，徐、楊、王是學者，所以有點詩人和學者的氣派，但不是虛架子，不是笑嘻嘻點頭敷衍的面孔，也不帶“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氣。記得五十多年前曾見錢鍾書有詩句云：“拼將壯悔題全集，爭說文章老更成。”非常欣賞。這才是學者兼詩人的境界。我是學不到了。
還是再抄幾句《嘆逝賦》吧。
“親落落而日稀，
友靡靡而愈索。”
“托末契於後生，
余將老而為客。”
1989年歲闌
三笑記
人生下來就大哭，過些天又會開口笑。嬰兒自己不知道，這是哭，這是笑，是從大人的反應中知道效果的。於是哭笑不僅是發自內心，而且是有求於外，是含有預期得到效應的有意識的生理行為了。
開懷大笑，不知道為什麼，兩人同時開口，無因無由無求無欲，這才難得。我有過這樣的笑，值得慶幸。
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之交，大學裏如同開鍋，熱鬧非凡。
不知怎麼冷清的時候，有的地方會忽然平靜無事，人都不知集中到什麼地方去了。有一天，我正在和一些“牛鬼蛇神”搬運石頭，從屋邊揀起大小石塊放在筐內抬過一片開闊地，卸在當年洋人修的燕京大學圍牆下面。和我同抬一筐的是化學系的傅鷹教授。兩人不發一言，全心全意勞動。來回抬了幾趟，不知怎麼，突然寂無人聲。在牆下卸完石頭，抬頭一看，只剩我們兩個人。其他人不知哪裏去了。竟沒人給我們打招呼。我們也沒有抬頭看過周圍的人，只低頭勞動，入於人我兩忘的高級禪境。這時猛然發現如在荒原，只有兩個老頭，對着一堆石頭，一隻筐，一根扁擔，一堵牆，一片空地。
傅鷹教授是從美國回來的。在“大躍進”中，科學研究也上馬大幹。要他發表對千軍萬馬協同作戰研究科學的體會時，他背誦兩句唐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因此挨了一頓批判。可是好像批與被批雙方都不知批的是什麼，為什麼批。有人問我。我說，古詩和大事同樣難懂。以不懂為妙。
何必不懂裝懂？他的夫人也是化學教授。兩人都已故去了。既已安息，就不必多說話打擾他們了。
又一次大笑是在這以後不到一年。我一直堅持勞動，但是同勞動的人卻常常更換。有一天，留在空空一座大樓里勞動的只有三個人。我，教日文的劉振瀛和一位嫁給中國丈夫的日本女人，她取的中國的姓是李。我們的任務是擦窗戶。我初見李時，她好像是二十歲上下的美麗活潑的小姑娘，此時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不知何時她當了職員，也不知為什麼陪我們一起勞動。這個女的，據說當學生時在戰後日本做過各種勞動，繼承戰時的“奉仕”（服務），不過是為自己生活不是為“聖戰”了。她會操持家務，所以比兩位老教授都“懂行”。她教我們怎麼先用舊報紙，再用干布，然後用濕布，又重複用干布，從點到面擦玻璃。兩個老學生隨着她的示範倒也學得不慢。
後來要站上窗檯去清除上層積垢，兩個老頭都面有難色。雖是二樓，摔下去也不是玩的。還是她，自告奮勇，一跳便站上去。
我給她遞工具。窗子是開着的。她站得很堅定。我還是擔心不穩。不一會，任務完成，她一回身便往下跳。我出於本能，不自量力，伸手去保護。哪知她心裏也不踏實，跳下時怕往外倒，竟向內側着，一見我伸手，轉身一躲，反而維持不住平衡，一下子靠在我的手臂上。我本是無心舉臂，並未用力，也跟着一歪。幸而她不到三十歲，我也不過五十歲，腳跟還站得穩，都沒跌倒。旁邊的劉出於意外嚇了一跳。三人定過神來，不由自主同聲哈哈一笑。我笑得最響。她也失去少女風度，張開大嘴。
劉反笑得莊嚴，不失留學日本時受的“喜怒不形於色”的磨鍊。
這一陣笑聲在空蕩蕩的大樓里和着回聲彷彿突如其來的音樂，像有的交響樂的“曲終奏雅”，轟然巨響，真是難得。當然，這事除我們自己以外，誰也不知道。他們兩位大約隨後便忘了。
只有我記到現在，因為這是我的第二次老來開心大笑。
現在劉已成為古人，李也回日本去了。三人餘一，忽然想起這次三人大笑，接着又想起那次二人大笑，不由得又想笑，可是笑不出來。強迫哭比強迫笑容易。我老而不死也有好處，比別人多些時間回憶。記得笑比記得哭好。我的記憶中幾乎都是一些可笑的事，都是我自己做下的。記不得生下來的哭。大約十歲以後就不哭了。二十歲時，哥哥突然去世。我艱難困苦回到家，見到老母忍不住伏在她膝上哭了一場。此外再也想不起什麼時候哭過。那次哭后不久，我又離家外出，舉目無親，飄零各地，無論遇見什麼事都不會哭，要哭也沒有眼淚。我的女朋友告訴我，她好像不會臉紅。我告訴她，我不會流淚。於是兩人相對開心笑起來，覺得真夠做朋友。
還有第三次的笑，那一定是在我登上八寶山“火遁”“屍解”的時候。但不會有人看見，自己也不知道了。所以預先在這裏記下一筆。是為“三笑記”。記於一九九三年四月，癸酉閏三月前夕。
詩人的再生
詩人徐遲匆忙走了，像一枚爆竹，躍入太空，便無影無蹤，只剩下音響。
有兩類詩人，都是迷詩，愛詩，作詩，以詩為命。然而一類詩人還另有散文生活思想，而另一類的則把生活也要求詩化，化不成就無比痛苦，只好用詩的方式結束生命。這一類詩人中，最早的是屈原，後來又有李白，兩人都消逝於水中。現代有徐志摩，他“想飛”，就飛上天，不回來了。如今又有了徐遲。這些詩人都到詩的世界再生去了。
一九八五年初，徐遲夫人陳松女士離開世界后，我寫了一首絕句寄給正在悼亡中的徐遲:
南潯、香港、莫干山，忽漫相逢五十年。
泥上偶然留爪印，莫言天上與人間。
一九三六年春天，詩人戴望舒到杭州西湖孤山俞樓來，看到我正在翻譯《通俗天文學》，回上海后寫了一首詩寄給我。這便是那首《贈克木》（以後改題為《贈友人》）。我隨即答了一首詩寄給他。不久他來信說，我那首《答望舒》被詩人路易士要去登在他和徐遲合編的《詩志》上了。這雜誌只在當年十一月出了一期。我也沒有留稿。直到大約八十年代初，老朋友喻君才在上海徐家匯的圖書館藏書樓中找到，抄下一份給我。現在我再抄在此處，隔了六十年重新發表，也算是對這些往生詩的世界的朋友們的一種紀念吧。
世人羨慕天上的星辰，
以為它們自由自在任意遊行。
殊不知它們有無形的鐐銬，
它們有絲毫不能錯的軌道。
它們頃刻之間運動千百萬里，
千百萬年來還是沒有大差異。
這樣遲緩又這樣匆忙，
這是既真實又虛偽的大夢一場。
宇宙原是個有限的無窮。
人類恰好是現實的虛空。
只有那無端的數學法則，
才統治了自己又統治了一切。
黑暗中的生物害怕光明，
因為光明中有奇異的寒冷。
光明他不能統治，黑暗也並不可愛，然而在黑暗中他忘了自己的存在。
“一切皆數！”第一個人從黑暗中醒來，從此傳染了光明的悲哀。
小兒才不怕水沒頂，不怕火傷手，他不知道必然，他有自由。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
人卻要知道宇宙，費盡了精神。
愈趨愈遠，愈結成簡單的道理:
不知道宇宙因為不知道自己。
分子、原子、電子、量子、中子、正子，愈析愈微，愈難分彼此。
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幾度的空間，從方回開始，到不方也不圓。
欲知宇宙之大乃愈見其小。
欲知人事之多乃愈見其少。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知與不知，士各有志。
因為人生只有生殖與生存，
理智從來無用，意志又無根，
藝術宗教都是欺人自欺，
大家無非是逢場作戲。
於是有了看戲人的快樂，
他自以為置身戲外，不知結果如何。
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又在後，
又演又看的人才有徹骨的哀愁。
自知其不知乃是真知。
求糊塗的聰明人都是如此。
這樣的人才有無比的痛苦，
自己的聰明和他人的糊塗要同時擔負。
嬰兒出世時要有一陣哭聲，
從此便有了生，有了痛苦，有了光明。
這樣的道理還有誰會不相信，
請看那為光明而燒灼流淚的天上流星。
此詩是一九三六年作，原答望舒，今悼徐遲。二詩友去世，我乃獨存，是以不才得終天年吧。
1997年
殉名記
現在常聽人說，學術著作不易出版。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學術著作容易出版。
從前我在北京有一位忘年交。那時我不過二十歲出頭不多，他頂多年紀比我大一倍，可是頭髮和牙齒已經開始脫落，顯得很老，卻又有一股孩子氣，和我兩人常常相對大笑。兩人都沒有學歷和職業，互相不談私事，談的都是外國文和外國書，兩人又都沒有去過外國。我只知他孤身一人住在哥哥家。租的是後院，前院歸房東，但沒人住，所以每次我見他總是在房東的客廳里。他從不找我。這樣有往無來過了幾年。
我們最容易動感情的話題是日本的書業。例如東京的丸善書店，一張明信片寄去，不論要什麼外國書，一星期後就必定收到郵局的C.0.D.（代收貨款）通知，便可去郵局交款取書。
沒有書也必有答覆，說明已絕版，尚未出版，暫時缺貨以後寄之類。日本人吹噓，世界上不論什麼地方出了有價值的書，不出半年必有日文譯本，再過一兩個月，書攤上就會出現有人看過賣出的舊書廉價出售。德國也是一樣的翻譯大國。單是一套英文原文的德國版小本子廉價叢書就有四千種以上。日本人在東單開的東亞公司只有小小一間門面，一邊賣雜貨，從服裝到玩具，另一邊是書架。有一架是三省堂、白水社等的各種詞典、新書。有一架是岩波文庫之類小叢書，印得又好，價錢又便宜。
世界名著日譯本多極了。高高在架上的是一部三大卷日譯本《資本論》。那時中國還沒出譯本，還在為本文第一句話的一個字是“商品的什麼”而爭吵不休。中國人學俄文還只有用日本人八杉貞利的《露和詞典》，仗漢字猜意思。更可恨的是那位日本老闆娘，不但任人翻閱書，而且有問必答，一說話彷彿就要三鞠躬，好像存心要比我們這個三千年禮儀之邦更講禮貌。這時日本已佔領中國東北，德國希特拉已經上台，各自吹噓是優等民族，把中國人比作猶太人，又聰明又有古文明，可是不會建國，所以是劣等民族。德、日兩個文明國被兩群野蠻人統治，真是氣死人。我們兩人認為這是無神論的證明。倘若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為什麼不叫德國、日本打敗仗亡國也嘗嘗被外國人統治的滋味？真是老天沒眼。那時當然不會知道後來的事。
有一次我去見他，發現他忽然面貌一新，簡直是年輕了十歲。原來他偶然見到一位名流，順便說起自己在編一部《中國山水詞典》。那位名流大感興趣，立刻寫名片介紹他去找一位學術權威。那位權威一聽他的設計更為興奮，立刻介紹他去找一個學術機構的負責人。那位負責人一談之下，一口答應給他一個位置，名義和待遇很低，不過工作只是編他自己的詞典，在借書查找資料等方面都儘力給方便。他立刻答應，認為這比在卧房裏床前小桌上編書好多了，何況還給飯費、車費、零花錢。
他第一次有了職業，哥哥全家也都高興。
他有了工作，我很久沒去找他。再見到他時大吃一驚，好像比以前還老了十歲。見面后他一言不發，過些時突然一拍桌子，接着又長嘆一口氣。隨後我才聽明白，原來他辭職了。過程是:他工作了一段時間，作出了幾張樣品。負責人拿去給權威一看，大受讚賞，認為很有學術價值。負責人對他說，他若按計劃一兩年內完成這部詞典，還可以留下來繼續進行自己的其他著作。不過首先要讓這部書出版。他們無力出書，只有介紹給大書店。書店不看書只看人，有權威題籤寫序推薦還不夠。
為了保證出版，最好他能委屈遷就一下，同意作為權威的助手工作，書的作者署上權威的名字……他不等對方把話說完就站起來說:“我的書可以不出版，我的名字不能出賣。”收拾起稿子就走，也不再聽負責人一句話。他許多天都在家裏生氣。連哥哥全家也不原諒，說，一個名字有什麼要緊？先當一次助手，出書以後漸漸自己就會有名聲，何不忍耐一時。我聽明白了也無法安慰他，只好走了。不料以後發生“七七”抗戰，我匆匆南下，再也沒有見到他。
直到戰事結束后三年我才又到北京來，再去訪這位忘年老友。門庭依舊，還是那拉到後院去的門鈴。想不到出來的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我還未開口，她先笑着叫道:“你是我叔叔的那位朋友嗎？沒怎麼變。還是那副眼鏡。只是長袍換了西服。我認得你。我叔叔也一直記得你。他只有你一個朋友來找。”
我才想起來，從前每次出門見我的是他的侄女兒，那時不過十來歲，轉眼十年過去，自然大變樣了。連忙問她叔叔好嗎。她不笑了，說，“早已去世了。”原來他受了那次打擊，精神便開始失常。日本佔領北京后，他更是反常。家裏怕出事，不放他出門。他有時清醒，有時糊塗，不過兩三年就離開了人世。我問到他有沒有遺稿，心裏還想為老友出點力。大姑娘答道:“都燒了。叔叔臨去世前忽然明白過來，叫我把所有稿子都在他床面前火爐里一張張燒成灰。他躺在床上瞪着眼望。燒完了，通向外面的煙囪不冒煙了，他閉上了眼睛，再也沒睜開。”
我忍不住了。眼淚順着臉直往下流。我轉身就走。大姑娘在後面大聲說了幾句話。我一個字也沒聽進去，耳邊只有五個字迴旋激蕩:
“焚稿斷痴情。”
這時我已經知道，他遇到的是極平常的事情。外國同樣有。
美國一個名牌大學的一位名教授就曾要求一位印度籍教授將著作署他的名字以便出版。那位印度教授連標明合作共同署名都不肯同意，拂袖而去。為了書名上著者名字定不下來，已經排校完畢的學術著作不能付印。美國教授和印度教授先後故去，這書也不知下文了。
名啊！名啊！真的這麼重要嗎？
忘了的名人
《傅斯年選集》有出版的消息了。作者本來是個名人，後來變得無名了，被淡忘了。現在他又出場，與我何干？不免說一小段因緣。
我從小學跳到大學。轉折點是在我教小學時認識了三位大學生同事。我是教書匠，居然有時也想敲敲學術研究的大門，轉折點是在於見到一次這位傅孟真先生。這話得從頭講起。
三十年代初期，我和楊景梅在北平沙灘北京大學附近一家豆漿鋪里用世界語談話，被沈仲章誤認為講意大利語，從此我認識了沈。
沈認識一個新疆人正在窮困中，便為他組織了一個夜班，借北大紅樓一間教室，請他教新疆話，邀我參加湊數。於是我學會了阿拉伯字母和很難發的幾個深喉音。這位穆先生不大會講漢語。他編印講義，教語法和會話，還給我起了一個阿拉伯名字。可笑我還沒弄清學的是什麼語。當時以為是維吾爾語，以後才知道也許還是哈薩克語，或則竟是另外什麼語。這個夜班維持沒多久，老師就回新疆了。有一位羅常培教授也參加學習。他是音韻學家，北大中文系主任，支援這個班可能是為了調查研究語音，結果是認識了我，但並無來往。
一九三九年我以意外機緣到湖南大學教法文。暑期到昆明時便去訪羅先生。他知道我竟能教大學，很高興，在我臨走時給我一張名片，介紹我去見在昆明鄉間的傅斯年先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他沒說為什麼。我也沒問。
在一所大廟式的舊房子裏，一間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間，裏面只有桌子椅子。“傅胖子”叼着煙斗出來見我時沒端架子，也不問來意。彼此在桌邊對坐后，他開口第一句就是：“歷史是個大雜貨攤子。”不像講課，也不像談話，倒像是自言自語發牢騷。“開門見山”，沒幾句便說到研究“西洋史”的沒有一個人。
我打斷他，提出一位教授。他叭嗒一口大煙斗，說：“那是教書，不是研究。”這時我才發現煙斗里裝的是雲南煙葉碎片，不是外國煙絲，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煙，不冒煙。
“不懂希臘文，不看原始資料，研究什麼希臘史。”他接着講一通希臘、羅馬，忽然問我：“你學不學希臘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臘文的書，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給你。”我連忙推辭，說我的德文程度還不夠用做工具去學另一種語文。用英文、法文還勉強可以，只是湖南大學沒有這類書。他接着閑談，不是說歷史，就是說語言，總之是中國人不研究外國語言、歷史，不懂得世界，不行。過些時，他又說要送我學希臘文的德文書，極力鼓吹如何好，又被我拒絕。我說正在讀吉本的羅馬史。他說羅馬史要讀蒙森，那是標準。他說到拉丁文，還是勸我學希臘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絕，夾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我鑽空子把他說過的兩句英文合在一起複述，意思是說，要追究原始，直讀原文，又要保持和當前文獻的接觸。他點點頭，叭嗒兩下無煙的煙斗，也許還在想法子把那部書塞給我。
忽然布幔掀開，出來一個人，手裏也拿着煙斗。傅先生站起來給我介紹：“這是李濟先生。”隨即走出門去。我乍見這位主持安陽甲骨文獻發掘的考古學家，發現和我只隔着一層白布，一下子不知道說什麼好。他上上下下打量我，也不問我是什麼人。我想，難怪傅先生說話那麼低聲，原來是怕擾亂了布幔那邊的大學者。談話太久，他出來干涉了。傅回屋來，向桌上放一本書，說：“送你一本書吧。”李一看，立即笑了，說：“這是二年級念的。”我拿起書道謝並告辭。這書就是有英文註解的拉丁文的凱撒注的《高盧戰紀》。不學希臘，就學拉丁，總是非學不可。這也許就是傅的著名的霸道吧。我試着匆匆學了後面附的語法概要，就從頭讀起來，一讀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來興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語言，奇特的書。那麼長的“間接引語”，顛倒錯亂而又自然的句子，把自己當做別人客觀敘述，冷若冰霜。彷彿聽到凱撒大將軍的三個詞的戰爭報告：“我來到了。我見到了。我勝利了。”全世界都直引原文，真是譯不出來。
讀時每告一段落，我便寫信給傅，證明沒有白白得到他的贈書，並收到複信。
這本拉丁文書，在我和書本“徹底決裂”時送給了一位女學生。到我和書本恢復關係時她又還了我。如今這本書還在書架上，使我忘不了送書的傅先生。
寫下這篇小文好像還了一筆債，但並不感覺輕鬆。不知道柏拉圖怎麼說話，到底是缺憾。胖子的形象又出現在眼前，叭嗒着那不冒煙的煙斗，沒有表情。
1996年6月
悼子岡
我認識彭子岡很早，但她認識我很晚。
子岡的成名是作為女記者，但她的出色在於她有一支文筆。
至於她的更出色處則是她的為人。不過，若就她對現代中國的貢獻而言，還應當說她是第一批中的，甚至是第一個，當成了新聞記者而且一直當到底的女孩子，一個從嚮往革命到投身革命而對革命卻充滿熱情而理解不足的天真的女性。
30年代初期，我在申報《自由談》看到署名子岡的一篇小文，文中提到她住在北平西城一家女子宿舍，捎帶了一筆那個宿舍的房主。我想這大概就是《中學生》雜誌徵文中第一名的那個子岡，而這宿舍無疑是我的朋友曹未風新開的秋城女子寄宿舍。於是我去看這位決心花20年時間譯莎士比亞的朋友曹未風。他告訴我，子岡本名彭雪珍，是中國大學英文系的一年級學生。我立刻想到那是《中學生》上發表作文的蘇州振華女中的學生，大概是葉聖陶先生的弟子。恰在我們談話時，一位推着自行車的女孩子陪着另一位進了院子。同子岡在那篇文中說的一樣，她把自行車向牆上一靠，便和她的朋友站在對面廊下談起話來。曹未風說這就是子岡。隔着窗帘我認識了她。隨後我知道她進大公報當了記者。當時有女作家、女編輯，還沒有女記者，至少沒有能長期正式當大報記者的女孩子。現在的年輕人恐怕不會想像得出50年前當記者多麼不容易，女性對這種職業更是多麼難以適應。有勇氣的未必有能力，有文筆的又不見得能過忙忙碌碌在各種各樣場合會見各種各樣人物的記者生涯，受不了幾乎天天會碰上的，從報館內到報館外，從政治界到文化界，種種方面射過來的責難和閑氣。無本領的人，老闆不願用；有本領的人，老闆不敢用。可是子岡居然闖開了這一關口，她仗的本身的條件還不是那支筆。會寫文章的女孩子有的是。她所仗的是她的天真。我至今也難明白，她怎麼能那麼相信人，她彷彿想不到世界上居然會有壞人。她不會傷害人，受到傷害時也只是迷惑不解。好人相信她，壞人不防備她，也傷害不了她，因為她不懂人為什麼要傷害。她受了氣也不會去惱恨別人。她的文並不能完全表現她的人。當然左翼新聞界是另一種情形。抗戰初年我在長沙和桂林認識了年紀很輕的高灝和高汾姊妹。她們進了夏衍主辦的救亡日報當記者。那時范長江辦的國際新聞社和陳農菲主持的青年記者協會都在桂林。高灝很快成為真正的女記者。可是皖南事變發生，救亡日報關門，她又當不成記者了。終於英年早逝，深可惋惜。女記者的人才到處有，可是能用又敢用而不會被封閉的報館難找啊。高汾後來到重慶，也成為大公報的女記者。這時子岡已經闖開門路，女記者不稀罕了，但也還不是愉快的職業。太平洋戰爭時，我在印度認識了在赴美途中的楊剛。我知道她曾用楊繽的名字翻譯《傲慢與偏見》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她是作為大公報駐美記者出國的，我在大公報駐印記者郭史翼的辦事處見到她。那真是一見如故。我實在不明白她為什麼那麼看得起我。我後來才覺得真有點對不起她的好意，我對她說：“你改名為剛，可並不是真剛強。你的傲慢與偏見太多了。你真能忘記自己是女性嗎？還是不要那麼剛強吧。”坦率的談話，從世界大勢到生活小事。真不知兩人怎麼會談得來的。後來我和子岡見面后，立刻發現她和楊剛大不相同。她天真得不知有險，所以能“履險如夷”；而楊剛不行，過不去懸崖峭壁。在鄭振鐸先生追悼會上我見到楊剛，她說是遇了車禍，神態黯然。我也不知說什麼好。我隱隱感到，像鄭先生那樣正直豪爽的人會在空中遇難，楊剛這樣的強者也在平地上撞車，恐怕她會去追隨鄭先生。果然不久她便向世界告別了。子岡卻像是個大孩子，一直到去世前幾年還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她的天真究竟是幸呢，還是不幸呢？
直到1948年，我在北平先認識了徐盈，那是由於我的老朋友鄭伯彬，也就是楊剛被日本飛機炸死的丈夫的弟弟。我們在一起談的是戰時和戰後的華北經濟。我還沒有去見和徐在一起的子岡。我隨即結婚，才被帶到大公報辦事處去拜望我的伴侶的振華老同學子岡。大家談起《中學生》、《自由談》、大公報，我才發現文實不如其人。子岡和楊剛不同。楊是文學家、詩人，同時是政治人物；而子岡雖是革命者，卻不是政治人物。她和我認識或見過的所有女性幾乎都不相同。這樣的人怎麼能在波濤洶湧的政治和文化界當那麼多年記者呢？也許是我錯了。唯有她這樣的人才能以一葉扁舟踏過風浪而感覺不到什麼驚險。
楊剛向我提到過陳蘊珍，即巴金夫人蕭珊。我在桂林見到她時，她還只能算是個大孩子，坐在那裏一言不發打毛衣。到昆明見到時，她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在上海又見時，她成為一個嬰兒的母親。從此沒有再見，但她給我的印象卻不可磨滅。
她有子岡的天真，又有楊剛的自信。這是難得的“二難並”，可惜並不是好事。她雖過了楊剛過不去的第一關，卻過不了更高大的第二關。反而子岡都能過去，可以說是生於天真，沒於天真，給她的友人留下一個無法描述也無可描述的印象。這沒有她留給國家社會的文字永久，卻更深刻也更生動。
對我來說，這世界是有點奇特的。有一些人見面很少，談話不多；有的人幾十年的交情不過是通信，對面談話微乎其微；有的人僅僅是一般朋友的見面，甚至還不大見面；可是這些人卻都留給我淡化不下去的影像。子岡屬於最後這一種。這個名字和這個人，儘管在宇宙中僅僅是一閃而過，然而這道閃光是永存的。
1988年
送俞敏教授
北師大的俞敏教授離開這個世界了。
我們兩人不是同學、同事、同行、同鄉。一九三五年認識以後，不久便分離，到一九九五年，六十年間才見面一次，通信一次，幾乎是互相不通信息。我們由圍棋結交，但彼此從來沒有對局下棋。關係如此簡單，然而我們決不僅是點頭之交。
一九九五年六月下旬，他的兒子，在美國講授美國文學的俞寧，回來參加關於女性文學的國際學術討論會，要來北大，忽然打電話給我，說他父親要來看我。我知道他雖然比我小三四歲，但身體不好，就勸他慎重。我住在三樓，連自己都很少下樓，怕他上下不便。我住的北大的一個宿舍園就是他住過的燕京大學的那個宿舍園。不過他住的平房早拆了，改成樓房有幾十年了。只有荷花池塘和未名湖依舊。他若想訪舊，可以乘車來轉一通，我下樓去見他。過了一天，俞寧來，帶來他送我的《俞敏語言學論文集》，說是他父親腿痛不能來了，他在北大參加那個國際會議以後就回美國。不料七月初俞敏教授就去世了。我到七月中旬才從報上看見消息，隨即收到遲來的訃文。
儘管我讓俞寧帶去我送他的幾本書，然而從一九三五年相交，只七十年代末他到我家見一次面，談一次話，實在是太疏遠了。
特別是在重翻看他送我的兩本論文集時，忽然明白了我們為什麼在學術上談不攏而又相通的原因。好比一個說英語，一個說法語，或者是一個說廣州話，一個說上海話，又好像一個人說的魔鬼撒旦原來就是另一個人講的墮落的天使，說來說去，似通非通。一旦知道兩人講的話的同和異，那就豁然貫通，由不通而通了。可惜此時已是人天相隔無從對話，只好仍然不通了。
說起相識的機緣，那是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職員管借書的時候。他是一年級學生，來借《海昌二妙集》。我一看借書條便問:“你下圍棋？”他便立刻對我有了興趣。於是海寧的范西屏、施襄夏兩位清朝大國手成為我們的介紹人。他每來借書，我們必定隔着櫃枱談話。他是圍棋迷，據說下得還不錯，不知相當於什麼業餘段位。我是十七歲以前下過棋，和人一起擺過清朝棋譜，隨後“暫停”到七十歲以後才又獨自擺棋譜，從來不下棋，實在是不會下。小時候下的擺的都是中國舊式有座子的棋。老了“打譜”才學到日本式的棋。十幾年也沒懂棋。剛剛敢談幾句棋，我的這位真正會下棋而沒有同我下過棋的棋友竟永別了，再也沒有和他談棋的可能了。
七十年代末期，他忽然給我一封信，問到與梵文有關的問題。我去圖書館查到資料抄譯給他並提了意見。於是他來找我談話了。他研究梵漢對音。那是鋼和泰提出，汪榮寶首先應用於一篇著名論文中的。我對他談了我的想法。最近我才知道德國人研究中國納西族的東巴文獻的消息，聯想到歐洲人研究梵文文獻以及中外許多專家研究中國古韻，才恍然悟到我說的對他們全是外行話。專家的構擬古音系除中國傳統外還是歐洲古文獻學的十九世紀以來的傳統，而我所談的是另一條道上的語文學。彼此都對，因為不是一回事。再想到我曾對不少大學者閑談過我對他們專業的小意見。在他們聽來，我說的全是外行話。這就是說，我是從他們的行外提出看法。他們都是從事本行學術研究的學者，對外行或行外的意見有興趣聽取考慮作為“他山之石”。此刻我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俞敏和我恐怕也正是這樣，因意見不一致而為朋友。這才符合古人說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意思。全都一樣，還有什麼可談？可惜現在他們都不可能再聽我談了。
俞敏對我說。他過去下棋太多，誤了不少學術研究。他在日本出版的書我沒見到，就這兩本論文集說，已是不少了，儘管照他的路數說是不曾完工的。他不僅通曉許多外語和方言，而且對梵語、藏語更為注意，對北京話不是“大都話”有自己見解。這些都是為了對古今漢語的研究。他有許多獨特見解，不是憑空大膽假設，而是觀察細微，見縫生疑，又儘力廣搜實例，追查究竟，論證真偽。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他對漢藏語言關係以及西方羌族藏語和東方姜族齊語的同源相通的研究。他費大力編《漢藏同源字譜》，姜子牙和松贊干布可以直接對話竟不需要翻譯。看來這是十九世紀印歐語系研究的方法，他用來構建漢藏語系。我對這種文獻學的構擬確實是外行，但是見到《公羊傳》中有那麼多“齊語”，可見古書中有不少文言白話夾雜的詞句。楚語已有人研究。齊語有沒有人研究？《孟子》裏不是說到這兩大方言嗎？那麼，可能和西戎有關的秦語，可能和北狄有關的晉語呢？中原通行的書面語規範是怎麼形成的？
為什麼“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使於四方”，是不是學“外交辭令”？學“官話”？中國古文獻中的規範語言和方言問題，印度及中亞語中的通行梵語規範和方言問題，兩者是不是可以互相參照？這當然是文獻語言學的行以外的想法。
俞寧來時，我只和他談到古典修辭學的傳統和當代新趨向，此時想到他父親的研究以及我們隔行而相通的種種，已經無法托他傳達了。
於是我不得不寫出這篇送行文，如同劉孝標“重答劉秣陵”
的“懸劍空壠”了。
何容教授
何容（談易）教授在抗戰時曾以“老談”之名與“老向”
（王向宸）、“老舍”（舒舍予）並稱通俗文藝“三老”。今年七月間他在台灣逝世了。我在九月中《文藝報》上一見到這條消息，便想到要為他寫點什麼，可是過了這些天，竟不知道要寫些什麼。
何容原是他的筆名，不是在北京大學時的“學名”。他的第一本書《政治工作大綱》署了這個名字。書的扉頁後有一張照片，是作者的半身軍裝像，軍帽、武裝帶俱全，還題着幾句詩。末兩句是:“這是從前的我，莫作現在的看。”又印着一方圖章:“何容談易”。姓何名容字談易，也可讀作“談何容易”。
這照片證明，他確實是北伐國民革命軍中的一名政治工作人員。
書是正正經經寫的，不是開玩笑的。書名像教科書，其實不是，是記錄一九二七年北伐軍中的政治宣傳工作的。可是說來奇怪，讀者一看這書，不由得就要笑，也不知笑的是什麼、為什麼要笑。例如他分析標語的類別，有“軟標語”、“硬標語”，其實就是寫在紙上的和寫在木板或牆上的。這有什麼可笑？可是一看他的說法就想笑。這本北伐紀事的書被當時提倡幽默的林語堂看中了。在他編的《論語》雜誌上當作幽默作品用幽默筆調一介紹，何容這名字頓時成為幽默作家。也許這真是“幽默”
一詞的本意吧？帶着同情的微笑，或者含着眼淚的微笑，或毋寧說是引起思考的微笑。那時離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還不到十年，見過北伐軍的人記憶猶新。北伐軍總政治部的正副主任鄧演達、郭沫若聲名顯赫，儘管兩人都在被通緝，後來鄧演達還被捕“正法’。一位在軍中做過政治工作的青年想記錄這一段自己經歷的史實，怎麼寫呢？只好出之幽默了。真虧他，怎麼能那麼正正經經講正正經經的事而使人發笑，隨着笑就又笑不出來，好像要流淚，可是淚也不會流出來。若不是那一時期的人，恐怕看那本書不見得會有那種感受。即使是經過那一時期的人，現在重看那書，也不一定會再有初看時的感受了。
我看到他時是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西門內的中國大詞典編纂處。他在黎錦熙、錢玄同（疑古玄同）兩位教授手下當一名工作人員。我是去找只有二十歲的世界語者周達甫的。已經快中午了。忽然從相鄰的一間屋裏開門探身出來一個睡眼惺忪的人，說:“你們談什麼這樣起勁？把我吵醒了。昨晚看篇文章直到天亮才睡。原想睡到下午，現在睡不成了。”這人便是何容。
問他看的什麼書這樣吸引人。他回答說是王國維的《殷先公先王考》。那時不但《觀堂集林》早已出版，《王忠愨公遺書》也出來了。但那些開闢學術新天地的文章還沒有多少人認真讀過而且認識其價值。我聽了，還以為“幽默大師”說這話是把考古論文說得像小說，又是幽默呢。不久，他就到北京大學教起“國語語法’的課了。許多人見到他那副相貌，想起他的書上的軍裝照片，不笑也想笑，不管他講的話多麼正經、嚴肅。可見一個人要改變別人得到的初次印象，對也罷，錯也罷，真是“談何容易”。
再一次值得記的會見是在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后。我到了武昌，聽說何容和老向在編馮玉祥主辦的《抗到底》雜誌，便去找他。那可能是馮將軍的臨時官邸。他接見我是在一間不知是客廳還是門房的屋子裏。他要我給那刊物寫點宣傳抗戰的文章。隨後，一九三八年，我由曹未風介紹在香港《立報》薩空了手下當國際新聞編輯。知道《抗到底》還在重慶繼續抗下去，曾寄去過兩篇文，都登出來了。一篇是報導由朝鮮友人安偶生（化名王愛平）和匈牙利人布朗合辦的世界語刊物《遠東使者》所收到的外國人支援我國抗戰的消息，題目大概是《正義的呼聲和同情的反響》。另一篇記不清了，彷彿是記到了桂林的新安旅行團的兒童和他們的老師，陶行知的曉庄師範的學生汪達之。
若沒記錯，后一篇應當是我一九三八年底回到桂林時寫的。
一九四〇年我去重慶時趕上了大轟炸，是否還見到他，記不清了。那正是“三老”忙於抗戰通俗文藝的時候。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到北京大學來，見到從台灣回來的魏建功教授，才知道“談何容易”（這是我的叫法，北大熟人叫他的號何子祥）到台灣推行國語去了。幾個月前遇見一位從台灣來的出版界的人，我問到何容教授是否還在台灣師大教書。他說，這位教授辦的推廣普通話的小報銷路很廣，很有影響，對“推行國語”貢獻很大。不料此後不久，這位自號“談何容易”的老兄已成為古人了。聲音笑貌猶在眼前，其實半個世紀以前的見面已經是永久的相別了。
我認識的在台灣的人極少且久失音訊，有的恐已下世。知道依然健在的老人還有兩位。一是吳克剛（吳養浩）教授。他去年還回上海看望老友巴金，據說身體很好，不像近九十歲的人。還有和我曾在武漢大學同事的蘇雪林教授。聽說她年將九十依然健在。我在此祝願他們二位和在台灣的所有曾經相識的朋友都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1990年9月
少年徐遲
徐遲比我小兩歲，一看他的談老年小文，覺得他仍是十八歲少年，和我初見他時一樣。
上世紀30年代初期，我們都向《現代》雜誌投新詩稿。主編施蟄存先生來信介紹，徐遲正在燕京大學借讀，從郊外來城內和我見面，從下午談到晚上，還請我吃一頓飯。以後他南下回東吳大學，見面只此一次，做了幾年通信朋友。
他上教會大學，西裝革履，一派洋氣，又年少氣盛，一心騖新。我是藍布長衫，不學無業，在古書底子上塗抹洋文，被朋友稱為小老頭。我們一談話，處處是共同題目，共同興趣，又處處是不同知識，不同見解。從中國到外國，從現代到古代，從文學、科學到哲學、宗教，無所不談，無處不是矛盾對立。正由於這一點，彼此都像發現了新天地，越談越有相見恨晚之意。
1936年春我到杭州，他來信邀我去南潯他家。他已是大學畢業教中學在家奉母了。於是拱宸橋下搭船，當天下午在濛濛細雨中我由他接到家中。老母親一口南潯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她也聽不懂我的話。每天她去管理一所貧兒院。徐遲說，他父親晚年得子，一高興，用家產辦了貧兒院，教貧苦兒童學藝。父親去世，母親繼承，這就是他所承受的遺產。老伯母和我對講彼此聽不懂的話，猜錯了，徐遲在旁大笑，好像看到錯得可笑的翻譯。他的大姐從上海來了，帶來一個兩歲多的小外甥，講上海話，我依舊聾啞。小孩子拿我當朋友，不管我懂不懂，時常找我講一通，夾着不少“金先生，阿是？”我很高興，有了上海話老師，真學了幾句。
我當時翻譯《通俗天文學》，還缺一些，便坐在沙發里續譯。徐遲給我一塊小木板放在沙發上架着，我便伏在板上譯書。
他愛聽音樂，有一些唱片。他對我的天文不感興趣，我對一竅不通的外國音樂倒很想知道，他便滔滔不絕對我談論。我仍然是不懂而好提出問題和不同意見，又是互相對立的談論。我說，我不懂天文，看書懂了一點便譯出來給和我一樣的人看。你懂音樂，何不把對我講的這些寫出來給我這樣的人看。我在他家住了大約一個月，譯完了《通俗天文學》。他開始寫介紹音樂的書。我們的書以後都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真是少年膽大，敢講自己不懂的話，做自己不會的事，寫自己也不知道明白不明白的文章和書。
徐遲和我做朋友不是由於同而是由於不同。越是彼此不同，越是談得有興味。同的只是題目，這就夠了。兩人的話一樣，還有什麼可談？彼此都聽到不同的話，增長了知識，磨鍊了意志，這才能彼此都開心，也得益。這次我們兩人各寫了一封談老年的信，兩信又是大不相同。我說，像我這樣的人，八十歲夠了。老年來得好。他說，恨不得把老年一拳打跑。徐遲永遠十八歲。
有不同才能結合長久而有味。清一色就是清湯，索然無味了。朋友，情人，夫婦，不都是這樣嗎？我的謬論何其多也，徐遲看到又該笑了。
劉教授文典
劉叔雅（文典）教授的《三餘札記》作為安徽近世古籍重新出版了。我在少年時見到的他的書的第一部不是古籍，而是翻譯日本人丘淺次郎的《進化論講話》。書是通俗讀物。譯文是傳統白話文體，一點歐化或日文化的句子都沒有，比文言的《天演論》好懂多了。我還聽過關於他的一些傳聞，也知道他以《淮南鴻烈集解》著名，有胡適作序。後來又有《莊子補正》，由陳寅恪作序。有一次清華大學入學試題中有對聯，陳曾因此給他寫過一封公開信說明。那時他是中文系主任。當時我們青年人對他的書不如對他的人有興趣。
他生於一八八九年，曾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當過孫中山的秘書，《民立報》的翻譯，參加過《新青年》的編輯工作。
起先在北京大學教書，後來當安徽大學教授兼校長，不久就被免職。據說這是因為他得罪了蔣介石。那時蔣掌大權不久，想提高聲望。這位劉校長“不識抬舉”，竟拒絕請蔣到校“訓話”，又不肯讓師生在蔣參觀時“迎送如儀’。那時流傳他的一句名言是:“大學不是衙門”這一來，他只好北上到清華園中講古書，不再露面活動，生活也日益頹唐了。傳說他曾住在白雲觀里讀《道藏》，因私自吃葷被道士趕了出來。以後隨校南下到昆明西南聯大。抗戰勝利，他沒有北上，轉到雲南大學。五十年代初，他忽又出面，加入了民主黨派九三學社，當了第二屆政協委員。
一九五八年去世。由他的一生可見儘管一遭挫折就意氣消沉，又生活頹廢，脾氣古怪，但到晚年仍掩不住跟隨孫中山和參加新文化運動時的少年豪氣。在過去時代的文人學者中，這樣的先例並不算少。今日看來的矛盾，當時人並不那麼感覺而另有想法。這也是讀古書所需要的常識吧？
這部《札記》是五六十年前出版過的。那時他已隱居清華了。書是照舊傳統形式的零星考證，從諸子到《文選》。看來不過是古來學者習慣批在線裝書“天頭”上的資料和意見。例如考《韓非子》的就名為《簡端記》。這書不僅糾正或證實前輩，提出新見，而且目光常不僅在字句考證。例如他引《宋史》說，“古人讀書固極重標點。”還說他在北京大學講授陶淵明的《閑情賦》，“俗士不達斯義，頗致低訶。”（這一條很有啟發，但其意見今日還可再推進一步。）書中不止一處引歐洲及日本的事和書為證。例如闡發沈括等人說《神女賦》中的“王”字和“玉”
字有誤，應互換，夢見神女的是宋玉，並引日本人所說古本。
又述同善社的歷史來源，說這種迷信組織“真國家之隱患，世道之大憂”，應當“誅其人，禁其術”。可見他不是隱士。
學術界的新考證之風，照梁（啟超）、胡（適）意見，彷彿是上承乾嘉學派，實際上這是接着道光年間開始的新風氣。以政治大事件劃界的“近代”和學術思想中的“近世”，二者年代稍有參差。照我看，近世學術思想應從道光元年（一八二一）算起，經歷道、咸、同、光、宣、中華民國到所謂“中華帝國”“洪憲”八十三天（一九一六），歷六或七朝，正接上《新青年》改名出版（一九一六），由此再變。道光二年查禁鴉片。
三年起用林則徐。林的朋友龔自珍開創詩文新風格，講《公羊傳》。從此出現今文、古文學派。但這絕不是漢代的經學而是清代的重“經世”的學術，是接着漢學、宋學而起的。清代有兩個“文達公”。前一個是主編《四庫全書》的紀昀（嘉慶時去世），是作總結的，結了清代學術前期。后一個是阮元（道光時去世），可算新時期開山之人。他除印《經解》外，還著《疇人傳》，倡天文、數學，並收外國人，是第一部新學術書。他輯古器物及銘文，說價值如“九經”，又重視地理等學。從此“經學”擴大，直到後來的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他們都不是乾熹“小學”的繼承人。劉文典也不是。相似的是形式一面。
當然乾熹一脈並沒有斷。新的已興起，舊的未滅絕。這是常例。不僅中國，歐洲的“文藝復興”也是一樣。這樣看來，“紅學”興起絕非偶然，甚至《水經注》引起的爭端也可另有一解。
這個“近世學術思想”問題，絕不是像我這樣的淺學之人能在“千字文”中說明白的。妄提鄙見，不知博雅之士以為何如。
1991年
記徐祖正
“文革”末，我去北大圖書館，到編目室閑看，見到地上堆着許多外文書，撿起一看，都是日本印的英國文學書，老古董，想到這必是新故的徐祖正教授贈圖書館的遺書。隨後翻看幾本，不料有一本書里夾着一張紙。一望那寫得滿滿的毛筆字就知道是周作人的手跡，不免匆匆偷閱一遍。開頭是“耀辰兄”，末尾是“弟作人”，中間是借書。周作人早年譯過日本的《狂言十番》，這信正是借《狂言》，還說到一些作者和版本，可惜我茫然沒記住。我看信后既不敢“私下腰包”，也不敢告訴編目的朋友，恐怕一聲張就會遭到銷沒，甚至於抄檢書籍，影響到徐氏贈書的命運。於是悄悄夾回去，不露痕迹。現在不知埋葬在何處等待“有朝一日”發掘出來供人考證了。
我與徐先生忝為同事，卻一直很少接觸。我少年時就知道他的小說《蘭生兄弟日記》，以為是寫姐妹兄弟的事。後來見到，也沒看懂，未留印象。他來北大沒多久就劃了右派。他自己不承認。“文革”末期，我從江西鄉間回來，不再是“五七戰士”，搬在他住的宿舍園子裏，才在清晨園外散步時見到他。有一次，我對他提到三十年代初在北京教英文的幾位中外男女人士，他都熟悉。當年那些人在我的青年眼光和他的同輩眼光中都各有不同趣味。我一提到，彼此所知的人和事一樣而所見所感不同，四顧無人，不禁兩人同時哈哈大笑。那一笑，對我是久別，對徐先生是稀客。很可能認識徐先生的人都不會相信，那個一向面無表情的老人怎麼會笑得那麼開心。但我敢對天盟誓，這是真的。他的嘴咧得很大，聲音很響。當然只有一次，而且他也沒有失去紳士體統。
辛亥革命時，即我出生前一年，投筆從戎的少年，我認識的有兩位，一是許德珩先生，一是徐祖正先生。徐家還收藏着退伍時的證書。“文革”初抄了出來，作為參加反動軍隊的證據。徐先生對我談起，不懂對清朝皇帝造反怎麼有罪？不是“造反有理”嗎？他退伍後去了日本，學的英國文學。回國後起先教的也是英國文學。聽說有一次他請周作人代課，周因為自己的英文發音是日本式的，竟上了一堂英文課而一個英文字不講，書讓學生念，他口頭翻譯，又提問題讓學生講，他修正補充。學生說英文，他說中文。這是上過這堂課的學生對我說的。
當時我們不由得又好笑，又佩服。
徐先生終身未娶，他的妹妹也終身未嫁。兩人“相依為命”，去世也相差不久，妹先兄后。兩人都是基督徒，很虔誠，在心裏。徐先生個子很矮，皮鞋是特製的高底，手裏經常拿着一根西式手杖。我一見他就恍惚遇上了沒鬍子的夏目漱石。“文革”
時剝奪了他的皮鞋和手杖。他在“勒令”之下無可奈何，不能西裝革履持手杖打掃廁所。到“文革”末散步時恢復了舊裝，只除去西服領帶。聽說抗戰結束時他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路人當作日本人遭到辱罵，不知挨打了沒有。徐氏藏書還在書庫，書主人及其好友也在舊書中安息了。不要擾亂他們罷。
陳寅恪遺札後記
唐長孺的小兒子唐剛卯在湖北省博物館工作，最近給我一封信，附有陳寅恪致唐長孺的信的複製件，內容如下：長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來示並大著。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前數歲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轉達欽服之意，想早塵清聽矣。寅恪壯不如人，老更健忘，復以閉門造車之學不希強合於當世，近數年來僅為諸生講釋唐詩，聊用此餬口。所研索者大抵為明清間人詩詞及地方志乘之書，而舊時所授之課即尊著所論之範圍，其材料日益疏遠。故恐詳繹大著之後，亦止有嘆賞而不能有所質疑承教也。
舊作《從史實論切韻》一冊附呈，借博一笑。專此復謝，敬頌著祉。寅恪敬啟。九月十九日。（加標點及改寫簡化字是本文作者做的）
唐剛卯的信中說:
今寄上陳寅恪先生給我父親的那封信的複印件。信封上的郵票是我童稚無知時剪下的，所以此信的時日成為有待考證之問題。大約應是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間。記得文革中，家中我父親的信件，甚至有父親眉批的書籍，都盡數由紅衛兵拖一板車抄走（當時革命也是很艱苦的）。在抄走的家中舊信中，我清楚地記得有鄧拓、吳晗、楊獻珍的信件。因為當時他們都鼎鼎大名，我知道父親與他們有書信往來，曾使我震驚不已。
但在文革后，退還的物資中，這些信件都已不知下落，而陳寅恪先生此信倒是原封退的。恐是當時紅衛兵大學生，不是學歷史的，並不知陳先生為何許人而遺漏。今見在北京所搜尋到的楊守敬的從日本帶回的卷子中，有的鈐有“浩劫之遺”朱印一方。這封信大約也可鈐上此印。
從陳信的內容可見是收到唐的贈書及信的答覆。唐長孺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版）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
著者在八九月收到樣書後即寄贈陳先生一冊。陳信寫明是九月十九日，當即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此時陳先生在中山大學講課，著《論再生緣》，研究錢謙益和柳如是的事迹，以後出書即《柳如是別傳》，與信中所說相符。隨後運動頻繁，“厚古薄今”逐步受批判，大約連此信所用的“榮寶齋摹古”信箋也不能用了。所以不必費事考證，可以定下此信年月。信封上住處也不錯，見陳先生的《編年事輯》（蔣天樞著）。
這封信的字，一望字體筆跡，我就猜想大概是陳夫人唐曉瑩（篔）女士的代筆。一對照她為陳先生的箋《秦婦吟》和《元白詩》的書所題的書名就可見其相似，當是出於一人之手。
信的內容不需要任何解釋。不過信中提到了我和季雍，似乎我來作一點說明也非多餘。
信的口氣很客氣，我想是因為我們和他的關係遠。長孺一生沒有見過陳先生，連“私淑”都怕不敢自認，更談不上“親炙”。照孟子說伯夷、柳下惠的話，“聞伯夷之風者……聞柳下惠之風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所以長孺告訴我，他寫紀念陳先生百歲誕辰的詩的末句是“教外何妨有別傳”。陳先生在此信中含蓄承認他是同行，大概可以說唐是聞風興起者，夠不上“親炙”受教者。我雖然見過陳先生，也只有兩面。我在一九三八年冬，到桂林的廣西圖書館借出當時全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曾集中讀過陳先生的文章，只能說是聞風而未興起者。現在陳先生已享有“天下大名”（孔融語）。我這樣說，想必是和二三十年前否認和“權威”有關係不一樣吧？
至於我和陳先生見面的那兩次，現在想起來還如在眼前，不妨多說幾句，提供背景材料，也算作個“交代”。
那是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間，我從武漢到北平（因為內戰激烈鐵路不通，只有搭飛機）。見到老朋友鄧廣銘時，他非常高興，引我在北大校長室里見到胡適校長，聽他異常興奮地對我談他對中國佛教史的見解達半小時以上，因為另有約會才中斷。
鄧先生還說，他將借用胡校長的汽車去清華大學接陳寅恪先生進城到中山公園看牡丹花，請季羨林先生作陪，也邀我參加以便認識他們兩位。
那一天趕上了天氣晴朗，風和日麗，陳先生並不是一點看不見，至少是能分辨光影形象。在中山公園的茶座中，我們四個人圍坐一個桌子飲茶。陳先生興緻很好，談了不少話。現在我只記得一條。他說的大意是人取名號也有時代風氣。光（緒）宣（統）時期，一陣子取號都是什麼“齋”，一陣子又換了什麼“庵”。舉的例子我忘了。但當時我就想起小時候有兩位本家的哥哥，一個號少齋，一個號幼齋，證明他們的父親的號必是什麼齋。教我的一位小學教師的號是少庵。他的父親的號必是什麼庵。恰好證明陳先生的話。現在想起來，這個傳統並沒有斷絕。五十年代初期生的孩子常叫“志和”、“衛平”，六十年代後期生的常叫“衛東’，還往往不離一個“紅”字。
這次見面臨分別時，我向陳先生說，將到清華園登門拜訪。
隨後不久，我就和唐季雍女士結婚。婚後過了幾天，我便和季雍同去清華，首先拜訪陳寅恪先生並見到陳夫人唐曉瑩（篔）女士。兩人都一點也沒有老態。我將唐長孺交我轉呈的論文《白衣天子試釋》奉上，說了武漢大學的一些人的近況。
其中自然有陳先生的弟弟陳登恪教授（他用陳春隨筆名作小說《留西外史》嘲諷留歐學生）和他的好友吳雨僧（宓）及劉弘度（永濟）等教授。不久，這些照例應有的話就談完了。還有什麼問答，全記不起來了。
陳夫人陪坐聽着。我隨口介紹了一句:唐家和嘉業堂是親戚。陳先生立刻問季雍，對劉翰怡（承斡）“怎麼稱呼”。季雍回答了。不料陳夫人頓時面有笑容，本來是對面坐着，這時站起身，走過來，和季雍並坐，拉着她的手問這問那。我聽向覺明（達）先生說過，唐曉瑩（篔）的祖父是當年的台灣巡撫，甲午戰後因不肯讓日本佔領台灣，曾自立為“台灣大總統”而失敗，但不知那唐家和劉家有什麼關係。想來只是她知道劉家屬於前清遺老，所以就有話談了。這時我心想，我家和江西義寧也有關係，但說出來有攀附之嫌，向來不說，這時對陳先生也是想說沒說。
陳先生忽然也站起走過來。我連忙起身。他對我輕輕問，是不是念了Saddharmapundarika。他說這《妙法蓮華經》的梵文名字慢而發音很準確。我回答，沒有，但讀過Māhābharata（大史詩）。本想接下去講，《法華經》用的是通行語，不是規範梵文，印度學者不會教，而且佛教在印度滅亡已久，少數學者知道的佛教是巴利語的佛教，也不懂《法華經》。不過我想對陳先生說這些話豈非“江邊賣水”，就沒有說出口。
大概是季雍看到我們站起來以為是告辭了，便也站起來。
陳夫人也以為我們要走了。於是我說了以後有機會再到北平一定再來拜訪請教一類的告別話。陳先生隨手打開房門，當先大步走出。我沒想到他會送，連“請留步”也來不及說。陳夫人也拉着季雍的手隨着一同走出。陳先生已經走到小院的籬笆門外站着。我出來握手告別時，只想到內戰不知還會打多久，我未必能從武漢再來了，想不到時局急轉直下，這一次竟成永別。
假如能夠預知永別，就會有不少閑話、舊話可以談，說不定能多少安慰一下他們兩位的晚年寂寞。然而那時他們還不見衰老，我也夠不上有和他談古話的程度。到汪筱南下請陳北上時，我和向覺明（達）私下談話，都斷言陳必不來，不來更好。
迎陳是應有之舉而又是無益之事。汪回來后我見到，也沒有提，不再像初認識他時那樣談陳先生了。人事變化倏忽無常，不料唐長孺還在一九五五年三聯書店出版《魏晉南北朝史論叢》時和陳先生通過信。而且陳的回信居然能保存到現在。照老古話說，真是“冥冥之中如有神數”了。照新話說，就是無形的傳統不會在“徹底決裂”后滅亡。它只有在被理解之後才有可能起變化。
我想到陳先生不忘提起的《法華經》，再多說幾句。什麼時候會有人不照天台宗，也不照慈恩宗窺基的《玄贊》，又不照現代外國人一般的研究路數，而以一再發現的原文經為坐標軸，考察中亞新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及傳播，從語言出發而不拘泥於章句之學，以說明亞洲古史呢？《法華》是一部“文叢”，但顯然有一個中心思想，可能就是“一統”的思想。中亞正是連續出現大帝國的地方。今年百歲的已故考古人類學家李濟在一九六一年宣佈:根據考古發掘的硬性史料推論出，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紀不僅完成了華北的統一，還吸收了華南和北至西伯利亞、西至遙遠的西亞的文化成分，河南“安陽成了一個國際性的文化中心，成了青銅時代中期東方的一個極其獨特的世界性城市”。（《古代中國文明》）以世界文化為背景考察中國上古史已經逐漸出現了輪廓。同樣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的中古中國文化當然也會有結合實物（不僅是文物）和文獻（不僅是書本）的科學考察，在複雜中呈現出新輪廓。後人可以比王國維更前進一步，加上二十世紀發展出來的“詮釋”和“解釋”。這將使世界認識中國是世界文化里的中國，而我們也更認識自己和外界的真實面貌，不至於動輒“感情用事”。起於中古（公元初）中亞而盛於中國的《法華經》，可能是代表一種既外來又本土的文化思想，在從公元後（東漢）直到今天的中國人思想習慣中，不斷顯現其作用。其形成軌跡見於《宋書?東志》和《梁書》的一些傳中記載，及《文選》、《文心雕龍》、《出三藏記集》、《弘明集》、《三洞經書》等的同時期出現。到隋唐完成而開始新變化。這樣的非拼盤式研究，像對安陽那樣，到二十一世紀是一定會出現的。單單中國人，單單外國人，都是不能孤立進行這種工作的。不過，當然，不止是陳寅恪、唐長孺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只能在這裏“畫蛇添足”說空話了。
1996年11月
雪燈——悼吳組緗教授
我知道吳組緗的名字很早，認識他卻是在“文革”中共同勞動時。後來兩人搬家，成為“對門居”。這時才經常晤談，照他的習慣鄉談是“熟得要命”。以後兩人搬家，又在同一園子裏，不難相見。然而隨着年歲增長，見面次數成為反比例越來越少了。去年秋天在未名湖邊長椅上我們還曾並坐閑談。不料此別竟成隔世。好在他比我只大四歲，走早走晚也不過是一步之差。
回想三十年代初期，有位朋友忽到我處，大聲嚷:“了不起！清華學生里要出大作家了，而且不止一個。看這篇《官官的補品》吧。”隨手把一本《清華周刊》擲到我面前。這篇小說的署名正是吳組緗。以後《文學季刊》登出了他的小說《一千八百擔》，果然一舉成名。兩篇小說都是以冰冷筆調藏火熱心情。作者佩服同鄉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兩吳的筆法是一路，好像我小時候玩的雪團中放蠟燭頭點火的雪燈。現在有冰燈了，裏面不是燭火而是電光，更強烈了。但這樣的小說似乎還稀少。記得在那同一時期，我曾為了梅里美的《卡門》和《高龍巴》的“寒包火”風格和朋友爭論了半夜，幾乎提到了我們當時看過的所有古今中外好壞小說。最後他打出了一張牌是《三門街》。我沒看過，只好聽他說話，雖不甘拜下風，卻也無法回嘴，討論就此結束。
我和吳住對門時，彼此都已過花甲之年。他還留點少年火氣，我已是煙消火滅。我們有時談論小說，多少使我想起當年和朋友論雪燈風格時的豪情。在“文革”後期，他曾被指定寫一篇論《金瓶梅》的文字，說是因為不準別人看這部書，所以只能由他來寫。他拿稿子給我看。我隨手在後面加了《聖嘆外書》，說這是我所見過的，那時還很少的，對這部小說的古今評論中，從來未有的“大手筆”。這篇文稿後來不知何處去了。
我怕寫當代名人，不拜壽也不追悼。即使是比較熟而應當寫一點的，我也忍住不下筆。何必以微塵而附華岳？只有俞平伯先生逝世時我發表了悼詩和後記。那是由於我的腦中五十年代陰影猶存，錯誤估計，以為沒多少人寫他。哪知大謬不然。
吳先生上過俞先生的課，也論《紅樓夢》，但沒有落進批判旋渦，所以學生的名氣不如老師的大。俞平伯、許寶馴伉儷情深，人所共知。吳組緗、沈菽園夫婦感情之篤也是生死不渝。我在悼俞文中說俞、許到另一世界仍是一雙“如花美眷”，現在正好把這話再說一遍送給吳、沈二位。
正是:相逢不恨晚，此別惜匆匆。
記一顆人世流星——侯碩之
侯碩之——這是我只見過兩面而終身不忘的朋友。
“碩之性格孤僻，不好交際，沒有多少朋友。他對我說過的朋友就是你。聽說你們在清華園看星談了一夜，你為什麼不為他寫點什麼？”碩之的哥哥侯仁之對我說。
我也記得侯碩之。可是關於他，我又能說出什麼呢？我們總共只見面兩次。第一次在清華園，他還是學生。第二次在昆明，他已經工作，只在茶館裏談了不多的話。隨後過了沒有幾年，我聽到傳說，他在去西北的路上遭遇土匪，不幸被害了。
五十年代初我見到仁之，才知道碩之在西北死得很慘，遇上的未必是土匪。這話大概是給他挑行李的人傳出來的。他是個窮學生，孤身一人，說是去陝甘工作，怎麼可能在西北荒原上有人對他謀財害命呢？究竟是誰害死了他？他究竟要去西北什麼地方？要去做什麼？誰也說不出。抗戰時期的西北是會令人想到陝北的。難道這裏面沒有政治氣味？
一個文科理科兼優而學工科的青年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夭折了。他像一顆流星，一閃光就沒了，但不是在天上，是在地上，在人世。流星可以留下含有特種金屬的隕石。他留下的是什麼？
是一本《宇宙之大》。
三十年代初期，英國天文學家秦斯的一本新書傳到中國。
這書用通俗文筆描述天象又解釋宇宙膨脹學說。不約而同有三個人翻譯。一是南京天文台的人，譯出書名是《閑話星空》，商務印書館先出版。一是侯碩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學生。譯出書名是《宇宙之大》，開明書店接着出版。第三個是我。照原書名譯作《流轉的星辰》。本來譯出很快，因為初次譯書沒把握，託人送給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陳遵妨先生審閱。陳先生退回稿時讓人告訴我，要趕快送去商務，因為天文台也有人譯了。
我不了解出版界情況，又將譯稿托上海曹未風向商務接洽，已經晚了一步。幸而中華書局接受了，我不算白花工夫。我的譯本是到抗戰期間中華書局才出版的。
我的朋友沈元驥知道了這件事以後說:“兩個譯者都是我的朋友，你們也作個談天文的朋友吧。我來介紹。”
暑假剛開始，我收到清華大學侯碩之來信，約我去清華觀星談天。他住的宿舍是“五樓”。同屋的人回家了，我可以住一夜。英國天文學家的一本書使我們成為一見如故的朋友。人和人之間真像是有所謂緣分的。
在清華宿舍的在我看來很大的一間樓房裏，我告訴他，我沒學過數學物理。他笑了，說:“我現在學工程，在高中可是學文科的。仁之學的是理科。考大學時我們兩人顛倒過來了。他進燕京歷史系，我進清華電機系。你猜我入學考試高級數學得幾分？兩分。”他怕我不信，還把一個文件給我看，作為證明，忘了是錄取通知書還是學校印的什麼分數冊。那時高中文理分科，學文科的不進一步學數學物理。他怎麼能進清華電機系呢？
他解釋道:“幸虧清華入學考試分兩次計算。先算國文英文初級數學，我得了將近一百分。可是第二次照理工科要求考試計分，高級數學我全沒學過，看卷老師開恩，沒給零分，給了兩分。
清華規定有一門零分就不算總分了。有兩分還得算。結果是除這一門以外門門高分。取不取？決定不下來。工學院長交給系主任決定。他判斷這是個文科學生改學工科，不取太可惜了。
進來再說，學工不成讓他轉系。這個學生一定要。就這樣入了學。系主任告訴，頭一年補習數學，有的課不能上，要多學一年。四年功課五年學，空閑多，所以翻譯了那本書。”他還告訴我，他進的中學是教會辦的，一直跟英國人學英文，有種種趣事。所以英文程度還可以，其他很普通，考試得高分算不了什麼。他除國文課外一向是用英文作答卷寫報告。他又說:“考大學時我想，得學點實用的東西。中國將來不管怎麼樣都需要發展電力工業。沒有電，什麼都談不到。只要不亡國，就要有電。
沒有電，遲早還會亡國。不管清華電機系有多難考，我也要進。
臨時趕了一下沒學過的數學，考試居然得了兩分。這也許是看我答卷用英文的面子。”他笑了。真是個天真而有志氣的人。他又為什麼喜歡天文？
“我進工科，還是喜歡文科。理科中的文科就是天文。”我懂得，那時日本軍閥已經佔領中國東北。為了國，他放棄文而學工，但興趣仍在文，那就是天文。
說著話，黃昏已到，他拉我下樓，介紹清華園幾處“名勝”，終於到了一座塔形建築邊。他說:“這是氣象台，算它是天文台吧。上不去，在天文台下觀天象吧。你看，那顆明星出現了，是木星。金星此刻不在太陽這一邊。”
於是我們進行談“天”了。為觀星，我選的是一個前大半夜無月的日子。記得當時我們最感興趣的是觀察造父變星。真湊巧，趕上了它變化，看着它暗下去了。後來，七姊妹結成昴星團上來了。我們爭着看誰能先分辨出仙女座星雲。那是肉眼能見到的唯一的銀河系外星雲。我們坐在地上，在燦爛的北天星空下，談南天的星座，盼望有一天能見到光輝的北落師門星和南極老人星。後來我乘船經過孟加拉灣時，在高層甲板邊上扶欄聽一位英國老太太對我絮絮叨叨，忽見南天的半人馬座、南魚座、南十字座一一顯現，在地平線上毫無阻礙，在海闊天空中分外明亮。我立刻想起了侯碩之，不知他還在不在昆明，我經過那裏沒見到他。誰知他那時是不是已經在，或者快要在中國的西北方化為流星了呢？
那一夜，我們談天說地講電力，把莎士比亞詩句連上宇宙膨脹、相對論，談中國和世界，宇宙和人生，文學和科學，夢想和現實，希望和失望，他不掩飾自己的抱負和缺憾。我的傾聽表明我的佩服。他又說又笑，我真看不出他平時是個不愛說話的人。那時我們只是在人生道路上偶爾相逢的兩個過客，一無顧忌，放心，信口，誰也不笑誰。當時以為這一夜過去就忘了，哪裏想到他久久不忘而我也記到了今天？
我在昆明再見他時，他已經畢業，在一個什麼機關里工作了。那正是歐戰爆發后不久。他完全失去了在清華園時的興高采烈的氣概，一副嚴肅而有點暗淡的面容使我很吃驚。他說，天文不談了。在西南開發水電也沒什麼指望了，不知怎麼才能為抗戰出點力。他對我能到大學教書並不感驚異。是不是他會想到當初棄文學工也未必正確呢？仁之淪陷在北平，但燕京大學還在，日本還沒有進攻美國，仁之還在研究歷史地理。這時學文學理學工的差別不大了，都有點用處，又都沒有多大用處。
他透露出想到別處去，好像說過去西北可能有機會，我沒有在意，我只覺得他和先前那位大學生真是判若兩人了。
在“宇宙之大”中，一顆流星的閃過，不論多麼顯耀，也是極其渺小的。在中國之大中，一個極有希望的青年中途夭折也是非常微末的。但是在逝者的親人和好友的心中，不論流星的放光時間是多麼短暫的一瞬，它是永恆的，不會熄滅的。
1991年4月
吳公子保初
明末有四公子，清末也有四公子，其中譚嗣同聲名顯赫，陳三立以詩名家，另兩位是丁惠康和吳保初，現在有些冷落了。
吳保初的《北山樓集》近收入《安徽古籍叢書》出版，恐怕能由此喚起記憶他的人也不會多，算來已是將近一百年前的事了。
吳保初（號彥復）何以能列名於四公子？他不過是一個大略相當於部中科員的小官，居然上書主張變法維新，在庚子年以後又上疏請慈禧太后歸政權給光緒皇帝。他官卑職小不能直接上奏，被部里上司壓下不予轉呈，便辭官不做，因此也沒有什麼處分。然而他的奏疏在上海報紙上登出來了，以致出了大名。他又在上海蘇報案中保護過入獄的章太炎，於是革命黨也認他為朋友。他既維新，又革命，還和先維新后保皇的康有為有聯繫，又與毀了維新篡了清朝的袁世凱有過來往。這樣一位出自名門的公子爺就非比尋常而進入四公子行列了。
《北山樓集》收進了有關的文獻作為附錄。他的墓誌是康有為作的，墓表是章太炎作的。這兩人互相敵對而在他的墓上墓下合作。唱和詩的有名僧八指頭陀寄禪。當時是新小說家後來被謐為“鴛鴦蝴蝶派”的領袖人物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描述他。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中有他的詩。汪辟疆《光宜詩壇點將錄》點他為金眼彪施恩。他和袁世凱通信，對袁曾寄託希望。這就無怪乎袁當了總統又想做皇帝時，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他在上海大叫一聲發泄胸中憤慨隨即去世了。他只活了四十五歲。
吳保初之所以稱為公子當然是由於他的父親吳長慶。這是一員好文的武將，是淮軍李鴻章重用的人物。袁世凱在他手下。
狀元張謇在他幕中，還教過吳保初。這些關係加上本人的品格和才華當然使他不成為名公子而不可得也。
他的長女弱男是章士釗的夫人，次女亞男。有《示兩女詩》，末雲:“女勿學而（爾）父，而父徒空言。西方有美女:貞德與羅蘭。”要求女子效法為國為革命犧牲的貞德和羅蘭夫人，這正是清末志士的口氣。自題《批鱗草》詩有雲:“誰為天下奇男子？臣本高陽舊酒徒。正則懷沙終為楚。子胃抉目欲存吳。”這裏的漢、楚、吳當然是指清朝。上奏疏請變法維新歸政正是為了維護清朝。清末維新志士的思想和心情同曹雪芹記的那個補天補不上的石頭一樣。《石頭記》也可以作為理解和體會那一代文人的鑰匙。也許是因此那時“紅學”大盛。蔡元培也作《石頭記索引》，王國維也論《紅樓夢》，在相異之中似仍有一脈相通，都引雪芹為同道。
1991年
由石刻引起的交誼——紀念向達先生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到昆明，在呂叔湘先生住處初次認識向覺明（達）先生，但這次還談不上締交。向、呂都是吳雨僧（宓）先生的學生，那時我和吳先生見面不多卻相知不淺，所以大家一見都很容易熟悉。
真正開始熟識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去印度，又經過昆明，湯錫予（用彤）先生去鄉間，無緣得見，我便去訪湯先生的學生向先生。他住金雞巷五號，是一個小院子。他聽說我要去印度，很高興，對我熱情接待。
在中間屋裏掛着一幅橫批，是裱好了的拓片，上面是印度古文。有墨筆跋語說這拓片經向先生一看，立即認出是印度阿育王石柱銘刻，“即以相贈”，有寶劍贈與英雄之意。贈者的姓名現已忘了。記得當時向先生還曾取出一本英文書的插圖為證。
後來我在印度見到石柱原物，都已進入博物館或用圍欄保護起來，不能拓了。那張拓片大概是發現初期拓出供人研究的，相當珍貴。後來我們沒有再提此事，不知這拓片到何處去了。這時我才深知向先生並不是僅僅鑽研書本作文獻考古。
第二次和向先生有了學術關係又是由於石刻。他在西北發現了一個經幢刻石，上有梵文刻字，拓了下來，將照片寄給當時在印度國際大學的周達夫先生。周將照片寄給浦那的郭克雷教授，因為他既研佛學，又通漢文。郭克雷教授很快就判定是《緣生經》，字體是古婆羅謎體，時代可能在十一、十二世紀。
但是另幾行漢文卻讀不成句。當我去浦那和他同校西藏收藏的《大乘阿毗達摩集論》梵本殘卷的照片時，我們又研究那張殘石照片。梵字和我們校的照片中的字體相去不遠，只是字太小，又模糊，但很容易便可發現其中“緣生”字樣。他在德國留學時的博士論文題便是漢譯的《大乘緣生論》，所以對這方面的經典很熟悉。奇怪的是下面的漢字。字體是楷書，容易認，但橫豎左右都不成句，也不是佛經常用語，而且首尾殘缺。後來我提出一個解釋是左行橫讀，起頭是“日在角一”，是記刻經幢的日期和人事的，但作為“角宿一”解仍舊不大通，不合中國記年月日習慣，也不是印度的習慣。郭克雷教授寫出文章，將我的說法列入注中作為一種假說，並附原件照片，在加爾各答的師覺月教授主編的英文《中印研究》刊物上發表。我本有此刊全部，可惜在十年浩劫中全部失去，現在無從查考了。這一次使我對向先生的治學謹嚴，注重實物和文獻印證，不尚空談，深為佩服。
我們的第三次學術因緣又是由古物而起。一九四七年向先生髮表一文，提到出土的“式”。我便寫了一封信給他，說明“式”是古代占卜用具，分為天盤、地盤，以天盤在地盤之上旋轉，加上日、時、干支，求得“四課”、“三傳”，舊稱為“大六壬”。古時有實物，但很早便以手指關節代替地盤而將天盤在心中默想，“三傳”、“四課”等等全在心中。這便是所謂“袖佔一課”。這種“掐指一算”的占卜法和由《周易》以來用蓍草（最後改為銅錢）排八卦的占卜法是中國的兩大系統，和原始的甲骨占卜系統不同。這三大系統都和中國、印度以及世界其他處的“星命”是兩個不同門類。中國以星占卦的是“奇門遁甲”，但又不僅占命。至於所謂“先天太乙神數”則徒有其名，還不如“奇門遁甲”有書為證。我在信中只說了“式’的意義和“六壬”佔法。寫信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夜間。那時我在武漢大學教印度哲學史和梵文。不料，只過了幾個小時，六月一日天明前，國民黨反動當局出動大批軍警，包圍武漢大學，槍殺了三名學生，逮捕了一些學生和五位教授，造成驚動全國的“六一慘案”。五名被捕教授是:繆朗山、梁園東、劉穎、朱君允（女）和我。（目前只我一人尚在人間了！）這五人中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員。估計逮捕原因是我們應了學生邀請在反飢餓反內戰的“和平大會”上發表了演說。另一同時演說的陳家芷教授，因為警覺，在軍警臨門時跳後窗逃避，沒有被捕。這次慘案遭到全校以至全國人激烈反抗。當局不得不把逮捕的人都釋放。我回家后才得將致向先生的信發出。向先生將信摘出在上海《大公報》的《文史》周刊上發表，加上標題《說式》，並作了按語，說明原委，痛斥國民黨反動派倒行逆施，對待學者和青年學生橫加迫害凌辱。這一次我們兩人不僅是學術交往也是道義上的朋友了。
向先生治學根底深厚。他校《蠻書》，我曾見到書眉上的蠅頭小楷批註。他讀書細心，一方面採用新式的卡片等方法，另一方面仍繼承傳統方法。古人大概從劉向、劉歆、揚雄在天祿閣校勘古籍以來就是用這種方法。記得幼年曾見到家中許多古書都是用朱和墨圈點批註過的。這是從前人的一種訓練。先讀《四書》、《五經》等基本讀物。這些多是有圈點斷句的。老師有時還代加圈點，在讀音不同的字的右上角加一個小圈，重要句子在旁邊加圈或點。讀了這些以後，便要進讀朱熹的《綱目》、司馬光的《通鑒》和《史記》、《漢書》、杜（甫）詩、韓（愈）文，以及唐宋明清的筆記。這些都是沒有點斷句的，必須自己在上面加圈點、校注和表示自己意見的批語。老師檢查學生的書本便知道學生的程度。書本都是用廉價的流行本，書中常有錯字，需要自己發現改正。有的書要至少讀兩遍以上，第一次用硃筆點，第二次再加上墨筆點，並改正第一次讀錯的地方。古時的兒童和少年便是這樣受嚴格的讀書訓練的。大約不用十年便可打好這個底子。這不是只在科舉盛行以後的評閱法。
也許上自孔子讀《易》、刪《詩》、作《春秋》的傳說起便從刀削竹簡開始了。後來用在小說上便是金聖嘆、張竹坡、毛宗崗、脂硯齋等人的“評點”了。向先生是東南大學——南京高師畢業的，是新式學校出身，又通曉外文，從事譯述，可是同時繼承了讀書的古老傳統。我一見到他批註的舊書便立刻記起了自己的童年，想到自己從幼失學以致對中國書和外國書全無紮實根底，沒有學通，於是更對向先生的學兼新舊十分佩服了。
向先生還經歷過難得的社會和自我訓練。他曾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商務傳統要求很嚴，審閱和編譯稿件是比一般讀書作文難得多的。以後他又到當時的北平圖書館（現在的北京圖書館）工作。三十年代的這所圖書館遠不如目前這樣龐大，但已擁有一些難見的書籍和文獻。當時的館長袁守和（同禮）先生招攬了一些有為青年進去，名為職員，實是從事整理文獻的研究，又出版《北平圖書館館刊》為他們發表成果。不幾年便湧現了一批青年學者到大學講課，隨後當了教授。其中著名的除向先生以外，有王重民、賀昌群、趙萬里、孫楷第、謝國禎、于道泉等先生，後來繼起的還有萬斯年先生等。在編輯部和在圖書館都是極好的學術訓練機會，但有條件:一是領導者懂行並給鼓勵而不阻攔和斥責。二是本人肯鑽研。第二點尤其重要。
若不然，歷來受這兩處鍛煉的人何止千百，何以有人成材，有人就不行？若自己肯留心，善於利用條件，即使領導人不予理會也可有進步。機會隨時都有，只看會不會用。向先生在這方面又是我所傾倒的一位。他後來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館長時，便有職員郭松年先生自學成為學者。至今這傳統還未全斷。
一九四八年我到北京大學來，和向先生住同一宿舍，因此有機會常見面，更了解一些他的為人。向先生為人耿直，說話不多而中肯要。我曾在湘西住過約一年，對那裏的風土人情略有所知。我覺得向先生和沈從文先生都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他們自己的民族性。他們使我對中華民族構成的特性的理解開了一個竅。我以為若僅僅以所謂“炎黃子孫”的黃河流域中段上古時期的漢族來認識是遠遠不夠的。春秋戰國時就已開始了民族的擴大和形成，即使“中原”也不是例外。若不改變古老的“蠻、夷”或“夷、狄”的陳舊觀念，恐怕很難真正了解我們自己的國情、人情。我從沒有和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研究民族性問題，但從接觸中自己體會到，不論中國或則外國，都不能那麼單一概括以致無意或有意接受成見和偏見。這一點也是我從向先生學習到的，而他自己並不知道我所學習到的就包括他本人在內。
一九六五年我的母親病故時，向先生是唯一前來送葬的朋友。這使我不勝感念。這也表現了他的為人。因為無論照當時的情勢或則他和我的私交，他都毫無必要這樣做。但是他一聞訊便來了。他這樣做既不是出於公誼，也不是出於私情，而是出於他的個性，只是要為他所認識的一位鄰人老母送葬。總而言之，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正直的中國學者。我現在提筆寫出這些話，也同樣不是由於為公或為私而是由於為了紀念我所認識的這樣一位不應被人忘卻的中國式學者。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