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3）
第十七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3）
歲月留痕
我何嘗每天按時起床？天晴天陰
於我有什麼關係？沒有了時間豈不是正合吾意嗎？那麼當然是因為驟然離別了一個親切的伴侶了。但是我向來對失落任何東西都只微笑而不肯皺眉，何以對這嘀嗒不休的鬧鐘倒會眷戀起來呢？聚散之理自覺早已勘破，然而在實際人生中仍不能排除極細微的人之常情，智慧者也就不僅是可悲的玩物，簡直真是煩惱之根了。
學讀書
教我讀書識字的開蒙老師是大嫂，實際上教我讀沒寫成文字的書的還是我的兩位母親。
大媽識字，大概不多。她手捧一本木版印的線裝書看一會兒，這是極其稀罕的事。她看的書也是彈詞。多半時間是半躺在床上，常要我給她捶背。或者自己坐在桌前玩骨牌，“過五關，斬六將”，看“酒、色、財、氣”，一玩一上午。身體精神特別好時，她會叫我坐在她腿上，用兩手拉着我的兩手，輕輕慢慢一句一句說出一首兒歌。是說出或者念出，不是唱出，那不能算唱，太單調了。
“小老鼠，上燈台，偷油喝，下不來。叫小妞，抱貓來，嘰里咕嚕滾下來。”
我跟着一句一句學。什麼意思，她不講，我也不問。
媽看到大媽這樣喜歡我，很高興。在我跟着她睡的自己房間裏，她也輕輕慢慢半說半唱教我。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她不認識字，怎麼會背這首古詩？是我父親教她的？還是她聽來自己學會的？我不知道，也沒問過，只是跟着她像說話一樣說會了這四句詩，也不知道這叫做詩。
大嫂教我《三字經》時，她不看着書，和大媽、媽媽一樣隨口念出，用同說話一樣的腔調，要我跟着學。我以為書本就是這樣說話的，不同的只是要同時認識代表每一個音的字。這有什麼難？大嫂用手按住教的兩句，只露出指縫間一個字，問是什麼。我答對了。不久，她又拿出一個紙盒，裏面裝了許多張方塊紙片，一面是楷書大字，另一面是圖。這是“看圖識字”，都是實物，也有動作，正好補充《三字經》所缺少的。像“人之初”的“之”字畫不出來，好像是沒有，也許是有字沒有畫，記不得了。
每天上午大嫂在房裏非常仔細地做自己的美容工作，我坐在桌邊讀書認字，看着她對鏡子一絲不苟地整理頭髮，還刷上一點“刨花水”，使頭髮光得發亮。還用小粉撲在臉上輕輕撲上點粉，再輕輕抹勻，使本來就白的臉更顯得白。那時大哥還在北方，不在家裏，她又不出門，打扮給誰看？是自然習慣吧？她已經滿四十歲了吧？她是大哥的繼室，自己只生過一個女兒，七歲上死了。是不是她把小弟弟當做自己的孩子教，排除寂寞？
我把《三字經》和那些方塊字都念完了。覺得大媽、媽媽、大嫂的說話都不一樣，還有書上的，口頭的，“小老鼠”“黃鶯兒”“人之初”也不一樣，都很自然。她們說的話我都懂，不論音調、用詞、造句有什麼不同。書上文字寫的就不全懂，我想，長大了就會懂的。她們不講，我也不問，只當做都是說話。
這時三哥中學畢業，天天留在家裏了。那時中學是四年制。
他上的是省立第一中學，是全省最高學府。全國的大學，除外國人辦的不算，只有戊戌變法時辦的一所“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中學畢業好比從前中了舉人，還有人送來木版印刷的“捷報”貼在門口。大哥是秀才，在山西、陝西、河南什麼“武備學堂”當過“督監”。二哥和三哥本來在家塾請一位老師教念古書。大概父親後來受到維新變法思潮影響（這從家裏書中可以看出來），送二哥進了什麼“陸軍測繪學堂”，三哥進了中學。二哥成為高度近視，戴着金絲眼鏡回老家結婚沒出來。
三哥念完了中學，成績優秀，是家中的新派人物。
有一天，大嫂在午飯桌上向全家宣佈，從今以後，四弟歸三弟教了。第二天我就被三哥帶到他的房間裏。室內情況和大嫂的大不相同。有一台小風琴和一對啞鈴。桌上放的書也是洋裝的。有些書是英文的。有一本《查理斯密小代數學》，我認識書面上的字，不知道說的是什麼。我正在驚奇和興奮中，三哥教我坐在桌邊，說以後我陪他念書，給我面前攤開了一本書。
又說：“你念完了《三字經》，照說應當接下去念《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也就是三、百、千、千。那些書你以後可以自己念。現在跟我念這一本。”這是第一代的中國“國文教科書”吧？比開頭是“人、手、足、刀、尺”的教科書還早一代，大概是戊戌變法以後，維新志士張元濟，也就是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和主持人之一，發起編訂由“商務”出版的。
這書的開頭第一課便是一篇小文章，當然是文言的，不過很容易，和說話差不多。三哥的教法也很特別，先讓我自己看，有哪個字不認識就問他。文章是用圈點斷句的。我差不多字字認識。隨後三哥一句一句教我跟着念。他的讀法和說話一樣。
念完了，問我懂得多少。我初看時憑認的字知道一點意思，跟着他用說話口氣一念，又明白了一些，便說了大意。三哥又問了幾個難字難句要我講。講不出或是講得不對，他再講解，糾正。末了是教我自己念，念熟了背給他聽，這一課便結束了。
他自己用功寫大字，念英文、古文，我一概不懂，也不問。有時他彈風琴，偶爾還唱歌。我也看到過他兩手拿着啞鈴做體操。
這是我在家裏正式上學了。這本教科書的內容現在記不得了。書中淺顯如同口語的文言更使我覺得熟悉了書本的說話。
現在回想，書中有兩課講的故事和畫的插圖又出現了。是不是在第一冊里，記不準。
一課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文中對話平易而生動。三哥問我，雙方對銜着怎麼還有嘴說話，而且說人話？我答不上來。他便說，這是“寓言”。對話是作文章的人代擬的。以後讀的書中這類話多得很，不可都當真。這是假做動物說人話，說的是人，重要的是意思，是講給人聽的。
另一課是“卞莊子刺虎”。“兩虎相鬥，必有一傷”。這時再去殺虎，兩虎都不能抵抗了，還是第三者得利。意思和那一課一樣，只是文中老虎沒有說人話。忘了這是我提出來的，還是三哥講的。
在爭鬥之中，雙方都是相持不下，寧可讓第三者得利彼此同歸於盡，也不肯自己讓步吃虧便宜對方。讓漁翁和卞莊子得利的事不會斷絕的。
小老鼠怕貓，黃鶯兒唱歌挨打，鷸蚌、兩虎相爭，寧可讓別人得利，這些便是我學讀書的“開口奶”。這類故事雖有趣，那教訓卻是沒有實際用處的，也許還是對思想有傷害而不利於處世的。到40年代初，我曾作兩句詩，說不定是從這幼年所受無形影響結合後來見聞才會有的：“世事原知鹿是馬，人情慣見友成仇。”
1996年
學說話
人一出生就要學習，也就是在這世界上、宇宙中，探路，一直探到這一生的終點。
一出世就大聲啼哭，這是學習呼吸新鮮空氣。然後動手動腳試探活動，睜開眼看光和影，用耳朵聽聲音，學習分別事物，於是接觸到了母親的奶頭，用口和舌試探吮吸，學會了做人要活下去的第一要義：吃。這大概是一切人共同上的第一課。
真正算得上學習的是學說話。這不僅是探路而且是走出第一步的路了。這一課好像是人人一樣，其實是各個不同。學說話可以影響到人的一生。也可以說，人的一生都在學說話，學表現自己，與外界溝通，一直到不能再說話。
我現在快到不再說話的時候了，探路也快到終點了，這時才想起走過的路，想想是怎麼一路探索過來的，也就是怎麼學習這個世界和世上的種種人，一直到夜間仰望星空探索宇宙。
想想路上的碰壁和滑坡，幻想和真實。心裏想：是自己對自己說話。寫下來，是對別人說話。想到自己，講到自己，不能不從學說話講起。
第一課的課堂是家，第一位教師是母親，這就不是人人一樣了。各人有各人的母親。
第一個對我說話的，也就是教我說話的，儘管我記不得，也知道一定是我的母親。可是我小時候有兩個母親，正式說是有五位母親，我見過的只是兩個。生我的是生母，還有一位嫡母，是我父親的繼室。從父親的“神主”或說牌位上看，父親有原配和兩位繼室先去世了。父親突然去世時我名為兩歲，實際只有八個月。他留下一位多病的妻子和準備繼任而未能如願的我的生母。她原來的任務是服侍那位繼母，後來生了我，地位一再提高，原來的不好聽的身份也就不再提了。
我父親是淮河流域的八公山下人，大概說的是家鄉話，和我的三個哥哥一樣。給我學說話“開蒙”的兩位母親說的話都和我父親不同。
我出生時父親在江西，我的生母是鄱陽湖邊人，本來是一口土音土話，改學淮河流域的話。但她所服侍的人，我的嫡母是安慶人，所以她學的安徽話不地道，直到二十幾歲到了淮河南岸一住二十年才改說當地話，但還有幾個字音仍然只會用彷彿卷着舌頭的發音，一直到七十五歲滿了離開世界時還沒有改過來。那位嫡母說的也不是純粹安慶話，雜七雜八。回到老家后，鄰居，甚至本地鄉下的二嫂和三嫂都有時聽不懂她的話，需要我翻譯。她自己告訴我，她的母親或是祖母或是別的什麼人是廣東人，說廣東話，還有什麼人也不是本地人，所以她的口音雜。我學說話時當然不明白這些語言區別，只是耳朵里聽慣了種種不同的音調，一點不覺得稀奇，以為是平常事。一個字可以有不止一種音，一個意思可以有不同說法，我以為是當然。很晚我才知道有所謂“標準”說話，可是我口頭說的話已經無法標準化，我也不想模仿標準了。
舉例說，我應該叫嫡母做媽。很可能是我自己的發明創造，在前面加了一個大字，叫大媽。自己的生母也該叫媽。我想一定是她自己教我的土音土話，媽前面加的那個音很特別，我不知道漢字怎麼寫，也不知道漢語拼音中該用什麼平常不用的字母。我的小名也是自己起的。原來大家只用一般叫小孩的叫法。
到我三歲時，大侄兒生了一個小男孩，算是我的侄孫。我成了爺爺。家裏人說，兩個娃娃怎麼分別。我便搶着說，我是老的。
於是我不滿三足歲便成為叔祖父，自稱老了，別人也就叫我老什麼，一直到我上小學才改為“小老四”，因為我有三個哥哥，另有三個姐姐不算。可是我的兩個媽媽在沒有外人時仍舊叫我的小名。
嚴格說，正式教我說話的第一位老師是我的大嫂。我不滿三足歲，她給我“發矇”，教我認字，念書，實際上是教我說話。她不是有意教，我也不是有意學，不過現在看起來，那不是教念書而是教說話。這以後八十幾年我一直在學說話的路上探索，或者說是對語言有興趣，可以說都是從學大嫂說話開始的。
關於大嫂的說話，我現在才能總結出來。她說話的特點是乾淨、正確，說的句子都像是寫下來的。除了演講、教課、辦外交以外，我很少聽到人在隨便談話時像大嫂那樣說話。她不是“掉文”，是句句清楚、完整。她會寫賬，打算盤，但不會寫信。她讀的書主要是幾部彈詞：《天雨花》、《筆生花》、《玉釧緣》、《再生緣》、《義妖傳》（《白蛇傳》）等等，會唱崑曲，會吹簫，有《綴白裘》、《六也曲譜》，會下圍棋，有《桃花泉》、《弈理指歸》。她教我的是《三字經》。她梳頭，讓我看着書，她自己不看，背出兩句，叫我跟着一字字念，念熟以後背給她聽。
過了將近三十年，我在印度鄉下，佛教聖地鹿野苑，請法喜老居士教我念梵文詩時，開頭他也是讓我看書，他背誦，吟出一句原文，再改成散文句子，再作解說，和中國與印度古書中的註釋一模一樣，說出來的就是散文，吟出來的是詩。我恍然覺得和大嫂當年教《三字經》和唱念彈詞給大家聽完全相仿。我竟不知大嫂是從哪裏學來的。她是河南人，講的不是河南土話，是正宗的“中原音韻”吧。她七十歲左右，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時，她對我訴苦，仍然不慌不忙不緊不慢地講她的彷彿從書上學來的話。
人的一生是同外界對話的全過程。有兩種表現：一是刺激——反應，彷彿是被動的，無意識的。一是觀察——思考——表達，彷彿是主動的，有意識的。表達一是言語，二是行動，都是探索外界的反應。這些都是需要學習的。不過大家平常注意到學習的多是表達，用有聲音的言語符號，或者是用有形象的文字符號，用音樂或是用圖畫。
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識的學習從三歲開始。學說話的老師是從母親到大嫂。學讀書的老師是從大嫂到三哥。讀書也是說話。當大嫂教我第一個字“人”和第一句話“人之初”時，我學習了讀書，也學習了說話。說話的底子是我的生母打下的。
當她教我叫她那個寫不出來的符號時，她是教我說話和對她做思想交流。到大嫂教我時，我覺得學讀書和學說話一樣。怎麼發展下去的，那就要“下回分解”了。
學英文
1931年9月18日，現在是屬於上一個世紀了。那年我虛歲20，十足年齡19，住在那時叫北平，現在叫北京的一家小公寓裏，沒錢，沒學歷、沒職業，還做着上大學的夢。我能上的大學只有宣武門裏，頭髮衚衕的市立圖書館。在那裏看書，不要錢，也不問學歷，資格。我在那裏讀了將近一年的書。
這一天，忽然看見石駙馬大街的《世界日報》閱報欄前擁擠着無數的人，我就擠上前去，看見頭號標題的大字《日軍昨突占我瀋陽》，還沒看內容，就立刻覺得從頭頂“轟”的一聲：“完了，我還上什麼學，國家都到了這個地步了。要亡國了，怎麼辦？”我只好在街頭走來走去，圖書館也不上了。隨後幾天，全城都轟動了，無數大學生開會、遊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刻對日本宣戰，出兵收復東北失地，我也跟在遊行隊伍里跑來跑去。後來有許多人到車站，要求上車南下，到南京去，找政府提出要求，說是請願，我沒有去，可是就在這雜亂中間，這些亂七八糟的會裏面，我聽到無數激昂慷慨的演講，在這些會裏頭，也就認識了幾個人，他們都是西城幾個私立大學的學生，我也跟着他們去在那些大學的各種各樣的會裏頭，聽那些抗日的演說，覺得這些大學生都不上學了，都不念書了，我還上什麼學！怎麼辦呢？也不知道怎麼去抗日。
這時候認識的幾個人就成為朋友了。幾個月以後，風浪平息了，政府也沒有出兵。學生仍舊上學，我仍舊跑圖書館。風暴過了，我們也不見面了。忽然有一天，正是冬天，我在街頭碰見了姓沈的一個大學生。他一把拉住我，說：“你還上圖書館看書？圖書館有什麼書要看？現在要讀革命理論書，那圖書館裏哪有啊！現在西單商場書攤上正擺了一本新影印出來的英文書，叫《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作者是考斯基，這本書是學革命理論的基本入門書。我們有幾個朋友正想自己來學這本書。你要參加，明天晚上到我住的公寓來，好不好。”我一聽，可以跟着他們學英文，又學了什麼“經濟學說”，這倒是好事，這也不要錢，於是答應了，就到書攤上去買了一本書，影印的，很便宜。
買了以後，第二天晚上，我去找他了。結果，他說的幾個人，原來不過是他和另一個男的，我都認識，還加了一個女的，說是他們同學，但不在一個大學裏。每人拿着一本考斯基的書，就說：“每人念一句，翻譯，不懂的大家討論。”於是，第一個就讓我念，我翻開一看，在家裏看過，也沒來得及查字典，就念了第一句，題目，是《whatiscommodity》，我一念，大家哈哈大笑，因為我這個英文是在家裏跟哥哥學的，我的發音雖然也不是太錯，可是第三個字“商品”我根本不認識，我把兩個“O”都念成“O”，他們哈哈大笑，於是姓沈的立刻糾正，他說：“不是你這個念法。”於是他念了一下。噢，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照着字典拼音念的根本不是真正外國人口頭上的英文。從什麼是商品，然後接着什麼勞動啊，價值啊這些字我全不認識。
於是我只好在家裏查了字典，然後再去跟他們一起學習。每天晚上也只不過念個幾句。
他們的英文，兩個男的都是教會中學畢業，都是美國人教的。所以他們的一嘴美國發音跟英文會話都很流利。但是他們對讀書可不如我。他們念得很好，字也認識，但他們不懂講的是什麼，儘管他們是大學生。我也不懂講的是什麼，可是呢，我有一點底子，他們沒有，我也沒說。因為開頭的英文字我雖然不認識，但什麼是商品我倒是知道。什麼價值啊，勞動啊。
因為我看過翻譯的馬克思的《價值、價格與利潤》，《工資、勞動和資本》。雖然不懂，可糊裏糊塗也看過這兩本小冊子。所以比他們還有一點底，他們沒有。因此英文是我跟他們學，可是內容，他們有時還要問我。這樣一來，就能夠繼續下去了，大概沒有一個月，也沒有念到一章，那個女的走了，剩下我們三個人。這三人讀書會也就不容易維持下去了。考斯基的馬克思經濟學說算是我在這方面讀書的入門吧，而實際上我受到的教育卻是英文，特別是英文發音以及英文的口語式的讀法。這是我在這個時候的第一點收穫。想不到的還有第二點收穫，那是我第一次得到職業。也是從三個人中間的第三位，姓宋的那裏得來的。不過這是后話了。
三人讀書會雖然沒有了，可是他們還借給我另外一本英文書，說是從一位教授那裏借來的，他們現在要考試，沒有工夫看，我可以先看。可是一個月以內必須還他們。這本書是曾任第三國際主席、《真理報》主筆的布哈林寫的，題目是《歷史唯物主義》。這時布哈林好像已經免職了，可是蘇聯清黨還沒有清掉他，所以不知怎麼，那時中國忽然出了這書的幾個譯本，同時出現，所以有點名氣。
我把這本書拿回來一看，又和考斯基的書不一樣，不是英文不一樣，而是內容不一樣，也是一大厚本，我翻來一字一字看，很難懂，主要是第一，我學的文法沒有用，我能把詞型變化、句子構造都弄清楚了，還是不懂講的是什麼。第二呢，我的那本字典是《英華合解詞彙》，英文中文合著，但不是為讀這種書用的，所以許多字查不到，查到的意思也對不上。有這兩點困難。我也不知道“歷史唯物主義”講的是什麼。所以呀，忙了一天，也沒讀了幾頁，晚上我就趕忙跑到西單商場，到書攤子上找到一本這書的中文譯本，翻開一看，噢，原來全書章節是這麼些東西。再看看頭幾頁，噢，我感覺困難的從中文譯本里解決了，知道它講的是什麼了。於是幾分鐘，趕快把書放下。又跑到另外一個書攤找另外一個人的譯本，翻開看看，這樣一來，全書大意以及很難的查不到的字也知道了。於是跑回來，再翻看讀過的那幾頁，就容易得多了，我就用這種辦法，圖書館也不去了，就在家裏，整天啃這本難讀的理論書。讀了把難點，查不到的字心裏記住，晚上跑到書攤子上去找譯本對照。這一來，居然讀下去了，半懂半不懂的，很難的地方就跳過去，只知道大意就行，有些句子是很明白了。就這樣糊裏糊塗，糊裏糊塗，不到一個月，居然把這一本書翻閱得差不多了。
有些地方讀得細，有些地方就是糊裏糊塗地過去。
居然把這本書還給他們了，他們問我看過沒有，我說翻看了一下，他們很驚奇，說是還有一本書，你也可以看，我們借的是兩本。於是他們把那本書又給我看，但是限期還是一個月。
這是蘇聯馬列主義研究院院長，名字叫里亞扎諾夫，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我以為是兩個人的傳記，拿回來一看，哪知道不是光講生平，主要還是敘述他們兩個人的學說，這一來，包羅的內容更多了。英文倒是基本差不多，可是內容不一樣，關於他們生平，我也不大懂那時歐洲歷史，所以也是半懂半不懂，至於學說就更難了，這書還沒有中文譯本，所以也沒法子用我那個特殊辦法，但是我還是硬着頭皮啃。懂的就懂，不懂就不懂。什麼《反杜林論》，什麼《費爾巴哈論》，中文都沒有翻譯，好像有本《反杜林論》的翻譯，我也沒看過，至於馬克思的那些書，只有那兩本小冊子。《政治經濟學批判》郭沫若的譯本好像還沒有出來。但是呢，我也硬着頭皮把這本書看了，覺得比那兩本理論書還容易些。難的就是它把那些重要學說都做的是提要，我沒有基礎，它不是通俗的解說，所以也是半懂半不懂。
然而不到一個月，我又把書還他們了，他們很驚異，說你居然把這麼難的書都能看了？我說，難是難，我看是看了，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
後來他們就忙着畢業，找職業等等，我們就不見面了。以後我也不再讀這一類的革命書。可是，布哈林講的那個辯證法和另外兩本書說的不一樣，布哈林用的那個什麼“平衡”“均衡”，英文字很長，很難念又很難記，那兩本書根本不用。布哈林說什麼均衡、擾亂、再均衡，我想這不是中國的“一治一亂”
嗎？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嗎？這就是辯證法？那黑格爾的正反合也太容易懂了。所以這到底留下了一個疑問。但是我的目的是學英文，並不是學理論，所以也就不管這個問題，一直到1949年。
我仍舊天天跑圖書館，看各種各樣的書，混日子。學校也上不成了，家也回不去了，也不知道將來怎麼辦。可是到了冬天，忽然收到一封信，是那個姓宋的寄來的，說他現在在山東德州，一個師範講習所里當教務主任。這個學校新改造，需要一個國文教員，問我肯不肯去。我覺得這是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的喜訊，馬上回信說我立刻就去。於是到了德州。哪知一到德州，趕上要放寒假。這位教務主任就給我找了學校的一間房子住。但是現在不能開伙，寒假伙食團不開伙，他就帶我到他家裏去，見了他的夫人和他不滿一歲的小孩，讓我在他家裏吃飯，住在學校里。以後他就匆匆忙忙，一放假就跑到濟南去了。
他留下一份報紙給我，他說他為了學英文，訂了一份天津出版的英文報，是外國人辦的，叫《華北明星》。他說，寄來了，你可以看。
他到濟南去了，我在學校里住着沒事，就從早到晚讀那份報紙。一讀報紙，又大開眼界，原來報紙上的英文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但和我小時候學的英文不一樣，而且跟我讀的那三本很難的理論書也大不相同。於是我看了前面的新聞以及社論、廣告，還有些雜耍，簡直是莫名其妙，跟中國的報紙很不一樣。好在學校里還有一份公訂報紙，忘了是天津的什麼報。
我就看那中文報紙上的一些新聞，然後再到英文報紙上去找同樣的新聞，這一來就容易懂了，還是知道了它講的是什麼，這就好辦了，然後慢慢琢磨。先看中文報，然後再到英文報上去找，找新聞。慢慢我知道它的新聞體例跟文章做法了，於是就再讀其他新聞，慢慢，慢慢，第一版的新聞我基本上都能看看了。然後就看看比較長的文章，社論有時懂，有時不懂。有點長的新聞我覺得好像很亂，怎麼外國人頭腦不清楚，天上一句，地下一句，還老是重複，覺得挺奇怪。後來才明白過來，原來外國人的報紙和中國那個時候的報紙不一樣，中國的報紙是自己做文章，外國報紙是寫給讀者看的，所以它的重要新聞，一看題目就知道主要是什麼，沒有興趣你就不用往下看，要有點興趣呢，就可以看頭一段或頭兩三段，那麼它完整的提要就有了，你就可以不往下看了，如果你還有興趣，那麼就再往下看，於是底下它就從頭到尾，詳細地敘述一番，如果你看到事情完了，可是還很有興趣，那麼它末尾還可以添兩句雜耍，閑談，所以這樣就是一條新聞，分成好幾段落，隨便你讀者從哪兒看，你願意光看標題也可以，只看頭幾句也可以，一直看到底也可以，但整個不是一篇文章，而是很多篇。這一明白，我就知道了，它非常簡略的時候，簡略得簡直儘是些簡化字，它要非常詳細時，裏頭很多啰唆話。可是啰唆了一遍又啰唆一遍，原來是為你可以看少的也可以看多的，只看你的興趣怎麼樣。所以它是為讀者而寫的，為讀者方便而登載的。啊，這樣一來，就覺得原來不是外國人頭腦糊塗，而是我們不懂它的文體。然後就看看讀者來信，隨後就看後頭的幾版。它只有一張，四版。
我都能看了。最困難的是它後頭有一些經濟新聞，跟我學的那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完全不沾邊，就有什麼股票行情之類的，那些字，字典上也查不到。還有就是體育新聞，我只知道一點足球，它幾乎天天都登足球，登的都是一些外國球隊踢，這個我也不怎麼明白，很難看懂。再有一條呢，就是大概是美國人辦的，所以它不但登了很多美國那些教會的活動，而且還登美國在天津的教會活動，還有美國本國的有些事情它也登，我也莫名其妙，不知道華盛頓、紐約發生的事情與天津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樣一來，許多條條看不懂。可是很多能看懂了。最難懂的是廣告，因為這廣告好像跟我學的語法挑戰，裏頭許多話都是半半截截的，許多話都非常奇怪，用的那些詞也是非常奇怪，靠字典完全不行。只能靠它畫的圖、照片以及它要賣的是什麼東西，這樣能猜到一點。但這樣呢，我學了一個月，從早到晚，一直就是念報紙。報紙星期天休息，所以一星期只有六張，我就每天從頭到尾這麼看。有的靠字典，有的也不靠字典，就靠猜。主要就是慢慢地知道外國的事情以及外國人關心的是些什麼。我們中國人看了一點意思都沒有的，他們講得津津有味，可是我們認為很大的事情，比如日本軍隊在東北怎麼樣、馬占山怎麼抗日，它幾乎一字不提，有時只有很短一句話，說“東三省還有戰事”，就完了。我才知道，這個跟那理論書完全兩回事，而且文章、文體也不一樣，用字也不一樣，甚至於我看連文法都不大一樣。我才明白，跟中國一樣，我當年看《聊齋》，看《史記》，看《三國演義》，再看《水滸傳》、《紅樓夢》，語言都不一樣，可我們自己並不覺得。這樣一來，我一瞧，才知道了，難道中國的報紙也不一樣？上海的《申報》、《新聞報》是一個樣，天津的《大公報》又是一樣，北京的《世界日報》又是一樣，都不一樣。所以我這時發現了兩樣：一樣呢，光靠文法和字典懂不了語言，要懂得內容以後再看語言，那就比較容易。但怎麼能先知道內容呢？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這就不是簡單能講的了。總之呢，不懂內容，光看語言不行。第二呢，就是語言跟文體有大關係，你要是分辨不出文體，你也就不容易懂得那個語言，或者看不慣，或者看得有氣。
我這時已經有這麼一點了解了，就回頭看我帶去的一本《威克菲牧師傳》。這本書我哥哥在中學時念過。我到北京來，聽說大學也在教這個。我也看了，一看開頭，不知它怎麼講話，看不下去。這個時候，我一看頭一句，啊，原來外國人講話是這樣的。19世紀英國人喜歡幽默，它是模仿一個牧師的口氣，用講道的話來講，所以它頭一句說：“我一向認為，一個結了婚的人比單身漢對社會更有貢獻，所以我就結婚了，還生了三個女兒。”我從小時候看就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啰唆，這完全是廢話，講這麼多幹什麼，結婚就結婚，有三個女兒，我想直接就說我有三個女兒就完了。他怎麼這麼講話，現在因為看了那些理論書，又看了報紙，特別是報紙上的各種題材，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作者這樣講話是模仿那個牧師講道的口氣，是一種幽默，帶點諷刺，所以這就叫作好英文了，不是普通文章，絕不是新聞，新聞這句話完全不要，而是文學。這一來我就有興趣了，知道外國文學，英文也有這種文體，也有它的特殊趣味。
所以它不是像新聞一樣，光講事兒，而新聞講事兒呢，也有它的一套。這樣一來，我就看下去了。看下去就越看越有意思，因為不但看了故事，而且還多少能夠欣賞一點它那種英文。我才知道，這麼一個莫名其妙的，好像很簡單的故事怎麼能成為名著呢？而且中國人還老當做英文課本來念。原來不只是念每句的意思，而是每句後面都含了一種趣味，就是另外有一種意思在後頭，不是僅講故事。這一點跟中國有相同也不相同。這樣一來，我就居然把這本小說也看了。
這時我每天到宋家去吃飯，和宋夫人也熟了。她就跟我說，宋到濟南去，是去活動官費補助留學，說他一心就想去外國，家裏事也不管，這個學校新改組，找他負責教務，教育局長自兼校長，也不來。他請了幾個教員，安排了課，就想諸事不管，準備出國。跟我說，他一定想要把自己的課都推給你，然後自己可以空閑下來，搞他的活動，這個家他根本不管，這個孩子他也沒有興趣，沒有感情。我一聽，原來是這麼回事。寒假一完，果然宋回來了。“唉，”他說，“這個月的英文報白訂了，我一張都沒有看。”我就說：“我倒每張都看了，還學了英文。”他說，那好，還不是白訂。不過下個月起，我不訂了。講到講課，他說，本來三年級的課就都交給我教，另外還有一個教育學，一個兒童心理學，沒辦法，只有教務主任自己教。他也沒學過，他請來的兩個朋友，一個學經濟，一個學法律。他說，這怎麼辦。我說，那怎麼辦，我看看書，我來教吧。他說，好。於是果然不錯，他不教課了，他的課不知是什麼。他把重要的課都推給我了。我因為聽他夫人說過，所以心裏有底，知道這個職業忽然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是無緣無故的。
還有一件萬萬想不到的事情，是我從讀理論到讀報紙，尤其是這一個多月把天津出的英文報從頭到尾，從新聞、社論到廣告，都過細地學過，雖然是半通不通，但是對外國報紙比較有些了解。沒想到，幾年以後，我在香港走投無路的時候，居然跑進了報館，靠翻譯外電或編輯國際新聞混飯吃，過了一年。
這是第二第三，又一次職業靠無意中學英文得來的。
總而言之，我的學英文從來沒有規規矩矩學過。那個時候學英文哪有現在這樣種種的便利，現在學英文的條件是那時想也想不到的。所以呀，我這個學英文講出來成了一個笑話。講了也不過給大家聽聽，作為閑談，希望不要見笑。
最後一句話，就是常有人問我，說你教這麼些外文，到底你的外國文外國話是怎麼學來的？我說我自己也不知道，別人都以為我是託詞，大概有些人很想從我這裏取一點學習外文的經驗。我實在是無可奉告，因為我實在是不知道自己怎麼學的。
就拿我最早學的英文來說吧，也就是我剛才說的，不知道怎麼學的。從我在小學的時候，那時剛剛有注音字母，我的哥哥一邊教我1、2、3、4的算數，又教我多、來、米、發，1、2、3、4念成了音階。然後又教我波、坡、墨、佛，漢語拼音，注音字母，又教我英文的ABCD字母。我也就糊裏糊塗的，像跟大嫂學圍棋一樣，不知道怎麼就學了。我還從我那個大侄從日本帶回來的什麼東瀛課本，看到日文有什麼啊、依、嗚、欸，我也知道了字母。就這樣，開頭就不知道怎麼學的。後來也沒有什麼正式課本，也沒有正式的老師，也沒有那麼些什麼聽課呀，什麼作業呀，這些都沒有。要說我沒有老師，那可不是，我的老師可特別地多。像前面說的那兩位教會中學畢業的學生，他們就是我第一校正發音的老師。我的別的外文也是如此，沒有一樣是正規學來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學的。但是呢，我知道一樣，我哪樣外國文也沒學會，也沒學好，就是要用的時候一着急，我就可以用一下，真正不用了我也就忘了。這也是真奇怪。就像中文一樣，我也會寫點文言，我也會寫點白話，但是說我會中文，我可不敢說。我這個中文也不知怎麼學的。
至於我那套怎麼讀理論書，我想來想去，我用的就是我小學四年級，跟我那位老師學國文學來的。因為他每課都要我做作業，作業第一條，段落大意，第二條，難字難句，這兩條必須自己每課都寫。所以我想起來我去讀什麼理論書，或者什麼報紙，也就是這個辦法，先搞段落大意，到底他講的是什麼，怎麼得想辦法知道他講的是什麼。知道他講的是什麼，這就因人而解了。那麼第二呢，就是難字難句，講的是什麼知道了，可還有些東西擋在那裏，這就是難字難句，也得想辦法把它打破，這說起來也實在太可笑了。所以我的經驗就是我在小學裏頭學漢文的經驗，實在是說出來又是一個笑話。我講的都是真話，可是都像笑話，所以我也就不便再多說了。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學英文》，只能算京華隨筆。
2000年1月
（金木要根據錄音記錄整理，曾連載於《中華讀書報》2008年11月19日、26日，12月3日）學拳
小時候看到不肖生的《近代俠義英雄傳》，又找到一本《潭腿》，有圖有解說，於是自己練起來。伸拳踢腿，自覺似模似樣。後來知道要練“寸腿”，踢出去的腳離地不能超過一尺。這就難了，不如飛起腿來容易。踢對了，站不住；站穩了，踢不出；下身用力，上身傾斜；上身穩定，下身搖晃。這才知道“寸腿”是要全身力量配合發揮的。俠客不好當，廢然作罷了。
過了十來年，住到北京的北海附近，每天早晨出去繞景山牆外散步。忽然看到有家門口掛着武術社的招牌。進去一看，大院子裏有十來個十來歲的男孩子蹦蹦跳跳儼然是在練拳腳。
旁邊有位中年男子站着看。他既不是文質彬彬，也不是赳赳武夫，披着長袍，腰桿筆直，臉色紅潤。我過去一請教，才知他就是武術社，武術社就是他。三言兩語講好了，每天早晨我來學拳半小時左右。每月學費大洋一元（那時我每月飯費不過七元）。他收下錢，我們就結成臨時師徒關係了。
一開始，他什麼開場白也沒有，就教我握拳。要求五指尖撮起來好像鳥嘴。握了半天才算勉強及格。接着是起手式，和潭腿完全不同（我當然沒告訴他我私自從書上學過拳）。第二天複習后，再教下一式。我問這是什麼拳。他說是燕拳。我一天只練這半小時，回去也不練，對誰也不說。同住的幾人只知我出去散步，一直不知道我學武術。
一套燕形拳居然學完了。那些小師弟也認識我了，都喊我大師兄。我大有入了義和團之感。師傅又教我握拳，學另一套。
這次不照燕形拳那樣握了，打法也換了樣子，難得多。練了幾式以後，我想自己成為大弟子，不能不知道師傅門派，便問這是什麼派的拳。他簡單說了兩個字：“形意”。這嚇了我一跳，因為我從小說中知道這很難的高級拳法。不好再問，繼續學下去，居然也能一式一式照樣練，還每天先打一套燕形拳複習。
這時我才發現那些師弟沒像我這樣學套子，只是各練各的功，不斷重複。師傅也不當著我面教他們。
又一天，我再問到師傅門派。他仍只說兩個字：“通臂”。
我又一驚。這不是猴拳嗎？便問：通臂是不是兩臂相通？他答：不是。不過能長一點罷了。說完叫我平伸右臂，他伸出一臂搭上。兩人臂都伸直了。他一聲“小心了”，猛然一股力傳到我肩部。真像是他的臂向前伸長了不少，身子卻一點未動。我受這一推，連退幾步，幾乎撞到牆上。他說：“我沒有用上力，怕你受傷。這就是通臂。”
他教我一套又一套花樣，不教我練功；讓我學一個又一個門派，不說他自己的門派。他認定我是來遊戲，不是真學拳的人。我終於明白了。他沒有收我做門徒，我也不是大弟子，大師兄。這樣學下去也只是花拳繡腿打給外行看。我不屬於他這一行，不是學拳的料。這也不是學拳的門路。我的拳打出去只怕連窗戶紙也打不破。
從此我不再妄想學武，也懷疑自己能否學文，怕哪一行也進不去。我只學到一條：這樣學什麼也學不到，真要學什麼，必須找到門道，入行。不得其門而入，轉來轉去還在牆外，白費勁。
1991年
四十三年前……
四十三年前，一九四二年春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幾個月，晚間。
印度加爾各答的一間小房裏，窗帘拉得嚴嚴的，因為日本飛機已經到過這裏上空，所以實行燈火管制了。
房裏是半印度式的佈置:一張像炕一樣的大木榻，旁邊有一把椅子，對面還有一張沙發背窗放着，前面有一張矮桌子，上面有水杯、水瓶和一盤印度小點心，地面上鋪滿地毯，一盞電燈懸在中間。
不過十幾個人，卻把屋子擠滿了。多數是印度青年人，席地而坐。椅上坐着一位身穿英國空軍軍服的中年人，軍帽摘下來了，有點禿頂。榻上坐着一位印度中年人，陪着兩個中國人，一個是中年，一個是青年。
中年印度詩人起身走過，坐上沙發，面向大家，說了一些孟加拉語，以後用英語說:
“今晚我們很高興，來參加的有英國詩人哈羅德?艾克敦先生。他在中國北京大學教過書，譯過中國現代詩。還有中國的溫源寧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國的英文雜誌《天下》的主編。《天下》上刊登過一些中國現代文學的優秀作品，想必都讀過。還有一位中國青年朋友，是新來加爾各答不到一年的。”
他隨即半吟半誦一首孟加拉語的詩。沒有詩稿，也不譯成英語，大概是自己的新作。吟完了，用英語請艾克敦先生。艾克敦先生不吟詩，只講了幾句話。大意是說，自己現在穿上軍服，成了武人，不好吟詩了。是可詛咒的戰爭毀壞了詩。原來他是被征入伍，緊急動員，飛來這裏的。
主人又請溫源寧先生。溫源寧先生沒有推辭，到沙發上一坐，用英語對大家談了幾句話。聲音很低、很柔和，態度溫文爾雅。他個子不高，雖穿西服，仍有中國文人氣派，和那位英國詩人恰成對照。他說完引子，便一字一句誦出一首中文絕句，原來是“楊柳青青江水平……道是無情卻有情”。誦完，用英語略說大意，站了起來，仍回榻上坐。
主人又請那位中國青年。他聽主人介紹客人時有點吃驚，想起了在北京大學紅樓聽過艾克敦先生大聲朗誦艾略特的長詩《荒原》，想起他的朋友，同艾克敦合作譯《中國現代詩選》的陳世驤，等等。他還在半出神時，經主人一拉，不由自主坐上了沙發。他一着急，想出了一個救急藥方，跟溫先生學。用英語說了幾句客氣話后，說自己也只能像溫先生一樣誦一首古人的詩，用中國的傳統吟詩調子。隨即吟出了杜甫的《秋興》八首之一。
印度主人笑着說，聽來很像印度人吟唱《吠陀》古詩。接着他宣佈，青年詩人毗濕奴?德朗誦自己的新作。這位青年後來成為孟加拉語的一位進步詩人。當時他站起身來，高高的，瘦瘦的，手裏拿着幾張紙，卻不看，也不去沙發那邊，只用英語說了一句:“我的詩題是《南京》。”稍停一停便高聲朗誦，抑揚頓挫，慷慨激昂。詩很長，是孟加拉語的，大概是以南京淪陷和日寇大屠殺為主題吧？詩誦完，全場活躍。其餘幾個人不用請就站起來在原地朗誦，全是孟加拉語的。吟詩的間隙中夾雜着談話。
中國的宵年和溫源寧說了幾句話，知道他是路過，第二天就飛去倫敦。葉公超不久會來。青年又去同艾克敦先生說了幾句。這位英國人本來沉默不語，一臉嚴肅，這時忽而睜大眼睛，問起陳世驤。青年回答說已去美國了。不料他接着問:“卞之琳、何其芳有什麼新作？”青年回答: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廣田，這三位合寫《漢園集》的漢花園（沙灘）詩人聽說都去延安了。他剛好收到一本卞之琳的新出版的詩集。是在前線寫的，名《慰勞信集》。話未說完，英國詩人立刻說:“你拿來我看。
我們馬上動手翻譯。陳世驤不在這裏，你來合作。我住大東酒店。”他說了房間號碼，約定第二天就去，因為他不知道能在這裏過幾天。
在艾克敦的房間裏，青年給他譯卞之琳的給前線士兵的一首詩。詩中有個“準星”，他不知英文叫什麼，隨口照字面譯出來。不料這使聽的人大為興奮。“什麼？這是什麼？我知道，一下子說不出。你看我這個軍人。你說得好，瞄準的星星。哈哈！”他記下了詩意，又閑談幾句，約定第二天再去。
第二天青年看到他時，他正在房間裏亂轉。地上放着一口箱子。他非常憤慨地對青年說:“我接到命令，馬上飛錫蘭（斯里蘭卡）。戰爭啊！戰爭啊！這也好，我可以離開這地方。我不願留在這裏。可是我們的譯詩完結了。只好等戰後了，我想念那些中國青年詩人。中國的一切我都喜歡。”於是他對青年大發一通自己的牢騷。青年默然聽着，好像聽他講課，不過是坐在旅館房間的沙發里，喝着汽水。從此一別，沒有再見。
他記下這件小事時已經是過了七十歲的老人了。
1985年
文丐生涯
“Estuverkisto！”世界語者楊景梅送我到他住的公寓房間門外時這樣說，這句用世界語說的話的意思是，當一個作家吧。
當作家，就是靠賣文吃飯，談何容易。清末民初的上海文人中有人自嘲為文丐，看來不過是開玩笑，真正窮到那樣地步的只怕不多。外國有站在街頭拉小提琴或奏什麼樂器的，表面上似乎自得其樂，實際上是指望路上行人在他面前帽子裏放下一點錢。那可以叫做藝丐吧。他的生活大約和文丐的一樣難受。
楊君勸我當作家，也就是文丐，本是好意，無奈我不是不當而是當不起。我有過一段文丐生涯。此時回首當年，真有啼笑皆非之感。
寫點東西給人拿去使用並不難，但要靠這個得錢維持生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三十年代初我到北京，頭兩年家裏還接濟，後來哥哥一死，生活來源便斷絕了。幸虧有朋友介紹我到德州教了半年書，沒有挨餓。這時一位朋友當報紙副刊編輯，把我的一些習作拿去發表。我一文錢稿費也沒得到。我算是給朋友幫忙，為那家報館盡義務了。我寫了幾首新詩寄給《現代》雜誌。發表了，可是詩沒有稿費，據說是文人遣興作詩，給錢便俗了。我從此知道，詩文不是可以和金錢交換的商品。賣文的不是做買賣，是討飯，當文丐，憑老闆賞幾文是幾文，不賞也沒法。我這時進學校沒錢，沒文憑，找職業沒學歷，做工當兵沒體力，只有手中一支筆，不當文丐又幹什麼。所以楊君才那樣說。
不料天無絕人之路，那位編輯朋友居然說服報館老闆，讓我和朋友黃力在副刊地盤上編一個文學周刊，每月四次，沒稿費，給編輯費六元。黃君是大學畢業，有資格。我發表過詩文，有能力。黃君還沒找到職業，他父親繼續供給生活費。他邀我同住，不要我出房錢。這六元他也不要，全歸我。我們住在北京大學附近。東齋宿舍對面有一家飯鋪，專做學生的生意。可以先交一元立個小摺子記賬，以後隨時交錢，透支幾頓飯也可以。我一頓吃半斤炒餅或燴餅，一小碗酸辣湯，約合一角錢不到。這樣，一天兩頓飯只要兩毛錢。一月有六元收入，我勉強餓不死了。可是每月兩三萬字稿子，要分為許多篇，篇篇形式內容不一樣，要求不低。寫出各種各樣文體，署上形形色色筆名，可不是玩的。沒有外稿，有也不能用，沒稿費。全靠我們倆人自己一字一字寫出來。開頭不難。黃君有了用武之地，大展鴻才，一篇又一篇。我又寫又譯。倆人大過寫作發表癮。幾期以後不行了，字數不容易湊滿了。我說黃君是“江郎才盡”，他還不服，說是很快就有傑作出來。果然，他沒有食言，寫出了長篇小說的開頭。
黃君的小說題是《五丈原的秋風》，寫諸葛亮之死。主題悲壯，文筆細膩，用詩的語言烘托出秋日荒原兩軍對峙的氛圍，預兆悲劇即將到來。
“真不平常。”我說。他聽了很得意。
連載幾期之後，他愁眉苦臉了。我知道是遇上了困難，也不好問。
我們這間房的窗外，房東栽了絲瓜和扁豆。棚上的綠葉遮得室內一片清涼。黃君便取室名為瓜豆寄廬。他胖，是瓜。
我瘦，是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時已是秋天，開始落葉，稀疏的陽光射進室內。我望了望窗外，說:“瓜豆寄廬要改名了。”
他好像突然驚醒，開口便問:“你說，諸葛亮臨死時是什麼心情？”
“我怎麼能知道？你打算怎麼寫？”
“我本來想寫的是，他這位丞相的死和卧龍崗上農夫的死沒什麼兩樣。可是現在寫下去就必須是英雄的死了。怎麼辦？”
“小說中人物往往是不隨作者意圖發展的。”
倆人都不說話了，各做各的事。到晚上，我提醒他，明天必須交卷。後天報館工人一早來取稿。他沒答覆。
第二天早上我起來一看，黃君已經出去了。桌上留下一張紙條，寫的是:“對不起，你自己填空吧。”這害得我忙了一天才補齊了稿子。
工人取稿時帶來一封信，是那位編輯朋友王君寫的。原來王君有妻有子，報館給的錢太少，從下月起他辭職轉業去漢口了。當然我的六元錢也告一段落了。黃君也不必為寫諸葛亮的死發愁了。小說有頭無尾不要緊，我的飯錢又沒着落了。
更糟糕的是，黃君也要搬走了。他的父親不讓他長久閑住，逼他結婚，給他一筆錢，叫夫婦一同去日本留學。這樣，我的住房也成為問題了。
絕處逢生，比我小一歲的張益珊自願和我同住，房錢當然由他出。我不必搬家了。
一位東北朋友找我合作寫一篇論世界經濟與“九一八”的大文章。我跑了一星期北京圖書館，查抄外國雜誌，拼湊出來，由他加上頭尾，居然換來幾十元。正當飯鋪掌柜開口討賬時，我一次交他三元，對他的笑臉望也不望一眼就昂然出門。
辛辛苦苦傷腦筋的創作只值兩角錢一千字，東抄西抄的論文倒值兩塊錢一千字，價值和價格的比例不知是怎麼算的。
照這樣當文丐，那幾年我是活不下來的。居然活下來仍然是靠賣文，不過不是自己的文，是翻譯洋人的文。洋人總比土人值錢，翻譯是土洋結合，仗着洋人大名，文就比較好賣，這是我那幾年文丐生涯的經驗。至於怎麼發現翻譯的路，那就說來話長，要另起爐灶了。
1997年11月
譯匠天緣
黃金的青春與希望
今在何方？
已如吹嘯着的風
風去茫茫！
這是我第一次翻譯的一首詩中的一節，是從世界語譯出的，30年代初發表在北平一家報紙的副刊上。那是北師大一個學生編的周刊，當然沒有稿費。以後我和黃力給另一家報紙編了幾期文學周刊，只有每月六元編輯費，沒有稿費。為了湊數，我從世界語譯出了兩篇短篇小說，《海濱別墅》和《公墓》。兩位世界語者，蔡方選、張佩蒼，辦起了只有名義沒有門面的“北平世界語書店”，出版了兩小本《世漢對昭小叢書》，一是蔡方選編的《會話》，一是我譯的這兩篇小說。我得到一部世界語譯本《法老王》的上中下三大本作為報酬。這算是我的翻譯學徒時代，沒有拿工作換錢。
我在蔡方選那裏看到一篇《世界語文學三十年》，是用世界語寫的文章，介紹本世紀的世界語的翻譯和創作。我借回翻譯出來寄給《現代》，發表了，第一次得到了稿費。接着又從蔡先生處借來英國人麥謙特用世界語創作的幽默小說《三英人國外旅行記》，譯出來寄給《旅行雜誌》，又發表了，又得到了一筆更多的稿費。這算是我學翻譯“出師”了，進入譯匠時期。匠，就是技術工人。我這一輩子正是教書匠兼翻譯匠兼作文匠，不過大概只能評上二級，屬於二流。
1931年南方江淮大水成災。政府收銀圓，禁止流通，發行紙票子“法幣”，將白銀存入美國換外匯，得到棉麥貸款。災民遍地。大城市裏報紙宣傳捐款救災。我寫了一封信給《大公報》副刊，說我親身經歷過的淮河水災慘狀，無錢，以稿費作捐款，署名何如。刊登出來，編者徐凌霄加上題目《何如君血淚一封書》，還寫了《編者按》。信不到千字，稿費最多不過一元。不知是否捐出，反正我沒得到。
偶然在天津《益世報》副刊上看到一篇文，談天文，說觀星，署名“沙玄”。我寫封信去，請他繼續談下去。編者馬彥祥加上題目《從天上掉下來的信》，刊登出來，當然是沒有稿費的。那位作者後來果然在開明書店出了書，題為《秋之星》，署名趙辜懷。
想不到從此我對天文發生了濃厚興趣，到圖書館借書看。
那時中文通俗天文書只有陳遵媯的一本。我借到了英國天文學家秦斯的書一看，真沒想到科學家會寫那麼好的文章，不難懂，引人入勝。於是我照着這書和其他書上的星圖夜觀天象。很快就認識了許多星座和明星。興趣越來越大，還傳染別人。朋友喻君陪我一夜一夜等着看獅子座流星雨。朋友沈仲章拿來小望遠鏡陪我到北海公園觀星，時間長了，公園關門。我們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出來，看了一夜星他勸我翻譯秦斯的書。我沒把握，沒膽量，沒敢答應他。
我認識了讀過教會中學又是大學英文系畢業的曾君。他從英譯本譯出蘇聯小說《布魯斯基》，要我給他看中文。我對照着讀了一遍，覺得這樣的譯文水平我也能達到。譯科學書不需要文采，何況還有學物理的沈君和學英文的曾君幫忙。於是我譯出了秦斯的《流轉的星辰》。沈君看了看，改了幾個字，託人帶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請陳遵媯先生看。稿子很快轉回來，有陳先生的兩條口信，一是標星名的希臘字母不要譯，二是快送商務印書館，因為天文台也有人譯同一本書。我仍沒勇氣直接寄去，把稿子寄給上海的曹未風，請他代辦。他立刻去商務。可惜還是晚了。答覆是已經收了別人的譯稿了。他馬上去中華書局，很快得到答覆，出兩百元收買版權。他代我做主辦了手續。
我第一次賣出譯稿得了錢，膽子忽然大了，想以譯書為業了。
實際上，商務出書後，開明書店接着出版另一譯本。過了兩三年，中華才出版我的譯本。一本通俗科學書同時有三個人譯，陸續出版，可見競爭激烈，但我沒注意。三本書名不同，商務出的是《閑話星空》，開明的是《宇宙之大》，譯者侯碩之，後來和我成為朋友，他譯得最好。
此時我已經在北大圖書館當職員，每月工資40元。我想，一年譯兩本這樣的書就夠全年天天上班的收入了，何必還要坐班？忘了求職業的艱難，想不到譯書賣稿的困苦，突然從自卑變成心高氣傲，立刻辭職去杭州，在西湖邊上孤山一角租房住下，到浙江圖書館找到一本《通俗天文學》，一面看，一面從上海買來新的書。看完就從頭譯起，自命不凡，以為當上譯匠生活無憂了。
書譯出來，再托曹未風去賣給商務，又得一筆錢。回北京后，下決心以譯通俗科學書為業。凡是我這個科學水平低下的人能看懂而且感興趣的書，我就譯出來給和我同樣的人看。外國有些大科學家肯寫又會寫這類書，內容新而深，表達淺而顯。
嚴復譯的《天演論》不是赫胥黎的通俗講演嗎？沈仲章拿來秦斯的另一本書《時空旅行》，說是一個基金會在找人譯，他要下來給我試試。接下去還有一本《光的世界》，不愁沒原料。他在西山腳下住過，房東是一位孤身老太太，可以介紹我去住，由老人給我做飯。我照他設計的做，交卷了，他代我領來稿費。
教數學的崔明奇拿來一本厚厚的英文書《大眾數學》，說他可以幫助我邊學邊譯。我的計劃，半年譯書，半年讀書兼旅遊，就要實現了，好不開心。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這時是1937年6月，“七七”事變前夕。我1928年離開家當小學教員，到此時已有十年了。好不容易才有了活下去的條件，哪知仍是泡影。
日本軍閥的侵略炮火和炸彈粉碎了我的迷夢。從此我告別了天文，再也不能夜觀天象了。
抗戰時期我奔走各地謀生。在香港這樣的城市裏自然無法觀天，即使在湘西鄉下也不能夜裏一個人在空地上徘徊。只有在從緬甸到印度的輪船上，過孟加拉灣時，站在甲板上望着下臨大海的群星燦爛的夜空，回想恐怕再也不會有的觀星之夜，懷着滿腔惆悵之情了。
在印度，城市裏只能見到破碎的天的空隙。在鹿野苑，是鄉下，沒有電燈，黑夜裏毒蛇遊走，豺狼嚎叫，我不敢出門。
在浦那郊區，不遠處有英國軍隊基地，又是戰時，怎麼能夜間到野外亂走？懸想星空，唯有嘆息。
1970年前後，我在江西鄱陽湖畔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
白天可以仰望廣闊的天空，看不見星。夜裏不能獨自出門，一來是夜夜有會，二來是容易引起什麼嫌疑。
80年代起，城市樓房越多越高，天越來越小，星越來越少，眼睛越來越模糊。現在90年代過了一多半了。我離地下更近，離天上更遠了。
從1937年起，做不成譯匠，望不見星空，算來已有整整60年了。
1997年11月
時間
五年前到北平時，為了要上課，配了一副眼鏡，買了一座鬧鐘。五年來，人是流轉了幾個地方，卻終於回到北平；鬧鐘也經了幾個朋友的手，但最後仍回到故主身邊來了。同來北平的朋友，甚至連好些來北平后才認識的，都星散了，眼鏡也早另換了一副，有時望望這碩果僅存的鬧鐘竟不禁會發一點滄桑之感呢。
而且我這鬧鐘又有個特點，那是幾乎所有我的熟朋友都知道的，便是永遠快。朋友來找我，在屋裏等了很久不見歸來，便留字而去，字上的時間一定註明是“你的鐘”若干時。因為“我的鐘”既這樣不同尋常，我也便建設了我的理論，說：人有過快鐘的，有過慢鐘的，為了共同遵守時間就必須各人照自己需要把鍾撥得快慢不同。譬如宴會，有人好早到，有人好遲到，有人性急，有人性緩，若大家的鐘全一樣，大家的時間反不一樣了；因為同是五點鐘，在這些人心中等於五點半，在另一些人心中卻又當做四點多的。然而，我自己卻是個性急的人，所以這理論還是不能做我要把鍾撥快的辯解的。
不過近來這鐘卻老而反常，竟需要我天天往回撥了。本來是永遠快半點至一點半的，現在竟至少快到兩點以上了。似乎將要到了賽跑的終點，幾根針竟用上加速度了。起先，我還很高興，以為這畢竟是我的鐘；但後來它異乎尋常地瘋了起來，連我也摸不着頭腦了。有天正午十二點，我出去吃飯，飯鋪里只有我一個客人，飯還沒有蒸熟。又一天明明聽到一聲午炮，回頭一看短針正指三點。如果任其自然，結果是很容易算出來的。第一天照常快一點鐘，第二天快兩點，第五天不快不慢剛差六點，第六天開始慢起來，一直到第十天恢復準確后又重新開始快下去。
於是算了一算，便不得不咬咬牙關破例把針往回撥了。但仍要維持原來的快鍾，所以規定一天往回撥半點鐘。但是它跑是加速度，我趕是等速度，兩者依然不成比例。前進兩步，後退一步，本來是好事，但對我的鐘而言，卻是不大方便的。
因此，某日黃昏，把這位老友送去治病了。因為他照這樣急於前進，結果一定會瘋狂自殺的。
晚間回來后，進屋的第一個感覺，便是忽然闃若無人了。
一想，很奇怪，豈不是天天也這樣沒有人陪伴嗎，何以今晚才感覺出來呢？一人坐在椅上，越過越覺得寂寥得很。聽到街巷中的汽車嗚嗚，更感到自己像突然埋在深谷之底聽谷上的風水聲了。湊到電燈下，想翻開一本書來看，卻總是發獃，不能看書。起來走幾步，在室內繞了兩個圈子，又到院中望了望星，還是不能驅除這突然襲來的孤獨之感。打算睡了，照例一望那邊柜子，想照例去上鍾，才恍然於這位嘀嗒不息的朋友今天倦勤休息了。
怪不得有的人出門要拿手杖，進屋要含煙斗呢。連這發揮單調的教訓的老學究也不是能馬上分離而不悵然的。“一個老朋友便是兩個好朋友”。我擅自編改諺語了。
於是全神貫注回想嘀嗒的聲音。奇怪，這嘀嗒的聲音竟是那樣親切了。它親切得像我母親的絮語，聽時那樣厭煩，以後回想又是那樣甜蜜。從母親的絮語想到嫂嫂每晚燈下讀彈詞的歌音。那真是家庭幸福的最高點：一盞煤油燈，三五個縫衣婦，低而有抑揚的歌音縷縷敘出古時想像的女英雄的勝跡。這歌音對她們驅睡，對我卻催眠：我是永遠聽不完故事就伏在母親膝上睡熟的。
從迷茫的夢中迴轉來，微笑了笑，想該是上床睡的時候了。
其實我是沒有上床的準時候的，從晚八點以至次晨兩點都是我上床去睡的時候。但這晚上卻不然，竟想到是幾點鐘了該不該睡的問題。於是又起了無鐘的悵惘。幸而還認得天上的鐘，便打個呵欠起來到院中去看星。院子裏多樹，利於納涼，卻不利於觀天。望了一會兒，把幾顆明星略認定了位置，估量總有十點鐘了，才進來準備睡。
上床以後更加想念這位老友的親切的談話了。因此想起了許許多多的事，反覆不能入夢。有什麼辦法呢？已經覺到了的缺陷是越來越覺其為缺陷的。
醒來時望望窗外，天是亮了，卻好像沒有太陽。究竟太早或是有雲，在屋內當然看不出，於是去望永遠對着床頭的鐘，然而不見。無名的悵惘又來了。
我何嘗每天按時起床？天晴天陰於我有什麼關係？沒有了時間豈不是正合吾意嗎？那麼當然是因為驟然離別了一個親切的伴侶了。但是我向來對失落任何東西都只微笑而不肯皺眉，何以對這嘀嗒不休的鬧鐘倒會眷戀起來呢？聚散之理自覺早已勘破，然而在實際人生中仍不能排除極細微的人之常情，智慧者也就不僅是可悲的玩物，簡直真是煩惱之根了。
年紀輕輕正該念念《雅歌》，叫叫妹子和新婦，卻連《約伯記》也不感興味，竟咀嚼起《傳道書》來，難道是正常的現象嗎？敬老人，愛兒童，惡人類，懼女子，種種奇特的不該有的感情每天從心中過來過去，而實際生活中卻連一座鬧鐘也流連不舍，這又是何等不調和呢？
人世不易住，因為存了住的心。若根本不覺得自己的住，又何來好壞與難易呢？但自己的客觀自覺和對於他人的設身處地只是一件事，以主觀觀客、以客觀觀主而已。這當然是智慧的起始，可不也便是煩惱的根源嗎？人類原只是能造出自己達不到的理想的一種動物。
又一覺醒來，居然紅日滿窗了。
這一天跑了好幾位朋友處，暢談了一整天。黃昏時忙去取出鬧鐘，提了回來。
驟然失去嘀嗒的老伴侶因而感到孤獨；現在卻因覺察出嘀嗒聲的親切而更感到寂寞了。中年喪妻者的悲哀我固然從此能體會到較深的地方，但續弦之夜的新郎居然也會有要哭的感情，卻是我這一次的重大發現了。
然而，坐對着這新交的老友，我心中還有個問題：到底是我又有了時間，還是時間中又有了我呢？
1936年
聯話
小時候到私塾上學，塾師陳夫子給我兩個厚厚的本子，都是他自己選抄的，叫我自抄自讀，作為背誦經書以外的功課。
一本是《九家七言近體錄》，選七言律詩，從杜甫、李商隱到吳偉業、黃景仁。另一本是對聯，大體分類排次序，從祝壽、哀輓到殿堂、寺廟，附有一些帶詼諧性的非正規的作品，如罵袁世凱的對聯之類（“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罵袁世凱當民國總統）。老師告訴我，聯語盛於清朝，有兩大家，前是紀曉嵐（昀），后是俞曲園（樾），都是大學者。這兩位的聯語在本子裏選抄了不少，當時我用心念，以後都忘了。只記得紀昀給乾隆皇帝八十歲作的壽聯的殘句：“……八元進，八愷升，八方向化，八風和，慶聖壽八旬逢八月。”上聯重複“八”，點八十歲：下聯重複“五”，點乾隆五十五年。該記的記不住，不該記的反而忘不了，“不登大雅之堂”的有幾副現在還背得出。為尊重老師，先引他自己作的輓聯。挽的是和他齊名的另一處私塾的塾師，以能言善辯出名，又不像我的老師那麼規行矩步。聯云：口講指畫授文辭，方從矩，圓從規，贏今朝丹荔黃蕉，雪涕同悲柳子厚。
妙語清言霏玉屑，出乎類，拔乎萃，嘆此後紅燈綠酒，風流誰嗣賈君房。
聯中有自對、互對，暗示韓愈祭柳宗元，而且以借用的“雪”對借用的“風”，將“賈君房語妙天下”配上“紅燈綠酒”，應是得意之作。作抄進選本，我也居然記了下來。
不雅之聯有一副是民國時期兵匪橫行中的牢騷，作者不知何人。
陽多匪，陰多鬼，我亦塵埃同靡靡。其呼我為馬牛乎？
唯唯！
醉里卧，夢裏歌，爾胡冠帶猶峨峨？行將爾作犧牲矣。
呵呵！
有一副是該打下地獄的，偏偏記住了。那是一個鴉片煙鬼的作品。說是五十歲的煙館主人娶了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可能是欠煙債的以女抵償，不知是續弦還是做妾。這位吸毒者癮過足了，代表眾煙鬼作對聯一副致賀。聯云：十五新娘，五十新郎，天數五，地數五，他年五子登科，定卜枯楊佔大過。
兩三好友，三兩好土，益者三，損者三，此夕三星在戶，合將罌粟款同人。
“大過”、“同人”是《易》卦名。“枯楊生稊”，“天數五，地數五”，也是《易經》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見於《論語》。“三星在戶”，出於《詩經》。以聖人經典語言和“罌粟”
鴉片煙土並列，真是該打。然而對仗工穩，措辭俏皮，以雅語說不雅事，正是古代文人的特長之一。老師抄在本子最後，大約是取其形式而棄其內容之意。我這個不長進的學生記不住聖賢語錄，反而記得詼諧故事。由此可見，正面和反面教育往往效果不如預期，是值得研究的。
我的“偷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年了。追本溯源，大戰的開始並不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也不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襲擊蘇聯，又不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國進攻波蘭引起英、法對德宣戰，實際上是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的一九三一年瀋陽的“九?一八”和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一?二八”，到現在已經有六十五個年頭了。提起“九?一八”，我不禁大有感慨。大事不說，談一件個人小事——是我的一次“偷襲”。
話說“九?一八”后的一九三三年，我流落北平，無學無業，物質生活困難，只有精神生活過得不錯。在東城沙灘原北京大學附近一家不掛招牌的公寓裏，有一個和我同年齡的朋友租了一間房，約我陪伴他，不要我出房錢，他天天跳跳蹦蹦哼着歌曲去學英文和音樂，還準備考大學。我每天徒步走到北海旁邊新建成的北平圖書館去看書。新到的雜誌報紙和一些中外文參考書，都擺在各閱覽室的架子上任人閱覽。借書也只憑入門時領的憑證，不必花費一文錢，早餐吃豆漿燒餅，幾分錢，中午晚上一頓炸公面或炒餅之類，都不到一角錢，每月飯費不過六七元。可惜的是，我家中這時斷了接濟，連這最低的生活費也沒有來源，手裏的錢快要用完，實在是快到喝西北風的程度了。同住的朋友只靠他的父親每月寄來二十元，除了免費招待我住房以外，無力相助。其他朋友也差不多，想打工也沒處去，沒人要。圖書館畢竟是只供精神食糧不管餓肚子的。
忽然一位東北籍朋友來找我，開口便說：“我要同你合夥做一筆生意，你不答應也不行。”
“我沒有本錢，也不會做生憊，快要餓死了。你還開什麼玩笑？”我有點生氣。
“絕不是開玩笑，是正經話。你的頭腦就是本錢，聽我說，我們的東北老家丟了，張少帥（學良）不能不照管我們這些流亡的老鄉。有幾個人辦了一份雜誌，找他出錢，算是救濟我們，也讓他少挨幾句罵。這刊物辦得還不錯。我有個朋友是這雜誌的編輯，找到我，出了一個題目，說是主編迫切需要這篇稿子。他來找我約人寫稿。題目是《世界經濟和“九一八”》。
主編認為要趕在別的刊物前面發表這類文章，只是找不到人寫。大學的專家教授不肯寫，也不一定會寫，要寫也不給我們這流亡雜誌。可是這雜誌若能刊登這樣又有學術又有政治既專門且通俗的論文就可以提高身價，找少帥要錢也就好張嘴了。
只要文章好，有分量，作者有沒有名氣倒不要緊，署個筆名讓人猜就是了。你說，這筆買賣送上門，哪能推出去？我一口答應找人合作。
“你不是正需要錢嗎？弄一筆稿費可以混幾個月。我是法律系學生，講政治可以，論經濟是外行。我可以寫頭尾的政治部分，主題的世界經濟部分你來寫。怎麼樣？為了吃飯，你答應下來吧。只是要快，不能等他找到別人。”
“我也不懂經濟，不能無中生有哇。”我說。
“那我不管。你去大圖書館求救兵吧，過幾天我來聽你回話。”
晚上我對同住的朋友一說，他笑得止不住，急忙往床上一躺，哈哈了半天。
“說你寫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我都不奇怪，怎麼會有人找你寫文章論世界經濟？那人是不是有神經病？哈哈哈！”
“你這樣看不起我，我倒要寫給你看看。”我說。
第二天我照例又去北平圖書館，直奔雜誌室。先看要稿子的雜誌什麼樣，心中有了底。再去翻新的中文外文綜合性刊物，又借查當年的舊刊物。不用一天我就找到了。果然那位主編有眼光。中國雜誌上除介紹經濟恐慌的以外還不見這類文章，外國雜誌上已經有了，也不多。儘管不是這樣的“截搭題”，不提“九?一八”，可是關於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兩年來已有了幾篇。新的文章已經提到了德國的希特拉趁機給“納粹”撈到一筆政治資本，準備上台。統計數字和圖表都有，而且好像並不難懂，那些都不是專門經濟學的刊物。於是我就一篇篇排起次序讀了下去，隨讀隨作筆記，抄下可用的資料，仔細想文中講的理論和事實。不到一星期我就開筆寫草稿。
東北朋友來了，一見我手中的一處筆記和草稿，大大開心。
同住的朋友也把大拇指一豎，說:“真有你的！我認輸，向你道歉，致敬。我真心服你了。’
“免禮！免禮！慚愧得很。我不過是當了一次小偷，偷人家的，抄襲人家的。干偷襲的雞鳴狗盜之徒，何足道哉！”我嘴裏這樣說，心裏是高興的，不過不踏實。
“這樣的文，雜誌會要嗎？”我問。
“十有八九。我馬上去要他開訂單。想不到你能這樣快。他找不到別人，就得用我們的。不用，我要他賠償損失。我們不能白乾。”
“什麼損失？不過是坐着不動抄資料編排成文章的工夫罷了。”我說。
又一個星期，我們兩人把文章拼湊出來了。從維也納銀行倒閉引起紐約股市風潮說起，講到歐洲政治變化，再從歐洲“納粹”的危險行動講到亞洲日本的趁火打劫，還特別著重指出，中國的吃大虧在於不注意了解世界經濟動向，不重視經濟和政治軍事的密切關係，所以必須對國人加強這種新知識的宣傳，順帶暗中吹噓了本刊的遠見。文中的理論和資料都是人家的，只有文章是我們自己寫的，特別是說了“九?一八”。
朋友拿去稿子，過了一個星期還不見下文。我想，這下子白忙了一陣子，下個月就要沒飯錢了。同屋的朋友又想開口嘲笑，又有些不忍心，我看得出他的古怪神氣。
終於東北朋友來了。一見面就掏出幾張鈔票，一共三十元，給我二十元，自己留下十元。
“真倒霉！文章賣掉了，稿費也預支來了。據說主編很欣賞，那朋友算是立了一功。為了趕時間，把剛發出的下期稿子換下來一篇。那篇只有六千字，於是把我們的將近一萬字的刪成六千字，還說是統計數字太多，刪去不要緊。特別把兩塊錢一千字的稿費提高到三塊錢一千字。我不答應，說一定得照原來一萬字給稿費，還得比千字三元更高。那位朋友說，我們都沒有專家教授頭銜，無論如何不能拿到四元五元一千字。三元已是特別照顧了。說好說歹，拿了他三十元，多少還有救濟我這個流亡同鄉學生的意思。本來可以都給你，不料我忽有急用，只好拿下三分之一。”
我說:“怎麼？你沒說文章的背後有好幾位洋專家，說不定還是中國教授的老師呢。十塊錢一千字也不多，反正有少帥出錢。”
“得了，偷襲成功就不錯了，還想誇口露餡嗎？恭喜你，又有兩三個月不愁吃飯了。”
過了六十多年，我交代這次“偷襲”，不怕追究知識產權。
教書，作文，不這樣“偷襲”的只怕少有。論文哪能都像文學創作那樣處處自出心裁？大家多少都得“偷襲”，只看誰的手段巧妙花樣翻新罷了。
憑這樣的明偷暗襲拿到一千字二元的稿費，我居然在北平活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才匆忙搭最後一班火車，離開了那裏。
北大圖書館長譜
北京大學正在緊鑼密鼓準備百年校慶。這是一舉三得。慶祝本校一百周歲是一。紀念1898“戊戌維新”光緒皇帝下詔辦“京師大學堂”是二。以五月四日為生辰紀念1919“五四”是三。熱鬧中我來談談要求安靜的圖書館，不說別的，只講北大的幾位館長。他們和北大、“維新”、“五四”都有關係。
李大釗。列位館長中現在最為赫赫有名的是這一位，不必介紹，也不容我多嘴。
章士釗。這是大學建館以來的第一任館長，可說是傳奇人物。他是“維新”時期“四大公子”之一的吳保初的女婿，李鴻章手下大將吳長慶（袁世凱的上級）的孫女婿，當時新派女子吳弱男的丈夫，孫中山的同盟會同志，民國初年（1912）議論政治的《甲寅》雜誌的主編（筆名“秋桐”），北洋軍閥政府的教育部長，後來在上海當大律師，曾主動為他的朋友、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的陳獨秀出庭辯護，晚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文史館館長，反對白話文，著作有《國文典》等書，在“文革”
中出版《柳文指要》。他先到日本，後去英國留學，剛好接受了嚴復回國后的歐洲思潮，可以算是學通中西，行兼新舊。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半，有兩個湖南人也許是集中表現了中國當時政治文化的複雜性。一位是章行嚴（士釗），另一位是楊皙子（度）。兩人都是文人、學者、政治人物，和許多方面都有密切聯繫。楊度一生不得志。他本來和滿清朝廷、維新派梁啟超、革命派孫中山都有關係，後來成為袁世凱當皇帝前“勸進”的名人之首，隨後在上海隱居賣字，死後多年忽然被宣佈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研究這兩位可以加深了解清末以來現代中國大半個世紀的歷史。不過恐怕外國人無此能力，中國人有種種不方便，這事只好委託21世紀後半的人，但又怕那時的人很難理解一百幾十年前的政治文化人的思想行為，會有現在想不到的誤解了。
毛子水（毛淮）。他和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許德珩等人同是“五四”時期的北大學生，留學英、德，兼習文、理，回國任北大歷史系教授，是當時唯一在文學院、理學院開跨院課程的人。三十年代初期北大課程表上我看見有他開的“歷學”
課，是歷史系和數學系的學生都可以選修的。講這門課需要懂得天文、曆法、數學、中外歷史。我偶然認識一位選這門課的數學系四年級學生。據他說，他上這“歷學”課，增加了不少歷史知識，沒學到什麼數學。學生的“口碑”是，毛先生在文學院是數學最好的，在理學院是史學最好的。在蔣夢麟主持北大時，他兼任圖書館館長。到台灣后不知他教什麼。抗戰時他在西南聯大。我經昆明出國，他託人替我辦了去緬甸的簽證。
我去看他，他胃痛，躺在床上。問他需要什麼，他說：“給我買一本莎士比亞吧。”後來我從印度託人帶了一本劍橋大學版的小字單本《莎士比亞全集》給他，也不知帶到了沒有。那時他不算老，還沒有結婚。他沒有著作，聽說到台灣后把《論語》譯成了白話，不過我沒有見到。
嚴文郁。他是主任，不是館長。蔡元培當校長時定下的，館長由教授兼任，參加學校領導，地位和院長、系主任相仿。
比主任低一級，只管圖書館。1935年北大在沙灘紅樓後面為圖書館蓋了新樓。毛子水辭職不兼館長，主任一職，請在美國學圖書館學的嚴文郁擔任。和我一同聽法文課的沙鷗女士本是學圖書館學的，由嚴主任請去當閱覽股股長。她出主意，請法國人邵可侶教授向嚴主任推薦我，她再加工，讓我當上她的股員。
於是我得到機會“博覽群書”。她講話是“中英合璧”，還會說日文，又學法文。她還逼我學英文打字，用她的打字機，照打字課本學。中午休息時把我關在她的辦公室里，她出去吃飯，半小時后回來考察我的作業，放我走。可惜我年輕不懂事，大半年後便離開了北大，辜負了她培養我的一片好心。嚴主任是專家。我在佈置新館時見他又指揮，又動手，回答疑問時常說，外國圖書館都是這樣的。沙女士聽到就對我擠擠眼。從此時到抗戰開始，這兩年可算是專家治館代替教授治館時期。可是嚴主任對從京師大學堂傳下來的核心，中文舊書庫，動也不能動。
架上的線裝書仍舊照只有管庫人才懂的特殊次序排列。那位拖着辮子沒剪的老館員照舊在庫中踱着方步。還有一位穿長袍馬褂的人物偶爾來到庫中看善本書，名義據說是顧問，身份是我聽來的，靠不住，不便說了。
向達。他是1952年北大和燕京大學等校合併以後的第一任館長，史學家。有一次我去圖書館，見他正為將要買到一些舊田契之類文獻而高興，說，這些都是從廢品堆里搜尋出來的。
大概這也是1957年他受批判的一條罪行。他屬湘西少數民族，為人很耿直，可能是帶有自己的民族性格。
梁思庄。她是原燕京大學圖書館負責人，職稱可能是館長或主任，與北大合併后成為副館長。她是梁啟超的女兒，在美國和加拿大學圖書館學，得學位后回國到燕京大學圖書館任職。
終身在圖書館工作。她對我說過，有一件痛心事是她辛苦編出的關於東方的中外書目連卡片都在“文革”中失落了，還要批判她，她不明白這是犯了什麼罪，現在無法恢復了。七十年代我和她住得較近，常見面。初見時，沒說幾句話，不留意提起她父親，我看她好像要照當時習慣給父親“戴帽子”，連忙說，我的新學識的開口奶是《飲冰室文集》和《新民叢報》。歷史人物是屬於歷史的。很快我們就可以不拘形跡談話了。她是我所見過的人中一位熱愛圖書館，熱愛工作，天真無邪的人，老了還像個孩子。
以上是我想起來的幾位館長、主任，所說純屬閑談，不是史傳。
1998年1月，丁丑年終
教師應考
我在小學畢業后就沒有再應過正規考試，但當教師卻一次又一次應考，不過都是在我毫無準備甚至並未覺察下進行的。
我開始教書是教鄉下小學。一間大殿是唯一的教室，初小四個年級全在裏面上課。這要用所謂複式教學法，輪流上課。
不上課的學生做作業。一個小時要教幾門課。我在教課前由校長指點並代我計劃安排，隨後就去上課。我還沒滿十七歲，比高班學生大不了多少。好在農村孩子比較老實，不和老師搗亂，只是不安心做作業，在座位上有種種活動。一個照顧不周，就可能出現打鬧。我沒有表，心裏不斷計算時間，非常緊張，好歹把一堂課勉強照計劃教下來了。下課後，校長笑嘻嘻對我說，可以，以後就這樣教。我才知道，實際上我是考了一次怎麼當教師。這是我從家庭到社會的第一課，過了從小學學生到小學教師的第一道關。怎麼過來的，自己也不知道。
我教初中那年是二十一歲。教國文，沒有課本，選文章教，也不都是我選的，許多是前任留下來的。有一次正在教課時進來一位中年人，站在門口幾分鐘就走了。我也沒在意。下課後才知道那是縣視學。他給我四個字的評語:不會教書。又過一些天，上課時進來了一位西裝筆挺很神氣的人物，由校長和教導主任陪着，在門口站了好半天才走。我下課一問，才知道，原來是省視學大駕光臨。他給我的評語是，還沒聽到過這樣講課的。這話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壞。教導主任是我的朋友，對我說，“放心好了，他向我打聽你是不是師範大學畢業的，怎麼來這裏教書，可見是欣賞不是鄙薄。”果然後來這位上級在教育局的會上提到我，誇獎了幾句，什麼生動活潑有創造性云云。
其實我教書是一樣，不過是他們兩人的評價標準大不相同就是了。一個要求依照固定模式。一個講效率，可以不拘一格。我的價值也就隨之改變了。我實在沒有什麼創造，只是不知道有教案等等規定而已。
後來我居然教大學了。出面介紹的是以後到美國當教授的陳世驤。那是抗戰初期，他在湖南大學教英文，隨學校搬到湘西。他先介紹我到一個中學教英文，包下從初中一到高中一的四個班的英文課，每周每班三小時，共十二小時。過不多久，大學迫切需要法文教員。他又推薦我，其實心裏沒把握。我想是還有別的朋友在後面支持吧。大概學校因為實在找不到人，只好請我，彷彿有試聘來暫時應急之意。陳本來以為前任留下的課本是我幫助法國人邵可侶教授編的那本，哪知是用英文講法文的外國書，更加不放心了。我卻一點不知道，平平安安一課一課教下來。以後有一次閑談，他笑着說，“你上頭一堂課，我在外面聽了半天。”我無形中又應了一次考。恐怕暗中聽我的課的不止他一個。誰能相信一個沒出過國的年輕人竟能對大學生用英文教法語做中國話解釋呢？連我也不信。然而這是事實。
學生也沒提意見。不過這不是無緣無故的，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而且說來話長，就不啰唆了。總之，我由小學教到中學又教到大學是一步一步上升的，自己也不知道怎麼那麼因緣湊巧，又怎麼一次一次能通過考試。也許這就是所謂運氣吧。
上面說的考官實際都不是主考。真正的裁判長是學生。他們有權決定要不要你當老師。不趕走你，心裏不服，甚至當面不說而背後說難聽的話，仍是不承認你是老師。小學、中學的不說，我教過的大學生中就有一些很不錯的，後來有人表現在我之上。我只是在一個小小方面做了一點初步的開路工作，講一些粗淺知識而已，說不上真是老師。
最後得說一說那次“考教授”。說真不真，說假不假，北京大學確實舉行過一次“考試”，對象是教授。那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次突然襲擊，正在大學恢復考試入學，不靠保送，而知識分子仍在受種種方式的批判之時。報上大力宣傳一個人交白卷進大學的革命事迹。一天夜裏我得到通知要立刻去一個教室。
到后一看，坐在學生位置上的全是教授，黑壓壓一大片。門裏有幾個人站着，也不知是代表什麼方面的。過一會兒，好像是快坐滿了，走進來一個年紀不小的人在教師位子上一站。我以為他要做報告或是傳達什麼指示，哪知他嘴裏咕唧了一句什麼話，我沒聽清。隨即有人拿着一捲紙走過來散發。我一看紙上油印的字，都是數理化考題，才恍然大悟，是一場考試。考捲髮完，那老人又開口說了一句話。這回我注意聽出來了，是，“周培源今晚有外事活動，不能參加。”原來如此。周培源教授曾經在報上發表文章，主張大學教育要重視傳授科學技術知識。
這是對付他的。那又何必把所有教授都拉來陪綁呢？這時在座列位表情不一，我也無心看別人。忽然門口出現一位白髮老人，我認識他，是曹靖華教授。他住在城裏，要用小汽車接來，所以遲到吧。他進門站住對大家望了望。有人在他耳邊說了句話，遞給他考卷。他不接，不看，一言不發，面無表情，轉身就走。
這時有些人在看，有些人在寫，有些人站起來，走過去，交卷就走。我自然也要學習交白卷的革命行動，何況那些題目我也不懂，便心安理得交捲走了。後來聽說這次突擊不止北大一處。
究竟是誰出的主意，誰下的命令，為了達到什麼目的，結果如何，報刊沒有宣傳，我也不知道。交白卷既然能進大學，理所當然我照舊當我的“臭老九”，拿我的生活費，活下去。
我現在是退休教師，再也不會應考了，至少是我這樣希望。
1998年2月
一點經歷?一點希望
我一九三〇年來北平（北京），無業在這古都漂泊。只有過一次短期就業，那便是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職員，和一位同事對坐在出納台後，管借書還書。那不到一年的時間卻是我學得最多的一段。書庫中的書和來借書的人以及館中工作的各位同事都成為我的老師。經過我手的索書條我都注意，還書時只要來得及，我總要抽空翻閱一下沒見過的書，想知道我能不能看得懂。那時學生少，借書的人不多；許多書只准館內閱覽，多半借到閱覽室去看，辦借出手續的人很少。
高潮一過，我常到中文和西文書庫中去瞭望並翻閱架上的五花八門的書籍，還向書庫內的同事請教。當時是新建的樓，在沙灘紅樓後面。書庫有四層。下層是西文書，近便，去得多些。中間兩層是中文書，也常去。最上一層是善本，等閑不敢去，去時總要向那裏的老先生講幾句話，才敢翻書並請他指點一二。當時理科書另在一處，不少系自有圖書室，這裏大多是文科、法科的書，來借書的也是文科和法科的居多，他們借的書我大致都還能看看。這樣，借書條成為索引，借書人和書庫中人成為導師，我便白天在借書台和書庫之間生活，晚上再仔細讀讀借回去的書。
借書的老主顧多是些四年級的寫畢業論文的。他們借書有方向性。還有低年級的，他們借的往往是教師指定或介紹的參考書。其他臨時客戶看來紛亂，也有條理可尋。漸漸，他們指引我門路，我也熟悉了他們，知道了“暢銷”和“滯銷”的書，一時的風氣，查找論文資料的途徑，以至於有些人的癖好。有的人和我互相認識了。更多的是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這些讀書導師對我的影響很大。若不是有人借過像《藝海珠塵》（叢書）、《海昌二妙集》（圍棋譜）這類的書我未必會去翻看。外文書也是同樣。有一位來借關於繪製地圖的德文書。我向他請教，才知道了畫地圖有種種投影法，經緯度弧線怎樣畫出來。他還介紹給我幾本外文的入門書。可是我只當作常識，沒有學習，辜負了他的好意。又有一次，來了一位數學系的學生，借關於曆法的外文書。他在等書時見我好像對那些書有興趣，便告訴我，他聽歷史系一位教授講“歷學”課，想自己找幾本書看。
他還開了幾部不需要很深數學知識也能看懂內容的中文和外文書名給我。他這樣熱心，使我很感激。
教授們很少親自來借書。有一次進來一位神氣有點落拓的穿舊長袍的老先生。他夾着布包，手拿一張紙向借書台上一放，一言不發。我接過一看，是些古書名，後面寫着為校注某書需要，請某館長准予借出，署名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我連忙請他稍候，不把書單交給平時取書的人，自己快步跑上四樓書庫。庫內老先生一看就皺眉，說，他不在北大教書，借的全是善本、珍本，有的還是指定抽借一冊，而且借去一定不還。這怎麼辦？後來才想出一個主意。我去對他恭恭敬敬地說，這些書我們無權出借。現在某館長已換了某主任，請他到辦公室去找主任批下來才好出借。他一聽館長換了新人，略微愣了一下，面無表情，仍舊一言不發，拿起書單，轉身揚長而去。我望到他的背影出門，連忙抓張廢紙，把進出書庫時硬記下來的書名默寫出來。以後有了空隙，便照單去找善本書庫中人一一查看。我很想知道，這些書中有什麼奧妙值得他遠道來借，這些互不相干的書之間有什麼關係，對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書有什麼用處。經過親見原書，又得到書庫中人指點，我增加了一點對古書和版本的常識。我真感謝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遠幾十里從城外來給我用一張書單上了一次無言之課。當然他對我這個土頭土腦的毛孩子不屑一顧，而且不會想到有人偷他的學問。
又一次來了一位風度翩翩的女生借書，手拿一疊稿子向借書台上一放。她借的是一些舊雜誌。我讓取書人入庫尋找，同時向那部稿子瞥了一眼。封面上題目是關於新詩的歷史的，作者是當時在報刊上發表新詩的女詩人，導師是一位聲名顯赫的教授。我大約免不了一呆。她看出我的注意方向，也許是有點得意，便把稿子遞給我看。我受寵若驚，連忙從頭到尾一頁頁翻看。其中差不多全是我知道的。望望引的名字和材料，再看幾行作者的評論，就知道了大意。大約她見我又像看又像沒看，就在我匆匆翻完后不吝賜教。她說，這是導師出的題目，還沒有人作過，現在是來照導師意見找材料核對並補充。她還怕我不明白，又耐心說明全文結構，並將得意的精彩之處指給我看。
舊雜誌不好找，所以等的時間長。她是以我為工具打發時間吧？
不過她瞧得起我，仍使我感動。我由此又學到了一點。原來大學畢業論文是有一定規格的，而且大家都知道的近事也能作為學術論文的內容。
我當時這樣的行為純粹出於少年好奇，連求知慾都算不上，完全沒有想到要去當學者或文人。我自知才能和境遇都決不允許我立什麼遠大目標。我只是想對那些莫測高深的當時和未來的學者們暗暗測一測。我只想知道一點所不知道的，明白一點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學問的中國人、外國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麼想和怎麼做的。至於我居然也會進入這一行列，濫竽充數，那是出於後來的機緣，並不是當時在北大想到的。可是種因確實是在北大。
我的好奇心是在上小學時養出來的，是小學的老師和環境給我塑成的。這一時期，不論進不進學校，是誰也跳越不過去的，而且定型以後是再也難改的。大學教師，無論是怎樣高明的“靈魂工程師”，也只能就原有的加以增刪，無法進行根本改造。大學只是樓的高層而不是底層。中學、小學的底子不好，後來再補就來不及了。教育是不可逆轉的。我們不能不顧基礎，只修大屋頂。若是中文、外文、古文、初等數學、思維方式、藝術情趣、體育、人品的底子在幼年和少年時期沒打好，只怕大學和研究院是修建在真正的“沙灘”上，而不是至今未倒的“沙灘”的紅樓。北京大學現在有幼兒園、附小、附中，正是一個全系統教育結構。只管上層不管基礎是不行的。北京大學到一九九八年一百周年時，也就是戊戌變法一百周年時，又是日本明治維新一百三十周年時，將成為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合成的一個教育系統工程的全新工地。北大應當在當前已開始出現的全世界教育大變革浪潮中處於前列，到二十一世紀發揮國際性的作用，無愧於我們的偉大祖國。這是我的真誠的希望。
1988年
憶昔流星雨
報載:今年（一九九八）十一月十八日獅子座流星雨又要來了。我好像忽然聽人說到老朋友，不免嘮叨幾句。
一九三三年，我在北平（北京）見到報上說，這一陣特大的流星雨就要來了，過三十三年才有一次，如何壯觀又難見。
當時我開始對天文發生興趣，一心想看，可是住在公寓裏，是個大雜院，不便深夜一人獨自在院中徘徊，便和友人喻君談起。
他邀我到他那裏去看，因為他租的一間房是獨院，房東住後院。
院子不小，沒有樹，正好觀天。可是兩人通宵不睡，除看星外幹什麼，他又提議，翻譯那本世界語註解世界語的字典，可以斷斷續續，與觀星互不妨礙。當晚就做實驗。哪知一試之下有了新發現。
原來世界語的基本詞彙不到一千，全靠加詞頭、詞尾變化出無數新詞。若要靠本身語言註解。又容易，又明白，必須有巧妙思路。例如，一、是、有、來、美，好這類字，怎麼解釋才能不比所注的字難懂？那本字典的編者是波蘭人，筆名Kabe，真有辦法，不但解得巧而好，還加上一些他從其他語言翻譯成世界語的諺語作為例子，自然而生動，往往使我們拍案叫絕。但欣賞之餘發生了翻譯問題。譯文怎麼才能配得上原文？又如“一石雙鳥”要不要改譯成“一箭雙鵰”？於是又有了討論、爭辯，常常相持不下。反正無人肯出版這種書，不必着急，就東譯一字，西找一字，先自己試作解釋，再與原文比較，進行辯論，消磨時間。一轉眼，兩三個鐘頭過去了。第二夜接着來。我花幾個銅圓買了一包“半空”花生帶去。他在生火取暖的煤球爐上，開水壺旁，放了從房東借來的小鍋，問我，猜猜鍋里是什麼。我猜不着。他說，是珍珠。我不信，揭開鍋蓋一看，真是一粒粒圓的，白的，像豆子樣的糧食。我明白了，是馬援從交趾帶回來的薏苡，被人誣告說是珍珠，以後就有了用“薏苡明珠”暗示誣告的典故，所以他說是珍珠。他是從中藥店裏買來的，是為觀星時消夜用的。看流星雨，辯論翻譯，吃“半空”和薏苡仁粥，真是這兩個剛到二十二歲的青年人的好福氣。
可惜的是，這一年獅子座流星雨誤了期，沒出現，但我們也不是白白熬夜，我們過了非常愉快的幾個夜晚，不過字典沒有譯成。
一九六六年又是這群流星朋友降臨之年。趕上了我們正在創造“史無前例”的歷史。那年十一月里還沒有正式“牛棚’，有的只能算是預備班。我夾在一些修字號的書記和資字號的權威中間，到一個農村去白日勞動，晚間接受批判。那時只能低頭認罪，哪敢抬頭望天，都忘了頭上有青天了。現在才知道，這一年老朋友們來了，但只到西半球，沒來中國，即使恭候，也是白等，因此並無遺憾。
萬沒想到我又趕上了一百年來的第三次，可是沒法親自歡迎了。怕冷，眼花，久不出門，而且周圍高樓叢起，夜間燈火通明，縱使能出去觀賞滿天花雨，也恐怕望得見的僅有稀稀落落了，何況說不定他們又會像六十五年前那樣不肯露面呢？祝願跨世紀的人們有福氣欣賞這次的天女散花。看不到也不要緊，還有下一次。我都遇上了三次。下次你們可能有人登上穿梭機去看，可是別碰上了，那不是好玩的。
詩曰:憶昔流星雨，抬頭苦望天。三逢皆未見，一笑嘆無緣。
1998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