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2）
第十六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2）
人生絮語
據說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信息社
會之中，各種信息像雨點一樣包圍着我們。果真是這樣，我們首先要學的就是怎樣對付信息。要學會怎麼搜羅、辨別、吸收或者排斥以至利用這些信息。可惜的是至今好像還沒有這樣一門學問。我們即使學了高等數學，學了信息論，也未必會恰當地對付信息，往往淋上信息的雨，也不能主動有效地應付。
老來樂
六十整歲望七十歲如攀高山。不料七十歲居然過了。又想八十歲是難於上青天，可望而不可即了。豈知八十歲又過了。
老漢今年八十有三矣。這是照傳統算法，務虛不務實。現在不是提倡尊重傳統嗎？
老年多半能悟道。孔子說“天下有道”。老子說“道可道”。
佛教說“邪魔外道”。我老了，不免胡思亂想，胡說八道，自覺悟出一條真理:老年是廣闊天地，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七十歲開始可以諸事不做而拿退休金，不愁沒有一碗飯吃，自由自在，自得其樂。要看書可以隨便亂翻。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張，從前哪能拜讀？現在可以了。隨看隨忘，便扔在一邊。無憂無慮，無人打擾，不必出門而自有天地。真是無限風光在老年。
偶爾有人來，不論男女老少認識不認識，天南地北，天上地下，天文地理，談天說地，百無禁忌。我的話匣子一開，激光磁盤便響個不停，滔滔不絕。無奈我閑人忙，聽眾逐漸稀少，終於門庭冷落，只剩一屋子廣闊天地，任我獨往獨來，隨意揮灑。
打開電視，又是一番新氣象。古今中外，赤道南極，變幻莫測，真是坐地日行八萬里。忽而莊嚴說教，忽而插科打諢。
帝王將相，牛鬼蛇神，無不具備，應有盡有。忽而高歌一曲，忽而舞步翩翩，場場不同。主持人個個精神煥發。服裝表演件件花樣翻新。足球射門中的。籃球投籃不空。馬家軍颯爽英姿。
大歌星真人假唱。忽然出現紅頂花翎，拖着辮子，彷彿我的一百四十歲的父親復活。他不辭辛苦跑到北京來對宣統皇帝磕頭。我卻曾在大庭廣眾中對溥儀先生點頭問好。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勝過一代。正在得意之間，不料長袍馬褂已變成西裝革履。長髮長襪，飄來跳去，三點泳裝耀眼生輝。眼睛耳朵實在招架不住，那就下令暫停，閉目養神去也。
這正是：小屋之中天地闊，老來無事是忙人。
代溝的底層
面前這本薄薄的書使我回想起將近六十年前，一九三○年，我到北平（北京）以後的許許多多人和事。這些雖不夠“十七史”，也不知“從何說起”。
書名是《一知半解》，是十七個人的剪影。作者溫源寧，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在三十年代初離校到上海以後主編英文雜誌《天下》，介紹中國文化，由此蜚聲世界。以偶然機會，一九四二年我曾在印度見到他。由於他本人和我所想像的很不相同，給我的印象很深。他用英文寫的這些剪影三十年代初期刊登在上海的《中國評論周報》上，後來才合編一冊，由上海別發洋行出版。雜誌雖是英文的，封面上都有蔡元培署名題的漢字刊名。每期都有林語堂主編的《小評論》欄。欄上方列有幾位撰稿人名。其中除林、溫外記得還有全增嘏和錢鍾書。那時“中書君”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我是先讀到他的英文的俏皮小品，后在大公報的副刊上見到署筆名“中書君”的中文書評的。他不但中文英文都寫，而且文言白話不拘。他的書評，說是評書，實是作絕妙散文。正好像溫源寧寫的剪影，說是寫人，其實是自己作文章。相形之下，林語堂的“幽默”就未免火氣太大了。
譯者南星是我的五十多年未再見面的老朋友。想當年，一九三六年他北大畢業之前，北大宿舍東齋他的房間裏有時會有我的大聲談笑從窗戶里傳出來。抗戰時彼此隔絕，他發表過一篇懷念我的文章，戰後我才見到。我幾乎認不出文中的我了。
他是用我作題目寫自己的文章吧？
要想用很少的幾句話說出一個人來是很不容易的事。這種剪影文章不但顯出了一個人，而且更顯出了說這個人的人。這書寫的十七個人都是名人，只有三位我不大知道。有幾位我見過，有的可說是認識，有一位還可以說是熟人。我不能說剪影沒有突出所寫的人的特點，可是我總覺得篇篇都顯出了作者的似微笑又不能算微笑的神氣。記得我在印度人的詩會上認識他時，聽他低聲念出中國詩“楊柳青青江水平”，忘了太平洋上正在彈火橫飛，忘了他除了那四句詩以外講的是英語，忘了他穿的是西裝，竟彷彿會見了一位宋朝或明朝的詞人、文士，那麼溫文爾雅。後來我又在一位朋友請他吃晚餐時作陪客。看他向飯店侍者要了一小杯碧綠的杜松子酒，舉起杯來，好像嘆口氣似的說：“真沒想到在這裏吃到這杯酒。”我簡直疑心是做夢進了《世說新語》了。“正不知一生能着幾兩屐！”他說的英語也使我聞所未聞。那麼自然隨便，輕輕的低語，和他的中國話一模一樣。法國的蒙田，英國的愛迪生，中國的陶淵明，化為一個人來到我的面前了嗎？我如入夢境，竟不知道怎麼和這樣一個人談話。他是飛去倫敦宣傳中國抗戰的，名義是半官方的外交人員。重慶、倫敦、加爾各答、珍珠港等等話題和他說話的語氣全不是一回事。他眼中心中彷彿只有那一小杯綠酒，彷彿世界大戰的炮火趕不上這杯酒有味。後來葉公超去英國代替他，經過加爾各答時我又作了陪客。他指着餐廳中跳舞的人群問我：“像不像薩克雷的《名利場》？”我本想回答：我想到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可是沒有說出口。葉先生的言談舉止，講的中國話和英國話，都和溫先生的神氣完全兩樣。葉才像是去宣傳抗戰的。他後來告訴我，在倫敦，他標出的中國抗戰形象是一個手持步槍的農民。那時溫先生不知是從倫敦直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聽說他以後還當過國民黨政府的駐希臘大使。我想他的興趣不在大使而在希臘吧？
在初見溫先生的詩會上還見到英國詩人艾克敦。他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我聽過他在演講中高聲朗誦艾略特的《荒原》，好像鐵板銅琶唱蘇東坡的“大江東去”。我真想不到《荒原》能夠這樣讀。本來嘛，“四月是殘酷的季節”這句詩就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語氣、意味。那時這位詩人教授被征入伍，穿的是空軍制服，配上他不矮的身材，真有“赳赳武夫”氣概，可是說起話來仍是一個浪漫詩人。聽說他晚年住在意大利。我覺得他演意大利人也許比當英國人更像些。溫、葉、“艾”這三位都對英國文學有很高造詣而又各有自己獨特風貌。看來都是文不如其人又都是文如其人的。這本《一知半解》中寫的人，除幾位外，差不多都是歐洲文學尤其是英國文學的學者，又是文人。大約有一半是在各種政府中作過各種短期或長期的官的。這也是人人不一樣。有的是“玩票”，有的是“下水”，也有以官為職業的，如顧維鈞。他的官做得最大也最久，有福又有壽，晚年口述了一大部《回憶錄》，所以也是文人。
南星是詩人，《石像辭》的作者；也是散文家，《松堂集》的作者；氣質有點像溫源寧。不過溫能隱於官場，南星只能隱於鄉間。南星的散文也有英國氣，但和這書的風格迥乎不同。
譯這些文章時他恐怕是改變自己寫作風格去傳原作者的蘭姆式散文之神的。這很不容易而他做到了。不過也有不關文章和翻譯的小疵，好像美人臉上有兩三個雀斑。開篇寫吳宓的“頭髮”
的那句俏皮話是笑鬍子。吳先生的頭髮平平無奇，有越來越少之勢，但絡腮鬍子卻越來越多。剃得越勤，長得越快。聽說清華學生中有個笑話。問：吳宓先生的臉為什麼左邊比右邊顯得黑些？答：因為他刮鬍子從左邊颳起，到刮完右邊時，左邊又長出來了，所以總是左邊的鬍子厚些。南星和吳先生不熟，也許沒見過，也許沒想起來，這句話未能達意。還有兩處小注需要改正：一處是第五頁注“巴比特”為美國劉易士小說中人物。
這在三十年代以後的文章中大概是不會錯的，但原文中的同一名字卻是另外一人。這人在當時，至少在中國，比初出茅廬的劉易士名氣大得多。他是哈佛大學教授。吳宓和梁實秋都是他的學生。他們譯作“白璧德”。這位教授宣揚“新人文主義”，尊崇古希臘，不是講“人道主義”，雖則兩字原文相同。吳在先，梁在後，都曾寫過一些文章宣揚這位老師和他的“主義”。
另一處是第十六頁注六的那位“勃斯”是另外一人，不是文中所指。兩人同姓而名字不同。文中說的是印度植物學家博斯，以發現植物有神經出名，三十年代曾轟傳世界。這個姓是印度孟加拉的大姓，英文字母拼法有幾種，原文一樣。同姓的名人很多，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都有。同姓的，分別了名字和職業、事業、時代以後，不小心還會弄錯。印度人這類姓好比中國的張王李趙，單提姓不知是誰。此外，書中有些人名的譯法和現在比較流行的不一致，那大概是因為南星是隱士不大管世事之故，無關大體。
書中人差不多個個都是有特色的。我幾乎要說是荒誕人物。
要畫他們的臉譜很難恰當。作者用漫畫手法，幾筆勾出輪廓，主要是畫一幅畫，不是畫一個人。讀這書時最好也是看畫，不必看畫中人。人只是一個，畫可以不同。例如名列第一的吳宓先生。當年這篇文一出來，頭幾句就傳開了。林語堂一譯，更成為“名言”。可是究竟說出了什麼？又是什麼也沒說。不認識吳先生的人欣賞的是文章。認識吳先生的人欣賞的也是文章。
但兩種欣賞不一樣。一無對照，一有對照，正如同看畫。吳先生的刮不盡的鬍子和他的喃喃自語背誦中外名詩都是有名的。
當然更有名的是他的文學主張和戀愛。他以反對白話出名。實際上他不是反對使用白話，而是反對廢除文言。他酷好《紅樓夢》，主張小說應當用口語，可是詩不行，白話怎麼也不如文言。他是個極其古板方正一絲不苟的人，寫便條都用正楷，可是提倡浪漫，醉心戀愛。他對己嚴而對朋友寬容得有點過分。
他沒有多少戀愛經歷，卻鬧得好像有許多戀愛故事。這大概是因為他太好作詩，又迷上《紅樓夢》，所以為作詩而談愛，進了太虛幻境出不來。我想，假如他的學生錢鍾書寫他，一定是另一副面孔，另一篇妙文。假如我也斗膽來寫，又會是完全不同的一篇，當然文章決不會那麼美妙。吳先生的門生故舊滿天下，從大學一直到“牛棚”。若所有的同事和學生都來寫吳先生，儘管寫的都是一個古典詩人兼外國文學教授，可是不會有兩篇相同的，相反的倒決不會少。書中名列第二的是對立面胡適博士。
不用說，他也同吳先生一樣，甚至超過。第三是徐志摩，第四是周作人，一直到梁宗岱和十七人中唯一此刻還在世而且住在北京的盛成先生，多多少少也都是這樣。書中寫的盛成先生和我見到的他大概在同一時期。他的本行是昆蟲學，出名由於寫了法文小說《我的母親》。那時他的頭髮總要下垂到眉毛上，甩上去又掉下來，溫先生說的只是他的一點神氣，其他都沒有提到。我看盛先生的生平經歷就是一部小說。不知他寫了自傳沒有。幾年前還看到他寫小文說是回巴黎去覺得法文又要從頭學起了，不是幾十年前的法國人講話了。我從前見過的，現在多半已不在世的留學生，去東洋的，去西洋的，差不多個個都多少有點比小說更像小說的閱歷，可惜沒有人能寫下來，只好去充實老朋友“談天”（新名“侃大山”）。說到這裏，我倒想起另外一點意思。
書中這樣的文和這樣的人現在只怕很少了。若是此時用這樣的文章去寫一位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人，會不會引起麻煩甚至法庭相見呢？那時不會，只會引起微笑。所以這書中的人，書的作者，譯者，作序的張中行先生（類似本書的《負暄瑣話》的作者），還加上我這個讀者，說得好聽些是過去時代的人了，說得簡短也不好聽些就是過時的人了。近年來常有人提到“代溝”。這本來是外國話吧？現在是中國話了。無論是多麼深的溝，最下面總是兩邊相連的，不然便不是溝而是分成兩半了。
人的“代溝”是從哪裏劃開的呢？“多年媳婦熬成婆”。婆媳之間有道溝。媳婦成了婆婆時，又和另一媳婦之間有了溝。這就是“父與子”之間的“代溝”嗎？這是重複吧？眼光、心思和行動不一樣，可是深一層看是不是照舊呢？同代之間的溝，如吳宓和胡適所爭的問題，看來是早已解決了，然而，真的解決了嗎？文言和白話不過是形式上的題目，實際內容是一個要保傳統文化，一個要興外來文化。只許有一個，那就勢不兩立了。如果知道“五四”以後有人不但要廢除漢字而且要廢除漢語，以世界語代替，以求達到全國語文統一而且現代化，世界化，那就不難理解要保中國文化的人為什麼那樣着急了。吳、胡兩人都有自身矛盾。胡適“全盤西化”還未講完，隨即提倡“整理國故”。吳宓教外國文學同時大講《紅樓夢》，據說能講得全場落淚。還有，周作人的矛盾使他不光榮地退場。辜鴻銘的矛盾使他的人出名而書很少人讀。溫源寧在文中描寫他“以跟別人對立過日子”，說他是“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這些話當時也曾流傳眾口，現在被人忘了，然而是不是過時了呢？還有陳通伯先生，即陳源教授，《西瀅閑話》的作者，現在以和魯迅論戰而留名。他們爭論的問題，現在的一代新人在思想上真正都已解決了嗎？“代溝”的底層是什麼？我想就是上一代以至上上一代沒有解決而要現在一代甚至將來一代去解決的問題。顧維鈞、丁文江解決了當時的政治外交問題嗎？顧維鈞享大名不是由於他任過幾天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而是因為他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為中國簽字，發表反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的演說，與日本代表展開激烈舌戰。他還在會上提出要求取消列強在華特權，被會議擱置。這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政治運動的雷管。學生們由此上街，燒了趙家樓。這件事到現在整整七十年了。那時提出的問題完全徹底解決了嗎？不寫中文的王文顯的戲劇《委曲求全》是他的學生李健吾譯成中文的。記得原題是改動英國名劇題目（《屈身求愛》？）的一個字而顯得有趣的。這言外之意無法譯出來了。這戲當時也曾在很小範圍內有過小小的“轟動”，可是現在呢？除了當時清華大學的學生外有幾個人還記得呢？然而這場戲的戲中及戲外的問題就都沒有了嗎？只見溝的表面的斷，不見溝的底層的連，恐怕是會一代又一代重複婆媳矛盾舊話重提的。父與子畢竟是有血統關係的。因此，這本書也還會有人讀吧？
溫源寧用英文寫散文。他的學生，二十六歲早夭的梁遇春，卻是寫中文的散文家。溫先生寫這位學生的一篇就不免和別的篇風格不大一樣了。梁先生遺文中的《失去悲哀的悲哀》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里。看來我和他之間雖有溝，卻是並不算深的，不過我寫不出他那樣的文章罷了。
科學與人生觀
甲你還記得，“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嗎？
乙怎麼不記得？有人將當時一些文章編成一本書。我是看書才知道的。那是二十年代的舊事。
甲我忽然發現那本論戰文集和幾十年後一些論戰文集有相似之處。開頭是張君勱的一篇演講，以後便全是批判他的文章，給他加上頭銜“玄學鬼”。這簡直是一場圍剿。結果是張落荒而逃，逃去歐洲了。
乙我知道，抗日戰爭時張又在國內出現，已經是玩弄政治的政客了。那時他還在雲南辦了一所書院，可是已沒有人當他是學者了。
甲張君勱發表演說，論“科學與人生觀”，說是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他提出九個問題。然後問:科學能回答並解決這些問題嗎？地質學家丁文江首先發難，指出張的演說是反對科學，提倡玄學，為害極大，必須迎頭痛擊，保衛科學。那時所謂玄學不是魏晉玄學而是形而上學，但又不是後來當作辯證法對立面的形而上學，而是現在所說的唯心論哲學。科學指自然科學，那時尚未通行社會科學之名。丁文江的文章出來以後，引起許多學者參戰，包括胡適和心理學家唐錐，不限於自然科學家，好像還有政治家。每人都狠狠打了張君勱一棍子。
然而奇怪的是，好像沒有人答覆張提出的任何一個問題，也沒有人說明，科學能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以及如何解決。不知我記得對不對。
乙手頭沒有書，只好相信記憶。那文集所收的恐怕也不全。
甲不知算什麼家的吳敬恆（吳稚暉）的一篇裹腳條似的長文提出了一種人生觀，才算是正面答覆了張的問題，被編者排在文集最後，大概是以為到此告一段落了。吳的文章只是講了一個科學家（生物學家）的一種人生觀，用實證主義公式“神學——玄學——科學”反對玄學。他只是把人看成生物，和猴子、老虎、烏鴉、昆蟲同類，只有生存和生殖。人生觀等於鳥生觀、獸生觀、蟲生觀。吳說的“人—生物”和更早的拉梅特里的書《人—機器》都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一種思想。這不但沒有答覆張提的問題，還取消了問題，反而給張幫了忙。我的印象是，當時沒有人指出張的問題是錯誤的，不能有答案的，不是科學的問題。誰也沒問，什麼是科學，什麼是人生觀，取得共識再討論。誰也不問，人生觀是不是科學研究對象？對人生觀怎麼做觀察、實驗、演算？
乙論戰是無疾而終的。只有一邊的人講話，而且講話的人好像沒聽對方講的是什麼，只聽說有人反對科學，便義憤填胸打玄學鬼保衛科學。群起打鬼，一陣熱鬧。好像是白話戰勝文言的論戰一樣以科學勝利而告終。爭論究竟是結束了，還是沒有真正開始，我說不上來。
甲我感覺到不僅現代，便是古代也常有這種情形。討論不先說清並考察問題就各講各的互相指責。有時吵得面紅耳赤不過為了一個招牌，一個符號。科學與人生觀怎麼搭上邊的？人生觀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嗎？指哪一種人生觀？指哪門科學？全不問。孟子和荀子當初論性善性惡就是這樣。什麼是人性？什麼是善惡？為什麼要爭這個？他們兩人可能心中有數，不說出來。
乙照這樣，動嘴解決不了問題，那就憑力量定是非。會場上說不攏，戰場上見。人畢竟是動物，舌頭不行，就用牙齒。
甲別談了。怪不得武俠小說暢銷。行俠仗義憑的是武藝。
這是人生觀還是科學？
乙不知道。
人苦不自知
近來耳目日益不靈，看書報如在霧中，聽談話經常打岔。
有人拿來一本“鴛鴦蝴蝶派”作品的選本給我看，使我大吃一驚。什麼是“鴛鴦蝴蝶派”？不是早已隨着“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一同不知去向了嗎？舊帽子怎麼翻新了？言情、社會、武俠、偵探，大約一直到張恨水，甚至林語堂，都加入了這一派。如此聲勢浩大的文學流派而我竟然不知，可見糊塗。
我不知眼前，倒記得過去。該記的記不住，該忘的又忘不掉。回想初入小學時，家中讀過的“國文”在學校中忽然變成了“國語”。過幾年，看到了《新青年》合訂本，厚厚的幾冊，才知道歐洲大戰爆發后，中國發生了新文化。“曳四十二‘生的’之大炮為之前驅”的就是這《新青年》。從文言轉人白話的也是這份雜誌。從“不談政治”到大談政治的也是它。小孩子愛追蹤，不料再追下去，它成為共產黨的理論刊物，進入地下了。從此以後，我對“孔家店”的種種貨色以及《禮拜六》、《紫羅蘭》、《紅玫瑰》直到舊戲曲全避而遠之。但對外來語“德先生、賽先生”和“布爾什維主義”並不明白。長大了，才知道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一年的中國文化大變化的中心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遊行反對巴黎和會及北洋政府，即五四運動。這歷時幾年的巨浪由語言而文學而道德而政治，由小而大，由隱而顯，統稱為新文化運動。從此我才認識了“文化”這個詞，可惜只知道它包羅了這麼多，卻不知怎麼給它作“界說”。
“五四”現滿七十歲，又該做壽了。中國人好做壽，尤其是整歲生日更不能放過。必得大收壽禮，大開壽宴，熱熱鬧鬧慶祝一番。慶的不是生日那一天，也不是出生時如何紅光照室，第一聲啼哭如何洪亮。只有九斤老太記得自己生下時的重量去和不肖子孫比。作壽序的也不大講出生的光輝，而是講壽星做過和未做過的好事，說過和未說過的好話。不過，闊人才做壽。
窮苦受難的，如猶太人約伯倒霉時，就會詛咒自己的生日。照中國說法就是生的八字不好，衝撞了什麼星宿。
“五四”好像只是個符號，起先算做新文化運動，包括前後幾年。後來又定為青年運動，突出了政治。不知何時把不是那一天請來的外賓德、賽兩先生當做扛大旗的，“五四”又成為民主與科學的代號。實際上這兩位早就來了。《新青年》不過正式發了一次請帖。德先生來要立憲，要共和。賽先生來要富，要強。修鐵路，興工業，辦大學，中國人和外國人各為本身目的忙了幾十年，都不怎麼靈驗。中國又窮又弱還要拚命打架，好像得了病。外來的大夫好治病。藥方很多，一個一個試。開刀切除，又瀉，又補。越着急，病越好得慢，不斷反覆。索性“鳳凰涅槃”，一把火燒掉，從頭再來。但“涅槃”本來是“寂滅”。火中鳳凰是詩人的想像，怎麼能當真照辦呢？斷肢可以再植。全部內臟都換新的只怕辦不到。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鬧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富了，強了，可是開門一比，還得趕超別人，還得開藥方。藥方不難找，一查《驗方新編》就有。
可是脈案難開。葯不對症不靈。對症了，人的體質又不同。胖子一瀉，好了。瘦子一瀉，壞了。七十年以至一百多年以來，《皇朝經世文編》、《富強齋叢書》、《新民叢報》、《民報》、《新青年》都是病急亂投醫，下藥不辨症，又想服一味葯就見效，包醫百病，藥到病除。可惜仙丹難得，所以時靈時不靈。
做壽也是查歷史。專查好的，說恭維話，專查壞的，一棍打死，都有危險。從歷史公式推演事實，不如從歷史事實歸納公式。先定好歹再找事實，不如先弄清事實再分好歹。人講歷史不免動感情，也有觀察角度即立場，但事實還是可以查清的。
熱情可以由冷靜理智約束並指導。歷史已成過去。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怎樣塗抹，它還是那樣，不作聲，也不改變。我們是講歷史的國家。曾花大力量去標點“欽定”官書二十四史。可是自從前清遺老編了《清史稿》以後，接着修了什麼史？專史只照顧一面。通史大而化之。自從清朝一個小外交官黃遵憲編了《日本國志》以後，我們有多少不是翻譯的外國史？“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要和外國打交道時，抓着什麼算什麼。
但合我意就行，不管前言后語對不對得上。一個外國人和一個中國人到一起，一個口譯，一個筆受，這樣合作譯出來的科學書比日本維新早。日本人翻印並學習了我們譯的書，靈了。我們自己反不見效。為什麼？問題只怕不在藥方而在脈案。諱疾忌醫，亂服成藥。而且，窮了就照富的學，弱了就照強的學，不一定都靈。輕量級和重量級同比，不上算，還有受傷危險。
同樣的氣功，有人一練，祛病延年；有人一練，走火入魔。中國古人說:人苦不自知。外國古人說:要知道自己。不照鏡子看不見自己，可是鏡子裏的像是左右相反的。
我雖比“五四”還痴長几歲，但七十多年也沒有了解自己。
現在看不清外界了，往往把舊識當新知又把新知當舊識，這才想到應當知道自己。那種看別人眼色下筆的交代和檢討並不是認識自己的好辦法。我是老人。“五四”也不年輕。但國家、民族還不算老，青年、少年更加不老，如果多一點自知之明，至少可以少服錯葯而健康成長更快些吧？
1989年
談社會心理學
據說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信息社會之中，各種信息像雨點一樣包圍着我們。果真是這樣，我們首先要學的就是怎樣對付信息。要學會怎麼搜羅、辨別、吸收或者排斥以至利用這些信息。可惜的是至今好像還沒有這樣一門學問。我們即使學了高等數學，學了信息論，也未必會恰當地對付信息，往往淋上信息的雨，也不能主動有效地應付。
我們究竟是怎麼對付外來信息並做出反應的？這大概也是屬於心理學的問題。由此我想到有一門學問好像是大家可以學一學的，這就是社會心理學。這也可能有助於了解信息社會。
我幼年時曾在一位迷上心理學的小學教員家裏見過這類書，他還勸我學。幾十年過去，我沒有學，現在要學也來不及了。
不久前歐洲和中國都發生過足球場上的風波，事後的防範措施，英國是禁酒，中國是加強管理。球場風波包含着社會心理學問題，預防措施也部分出於社會心理學知識。儘管制定措施的人可能根本沒有想到這些，可是有一些人認為風波的罪魁是酒，另一些人認為要控制球場就要先教育看球的人。他們不但依據自己對社會心理的看法決定行動，而且本身也處在不同的社會心理環境之中。英國和中國的社會制度不同，社會心理也不一樣，可是都出現了球場風波。鬧事的人心裏怎麼想的？
為什麼會這樣想？有的社會心理學書中就有足球場上狂呼亂叫的照片作為插圖。不知道現在研究這類問題到了什麼程度，有多少成果可供決策參考？
我不妨談談翻閱過的幾本美國書和一本蘇聯書。這些書都標明是大學社會心理學課程用的，內容卻不大相同。可以想到這是由於兩國情況不同。美國的幾本書也是彼此大不相同，這可以說是由於派別或者時間不同。60、70和80年代的書的許多內容不一樣，這顯然是因為美國的社會問題重心有了變化。由此我們想，這門科學說來也有百年左右的歷史了吧，成就不小，進展很快，可是還作不出像古希臘歐幾里得幾何學那樣公認的定理系統，也許永不能開出萬應靈方。這門學問必須結合當前社會實際，又涉及許多其他學科（不僅是社會學和心理學），而且很難像物理和化學那樣在實驗室實驗，又不容易照生物學那樣採集標本來解剖。美國的大學也做社會心理學的實驗，還有不少的實驗技術，但仍和社會上的實況不能等同。社會上的事又不能重複試驗。不能再製造一場同樣的球場風波去測量群眾心理，搜集數據，只能分析並預報。不論預報靈不靈，由於干擾因素太多，一次、幾次也摸不清規律。這些特殊困難並沒有阻止科學家前進，他們還不斷有新發現。聽說社會心理學在有的國家還成了熱門，大有供諮詢的價值，引起了不少人的興趣。
不過確實有個實際難題：社會心理學可以學，應當學，但我們一般人怎麼學呢？聽說我國有的大學開了這門課程，可惜有機會聽講的只是能上大學的少數人。蘇聯1979年的大學課本譯出來了，只是理論，遠遠不夠用。美國的本子不同，實例太多，實在不好譯出。一是太亂，沒有“統一教材”；二是變得太快，譯本尚未印出，原書可能已改版；三是內容講的是美國，和我國很不一樣。我國人自己寫的社會心理學的書聽說也出版了一本，我沒有見到。我想這書無論怎麼好，一本也不夠用吧？
我談了半天豈非都是廢話？因此我只好拿出一個外行的可笑主意了。那就是，自己動手研究。不從定理出發，而從實際出發。
比如，足球場同排球場、羽毛球場不同，場內、場外不同，賽跑、跳高、游泳等運動場上情況不同，同一個場上的運動員、教練、裁判、主持人、觀眾又不同，這些“場”上的人心理狀況怎樣？為什麼足球場上愛起風波，中外都有？又如隨地吐痰，不僅是生理問題，還有心理問題，不止一個人是這樣，所以還有社會心理問題。這些人是怎麼想的？為什麼會這樣想？研究時首先要自己提出問題，分析一下，加上看書、問人並且親自觀察、思考。其實我國從孔子起就開始研究社會心理問題。比如他說:“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如此等等。古人不會現代科學，說話另有一套。我們要找點現代科學書和雜誌來看。有了問題，自己動手，再參考別人的說法，一比較，興趣也有了，道理也來了，說不定還對工作大有益處，對身心健康也不無小補呢。這當然不能應付考試得分數，不過比啃書本背誦現成定理總會更有意思吧？
無聲的驚雷
年近八十，有件小小的憾事，說也好笑。在三十年代初“九?一八”以後，許多青年學日文，不是為迎日本人而是為抗日本人。大家急欲知道日本小國為什麼能欺負中華大國。這正和甲午戰爭吃敗仗以後，前世紀末，本世紀初，許多人學“東文”去“東洋”的一陣熱類似。那時我才過二十歲，沒有熱起來，不學日文。過了近五十年，七十年代末，我快七十歲了，忽然讀日文。可是不行了。儘管學得不慢又能領會，獨自啃得起勁，卻隨學隨忘，記不住了。聽說王力教授八十歲學日語。
他是語言學家，照學不來，只好廢然知返，不學了。學了一點點、我的微末企圖也算實現了，嘗到了日本人講話作文的語氣味道，不僅是說“初次會面，多多關照”。本來就沒敢存直接讀夏目漱石的奢望。《我是貓》、《哥兒》連題目都沒有傳神譯法，不學日文也能知道。這也不是學會普通日文就能領會的，我只是有一個不好的習慣。讀文學作品若一點沒接觸過作者所用語言，不明語氣，就覺得不大舒服。不能讀原文也得知道一點原來是什麼樣子。讀譯文會忽而想起原來該是什麼樣子。占文古詩。若不官己也嘗試寫寫，作為自己的用語，就覺得耳邊聽不到“觚不觚，觚哉！觚哉”的嘆息之聲。在沒有聽到人說蘇州話以前。我一直覺得《海上花》中的“來哉”像古文，話一上口，就活了。哪怕少到只有可憐的一點點，我也要想方設法去直接看看對方的真面目。從“一斑”去測度“全豹”。這大概就是從小在偏僻小縣寒微家庭里養成的狹隘心胸吧？
我為什麼到老年忽然對日文有了興趣呢？其實不過是為了想知道一點夏目漱石怎麼說話。這位先生名氣很大，漢譯作品一直很少，而且例如《草枕》，連題目都沒法懂，譯文比《易經》還難讀。到八十年代才陸續出了一些可讀的譯本。他的早期以後作品如《二四郎》、《門》、《心》等，我才讀到譯文。
我發憤要學日文時這些書還未出版。我感到如果不去見見這位明治時代的五十歲就去世的老先生，聽聽他的講話，恐怕就往上無法了解維新前夕獄中辦學被處死的吉田松陰，往下無法了解昭和時代的文學群星。難道夏目的小說里有這些人嗎？沒有。瑣瑣碎碎啰啰唆唆。那只是靠文字之美吸引人嗎？不是的，這裏面有深沉的心聲，不是“於無聲處”去“聽驚雷”，而是一片烏雲，內有驚雷，聽是聽不見的。越進入“雲深不知處”，越是覺得夏目先生在本世紀初年好像已經看到本世紀末年的日本了。這雷是什麼？是要用突變和極端來消除內心矛盾的行為吧？是鬱悶的心聲吧？連幾部小說都講三角故事。可是怎麼變也走不出三角去。聽說日本人現在也還在讀漱石作品。他們怎麼想的，我無法知道。便是我，若三十年代就學日文讀夏目漱石，也不會聽出什麼驚雷，說不定只能欣賞他的早期小說《哥兒》的。
由此我想到一位歐洲古典小說家，本來地位不高，名氣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到二十世紀，到現在，忽然名聲顯赫了。
我說的是英國中年早逝的女作家奧斯丁。她生當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正是法國拿破崙在歐洲叱吒風雲僅有英國據海島以海軍對抗之時，也正是英國殖民勢力在全球膨脹之時，可是她的小說對這些幾乎毫不涉及。四大名著說來說去是小城鎮小男女的婚姻糾葛。難道作者是玩弄文筆小巧的仙子“不食人間煙火”嗎？我看不是。我也是到七十年代後期才通讀她的六部小說原文的。許多評論我幾乎一點不知道。我只是有個感覺，那正是當時英國本土普通老百姓中一部分人沒落的遺照。這樣的人也許是再也沒有了。這樣的心還有沒有？“傲慢”哪，“偏見”哪，“理智”哪，“情感”哪，難道僅僅是書中那幾個人的心嗎？這位女作家不是仙子。她跳不出當時英國及世界形勢的如來佛手掌心的。
不是那樣的時候不會出那樣的人。她對這些人最熟悉，又最會“抓拍”表現，又會講話，所以就寫出來這樣的小說了。
若要她寫威靈頓和納爾遜兩位將軍，恐怕不行。那時女子還不能舉重和踢足球的。當然她和夏目很不一樣。夏目是自覺的，有意的，目光遠射。她未必深入英國人心靈深處而且擔心未來。
兩人相差有一百年啊！
還有一位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是“九八年一代”即前世紀和本世紀相交的時期的作家，正當西班牙失去殖民帝國地位的倒霉時期，和夏目同時而處境相反。他的作品至今只有一些短小的散文譯出來。這裏面有當時的文學運動嗎？
有潛伏着而到三十年代爆發的吸引全世界注意的內戰的預兆嗎？看不出來。難道真的沒有？那些舊西班牙平常人的生活中撇不出無政府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依據的心理影子？我看這些散文時總覺得好像進了一個無生氣的古老世界，好比進了烏雲。只怕這就是驚雷的老家。
還有一位和這些相彷彿而又不大一樣。日本的自然主義作家德田秋聲在一九四一年即日本侵略中國作戰已久而又要進攻英美的前夕，在報上發表了連載小說《縮影》。寫的是藝妓。這可謂遠離生活了。然而日本軍部可不這麼看。他們下令把這篇小說腰斬了。這成了“未完”的連載。作者也不寫下去，再過一年就去世了。到底德田當時是不是有意和軍部做對而反戰呢？
小說里是看不出來的。
我嘮叨這些話絕不是要說什麼“淡化”。只是談一點感想。
作者是只能寫他所熟悉或比較熟悉的面貌及心聲，可是讀者卻可以在後來才明白的大背景上看當時的小人物小事件。正好像在天空中看到一片烏雲聽到隱隱雷聲一樣。“山雨欲來風滿樓”，不一定人人都同樣感覺得到雲中有風，風中有雨，雨後回想就不一樣了。這也許是許多老作品能一陣又一陣再度行時的緣故吧？作品的效應關鍵在讀者。作者不過是巧妙地彈動鍵盤吧？
當然，在作者有使命感和讀者有受教育心情的今天，不會再是古典文學的時代了。所以我這些話只是談談過時的文學而已。
古時，陶淵明不寫“五胡”，曹雪芹也不會寫“十大武功”的。
然而他們都跳出了時代環境嗎？
1991年
寂寞
李白詩云：“古來聖賢皆寂寞。”魯迅的《吶喊?自序》全篇是寂寞二字。這也可算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總序吧？“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這還不寂寞嗎？屈原、陶潛當然寂寞。
“國無人莫我知兮！”“奚惆悵而獨悲？”正是寂寞。《秋聲賦》、《赤壁賦》至今還有人讀，但有幾個人體會到六一居士歐陽修和東坡居士蘇軾的寂寞呢？龔定庵（自珍）詩云：“忽筮一官來闕下，眾中俯仰不才身。新知觸眼春雲過，老輩填胸夜雨淪。《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無效勿虛陳。宵來客籍差誇富，無數湘南劍外民。”末兩句說的熱鬧，正是反襯前面說的寂寞。外國人也不能免寂寞。哈姆萊特、堂吉訶德是寂寞的。盧梭的《孤獨漫步者的退想》（漢譯本名《漫步通想錄》）開頭就說：“我在世間就這樣孑然一身了。”這是個人的寂寞嗎？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算不算民族的寂寞？夏目漱石的《三四郎》，川端康成的《古都》，不也是散發著寂寞嗎？先驅者孤獨，落伍者孤獨，同有寂寞的感慨。但是究竟誰屬先？誰屬后？有的人在千百年歷史中還反反覆復不能論定。大哄大嗡有時是掩蓋着內心的孤獨。自稱“孤家”、“寡人”的人，孟子賜名為“獨夫”的人，同樣是寂寞的。前呼後擁，一呼百應，可是最後連妻子兒女都不可信賴了，何況朋友？刺凱撒的不是他的親信布魯圖斯嗎？
“你也……”凱撒的這句臨終遺言道出了他的寂寞。難道友情畢竟是空話和幻想，而寂寞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嗎？當然，不感寂寞的人不是沒有，而且也許還很多。不過也許是自己不感覺而已，未必不是孤獨的。害怕寂寞可能也是人類的天性之一吧？
尤其是老人，看來是能耐寂寞，其實是身不由心。兒童沒有不喜歡有伴侶的。十載寒窗獨守，心中想的還是“顏如玉”，要做“人上人”。深山隱居也免不了要耕田、種花或讀書；成不了木偶。魯濱遜獨自生活在孤島上是不得已的，他也還要有個“禮拜五”作奴僕。籠中鳥、哈巴狗和小花貓不是為了排除養它的人的寂寞嗎？奇怪的是，人既不甘寂寞，又要傷害伴侶。不吵嘴、不反目的夫婦能有幾對？“相敬如賓”或者“夫唱婦隨”
可以相安無事，然而前者是套上玻璃罩子保持距離，後者是一個主宰另一個，一比零。一加一等於二，怎麼二人就不能“親密”成為一個整數“友”呢？難道人真是類似箭豬或刺蝟嗎？
刺蝟即使成為排隊的兵馬俑，也不能在伸出刺時互相依靠的。
那怎麼能不感到寂寞呢？相對無言大概可以保持友誼。怪不得有人說：妙論是銀子而沉默是金子。原來沉默不僅是寂寞的伴侶，卻也是對付寂寞的辦法。能用“吶喊”對付寂寞的恐怕只有魯迅那樣的人了。多出來幾個魯迅好不好？
1988年
批評
批評之難，難在見識高明，並不難在博學多聞；難在認識人家所不注意或看錯了的貨物，並不難在知道人家所見不到的古玩；難在既能“目光如炬”又能“心細如髮”，並不難在能抓住一種商品做出有聲有色的廣告；難在能說出人家乍看吃驚以後經過思索才佩服的話，並不難在能說出人家想說未說因而覺得“適獲我心”引為同志的話，因為那樣不過是會說話而已。
平常以為敢罵名人的難得，其實往往有的也只是“立異以為高”；而且人孰無過，能找錯並不算大英雄；敢指出人家所未賞識的好書才真正難能可貴，因為既見實力又見魄力，自己有真知確信，人家也從此得益；而且有書為證，有目共賞，只要批評者但求推薦，別無野心，並不是倡言“提拔”，藉資號召，這種批評就真不容易。否則，批評者若只做應聲蟲而已，批評雲呼哉！
1936年
（“批評”指文藝批評和書評，這是三十年代說法。
1991年自注。）
不悔少作
古代文人常“悔其少作”，這是“文章老更成”的表現。我老年回想起少年時習作，不但不悔，反而有羨慕之意，可見沒進步。
一篇是兩三千字的小說，題為《雨》。寫的是一個小男孩路上遇雨。一個經過他身邊的坐轎子的少婦將他收進轎子，帶回家，又派人送他回去。全篇只有男孩子在雨中轎中女人懷中的感覺和幻象。這是三十年代初寫的。我剛滿十八歲。這分明是十八歲青年對八歲兒童的幻想。現在八十歲老翁想起來，嘆息再也沒有幻想了。
又一篇題為《此中人語》，稍長些，也不過四五千字。日落後滿天星斗，亂葬崗上飄浮起一個個古今鬼魂。男女老少各用不同語言，各有不同心事，互不相識又互有淵源，互不搭理又互通聲氣。明月升起，光照下一個個消失。這一篇比前一篇寫時略晚，仍是一派胡思亂想。過了六十年，我的思想還沒有走上正道，可是再想胡言亂語也辦不到了。
過了二十周歲，我試寫一篇獨幕短劇。題目想不起來了。
舞台上有幾個男女青年出沒，各個不同。或獨白，或交談，或辯論，做出種種形象，提出種種奇談怪論。人物上下轉場時舞枱燈光隨情調而變色，還配上音樂。青年不一定都是大學生。
所談的人生問題一塌糊塗。當時本世紀才過了三十三年，現在過到九十三年，快“世紀末”了。對人生，我沒有明白過來，反而更加糊塗了。
三十年代第一年我到北京。那時首都是南京。北京叫北平，是“故都”。我一到就趕上九月。沒過多少天，重陽節下大雪。
馬路冰凍到春天還不化。一陣陣春天的風大得可怕。出門便是塵土飛揚。
我見到的是一片荒涼冷落，處處是“古已有之”的氣息。
我白天去市立圖書館亂看書。晚上在公寓的斗室內聽院中一片喧嘩，有拉胡琴唱戲的，有開留聲機放外國音樂的，有提籃子叫賣“半空”花生、冰糖葫蘆等等零食的。偶然還有賣唱的小女孩隨着琴師在隔壁房門口唱下流小曲給“大爺”聽。那些“大爺”飲酒聽歌常呵呵大笑，身份好像是大學生，挂名不上課。有一次居然還來了一位女客，被一口一聲稱為“密絲”。雜亂的“交響”“奏鳴”曲中有叫“夥計”拿“開壺”（開水壺）的大聲呼喚好像節拍。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只有提起小楷羊毫在“毛邊紙”的本子上塗抹，一篇又一篇。毫無目的，也不是“習作”什麼，不過為了排遣外界干擾而已。不料有位朋友當上某報副刊編輯，搶去我的本子，不徵求同意便在缺稿時拿我的小玩意兒填充空白，隨手代署上不同名字。好在我知道不會有人看，算是幫助朋友，也未抗議。現在想起來的這三篇都是他用過的。見報時我有點吃驚，又有些不好意思，還擔心會遭恥笑，挨罵。幸而無人賞臉一看，矇混過去。又不料至今還不忘，忽然想起來。詞句怎麼寫的，一點也記不得了，總是夠荒誕的。
此時雖然臉皮已老，不會臉紅，不悔而羨，究竟不大放心，不知會不會有人笑。
龔定庵（自珍）詩云:“少年哀樂過於人，歌哭無端字字真。”對我來說則是:“少年慣做荒唐夢，不哭不歌字字虛。”
老人多喜向後看，細數來時路。我也不免。想向前看，只見火葬場。入場以後呢？只怕是要參加“此中人語”了。少作想了起來，又胡塗亂抹了一篇。若能供人發笑，也就不虛執筆，算是老年的我向少年的我爭勝吧。
茶毗前談：逍遙遊
一、茶毗
我在北京八寶山頂火葬場上飄飄然站了起來，說不出的輕鬆愉快。我沒有了。是我，又不是我。還有知覺，一片清明，卻沒有形體，也不是靈魂。
我沒有了。所以對我來說，一切都沒有了。又可以說是一切都還有，只是沒有了我。我成了一切。那多好啊！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無思無慮。再也沒有什麼遭遇了。更沒有問題可想了。我不“在”，所以也就不“思”了。這比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更容易證明，容易理解。
火葬，佛教徒稱為“茶毗”或“荼毗”。前兩個字也一樣，本是一個字。又叫“闍維”，字異音同。這些都是一個印度古字用漢字記音。意思大概是火化了，變成了一堆灰，或者說是吹熄了火。一陣風或是一口氣吹過去，火滅了，熄了，這叫作“涅槃”，又是印度古字譯音。這字是佛教徒創用的，漢語意譯是“寂滅”。照宗教信仰說起來，可就是另一番境界，有點神秘說不明白了，但說來說去離不開“寂滅”，不過是成為專門術語特殊符號了。
可惜的是此時此刻我還沒有“茶毗”，更不能說是“人涅槃”。還活着，所以還存在，還思考，這就免不了要受苦。不能不思，那就思一思這個“思”行不行？
三百多年前歐洲出了一個笛卡兒，追究過這個“思”，說是“理性”（這詞本來是譯音兼譯意）。兩百多年前歐洲又出了一個康德，更加追根究底盤問這個“思”，對“理性”大加分析批判。一百年以內還有人追問。歐洲又有個維特根斯坦乾脆以為思維離不開語言和邏輯（這又是音義兼譯的詞），因此問這以外的問題是白費腦筋。對邏輯（也是數學）的認識不大容易，對語言的認識比較不那麼難，個個人天天都在說話嘛。於是對語言的探索大有發展，把種種語言當作思維的種種符號。符號不僅運載信息，而且制約思維，還在接收者那裏變化信息。這種想法正在有些人的思想中爆炸。抽象難懂的物理學化為原子彈，大家就知道它的利害了。對符號的種種看法會不會也這樣？那就要看種種通訊方式的變化和電腦、遙控及所謂機械人或人工智能的發展了。那些都是靠符號輸入輸出信息才會有的新東西的胚胎。豈但機械人？活人也免不了在符號圈子裏轉。大廟放火，小廟燒香，拜神像，佩戴神符，重複不斷念咒語，這不都是符號在作怪嗎？這類行為都不用思考，出了笛卡兒和康德等思想家的圈子以外了。
人是創造符號的動物，早就開始了符號活動，不僅是會用語言符號。但認識到符號的神通廣大是最近才開始的。人創造了它，又受它的愚弄支配。這個孫猴子是不能壓在五行山下的。
符號是人類的創造物，也是人類自己。我“茶毗”了，這才明白過來。
閑話太多，便是在閑談中也惹人厭，還是談談我自己在“茶毗”之前的一些想法吧。動嘴又何如動手？不吵架，不打人，手搖筆桿寫點下來，也算是思而又行了。若有看官，請勿見笑。我隨筆寫出，你隨手翻過，又何必去問，是“此中有真意”，還是“滿紙荒唐言”呢？
二、逍遙遊
我沒有了。沒有我了。沒有形體，沒有靈魂，最多剩下一個符號，這一下子就想到了莊子說的“逍遙遊”。
《逍遙遊》這一篇文說的全是有限，不是無限，沒講到“茶毗”，更沒講到“茶毗”以後。他在有限之中的思維方向路線是將確切引向不確切，和科學的講定盤方向相反。
庄老夫子的觀察、思考、想像、表現的能力實在可驚。他說:“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空氣和水一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這裏幾乎要像阿基米德那樣叫出“優里卡！”（我找到了。）可是沒喊。沒找到，因為不想去找。
大約兩千三百年前，阿基米德洗澡，泡在水裏，這時他發現了浮力，喊出了這句名言“優里卡”，直到如今還在許多外國語中應用，字典里也有這個希臘字。莊子觀察到了浮力現象，還想到了“風”（空氣），他發現的是什麼？有什麼下文？阿基米德想到排水盆，想到物體的成分、重量和水的浮力的關係，由此觀察實驗又經過數學推導出液體特性和一條定理。這些是莊子絲毫不感興趣的。莊子問:“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已經問到近代天文學的問題了。然而他的問不是為了回答，是為了不回答，提出問題隨即取消。
和這兩位差不多同時的孟子說:“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這個“故”
是什麼？他並不去“求”，反而說:“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他厭惡“鑿”，要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這就引不到算術代數幾何了。那都是無事找事，而且要求確切，太“鑿”了。蘋果落地，本來如此，是自然之理，何必問其“故”？火星運行不規則，那就叫它“熒惑”，何必因此去問，天晝夜旋轉到底是以地球為中心還是以太陽為中心？
古時地中海沿岸的歐非亞三洲的人從觀察引向解說，歸於數學公式，幾何圖形，演算推導。中國古人也會觀察，會提問題，但不是為追究而是為判斷。會創造發明而不“求其故’。又喜歡用形象譽喻符號而不愛用抽象數學符號，不去列麻煩的符號推導公式，講“術數”也是向算卦算命擺陣圖的方向發展。
印度人又不同。他們習慣說“無始時來”。這不是中國話。
我們說什麼都是有確定起點的，自從什麼什麼以來，怎麼能“無始”？“自從盤古分天地”就有個“始”。中國人想的是直線，有向線段。印度人想的是循環圓圈。地中海人的幾何圖形兼有兩者。印度人還分析有形之物（“色”）到不可再分，取了個名字。中國南朝梁陳之際（五世紀）有個印度和尚真諦來中國廣州、南京，將此字譯成“鄰虛”。實在是好。緊靠旁邊就是盛空，零。到了無限小的極限。玄奘改譯成“極徽”，正面落實，合於中國習慣。印度人愛從負號一邊想。中國人愛從正號一邊想。然而印度人走到這一步，方向也不是數學而是宗教哲學。他們發明了記數目的零（就是佛教的“空”，一個字），但不把極限也用符號表示，沒有把極大極小符號的各種關係引進數學，以致“小石頭”（微積分一詞的本義）到十七世紀才由牛頓和萊布尼茲發明出來。“空”（零）和“鄰虛”（原子），印度人想得到而不追問，中國人不去想。我們喜歡務實，不喜歡“空”，厭惡抽象思維，瞧不起“鑿”。歐幾里得在非洲亞歷山大城講抽象的點、線、面，編出“幾何原本”。這書（改編本）在明清之際就傳過來，譯出來。那已經是十七世紀，笛卡兒發明解析幾何了。我們連在那以前一千多年的開山之作基礎讀物也沒有幾個人願意學。
一個圓內的多邊形發展到極限就接近圈了，但還不是圈。
這和“鄰虛”是一路想法。一絲一毫都不馬虎，真“鑿”啊！
單是想還不成。若不符號化，不推究，不演算，哪裏來的微分，積分？中國人早就想到函數關係，知道“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有人精確計算圓周率，可是在一般習慣的思維方向路線上，我們和古時地中海沿岸的歐非亞三洲的人，和古印度人，都很不相同。我們很容易學會他們的實際結果，但很不容易創造出那一類符號體系。我們發明了實際東西如火藥、羅盤，都只起一個頭，留給人家去發展，自誇是“老祖”，有時還揚揚得意。我們愛好的是類推比喻，“東風壓倒西風”。往往不問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好預言而不好預測。
我沒有了，但仍不逍遙，仍舊胡思亂想，只算是鄰於逍遙吧。擺不脫老習慣，仍舊不能抽象思維，所以我畢竟是中國傳統的人，“茶毗”以後也變不了。
淚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這是崑曲《林沖夜奔》中的台詞，好像是出於明朝李開先的《寶劍記》。近來不止一次見到報刊上有人引用，由此想起，有男無女，豈不偏向？
是不是古代女子都像老前輩賈寶玉先生說的那樣是水做的，容易流淚，和男的不能相比？可是也不盡然，那位以流淚出名的林黛玉女士魂歸離恨天時只說了半句話：“寶玉！你好……”並沒有大哭一場。大概是傷心哭過以後淚就乾涸了吧？於是我想補一句：“女兒有淚不重彈，只因已過傷心處。”
我一生認識的女的，除去家裏人，連勉強可以算是朋友的在內，好像全是嘻嘻哈哈的，沒有愁眉苦臉的。這並不是說，她們個個都沒有傷心事，不過是不肯當著人在臉上表現出來罷了。有一回，我和一個女朋友談到此事，當然那是在青年時代，她嘴一扁說：“人家有眼淚也不會當著你哭。”我問為什麼。她說：“怕你笑。”說著她自己也笑了。笑確實是止哭的妙藥。
又一次，我和另一位女朋友談天。兩人都是二十幾歲，彼此對坐，並無他人，說話毫無顧忌。忽然不知說到什麼事，我說了大概是不大妥當不好聽的話。她臉一板，轉過頭去對着牆。
我也下意識地轉過臉對着窗戶。窗外有一棵小樹，彷彿是月季，正開着幾朵花，在陽光下顯露紅艷艷。我忽覺不對，轉過頭來，恰好她也同時轉頭，臉對着臉。我還看見她手中拿着一塊小手帕正在往袋裏塞。她彷彿生氣了，問我：“你為什麼轉過臉去？”
我脫口而出：“你為什麼轉過臉去？”她愣了一下，說：“你別以為我哭了。我沒流眼淚，你不許瞎胡想。”我忙回答說：“我看得見你臉上沒有眼淚。我又不是瞎子，怎麼會瞎想？”她一聽，笑了。笑解消了差一點釀成的心裏疙瘩。
有時也不是那麼容易以笑解哭。整整六十年前，一九三三年，我還只有二十齣頭的年紀，有一位好朋友突然被捕了。他是無緣無故受連累，所以不久便放出來。但我聽到消息時以為入獄就不能活着出來，很傷心，又哭不出，便信口佔了一首五言律詩，還加上一段小序。這詩後來給那位朋友看到，他又轉給別人看，過了些年，再轉回到我手裏，所以至今還能記起來。不用說，這是一周甲子以前屬於過去時代的過去故事，詩也是古老的作品了。但也不妨寫出來再看看。詩題是《即事》。
序中說：
“癸酉冬，至友某突遭禁錮。懷璧其罪，腹誹當誅，天王聖明，夫復何言！結習未忘，綴成四十字。代哭不成，書憤不敢，聊以記事耳。”
詩云：“淚盡何堪哭？心傷轉不驚。有頭皆罪犯，識字是災星。止渴安求鴆？入山莫避秦。同憐親尚在，南望白雲深。”
這一回我沒有哭，沒有流淚，但還作了詩。從此以後不但沒有哭過，連這樣的詩也不再作也作不出了。真是淚盡了，或者是本來就沒有眼淚，眼淚都在前世澆了什麼草了。那草生在沙漠裏，淚水也沒有救活她，所以今世不僅我自己沒有淚，也沒有看見人對我流過淚。
1993年9月
遺憾
一生快到盡頭了，照說是往前看不見什麼，多半要往後瞧，檢查一生走過的足跡。我耳目不靈，動作不便，不宜出行，一個人躲在小屋內最便於回憶，卻胡思亂想，偏要向前看。幾年後，幾十年後，幾百年後，一直可以想到地球末日。於是記起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裏譯的一篇小說《地球末日記》。說的是太陽冷卻，地上全是沙漠和冰雪，只剩下一對男女在赤道附近的最高山峰頂上曬夏天中午的太陽。他們指點江山，評說歷史。
落日下寒氣越來越重，抵禦不住，兩人相抱，同歸於盡。小說末尾是，死了的地球仍環繞正在死去的太陽旋轉，只有愛留了下來，沒有隨這對男女逝去。我看時只有十二三歲，不大懂。
這篇小說寫前一世紀末歐洲人的知識和心情。他們的世界還很小，想不到會有人造衛星，人能上天。熱力學第二定律正在行時，還不是生態學說。現在又到世紀末了。我向前看，不料回到了過去，看到十來歲的自己。這是不是愛因斯坦的說法，宇宙是有球性的，光線筆直前進會回到原處？於是想起了看《相對論ABC》迷上天文學夜觀星象的我。那時我二十幾歲，已來北京，曾經和一個朋友拿着小望遠鏡在北海公園看星。織女星在八倍望遠鏡中呈現為藍寶石般的光點，好看極了。那時空氣清澈，正是初秋。斜月一彎，銀河燦爛，不知自己是在人間還是天上。
思前想後，一生有什麼遺憾沒有？從上面說的可以看出，若要說遺憾，第一件便是沒學到科學。我的科學知識只有幼兒園程度。上小學時竟敢拿哥哥的《查理斯密小代數學》去看，還有嚴濟慈編的初中用《混合數學教科書》三本，裏面講了代數幾何三角。書一開頭便講“格蘭弗線”，還附一些數學家的肖像和介紹。愛看自己看不懂的書是我的老毛病。
到北京後知道上學無望，科學是學不到了，但還不死心，要去讀外國大科學家寫的小科學書。看懂了一點本來看不懂的書有極大的快樂，便想譯出來給和我類似的人看。真是傻氣十足，不自量力，居然譯出三本天文學書。《通俗天文學》由商務買去稿，還曾再版。《流轉的星辰》由中華出版。《時空旅行》譯出交稿，正是抗戰開始前夕，連稿子也不知何處去了。還和人合譯《金枝》一卷本，想得點人類學民俗學知識，也遭到同一命運。那時我在西山腳下租了一間房，每天除譯書外便學外文，還硬啃一本《光的世界》，一本《語言學》，都是英文的。
房東是一位孤身老太太。租另一間房的一個人是學化學的，從日本回來，要到德國去。我向他請教，聽他談論日本。盧溝橋的炮聲驚醒了我的幻夢。
這是遺憾，也不是遺憾，因為本來是做不到的事。我那時並不是狂妄，實在是無知，不懂得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能吃幾碗飯。好奇心太大。不論費多大勁，能自己滿足一點點就有無上快樂。越是難，越想試試，不可救藥。
實在有點遺憾的是辜負了別人的期望。這就多了，要從我的母親算起，算到老師，朋友。有人對我有點希望，我就覺得是欠下一筆債。令人失望豈不是罪過？有人也許說過便忘，我卻難以自己勾銷。在這裏道歉也是白說。白說也要說，不好帶去火化。想起這些還不清的賬目我就頭痛。拉丁文、羅馬史，起了個頭就斷了。印度的古典、今典，鑽進鑽出，有理說不清，如入寶山空手回。這兩個包袱已經壓得我抬不起頭來，別的更不用說了。鼓勵的話，期待的眼光，想忘也忘不掉。
這一生東打一拳，西踢一腳，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什麼也說不上會，都比我讀馬列，學俄文，學鋸木，抹泥，塗油漆，種稻子等等好不了多少。不管旁人怎麼說，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大分量。自知是塊本來無用的廢料，不過錯蒙一些人賞識而已。
所以儘管有遺憾，仍能笑口常開，時刻準備着上八寶山“火遁”
去也。
告別辭
在由“八卦陣”中“休門”步人“死門”之時，我忽然想到，歷來只有生者向死者遺體告別，然後離去，照陶淵明說的，“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了。還沒聽說死者向生者告別的。
古人有“自挽”，“自祭”，今人有“遺囑”，沒有“告別”的。
生者致悼詞，死者豈可無詞？何妨“自我作古”，擬作一篇。
設想我躺在那裏排隊等候火化，那時該想些什麼，要說些什麼？先是想到，此一去能會見多少在活人中間已無法再見的人，親人，朋友。提到朋友便想起前天才得到的我的最好的女朋友的死訊。信中只說了年月日，沒有說地點是在地球的這一邊還是那一邊。不過這不要緊。死人的世界是超出時間空間普通三維四維概念的宇宙，是失去時地坐標的。要緊的是死後以什麼面目出現。若是離開人世時的形貌，我和她都已經是八十歲上下，雞皮鶴髮，相見有什麼好？還不如彼此都在心目中想着兩個二十幾歲的男女青年在一起談笑，毫無忌憚。“相見爭如不見”，那麼不見也罷，還是向生者告別為妙。
這時我不由得想起了蘇格拉底。據柏拉圖所記，他聽到死刑判決時在法庭上說了一番話，末尾是:“現在是走的時候了。
我去死，你們去活。哪一邊更好，只有神知道。”這算是他的告別辭吧。他是哲人，臨終還要講道理。我是凡人，只能談自己感想，不配議論活人。
兒時聽說，人在死時要去收自己的足跡，凡是到過的地方都得再走一次。我一生去過的地方不多也不少，不過大半是坐船乘車或者搭飛機去的，路上不會有足跡。挪動兩腿在一條路上天天來回走的，除小孩子時上學的路以外，只記起了兩處。
那裏重複足跡太多，恐怕是非再去一次收回不可。
一處是貴州遵義。這在唐朝是播州，又據說在漢朝是夜郎國，要和漢朝疆域比大小，以此出名。那是一九四〇年，我失業無事做，決定不下出國還是不出國，和母親住在朋友夫婦家裏，每天出門去沿着一條小溪走到僻靜處去看那清澈的流水和水中的游魚。走來走去不知有多少足跡印在那裏。有當時作的詩為憑證。
我來不見謫仙人，洗馬灘頭獨步頻。
未肯臨淵謀結網，已甘學道敢憂貧。
常鑽故紙弭豪氣，間作狂言娛老親。
無菊猶堪樂重九，卜居新得柳為鄰。
詩中引古代詩人一個又一個，未免沾染了一點夜郎國的自大之氣。這足跡非收回不可。
終於出國，經雲南、緬甸到了天竺。一路上乘車乘船沒留多少足跡。留下腳跡多的路是在鹿野苑。那是釋迦牟尼成道后度化五比丘初次講出“無常”“無我”“涅槃”的地方，稱為“初轉法輪”之處。這又是有位仙人動凡心掉下來的地方，稱為“仙人墮處”。我住在招待香客的“法舍”里，每天在太陽西下時趕到中國廟的“香積廚”里獨自吃下中午剩的菜飯，再出廟門便看到“摩訶菩提會”建的“根本香寺”前面大路上有“過午不食”的和尚居士或零散或結伴奔走。我加入其中來來去去，由此明白，古時釋迦佛帶着弟子羅漢菩薩的“經行”原來不是中國魏晉風流人物的“行散”。中國古名士吃五石散求長生以致全身發燥，不得不寬袍大袖緩緩走動。樣子飄飄欲仙，其實是要解除藥性引起的煩躁。“經行”是印度人所習慣的運動，不是治病，更非閑散，乃是大步流星彷彿競走。於是我也練成這種習慣，“散”起步來不由自主便緊張移動兩腿，毫無悠閑氣派。
這也有當年的詩為證。
往時聖哲經行跡，寂寞而今生綠苔。
古塔有靈還佇立，野花無主為誰開。
鹿王已證涅槃去，烏鵲寧聞聖諦來。
入夜豺狐爭號哭，應知大地有餘哀。
那是一九四三到一九四四年。斯大林格勒的蘇聯軍隊裏外重重包圍了困在城內外的德軍三十萬人，血戰正酣。蒙哥馬利率英軍在非洲驅逐德軍的“沙漠之狐”隆美爾。艾森豪威爾任聯軍司令在英國籌劃到法國的諾曼第登陸。東方的日本霸佔了東亞的南北部，趕走英美法勢力，要和中國作最後決鬥，拼個你死我活，但勝極而衰，外強中乾，踏上了下坡路，等候“敗軍之將”麥克阿瑟捲土重來佔領本土。東半球戰火彌天，印度人處於前線邊緣，在外國人統治之下，對戰爭無能為力，懷有複雜的心情。鹿野苑是鄉下，沒有電燈，天一黑就只有星光閃爍，加上時圓時缺的月亮。地上有蛇爬行，天上有禿鷲飛，夜間野獸晦聲此伏彼起。可以想見古印度林居野處的修行人在樹下坐禪修道時的環境，了解三衣、一缽、一杖為何不可缺少。
我早眠早起，夜不出戶，遙望黑暗中星斗推移，恍如在世外，又明知在世內，這才感覺到當初佛講“苦”講“寂滅”的語言內涵。出世入世並無分歧。紙上千言無非一語。在那裏的路上有我的無數足跡，現在該收回了。
足跡收完，行將離去，便由死日想到生日。六十年前曾作一詩《生日》。
點點的雨，點點的愁，
這古井卻永遠都依舊。
絲絲的恨，絲絲的風，
該收拾了:瓜架豆棚。
一支人影，一支蠟燭，
桌上攤着別人的情書。
一聲蛩吟，一年容易，
一天又添了一歲年紀。
“別人的情書”，是誰的？是我的友人的女友寫的。友人說是“失戀”了。我把一疊信從他那裏拿過來，一字未看，一張一張燒了。自己有沒有？又想到新去世的女朋友。她在最後的信中問我要不要她所保存的我的信。我回信說，不要了。人亡物在，何必呢？至於她給我的信呢？那能算情書嗎？有情的是五十八年前我送給她的那首詩。題是《鏡銘》，下注:“掇古鏡銘語足之以詩獻S”。詩云:
見日之光長勿相忘，
則雖非三棱的菱花
也應泛出七色來了。
明月無常，星辰流轉。
切莫濫寄你的信心，
須知永劫只憑一念。
見日之光長勿相忘，
惟陰霾時才成孤影。
願人長壽，記憶常春。
“夜台無曉日”，不見日之光了。但願有時記起我的人在回憶的春天裏發出會心的微笑。
別了。
1993年5月20日癸酉年閏三月末日用藝術眼光看世界
世界本來就不大，現在更加縮小得快。我們對宇宙、對地球以外情況的認識還在擴大。地上的人來人往信息流通越來越快。我們對世界上事、物、人的認識也飛快地擴大。知識的擴大就是所知的世界在認識中的縮小。越看得遠，遠處就越近。
從宇宙看地球，從世界看中國，從外界看自己，正好同從地球觀察宇宙，從中國看世界，從自己出發看外界，是并行的兩道眼光。有個時期我非常驚異於自己居然感覺到，所謂東、西、中、外以至古、今，雖有很大差別，卻又是走同一條路，有同一個方向，而且還有驚人的相似。我看到歐美正在吹噓的“解構”不但未能“消解”，而且是在思想上從現代向古希臘復歸，從蘇格拉底後走向蘇格拉底前，從孔子走向老子（“孔子問禮於老子”），從《詩》《書》走向《易》。我不明白這是前進還是後退，所以我想起張果老倒騎驢的故事。我是不是張果老？
事實上我還在兜圈子，還在摸索。我隨着二十世紀的外國和中國的一些思想家、文化人前進。確實是前進，不是後退。
可是走來走去竟發現，在相對論、量子論以至語言學、心理學等等許多方面大踏步前進的同時，現象、存在、結構、診釋、解構之類困擾人心的一些思想還是像在兜圈子。不停地前進，越前進越像是走向小亞細亞一帶即中東。全世界人的眼光此時正在向中東集中。思想上似乎也在向這連接歐亞非的廣大地區集中，這裏本是人類文明思想的一個傳播中心、出發點和中繼線。這也就是東羅馬帝國及其周圍。羅馬皇帝和中國漢朝皇帝是有來往的。彼此語言文獻不同，各地各民族自有思想來源和特色，但是古代猶太人，阿拉伯人、希臘人、羅馬人最早提出的問題和答案仍然在變換和擴大，以不同面貌困擾着世界各地的人心。這是無論如何掩蓋不住的，忽視不了的。幾乎是到處一樣。東起日本，西至歐美，出現一波又一波的同性質事件。
若用含混而通俗的話來說，也許可以說是，科學思想的發展很大很快，但始終超不過宗教思想的發展。後者更多帶感情，力量更大。這裏我說的是文化思想，不等於哲學，也不指教派。
於是我想到了藝術。本世紀初年，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顯然他是在德國受到了前世紀叔本華、尼採的影響。
他喜愛而且推重美學，在他主持的北京大學創立哲學系並且聘請教授開美學課。不料這是完全脫離中國特殊環境，誤把北京當作巴黎，以致惹起軒然大波，終於從此沒有美學課程。全國好像也只有南京大學前身的中央大學有宗白華在哲學課中講美學。清華大學的鄧以蟄講的課是美術史。朱光潛從歐洲回國在北京大學教的也是詩學和文藝理論。直到五六十年代之交，這幾位教授集聚在北京大學，還加上講馬克思主義美學的蔡儀。
由上海復旦大學的周谷城引起，開了美學討論會。熱鬧之後又過了一些年，美學一詞才大量出現，而且不只是講文藝理論和文藝學。藝術和藝術思想才有人研究。藝術才不是僅僅作為技術或工具或武器。但美學一詞的歧義仍多，難有共識，不如藝術和藝術思想較為明白些。
用藝術眼光看世界行不行？這類似於問用科學方法研究美學行不行吧？我以為這無法單用談話答覆，必須同時有實踐。
正像講佛教或任何其他宗教，千言萬語，從教外到教內，都離不開信仰和修行。否則就不好算宗教，只好算宗教言論或宗教哲學了。脫離實踐，可以是學術研究，但對思想不會有多少實際效益。我們很容易以為外國人的宗教都是政治。外國人也很容易認為中國的政治是宗教。這都是從實際行為得出來的感受，不是從理論。還有，也許就是因為都有藝術性，不是講道理的。
說戰爭藝術，軍事藝術，外交藝術，人不以為怪。說宗教是藝術，科學是藝術，哲學是藝術，怎麼樣？前些年說，挖好一座水庫是打了一次漂亮的戰役。近些年說，教育人，培養出什麼家，是一項工程，是系統工程。這些話是不是隱隱認為都是一種藝術？一種藝？破壞是藝，建設也是藝。分析是藝，信仰更是藝。“就是好來就是好”，不容分辯，這是藝術語言。
藝術家好像是反對科學的分析和哲學的抽象的，例如泰戈爾。他認為科學是以抽象的割裂破壞了天然的美和人為的藝術。
然而藝術不全靠天才，是要學習的。可以不學而能無師自通的也許只有散文、小說、新詩。無論形象藝術，聲音藝術，動手的藝術，動腦的藝術，空間藝術，時間藝術，語言藝術，非語言藝術，不管怎麼說，不學多半不會。創作要學，鑒賞也要學。
要學就要分別步驟，就有分析。不但學武、習文，連參禪、打坐、禱告、懺悔、禮拜，也有教有學。頓悟的天才不能說沒有，但那不是普通人。說藝術反對科學，反對抽象，反對分析，那恐怕是有點誤會。藝或藝術是講整體的，和宗教一樣，但又是可以分析的。創作和鑒賞都有過程，可以分析。科學要求分析。分析是為了理解整體。宗教如佛教，最講整體，也最愛分析。
二十世紀的科學理論越來越像哲學，哲學也愈來愈趨向科學。鑒賞藝術看整體，講解和理解藝術靠分析。不分析就一句話也說不出。宗教信仰，科學研究，哲學思考，宇宙、世界、人、事都可以這樣看，是整體，又可分。若用藝術眼光看世界，會不會看成這樣？藝術必帶感情。看世界能不能不帶感情？從這一點說，藝術是不是與宗教同科？藝術品並不都是光彩的，也有陰暗的，有高尚的，也有低下的。有光就有暗。先是怎麼看，看成什麼樣，以後才會有是美，是丑，是善，是惡，等等價值判斷。那時就有價值標準了。看的過程可以是自覺的，而多半是不自覺的，是可以用語言說的，而多半是不可以用語言說的，如同感情，如同信仰。藝術眼光當然只是一種眼光，不能排斥其他眼光而獨霸。美育或藝術修養可以有宗教功能。藝，藝術，能使人入迷。但美育代替不了宗教。可以有人脫離藝術，藝盲，很少有人完全沒有一點宗教感情。信什麼，不講道理，這本身帶有藝術性。入迷，不過自己決不以為是迷，反而以為是清醒，覺悟，悟了道。藝術也是一種道。
簡單說我的想法，那就是：用科學眼光看世界，世界是有規律運行的結構，可以由人分析，可以由人認識，理解，不過很難窮盡，也許根本做不到。用宗教眼光看世界，世界是由主宰支配的，依照主宰的意志而運行的（佛教在理論上無主宰，在實踐中仍有主宰）。人對規律，對主宰的意志，能認識多少，是有限度的，而且是極其有限的。拜神的是宗教，拜物的和拜人的（例如祖先崇拜，偶像崇拜）也是宗教。科學和宗教這兩種對世界的看法有很大差別，但不是對立的，而是并行的。宗教徒可以研究科學（如唐朝一行和尚）。科學家可以是宗教徒（如哥白尼神父）。用藝術眼光看世界，世界是變動的複雜的藝術品。創作者不知是誰，但不是主宰。世界沒有主宰，不過有規律，可以分析，但創作有步驟而無規律，鑒賞不依靠規律和分析。可以認識，但不能有完全確定的認識。因此，藝術類似宗教，可以入迷，甚至必須入迷，但又接近科學，可以不受主宰支配。哲學沒有一定的對世界的看法，而是一種對世界的建構。歐洲哲學的大部分接近宗教，所要解決的是宗教提出的問題。中國的照歐洲說法的哲學也接近宗教，是拜現世的宗教，努力於不可動搖的建構。
古今中外的普通人，大多數人，對世界的看法是接近宗教的。他們的主宰可以是神，可以是人，可以是自己。他們相信感覺和常識和語言，不耐煩分析和追問。較少的人是接近藝術的。更少的人接近科學。最少的人接近哲學。科學很難像技術那樣普及。技術接近藝術。哲學的普及往往是宗教。
我寫了不少文章，照舊是暗中摸索，只能說是我不懂所以要求懂。懂得多少，便試試看能說出多少。這便是我和人類文化思想捉迷藏。用宗教語言說，這是修行。用藝術語言說，這是練功。說到這裏，我也就無可再說了。
1995年11月
讀書?讀人?讀物
據說現在書籍正處於革命的前夕。一片指甲大的矽片就可包容幾十萬字的書，幾片光盤就能存儲一大部百科全書；說是不這樣就應付不了“信息爆炸”；又說是如同兵馬俑似的強者打敗病夫而“大生產”戰勝“小生產”那樣，將來知識的強國會勝過知識的弱國，知識密集型的小生產會勝過勞動力密集型的大生產。照這樣說，像過去有工業殖民地那樣會不會出現“知識殖民地”呢？這種“殖民地”是不是更難翻身呢？有人說目前在微型電子計算機和機械人方面已經有這種趨勢了。從前農業國出產原料廉價供給工業國加工以後再花高價買回來，將來在知識方面會不會出現類似情況呢？不管怎麼說，書是知識的存儲器，若要得知識，書還是要讀的，不過讀法不能是老一套了。
我小時候的讀書法是背誦，一天也背不了多少。這種方法現在大概已經被淘汰了。解放初，有學生找我談讀書方法。我當時年輕，大膽，又在學習政治理論，就講了些什麼“根據地”“陣地戰”“游擊戰”之類的話。講稿隨後被聽眾拿走了，也沒有什麼反應，大概是沒多大用處，也沒有多大害處。後來我自知老經驗不行了，就不再談讀書法。有人問到，我只講幾句老實話供參考，卻不料誤被認為講笑話，所以再也不談了。
我說的是總結我讀書的經驗，只有三個字：少、懶、忘。我看見過的書可以說是很多，但讀過的書卻只能說是很少；連幼年背誦的經書、詩、文之類也不能算是讀過，只能說是背過。我是懶人，不會用苦功，什麼“懸樑”“刺股”說法我都害怕。
我一天讀不了幾個小時的書，倦了就放下。自知是個懶人，疲倦了硬讀也讀不進去，白費，不如去睡覺或閑聊或遊玩。我的記性不好，忘性很大。我擔心讀的書若字字都記得，頭腦會裝不下，幸而頭腦能過濾，不多久就忘掉不少，忘不掉的就記住了。我不會記外文生字；曾模仿別人去背生字，再也記不住；索性不背，反而記住了一些。讀書告一段落就放下不管，去忘掉它；過些時再拿起書來重讀，果然忘了不少，可是也記住一些；奇怪的是反而讀出了初讀時沒有讀出來的東西。忘得最厲害的是有那麼十來年，我可以說是除指定必讀的書以外一書不讀，還拚命去忘掉讀過的書。我小學畢業后就沒有真正上過學，所以也沒有經歷過考試。到六十歲以後，遭遇突然襲擊，參加了一次大學考試，交了白卷，心安理得。自知沒有資格進大學，但憑白卷卻可以。又過幾年，這樣不行了，我又撿起書本來。真是似曾相識，看到什麼古文、外文都像是不知所云了。奇怪的是遺忘似乎並不比記憶容易些。不知為什麼，要記的沒有記住，要忘的倒是忘不了；從前覺得明白的現在糊塗了，從前糊塗的卻好像又有點明白了。我雖然又讀起書來，卻還離不開那三個字。讀得少，忘得快，不耐煩用苦功，怕苦，總想讀書自得其樂；真是不可救藥。現在比以前還多了一點，卻不能用一個字概括。這就是讀書中無字的地方比有字的地方還多些。這大概是年老了的緣故。小時候學寫字，說是要注意“分行布白”。字沒有學好，這一點倒記得，看書法家的字連空白一起看。一本書若滿是字，豈不是一片油墨？沒有空白是不行的，像下圍棋一樣。古人和外國人及現代人作書的好像都是不會把話說完、說盡的。不是說他們“惜墨如金”，而是說他們無論有意無意都說不盡要說的話。越是啰唆廢話多，越說明他有話說不出或是還沒有說出來。那隻說幾句話的就更是話裏有話了。所以我就連字帶空白一起讀，彷彿每頁上都藏了不少話，不在字裏而在空白里。似乎有位古人說過：“當於無字處求之。”完全沒有字的書除畫圖冊和錄音帶外我還未讀過，沒有空白的書也沒見過，所以還是得連字帶空白一起讀。這可能是我的笨人笨想法。
我讀過的書遠沒有我聽過的話多，因此我以為我的一點知識還是從聽人講話來的多。其實讀書也可以說是聽古人、外國人、見不到面或見面而聽不到他講課的人的話，反過來，聽話也可以說是一種讀書，也許這可以叫做“讀人”。不過這絕不是說觀察人和研究人，我說的是我自己。我沒有那麼大的本事，也不那麼自信。我說的“讀人”只是聽人說話。我回想這樣的事最早可能是在我教小學的時候。那時我不過十幾歲，老實說只是小學畢業，在鄉下一座古廟裏教一些農村孩子。從一年級到四年級都在大殿上課，只有這一間大教室。
一個教師一堂課教四個年級，這叫做“複式教學法”。我上的小學不一樣，是一班有一個教室的；我的小學老師教我的方式這裏用不上。校長見我比最大的學生大不了多少，不大放心，給我講了一下怎麼教。可是開始上課時他恰恰有事走開了，沒有來得及示範。我被逼出了下策，拜小學生為老師，邊教邊學。學生一喊：“老師！先教我們，讓他們做作業。”
我就明白了校長告訴的教學法。幸而又來了兩位也不過二十歲出頭的教師做我學習的模範。他們成了我的老師。他們都到過外地，向我講了不少見聞。有一位常在放學后按風琴唱鄭板橋的《道情》，自己還照編了一首：“老教師，古廟中，自搖鈴，自上課……”這一個學期我從我教的小學生和那兩位青年同事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可是工資除吃飯外只得到三塊銀洋拿回家。家裏很不滿意，不讓我再去教了，我覺得很可惜。現在想起來才明白，我那時是開始把人當作書（也就是老師）來讀了。現在我身邊有了個一歲多的小娃娃，我看她也是一本書，也是老師。她還不會說話，但並不是不通信息。我發現她除吃奶和睡覺外都在講話，她發出各種各樣的信號，不待“收集反映”就抓回了“反饋”，立刻發出一種反應，也是新信號。她察言觀色能力很強，比大人強得多。我由此想到，大概我在一歲多時也是這樣一座雷達，於是彷彿明白了一些我還不記事時的學習對我後來的影響。
我聽過的話還沒有我見過的東西多。我從那些東西里也學了不少。可以說那也是書吧，也許這可以叫做“讀物”。物比人、比書都難讀，它不會說話，不過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東西。記得我初到印度時，在加爾各答大學本部所在的一所學院門前，看到大樹下面有些大小石頭，很乾凈，像是用水洗過，有的上面裝飾着鮮花。後來才知道這是神的象徵。又見到一些廟裏廟外的大小不同的這樣的神像石頭以後，才知道這圓柱形石頭裏面藏着無窮奧妙。大家都知道這是石頭，也知道它是像什麼的，代表着什麼，可是有人就還能知道這裏面有神性，有人就看不出。對於這石頭有各種解說。我後來也在屋裏桌上供了一個這樣的石頭，是從聖地波羅奈城買來的。我幾乎是天天讀它，彷彿學習王陽明照朱熹的“格物”說法去“格”竹子那樣。晚清譯“科學”一詞為“格致”，取《大學》說的“格物致知”之意。我“格物”也像王陽明一樣徒勞無功，不過我不像他那樣否定“格物”，而是“格”出了一點“知”，覺得是應當像讀書一樣讀許多物。我在印度鹿野苑常去一所小博物館（現在聽說已擴大許多倍），看地下挖出的那些石頭，其中包括現在作為印度國徽的那座四獅柱頭，還常看在館外的斷了的石柱和上面的刻字。我很想明白，兩千多年前的人，維持生活還很困難，為什麼要花工夫雕刻這些石頭。我在山西雲崗看過石窟佛像，當時自以為明白其實並不曾明白其中的意義，沒有讀懂。
我幼時見過家裏的一塊拓片，是《大秦景教流行碑》，連文字也沒有讀懂，讀《吶喊?自序》也沒明白魯迅為什麼要抄古碑。
有些事情實在不好懂，例如我們現在有很多博物館，卻沒有聽說設博物館專業和講博物館學，像設圖書館專業和講圖書館學那樣。有的附在考古專業里，大概只講古，不講今。聽說南京大學和杭州大學有，但只是半個，叫做“文博”（文物考古和博物館？）專業。北京大學曾有過半個，和圖書館學在一起，不知為什麼取消了。我孤陋寡聞，不知別處，例如中山大學，還有沒有。我們難道只是辦展覽會把古物、今物給別人去讀嗎？
可見“讀物”不大被重視，似乎是要“物”不要“讀”，“讀物”
不如讀書。記得小時候一位老師的朋友帶給他一部大書看，說是只能當時翻閱，隨即要歸還原主。老師一邊翻看，一邊讚嘆不已。我沒見過那麼大的書，也夾在旁邊站着看。第一頁有四個大篆字，幸而我還認得出是《西清古鑒》。裏面都是些古董的畫。我不懂那些古物，卻聯想到家中有個奇怪的古銅香爐，是我哥哥從一個農民那裏花兩塊銀洋買來的，而農民是耕地耕出來的，還有一把寶劍，被人先買走了。我想，如果這些刻印出來的皇宮古物的畫都得到老師讚歎，那個香爐若真是哥哥說的楚國的東西，應是很有價值了。我卻只知那像個青銅怪獸，使我想到《水滸傳》中楊志的綽號“青面獸”。我家只用它來年節燒檀香。這個香爐早已不知何處去了。我提到這個，只希望不再出現把殷墟甲骨當做龍骨，當葯賣掉、吃掉；只想說明到處有物如書，只是各人讀法不同。即便是書中的“物”也不易讀。例如《易經》的卦象，乾、坤等卦爻符號，不知有多少人讀了多少年，直到十七世紀才有個哲學家萊布尼茲，據說讀了兩年，才讀出了意思。這位和牛頓同時發明微積分的學者說，這是“二進位”數學。又過了兩百多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才出來了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用上了我們的祖宗畫八卦的數學原理。聽說《河圖》、《洛書》中的符號在外國也有人正在鑽研，有些是科學家、工程師，是為了實用目的。讀《易經》《老子》的外國人中也有科學家，各有實際目的，不是無事干或為了騙人。物是書，符號也是書，人也是書，有字的和無字的也都是書，讀書真不易啊！我小時念過《四時讀書樂》，到老了才知讀書真不易。
從讀書談到讀人、讀物，越扯越遠，終於又回到了讀書。
就此打住。
自撰火化銘
先生金氏，東西南北之人也，生於清亡次年壬子。卒年未詳。曾居教席於小學、中學、大學，皆機緣湊合，填充空缺，如刊物之補白，麻將之“所用”，不過“拾遺”、“補闕”、“後補”、“員外”而已。又曾入報館，為籌衣食之資不得不“遇缺即補”，撰社論、譯外電、編新聞、主副刊，皆嘗試焉。少年時曾入大學圖書館任小職員，為時雖暫，獲益殊多。戰時至西南，逢史學名家贈以凱撒拉丁文原著，諄諄期以讀希臘羅馬原始文獻，迫歐洲史之真源以祛疑妄。啟有緣至天竺釋迦佛“初轉法輪”處鹿野苑，住香客房，與僧徒伍，食寺廟齋，披閱磧砂全藏，比擬梵典，乃生超塵拔俗之想。適有天竺老居士隱居於此，由“圯橋三進”謂“孺子可教”，乃試以在歐美學府未能施展之奇想，以“游擊戰”與“陣地戰”兼行，縱橫於天竺古文堅壁之間，昕夕講論，愈析愈疑，愈疑愈析，忽東忽西，忽今忽古，亦佛亦非佛，大展心胸眼界。老人喟然嘆曰:畢生所“負債”（漢譯為“恩”），唯此為難“償”（漢譯為“報”），今得“償”矣。“所作已辦”遂飄然卓錫遠引，竟去不返。先生憶蘇曼殊和尚詩句:“范滂有母終須養，張儉飄零豈是歸？”
遂南天萬里飛越雪山而歸奉母。適逢緣會，再入高庠，仍為“聽用”、“補闕”。當時大言炎炎，事後追思，徒增顏汗。是年丙戌，溯戊辰初教小學已十八載，距己卯始入大學任教亦越七歲。碌碌無成，誇誇如故，終身以“聽用”始，以“聽用”
終，可論定矣。
先生幼欲學農，不成，至“花甲”之年始得躬耕於南昌故郡之野。自選種、育苗、插秧、施肥、撓秧、收割、打穀以至曬穀、入倉、守倉，靡不與焉。兩年為農，盡除文字障，大收脫胎換骨之效。少年又曾學工，於華北工業改進社實習羊毛紡織，由選毛、梳毛、洗毛、染毛以至紡織，手工操作。最難為紡，次為織。古式手紡車難於運轉如意，毛又非棉，難勻易斷，常孜孜終日不成一線。織布機亦古式，以足踏動，依花樣節奏，若彈風琴。飛梭往複，常須續繼。浪費無數羊毛，最終織成“人字呢”尺許而得卒業。然竟未能成工人。近至“耳順”之年始獲隨習木工、瓦工，然俱為“勞動”，旨在“改造”，無技術可言矣。又於戰時經友人慫恿為商，欲在西南一大城市新建商場中覓一席之地，求以貿迂有無餬口。市場主者命一妙齡女子接待。先生不諳“生意經”，出語即訛，備受訕笑。彼姝意存鄙薄而妙語溫存，尤所難堪，遂廢然知返。逢一鞋店主人，淪落天涯，一見如故。承其指教，乃知市場風雲較之戰場尤為難測，斷非無財無勇無謀無庇蔭之書生所可問津。戰事方殷，又謀投筆從戎。友人為借乘軍車與下級軍官結隊同行。途中合唱“我們都是神槍手”，意氣風發，恍惚有“一去不復返”“馬革裹屍”
之概。橫穿湘境至辰溪為友截留，入中學及大學補缺教課，重握粉筆。先生於農、工、商、軍——涉足而無以立足，於是以書生始，以書生終，其命也歟。虛度一生，齎志而歿，悲夫！
銘曰:
空如有。弱而壽。無名，無實。非凈，非垢。咄！臭皮囊，其速朽！
自輓聯
幼時聞家中人說，我三歲即自稱老。迄今幾十年，從世紀初期到世紀末期，無日不在老化。有人不知老，有人不服老，我則知老且服老，時刻自覺為老。身在老中故不識老之面目，如不能自見其睫，無法談論老。
我是壬子生人，正是孫中山宣佈共和之年，照甲子算，今已八十。幼時周圍所見所聞無非前朝遺老舊事，男的拖着辮子，女的裹着小腳。以後接觸的也是老的居多。無論書或人，都是講光輝的過去多，說光明的未來少。我受感染，一直有點老氣橫秋，蓋存在決定意識也。
好像羅馬的元老西塞羅有一文論老年，現在一個字也想不起來了。中國的談老句子一個一個奔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知是什麼意思。“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好，老人皆大歡喜。“老子其猶龍乎？”“就算兒子打老子。”兩個“老子”不同。
“吾老矣，不能用也。”老是好理由。尊人稱老，罵人也說老，老之義大矣哉！
想來想去實在無力作文《談老》交卷，並非不識抬舉，出於萬般無奈。
幼時見過一副自輓聯，用愈平常，措詞幽默，對仗工穩，現在還記得。作者是何人，早已忘了。抄在下面，將原文“七十”改為“八十”，加上標點，便可明搶來算我的了。
非儒，非佛，非仙，廿四番花信關心，天上傳呼，我欲乘風歸去。是夢，是真，是幻，八十載春光彈指，人間如寄，誰能系日長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