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哈佛經典講座（全新增補版）》
教育
第一節概述
H.W.霍爾姆斯[50]
從利益角度出發，現代教育不管在觀念上還是實際上，都已經是一項公共事業——因為若單從個體利益和個人發展方面去考量和討論與教育相關問題的話，很容易會忽略文明生活的現狀以及社會進步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公立學校的普及正如一根標杆，讓人能直接感受到教育工作的持續發展，並將其作為行動指南一直貫徹下去，惠及社區里每個學齡兒童。教育是一個共同關注的熱點，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孩子們都需要接受教育。教育也許不能立竿見影地在某個小孩子身上看到成效，卻能潛移默化地影響整一代人。
現代觀念下的社會本質
眾所周知，在現代生活中，擁擠的城市以及各種壓縮時間與空間的發明創造充滿着現代生活，也讓教育的緊迫性變得更加明顯。如果，沒有更全面地認識人類相互之間的關係，就不可能真正透徹地理解教育的結果。對個人和社會而言，這不僅是地球上人類數量增長的結果，這更是人類進步的核心條件。不考慮大多數人利益的文明是貧弱的，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對他人以及社會有所影響和貢獻，而並非單純地服從社會習俗。而站在更高的角度，就是服務並追求高於個人利益而又不與整個世界的福祉相衝突的集體利益。教育不僅與每個兒童的未來息息相關，教育層面上的每個進步都會給社區成員的共同生活帶來影響。
這就是政府會把大量公共資金投入到公立學校、圖書館、博物館以及其他教育機構建設上的主要原因。文明社區應該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把教育視作社區正常運作的一部分——那不是慈善事業，而是必不可少的公共設施。國家可設立標準對承諾提供義務教育的學校進行適當的稅務減免，與此同時，國家還應監管個人在教育事業上的投資，並爭取公民充分的支持，保護和擴大教育事業方面的人力資源。就像扶持其他公共事業一樣，每個納稅人都有義務通過扶持教育事業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這種扶持或者投資可能無法為個人賬戶帶來增益，卻能惠及每一個家庭——不管你的家裏有沒有學齡孩子。教育是一項國策，也是一個關係到國家、政治、社會秩序和民生髮展的重大命題。現代人的生活習慣使個體的全面發展變得越來越難，尤其是個體兒童的生活圈子，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比過去落後之時更加狹窄，這使得教育現狀顯得愈發複雜。發展教育本身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為了確保兒童在生理、心理、智力、想像力和意志力上的全面發展，從業者們必須不計個人得失，時刻保持遠見性、能動性和合作性。如果只給孩子提供個人能力、學校知識以及力量上的常規培養，並沒有解決任何教育上的問題，這種教育的結果就算碰巧是好的，但沒有充分理解教育的內涵，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現存的教育問題。
教育問題不能一概而論，要實事求是
首先，所謂生理、心理、智力、想像力和意志力皆不是某一門能直接習得的學科，這些抽象的概念隱藏在一切看起來瑣碎的討論和不起眼的努力中。其次，孩子們也不是普遍應用教育的集合體，即使努力挖掘並培養出特定個體的天賦才能，也只是觸及了教育問題中的一部分。關於教育，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孩子們會如何利用自身的能力？又會通過什麼樣的途徑鍛煉自身的能力？教育的內容決定了孩子在社會中發展的方向，以及其在社會上的地位。從公眾視角看來，教育代表着學校、課程以及最主流的學術聲音，這些極大地影響着個體在成長過程的表現，以及之後從事的活動和興趣。
有人說學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學好，這是人們觀念中常見的謬誤。實際上，所謂的學科和訓練說到底都只是抽象的概念而已，其教育價值主要取決於其傳授的信息、想法、理論、原則、觀點、方法、興趣、愛好、目的和感受力，不同的教育會引導不同的個體形成不同的社會地位、職業取向、興趣愛好以及自我個性。
“基礎”和“通用”的相對性
如上述所言，教育不能一概而論。
早些年，所有兒童在學校接受的教育都大同小異，每個孩子都被要求掌握所謂的“基礎知識”。同時，學校對學生的區分也過於簡單：聰明的、笨拙的、教養良好的、隨心所欲的。然而，面對同一個問題，不同的學科或老師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例如，對於“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點”，算術課老師和地理課老師的要求就不一樣。又例如，“目標”和“學術範圍”的定義在不同的情況下會不斷更新，因為這些定義不能單純地只從學科本身出發，必須切合實際，與社會主流觀點保持一致。由此可見，當前社會的主流趨勢對知識的構成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甚至決定着教育的方向。另一方面，學生們在學習探索過程中也不可能一直齊頭並進，學生個人能力的差異最早會出現在從兒童過渡到青少年的青春期，學生們不同的天賦才能、家庭條件、自我意識同樣會迫使學校就課程和學科進行第一階段的區分。雖然經歷一千多年的社會發展，青少年們已無須過早地為生存勞碌奔波，但有關社會方方面面的教育於他們而言依然是必不可少。這個社會既需要思想家，也需要實業家，因此每個孩子的天賦才能都值得挖掘和培養。世界上並沒有一項“通識課程”可以提供“全面教育”，對每個人來說最重要的常識應該是什麼對自己最為有益，而這也是為什麼在顧及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很多教育工作者會不斷自省：對這個學生或這個班級而言，到底什麼才算是最好的教育？
只是提供統一的基礎教育遠遠無法滿足公眾的要求，正如民主社會對教育的努力不會止步於消除文盲。因此，公立教育不應該錯誤地只着眼於低層次的“基礎”教育，公立學校也不應該只設立最“普遍通用”的學科課程。小學水平的教育普及不符合公眾利益，所謂有效的教育應該能保證任何公民在獲得基本的社會關係和決定職業取向時無需作出額外且多餘的犧牲。大至國家政府，小至日常生活，在工業、商業、藝術、科學、哲學、宗教及家庭等每個領域都需要各個社會成員具備相應的知識、效率、洞察力和遠見性。要達到這個目標，最理想的狀態是爭取公眾充分的支持，全面發展教育事業，並賦予其與之匹配的權威。
在民主社會裏，要發展公共教育必須先藉助政府的宏觀調控，而從長遠計，良好的公共教育也是消除政治獨裁腐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隨着集體意識和民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的意義和價值會慢慢得到社會各方的理解與支持，公共教育的權威也會漸漸被公眾所接受與信任。與此同時，私人投資的教育事業將始終在社會教育事業中佔據重要的一席之地。如果政策允許，國家甚至可以賦予個人開辦特殊或高等學府的權力，畢竟在某些社區或在某些教育領域，單憑國家的力量暫時無法方方面面地顧及。
在這一系列的教育發展過程中，教育從業者們必須保持高昂的鬥志，同時從實際出發，讓教育成為科學和倫理的高度結合。
公眾眼中的“教育目標”
對於教師和教職員來說，他們要面對的不是抽象的善與惡，他們要教授的也不單是只存在於哲學書中的知識。在這個日新月異魚龍混雜的社會中，他們必須引導學生認清自身的現狀、情感和目標，讓他們學會該如何面對和處理來自現實的挑戰，以及該如何爭取世俗的利益與回報。就算不同的個體擁有不同的天資稟賦、成長過程和生活經驗，他們都應該同樣有機會通過教育為自己的未來爭取更好的工作機會，通過教育分享到社會的福利，通過教育明白自身的價值及對生活追求。這便是教育的核心，也是教育問題的本質。思及此我們不禁自問：學校是否真的能讓個體擁有與社會要求相匹配的智能和效率？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學校應該做什麼？又應該設立什麼樣的課程或學科？
從共同利益角度出發，上述問題至關重要，但若站在其他角度，只要能發展好教育，這些顧慮似乎都不足掛齒。或許在承受現代生活壓力的同時，很多人會為優雅被高效所取代的眼下感到惋惜，從而懷念起昔日。可實際上，過去所謂的貴族式教育是貧弱的，它雖然成全了個人魅力卻犧牲了總體的社會價值。在過去那些年代，女性只能學習舞蹈、法語和刺繡。現代公立教育固然有其缺點，例如公眾對教育的理解依然不夠深入；學校過分追求效率，沒能讓學生充分領略到生活中的真善美，也沒有時間停下來讓他們對自身處境進行深刻的反思。然而，通過現代公立教育，現代女性卻能學習更多的知識，涉足包括經濟、醫療、慈善、商務和法律在內更多的領域。在現實世界中，職業無分貴賤，但在自我世界裏，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偏愛的運動、熱衷的學科、主觀的想法以及對藝術的興趣，而這些恰恰是個人價值的重要體現。這兩者偶爾相輔相成，偶爾勢成水火。公眾可以通過教育，了解到公立學校設立民族舞蹈課程的原因，但公眾不可能允許教育以“職業培訓”為由剝削學子。為了維護共同利益，學校不但要教授學生未來職場所需的技能，更要指導他們培養自己的個人價值；不但要訓練學生的智力和效率，更要幫助他們開闊自己的眼界和胸襟。簡言之，民主國家決不能以教育為手段“培育”出社會的奴隸。
教育和自由
自由的基本條件雖然不能通過教育來建立，但通過開明自由的課程，學生可以漸漸挖掘出自身對自由的熱愛、對自由的理解以及鍛煉自己運用自由的能力與意志。自由的發展能有效促進社會及政治改革，然而，並非只有學校才能提供自由學習的機會，就像並非只有學習古典文學、科學、數學、歷史或英語這些學科才能追求文化自由一樣。學校必須盡己所能滿足社會對教育的要求，不能一味地只以實用性和職業性為標準。有時，對於好動的小男孩來說，趣味性的手工勞作比希臘語課程擁有更多的文化自由，這便是探討教育價值時所要面對的具體問題。自由學習和職業培訓唯一的區別體現在個人在選擇自身生活方式和想追求目標之時。從現實角度出發，為了生存和勝任社會工作，個體需要具備職業導向性的學習；但於他的家庭、社區、國家或者教會而言，他更應該接受自由化的教育，因為這種自由學習會在日後不斷實踐的過程中變成該個體獨特的文明標誌。當然，職業和文化在不同的生活場景下也會有不同的詮釋，就像藝術家的職業恰恰是許多外行人的文化愛好。全面教育應該讓個體直接或間接接觸到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和現狀，並對此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見解。
這樣的教育目標很明確，但在實現的過程中，教育工作者們卻屢遭滑鐵盧。細究發現，失敗不是源於公眾對公立教育的冷眼旁觀，而是因為教育從業者們選擇了錯誤的辦學方法。為了達到上述教育目標，學校必須確立新的辦學理念，創立新的科目和課程，對原有的教學方針和科目定位，也應適應社會發展給予新的解釋。大部分傳統的教學方法已然過時，尤其在許多高年級學校學院甚至大學，教學的內容不夠具體明晰，只一味地把傳統精神和道德規範濃縮成一項項無法適應現代社會或無法融入現實生活的“教條”，強迫學生將“絕對服從”、“團結守紀”、“自力更生”等訓誡牢記在心，期望能藉此讓學生有意識地將其推廣，滲透並踐行到生活中去。從日常學習過程中，我們發現大多數學生的天資相近，他們在接受正規教育前相互間的能力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進入學校后，學生自身的興趣和努力、老師對班級的指導和管理以及學校一貫的方針和政策都會對學生產生影響，結果有些學生的自然科學學得比拉丁語好，有些學生在力學考試中能比別的同學取得更好的成績，這樣的教育成果有賴於教育者們的言傳身教、循循善誘和寓教於樂。教育者們會通過設置特定的場景或科目輔以相應的激勵機制和有效的監管，從而培養和訓練學生的注意力以及對某目標事件的觀察、比較、分類和應對能力，讓學生無論在家裏，操場上或課堂上，都能學習到豐富的知識。由此可見，不同的課程或學科在不同的目的下可以發揮出不同的教育用途，取得不同的教育成效。我舉個例子：從學科角度來說，歷史和服裝設計是不一樣的，科學系和農業系學生會接觸到的課程更是截然不同。而就算是同一個學科，其涵蓋的知識面也會因為學習者的年齡、能力以及想達到的學習目的的不同而大相逕庭。當然，最重要的是，在不同層次的學校里，學生在同一學科取得的學習成果也會不一樣，就像上夜校的學生對文學的理解無法跟在大學裏做專門研究的同輩相比。在這種情況下，若想通過教育讓學生接觸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政府必須先設置能滿足每個年齡段和學習層次的學校，同時，學校也必須根據自身定位重新評估和組織課程。
職業培訓
大部分學校的形式和課程的內容都是已知的，還有小部分需要不斷探索研究。教育界已承認了職業培訓在個體學習中的重要地位，但由於其多樣性，像應該如何組合內容、應該如何實施教育才算是真正有價值的職業培訓之類的熱議，至今還沒有一個定論。有些人擔心職業培訓會使教育變得功利，從而降低教育的質量，這樣的憂慮即使是從理論上來說都是沒有根據的。取消學徒制，改由學校培養木匠和印製工人的做法不會威脅到教育改革。事實上，高級職業的職業培訓由來已久，像醫生、律師和工程師，他們在正式上崗前都曾在現從業人員的指導下實習。如今，公眾對職業培訓的公開支持正表明了社會對勞動者及其技能培養的重視。工匠不再被藝術家看輕，農民和哲學家同樣能受人尊敬。職業教育是一個具遠見性且有力的手段，它擴展了基礎教育，予人以具體的奮鬥目標，同時它為那些無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們指明了一條出路。作為教育者，我們不應該把學生圈養在學校，也不能放任他們因為沒有前人的指導不斷地遭遇失敗，等到他們好不容易明白了自己對生活的看法，建立起自己對道德原則的堅持時，留給他們的選擇已經不多了，結果只能從一個困境跌入另一個困境。職業教育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做到公平無私，而是如何使之具有組織性和延展力。
在大部分情況下，職業教育所能帶來職業回報決定了職業培訓學校的種類及其數量，從長遠看，則是社會對某個行業或專業效率的需求決定了職業教育所能帶來的合法回報。就像人們會願意為更好的醫療技術買單，這就是社會需求的一個重要指標。當然這不是說，辦學的宗旨只應着眼於如何讓學習者謀得更好的工作。職業教育學校應該通過具有針對性的方法，讓學生理解職業培訓的真正價值，並使其擁有能合理運用知識的能力。如此，才是真正適應了社會的需求。共同利益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須正確地定義和滿足社會對職業的需求，而教育系統的建立也需要能適應社會需求的嶄新願景和良好秩序，這樣才能實現求職者對職業的嚮往，獲得社會的認可和回報，達至共贏。所以在討論職業培訓可取性時，也應該充分考慮該培訓可以為求職者帶來的職業前景。說極端一點，要是農業不賺錢，指不定我們就不會開辦農業學院或農業大學了，而就算是慈善學校也要同樣為受過訓練的社會勞動力支薪支付薪水。國家必須給勞動者以培訓，並讓他們通過工作獲得回報。在這個顯而易見的原則下我們才能更有效地討論關於職業教育的問題，雖然由此引出的爭端會很多，但為了社會發展，這也是不得不注意的關鍵。
對基礎教育的需求
對基礎教育的持續性需求會引出一系列複雜的問題。在特定的情況下，經濟需求可能會使童工合法化，但在教育體制下，這卻是萬萬不能被允許的。撇開職業教育不談的教育理論是不完整的，但只剩下職業教育的教育體系卻是不人道的。小學階段的教育不應該過分功利，雖然兒童需要接觸手工、園藝、縫紉、烹飪和務農等事情，但其目的應該是用以鍛煉自己的身體、手腳和眼睛，從而培養出屬於自己的判斷力、集中力和領導力。幼兒時期的這些訓練不會到了青春期便戛然而止，但從前那些自發性的且不會產生經濟價值的“手工創作”，例如做些幼稚的小玩意兒，或拿張破布當著是小衣服縫縫補補這樣的行為，則會在它們成為一門值得培訓的手藝前就草草地停止了。手工創作的教育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學生勞動成果所能產生的經濟價值，作為高中學生的一項基礎教育，手工課程必須從現實出發，使學生能從中得到具有經濟價值的實踐訓練。而即使是打算繼續到大學進修的學生，也應該在初高中時學習一到兩門手工課程以增長見聞，提高自身的動手能力，並汲取更多職業培訓的要義。然而，這不是職業教育。真正的職業教育是以提高勞動者在某一領域的工作技能和效率為目的的，培訓印刷工人、醫生、律師、速記員、記者或工程師，使其通過充分發揮所學以賺錢謀生，這就是哈佛校長艾略特先生所說的“生存動機”。這樣的想法難免狹隘，卻相當合理且不可避免。教育之所以困難是因為教育還聯繫着公民義務、父母家庭、社會民生、個人愛好和生活追求，且每一項都要及早開展。職業教育的需求並非完全源於社會貧富差距，跟職業完全不掛鈎的教育無法激勵青春期學生的求知慾。同時，由於職業教育總是與經濟考量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一起，無論是學生報讀還是學校錄取，其標準重點都會放在學生個人能力和未來職業取向上。我們的社會制度允許貧困地區的年輕人儘可能早地加入勞動力大軍，正因如此，無論這些年輕人是否有能力或需要進修更高層次的書本知識，教育者們也有責任儘早地為他們提供必要的職業培訓。基礎教育強調自由學習的價值，致力於開設更多的課程，傳授更多的知識，讓更多人因此受益。當然，基礎教育也可以防止職業培訓的過早介入，避免教育過分功利化。
教育面臨的經濟壓力
教育就像所有政府和慈善事業一樣，不得不遵守經濟秩序並在經濟壓力下苦苦掙扎。一方面教育工作者應盡己所能改善不公平的社會現狀，如給文盲的外國移民開辦夜校，讓工人或櫃枱小姐在上崗前接受一定程度上的基礎教育以及有針對性的技術培訓；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們也應盡己所能讓衣食無憂的孩子們領略到自由學習的樂趣和價值，激勵他們不斷探求。學校不能改變社會現狀，但通過公開教育和獎學金制度，讓有能力和抱負的學生可以申請接受長期教育。學校教學和學校管理的精神是要預防社會階級的形成，並藉助紀律和榜樣的力量，讓後人不忘追求民主理想。盲目設置學術限制是不必要的，就像我們不應該狹隘地規定大學入學標準，也不應該切斷為合法報讀大學的機會，因為這十分不利於學生在不同教育道路上進修，尤其當他們偶爾迷失方向之時。民主制度下的教育體系應努力防止階級撕裂，讓有能力卻時運不濟的人有足夠的上升空間。
每個學生在選擇學校時都應該得到經驗豐富的教育者明智的指導，以便將來追求最適合自己的生活。職業指導是“人才再分配”範疇內的一個大問題，“人才再分配”這個說法首先由卡弗教授提出，最近受到了大眾的熱議，它適用於自由學習和職業培訓，也是教育指導的重要組成之一。能力卓越的學生偶爾會因為缺乏指導或礙於階級特權而被世人忽視，成為教育指導下蒙塵的“彌爾頓”，可再不濟，教育指導也不會把新一代的“濟慈”硬是培養成藥劑師。通過仔細的審查，教育指導能在大範圍內避免職業錯配。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若沒有足夠可供選擇的前景去回應學生的需求，再多的教育指導也是無用的。為了讓學校變成公眾的機會之門和服務窗口，政府不斷加大投入。因此，除了學校還有很多其他教育機構也為教育事業貢獻良多，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圖書館。目前，大部分成體系的教育皆由學校提供，而在滿足公眾利益的前提下，所有教育活動都應得到良好的組織充分的支持，並對任何有需要的人開放。
教育的前進之路
要普及教育，光靠擴大學校規模是不夠的。學校和班級已經夠大了，但體系卻不夠完善。為了在教與學方面給個人更多的機會，學校和課程的種類應該變多，規模卻應該變小，同時還必須招攬更多有能力、有經驗以及受過良好培訓的老師。當然，除非教育界同仁的共同觀念都有所改變，否則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一直以來，我們把教育想得太狹隘，定義得太模糊，只一味認為它是教學承辦商或思想紀律方面的教導主任。老師的任務必須與時俱進，教學也不應該只是授人以魚，還必須授人以漁，讓學生正確認識到知識實際的運用場景和運用價值，從而增廣見聞。每一個老師，尤其是那些教傳統課程的都需要更多更大的機會。常理來說，教拉丁語的老師會更重視時態就像教速記的老師會強調處理標點符號的技術和速度那樣。老師的首要任務是教好自己的課程，但他不能因此把課外的責任，包括社會實踐、教育應用等完全推給校長、父母甚至教科書。只有公眾高度重視教師的工作，教師才會有動力使自己的工作變得更有價值。
要擴大教育的影響力，教學必須發展出一套合適的科學和哲學理論。一方面，老師必須認清自身問題，從現實出發儘可能提高教學質量；另一方面，課程教學需要採用合適的方法：應該教什麼？應該怎麼教？這樣的問題尚未得出最終答案。而當提及學校和課程時，我們又會問：應該管理什麼？應該怎麼管理？如何才能管好？由此可見，與教育實踐相關的問題，都帶有科學性和哲學性。
（1）小學教育
在小學，例如在學算術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更好的訓練方法以提高學生的效率，並使之形成習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學習，從而找出讓學生算術精進的方法。在過去幾年裏，我們好不容易對算術有了足夠的了解，但對其他課程，我們依舊缺乏標準，缺乏明確的課堂記錄以及心理引導知識。學術測試能幫助學生形成學習記憶和習慣，卻不能使學生明白學科間的關聯，也不能讓他們馬上做到舉一反三，學以致用。另外，學術測試無法直接激勵學生的求知慾，也無法提供機會讓學生們提高其獨立承擔或團隊合作的能力，無法點燃學生學習道路上的生命之光。因此，在小學的算術課上，我們需要通過一系列社會哲學理論來管理我們的課題，用以幫助學生加強邏輯概念，鑽研算術方法，進行實際操練。其間，我們既要顧全大局，又要注意重點。
（2）中學教育
到了中學，尤其是高中階段，這種雙重任務變得愈發地重要。擴大教育基數，延長義務教育時間成為了迫切的需求。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將對學生日後謀生和工作的影響拋諸腦後，畢竟社會對勞動力的要求不會因為教育工作者對自由學習的萬般推崇而改變。這種博弈的結果雖然有妥協，但更多的卻是合作。我們可以建立不同形式的職業教育，僱主也可以通過非全日制教育來幫助年輕的僱員。這樣的計劃如今已經在逐步實施，既提高了勞動效率，又增添了人文關懷。隨着教育規定的與時俱進，技術型學科傾向於測量結果和標準化的研究，而與社會關係和社會價值息息相關的學科，如社會學、語言學等，則需要其對自身目標具備更清晰的概念或者更細緻地觀察自身帶來的影響。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在新的條件下，將傳統教育手段和新的教育目標（如家庭及個人衛生研究等）結合起來，使之成為職業教育內自由學習的補充部分。
然而，在以基礎教育為主導的中學裏或強調文化知識的大學中，傳統課程所面臨的有關教育目標和教育方式的問題會愈加複雜。例如，我們應該怎麼讓語言教學適合社會的現實目標？首先，語言教學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我們改進了教學辦法，讓一切教學手段建立在更全面的心理引導上，同時把課堂學習和課後複習緊密聯繫起來，語言學習必定可以比現在更有成效。而如果我們能擺脫舊有的把紀律當成是終極目標的信念，必定更能看清每個學科的真正價值。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為了完善這項能力，我們的基礎教學和進階標準也需要順應潮流。例如，為了更好地理解文獻中所描述的外國文明，我們必須收集新的書面記錄並做真實的個案分析。負責傳統學科的老師不斷調整工作，以便更好地完成上述兩項任務，他們可以在心理學家和學生的幫助下尋求教學進步和改革的可能。
研究教學方法的途徑有很多，有通過心理學實驗的，有通過課堂測試的，也有通過數據統計的。但無論是哪一種，都可以為任一學科的教學基礎重組提出建設性的支持，也可以讓教育領導者在制定目標時給出新的定義與解釋，更能使老師明白新世紀的教學願景，並努力達到社會對教育的要求。如果像大部分私立學校那樣，只一味堅持傳統觀念和舊有教學方法，教育進步就會受到阻礙。而如果校長或學校管理者習慣把個人取向強加在校內學生身上，這樣的保守主義更會讓人喘不過氣。我們身邊不乏這樣的例子，但實際上這是對科學和社會概念的歪曲。教師必須掌握所教授科目的科學性和哲學性——即開明通達，合理批判。
（3）大學教育
對教學改革最熱衷的首先是小學教育者，其次是中學及大學教育者，另外，公立學校對教育改革的熱衷度也比私立學校的要高。站在大學的角度，他們更注重是否能對他們的工作問題進行專業研究。他們需要不斷實驗，記錄結果，從而修正方法，重新確立目標並制定實現該目標的規劃。在美國，大學向來是文明的代表，可即便如此，也很難將其在特定領域的職業性完全從技術專業中撇除。大學教授一定是領域內的專家學者，但並不是所有大學生都會對自己攻讀的領域表現出比常人更多的專註與關心。在制定學生的課程安排時，必須要使學生能徹底地研究所攻讀的領域，能獲得積極主動的學習熱情，能搜索到領域內最多的知識，能享受開發智力帶來的樂趣。然而，這不是意味着要把大學課程職業化，即使對大學主修的課程也一樣。大學學習為的是讓學生有在重要學術領域實踐和反思的機會，同時，藉助這個機會，大學教師也可以投放部分時間精力去觀察學生學習方法和學習結果，並從教學角度出發，客觀公正地與他們討論應該制定的學習目標。
第二節弗朗西斯·培根
歐內斯特·伯恩鮑姆[51]
弗朗西斯·培根被譽為現代科學的先驅和啟蒙。在《新大西島》一書中，他寫下了一系列關於未來科學機構和科學活動的想法。如今我們驚奇地發現，這多年前寫下的文字竟然精準預測了現代醫學、氣象學、工程學和航空學的成就及實現方法。要是培根聽到了我們的評價，肯定會謙虛地反駁“他不過是想挖掘科學的根本”。雖然他沒能留下傑出的科學貢獻，以至於從威廉·哈維到托馬斯·赫胥黎等不少科學家都對他的高談闊論嗤之以鼻，而且他提出的期望能幫助人類快速而完整地掌握生存環境中一切的新方法，後來也被證實為不可行。然而，他作為“科學偉大復興”的始祖，就算無法成為人類科學前進的路標，卻依然是科學進步的歷史性豐碑。他提倡的學習方法不只是指明科學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讓人以更高尚的目的，不斷前進，用自信與合作征服未知的道路。培根用自己的著作向繼承者們傳達這樣一個信念，即通過共同的努力，人類一定能理解甚至控制那些在過去一直玩弄着人類生活的物理力量，使人類從此擺脫貧窮、疾病和危機。當時，英國皇家學會負責發現並檢驗理性知識，而法國《百科全書》的“主編”們則負責宣導和傳播。狄德羅在編寫《百科全書》時曾說過：“《百科全書》的成功首先得感謝弗朗西斯·培根。這位天才在科學和藝術尚未誕生之際，就已經列出了所有與科學及藝術相關的想法，甚至在無法辨明真偽的年代，用他的非凡智慧準確地告訴後人什麼是必須掌握的知識。”如今，實驗研究員們通過不斷發現新的自然規律，使越來越多的人類受惠，而這一切都植根於培根的教育信念。
培根在科學外的成就
在所有論述教育的作家中，培根在科學歷史上的非凡地位掩蓋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影響。他極力發展科學，並非因為科學的重要性凌駕一切，而是在他的時代，科學屢屢遭受忽視與爭議。相對於培根，紐曼對發展科學的堅持則遜色許多，他認為科學雖然偉大，卻不能完全滿足人的需求。有鑒於此，培根在《學術的進展》和《偉大的復興》中呼籲，科學真理不應只囿於實驗室，而應該運用到人的實際生活中去，從而指導人的理想、道德、精神和文化。他以畢生精力支持宗教和自由學習，並通過《新大西島》向我們展示公共科學研究機構的原型及社會和個體發展的理念。他所嚮往的烏托邦並非只有工業文明，那還是一個充滿了人道主義、生活熱情和藝術美感的宗教世界。
培根的隨筆和其他著作
在《偉大的復興》和《新大西島》的序言中，培根正構思世界應有的現在與將來。這樣的遐想或多或少地也出現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隨筆》中，然後陰差陽錯地誤導了許多現代評論家，使他們忽略了這部最受歡迎的作品中所閃現的精華。培根說，描述道德理想的書已太多，我們真正需要的應該是正確的觀察：觀察事物在日常生活中的發展進程及付諸實踐的方法。本着“理解自我，並懂得如何與生活同在”的觀念，他在很多文章中提到的人類生活並非理想中的模樣，而是實實在在的境況。
培根的處世哲學
很多人對培根的形象總結起來可能就像一幅富有個人色彩的肖像畫，下面標註着足以形容他一生的名言：“至誠為之善。”也許習慣冷眼看待人世冷暖的人天生就與多愁善感之士不對盤，所以總有很多人說培根是冷漠的憤世嫉俗者。舉個例子，有些人在看培根寫的關於愛情和婚姻的文章時，總會習慣性地忽視他的真實意圖，反而一味期望從中找到他賦予愛情和婚姻的溢美之辭，結果他們得到的只有失望、困惑甚至厭惡，於是他們火急火燎地大喊：“這是一個多麼冷漠功利的人啊！竟然只說‘夫妻之愛，使人類繁衍’。”世人指控最多的莫過於培根最有名的著作《隨筆》。其實這些指控都是不實的，但卻是最能反映一般人的困惑。若拋開世人的誤解靜下心來好好思考，讀者們不難發現培根所提及的真意。他在文章中加以鞭撻的並非是一般的愛情，而是“荒淫縱慾的愛”，因為那是“只會使人墮落毀滅的愛”！至於家庭生活，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培根把對家庭生活的嚮往都寫在了《新大西島》一書中。或許對於愛情，他是冷靜的，但對於婚姻他卻不如外界想像的那樣憤世嫉俗。他曾清醒地指出，婚姻難免會幹擾個人在社會發展的野心及活躍度，因此他本人更喜歡單身生活。在他眼裏，婚姻應該是一門以慈愛耐心和人文關懷為基礎的“人生學問”，孩子們應該是家庭“甜蜜的負擔”，而非那些不負責任的父母口中的“孽障”。專註研究人類生活環境中的長短優劣，觀察並預見人類的潛能與極限，然後有指向性地給予無私公正的協助，這就是培根一貫的主張。
培根的實踐經驗
對理想生活的追求是崇高的，但要實現卻困難重重，然而這些無所不在的困難有時既可以是危機，有時也可以是轉機。培根的成功正源自於此，他當過律師、法官和政治家，對生活的改變和人性的特點有着入木三分的了解。他喜歡觀察身邊的人，總是以學生般的求知慾不斷嘗試着思考旁人的處事動機，同時又以科學家般精準的數據記錄下他的所見所聞。他從觀察得出結論：社會和政治條件的變化是膚淺的，但人性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卻是永恆不變的。這種對真理的判斷是令人印象深刻，時至今日，培根依然以他的理念引導讀者的生活。雖然聽培根的話也不一定一輩子不犯錯，但至少他的教誨可以讓人反省自身，減少犯錯的機會。
培根的頭腦訓練法
培根所做的遠不只是提高我們在特定情況下的實踐能力，他還訓練我們如何用更明智的態度面對不同的境遇。他先是給出了條件，提供了信息，然後教導世人應有的思考方式。他的文章所提到的特定主題不僅有討論價值，而且在生活方方面面也能找到實踐的環境。培根處事的態度是超然的，但這種超然卻非本能所至。孩子看人往往只會簡單區分出“好人”或“壞人”，若未經歷練，即使是年紀稍長，也還是會簡單把事情區分成“好事”或“壞事”。培根有條不紊地發現事物中蘊藏的優劣，然後衡量權重。在許多隨筆中，他羅列出每種行為發生的場景和理由。讀他的文章，不難發現類似的句子，如：“從這個角度出發這是好的，但反之卻未必；在這個程度內這是有益的，但超過了界限則另當別論；對於這部分人來說這是助益，但對於別人而言卻是阻礙。”再舉個例子。在論述年輕和年長的問題時，培根一方面公正地闡述了兩者明顯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客觀地指出了各自對應的弱點。致力於創新的他有時會大刀闊斧地重建，有時則會進行保守細緻的改造。“差別對待”是培根的座右銘，然而這跟世人所理解的卻不盡相同。他說：“有些書只需要淺嘗，有些則要細嚼，有些要慢慢消化，讓它變為自己的養分。”我們可能會忘記他論述過的主題，但只要吸收了他的方法，我們便能培養出如培根一樣理智的分析頭腦。
培根之於今日的影響
要在少數幾個事不關己的場合中做出正確判斷並不難，難的是不管環境如何變化，始終能做出最客觀正確的判斷，具備如此能力之人目前在這個國家內絕無僅有。也許在遭遇複雜命題時，人類從不吝於表現出無限的熱情、願望和自信，但人性的缺陷和社會中根深蒂固的不公從創世之初便已存在並成為了偉人們努力的阻礙。我們曾希望能以純凈的能量和真摯的情感驅散這一切邪惡，卻偏偏沒有耐心深思熟慮查明真相；對待新鮮事物，我們習慣先入為主，同時不喜歡已認定的事物規律被推翻。久而久之，人類變得遠離真理，也不再信任理性。然而，培根堅信，無論對個體還是社會，理性都是道德進步不可或缺的助力。他不會打消人類探索的熱情，只會諄諄善誘地將冒險者以更有效的方式引向理性的渠道。在他的年代，培根從迷信中拯救了科學，又幫助個人從感性中樹立了道德規範。
第三節洛克和彌爾頓
H.W.霍爾姆斯[52]
在教育史上，17世紀是一個非常有趣而重要的時期——明明當時的人們思想認真，情趣高尚，信仰虔誠，但教育進步卻幾乎為零。可以說，教育在17世紀才剛剛起步，因此，我們常說的教育改革者在當時更應該被稱為教育事業的先驅，而他們在那種情形下唯一的“成果”便只能是一無所獲。宗教、政治、哲學和科學在17世紀幾經重組，其中30年戰爭和英國內戰均是宗教寬容與衝突的結果。美國殖民活動開始之際正值英格蘭斯圖亞特王室內部紛爭不斷之時，這種讓人心驚的變故卻成為了美國政治自由發展的保證，並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美國社會發展的成果，使之成功迴避了大部分歐洲大陸國家尤其是像法國那樣的，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變革之路。歐洲大陸國家實行的專制制度在權力爭奪中不斷加強，直接影響了教育的發展。但與此同時，現代科學卻因為許多勇敢機智的冒險家的努力悄然誕生，從開普勒、伽利略到哈維，從天文學到生理學。
弗朗西斯·培根是反對經院哲學的先鋒，他通過觀察、實驗和歸納推理等新方法破除中世紀的謬誤與迷信，同時笛卡爾和其他有識之士們也開始為現代哲學著書立傳。可惜，在這樣一個精神和物質混亂的世紀，即使大家已為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誰又能指望真能因此得到累累碩果呢？一開始人類已經探索到一部分新知識，但由於沒有及時引進校園，幾年後，這些科學知識便變得不再適合作為學校教育。後來人們發現除了探索真理，更重要的便是爭取思想自由，但這一點也遭到了老學究的反對——也許在他們看來，想要思想自由還不如做白日夢呢。由此可見，雖然人們已經有了對普及教育的需求，但17世紀的政治制度遠不是能實現烏托邦的樂土。隨着學校教育的日益狹隘，學校的教學方法也越來越看重權威而忽視了理性，就連約翰·布林斯利和查爾斯·胡爾那樣的教育作家，也只會建議改進古典教育，並沒有深入探討教學指導和教育紀律方面的根本性改革，也並沒有幫助推廣普及教育。
誇美紐斯和《大教學論》
多少年來，教育改革者們都夢想着能建立一套由國家支持、國家管理同時又學風自由、思想民主的完整的教育體系。這個體系將服務於不同的個體，並致力於讓每個人通過教育具備不同的社會價值。在這個體系裏所推行的實驗研究和職業培訓不但能培養學生，也能讓老師得到進修。最終，人們可以通過這個體系學習到任何知識，思考任何命題。所有學校，班級和課程也都會按照最自然有效的方式安排，使一切教學活動更加科學合理。17世紀首先提出這樣一個夢想，並以一生之力去努力追求的偉大教育家並不是我們熟知的約翰·洛克或約翰·彌爾頓，而是摩拉維亞族的主教揚·阿姆斯·誇美紐斯。
洛克和彌爾頓的論述範疇
不可否認，與洛克的《教育漫話》和彌爾頓的《論教育》相比，誇美紐斯的《大教學論》更具有跨時代的歷史意義。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真希望洛克和彌爾頓能用心研究誇美紐斯的論述，畢竟他們倆皆是天資聰慧之人，而且學識廣博，肯定能在誇美紐斯的啟迪下寫出影響更為深遠的著作。可事實上，洛克與《大教學論》擦身而過，我們在彌爾頓的文章里，也只能找到關於誇美紐斯的片言隻語。因此，就算針對貴族學子，我們擁有了由首位現代心理學家和道德哲學家提出的《教育漫話》和由思想活躍的偉大詩人和愛國者提出的《論教育》，我們依舊無法推動科學的進步，也無法對教育普及產生任何期盼。
當然，洛克和彌爾頓的著作也有其可讀性及啟迪意義，而誇美紐斯的《大教學論》從捷克語被翻譯成拉丁文後，更是成為了迄今教育歷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
一邊是彌爾頓，他那優美的散文、具前瞻性的目光，以及他在英國文壇上舉足輕重的地位，使他的《論教育》與他提出的其他實用性建議一樣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另一邊是洛克，他那驚人的洞察力和預見性，在英國哲學界巨大的名聲，以及在兒童教養方面所提出的重要指導，皆賦予了《教育漫話》永恆的價值。即使有人認為彌爾頓提出的大部分建議都不切實際，那也不妨礙我們去感受他文字中的活力、莊嚴和啟迪。即使有人認為洛克在《教育漫話》裏關注的問題太狹隘，那也不妨礙我們體諒在他的年代學校和生活的條件都太有限的現實，並努力從他的建議中發現閃光點。
彌爾頓的教育目標和教學方法
《論教育》中提出的教育目標是遠大的。為此，彌爾頓寫道：“我理想中的教育制度應該是完整而民主的，它適合每一個人，也能使每一個人學會如何適當地有技巧地應對任何情況，無論是在私人還是公共場合，也無論是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顯然，現代生活的複雜性使這樣的理想幾乎無實現的可能，但我們不難發現，彌爾頓提出的教育概念與現代對教育的定義不謀而合，因為這正是社會的真實需求——個體不能只是為學習而學習，更應該通過教育為生活和履行社會職責做好準備。《論教育》中強調學習的目的是學以致用，彌爾頓堅持認為“良好的普及教育必須完整而全面，它着重的應該是學習的內容而非教學的模式”。在他的理解中，教育應該以文學和拉丁語為起點，並通過提高這兩種能力“吸取所接觸到的書籍和文獻中的精華”，彌爾頓的觀點用今日的話說即“小材也能大用”。然而某些學術的抽象性和特定複雜的技術形式使我們不敢給學生們傳授“過於”晦澀難懂的概念，只敢讓他們學習到實用有趣的知識。
彌爾頓構思的國家教育計劃或許能讓學生掌握任何一門文學或科學知識，但學生實際上毫無實踐經驗，也不懂該如何運用自己掌握的知識。現代的教育要是只想達到這樣的程度，那麼我們也就不需要花時間做上述種種嘗試與分析了。個體學習的動力可能各有不同，但合理的普及教育應該源於社會和現實生活的需求。我們不應該指責《利西達斯》和《酒神之假面舞會》的作者，說他有意忽視教學模式，相反我們應該更多地留心他的警告，如“不應把知識抽象化”。對於思維不成熟的學生，與其讓他囫圇吞棗然後落得一知半解還不如一開始就什麼都不教。幸運的是，現代教育已經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從最初的識字算數到研究進修，學生們學到的知識基本上都能在生活中加以實踐，同時生活中的細節也能反過來成為他們學習中的靈感。
洛克的教育理念
洛克在《教育漫話》中並沒有像彌爾頓那樣提出宏觀的教育方案，他只簡單勾勒了國家教育制度應有的模樣，然後把重點放在父母對兒童的家庭教養上。他對當時的學校沒有好感，所以不遺餘力地提醒父母們選擇好的家庭教師的重要性。如果洛克時代的學校能有所改進，他的觀點也許會稍有改變。而必須承認的是，洛克在著作中提到的兒童，與現代意義上需要心理精神身體全面發展的孩子還是有點不一樣的。洛克的建議只針對家教兒童，雖然總體要旨都是好的，但細節執行起來卻很困難。我們對《教育漫話》的分析主要體現在洛克所闡述的父母和教師對兒童道德規範的理解，洛克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他經驗豐富，立場堅定且富有同情心，他對這個命題的討論非常值得我們仔細研究。
總結起來，洛克忠告大致如下：不到迫不得已不要體罰兒童，也不要對孩子進行責罵、威脅、限制、利誘或勸說。當孩子表現良好時，父母應給予贊同和熱情，當孩子行為不端時，也應該適度地表達作為父母的不贊同和疏離。通過這樣的身同感受，訓練孩子們正確的思考及行為方式。最重要的是，父母在使用道德規範作為約束時，應該先理清孩子們做事的動機和想法，而非只看到他的行為對外界產生的影響。洛克認為現實生活中穩定不變、富有同理心且公正客觀的道德規範是引導孩子建立端正品格的最有效的手段。作為最初的行為準則，洛克希望孩子們先學會愛憎分明，然後再學會用理性按實際情況進行判斷分析。這意味着，父母應先教會孩子們用標準看待問題，不能單純地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隨着孩子們的成長，父母又應以權威作為引導讓孩子們將標準與現實結合，然後做出適當的應對——或妥協或堅持。
洛克在這方面的闡述十分仔細且明智，他就家庭中發生的具體情況提出的指導比現代分析孩子天性的一般原則更有效。事實上，所有道德教育在實施時都是極其困難的，它需要有適應社會的特點和標準判斷，這不但對孩子，對父母而言也是一種學習。儘管洛克對現代兒童生活以及這方面的著作一無所知，但他還是盡己所能給後世講述了許多有用的真理。這些真理在今天可能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卻擁有同樣的效果和本質。
在學習方面，洛克贊成彌爾頓在《論教育》裏的基本觀點，即應該以學習拉丁語為起點。但是，他認為拉丁語的學習重點不應該放在語法上，而應該放在擴展閱讀上。另外，他也建議應該將課堂學習和手工培訓結合起來，這與彌爾頓提出的讓學生向各個領域從業者實習的構思大同小異。其實，洛克和彌爾頓在教育理念上的區別在於：洛克重視的是個人，而彌爾頓關注的是整體。彌爾頓希望有經驗的學者能教導他的學生處事正確的知識和技巧，從而形成環環相扣一代傳一代的教育體系，而洛克則把如何培養出一位完美的紳士作為最高要旨。
從這個角度出發，洛克難免會被誤解成是“正統教義的倡導者”，因為這種教義往往主張學習的內容不應取決於其客觀實用性，而應取決於它是否能促進頭腦智力的提高。洛克在《教育漫話》第176段中雖然也有提到鍛煉記憶力的方法，而其中內容清楚表明，他並非如世人所言強調正統教義，只有針對通常被認為可取並可能的思維習慣和訓練，他才會建議堅持理性和道德規範。
我們上面提到的兩部著作都是在300年前寫下的，書中反映了很多現代人無法理解的習慣、標準和傳統，書中提到的人物和文獻也是現代讀者所不熟悉的，這兩本書的作者甚至沒有機會受到當時最具前瞻性的思想的啟迪。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著作中的智慧依然有研究的價值。[53]
第四節卡萊爾和紐曼
弗蘭克·威爾遜·切尼·赫西[54]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紐曼和卡萊爾的聲音幾乎響徹大不列顛的天空。他們一個是點亮教堂中央蠟燭的聖職人員，另一個則是紅遍泰晤士兩岸的易怒蘇格蘭農民。時至今日他們的音容猶在，他們在當時提出的種種建議也依舊發人深省。
關於紐曼，馬修·阿諾德任牛津大學校長時的發言始終讓人記憶猶新，他說：“在傍晚昏暗的光線下，紐曼沿着聖瑪麗大教堂的過道走向佈道台，然後用最迷人的聲音，以語言和思想破除沉默的迷障，那就像是一段浸潤人心亦苦亦甜的宗教音樂。試問，誰能抵抗如此精神魅力的感染？我彷彿還能聽見他說：‘生命在經歷了狂熱與疲倦、戰鬥與退縮、倦怠與焦躁、成功與失敗、健康與疾病等種種改變，困難和厄運之後，最終迎來了死亡並回到上帝的階前，完成最後最美好的歸宿。’”
關於卡萊爾，我們不妨引用日記作者卡羅琳·福克斯的話：“卡萊爾的每次登台總會吸引所有體面的倫敦市民的全部關注，作為講師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這也難怪，卡萊爾身材高大健壯，性格真誠直率，五官如雕像般，透露着不屈不撓的力量，而一雙卧蠶眉下，那似乎在遙望着遠方的目光中總不經意閃爍出迷人的智慧的光芒。他平日裏靜若處子，可一旦開始演講，你便能清晰地感受到他那份無與倫比的自信。很多理應不該訴諸於口的話，很多理應不該對未受啟蒙之人說的話，他都能侃侃而談。而當英國人因為至美和真理爆發出喧鬧的歡呼聲時，他也會迫不及待地隨之揮舞起他的手臂，彷彿這是給真理獻上的最崇高的致意。”
卡萊爾曾拋出這樣警言：“停止混亂！還原一個世界應有的模樣！以上帝之名，創造！生產！為了達到目標，發揮個人最大的能量！要趁晨光尚好時努力，莫要待日落西山後嘆氣！”
紐曼與牛津運動
紐曼的職業生涯和個性氣質都與卡萊爾不太一樣，在紐曼的生活中，俯拾皆是關於神學的辯論。1833年至1845年，他成為了牛津運動的精神力量源泉及公認的領袖，該運動也因為紐曼所發表的《時論冊集》被稱為“書冊派運動”。牛津運動主張在英國恢復教會昔日的權威和早期的傳統，保留羅馬天主教的禮儀，並還原包括使徒任命、神職制度和聖餐禮儀在內的聖事經緯。運動的發起者們認為英國國教迫切地需要喚醒人民對宗教的熱情和虔誠。
卡萊爾在1831年時說：“宗教不需要英勇的殉道者，也不需要精心籌謀的佈道，宗教本身自有其魅力，通過靈跡記述，一點一滴地讓我們明白、感受宗教在我們生活中的存在。”但紐曼在牛津運動實施的正是“精心籌謀”的佈道，通過年復一年每個周日的努力，他迅速點燃了人們參與運動的熱情，漸漸地他的身邊開始聚集了很多崇拜的目光。紐曼認為教條絕不應該是聖經傳統的束縛，而應該是用來建立權威並保護基督教原始精神的。他以中庸之道同時吸收了羅馬教會和加爾文主義的精華，從而捍衛英國國教。他和他那些年輕的追隨者們逐漸相信，羅馬教廷和天主教三十九條信綱代表的即是宗教權威的重要性和永恆性，他們與新教教會的分歧終將會演變成一場不可避免的風暴。然而在充滿戲劇性的1845年2月13日這一天裏，熊熊燃燒的牛津運動突然被撲滅了。隨後，紐曼馬上逃往羅馬，尋求羅馬天主教會的庇護。1864年，紐曼與查爾斯·金斯萊進行了激烈的宗教辯論，並因此寫下了著名的自傳《生命之歌》。書中內容雖然無法就金斯萊對羅馬教廷的指控提出有力的駁斥，卻是他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完整性和崇高精神的一次平反。
卡萊爾和他的教育理念
卡萊爾對紐曼的評價並不高，他說：“紐曼的智力還不如一隻小兔子。”卡萊爾一生都在撰寫歷史，例如法國大革命以及偉人克倫威爾和腓特烈大帝的傳記。他對社會的邪惡大力鞭撻，同時十分推崇開卷有益、沉默是金、努力工作和英雄事迹。他說“閱讀能讓你知道過去的一切”，“沉默是每個人應盡之義務”，又說“要趁晨光尚好時努力工作”，“熟習歷史是每個偉人邁向成功的第一步”。在卡萊爾發表的愛丁堡就職演說中，他也清楚地闡述了類似的教義。切爾西聖賢之一喬治·梅瑞狄斯曾說過：“卡萊爾彷彿一直遙望着‘永恆的真實’，他說話時就像是一位充滿智慧的先知。”他是當時最偉大的英國人，有關他的一切都會像之後的鐵達尼號和奧運會金牌選手般引起人們的熱議。也許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但他擁有閃電般的力量，能用文字為人類譜寫出最奇妙的圖片和最壯麗的詩篇。
無意識理論的核心
氣質言辭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是否能擁有相同的思想或信仰？在維多利亞時期這可算得上是一個偉大的悖論。即就算是不同的人，但在他們的內心，他們對教育或教學都有一個共同的主導想法。一件衣服再古老無用，只要有人堅持承認它的價值，他便可以用同樣的想法影響身邊的人——這種主導思想就是“無意識理論的核心”。
卡萊爾第一次在他的文章中闡述他提出的理念特點時，說：“真正堅定的思維應該會思考、有道德，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毫不費力地運用心靈的力量，就像健康的身體始終能行動自如一樣。我們的內心一如我們身處的現實，能掌控的只有世界開放給我們的東西，而非是活力和生命。在我們的理解里，明確的思想源自內心的最表層，而在辯論和意識之下，冥想領域裏最隱秘的深處則潛藏着人類的生命之初——那不僅是製造和溝通，更是創造。我們可以理解製造，但製造微不足道，我們無法明白創造，但創造舉足輕重，因此像直觀和自發這樣的無意識應該成為我們的行動指導。人對健康的理解不是通過邏輯和論證，而是通過直覺體驗。正確的行為表現往往是自發而無意識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有病人才會體會到自己與健康者的區別。”基於這樣的想法，卡萊爾提出了他關於工作和偉人的觀點。他認為工作可以促使個體發揮其自發能動性，而英雄和偉人便是那些真誠、主動、願意以一己之身成就集體理想的人。
跟卡萊爾一樣，紐曼也十分肯定無意識的力量。在他名為“顯隱理性”的講道中，他提到：“‘隱藏的理性’源於‘無意識的思考’……理性不是一門藝術，是人類內心充滿活力且自然自發的能量；進步不是一項機制，是成長的力量；成長的工具不是語言的規範和詭計，而是心理行為的完善……每個個體對是非曲直都有某種判斷的本能，這種本能就像是上帝的神啟，不但會影響個體的行為，更會影響集體的現實世界。最後，人們把這種本能作為祖先的智慧一代一代往下流傳。”
紐曼堅持相信直覺和本能的力量。與個體相比，他認為民族的智慧更值得信賴。同時，他覺得基督信仰不只是個體的理性，更是集體在一個長期持續發展的社會中演變而成的包含了遠見性和親身體驗等多元化的力量，因此對紐曼來言，天主教會是基督教追隨者們的信仰先驅，是“無形之力的具體代表”。
這兩個偉人雖彼此不理解，但他們的觀點卻都基於相同的原則，即“無意識理論”。他們堅持要對道德真理進行深入的了解和辯論，從而讓信念和虔誠自然而然地在人們心中植根。而那些能明白其中體驗並自發貢獻出自己本能力量的人，便是能以真誠救贖世界的英雄。
第五節赫胥黎的《科學與教育》
A.O.諾頓[55]
1880年，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的梅森理學院開學典禮上，赫胥黎發表了關於科學與教育的演講。通常，學術演講不僅是本地一項值得慶祝的活動，也是用來解決當前學術問題的最理想場合，但這次學術演講不一樣——那是在英國教育進步最偉大的時代中具有最永恆歷史價值的一次演講。演講旨在為19世紀的教育而戰，並標誌着一項“長期奮戰的開端”。演講者的其中兩位是現行兩種教育體制中最重要的領軍人物，其相關內容引起了“曠日持久”的爭辯，最終大眾選擇支持赫胥黎的觀點。
赫胥黎的反對者
（1）商人
科學與教育的全部意義只有在正確的歷史背景下才會顯現。如今赫胥黎的觀點看起來很平常，那是因為他的觀點已經被現代人所接受——不會再有人否認“科學是現代教育基本要素”，也不會再有人反對“科學教育是深化工業進步的必要條件”。
然而在1880年的英國，這對大部分從事教育相關事務的人來說是十分驚世駭俗的想法。當時，科學研究的倡導者們主要面臨兩大反對力量，一股來自實業家，一股來自自由教育者。
實業家之所以會鄙視科學教育，除了認為它不實用外，更擔心它會對商業造成影響。即使沒有科技的幫助，英國的工業依然繁榮地發展了起來，這使英國工業界的領軍者們覺得他們已經擁有了一套被驗證過的成功法則，不指望科技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看不到科學教育和工業發展之間重要的聯繫，相反，在德國這片“教授的集中地”上，科學教育使它在短短25年內，從微不足道的工業小國發展成足以與英國抗衡的競爭對手。
直到那時，英國本土才開始呼籲實施赫胥黎所提倡的科學教育。
（2）古典傳統
科學在自由學習圈子裏也遭遇了強烈的反對。當時，大多數教育從業者都懷疑並否認科學，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理學等，是文化知識組成的重要部分，但赫胥黎堅信“在真正完整的文化架構中，專門的科學教育跟傳統的文學教育同樣重要”。可惜，當時的學術界對他的這種說法十分不屑，彷彿在英式的花園聚會中看到了一個混進來的西部牛仔。赫胥黎曾客觀地描繪了1880年代絕大部分英國人所接受的文化理念，這種文化理念曾幫助人們在過去三個世紀裏搭建起整個自由教育的架構。對此，赫胥黎說：“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很多人以為文化知識只能通過自由教育獲得，而自由教育便是文字以及希臘和羅馬古典文學的同義詞。另外，他們還覺得，雖然通曉拉丁語和希臘語的人很少，但那才叫真正的學者；其他人就算在別的方面再博古通今，再手藝精湛，也不是文化領域中的成就。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和真正的學者並不需要用大學學位來衡量他們知識之豐富，校長和大學教師會擔有這樣的名位，不過是為了顯示他們較常人優越。”
（3）神學家
還有一個團體的學者們也反對科學，尤其是生物學。自1859年達爾文提出“物種起源”那天起，科學家和神學家之間就因為進化論的問題爆發出“無休止的爭論與衝突”，現代的讀者幾乎不可能想像這一爭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給進化論和它的支持者們帶來的精神痛苦以及暴力威脅。對於神職人員和信徒來說，進化論嚴重威脅到基督教的信仰基礎和由此發展出來的神學理論。支持進化論的科學家——以赫胥黎為首，他被視為宗教的死敵，人人都稱他為理性主義者、唯物主義者以及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宗教反對科學教育的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不但破壞了原有的信仰，還傳播了無神論的思想。雖然到了1880年，關於進化論最激烈的爭論期已經過去了，但由此引起的餘震還是不能小覷。儘管赫胥黎在《科學與教育》一書中沒有直接談及到上述問題，但在字裏行間我們依然不難感受到當時的衝擊。
這一切都是現代年輕讀者們無法理解的，這是在危機四伏的年代裏，科學倡導者們對現實發起的挑戰。
赫胥黎在“科學與教育”的演講中以及其他場合上都不斷提到了教育改革的兩大優點：第一，科學教育有利於培養工人，能促進工業的發展；第二，科學教育能幫助修正目前自由教育的方式方法，有利於改善現代學習，尤其是自然科學，拉丁語和希臘語的教育。赫胥黎的理念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不得不面對實業家和自由教育者的敵視。
赫胥黎論科學教育的實用性
在閱讀赫胥黎的書時，首先要注意的是他與敵人交手時所展示出來的技能。雖然他總是說：我不會試圖說服你支持科學教育，但對於追求實在的人，他分析問題視角也可以功利——這就是為什麼他能說服梅森理學院的創始人兼工業實業家約書亞·梅森爵士。赫胥黎其實跟你我無異，只是他相信科學教育，並願意為此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為下一代年輕男女爭取受教育的權利，並使之更適應伯明翰的工業發展要求。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判斷科學教育的成敗，梅森理學院的成功即是最有力的證據。對於一味反對存疑之人，我只能說事實勝於雄辯。
在演講的最後，赫胥黎再次重申一般科學的重要性，因為一般科學既能是一門不可或缺的文化知識，也具備了增加工業產品多樣性提高工業產品質量的實用價值。
赫胥黎對自由學者
在面對另一群死敵自由學者時，赫胥黎採用不同的方法——以理性感召。首先他會跟你闡述一個幾乎所有人都會同意的關於文化的定義，然後即使明知自由學者會反對，他也一定會提出這麼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學習文化知識？為什麼我們彼此會在這個問題上有這麼大的分歧？也許，在自由學者們還沒有想明白該如何回答時，赫胥黎便已經緩緩道出：其實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不管是文化還是學習都應該與時俱進。在中世紀神學是唯一的文化基礎，它為當時社會提供了最好的理想和標準，以便用來衡量和規範人們的生活。15世紀，大量古典文學傳到西歐，並取代神學成為了文化的基礎。因為它在許多方面，特別是文學、雕塑和理性思維的運用上提出了更具體的理念和標準。從此，來源越來越豐富的新文化，包括現代文學、現代音樂、現代繪畫和規模漸大的現代科學，開始從一個新的自然領域給予我們新的理念和新的判斷標準。說到底，科學教育倡導者和自由學者之間的分歧產生的原因無非是後者的意識始終停留在15世紀，完全沒有考慮到自那時以來世界知識潮流的巨大變化。如果就像大家所說的，文化發展是現代生活最好的評判，那不就更加證明了新領域知識所提出的理念和標準應該納為完整文化學習的一部分嗎？赫胥黎以史實為據，清晰地向自由學者們推廣他的觀點。
赫胥黎的風格和個性
赫胥黎演講的風格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明顯帶着赫胥黎獨特的個人標籤——清晰準確、言簡意賅。赫胥黎的文字和思想都有穿透人心的能力，讓讀者彷彿是站在窗邊欣賞由他描述出來的風景，而不是僅僅捧着書卷。另外，赫胥黎的思維十分豐富多彩。據一位評論家說，赫胥黎特別喜歡鑽研，尤其是對那些人們曾經研究過卻半途而廢的命題，這一點在他所有著作中多有體現。赫胥黎是一個強大而有趣的人，他總會在演講時用壯麗如畫的言辭狠狠打擊他的敵人。
不得不說，赫胥黎是英國最傑出、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對於他來說，沒有比學習更好的回報。讀者若有興趣，不妨閱讀他的《赫胥黎隨筆選》，以及由他兒子編輯的《赫胥黎生平與書信》。讀之，我們不難描繪出一幅無比清晰的人物肖像——那是一位充滿激情的真理追求者，無懼於對抗也不惜任何代價，那便是誠實直率、理智且具有遠見性的赫胥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