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寬容》（2）
PARTⅠ古希臘古羅馬時期
在這個變化無常的世界裏，當種族、氣候、經濟和政治達到一個理想或接近理想的狀態時，高級文明就會以一種突如其來並看似順理成章的方式出現。
第一章無知的暴虐
公元527年，弗拉維·查士丁尼1成為東羅馬帝國的主宰。這位出身塞爾維亞農民家庭的國王來自斯科普里2，在一戰後期，這裏曾經是兵家必爭的鐵路樞紐之地。不知是不是成長環境使然，查士丁尼對書本教育向來嗤之以鼻。當政之後，他一聲令下，查禁了歷史悠久的雅典學院3，同時關閉了境內僅存的一座埃及神廟。這可不是一座普通的神廟啊！它坐落在離尼羅河大瀑布不遠的一個名為菲萊的小島上。自新教徒入侵尼羅河河谷后，從前那些非洲、希臘、羅馬的諸神們早已銷聲匿跡，只有這座神廟，和那自人們記事起便一直供奉着的伊希斯女神4依然靈光不滅，生生不息，與日益壯大的基督教信仰分庭抗禮。它不但又延續了往後數百年的香火，還為為數不多的祭司們提供了解讀埃及象形文字的唯一場所，讓他們能繼續研究那被大部分法老子民所忘卻的古老學說——直至公元六世紀，直至那該死的查士丁尼統治了東羅馬帝國。
正是這樣一個目不識丁的“皇帝陛下”，把唯一的埃及神廟和與它毗鄰的學校變成了國家財產，把廟裏的雕塑和神像一件不落地送入了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館，把學識淵博的祭司和象形文字書寫匠通通關進了暗無天日的監牢。當最後一個掌握象形文字秘密的學者在饑寒交迫中死去之時，這古老的語言便成了人類再也無法輕易觸及的失落文明。
倘若查士丁尼當初手下留情，哪怕只是饒過那些象形文字學者的性命，後世的史學家們也不至於為理解象形文字而嘔心瀝血卻不得其法至此。然而，歷史沒有如果。雖然憑藉著商博良5的天賦我們能再次拼寫出古老的埃及詞彙，但對這字裏行間的傳世之義，我們卻仍然不明就裏。
可怕的是，這樣的事情在古代社會裏幾乎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就像那些蓄着大鬍子的巴比倫人，他們曾在那一片刻滿宗教教條的磚石遺迹中，虔誠地高呼：誰解神意！他們曾日以繼夜地向諸神祈禱，力圖傳達和解釋神靈的法律，甚至把這神聖的旨意鐫刻在聖城的花崗岩柱上。他們是如此的虛懷若谷，又是如此的殘暴無度。他們一邊鼓勵教士們學習至高天6的知識，探索世上的海洋和陸地，一邊又因為某些現在看來微不足道的宗教禮儀，對違背者施以最駭人聽聞的刑罰。
他們究竟是怎麼想的？他們對神明懷着怎樣的敬意？他們為何要如此行事？時至今日，我們依舊無從得知。
為了解開象形文字的秘密，我們遠征尼尼微7，用心解讀那自西奈沙漠8破土而出，綿延幾英里的楔形文字石碑；為了找到並敲開神聖的智慧之門，我們走遍美索不達米亞9和埃及各地，把汗水揮灑在所過之境。
我們一直在真相的門前徘徊。終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發現原來那智慧的寶庫從未消失，我們雖然沒能在阿卡德10或孟斐斯11發現她的蹤跡，卻在叢林的深處，在異教徒寺廟層層遮蔽的木柱之下，窺見她迎接我們的雙臂。
為了掠奪，我們的祖先開始接觸他們口中的“野人”和“蠻族”。可以想像，那肯定不是什麼愉快的會面。在沒有摸清白人的真實意圖之前，土著們便急沖沖地高舉着長矛弓箭，用自己的方式歡迎陌生人的來訪。結果，白人的回應是火槍加大炮。從此以後，平心靜氣開誠佈公地進行交流的機會變得微乎其微。
在白人眼裏，野人除了會對鱷魚和枯樹頂禮膜拜以外一無是處，他們藏污納垢，遊手好閒，若有什麼厄災更是他們罪有應得。
到了18世紀，這樣的僵局出現了轉機。多愁善感的盧梭用婆娑的淚眼觀察世界，那細膩的思緒感染了同時代的人群，大家不禁紛紛掏出手絹含淚回應。其中，關於野人的一切成了他們最喜歡的談資。儘管他們中誰也沒見過野人，但在他們看來，野人不過是惡劣生存環境下不幸的犧牲品，他們身上閃現着人類各種原始的美德，而這些美德在白人世界裏，已被三千年文明所帶來的腐敗蠶食殆盡。
如今，通過調查，我們對此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其實我們研究土著就像研究某種稀有的動物，從本質上說，並沒有太大的差距。人們總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但若非上帝的恩典，此刻的我們也會跟土著一樣，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掙扎求存。通過對土著的觀察，我們逐漸了解到在尼羅河河谷和美索不達米亞半島上崛起的早期社會形態；通過對部落文明的深入研究，我們得以窺見人類在五千年歲月中點滴形成的奇特天性，儘管這些天性如今已被深深地隱藏在以禮儀和習俗編織而成的薄紗之下。
也許，這並不是什麼令人自豪的發現。但若換個角度細想，我們既然能擺脫環境的束縛，完成那麼多原以為不可能的任務，難道就不能對落後的異族兄弟採取更加寬容的態度，從而將人類的發展再向前推進一步？
東西方的會面
這不是一本人類學手冊，這是一本獻給寬容的書。但寬容是一個很大的命題，一不小心就會偏離；而一旦偏離，我們真正想探討的主題就會分崩離析。所以，請允許我以半頁的篇幅闡述一下我對寬容明確的定義。
語言是人類最具欺騙性的發明之一，所有詞語的定義總會因人而異。因此做學問的人，應謙卑地參考並聽取權威書籍的定義，因為它已被大多數使用該語言的人所認可。我的選擇便是《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書中第二十六章第1052頁寫道：寬容，來自拉丁語“忍受”一詞，意思是允許別人自由地行動或作出判斷，耐心且毫無偏見地容忍與自己的觀點或公認的觀點不一致的意見。
也許寬容還有別的定義，但考慮到本書的主題，我更願意以此為引，重新回到關於野人的話題，並向您揭示寬容在有記載以來最早的社會形態中存在的痕迹。
人們普遍認為原始社會結構簡單，原始人所使用的語言不過是幾聲意味不明的呢喃，原始人原有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也在世界變得“複雜”時慢慢消失。然而過去五十年，行走在中非、極地地區和波利尼西亞12的探險家、傳教士和醫生在調查當地土著生活時發現，這是普羅大眾對原始人的誤解。事實上，原始社會的組成極其複雜，原始語言比俄語和阿拉伯語有着更多時態和格的變化。對未知的心懷不安，不但使原始人成為現實的奴隸，甚至還要屈服於過去與未來。他們是如此的卑微、不幸，只能在恐懼中求生，最後在戰慄中死去。
另外，一說起原始人，大家腦海里都會出現這樣一幅畫面：一大群勇敢的印第安人盡情馳騁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追逐着野牛，為他們的戰利品竟日狂歡。可事實並不是這樣。
那麼，問題來了。原始人究竟是怎樣生活的呢？
我看過很多描寫奇迹的故事，卻鮮有聽聞人類在大自然中掙扎求存的事迹。我很想知道，作為手無寸鐵的哺乳動物，人類到底是如何抵禦無處不在的細菌，如何戰勝無情的捕食者，如何適應無常的氣候變化，最終成為萬物的主宰。礙於篇幅，我就不在此展開敘述。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是一個人能單槍匹馬完成的任務。為了繁衍，個體不得不試着聯合，學會融入，形成部族。原始社會的最高信條即是壓倒一切的求生慾望。原始人的生存環境太惡劣，只要能夠活下去，其他一切皆可棄。個人利益不值一提，部落安全至關重要。為了保證部落組織的穩定，所有個體都必須遠離冒險和未知，因為在人類發展的初期，可見的世界太小，不可見的世界太大，原始人遇到的問題比我們想像的更為複雜而艱巨。
想要深入了解原始人，或者說土著，我們切記他們與我們大不相同，只緣原始人根本不明白我們口中的因果正誤。舉個例子：要是哪天不小心碰到了毒藤，我肯定先責備自己的大意，然後派人請醫生過來，並且讓孩子們儘快把那鬼東西清理乾淨。了解事物的屬性，知道事情的因果關係讓我能快速作出判斷——皮疹是由毒藤引起的，醫生開的葯能給皮膚止癢，砍掉毒藤是為了避免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可原始人不會那樣想，他們無法在毒藤和引起皮疹這兩件事上建立正確的因果關係。在他們生活的世界裏，過去、現在和未來盤根錯節，糾纏不清——死去的部落首領變成神明，過世的鄰居兄弟化為鬼魂，雖然視之不見，他們卻依然與活着的人在一起，同吃同睡，如影隨形。面對這樣特殊的同伴，究竟是要討好取悅還是要保持距離？誰也說不清。一旦作出了錯誤的選擇，便會立馬遭到報應；而即便是誠心禮待，也不見得能讓鬼神們皆大歡喜。活着的人最後還是會因為懼怕神明的報復而惶惶不可終日。所以當不幸發生時，原始人的第一反應不是去找事情起因，而是直接把它歸結為是鬼神的顯靈。他們不會看着手臂上的皮疹大喊“該死的毒藤”，只會低聲嘟囔着“這是天譴，這是我得罪了神的證明”。就算他想起來要去找賣草藥的，也不會去買治療的膏藥，反而是要去討上一張威力無窮且能安撫逝者憤怒的靈符。至於那些害他遭罪的毒藤，他根本不會費心去處理。倘若某個白人實在看不下去，一把火把它燒了，他還會罵別人無端找事兒。
由此可見，在原始人的認知里，一切因果皆由看不見的力量操縱。要統領這樣的原始人，就必須制定一套能平息鬼神之怒的律法，並且讓所有人無條件絕對服從。
原始人堅信這樣的律法是存在的——由他們的祖先創立，在他們的部落里實施，靠他們的兒孫承襲。每一代人最神聖的職責，就是把律法的條陳原封不動、完美無缺地傳給後世。
當然，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做法十分無稽，社會進步需要持續不斷的發展和改進。不過話說回來，“社會進步”是近年來才形成的概念，生活在原始社會裏的人滿足於已擁有的一切，因為沒有接觸過更廣袤的世界，他們根本不覺得需要改變。
也許有人會問，假設上述一切為真，原始人又會用什麼手段防止律法和社會形態的變更？答案很簡單，只要抓住那些不把神明的旨意當一回事，執意違拗祖宗規矩的人，來個殺一儆百即可。說白了，這就是嚴刑和獨裁。
儘管我覺得野人和土著最不懂得寬容，但我也明白，在那樣惡劣的生存環境裏，專制與獨裁實屬情非得已，因此，這句話並沒有侮辱他們的意思。為了保護族群的安全，為了穩定族人的情緒，統治者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干涉現有的制度，否則就是置部落存亡於不顧，置千萬人的性命於不顧。
大致了解土著專制和獨裁的原因后，又會引出另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僅憑為數不多的人力，土人該如何執行部落里口口相傳的複雜規定？要知道，在我們的世界裏，哪怕是推行一條最普通的法律，都要花費上千萬警察和士兵巨大的精力。同樣，答案也很簡單。原始人先是羅列出不能用嚴刑或暴力解決的問題，然後再給這些問題烙上一個名為“禁忌”的封印——是不是比我們聰明多了？
禁忌並不是原始人心血來潮發明的概念，它代表着部落長年累月積累的經驗。這種概念曾幫助非洲和波利尼西亞的土人省去了不少群體管理上的麻煩。禁忌一詞最初從澳大利亞傳入，現代人對此並不陌生。跟原始社會一樣，我們的世界裏也存在各種各樣的禁忌，有很多我們不能隨便說的話和不能隨意做的事，例如在吃飯時不能以剛剛做完的手術當作閑聊的話題；喝咖啡時不能把小勺子留在咖啡杯里。只是這些禁忌更多地是強調一種禮節上的忌諱，並不會牽扯到個人命運的層面上去。然而，於原始人而言，禁忌對生存至關重要。在他們的法規里，逝者超然於物外，是希伯來語中“神聖”的存在，因此在世之人不得肆意置喙，否則將面臨被處死或比死還痛苦的刑罰，以及部落里每個人的唾罵。
禁忌
時至今日，我們已無法肯定，究竟是神職人員創造了禁忌，還是禁忌造就了神職人員的誕生。但從時間上考慮，由於風俗比宗教更為源遠流長，禁忌也很可能早在覡13與巫出現前便存在了。而後者的群體自形成之日起，就已是禁忌這一概念最堅定的支持者。他們以巧妙的手法把禁忌推廣到原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之成為史前時代典型的“禁止”標誌。
巴比倫和埃及開始有歷史記載時，還正處於發展階段，禁忌在人們的生活中舉足輕重。不過，他們的禁忌並不像之後在新西蘭土著中發現的那樣直接和專制，反而是一種帶有勸世意味的戒律，用以約束人們的行為，就像基督徒熟悉的“十誡”一樣。
當然，就算有所不同，這也不是寬容。在這些國家早期的歷史中，就算偶爾發現一些疑似寬容的痕迹，說到底也不過是無知導致的漠不關心。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沒有一個國王或神職人員願意真正“允許別人自由地行動或作出判斷”，或曾經“耐心且毫無偏見地容忍與自己的觀點或公認的觀點不一致的意見”，而這，恰恰是我們現今社會所追尋的。
有關史前的故事就先說到這裏吧，畢竟我寫這本書的原意並不在於研究所謂的“古代歷史”。為寬容而戰是人類漸漸發展出自我意識后才開始的，而打響這第一戰的，是希臘人。
第二章希臘人
在地中海的一角，巴爾幹半島14的南端，有一個神奇的地方。它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裏，孕育並催生了適用於整個現代世界的基礎架構，其中包括政治、文學、戲劇、雕塑、化學、物理等等。這在當時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多少年來，人們百思不得其解，有些哲學家甚至用一生的精力去探索這個謎團。
與化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或醫學家不同，歷史學家看起來總是有點憤世嫉俗，他們不屑於尋找傳說中的“歷史規律”，也不認為研究蝌蚪、細菌或流星的方法能直接套用在對人類歷史的研究上。
也許是我錯了，但我相信，這樣的規律是存在的——儘管迄今為止我們依然所知甚微。人類在探索“歷史規律”這一命題時不夠仔細，只顧着積累事實，卻忘了披沙揀金，讓智慧的精華顯現出其真正的價值。
初次涉足這個新的研究領域，不免誠惶誠恐，且容我暫借科學家們的一席名言，為您闡述我對歷史規律的理解。根據現代科學的解釋，當所有物理和化學成分達到一個理想比例並孕育出第一個生命細胞時，區別於無機物的有機生命體便誕生了。上述科學原理若套用到歷史上去，就會得到以下相似的解釋：
在這個變化無常的世界裏，當種族、氣候、經濟和政治達到一個理想或接近理想的狀態時，高級文明就會以一種突如其來並看似順理成章的方式出現。
圍繞這個解釋，我舉幾個例子。
首先，高級文明不可能出現在智力低下的穴居土著群體中——即便那是天堂的聖洞。
試想，若倫勃朗15、巴赫16或普拉克西特列斯17出生在烏佩尼維克島18的冰窟里，一天到晚只曉得盯着冰面等着獵海豹，怎麼可能描繪出美麗的油畫，譜寫出動人的旋律，創造出惟妙惟肖的雕像？再有，若達爾文不得不在蘭開夏郡19的工廠里辛苦謀生，他哪還有時間細細研究物種的起源和進化？若亞歷山大·貝爾20隻是一個被隨意買賣的奴隸，在俄國一個偏僻村子裏服役，他又該如何發明電話？
古埃及是第一個高級文明的發祥地，那裏雖然氣候宜人，可當地土著卻體質偏弱且進取心不強，政治和經濟條件更是一團糟。巴比倫和亞述21也一樣。後來遷徙至兩河流域22生活的閃族人23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當地氣候也比較穩定，但要說到政治和經濟環境，那實在叫人灰心。
再看看巴勒斯坦。氣候環境差強人意，但農業落後，所謂的買賣貿易也僅存於往來亞洲和非洲的商隊沿線上。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縱在耶路撒冷寺廟的祭司手中，給個體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阻力。
腓尼基24的氣候倒是無可挑剔，土著居民身強體壯，貿易環境十分理想。只一點：腓尼基的經濟體系嚴重失衡，國家全部的財富被一小撮船主佔據，他們以森嚴的商業壟斷制度保護自己的利益。推羅25、西頓26的政府早就淪為少數富人手中的提線木偶，任他們差使。窮苦的人民連想做點合法小生意的念頭都不許有，漸漸地，他們變得灰心喪氣，冷漠無情。最終，腓尼基與迦太基27一樣，為統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貪婪付出了滅亡的代價。
由此可見，早期的文明總是缺少些必要的成功因素，以致無法再前進一步。
終於，在公元前5世紀，希臘迎來了奇迹般的完美的平衡；可惜這樣的奇迹並沒有出現在希臘本土，且只在愛琴海彼岸的殖民地維持了很短的一段時間。
希臘
我曾在另一本書中介紹過一些具有橋樑作用的著名島嶼，從尚未有文字記載時開始，就有來自埃及、巴比倫和克里特島28的商人在這些連接亞歐大陸的島嶼上通商或交流東西方文化，他們的足跡遍佈小亞細亞29西部海岸一個被稱為愛奧尼亞30的狹長地帶。
在特洛伊戰爭爆發前的幾百年，希臘大陸上的部落征服了這片長140多千米，寬僅有15千米的島嶼，並先後在此建立了殖民城邦。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有以弗所31、福基斯32、厄里特賴和米利都33。在這些城邦里，臻於完美和成熟的社會平衡促使文明高度發展，後世文明雖也有能與之匹敵的，卻再不見有哪個能掩其鋒芒。這樣完美和成熟的社會平衡究竟是如何實現的呢？
首先，居住在殖民城邦里的，都是希臘各部落里最活躍且富有野心的人；其次，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鼓勵個人充分發揮才能，穿梭在新老世界間，通過在亞歐大陸間的通商為殖民城邦積累大量財富。
對於以經商為主的殖民城邦而言，氣候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這也是我沒有刻意再說明的原因。除非冰封港口或洪水肆虐，否則城裏的居民對天氣變化不會有太大感受，無論在晴天或是雨天，他們依舊建船、卸貨，不辭勞苦。
除了通商，愛奧尼亞的氣候對知識階層的發展也極為有利。在書籍和圖書館出現之前，知識的傳播只能靠耳聽口說，城邦的供水泵周圍自然就成為了最早的社會活動中心，以及最古老的大學的所在地。
在米利都，一年365天，人們可能有350天坐在水井周圍。早期的愛奧尼亞教授們充分利用了此地的氣候優勢，他們成了所有未來科學發展的先驅。
泰勒斯34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個有名字記載下來的思想家，被稱為“科學和哲學之祖”。但我們翻遍文獻卻發現，他身世成謎。當然，這不等於說他有着那麼一段搶了銀行或殺了家人，然後從無名之地逃到米利都的不光彩過去。只是當時的人們都不清楚他的來歷，也無法像人類學家那樣能準確分辨出他是皮奧夏人、腓尼基人、北歐人還是閃族人。
商業城市
由此推斷，當年這座坐落於米安得爾河口的古老城市作為世界的中心是多麼赫赫有名。它的人民來自五湖四海——就像如今的紐約，卻從不因彼此外貌不一而心存芥蒂，也從不刻意過問新來者的家底身世。泰勒斯在數學和哲學方面的貢獻很多，由於篇幅有限，我就不逐一列舉了。但是有一點不得不提，泰勒斯曾提倡對新思想採取開放包容的態度，這種哲學風氣一度在愛奧尼亞十分盛行。就在希臘殖民城邦文明高度發展的同時，羅馬還只是一個邊遠的小商鎮，在某條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泥濘小河旁營營役役，猶太人依舊被囚禁在亞述的地界上，歐洲的北部和西部除了狼嗥鬼叫，一片荒野上人跡罕至。
為了梳理出高級文明發展的原因，我們必須先了解希臘各部落在橫渡愛琴海，意圖攻佔富庶之城特洛伊期間發生的改變。當年那些聞名遐邇的英雄背後所代表的其實是文明發展的初級階段，他們就像一個個四肢過度發達的小孩，把生命看作一場漫長而光榮的比賽，滿腦子角斗、賽跑等諸如此類的競技，並為此感到興奮莫名。或許，若不是要維持生計，現在也會有不少人喜歡這樣的活動與刺激。
希臘傳說
這些血氣方剛的英雄對待神明，跟對待日常生活中所有嚴肅的問題一樣，簡單而直接。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自公元前10世紀起一直統治着古希臘，具有跟凡人無異的形象。至於後來，凡人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以何種方式與所信仰的諸神分道揚鑣，則始終是個謎，一直以來沒有誰能說得清。幸運的是，遠在雲端的神祇並沒有捨棄那些生活在地面上的臣民，他們從未間斷過對凡人的關心，這使得希臘的宗教充滿了獨特的魅力。
每個希臘小孩都聽過這樣的床頭故事：宙斯是擁有強大力量的眾神之王，他蓄着長鬍子，不高興時會揮舞起他的武器招來滿天雷電，整個世界頓時猶如末日降臨。而當孩子們稍大一些，開始自己閱讀那些古老的傳說時便會發現，看似可怕的神明們也有着不少的缺點。他們就像家庭晚會裏的特邀來賓，總是給看不順眼的人下絆子，也總喜歡摻和到凡人的撕扯中去。由於各為其友，塵世中每一次你爭我奪，也必然會在天國諸神間引起軒然大波。
儘管沾染着許多人類特有的陋習，宙斯卻仍然不失為一個強大的統治者，一個偉大的神明。為了安全起見最好不要招惹他，但這並不意味着他高不可攀。相反他是一個“通情達理”之人，只要方法得當，想接近他並非難事——至於什麼樣的方法得當，不妨請教一下現代華爾街的說客們。宙斯極富幽默感，天國里的任何變化在他眼裏都不過是小事一樁。
這樣的神明也許看起來不夠威武，但實際“相處”起來卻有不少好處。正因為神明皆有不足，古希臘從不制定森嚴的宗教律法，規定凡人必須相信什麼或否定什麼，也從不讓祭司們用嚴刑推行所謂的教條。寬鬆的宗教信仰制度使全國各地的人們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惡來定義自己的宗教思想和倫理概念。
與遠在拉科尼亞灣35小村子裏的阿索庇人相比，塞薩人雖與奧林匹斯山諸神毗鄰而居，但對待神明們的態度卻一向有些不恭不敬。與之相似的還有雅典人，他們自恃有雅典娜女神的庇佑，便對她的父親宙斯放肆無禮。阿卡狄亞人雖居住在遠離通商要道的山谷里，卻始終堅守着樸質的信仰，他們討厭以輕浮的態度處理跟宗教有關的大事。至於福基斯的居民，因有利可圖，他們便把阿波羅奉為天國中最偉大的神，然後不斷地從前往德爾菲36朝聖的人身上撈好處。他們聲稱，不遠千里而來的人只要腰包里還有一兩個德拉克馬37，都應該去給阿波羅進貢。
猶太人因只信奉一個上帝而與其他民族日漸分離，他們遷移到耶路撒冷發展自己的宗教勢力，並使之成為所有人心中無法超越的聖城，從而保證了基督教在往後一千多年裏的生生不息。希臘人既不像猶太人般對宗教虔誠，也無法確立起像耶路撒冷那樣統一發展的聖城。雅典和斯巴達長年的內戰，說到底就是希臘首都的所屬之爭，但因實力相當，最後只是徒勞無功。
從另一方面來說，獨立思考的精神也只有在個性強烈的希臘人手上，才能發揚光大。
《伊利亞特》38和《奧德賽》39曾一度被稱作是“希臘人的聖經”。但其實它們只是普通讀物，與《聖經》沒有一點相似之處，也從來不是神職人員心中的“聖書”。這兩本書講述了英雄們驚心動魄的冒險故事。這些名噪一時的英雄們——按希臘人的說法，便是他們的祖先。書中也穿插了不少宗教的橋段，因為就像我之前所說的，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無一例外地，都熱衷於摻和到凡人的你爭我斗中去。他們顧不上其他的正經事，只一心欣賞着在自己版圖上亘古罕見的大比拼。
希臘人從不深究荷馬的著作是否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宙斯或雅典娜或阿波羅的感召才寫成的。他們只知道，他的史詩是如此優美，故事是如此精彩，不但能陪伴人們度過漫長的冬夜，還能讓孩子們為自己的民族而倍感自豪。
而這，就足夠了。
在希臘的城邦里，到處充滿了獨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氣息，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散發出來的海腥味混合著東方綢緞的色彩斑斕，讓人不禁耳目一新。人們衣食無憂，大街小巷裏回蕩着高高低低的歡聲笑語。就在這樣一座城市裏，泰勒斯誕生了。他在這裏辛勤勞作，在這裏傳播知識，最後在這裏告別人世。也許他探索出來的結論與當時很多人的見解都有着很大的分歧，但那隻能說明，他思想學說之深奧先進，並非尋常學者所能企及。泰勒斯之於米利都人，正如愛因斯坦之於紐約客。若要問紐約人：聽說過愛因斯坦嗎？他們十有八九會回答：當然，就是那個留着長發叼着煙，沒事兒拉拉小提琴的傢伙嘛。我記得他還寫過一個人從火車這頭走到那頭的故事，就登在星期日的報紙上。正是這個叼着煙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稍縱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終推翻了——或者至少說修正了過去六千年形成的科學定論。然而，這並未能引起千百萬懶散隨意的紐約客的注意。他們對數學的興趣，遠遠不及他們對喜歡的擊球手試圖擺脫萬有引力時所引起的爭論感興趣。
在這樣的前提下，就連古代史教科書在介紹泰勒斯時，也不會很具體，只是籠統地概括一句：泰勒斯（公元前640年—公元前546年），出生於米利都，是現代科學的奠基者。若當年米利都有媒體，我甚至可以想像《米利都報》上會刊登的大標題：“本地畢業生髮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科學”。
如今，我們已不可能得知泰勒斯究竟是從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以何種方式超越前人獨自探索的，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並非生活在知識匱乏的真空世界裏，他的知識也不是天馬行空的產物。早在公元前7世紀，人們已經開始涉足許多新的科學領域，也留下了大量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的資料供後世參考。
哲學家
這邊泰勒斯還在不斷學習，那邊巴比倫的占星師已經在瞭望夜空。同時，埃及的建築師已學會通過精密的計算，把兩塊重達百萬噸的花崗岩放入金字塔的中心，製作成墓室上方的屋頂；而尼羅河谷的數學家也研究出了太陽運動的規律，準確地預測出旱季和雨季的來臨，為農民提供日曆，使農業生產更有效率。
在當時，雖然科學已為許多曾經的不解之謎提供了答案，但依然有不少人把自然界的力量視為神明意志的直接表現。神明掌管着季節更迭，星球運動，潮起潮落，就像政府官員們在農業部、郵電局和財政廳里工作一樣。泰勒斯雖然反對這樣的觀點，卻跟大部分受過良好教育的學者一樣，懶得一個個解釋或者公開爭辯。如果泰勒斯看到海邊的水果販子因日食異象嚇得跪倒在地，不斷地祈求宙斯之名，他也只會一笑而過，並不會費心安慰他說，這不過是自然現象，只需懂得些天體運動的規律，就算是孩子也能準確預測出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某個時間點，月球會剛好運動到太陽與地球中間，屆時米利都會因月亮的投影而有幾分鐘不見天日。
事實正如泰勒斯所言，這次著名的日食發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下午，波斯和呂底亞40兩國軍隊正在戰場上廝殺，忽然，巨大的月影籠罩大地，彷彿黃昏提前降臨，受驚的交戰雙方不得不鳴金收兵。坊間傳說，這就像幾年前耶和華在亞雅侖山谷施行的神跡一樣，為了讓呂底亞人獲得勝利，神明特意熄滅了天國之光。只有泰勒斯心裏明白，這不過是以訛傳訛。
天文學家
泰勒斯對待科學的態度正是他過人而偉大之處。他敢於把一切自然現象看作是自然法則的結果和自然意志的具體表現，並且認為這絲毫不會依天神的喜惡而改變。在他看來，不管那天發生了什麼事——是以弗所街上狗打架也好，是哈利卡爾那索斯41里舉行了婚禮也罷，日食照樣會如期而至。
泰勒斯通過科學觀察，得出了一個符合邏輯的推論。他認為，世間萬物是在普遍卻必然的自然法則支配下誕生的，而從創世之初便存在並從四面八方包圍着世界的水，就是最合適可行的載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的推測是正確的。
雖然當時希臘人已從腓尼基人那裏學會了使用字母，泰勒斯也極有可能曾經把他的思想整理成書，但遺憾的是，這些親筆文稿未能流傳後世，我們只能通過同時代著作中的隻言片語，了解他的思想和學識。順帶一提，與眾多早期哲學家一樣，泰勒斯也是一個商人，也會與來自地中海各個角落的人打交道。這些哲學家雖自詡為“智慧的戀人”，卻從不敢忘記這樣一個事實：智慧源於生活，若單是“為智慧而智慧”，便正如“為藝術而藝術”或“為食而吃”一樣，不但可笑且貽害無窮。他們認為，人類不管是好的、壞的或普通的，皆是萬物的靈長。他們不靠先入為主的臆測，而是耐心地研究人這種奇特又難以捉摸的動物，還原人的本來面目。這樣的樸實無華比夸夸其談更容易讓哲學家與其他人和睦相處，從而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和知名度。他們甚少要求人們嚴守清規戒律，卻以自身為榜樣向人們證明，只要正確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能獲得真正的幸福，獲得靈魂深處的安寧。哲學家以寬廣的胸懷博得民眾的好感，這使得他們有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調查，甚至深入到神明掌管的領域中，一窺真相。泰勒斯作為哲學家的先驅者，更是為此獻出了才華洋溢的一生。儘管他重新解構了希臘人眼中的世界，又分別調查了每一個細枝末節，還曾公開對一直以來被大部分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提出了反詰，但幸運的是，他並沒有因此獲罪，還是平安地走完一生。
也許當年有人指責過他的觀點為異端邪說，事到如今我們已無法考證，但在有記載的文獻中，我們發現，在泰斯勒開闢的道路上，追隨者無數。譬如克拉佐美尼人阿那克薩戈拉42。他36歲時從小亞細亞來到雅典，在希臘的幾座城邦里當過家庭教師，對天文學頗有研究。他曾在授課時指出，太陽並非如眾人所想，是一架由天神駕馭的馬車；它實際上是一個比整個希臘還要大上一千萬倍的赤紅色的大火球。
他的言論並沒有給他惹禍，天國也沒有因為他的放肆降下雷火。於是他把自己的理論推進一步，大膽提出，月球的表面覆蓋著山脈和山谷；再後來他甚至暗示地球上存在着一種“原物質”，它誕生於洪荒之初，是萬物的起源與歸宿。不管是對阿那克薩戈拉還是他之後的科學家來說，生命的起源始終是一個危險的探索領域，因為那涉及到普通人最熟悉的事情。一般人可以不在乎哲學家如何稱呼太陽和月亮，畢竟它們遠在天邊；但若有人敢說什麼世間萬物都是從一種叫“原物質”的東西中慢慢成長起來的，那問題可就大了。因為按照傳說，是天神丟卡利翁43和皮拉把小石子變成人，世界才在大洪水后重新興旺起來的。希臘所有的孩子自童年起便對此深信不疑，否認傳說的真實性不啻於破壞現存社會的安寧，也會使孩子們對長輩所說的話心存疑慮，這可怎麼行？於是，阿那克薩戈拉受到了“雅典家長會”的聯合抵制。
如果這是在君主制或共和制的早期，城邦的統治者尚且有足夠的力量保護一名教授“奇怪”學說的老師，使他免受無知者的迫害與歧視。但那時的雅典，民主制和個性自由已成熟至極，人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加上為阿那克薩戈拉辯護的正是他的得意門生伯里克利44，於是，民眾夾帶着對伯里克利的不滿，把起訴阿那克薩戈拉看作是反對舊獨裁統治的政治運動標誌。
在那之前，一個在人口稠密的郊區當行政長官的，名叫狄俄菲忒斯的教士曾提出並通過了這樣一條法律，它規定，凡有不相信現有宗教信仰及對神明持不同意見者，應即刻檢舉。而基於這條規定，阿那克薩戈拉被投入監獄。幸好，城邦中開明的風氣始終佔了優勢，阿那克薩戈拉只繳了些許罰款便平安獲釋。後來他遷居到小亞細亞的拉普塞基45，於公元前428年與世長辭。斯人雖逝，但他的盛名卻永垂青史。
這件事表明，官方的橫蠻並不能阻止科學理論的發展。儘管阿那克薩戈拉被迫離開，他的思想學說卻一直影響着未來。兩百年後，亞里士多德吸收了阿那克薩戈拉的思想，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學主張。而在經歷了一千年漫長黑暗的歲月後，亞里士多德的主張又啟蒙了伊本·路西德46——一名世稱阿維洛伊的阿拉伯醫學家。他一邊在西班牙南部摩爾地區47的大學中大力傳播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一邊把理論和自己的觀察結合起來，寫下了許多著作。很快，這些書稿便翻越了比利牛斯山48，傳入了巴黎和布洛涅49的大學，並被翻譯成拉丁語、法語和英語。西歐人和北歐人對書中的知識如饑似渴，如今它們就像九九乘法表一樣，已成為科學入門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讓我們把目光回到阿那克薩戈拉身上。在他那次審判后，又經過整整一代人的爭取，希臘科學家終於可以教授與民間迷信相異的知識。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紀末，類似的事情竟又重演了一次。
這次的受害者是普羅泰戈拉50，一個流浪教師。他來自希臘北部愛奧尼亞殖民城邦中的阿布德拉51。作為德謨克利特52的出生地，人們對該地區的評價總有點褒貶不一。德謨克利特是獨具創見的“微笑哲學家”，他提出：有價值的社會應該以最小痛苦為代價，給絕大多數人提供最大的幸福。結果，他被視為激進分子，受到官方嚴密的監視。
普羅泰戈拉深受德謨克利特思想的影響，他來到雅典，經過幾年的鑽研，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他認為人生苦短，人們不應花時間去研究神是否存在，而應該動用全部的精力使生命變得更美好，更愉快。這一觀點無疑擊中要害，比以往任何文字和語言都更能動搖人們的信仰。這個學說問世之時，正是雅典與斯巴達交戰勝敗攸關之際，人民長期遭受失敗和瘟疫的折磨，早已不堪一擊。很明顯，在這個時候再對神明之力提出質疑，激起諸神之怒實為不智。於是，普羅泰戈拉因“不敬神”被控，並且按照法庭的要求，他必須收回之前的言論。
普羅泰戈拉
若那時伯里克利還在世，一定會儘力保護他。普羅泰戈拉雖然是科學家，卻無意為自己的主張殉道，無奈之下，只好遠走他方。不幸的是，在前往西西里島53的途中，他的船遇難了，從此杳無音信。
還有一個慘遭雅典人無情迫害的是狄雅戈拉斯54。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哲學家，而是一個青年作家。就因為沒有得到上帝的眷顧輸了一場官司，便開始怨恨神明。這種不滿經過長期發酵，使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開始在希臘北部各地奔走，大聲痛斥當地人最尊崇的“奧跡”55。結果，他以褻瀆神明的罪名被判處死刑。臨刑前夕，這個可憐人好不容易找到機會逃到科林斯56，卻依然故我，繼續詛咒奧林匹斯山上的神明，最後因氣急攻心而丟了性命。
希臘人的不容異說的偏見在隨後的歷史中越演越烈，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數法庭對蘇格拉底的死刑判決。對此我們有詳盡的記錄。每當談論起世界文明的停滯不前或希臘文明的不進反退時，人們總會以蘇格拉底的不幸為例來佐證雅典人的冥頑不靈。如今，經過翔實的考察和研究，我們對蘇格拉底，以及他的生前身後之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位街頭演說家雖然有點招人厭煩，卻才華橫溢，他用追求學問的一生致敬公元前5世紀在希臘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因為當時的老百姓還相信神明的存在，於是蘇格拉底便自稱神的使者，能預示以何事不當為。雖然大家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謂的“靈跡”57，卻知道他對常人視作神聖的東西嗤之以鼻，對傳統習俗置之不理。最後，當政者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了這位飽學之士。
蘇格拉底的父親是一位雕刻匠，他子女眾多卻收入菲薄。因為沒有辦法負擔兩千元一節的課程，蘇格拉底從小沒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但在年少的蘇格拉底看來，追求純粹的真理和研究無用的科學現象簡直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他認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培育自我的信念：不懂幾何學沒關係，叫不出彗星或行星的名字也不礙事，反正這些外在的東西於個人靈魂的提升無益。
這個塌鼻樑、不修邊幅的小個子白天在街頭巷尾與無業游民爭辯，晚上回家聽妻子嘮叨。蘇格拉底一生清貧，對謀生之事不甚在意。為了養活一大家子，他的妻子不得不幫人洗衣以幫補家計。他曾多次參加遠征，也曾多次上陣殺敵；他做過雅典公民大會58的議員，也是不少著名學者的老師。為了自己的信仰，他寧可慷慨赴死。
為了了解事情的起因，首先我們必須清楚，在蘇格拉底為人類的知識進步作出艱苦卓絕的努力時，雅典的政治狀況是什麼樣子的。蘇格拉底被處死時已年逾七十，終其一生他都在告誡人們莫要虛度年華，浪費生命——把過多的時間花在空洞的快樂和虛無的勝利上沒有意義，為了滿足短暫的虛榮和一己的私慾而揮霍神明的恩賜更是不智。他堅信人具有崇高的命運。他的理論打破了舊哲學體系的界限，甚至比普羅泰戈拉走得更遠。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則教導人們，“每個人心中的自我才是衡量萬物的標尺，塑造命運的不是神明，而是我們自己”。
蘇格拉底
負責審判蘇格拉底的是雅典五百人議事會59成員。他們大多是蘇格拉底的政敵們精心安排的人選，其中還包括不少學者。面對這些居心叵測的法官，蘇格拉底發表了一席通俗易懂又鼓舞人心的演講。
他說：“世人無權隨意左右或強行奪去他人信仰的自由和思考的權利。人只要堅守善本，即使沒有朋友的認同，沒有家庭或物質的支持，也足以俯仰無悔於天地。然善本乃世之大道，只能通過反覆深入的研究才能悟明，因此世人應擁有自由討論所有問題的權利，且不受政府或權威的干預。”
遺憾的是，這是在最不合適的場合上發表的最不合時宜的言論。早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60爆發之初，雅典社會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主僕關係也有些劍拔弩張。蘇格拉底作為一個“溫和分子”，既看到了雙方各自的利弊，又嘗試着找到折衷的方案讓大部分理智的民眾滿意，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過當時爭吵的雙方勢均力敵，一時間也騰不出手來對付他。
到了公元前403年，貴族失勢，民主派控制了希臘全境，蘇格拉底便大難臨頭了。他的朋友預見到了他的結局，紛紛勸他儘早逃離。蘇格拉底平生樹敵眾多，同時也交友廣闊。在大半個世紀裏，他以豐富的學識針砭時弊。對於那些自認為是社會支柱的，蘇格拉底熱衷於撕下他們的偽裝，並將其思想騙術公諸於世。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臘家喻戶曉，甚至於他在上午才說到的一些趣事，晚上就成了街頭巷尾的談資。還有人把他的經歷編成了戲劇。直至他被捕入獄，關於他的一切全希臘上下已是無人不知。那些在審判中起主導作用的人——例如那個不識字卻因為通曉神意而賣力叫囂的糧油販子——深信他們是在為社會盡職，為城市除掉一個只會教給奴隸懶惰、罪孽和不滿的“學術界”的危險分子。
頗為有趣的是，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蘇格拉底仍滿懷激情地舌戰群儒，讓大部分法官越聽越想放他一馬，但前提是，他得改掉那喜歡爭辯和說教的壞毛病，並承諾此後不再干涉別人享樂或無休止地給人提問題。
蘇格拉底拒絕了。
“恕難從命！”他回答道：“只要我的良知還在敦促我向前，只要那微弱的心聲還在提醒我把理智之道展現於人前，我便會繼續提問、說教、爭辯，把一切傾囊相授，無懼人言。”
蘇格拉底之死
至此，法庭已別無他法，只好判處蘇格拉底死刑。按雅典法律規定，每年一度前往提洛島61朝拜的聖船還沒返航前不能行刑，於是蘇格拉底被緩刑三十天。整整一個月裏，蘇格拉底沒表現出絲毫焦慮，只一心鑽研改進他的邏輯體系。他本有機會逃跑，但最終還是選擇笑着留下。他說他已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含辛茹苦；現在他累了，只想靜靜地等待屬於他的歸宿。臨刑時，他還在和友人交談，教導他們分明是非，勸誡他們莫要沉迷於物質享受，要重視精神修養。
接着他飲下鴆毒，躺在床上，讓一切爭辯伴隨着他最後一口呼吸，塵埃落定。
蘇格拉底之死讓他的學生們心有餘悸，他們一度離開過去的活動場所默默度日；而在風波稍有平息后，他們又回到了老地方，繼續公開講學。正因為他們的努力，在蘇格拉底死後的十多年裏，他的思想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
蘇格拉底事件發生時，雅典正處於一個非常艱苦的過渡期。5年前，為爭奪希臘霸主地位而打響的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結束了——雅典人一敗塗地，斯巴達人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這是粗野對文明的逆襲，所以好景不長也是意料中事。斯巴達人沒有值得後世傳頌的隻言片語，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也只僅限於一些如今被沿用到綠茵場上的攻防技巧。他們以為，只要推倒了雅典的城牆，摧毀了雅典的艦隊，就可以一勞永逸，不曾想雅典人的智慧與天資遠不止於此。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結束十年後，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62再一次雲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雅典的海軍將領再一次整頓起希臘聯合艦隊，並隨時準備為正義身先士卒。
雖然伯里克利的努力沒有得到同代人的認同，但雅典在他的影響下成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就像現代巴黎。羅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錢人家都希望把孩子送去雅典學習，哪怕只是在雅典衛城63附近的學校里逛一圈，也能叫他們受寵若驚，歡喜莫名。
今天的我們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在古代社會裏，生存的確被看作是至關重要的頭等大事。早期的基督教視一切異教文明為敵，其中對羅馬人和希臘人最為不齒。羅馬人和希臘人被視為喪盡天良之輩，對莫名其妙的諸神隨意膜拜，平時不是大吃大喝就是醉舞狂歌，為了滿足嗜血的慾望還會在戰場上大肆殘殺無辜的日耳曼人、法蘭克人和達契亞64人。
不可否認，確實有很多不法商人和戰爭販子活躍在希臘和羅馬，他們把蘇格拉底當年在法官面前精闢闡述的倫理道德拋諸腦後，用盡手段積攢起萬貫家財。這些人不過因為財雄勢大，平民百姓們不得不忍氣吞聲，他們在社會上毫無威信，因此並不能代表當時的社會文明。
我們曾在考古時挖掘出埃帕弗洛迪圖斯65的莊園。這個傢伙幫着尼祿66
把羅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然後用這筆不義之財給自己建造了一座擁有40個房間的豪華宮殿。望着這片曾經輝煌的廢墟，我們不禁搖頭嘆息：“好一個酒池肉林。”只有當我們坐下來靜讀埃帕弗洛迪圖斯的奴僕愛比克泰德67的著作時，才能隱約感覺到彷彿在與一個高尚的靈魂交流。
我知道，人們關起門來總愛說些別人家的蜚短流長，這種習慣放到國與國之間亦然。但請別忘了，兩千年前的希臘，既有小人勢利如埃帕弗洛迪圖斯；也存在偉人，睿智如愛比克泰德，他追求生活盡善盡美的願望與如今的我們別無二致。
當然，關於盡善盡美的定義，古今理解不一。那時的盡善盡美並沒有加上東方人的補充，完全是西方人的一面之辭。我們的祖先雖然“野蠻”，卻也慢慢總結出生活中的感悟，並把對美好的追求定為最崇高的目的。也正是他們把這種追求發展成一種哲學，教導世人只要謹記持心公正，遠離酒色財氣，保持身體健康和收支平衡，便能知足常樂。西方人對前世今生沒有太多認知，他們僅僅把自己視作有智慧的哺乳動物，了不起就是“萬物的靈長”。雖然他們言必稱“吾神”，但這類詞彙說到底跟現代生活中的“原子”、“電子”、“乙醚”沒什麼不同。在他們看來，萬物的起源必須有一個說法，於是愛比克泰德口中的宙斯變得跟歐幾里得解題時會用到的字母X和Y一樣，可以含義無窮，也可以微不足道。
古代人們最感興趣的，除了生活就是藝術。他們根據蘇格拉底提倡的分析法去研究生活中的森羅萬象，並取得了矚目的成果。當然，其中也有對追求完美的精神世界過於執着而走極端的，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在眾多古代哲學家中，柏拉圖是唯一一位出於對完美精神世界的嚮往而提出不寬容思想的人。眾所周知，這位年輕的雅典小伙是蘇格拉底最心愛的弟子，也是他的言行記錄者。他把蘇格拉底說過的話以及他的思想靈感，彙集成冊編成對話，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作“蘇格拉底全書”。
同時，他開始撰寫一系列才華橫溢的文章，用以詮釋老師學說中某些晦澀難解的論調。他一生致力於傳道授業，把雅典人的公平正義傳遍人間。柏拉圖在為人類文明做貢獻時是如此全力以赴，又是如此投入忘我，簡直可以媲美聖保祿68。不過，聖保祿的一生極為驚險，他從北到南，從西到東，把上帝的福音傳播到地中海的各個角落；而柏拉圖只需靜靜地坐在花園的椅子上，等着世界各地的人來拜見即可。他之所以能如此行事，全得感謝他顯赫的出身和豐厚的獨立財產。
柏拉圖是地道的雅典人，他的母親是梭倫69的至親。而且到了法定的年齡，他還可以繼承一筆財產，足夠他豐衣足食。柏拉圖辯才出眾，凡有幸在柏拉圖學院聽過他上課的人，無不心甘情願跋山涉水來到愛琴海，來表達對他的愛戴。在其他方面，年輕的柏拉圖跟當時大部分小夥子的經歷相似：他當過兵，但對軍事毫無興趣；參加過戶外運動，是摔跤和賽跑的好手，卻從未榜上留名；喜歡到處旅行，也曾橫越愛琴海，沿着他那大名鼎鼎的外祖父梭倫的蹤跡，在埃及北部遊歷。然而他這次回雅典后就再沒踏出過國境。他買下了雅典郊區基菲索斯河70河畔一座風景宜人的花園，並在花園中一個綠樹成蔭的角落裏教授他的學說，一待就是50年之久，“柏拉圖學園”因此得名。
柏拉圖學園
柏拉圖開始是一個數學家，後來漸漸轉而專攻政治領域，並為後世的政治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作為一個堅定的樂觀主義者，他相信人類的進化是平穩且不間斷的。他告訴世人，生命是從低級向高級緩慢上升的過程，世界會從美好的實體發展出完善的制度，再從完善的制度中孕育出完美的精神思想。柏拉圖的這一想法聽着頭頭是道，但當他嘗試將此轉化成具體原則，為理想中的共和國提供理論基礎時，對公平正義的過分執着使他看不見這在現實實施中的不可行性。他所主張的理想國一向被紙上談兵的烏托邦建設者們奉為圭臬，但在這個柏拉圖式的國度里，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存在着很多沒落貴族獨有的偏見。這些人收入不菲，生活富裕，成天周旋在政治圈裏，對草根階層極為鄙視，唯恐別人不知道自己的“地位”以及那只有“上流社會”才享有的特權。
柏拉圖的著作在西歐中世紀學者間倍受推崇，但不幸的是，這些飽學之士似乎是故意忘記了歷史背景的不同，硬把柏拉圖勾畫理想國時的政治環境，與他們當時生活的12世紀、13世紀對等起來，把舉世聞名的共和國打造成向寬容宣戰的可怕武器。
按基督教的定義，柏拉圖根本不是一個信仰虔誠的人。他對祖先們敬重的神明深惡痛絕，認為他們不過是一幫來自馬其頓的鄉巴佬，粗俗不堪；而諸神在特洛伊戰爭爆發前後的惡行更是被他視作奇恥大辱。成年後，坐在花園的樹蔭里年復一年地聽着城邦間無休止的爭吵，他心裏的惱怒也像當年對諸神的嫌惡一樣，與日俱增卻無法排遣。直至親眼目睹了舊民主理想的破產，他才慢慢明白，宗教對於一般平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否則理想中的共和國就會陷入無政府主義的混亂中。因此，他堅持理想社會中的立法機構必須制定出針對所有人的行為準則，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奴隸，無一例外都要遵從，否則就會被判處流放、監禁甚至是死刑。這聽起來像是對心靈解放和寬容精神的全盤否定——明明不久前，蘇格拉底還在為之英勇奮鬥，但其實這就是柏拉圖的本意。
為什麼他的世界觀會發生這樣的改變？其實原因也不難理解。當時，各自為政的城邦並存時代已經名存實亡，馬其頓帝國的中央集權統治很快就會橫掃整個希臘半島，從馬里查河71一路延伸到印度河畔。柏拉圖無法接受這樣的變化，為了逃避醜陋的現實，他只好躲進自己臆想的國度里。而就在希臘半島上古老而難以駕馭的民主城邦就要失守落入征服者手裏之時，一位曠古爍今的偉大思想家在雅典誕生了。他的出現震驚了當時及後世整個世界，使所有人由衷地懷緬古希臘的輝煌。那就是亞里士多德，一個來自斯塔基拉72的神童。他在那個時代已通曉許多不為人知的事理，為人類知識的寶庫增添了許多珍貴的藏品。他的著作就像一灣智慧的源泉，讓此後整整五十代的歐洲人和亞洲人無需經受絞盡腦汁搜腸刮肚之苦，便能從中盡情汲取豐富的知識。
亞里士多德在18歲時離開了家鄉馬其頓，前往雅典柏拉圖學院進修。畢業后，他一邊四處遊歷一邊開壇講學。公元前336年，他再次回到雅典，在毗鄰阿波羅神廟的一座花園裏創辦了屬於自己的學堂，吸引着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這就是聞名遐邇的“呂克昂學園”73。
奇怪的是，雅典的百姓並不樂於見到創辦學園這樣的事情。這也難怪，因為那時的希臘城邦已不再是傳統的商業重地，稍有作為的人都紛紛遷居至亞歷山大港、馬賽或其他西南城市，剩下的人不是一文不名就是懶惰成性。而這些人恰恰是老一輩平民中最迂腐守舊的一支。他們既讓希臘無比璀璨，也讓這個災難深重的共和國備受摧殘。他們不喜歡柏拉圖學園裏的一切，對他的得意門生更是沒有一點好感。只是他們沒想到，這位“臭名昭著”的亞里士多德竟在老師過世十年後重返舊地，繼續教授那些仍然不為人們所接受的，關於世界起源的知識，還說什麼神明並非全知全能。對此，守舊派們煞有介事地搖起頭來，低聲譴責他把自己的城邦變成了一個思想混亂，毫無信仰可言的地方。
守舊派們並非不想把他趕出國境，只是他們不得不剋制自己。因為這位眼睛近視卻身體健壯的紳士以博覽群書和衣着講究而聞名，他是當時政治圈裏聲名顯赫的人物，可不是雇一兩個流氓惡棍就能輕易打發的無名小子。亞里士多德是馬其頓宮廷御醫的兒子，他從小和皇子們一起接受教育，一結束學業，便被聘請為皇儲的家庭教師。整整八年時間裏，他每天都與年輕的亞歷山大大帝74形影不離，並與這位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統治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亞歷山大前往印度前線督戰期間，掌管希臘各省的城主更是對他關懷倍至，生怕這位皇帝陛下的好友受了傷害或委屈。
亞里士多德
可惜好景不長，亞歷山大大帝在33歲英年早逝。他駕崩的消息一傳到雅典，亞里士多德馬上命懸一線。他想起了蘇格拉底的悲劇，不願重蹈他的厄運。於是他也學柏拉圖那樣，開始謹慎地避免把哲學和現實政治混為一談。只不過他對政府民主形式的厭惡和對平民掌權的不信任眾所周知，所以當雅典人怒氣衝天地把馬其頓的軍隊趕出國境時，他不得不即刻橫渡埃維亞灣75，逃亡到加而西斯。然而，就在他離開人世的幾個月後，馬其頓人平定了叛亂，再次征服了希臘。
事隔多年，如今想再找到亞里士多德不敬神的證據談何容易。不過按常理推斷，在一個充斥着業餘演說家的國度里，他的遭遇肯定跟政治脫不了關係。與其說他錯在散佈了駭人聽聞的異端邪說導致雅典可能會遭受宙斯嚴厲的懲罰，還不如說他錯在對少數深懷偏見的地方政客不夠尊敬。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各自為政的城邦制已時日無多。此後不久，羅馬人繼承了亞歷山大在歐洲的擴張版圖，把希臘變成了其眾多行省中的一個。
至此，口角之爭終於告一段落，因為羅馬人看待很多事情的心態甚至比黃金時期的希臘人還要寬容許多。羅馬的臣民享有極大的思考自由，只有一點例外：不能對某些基於政治利益而設定的原則提出質疑，因為羅馬就是仰仗這些原則，使統治政權從史前時期開始便一直保持繁榮安定。
同是理想，伯里克利的追隨者所推崇的與西塞羅76及其同輩人所懷抱的總有些微妙的差別。希臘思想體系的賢者們經過數世紀的冥思苦想和認真實踐，好不容易總結出一些以寬容精神為基礎的學說，羅馬人卻嗤之以鼻。他們對理論問題漠不關心，只對實用的東西感興趣。他們自認行動派，瞧不起只會高談闊論的人。
如果你想花一下午的時間，坐在老橡樹下，與羅馬人就政府的統治理念或月亮對潮汐的影響交換意見，那未嘗不可；但若你想得到羅馬人青睞，就必須把所說的一切付諸實踐。因為在羅馬人看來，理論、歌舞、飲食、雕塑、科學那一類玩藝兒，有希臘人或其他外國佬擺弄就夠了，正統的羅馬人應該重視更實用的東西，例如全力以赴管理好日益擴大的領土。他們徵召新兵並使之訓練有素，一面鞏固邊防，一面巡查西班牙和保加利亞間的交通要道。此外，他們還會花費大量精力，來維持數百個不同部族間的和平。
如此看來，羅馬人的偉大毋庸置疑。他們通過嚴謹的工序創建了一個龐大的統治體系，這個體系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續至今。這是個了不起的創舉。那時的臣民只要繳納必要的賦稅，尊重羅馬統治者定下的為數不多的行為準則，便可以享受廣泛的自由。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自己想相信的事情，也可以隨心所欲的選擇想膜拜的神明，只要是自己的選擇，怎麼樣都沒關係。只是，不管信仰如何，在這個紅男綠女混居的大帝國里，所有人都必須永遠謹記，“羅馬和平”的實現有賴於公正地實踐這樣一條原則，即“待人寬，律己嚴”。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他人的事情，即使自己所信仰的神明被無心冒犯了，也不能叫囂着讓政府給你出頭，因為正如提比略77在一次慶典儀式上說的那樣：“神明若覺得自己被褻瀆了，自然會自己討回公道。”
對立的宗教
有了皇帝陛下的這句話，法庭就有理由拒絕處理所有這類型的案子了，甚至可以要求人們不要把涉及個人見解的問題帶進法庭。譬如說若卡帕多西亞78商人決定在歌羅西79人的地盤裏落戶，那麼他們就有權在當地築起神廟繼續信仰自己的神明，反之亦然。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因種族或地方的不同而有所偏差。
有很多人猜測，羅馬人之所以能如此寬容，主要是因為他們“平等地”輕視所有拉丁姆80地區以外的原始部族，不管是歌羅西人還是卡帕多西亞人，羅馬人對他們的鄙夷都是“一視同仁”的。是有這個可能，但不可否認，羅馬自由寬容的宗教信仰制度成功地延續了五百年，歐洲、亞洲和非洲絕大部分地區，無論文明開化與否都在實施，羅馬也因此總結出一條獨特的治國方針，即以最少的摩擦為代價換取最大的實際成果。
羅馬的皇帝陛下們都希望自己的統治能千秋萬世，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尤其是依靠武力建立起來的帝國，想長治久安簡直是難於登天。羅馬是征服了世界，但同時也為自身的毀滅埋下了伏筆：為了守護這片從愛爾蘭延伸至裏海的殖民領土，無數年輕戰士在遠征的過程中客死異鄉；帝國把所有精力都浪費在龐大而複雜的版圖管理上。最終，惡果出現了。僅憑一國之力想統治世界，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將羅馬的人力物力消耗殆盡。更可怕的是，人們逐漸厭倦生活，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動力。
羅馬人已得到了一切，城鄉住房，遊艇馬車，奴隸僕人，應有盡有。他們已嘗遍世間的佳釀，覽盡綠水青山，看慣了從巴塞隆拿81到底比斯82的各色嬌娘。世上所有著作都已收歸進他們的圖書館，人間最美麗的繪畫裝點着他們的牆。就餐的人有最優美的音樂相伴，適齡兒童有最出色的老師教導，能探索到最豐富的知識寶藏。於是，當所有的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圖書都變得乏善可陳，所有的美女都不再嫵媚誘人，就連生存本身都成了一種負擔，為求解脫很多人寧可輕生。眾人空虛的心靈只剩下最後一種安慰，那就是對未知和無形世界的遐想。
可嘆諸神在多年前就已過氣，稍有頭腦的羅馬人都不會再相信童謠里唱的主神宙斯或愛神維納斯。在這樣的環境下，羅馬社會裏陸續出現了新的哲學體系，包括伊壁鳩魯主義83、斯多葛主義84和犬儒主義85。這些哲學體系宣揚仁愛忠貞，克己利人。對此，芝諾86、伊壁鳩魯87、愛比克泰德和普魯塔克88在書里都有詳盡的解釋，他們的著作在街頭轉角的書店裏比比皆是，只是這些理念聽着動人，卻不切實際。而且就算這種帶有濃厚哲學色彩的“宗教”生拉硬扯地把宗教思想和對追求高尚充實生活的願望結合起來，也只能取悅一小部分人——一小部分早已受過名師指點的上流豪門。所以從長遠來看，這種純理性的教義根本不能滿足羅馬人的需求——普通百姓對這樣冠冕堂皇的教義嗤之以鼻，他們開始渴望一種可以作為精神食糧的“情結”。雖然他們明白古代的神明不過是祖宗們無知的產物，但從理論上來說，他們還達不到學者們的層次，敢否認所有神明的存在。到頭來，他們跟所有一知半解的人一樣，表面上一本正經地供奉着官方認可的神明，背地裏卻為了追尋“真正的幸福”而加入到宗教行會裏。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裏，這種宗教行會在台伯河畔的古城中受到熱烈的歡迎。
“行會”一詞源於希臘，原意是“同儕”。行會裏的男男女女必須“守口如瓶”，共同保護着行會裏最神聖的秘密。這些秘密只有行會核心成員知道，它會像一紙強力的符咒把“同儕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在公元1世紀時，行會只是一種崇拜形式或者一種教派。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如果一個希臘人或羅馬人不再信仰長老會89轉而加入基督教科學會90時，他會說自己“換了個行會”。因為在當時，“教堂”“教會”和“貴族院”都是較新的詞彙，鮮為人知。如果你對這個問題特別感興趣，想知道這些行會在當時羅馬發展的情形，不妨趁着周六去買一份報紙看看——任何一份都行。報紙里起碼有四五欄的內容，都在介紹十多個從印度或波斯或瑞典或中國等國家引進的新教義、新組織，它們都宣稱能給人們指明通向健康、富有和靈魂永生的途徑。
當時的羅馬作為世界的中心跟現代大部分都市一樣，充斥着許多本土和外來的宗教。雖然推崇信仰自由，有些“行會”還是逼得羅馬統治者不得不插手。從小亞細亞北部青藤覆蓋的山坡上誕生了母神崇拜，弗里吉亞人91信仰女神西布莉92，視其為眾神之母，以盡情享樂表達對她的喜愛。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使羅馬當局不得不使用武力關閉母神廟，甚至制定法律禁止該教派的傳播，避免百姓受其毒害，只一味沉溺於酒精或做出其他更糟糕的事情。
埃及這個弔詭和神秘的古老國度也曾孕育出一大堆荒誕不經的神明，包括奧西里斯93、塞拉匹斯94和伊希斯等。羅馬人對這些神明就像對阿波羅、德墨忒爾95和赫爾墨斯96一樣熟悉。至於希臘人，他們在若干個世紀前就已經把抽象真理和行為準則的雛形奉獻於世，如今又為堅持偶像崇拜的異國人民創造出由遠近馳名的阿提斯97、狄俄尼索斯98、俄耳甫斯99和阿多尼斯100等諸神所組成的宗教行會。雖然這些神明的道德修養多有缺陷，卻不妨礙他們備受歡迎。
由於混跡意大利海岸長達一千多年，腓尼基商人所信仰的主神巴力101及他的妻子阿斯塔蒂102也漸漸在羅馬人的圈子裏頗有盛名。巴力是耶和華的死敵，而他的妻子阿斯塔蒂在地中海地區第一大神的爭奪戰中，一直被公認為是迦太基城的守護神。雖然爭鬥失利后，她的廟宇在亞洲和非洲相繼被毀，但所羅門103晚年時期不顧臣民反對，把供奉這位女神的“高壇”豎立在了耶路撒冷的中心，使她儼然以基督教聖人的身份，又重新回到了歐洲腹地。
最後，還有一位神明不得不提。他的名字在軍隊中享有盛名，從萊茵河出海口到底格里斯河的發源地，在一整條羅馬的戰鬥鋒線上，很多殘磚敗瓦之下，都有他破碎的雕像。
他就是偉大的密特拉神104。
據說密特拉神來自亞洲，專司光明、空氣和真理，在裏海低地風靡一時。後來我們的祖先佔領了裏海低地那片牧草豐盛、土地肥沃的平原，把家安頓在山峰峽谷中，建成日後人所共知的歐洲。那時的人們相信，人間一切美好皆是密特拉天神的賜予，若沒有他強大的神意支持，地上的統治者就無法施展手中的權力。天神周身有天火照耀，有時，他會將一縷榮光降臨到身居要職者的身上，作為恩賜的證明。雖然他早已離去，名字也被忘記，唯有這則比教會問世還早一千年的古老傳說，時刻提醒着我們中世紀聖人頭上光環的來歷。
雖然密特拉曾享信眾香火多年，但他的一生興衰至今還無法徹底理清。這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莫過於早期基督教的傳教士對他恨之入骨——其程度比對其他宗教行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堅信這個印度神祗是他們信仰的死敵，他們竭盡一切之能事，毀掉一切與天神有關的東西，叫後世之人無法追憶。密特拉教派曾風靡羅馬500年，其地位足可媲美在當代美國盛行的衛理公會105和長老會，但就是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教派，在基督徒的大清洗下，卻連一座廟宇一紙記載都沒能留下。
幸好當時還沒發明炸藥，還有些殘存的建築沒被夷平，通過從亞洲諸國收集到的資料和在廢墟上的仔細探查，我們好不容易知道了些密特拉天神的軼事以及他準確的生平。話說很多很多年前，密特拉神秘地自石中脫胎而出。附近的幾個牧羊人看到了他的誕生，紛紛跑過來膜拜。他們聚集在密特拉神的搖籃前，用各式禮物逗他開心。天神自孩提時代開始就經歷了形形色色的驚奇冒險，不禁讓人想起希臘孩子心目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106以及他的事迹。只是赫拉克勒斯太過好戰，密特拉則更願意與人為善。有一次密特拉與太陽神比賽摔跤，雖然他大獲全勝卻還是謙虛地說是承蒙太陽神相讓，從此太陽神跟他親如手足，形影不離。
又有一次，罪惡之神阿里曼107降下一場大旱災，試圖毀滅全人類，密特拉一箭射穿了一塊岩石，大水洶湧而出，重新滋潤乾裂的大地。而後，阿里曼又想降下一場大洪災以達到其卑鄙的目的。密特拉一得知這個消息，馬上告訴了一個人，讓他趕緊造一艘大船，把親朋好友，家禽牲畜全都帶上。因為他的幫助，人類再次免遭滅頂之災。為了拯救世界，密特拉殫精竭慮，最後升入天國，掌管評定公義之職，直到永遠。
想要加入密特拉教的候選人必須通過一項複雜的試練，然後象徵性地進一些麵包和紅酒，來紀念密特拉和太陽神當年一起享用的著名晚餐。接着，候選人要在水源之前接受洗禮。之後當然還有別的儀式，但畢竟這個教派已消失了1500多年，我們已無法得知更多的細節。
在密特拉教里，所有信徒的地位都是絕對平等的。他們聚在燭光明亮的聖壇前一起虔誠禱告，一起吟誦贊詩；在每年的12月25日他們一起為密特拉大神慶祝生日；在每周的第一天，為感謝天神的恩典，他們會放下手上的工作稍事休息。時至今日，我們仍稱之為“星期天”。密特拉派信徒死後，屍體要整齊地擺放在一起，等待審判日的降臨，好讓善人得到公正的報答，讓惡人在永恆的業火中贖清自己的罪孽。
這些宗教行會之所以能夠興起，密特拉教之所以能在羅馬軍隊中盛行，主要是因為羅馬帝國統治者有意加強人們對宗教的興趣。事實上，在建國之初的幾個世紀裏，他們就一直馬不停蹄地尋找能夠滿足百姓精神世界的東西。
公元47年，一葉扁舟離開腓尼基，駛向通往歐洲各國的起點城市佩爾格108。乘客中有兩個沒有攜帶行李的人，他們的名字是聖保祿和巴拿巴109。他們都是猶太人，其中聖保祿還是羅馬的公民，他通曉其他非猶太族人的智慧。
這是一次註定永垂青史的旅程，基督教已準備好征服世界。
第三章桎梏的開端
人們常以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快速傳播來證明其神聖性，對此我不予置評，不過早期基督教傳教士的成功，與其說是因為他們的教義，還不如說是因為羅馬人民正不滿於當時生活的水深火熱。
在這裏，我先給各位讀者勾勒出一個羅馬生活的側面：在士兵、政客、富商、科學家等幸運兒的世界裏，他們居住在坎帕尼亞110的層巒疊嶂中，落戶在那不勒斯灣111的溫柔水畔，一邊飽覽着拉特蘭山區的美景，一邊享受着幸福文明的生活。
然而，這並不是羅馬的全部。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貧民窟里，哪有一點能讓詩人歡呼太平盛世，讓演說家把屋大維比作主神朱庇特112的繁榮景象？放眼過去，全是一排排凄涼慘淡的平房，那裏面人頭攢動，臭氣熏天。貧苦大眾的生活只剩下周而復始的飢餓、辛勞和痛苦。在這些百姓心裏，只有一個樸實的木匠113講的故事是真實可信的。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落里，用自己的雙手謀生，熱心關懷貧苦受辱之人，卻因此被他嗜血成性，貪得無厭的敵人害死了。窮困的羅馬人當然聽過密特拉、伊希斯和阿斯塔蒂的大名，但這些神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經遠離人群，只偶爾出現在祖先留下的只言片語裏。
可是拿撒勒的約書亞，基督，也就是希臘傳教士口中的救世主不一樣，他不久之前還活在人世，而且當時有不少人聽說過他。在提比略皇帝當政時期去過敘利亞南部的人，興許還聽過他的演講；角落麵包店的老闆和鄰街的水果販子會告訴你，就在亞壁古道114旁陰暗的小花園裏，他們曾跟一個叫彼得的人搭過話；來自迦百農115小村莊的漁夫若曾在那個可怕下午行經各各他116，更是有可能目睹了基督被羅馬士兵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整個過程。
為了弄明白新信仰突然開始流行的原因，我們必須先謹記以上所說的事例。因為正是這種親身接觸，這些直接而親密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擁有遠高於其他信仰的優越性。基督的一切言行無不是對世人的博愛，以及對各國深受壓迫、喪失權利的人們的同情。他的話是否與後人所傳頌的詞彙一致倒是無關緊要，奴隸們聽在耳里，自然心有靈犀。他們在基督對光輝未來所許下的諾言前興奮不已，慶幸着自己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他們終於盼來了能使他們得到救贖的話。在強權面前，他們不再卑賤可恥；他們是受慈父寵愛的孩子，將來要把世界一切繼承，包括那一直被深宅大院裏的主子們獨佔的喜樂與歡欣。新信仰的力量由此產生。基督教是首個宣揚人人機會均等的宗教。
對現代人來說，基督教是一種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一種心靈上的體驗；但對當時的人們而言，基督教的興起則更是一則喜訊，一則會使人普天同慶，奔走相告，甚至重新燃起生活激情的好消息。史書中，除非是特殊事迹，否則很少會有普通人心路歷程的記載，無論是自由人還是奴隸。只有當人們按民族、行會、教派、軍隊、兄弟會或同盟等形式聯合起來，服從統一的調度，積累起足夠的財富，或為征服其他國家發動戰爭時，才能贏得史學家們的注意和重視。正因如此，儘管我們對早期基督教會了如指掌，卻對它真正創始人的事迹知之甚少——多可惜啊，明明基督教早期的發展在任何史書里都不失為最有趣的題材。
就這樣，基督教在古老帝國的廢墟上拔地而起。它的背後交織着兩股對立的利益力量：一邊是由耶穌親自教導的對慈善與博愛的無限包容；一邊是根深蒂固的狹隘地方主義。在後者的束縛下，耶穌的同鄉從一開始便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貌合神離。這種地方主義結合了羅馬人的高效和朱迪亞117人的專橫，是一種壓抑思想的恐怖的統治手段——雖然行之有效，卻於理難容。
為了理清這兩股勢力對基督教的影響，我們必須再一次回到聖保祿年代和耶穌遇難后的頭50年，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首先，我們得牢牢記住這樣一個事實：基督教的興起始於一場自猶太教內部發起的純民族主義改革運動。而這場運動帶來的威脅針對的不是別人，正是猶太人土地上的統治者。
當權的法利賽人118非常清楚這一點。耶穌在世時，他們就十分害怕他的宣講，認為那嚴重威脅到當時建立在武力壓迫基礎上的精神壟斷。為了偷生，他們被迫在慌亂中搶佔先機，在羅馬當局還沒來得及插手前，便把基督當作祭品送上了絞刑台。誰也不知道假如當時耶穌大難不死，會採取什麼應對之計。罹難之時，他還沒有能力把信徒組織成一個教派，也沒有留下一字半句教導追隨者應該以何為繼。
值得玩味的是，這樣半途而廢的結局卻成了後世的福音。不立文字使追隨者們無需囿於教規條陳，反而能更自由地遵循基督的精神。試想要是教徒們不得不按照一本書上的規定去行事，那麼他們勢必會把所有的精力用在理論，甚至是一個句號一個分號的研究上。倘若事情真演變至此，那麼除了少數學者外，平民大眾將對新信仰不再感興趣，而基督教也會重蹈其他宗教的覆轍，從煞費苦心的文字綱領為開始，以理論家的爭吵不休和政府當局的趕盡殺絕而告終。
在2000年後的今天，我們不難發現基督教對羅馬帝國的打擊。我們只是很好奇，既然它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就像匈奴人或哥特人119入侵一樣，為什麼羅馬當局不採取實質性的行動來鎮壓呢？統治者們不可能不知道耶穌的言論在家奴間引起的騷動，也不可能沒聽見女人們喋喋不休地說什麼天國之王即將重臨大地，就連老人家們都在一本正經地預言世界將會在一團火球中毀滅。
說實話，凡夫俗子們為某個新興宗教英雄歡喜若狂的情形，這不是第一起，當然也不可能是最後一例。因此，統治當局只會密切注視着它的發展動態，以確保它沒有擾亂到帝國的安泰。況且，在監視的過程中，政府並沒有找到能夠訴諸武力的把柄。作為一個新的宗教行會，基督教不曾跟政府作對，也十分懂得進退。例如，起初有幾個奴隸期望打着上帝慈愛和世間博愛的旗號推翻主僕間的舊式關係。聞此，聖保祿趕忙解釋，所謂的天國是看不見摸不着的非現世，現世之人若想在天國獲得好報，必須先心甘情願地承受現世的一切苦難。同樣，當為人妻者搬出基督的理論，高呼女性解放，男女平等，並以此與羅馬法典里規定的婚姻束縛作抗爭時，聖保祿也會跳出來，用一連串似是而非的道理懇求他親愛的姐妹同儕們不要走向極端，以免保守的異教徒對教會心生疑惑。他說服她們莫要再對這種半奴隸狀態滿腹牢騷，畢竟自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時起，逆來順受就是女人們該守的本分。基督教所做的一切無不體現出對法律和政府的畢恭畢敬，因而當權者也樂意讓基督教傳教士頻繁地來往東西，反正他們的說教對統治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是，一如歷史中反覆出現的情況那樣，平頭百姓的寬容精神總是遜色於他們的政府。他們貧困潦倒，卻並非情操高尚，不願為五斗米折腰。相反，他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沉迷於恣意豪飲和打架滋事，毫無長進。在基督教傳播初期，這些羅馬市民只當是好玩，所以總是願意聚集起來，全神貫注地傾聽這群面容肅穆的男男女女所講述的，關於耶穌基督像普通罪犯一樣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然後他們會像完成使命般，為投擲石塊泥土的流氓高聲祈禱。
但羅馬的神職人員無法對這樣的發展坐視不理。
當時政府有指定的國教，國教在每年特定的時節會安排隆重的祭典。為表支持，人們多少要捐些香油錢。而這些香油錢實際上是裝進國教神職人員的腰包里的，因此，若人們不再信仰國教，反倒去支持一個默默無名的新興行會，便等於是斷了教士們的口糧，這當然會使他們惱羞成怒。於是，教士們開始謾罵那些不敬舊神的異教徒，指責他們數典忘祖，愚昧地錯信外國救世主。與此同時，在羅馬的城市裏，有另外一群人也同樣憎恨着基督教。他們披着神職人員或神明代理人的外衣，內里卻是十足的騙子；他們年復一年地揮霍着從羅馬中產階級手上騙來的錢財，過着腦滿腸肥的奢侈生活。倘若基督教跟他們一樣，為自己提供的所謂“天啟”定價收費，那他們也只會視之為競爭對手，不會有如此滔天的怒氣——生意畢竟是生意，偶爾讓別人分一杯羹也未嘗不可。壞就壞在基督教竟敢無視行規，不但不要報酬，反而把自己的東西送給別人——給飢餓的人送吃的，把無家可歸的人請到家裏——還分文不取。太過分了。這基督教背後定是有什麼黑色收入，否則他們不會這樣做。
不得不提的是，這時的羅馬已今非昔比。它成了來自帝國各地成千上萬失去財產的農民的臨時棲身之所。這些不被待見的蟻民只懂得順波逐流，對與眾不同的人十分反感，對只想過正派節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在他們看來，能時常坐在一起喝酒聊天，或者偶爾幫人付個酒錢的都是佳友善鄰，而那些自命清高，不願涉足斗獸場，看到戰俘被拉到卡比托利歐山120遊街卻不歡呼的，都是普通人的公敵。
公元64年，一場大火燒毀了羅馬貧民的居住地。這導致了人們第一次開始對基督教徒發起有組織的攻擊。起初有傳聞說縱火的人是尼祿皇帝，是他在喝得醉醺醺時下令燒毀都城旁的貧民窟，以便按照他的想法重建城市。後來人群里傳出了別的聲音，說大火是猶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為他們總是說將有大火球從天而降把邪惡的世界燒為灰燼。這一說法很快引來附和。有老婦人說她曾經聽過基督徒跟死人對話；又有人說基督徒專門拐騙小孩，然後把他們的喉嚨割開，將他們的血塗抹在陰森古怪的祭壇上。這些卑鄙的勾當之所以一直沒被發現，是因為基督徒很狡猾，早早地買通了負責執法的地方官。這次他們既被逮了個現形，便由不得他們再借故抵賴，必須使之為其罪惡行徑接受懲罰。
我們無從得知有多少虔誠的教徒被私刑處死，也許受害者中還包括聖彼得121和聖保祿，因為打那之後，便再也沒有了他們的消息。這是一場席捲全城的怒氣發泄，其結果卻並未使民眾滿意。犧牲者面對死亡時無懼無畏的凜然是對新信仰最好的宣傳，也是對死去的基督徒最莊嚴的致敬。一個基督徒倒下了，卻有千千萬萬個新信仰的追隨者站了起來。公元68年，尼祿皇帝自殺身亡。這是他在短暫而無用的一生里做的唯一一件體面的事。之後，基督徒馬上重返故土，一切又依舊如初。
後來，羅馬當局又有了新發現，他們開始懷疑，基督徒跟猶太人其實並不一樣。也難怪他們後知後覺，若不是藉助近百年來的研究，現在的我們也不知道，原來猶太人的會堂是一個情報中轉站，通過它，新信仰才得以傳遍天下。另外，耶穌本身是猶太人，他一絲不苟地履行着祖宗規矩，只對猶太聽眾進行宣講。只有一次，他短暫地離開了故鄉，但當時那個使他不得不暫別家園的使命卻是與猶太同胞一起完成的，目的也只是為了猶太民族。普通羅馬人根本無法從他的言行間分辨出基督徒與猶太人的區別。
由此可推斷，耶穌想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他清楚地看到了祖宗行會裏的陋習與弊病，於是他大聲疾呼，希望通過鬥爭實現有效的改革。但說到底他的改革只針對內部，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一門新信仰的創始人。假如當時有人提議他藉此機會創立新宗教，搞不好還會被他斥責荒唐可笑。不過，與其他時代的改革者相似，耶穌也很快陷入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從這方面來說，他的英年早逝未必是一件壞事，起碼他不會遭遇和馬丁·路德等改革者一樣的命運，經歷跟他們一樣茫然無助的心情——本只想着為“內部”辦點好事，卻突然發現自己成為了組織“外部”一個新團體的頭領。
在耶穌逝世多年後，基督教（這個名字是很久之後才確立的）僅僅是眾多猶太小教派之一，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亞和加利利122的村落有幾個支持者，這個教派也從未踏出過敘利亞省的小圈子。
猶太血統的羅馬公民蓋烏斯·朱利葉斯·保祿首先發現了這個新宗教征服世界的可能。他飽受磨難的一生使我們意識到，當時的猶太基督教徒是如何激烈地反對把本宗教義推向世界的。他們只願在本國享受統治地位，也只允許本族人加入。他們痛恨教徒如聖保祿之流——明明是猶太人，卻想用教義拯救非猶太人的靈魂。保祿最後一次到耶路撒冷時，幸好有羅馬公民身份的保護，否則那些義憤填膺的族人們肯定要他嘗嘗當年耶穌所受的痛苦。而羅馬政府之所以要派出半個營的羅馬士兵保護保祿，把他帶到港口城市再陪他乘船回到羅馬，無非是想押他接受莫須有的審判，然後好找個由頭把他殺了。
他過世后沒幾年，他擔憂了一輩子，也不斷預言會發生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耶路撒冷被羅馬人摧毀了。耶和華神廟的舊址上建起了羅馬主神朱庇特的新殿；耶路撒冷被更名為愛利亞·加比多連（AeliaCapitoline）；朱迪亞變成了羅馬敘利亞—巴勒斯坦行省的一部分。當地居民或被殺或流放，反正在廢墟方圓數英里，不允許猶太人居住。
這座聖城曾給猶太基督教徒帶來過無數災難，如今終於化為烏有。在這之後的若干個世紀內，時常有些自稱為“窮士”的人出現在朱迪亞地區偏僻的殖民地里，他們以極大的耐心終日禱告，誠心地等待即將來臨的世界末日。這些人便是耶路撒冷猶太基督教的餘黨。我們經常可以在公元5、6世紀的書中看到他們的影子。因為遠離文明社會，他們發展出一套自成一派的怪誕教義，以仇恨聖保祿為最高宗旨。到了公元7世紀左右，這些所謂的拿撒勒123派或伊便尼派124便在伊斯蘭教的趕盡殺絕下銷聲匿跡了。而就算他們能再苟延殘喘幾百年，也始終無法逃離被徹底剷除的悲劇。
羅馬把東南西北集於一個大的政治聯盟下，從而使世界統一宗教的誕生變成可能。基督教開宗明義、簡單易懂，且反映了普羅大眾的訴求，所以能在與猶太教、密特拉教等教派的角力中成為最後的贏家。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個新信仰沒有擯棄自己身上一些明顯與宗旨背道而馳的缺點。那葉扁舟曾載着聖保祿和巴拿巴從中東走到歐洲，給人們帶來的仁慈與希望。可是另一個傢伙也偷偷地溜了上船。它戴着神聖高潔的面紗，掩蓋的卻是殘忍與仇恨的嘴臉。它的名字是：宗教的橫蠻。
第四章諸神的黃昏
早期的教會是一個很簡單的組織。隨着時間推移，人們漸漸意識到世界末日並非迫在眉睫，最後的審判也沒有在耶穌遇難後接踵而至，基督教徒還要長年在淚谷里掙扎求生，於是，人們開始想要建立一套明確的的管理體系。
最初的基督徒全是猶太人，他們的聚會通常安排在猶太會堂里。後來出現了大量非猶太基督教徒，因為猶太基督教徒和非猶太基督教徒之間多有摩擦，於是後者就選擇向別人借房子，或者乾脆到露天場所和廢棄的採石場上聚會，以便可以容納更多虔誠或對新信仰好奇的信徒。還有，以前基督教徒的聚會一般是在安息日，但同樣是由於猶太基督徒和非猶太基督徒之間的感情日趨惡化，非猶太基督教徒決定放棄安息日，把集會的時間改為耶穌復活的星期天。
莊嚴的聚會承載着大眾的認同以及他們對整個活動的熱情。這裏沒有千篇一律的宣講和說教，也沒有傳教士。任何人只要覺得內心被聖火激勵，都有權站起來跟大家剖白內心對信仰的證明。只不過——按照聖保祿的描述——教會裏兄弟姐妹們的直言不諱有時候會讓他不禁為教會的前途感到擔憂。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基督教徒大多是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平民百姓，他們的誠心毋庸置疑，但發言時總會因過於激動而像瘋子般大吼大叫。教會頂得住迫害，卻受不了其他人背後的冷嘲熱諷。不得已，聖保祿、聖彼得以及他們的繼承者只好使出渾身解數維持秩序，以平息信徒們由宗教熱情引起的騷動。
起初這樣的努力收效甚微，因為規章制度顯然與基督教宣揚的自由民主格格不入。不過後來人們還是考慮到實際情況，同意集會按照固定的儀式進行。為了照顧席間猶太基督徒的心情，集會通常會以一首讚美詩開始，接着，全體教徒會高唱專門為羅馬和希臘的禮拜者譜寫的新歌。只有傾注了耶穌一生哲學思想的著名禱文是預先擬好的宣講，其他的佈道都像幾個世紀以來的一樣，全是即興自發，因此登台說教的大多是真正有感而發的教徒。
隨着集會次數的增多，對秘密團體總懷有戒心的政府當局開始出面干涉，於是基督教會決定推舉出適當的人選，代表教會跟外界周旋。就此，聖保祿曾着重強調過領導才能的重要性。他說那些他在中東和希臘走訪過的小行會就像驚濤駭浪中的小船，只有聰明絕頂的舵手才能帶領它闖過洶湧的滄海。
深有同感的信徒們再一次聚集起來，選出男女執事125。這些執事是整個團體的“僕人”，不但要照顧好病者與窮人（這是早期基督教徒最關心的事情），管理好集體財產，還要料理好所有日常瑣事。後來，教會的成員越來越多，教內的事務越來越繁雜，執事的工作不能再單單依靠兼職。於是教徒們又推舉出幾位有經驗有名望的人擔任專職執事。他們就是希臘語中的“長老”，也就是我們口中的“神父”。
又過了些年，每個村莊和城市都有了基督教的教堂，所有人都需遵循的共同政策在這時顯得非常必要。於是教徒們又推舉出“監督者”，即主教來監督整個教區，並代表教區跟羅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國各個主要城市裏都設置了主教之位，擔任者大多是在安提俄克126、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羅馬、亞歷山大城、雅典等行省中手握民生和軍隊大權的當政之人。
制度剛設立時，主教們掌管着耶穌曾涉足的大部分地方，那裏見證了耶穌的成長、受難、死去和備受敬仰。然而，自耶路撒冷被毀，期待世界末日來臨和錫安127勝利的一代人從地球上消失以後，可憐的老主教只能在狼藉的神殿裏，從德高望眾變得一文不值。而他在耶路撒冷等地作為信徒首領的職位也自然而然地被那個居住在文明之都，守衛西方聖徒保祿和彼得當年殉教之地的“總監”所頂替了。這個“總監”是誰？他就是羅馬教皇。
為了表達對神職人員的尊敬和喜愛，人們也會把主教稱作“神父”或“聖父”，羅馬教皇也不例外。然而，隨着幾個世紀以來羅馬統治的加深，“聖父”一詞漸漸變成了羅馬大主教的專屬。在人們心目中，“聖父”即教皇，就算不加以補充，也絕對不會被錯認成是君士坦丁堡或迦太基教區的主教。這很正常，就像現在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總統”一詞時，就算沒有加上“美國”作為限定，也明白這裏指的就是政府首腦，不會因為“總統”一詞具有多種含義，而將此曲解成賓夕法尼亞的鐵路局局長、哈佛大學校長或國際聯盟主席。
公元258年，“教皇”這個稱呼第一次出現在正式公文里。那時羅馬還是強盛的帝都，主教的勢力在皇帝眼中完全不值一提。但自此往後三百年，羅馬的君主卻屢受外憂內患的威脅，不得不着手尋找更為安全的家園。最後，他們在國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城市之名來源於傳說中的英雄拜扎斯，據說特洛伊戰爭結束不久，拜扎斯曾經在此登陸，於是後人把此地命名為拜占庭。拜占庭佔據了亞歐大陸間的水道，扼守從黑海到地中海的貿易要道，掌控着世界數一數二的商業中心，雅典人和斯巴達人曾為之拼殺不休。
拜占庭在亞歷山大時代以前一直是獨立自主的地區，後來被馬其頓吞併，再後來被羅馬接收，成為其行省之一。經過1000多年的發展和財富累積，拜占庭的金角灣128雲集了來自上百個國家的船隻，它也因此被選為新的帝國中心。這對原帝都的居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靂。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曾經輝煌的皇宮日漸凋零，政府機關陸續遷移到博斯普魯斯海峽之濱，自己的處境一日不如一日，任西歌特人、汪達爾人129和其他奇奇怪怪的野蠻人擺佈，最後甚至要遵照千里之外的法律行事。
耐人尋味的是，歷史長河中的任何事情都是此消彼長的。皇帝走了，留下來的教皇就成為了都城裏最威名顯赫的人。想來也是，作為常被壓制的神職人員，怎麼可能輕易放過這樣千載難逢的時機？他們像精明能幹的政治家一樣，利用教會的影響與聲望，吸引了大量意大利的博學之才。他們儼然把自己視作永恆信念的代表，因此不用操之過急，以免忙中出錯，得不償失。他們一步一步，潛移默化，然後看準機會，出其不意。神職人員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一個目的，他們也只會向這個目標堅忍不拔地前進，那就是宣揚上帝的榮光，使上帝意志的凡世代表——教會，擁有更強大的力量。從歷史上來看，他們當時的努力確實卓有成效。
在野蠻部落橫掃歐洲大陸時，所有一切——不管是帝國的圍牆還是千百個像古巴比倫平原般歷史悠久的體制，都在風捲殘雲般的衝擊下玉石俱焚，煙消雲散；只有教會始終堅如磐石，在各個時代，尤其是中世紀，猶如中流砥柱，力挽狂瀾。
教會雖然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但卻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基督教徒原是布衣白丁，後來卻榮登廟堂之上；基督教原以抗議政府起家，後來卻因“聖父”自命能通神，每個凡人都不得不無條件地服從他的話語；而原先帶有濃重變革色彩的教義，也在100年的發展過程中，變成了神權政治的工具。與此相比，古老的猶太國似乎更溫和自由，居民們的生活也更無憂無慮。
基督教的改變既符合邏輯又不可避免，下面請容我逐一說明。
大多數去羅馬旅遊的人都會去參觀羅馬斗獸場。在那飽經風霜的圍牆裏，人們可以看到一片聖地，數千名基督教徒曾經在這裏倒下，成為羅馬專制的犧牲品。雖然那確實是對新信仰追隨者的迫害，但實質上卻與宗教的橫蠻無關。這些迫害全是出於政治原因。基督教作為一個宗教行會，本應也可以在羅馬大地上享受最廣泛的自由。但當某些基督徒公開宣稱自己因為宗教信仰而不肯服兵役，或在國家受到外國侵略時還吹噓什麼和平主義，甚至不分場合地公然詆毀自己國家的法律時，他們就已不只是基督教徒了，他們成了國家的敵人，自然得以死謝罪。基督徒認為自己是遵照神聖的教義行事，也嘗試着闡述自己的道德本質，但政府的執法人員只覺得一頭霧水，難以理解。羅馬的法官到底不過是一介凡夫俗子，聽着那些家長里短的雞毛蒜皮之事，他也覺得十分無趣。長年的經驗告訴他，面對神學爭論法官應立場超然，況且皇帝也經常在敕令中告誡公職人員，對付新教派要老練圓滑，於是，他試圖以理服人。可當全部爭論都指向原則問題之時，情況就變得像秀才遇上兵一樣。結果，長官們不得不面臨這樣的決斷：是以國家賦予的權力判犯人無罪釋放，還是為維護法律的尊嚴對犯人實施嚴刑峻法？不巧的是，監禁和折磨對基督徒完全沒有震懾力，因為他們堅信死亡是永生的開始，只有離開這個邪惡的凡世才能享受天國的歡喜。於是，基督徒與政府當局之間痛苦而漫長的游擊戰爆發了。我們沒有具體的受害者數據，但從公元3世紀奧利金130神父的話中可以看出些端倪。他家裏的幾個親戚在亞歷山大城遭到迫害並被殺死。按照他的說法，“真正為宗教殉道的基督教徒其實有據可查”。另一方面，我們也不禁好奇，基督教既然屢遭迫害，又怎麼能存續下來？尤其在研究基督教聖賢生平時，每一頁故事都是那樣的鮮血淋漓。
其實，無論我給出什麼樣的數據，都有可能被指控為居心叵測的騙子，所以我無意多說，且留讀者自行斟酌。大家只要回顧一下羅馬皇帝德西烏斯131在公元249年到251年，以及瓦萊里安132在公元253年到260年的統治，便能較為清晰地看到在迫害最猖獗之時羅馬專制的本質。
話說回來，就連睿智開明如馬可·奧勒留133皇帝都不得不承認自己在處理基督徒問題上的無能，那麼身在邊遠小區的芝麻小官所面臨的困難就更可想而知了。基督徒不能也不願意服從帝國為保全自身而制定的幾項原則性法令，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官員們要麼昧着良心背棄自己的就職誓詞，要麼只能處死恰好也是基督徒的親朋好友。與此同時，基督徒完全不被異教徒的假意關懷與勸說所迷惑，繼續穩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公元4世紀後期，羅馬皇帝格拉提安134應元老院裏基督徒的要求，把會傷害到基督徒感情的異教徒塑像搬走。一令之下，在凱撒大帝所建立的宮殿裏矗立已逾400年之久的勝利女神像從此遠走他鄉。雖然也有幾個元老表示不滿，但始終無補於事，甚至還有人因此慘遭流放。這時，遠近聞名的愛國者敘馬庫斯135馬上揮筆寫下一函，給政府呈上折衷方案。
他問道：“為什麼異教徒和基督徒不能和平相處呢？說到底，我們都是世間的過客，居住在同一片大地上，仰望着同樣的星空。由每個人自己選擇通往最終真理的道路又有什麼關係？生命就是一道解不完的謎題，答案永遠沒有唯一。”
當然他並不是唯一一個深知這個道理，並且發現古羅馬傳統開明的宗教政策正在受到威脅的人。在勝利女神被搬離羅馬之時，拜占庭的兩個基督教派別之間爆發了激烈的內訌，並且引發了以寬容為題的最為博學深刻的討論。此次討論由哲學家瑟米斯蒂厄斯（Themistius）發起，他是一個作家，同時對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誠不渝。可當瓦倫斯136皇帝在正統與非正統基督徒論戰中偏袒一方時，他清醒地發現，必須讓皇帝重新意識到自己真正的職責。
他說：“在美德之國里，任何統治者都休想在那裏施展權威，更別說要控制宗教自由。壓迫與強制只能帶來建立在欺騙之上的偽善與皈依。因此，統治者還是應該對一切信仰加以寬容，從而防止公眾衝突。況且，寬容乃神聖之道，多種信仰共存也是上帝樂見的發展。上帝自有方法辨明人類對理解天機的渴望，也欣賞人類向他展現的形形色色的崇拜。他既喜歡基督徒的禮儀，也喜歡來自希臘人或埃及人的祭品。”
這確實是金玉良言，可惜卻沒人願聽。
古代世界連同它的思想和理想都已經過時了，任何企圖顛覆歷史的行為都註定失敗。生活在不斷進步，進步則意味着磨難。舊有的社會秩序迅速土崩瓦解。唯利是圖的軍隊受雇於外國勢力，屢屢在邊境發動叛亂，使英格蘭和其他邊沿地區相繼落入蠻族之手。
在最後的災難爆發時，數世紀以來一直把從事國家公職當作發揮才能最佳機會的年青人發現，除了投向教會才能獲得晉陞外已無路可走。身為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僭越地方總督的權力；身為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投入研究神學就能獲得讀者的廣泛關注；身為基督教外交官，只要願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庭里為羅馬教皇護航，或願意冒險到高盧或斯堪的納維亞博得部落酋長們的好感，就可以步步高升；而要是有幸成為基督財務大臣，還可以掌管那一片滿地黃金的領地，就像拉特蘭宮曾經的擁有者一樣，成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
我們在過去5年裏已經看多了類似的事情，譬如說1914年之前，野心勃勃的歐洲年青人不想從事手工勞作，都只想在政府部門或海陸兩軍謀得一官半職。他們中的某些人把持法庭要職，掌管財政，還有些在殖民地當總督或軍事司令。他們不奢望富可敵國，只求身上的官銜能賦予他們巨大的社會威望，再通過自己的聰明勤奮及誠實專註的工作，贏得美滿且備受尊敬的晚年生活。後來，戰爭把舊社會封建結構的殘渣餘孽蕩滌殆凈，下層階級因此掌握了政權。從前的官員有些已經年邁，雖然無法改變以往的生活方式，但好歹可以變賣自己的勳章，又享受了好幾年後才死去。而那些剛剛涉世的，儘管不適應也不得不順應潮流。雖然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使他們對生意場上的事不屑一顧，但是眼前的選擇只剩兩個，辦公室或者貧民窟。願意為信念餓肚皮的人畢竟不多，動亂后沒過幾年，大多數政府要員和軍官們都不情不願地開始下海。要知道十年前，他們對經商甚至沒有一丁點概念。由於這些人家裏世代從事行政工作，對人事的管理可謂駕輕就熟，所以在新的職業生涯里他們遇到的困難較少，也比預期獲得更多的富足與歡樂。
回到前題，現代年輕人對商業的定位，就如同對待1600年前的教會。當時的年輕人總是把自己視作赫拉克勒斯，或羅慕路斯137，或特洛伊戰爭英雄的後裔，想要他們服從於一個來自農奴家庭的樸實牧師並不容易。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出身低微的牧師可以給予這些年輕人夢寐以求的東西。因此，只要雙方都足夠的聰明，就不難發現對方的優點，從而和睦相處，各取所需。這也是歷史發展中又一條奇妙的規律：表面差別越大，本質越是一致。
自人類社會形成之日起就衍生了一條不可避免的法則：少數的精英統治着大部分的平民。精英一方代表着力量和管理，平民一方則代表着軟弱和屈從。根據時代的不同，他們也有各自對應的命名，例如：君主集權與民主制，國王與奴隸，教徒與農民，騎士與無產階級。這條操縱人類發展的神秘法則無論在哪個國度，實行起來都異曲同工，絲毫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同時，它的表現形式千奇百怪：或高呼人道關懷，或鼓吹忠於上帝，或以謙卑的姿態說著要造福大眾的渴望。但這只是它拙劣的偽裝，用以掩蓋其中最嚴酷的真理：生存乃人類第一要義。我們都知道，人類只是哺乳動物中的一員，但有些人不願意承認這樣的事實，甚至對這樣的論調十分反感。他們說這是“憤世嫉俗”“實利主義”。他們一直把歷史當成動聽的神話故事，但事實並非如此。歷史其實就是一門科學，與別的事物一樣會受到自然法則的制約。這些人要是連這個都抵觸，說不定還會質疑九九乘法表或平行線定理。
從這一點出發，我奉勸他們還是應該順勢而行。因為只有這樣，歷史才能真正有利於人類，不至於淪為那些利用種族偏見、部落蠻橫和平民無知來謀利的人手中的工具。若有誰懷疑我的說法，不妨回顧一下我寫在前面幾章的橫跨幾個世紀的歷史；也不妨仔細研究一下公元4世紀前那些著名的教會頭目的生平。無一例外的，他們都出身於古老的異教徒社會，都在希臘哲學校園裏接受過教育，後來也都一樣在不得不選擇職業時轉向基督教會。當然其中有些是真的受了新信仰的吸引，誠心誠意地接納基督的教義，但更多的卻是以晉陞為目的，把自己對皇帝的忠誠捧至天父的手中。幸好教會也通情達理，它不會過分細究人們突然信奉基督教的動機，反而會認真地為每個人安排前途。嚮往凡俗利益的，教會便提供機會使之在政界和商界大顯身手；嚮往潛心修道的，教會便利用一切資源使之逃離擁擠不堪的城市，去追尋對他們的靈魂永安而言至關重要的個人聖境。
逃離罪惡的世界
一開始，這種侍奉上帝，深思冥想的生活顯得十分愜意。在教會建立初的幾個世紀裏，對遠離權力中心的信徒只有簡單的約束。但當教會獨立於帝國成為了世界主宰和強大的政治組織，又在意大利、法國和非洲等地擁有大片領地后，世外桃源般的隱居生活便一去不返。善男信女們十分懷念過去致力於慈善和禱告的“好日子”，因為他們覺得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應該做的事情。於是，為了追求心靈上的幸福，他們開始使用一些人為的方法創造條件，讓以往美好的局面重現。
這場為爭取修道院式隱居生活而發起的運動起源於中東，對之後1000年的政治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教會也因此而裝備了一支忠誠有力的突擊隊，用以隨時鎮壓異教徒和教會叛徒。當然，這個結果是意料之中的。
位於地中海東岸的國家擁有古老的文明，但社會發展卻屢遭瓶頸，使人民不得不為生活殫精竭慮。自尼羅河河谷初有人類定居之日起，單在埃及就有數十種自成一派的文明此起彼伏，以不同的方式循環往複。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間的平原地帶。古老寺廟和宮殿的廢墟數以千計，比比皆是，彷彿在嘲笑着人類生活的空虛和人類努力的毫無意義。也許歐洲的年輕人會接納基督教，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代表了一種對生活的渴望，一種能使人類重新煥發出精力與熱情的期盼。然而，在埃及和敘利亞，人們對自己的宗教生活有着不一樣的看法。對他們來說，宗教能幫助他們擺脫生活中的詛咒，迎來盼望已久的解脫。懷抱着對永生幸福的嚮往，他們逃離回憶中白骨皚皚的停屍場，躲進沙漠，只與悲傷和上帝做伴，不再理會塵世的喧囂。出於某些難以解釋的原因，改革似乎對士兵有着特殊的號召力。也許是因為他們較常人更直接地看到了文明野蠻恐怖的一面，也許是因為他們深知沒有規矩則不成方圓的道理。為教會而戰的勇士中，最厲害的要數查理五世軍中的一名上尉。他曾在君士坦丁大帝御前當過列兵，也是第一個把修道者組織起來並建成團體的人。他是埃及人，名字叫帕科繆138。帕科繆在服完兵役后，加入到由同是埃及人的聖安東尼139所領導的一小撮隱修者當中，遠離城市，與沙漠中的豺狼和平共處。然而，“獨修”的生活容易引起精神上的走火入魔，導致部分修道者做出過激的舉動，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頂上或鑽進陰森的墳墓里打坐。這樣的事情在異教徒聽來十分可笑，但對於真正虔誠的基督信徒來說卻只覺得悲哀。有鑒於此，帕科繆決定把修道運動建立在一個更為實際的基礎上。也正因為這樣，他成為了宗教秩序的奠基人。
從那時起（公元4世紀中葉），居住在一起的修士們都得服從同一個長官的命令。他就是團修組織的“最高統領”，對不同的修道院院長有任命權。他們把林立的修道院視作上帝在凡世的堡壘。在帕科繆於公元346年去世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亞歷山大城主教阿塔納修140從埃及帶到羅馬。於是成千上萬的人開始藉機逃離罪孽深重，慾壑難填的現實世界。不過歐洲的氣候和歐洲人的本性使帕科繆不得不稍稍修改團修組織的藍圖。首先，在冰天雪地的歐洲，饑寒交迫的滋味可不像在尼羅河河谷時那樣容易忍受；其次，中東思想中用來表現上帝神聖的泥土和其他“邋遢之物”非但不能給予歐洲人啟迪，反而會使他們感到噁心。當時，有些意大利人和法國人不禁會反思：“早期教會為了做善事那樣的奮不顧身，最後又得到了什麼呢？難道憑這幾千個宗教狂熱分子在深山老林中的禁慾苦修，就能使寡婦、孤兒和病人從中受益？”
西方人的實用思維促使修道院體系變得更為合理，而這要歸功於一位住在亞平寧半島上的努爾西亞人。他的名字是本狄尼克，世稱聖本篤141。年少時，他被父母送去羅馬求學，后因痛感這座城市的荒淫無度，逃到阿布魯齊142的蘇比亞科村（Subiaco），躲進一座屬於尼祿時代，如今卻破敗不堪的古老行宮裏。
在那兒，他與世隔絕地隱居了三年。其間，他的美名傳遍鄉間，而其他隱修者聽說后也蜂擁而至，人數之多，幾乎可以組建十幾座修道院。於是本狄尼克離開窯洞，成為歐洲修道院規章的制定者。從他制定的章程中隱約還可看到羅馬血統之人所特有的痕迹。修道院裏的僧侶必須發誓遵守他所立下的規矩，且不能遊手好閒，每天除了侍奉上帝和冥思祈禱外，還要到田野里耕耘。有因年紀太大無法下田的，也必須盡心教導年輕修士，使之成為合格的基督徒和於社會有益的公民。這些教育者們兢兢業業，孜孜不倦，使本篤會修道院的教育一枝獨秀達千年之久，甚至在中世紀大部分時間裏一直都是才能超群的青年求學的首選。作為回報，負責教育的僧侶們得到了體面的衣服，豐富可口的食物，整潔乾爽的床鋪，在別人忙於勞動或禱告之際，他們還能多睡上兩三個小時。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這樣的規定最重要的改變在於，僧侶不再是一味逃離現實世界和社會義務，只為靈魂永生做準備的凡夫俗子，他們是上帝的僕人，因此必須要咬牙挺過漫長而痛苦的試煉期，使自己尊貴的身份變得名副其實，繼而在傳播上帝榮耀和天國樂土的過程中，發揮出直接積極的作用。
針對歐洲不信教的人們所進行的初步傳教工作已基本完成。不過，要想鞏固信徒們的成果，就必須得到當地居民和市政官員們有組織的支持。於是僧侶們扛起鐵鍬，拿起斧頭，捧着經書，遠至德國、斯堪的納維亞、俄國和冰島等不毛之地，在那裏耕耘、收穫、佈道、辦學，第一次為遙遠的土地帶來了大多數人只能道聽途說的文明之音。
教會的最高執行首腦——羅馬教皇正是用這種方法激發起人類各式各樣的精神力量的。
務實主義者可以得到諸多機會名揚天下，正如理想主義者可以在靜靜的叢林中坐擁晚霞。只要你是基督徒，你的努力就必定有回報。這樣的力量，積累起來甚至大到連皇帝和國王都無法忽視，否則就江山不保。
基督教取得最終勝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而它也證明了基督教的勝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的，只是宗教狂熱在瞬間爆發的結果。
對基督教徒最後的迫害發生在戴克里先143皇帝時代。奇怪的是，在一群靠禁衛軍之力上位的皇帝中，戴克里先本不是最差的一個，可他卻飽受人類學家的非議。其實，他只是對基礎經濟概念一竅不通而已。戴克里先發現自己的帝國正在四分五裂，他一生戎馬，堅信羅馬致命的弱點正是它的軍事體制。因為按照規定，郊區的邊防任務必須由當地士兵執行，可這些士兵早已鬥志盡失，如今不過是一介悠閑自得的農民，把白菜胡蘿蔔賣給那些理應遠遠拒於國境之外的蠻族。
戴克里先無法改變祖宗留下來的古老制度，為解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由年輕戰士組成的新型野戰軍，就算有外族入侵，也能迅速在數周內趕至帝國的任何角落。這個主意倒是不錯，只是所有的軍事改革都有一樣的通病，那就是花銷十分龐大，需要額外徵稅以填補落差。老百姓的群情激憤可想而知，他們已經家徒四壁，再要加稅的話，就活不下去了。皇帝陛下對臣民的不理解感到痛心，於是乾脆把生殺大權交給稅官，但還是得不到預期的收益。因為百姓們辛苦勞作了一年，到頭來卻一貧如洗，於是他們都灰心喪氣地丟棄一切，蜂擁至城裏乞討。面對這種情形，皇帝一不做二不休，又頒佈了一條法令，從即日起，所有商界、政界、手工業界的職位都必須世襲。也就是說，不管你願不願意，官員的兒子就要做官，麵包師傅的小孩即便有音樂天賦也只能繼續與麵粉打交道，水手的兒子即便一上船就暈也得在甲板上漂泊一生。打零工的雖然沒有固定職業的要求，卻至死不得離開出生地一步，與一般奴隸無異。由此可見，當時羅馬的統治已經變成了中東式的專制主義。
戴克里先的做法固然不對，但作為一名自信心極強的統治者，他不可能也不願意容忍一小部分人只隨着自己的喜惡去遵守或反對國家法令，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已岌岌可危之時，這些基督徒竟還只知在皇權的庇護下作壁上觀。
早期基督徒從未留下過什麼著作，因為他們的教義說世界有可能在下一刻就灰飛煙滅，既然再優美的文學作品也不可能敵過十年光陰，甚至一下子就會被天火焚盡，為什麼還要浪費精力呢？可惜，他們的預言沒有變成現實，在一百年漫長的等待中，基督的故事被添枝加葉地口口相傳，大部分情節已經改頭換面，使虔誠的信徒們無所適從。於是，他們決定把耶穌的傳說和聖徒們的信件原稿編寫成卷，這就是《新約》。
七山之城
《新約》中有一個章節叫《啟示錄》，其中描寫了“七山之城”的概況以及關於它未來的預言。這個“七山之城”自羅慕路斯時代起便是羅馬的別稱，但書寫這個章節的匿名作者卻硬要把它說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倫城。政府官員們當然不可能輕易被糊弄過去，尤其那作者還用“娼妓的家鄉”“世界的萬惡之源”等諸多不敬之詞形容書中的城市，甚至說那裏到處都沾有聖人和烈士的鮮血，是所有魔鬼和惡靈的棲身之地。
這些大逆不道的言論可以解釋成是宗教狂熱的胡言亂語——也許他不過是想起50年來死於迫害的同伴們，一時怒急攻心，有感而發而已。但問題是，宣讀這些字句也是教會莊嚴的禮拜儀式之一，誦讀的聲音每周都會在基督徒的聚會中響起。從旁觀者角度來看，這無疑代表着基督徒對羅馬城的痛心疾首。當然，我並非要質疑基督徒的想法及其合理性，只是覺得人們不能因為戴克里先沒有產生同樣的共鳴而責備他。而且，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因為基督徒的關係，羅馬人對一個之前聞所未聞的名詞越來越熟悉，那就是“異教徒”。一開始，“異教徒”只用來代指那些選擇相信別的某些“教派”或“行會”的人，但漸漸地，它的意思擴大到，只要沒有按照教會權威規定信仰“正確合理，真實正統”之教義的，都是“異教徒”，都是聖徒口中“異端謬誤，虛假錯誤”的人。表面上，當時的羅馬人就算信仰舊神也不會遭到迫害，但實際上，他們已被隔離在基督教徒的世界之外，更別說想要傳播自己的信仰了。同時，基督徒還在《新約》裏公然詆毀羅馬皇帝，說“信奉異端邪說最是可惡，猶如通姦、猥褻、淫蕩、崇拜偶像、濫用巫術、憤怒、爭鬥、兇殺、叛亂和酗酒，簡直令人髮指”。《啟示錄》裏多的是比這更粗俗的批評，但基於禮貌，我們就點到為止吧。
所有這些引發了摩擦和誤解，繼而形成迫害。又一次，羅馬的監獄裏塞滿了基督囚徒；又一次，大量基督徒在劊子手的刀下血流成河，然而結果還是一無所獲。最後，戴克里先在絕望中放棄了皇位，退隱至位於達爾馬提亞海岸144附近的家鄉索羅那145，專心致志地在自家後院從事起更有趣的消遣——種植捲心菜。
他的繼承人上任后，發現無法單以武力剷除基督教，於是便挖空心思地想通過收買討好，贏得敵人的好感。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首次以官方名義承認了基督教會的合法性。
君士坦丁大帝
如果說要從皇帝、國王、教皇、總統、市長或其他享有高位的頭目中，評選出“最具歷史影響力的人物”，那上述的這位君士坦丁大帝便值得我們仔細研究。這個野蠻的塞爾維亞人揮舞着長矛，活躍在從英格蘭的約克郡146到博斯普魯斯海峽147那邊的拜占庭的各個歐洲戰場上。他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七歲的侄子和其他一些地位低賤的親戚，而在與畢生勁敵馬克森提烏斯148作戰時，為得到基督徒的支持，他開始信奉基督教，並因此博了個“摩西再世”的美名，甚至在亞美尼亞149和俄國的教廷里被奉為聖人。雖然他表面上侍奉上帝，內里卻是個不折不扣的野蠻人，還會用蒸煮過的祭祀用的羊內臟卜算未來。然而這些行為都被無視了，原因就是他頒佈了《米蘭敕令》，保證了“可敬”的基督臣民擁有“自由表達思想及集會”的權利。
就像我在之前章節提到的，4世紀初葉的教會頭目都是很現實的政治家，他們費盡心思，終於讓皇帝簽下這樣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法令，使基督教從弱小的行會一躍成為國教。然而，成功的背後卻有着不為人知的齷齪交易，主教們知道，君士坦丁大帝的後裔也知道。儘管他們舌燦蓮花地想把事情圓過去，但事實就是事實。內斯特主教曾對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150說道：“交給我吧，強大的統治者，把教會的敵人交給我，我給你天堂。和我一起，把反對我們教義的人打倒，我們也將和你一起，消滅你的敵人。”
在過去2000年裏，帝國和教會類似的交易不勝枚舉。但只有這一次，這絕無僅有的一次，使基督教從此大權在握，所向披靡。
第五章囚禁
在有關古代世界的一切行將消逝之際，一位傑出的人物在歷史舞台上粉墨登場。雖然他的英年早逝令人遺憾，但他的一生無愧於“聖徒”的稱號。他就是生於公元331年，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尤利安151皇帝。公元337年，著名的君士坦丁大帝駕崩，他的三個兒子立馬像餓狼般撲到皇權的爭奪上。為了不讓別人有機可乘，他們下令殺死了住在首都及周邊的皇親，尤利安的父親也未能幸免於難。可憐他早年才喪母，現在又喪父，六歲便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幸好，他還有一個異母兄長分擔他的痛苦，雖然兄長體弱多病，但好歹兩個小孩從小一起生活一起學習。他們的老師是待人和睦友善，為人卻庸庸碌碌的優西比烏斯152主教，他們接受的教育大多是信仰基督的好處。後來，他們長大了，為免樹大招風，大家決定把他們送到更遠一點的小亞細亞村莊去。在那裏，生活雖然索然無趣，但在與當地樸實的卡帕多西亞人接觸的過程中，尤利安學習到更多的知識，知道了更多有關祖先信仰的天神的故事。孩子們在村莊裏根本不可能掌管什麼要職，所以當尤利安說想專心做學問時，皇帝沒問什麼就同意了。
他首先來到了尼科米底亞153，世界上少數幾個還在繼續教授古希臘哲學的地方之一。漸漸地，他的腦袋裏裝滿了文學和科學的奧秘，沒有地方能夠容納他從優西比烏斯主教那兒學到的東西了。接着，他獲准到了雅典，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呆過的聖地繼續進修。然而此時他的異母兄長卻突然被暗殺了，原因是君士坦丁大帝唯一還在世的兒子君士坦提烏斯二世154“突然”意識到，尤利安這個少年哲學家和他的兄長，是他僅存的兩位男性皇親。尤利安的兄長死後，皇帝親切地邀請尤利安回宮，還把自己的妹妹海倫娜許配給他，然後把他丟到高盧的前線上，讓他帶兵抵禦蠻族的入侵。事實證明，尤利安從希臘老師身上學到了比動嘴皮子更實用的知識。公元357年，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155擊退了一直蹂躪着法國的阿勒曼尼人156，接着巧用計謀，把從默茲河157到萊茵河的大片領土划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戰後，尤利安住進巴黎，把喜愛的作家的書收集起來塞滿自己的私人圖書館。儘管他平時不苟言笑，這次也不禁喜形於色。
勝利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首都，皇帝卻沒有因此而感到歡欣鼓舞；相反，他們制定了周密的計劃，意圖剷除這個皇位的競爭對手——誰叫他這樣出風頭？！
這時，尤利安在軍中的崇高威望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士兵們一聽說皇帝表面上客氣地宣尤利安總司令回城，實際是想置他於死地時馬上義憤填膺。他們果斷地闖入尤利安的宮殿，擁立他為王，並宣稱要是尤利安不“就範”，他們就先下手為強殺死他。
尤利安不笨，他當然明白士兵們的意思，於是借勢欣然稱帝。
利用羅馬一直保存良好的道路條件，尤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搶先把部隊從法國中部開到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當他準備攻進首都時，消息傳來——他的堂兄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歸天了。
就這樣，基督教眼中的異教徒又一次統治了整個西方世界。
荒廢的寺廟
說來也奇怪，尤利安明明如此睿智，卻也相信過去消失的東西能藉助某種力量重現於世。為了回到伯里克利時代，重建雅典衛城的廢墟；為了復蘇雅典當年的風氣，讓人們住進荒蕪的學園，讓教授穿上過時的長袍，讓彼此用5世紀前就消失的語言交流。這怎麼可能？然而這正是尤利安力圖達到的目的。在他執政的短短兩年裏，尤利安致力於重新建立希臘時期的古老科學，卻被他的臣民嗤之以鼻；他想重新喚起人們研究世界的熱情，目不識丁的僧人卻說所有值得了解的東西都已被概括在基督教的聖書里，無意義的學習和調查只會導致信任缺失，罪孽徒增；他想重新塑造人們對生活的嚮往，人們卻只關心那些奇怪的鬼神辛秘。就算是比尤利安皇帝意志堅定的統治者，也難免會因四面楚歌而被逼入絕境。有一段時間，他甚至乞求祖先顯靈，賜予他指引。安提俄克的基督暴徒把石子和泥土丟向他，愚蠢的僧侶企圖激怒他，好把自己變成宗教逼迫的受害者，然而，皇帝卻遲遲不肯下狠手，只一再告誡手下的官員：“不要造成任何犧牲。”
公元363年，一支慈悲的波斯之箭158結束了這場奇怪的拉扯。對於古代歷史上最後也是最偉大的異教徒統治者來說，這未必不是最好的結局。如果他活得再長久一些，如果他對宗教的寬容繼續遭遇基督徒的挑戰，如果他內心對愚蠢之人的厭惡不斷累加，那他也許終將變成當時最專制蠻橫之人。因為重傷躺在病床上的他如今只會覺得慶幸，在自己的統治下，沒有一個人因為與他意見相左而被處死。可惜，他的基督臣民們卻以永恆的仇視報答他的仁慈。他們大肆散播謠言，說皇帝是被麾下一名基督徒軍團的士兵殺死的；接着又以精心炮製的讚詞歌頌兇手；最後甚至驕傲地談起尤利安在臨終前是怎樣承認了自己的失敗，又是怎麼拜服在基督的權力之下。為了誹謗這位一生勤儉克行，全心全意為臣民謀取幸福的正人君子，基督教徒們可謂挖空了心思，幾乎把能想到的貶義詞用了個乾淨。
尤利安皇帝才入土為安，基督教的主教們便迫不及待地自封為帝國名副其實的統治者，開始掃蕩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各個角落，摧毀一切反對勢力。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159兩兄弟在執政的公元364年至378年間通過了一項法令，規定禁止任何羅馬人為舊神進行牲畜祭祀。這無異於是斷了異教祭司的生計，逼他們不得不另謀出路。其實這樣的禁令也還算是輕的，狄奧多西一世頒佈的法律不但要求所有臣民接受基督教的教義，還把基督教的形式限制在天主教普世宗教160上。他們把自己標榜為天主教的庇護者，幫助大主教們壟斷人民的精神世界。
異見者
根據法律，所有堅持“錯誤觀點”的人，所有堅持“異端邪說”的人，所有還繼續信仰“可恥的異教教義”之人，都會被扣上不遵守規定的罪名，或被流放或被處以極刑。從那以後，舊世界越來越快地走向最終的滅亡。在意大利、高盧、西班牙和英格蘭，異教徒的寺院不是被工匠們拆成石塊，用來建造新的橋樑、街巷、城牆和水道，就是被基督徒們佔領並重建成聚集的會場。從共和國建立時便陸續矗立在寺院裏的成千上萬座金銀神像，或被沒收或被偷盜，少量殘存的也慘遭破壞，不復當年光鮮。600多年來，亞歷山大城的塞拉皮雍神廟161深受希臘人、羅馬人和埃及人崇拜，如今卻被夷為平地。雖然自亞歷山大大帝時代起就聞名於世的大學仍留在故地，也繼續為來自地中海各個角落的學生教授和講解古代哲學思想，但基督教徒始終不肯放棄對它的攻擊。亞歷山大城的主教雖沒有下令關閉學園，卻允許教區里僧侶們隨意行事。他們闖入教室，以私刑處死了最後一位柏拉圖學派的老師希帕提婭162，將她大卸八塊，還嬉笑着讓流浪狗搶食她的屍體。
羅馬的情形更糟。基督僧侶們關閉了朱庇特神廟，把古羅馬信仰的經典《西拉比預言書》（Sibyllinebooks）付之一炬，使整個首都變成一片廢墟。在高盧，當權的圖爾市163的主教宣佈羅馬舊神是基督教義中魔鬼的前身，所以舊神的宮殿必須全數消失。至於一些邊遠的鄉下，有時村民們會奮起保護祖先及自己世代敬畏的天神，但這很快便會引來軍隊的鎮壓，他們用戰斧和絞架替教會平息“撒旦的叛亂”。對希臘的破壞倒是比別的地方來得更緩慢些，但也始終熬不過公元394年。當時，無間斷地延續了1170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被視作對基督教的不敬而被禁止。整個希臘核心精神的體現尚且如此，就更別提其他活動和儀式了。接着，希臘的哲學家們被驅逐出境。查士丁尼皇帝一聲令下，不但關閉了雅典學院，沒收了學院的財政，還把學院最後七位教授驅逐出境，使之不得不逃往波斯。幸好波斯國王庫思老一世164友好地接待了他們，讓他們過上了世外桃源式的晚年生活，閑暇之餘還可以玩一玩新穎神奇的印度遊戲——國際象棋。
到了公元5世紀前期，克里索斯托主教165毫不誇張地宣稱，古代作者和古代哲學家所寫的書已全部被銷毀，一本不剩。而西塞羅、蘇格拉底、維吉爾166、荷馬以及被無數虔誠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數學家、天文學家的著作也只能相繼被束之高閣，要再過六百年才有機會重見光明。在那之前，人們只能任由神學家的擺佈，戰戰兢兢地對待文學藝術。
新世界帝國
這樣一邊倒可不是好現象。基督教雖然戰勝了異教徒，卻沒能擺脫困境。想要制服一心想力保祖宗舊神的高盧和盧西塔尼亞167百姓還是容易的，畢竟律法都是站在基督徒這一邊。麻煩的是，亞歷山大城的兩大主教——阿里烏斯168和死對頭阿塔納修就上帝基督的真實身份意見不一。於是，東哥特人、阿勒曼人和朗戈巴第人169因為各有偏幫而爭得面紅耳赤；朗戈巴第人和法蘭克人在“基督與上帝是否身份一致，或只是背景相似”的問題上，吵得不可開交；汪達爾人和撒克遜人為了證明涅斯托耳170口中的“聖母瑪利亞”是“基督的母親”還是“上帝的母親”而劍拔弩張；勃艮第人171和弗里斯蘭人172對“耶穌是否擁有半人半神二重性”一事各執己見，幾乎撕破了臉。這些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野蠻人雖然曲解了基督教義，卻依然是教會最堅定的朋友和支持者，所以不能依一般戒律將他們革出教會，也不能用地獄之火加以恫嚇，只能本着仁愛和獻身精神，把他們引回正道，教他們明確教旨，真正地認識到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後來，人們對信仰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於是便促成了著名的普教會議173，也稱大公會議。該會議自公元4世紀中葉起不定時召開，旨在決定哪些教義對，哪些教義錯；哪些是金石名言，哪些是異端邪說。
公元325年，第一屆大公會議於尼西亞174一個離特洛伊不遠的小鎮上召開。第二次的會議時間是56年後，地點改成了君士坦丁堡。公元431年，第三次會議在以弗所舉行。隨後，會議的地點連續幾年定在卡爾西頓175，又有兩年定在君士坦丁堡，接着又回到尼西亞，最後一次則是公元869年，在君士坦丁堡。
競相匹敵的監獄
公元869年後，會議改為在羅馬或任何一個教皇指定的歐洲城市舉行。而從公元4世紀起，人們便有了這樣的共識：羅馬皇帝雖有權決定會議召開之地，但首先，他必須高度重視權傾天下的羅馬教皇所給出的建議；其次，他需要為忠誠的主教承擔所有的出行費用。我們無法得知是誰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亞會議，但之後的會議卻都是由教皇主持的，而且，會議上的決定若未得教皇或教皇代表的允許，就不具備效力。
有關君士坦丁堡的一切暫且說到這裏，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更為熟悉的西歐地區。
人們在“應該寬容還是應該專制”的問題上一直爭論不休，他們有人把寬容奉為人類的最高美德，也有人視之為道德觀念衰弱的表現。我並不想從理論角度談論這個問題，但卻不得不承認，這些出於教會支持者之口的爭論，日後竟成為了殘酷鎮壓異教徒的依據。他們聲稱，教會就是一個組織，跟村莊、部落和城堡等有着一樣的本質，得有一名總司令，一套所有成員都必須遵守的、明確的規定和細則。宣誓效忠教會的人就等於宣誓尊敬總司令並服從規定。如有違者，必自食其果，或受懲罰或被革除。
乍一聽，這很合理。像現在，如果某個牧師突然不再信仰浸信會176了，他可以改而信仰衛理公會177；或者有一天，因為某個原因，他也不再信仰衛理公會了，他還可以改信一神教178、天主教、猶太教、甚至印度教或土耳其伊斯蘭教。世界那麼大，選擇那麼多，除了家人沒有誰能阻止他探索的步伐——尤其在這樣一個輪船、火車和無限商機遍佈的時代。然而公元5世紀的世界卻沒有那麼簡單，羅馬教皇的勢力和影響無處不在。異教徒為躲避迫害可以遠走波斯或印度，但旅途跋山涉水，九死一生，遙遠的距離往往意味着下半生與妻女天各一方，永不相見。說到這裏，人們不禁會問，既然當時的人覺得自己對基督的理解是正確的，而且說服教會稍微修改一下教義也不過是時間問題，為什麼他們還會願意放棄信仰自由的權利呢？
這正問出了事情的關鍵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虔誠與否，都認為思想的價值是相對的，不存在絕對的唯一。若博學的神學家們企圖說明無法解釋的事情，並把上帝的存在歸納成一道公式，那就跟數學家們在未知數x的絕對值問題上爭執不休，結果把對方送上絞架一樣荒唐可笑。
令人遺憾的是，在當時，自以為是和獨斷專行竟成了世界的主流，雖然有人願意冒着生命危險，以“我們無從得知孰是孰非”為原因倡議寬容精神，但他們也只敢把警告字斟句酌地藏在拉丁文里，就連最聰明的讀者，也不一定能明白其中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