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寬容》（3）

PARTⅡ中世紀時期

就像古代高盧分為三大地區一樣，現代的偏狹，或者說不寬容，也有三大形成原因：懶惰、無知以及自私自利。

第六章生活的純潔

開篇第一句，請容我說一個與本書主旨有點關係的數學問題。拿一根繩子，如下圖繞成一圈：

圓圈的每條直徑都是相等的，即AB=CD=EF=GH，依此類推。但是，如果輕輕地拉動繩子兩端，圓圈馬上就變成了橢圓形，完美平衡不復存在，每條連線變得長短不一。AB和EF線大大縮短，而其他連線，尤其是CD線卻大大延長了。現在，把上面的數學問題套用到歷史上，為了闡述方便，我們不妨先假定：

AB代表政治

CD代表商貿

EF代表藝術

GH代表軍事

圖I表現的是完美的平衡，所有線段長短一致，就像政治、商業、藝術和軍事得到了同等的關注。

在圖II中，圓形已經發生了變化，商貿受到了特別的優待，卻犧牲了政治和藝術，只剩下軍事還有點見長。在圖III中，GH所代表的軍事成了最長的線段，其他方面都趨於消亡。

由此可見，上面幾幅圖所蘊含的核心，便是我們用來解答許多歷史問題的萬能鑰匙。帶着它，我們率先來到名為“希臘”的門前。

希臘在某段時間內確實達到了完美的平衡，但不久之後，愚蠢的政黨之爭一發不可收拾，加上長久內戰，國家的精力很快便被消耗殆盡。士兵們不再保家衛國，反而因為敵方一點雞毛蒜皮的恩惠，便被操縱着向自己的百姓倒戈相向。在那樣的情形下，商貿作為圓圈中最重要線段，從最初的步履維艱演變成完全走投無路，到最後，只能奔向遠方尋求更穩定的發展。商貿前腳才走，貧窮後腳便到，而貧窮的大軍一進城門，馬上就逼走了藝術和資金，使之或不再露面，或坐上最快的船隻以最快的速度逃離。漸漸地，理智與學識變成昂貴的奢侈品，就連學校也難以維持了：優秀的教師們紛紛奔向羅馬和亞歷山大城，只留下那些個二等貨色，靠着傳統和常規過活。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希臘境內“政治”的線段超出了比例，圓圈原本完美的平衡被打破，藝術、科學、哲學等全都化為烏有。

如果把同樣的理論應用到羅馬，你會發現，那條叫“政治權力”的特殊線段更是不斷延長，延長，慢慢地把其他線段都擠掉，最後，成就共和國榮耀的圓圈消失了，只剩下一條細細的直線，丈量着從成功到失敗的最短距離。

再舉一例，若把這個數學問題套用到中世紀教會的發展研究上，你會發現以下情況。一開始基督教徒極力保持行為準則的完美，但由於他們對現實不感興趣，也就難免會忽略了那條名叫“科學”的線段。世界在基督教徒們眼裏不過是通過天堂的必經之路，他們只想為最後的審判做好準備，醫藥、天文或物理之類的應用科學對他們來說自然不具吸引力。當然，還有一部分虔誠的基督教徒希望能儘可能地體驗生活，雖然過程不乏磕碰，但他們依然勤奮刻苦，寬仁忠直。當小群體慢慢壯大到有權力的組織，隨之而來的國際性義務和責任就會無情地打破精神境界裏的完美平衡。基督教的信仰建立在安貧樂道和無私奉獻的基礎上，對總是食不裹腹的木匠和採石工人而言，要遵守這樣的信條並不難，可是羅馬皇帝、羅馬教皇以及歐洲大陸上最富有的財主卻不願意因此節衣縮食，寒磣得像某個波美拉尼亞179或西班牙的助理執事。

上述情形，若用本章開篇提到的數學問題代入可知：代表“世俗虛榮”和“外交政策”的直徑延長太過，而代表“謙恭有禮”“安貧樂道”和“無私奉獻”等基督教徒基本美德的線段卻短得只剩下一個點。

每每談起中世紀人們的愚昧時，我們這一代人總是一副自視甚高的嘴臉。誠然，他們的生活一片黑暗，無論是在教堂做禮拜還是上床安歇，依靠的只有微弱的燭光。他們一生沒能看上幾本書，對許多道理都茫然不知，掌握到的知識連現在的小學生或精神病人都不如。不過，書本知識和頭腦智力是兩回事，這些平頭百姓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創建了我們沿用至今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世紀的人們無法理解當局對教會的非議，所以我們在評價類似事情時，還是留點情面吧，畢竟他們只是堅持自己的信念，甚至不惜為此放棄唾手可得的幸福，即使賭上性命也要與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東西鬥爭到底。

我們對先人們的理解僅此而已。縱觀史書，我們不難發現，在公元10世紀以前，很少人會因宗教信仰而死。不過這並不是因為教會在前期對待“異端邪說”更寬容，而是因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沒有多餘的精力“收拾”這些相對無害的持不同觀點者。首先，在當時歐洲的大部分地區，至高神奧丁180和其他異教神明仍掌握着最高的精神統治地位。其次，在那段時間裏，發生了一件大事，幾乎使整個歐洲陷入崩潰——那就是在西亞和北非的絕大部分地區，一位名叫穆罕默德181的先知開始帶領人們追隨一個被尊稱為“真主”的新神。

我們在孩提時代總會讀到很多有關“異教狗”的蠢事和伊斯蘭教徒們的暴行，這使我們不禁產生一個印象——耶穌和穆罕默德各自代表的宗教從來都勢成水火。但事實上，耶穌和穆罕默德屬於同一個民族，說著同一個語系裏的同一種方言。他們都把亞伯拉罕奉為始祖，也都來自千年前波斯灣畔的同一片鄉土。不難推測，這兩位智者各自的追隨者們也是近親，卻總看彼此不順眼。於是，這兩個群體之間的戰爭已經延續了近12個世紀，至今依然沒有平息。

站在歷史的這頭，我們無法得知事情的起因，但確實有一回，羅馬城的死對頭麥加182差點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阿拉伯人與所有的沙漠居民一樣，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放牧，因此，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能用於冥想。城裏人喜歡終年周而復始的鄉鎮趕集，並從中找到樂趣，陶冶性情；牧民、漁夫和農民則偏愛獨善其身，尋找比喧鬧和刺激更實在的東西。阿拉伯人渴望被救贖，在嘗試了好幾種宗教信仰后，最終選定了猶太教，原因是阿拉伯半島上居住的幾乎都是猶太人。公元前10世紀，當時所羅門國王統治下的臣民因為受不了沉重的賦稅和當局的橫蠻，紛紛逃到阿拉伯半島。而在500年後的公元前586年，當尼布甲尼撒二世183征服了整個猶太王國后，猶太人又只好紛紛逃竄至南部沙漠。由於猶太人一直以來只追隨唯一的真主“上帝”，這恰恰與阿拉伯部落的宗教理想不謀而合，猶太教因此傳播了開來。

稍微讀過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他從《舊約》中借用了大量智慧之言。

以實瑪利184與他的母親夏甲雖被合葬在猶太教的至聖所185，但他的後裔也並不會因此而敵視拿撒勒的耶穌所宣揚的思想。他們十分願意相信耶穌的教義，也願意相信世上只有一個慈父般的上帝。他們對耶穌追隨者喋喋不休的所謂奇迹半信半疑，對死後復活之事毫不關心，但他們願意接受新信仰，也願意為新神預留一席之地。然而，穆罕默德卻因為某些基督徒的盲目狂熱吃了不少苦頭。這些基督徒自以為是，還沒等穆罕默德開口，便斥責他是騙子，是偽先知。再加上當時有很多人認為基督教不過是偶像崇拜，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有三個而並非唯一，於是沙漠居民們漸漸對基督教嗤之以鼻，卻越來越喜歡麥地那186的趕駝人穆罕默德，因為在他的佈道里，永遠只有一個上帝。他從來不會迫於眼下的形勢和主教的眼色，一會兒把上帝一分為三，一會兒又把上帝合三成一。

就這樣，西方世界裏出現了兩派宗教，他們都堅持自己信奉的才是唯一的上帝，對方的則是無恥的騙子。可想而知，這些觀點上的衝突極易引起戰爭。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巴勒斯坦、敘利亞、波斯和埃及相繼被征服，大馬士革187成為了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到了公元656年，幾乎所有的北非沿海國家都將安拉真主188奉為精神統治者。穆罕默德從麥加遷到麥地那還不到100年，地中海便成了穆斯林國的內海。亞歐的一切往來從此被切斷。直到公元17世紀末，歐洲大陸還一直處於包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會根本不可能把教義傳往東方，只能最大限度地鞏固已有的成果。於是，它決定把重心轉向德國、巴爾幹半島、俄國、丹麥、瑞典、挪威、波希米亞和匈牙利，並在上述各地進行深入的精神傳播。從結果而言，基督教此舉大獲成功。雖然也有像查理曼大帝189那樣手段嚴厲的基督徒，他對教會很是忠心，但表達的方式卻不甚文明，他會使用暴力屠殺那些只願守着舊神而不願接受上帝的臣民。當然，大部分基督教傳教士都是受歡迎的，因為他們的為人誠實正直，他們的佈道簡明易懂，給充斥着流血、鬥毆和攔路搶劫的世界帶來了秩序、整潔和仁慈。

基督教的對外傳播捷報頻傳，教會內部卻禍起蕭牆。用本章開篇的數學概念來說，就是世俗的線段不斷延長，使教會的精神教旨完全成為了政治和經濟的附庸。儘管羅馬的權力日益膨脹，對之後1200年的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但彼時帝國破敗已初露端倪，連普通僧侶和尋常百姓也嗅出了異樣。

按我們現代新教徒的理解，“教會”就是一個房子，它一周里有六天是空蕩蕩的，只有每個星期天才會有人去聽佈道，唱讚歌。有些教堂里有長駐的牧師，他們偶爾會來到我們居住的城裏進行宣講，提倡友愛，反對離婚。他們來去自然，完全不會對居民原先平靜無憂的生活造成影響。儘管教會的存在讓人無法忽視，卻鮮有人把自己的生死及所有社會活動與教會聯繫在一起。它不像政府，只會在有需要時伸手向我們要錢。如果說政府是我們的主人，那教會就是我們可以信賴的好朋友，即使偶有爭執，也不會影響彼此的關係。然而在中世紀，情況卻迥然不同。那時的教會看得見摸得着，是一個非常活躍的組織。它活在百姓當中，用種種政府做夢都想不到的辦法左右着人們的命運。

最初在放棄古老的安貧教旨，接受國王土地饋贈時，教皇可能沒有想到這一決定會導致的後果。起初，大家都只當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本着好意，贈送些凡俗之物給教會，這無可非議。但仔細一想，從蘇格蘭最北端到特拉布宗190，從迦太基到烏普薩拉191，到處都有教會設置的複雜的監管制度，而體制里又有成千上萬的秘書、牧師、抄寫員以及各個部門數以百計的大小頭目。他們的衣食住行都需要錢，更別提信使和外交使臣跨越西歐大陸拜訪各國時產生的費用，以及給教皇信使準備體面衣着的花銷。

回想一下教會本來的意義，再假設一下若它的權力繼續膨脹可能會出現的情況，我們不得不說，教會發展成這樣實在令人遺憾。隨着羅馬一躍成為超級帝國，單純的宗教教義漸漸被稀釋，教皇儼然成了世界的主宰，與之相比，古代皇帝的統治倒顯得更寬厚仁慈。

教會的成功可謂所向披靡，但到了一定程度總會出現一些障礙，遏制它稱霸世界的野心。就在它的統治剛剛成形之時，反對者和持異見者馬上憑藉著上帝真正的教義再一次在民眾中掀起軒然大波。西方的基督教會對此恨得咬牙切齒，卻無計可施，只能任由歐洲、非洲和西亞因此在數世紀內互懷敵意。當然，多納徒派192、撒伯里烏派193、基督一性論派194、摩尼教195和聶斯托利派196之間的腥風血雨本就不值一提，阿里烏斯的追隨者和阿塔納修的支持者別無二致，都是心胸狹隘的專橫暴虐之人。況且，這些爭執針對的都是神學中不起眼的殘章斷簡，現在已經逐步被人遺忘。我無意再挑起這樣的爭端，也不想費心費時地多加註釋。我寫下這些文字，只為警醒子孫後代，眼下的知識和思想自由有賴於祖先們不惜賠上性命的不懈奮鬥，因此，我們千萬不可放任宗教的傲慢和獨斷，重蹈2000年前的深重災難。

回到過去，事情到了13世紀，迎來了新的轉機。異教徒再也不只是單純的持異見者，或只為《啟示錄》中某些人名字句的誤譯而固執己見之人。他們繼承了提比略皇帝當政時代拿撒勒木匠197的遺志，成長為真正忠實虔誠的基督戰士。

第七章宗教裁判所

1198年，塞尼伯爵羅塔里奧繼承了他那在位沒幾年的叔叔保羅的至高榮譽，登上教皇的寶座，世稱英諾森三世198。英諾森三世是巴黎大學和布洛涅大學的優等畢業生，當選為教皇時年僅37歲，是入主拉特蘭宮所有人物中最聲名顯赫的一個。他富甲一方，精力充沛，足智多謀而又雄心勃勃，按他的話說，他“不僅能管理教會，還能掌控世界”。

在位期間，英諾森三世先是把帝國的官吏趕出羅馬，再收回曾經被帝國軍隊佔領的亞平寧半島地區，最後將皇位繼承人逐出教會，使之深陷進退維谷的境地，不得不放棄了以阿爾卑斯山脈為界的整個意大利的控制權。他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把意大利自日耳曼人手中解放出來。英諾森三世曾發動著名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那一次，十字軍戰士們壓根沒有前去聖城耶路撒冷，反而是乘船奔向了君士坦丁堡。抵達后，他們在那裏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以至於後來，沒有一個十字軍戰士敢獨自出現在希臘的港口，生怕被當作殺人兇手送上絞架。英諾森三世自然不贊成十字軍戰士過於野蠻的行為，也覺得那會使部分德高望重的基督教徒憂心忡忡，但英諾森三世是個務實的人，他很快接受了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出於對政局務實的分析，他決定讓一個威尼斯人到君士坦丁堡出任主教一職，這招很聰明——不但把東正教收歸羅馬麾下，同時也贏得了威尼斯共和國的好感。從此，威尼斯共和國把拜占庭領地看成是自己的東方殖民地，肆意發號施令。

在宗教精神控制方面，英諾森三世教皇也是深謀遠慮，手腕圓滑之能者。經過近一千年的躊躇不前，教會終於下定決心讓人們知道，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間的民事契約，更是一樁聖事，必須得到神父及眾人的見證和祝福才具備效力。西法蘭克國王菲利浦·奧古斯都199和萊昂國王阿方索九世200也曾一意孤行，想按照自己的好惡治理國家，但很快便收到來自教皇的警告，讓他們牢記職責所在。膽小怕事的皇帝們無奈之下，只好唯命是從。在北歐，雖然基督教才站穩腳跟，但也足以讓人們明確意識到它才是真正的主宰。以哈康四世201為例，這位被維京海盜們昵稱為“老哈康”的皇帝征服了他所在的挪威、蘇格蘭部分地區、整個冰島、格陵蘭島、奧克尼群島202和赫布里底群島203，可謂戰功彪炳。可就算神氣如他，也得先向羅馬法庭把自己複雜的身世交代清楚，才有資格在特隆赫姆204的天主教堂接受加冕。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像這樣的事例在當時不勝枚舉，例如保加利亞的皇帝，他只一味殘殺希臘戰俘，對拜占庭的統治者不屑一顧，也不覺得宗教思想有什麼用處，但就算如此，他還是不遠千里來到羅馬，卑躬屈膝地懇求教皇承認他為臣僕。在英格蘭，幾個封建男爵想給皇帝制定幾條規矩，教會立刻訓斥其為“以武力及恐懼，強加於國王的無恥條款”，並否定了任何貴族對權力的要求。後來，這幾位貴族因為那份被後世銘記的《大憲章》205被逐出教會。所有的這些表明，英諾森三世絕不會輕易饒恕膽敢質疑教會之人——管你是平頭百姓還是天潢貴胄。但就在這樣的高壓之下，竟然還有人有勇氣反抗，讓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其實，我們很難定義何謂異端邪說。因為異教徒大多是貧苦大眾，他們不懂佈道，充其量也就寫幾本小冊子，有時宣傳一下信仰，有時為自己的思想辯解。這樣的行為很容易被宗教裁判所派出的鷹犬發現，他們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擊，先是一舉滅之，然後再著書揭露所謂“撒旦的陰謀”。對於異端邪說，現代的我們也只能從這些文章和當時的審判記錄中，略知一二。於是，我們不免會受影響而認為，異教徒都是些寡廉鮮恥的小人，他們住在貧民窟最底層的地窖里，衣衫襤褸，披頭散髮，對基督徒們乾淨的飲食不屑一顧，只曉得喝白水，吃蔬菜；他們對女人避而遠之，整天不是喃喃自語說著彌賽亞的再次降臨，就是指責基督僧侶們的庸俗和邪惡，或者胡亂攻擊當時的社會秩序。

不可否認，有些異教徒確實讓人討厭，他們蓬頭垢面，臭氣衝天，卻還自命清高地打着追求神聖生活的旗號，拿着所謂基督真實存在的證據，把鄉村小鎮的平靜生活攪得雞犬不寧。也許有人會稱讚他們的樸實和勇氣，但結果表明，這樣的行動只會使他們所獲無幾，一事無成。

隨着社會的發展，世界上的一切都趨於組織化。再不信任組織的人，想要有所建樹，都不得不先成立一個“無組織體促進會”來招攬同志，共謀大計，更何況中世紀那些對神話和舊日時光尤其鍾情的異教徒呢？為了保全自身，免遭當局取締，他們利用一套套神秘莫測的禮儀來掩護真正信仰的教義。大部分忠於教會的人不知道如何區分異教徒，只能張嘴閉嘴“骯髒的摩尼教”，或其他不光彩的稱呼。久而久之，摩尼教成了中世紀的布爾什維克206。這並不是說異教組織像後者一樣是一個綱領明確的政黨，也不是說它擁有跟布爾什維克一樣能摧毀沙皇王朝的力量，這只是一句口頭禪式的發泄，專門用來咒罵那些看着不順眼的人，就像“該死的”一樣。中世紀的上等基督徒最討厭摩尼教徒，但因為抓不住什麼把柄治他們的罪，於是改以道聽途說之詞施以誹謗。這手段太厲害了，無須正兒八經地走法庭審判程序就能左右異教徒的生死，反正他們不在乎不充分的證據會讓多少人含冤受屈。

摩尼教的創教者波斯人摩尼一直秉承的寬厚仁慈，在這種情況下卻使摩尼教徒們的境地越來越糟。摩尼是一個著名的歷史人物，他於公元3世紀初出生在一個叫埃克巴坦207的小鎮上。他的父親跋帝（Patak）是當地一個有頭有臉的大財主。摩尼年輕時曾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封208接受教育。他整個青年時代所處的環境就如同現代的紐約，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容納着來自不同地區，說著不同語言的居民，那其中既有信教之人也有無神論者，既允許追名逐利也歡迎空想主義。世界各地的人們熙熙攘攘地雲集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商業中心，追隨着從東南西北各方傳入的宗教、行會和組織。摩尼把各種佈道和預言聽在耳里，記在心上，然後從佛教、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教義及古巴比倫的迷信中提煉出自己的宗教思想。

除去某些極端教義不說，摩尼只是重新詮釋了古代波斯神話中的善神和惡神，以及他們之間永不休止的鬥爭。在自創的教義里，他把《舊約》中的上帝耶和華說成魔鬼惡神，把四福音中的天父奉為至善之神。也許是受了佛教的影響，摩尼認為人的血肉之軀充斥着邪惡與齷齪，人性本惡，若不能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就無法擯棄其自身的虛榮和野心，最終只能落入萬惡之神的魔掌，被地獄之火燃為灰燼。為此，他提出一大堆禁忌，甚至對教徒們的日常飲食也做出規定——只能喝白水，吃蔬菜和魚。這聽起來十分奇怪，但摩尼教的追隨者們卻堅信，食用海里的冷血動物總比屠殺有近親關係的哺乳動物強，起碼不會加深靈魂的罪孽。所以，大部分摩尼教徒會大啖魚肉，卻寧死不肯嘗一口牛排。

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東方人，摩尼對待女性也是十分鄙夷不屑。他禁止門徒結婚，主張逐步滅絕人類。對由猶太教創立，由施洗者約翰發起的浸禮和其他聖事儀式，摩尼同樣深惡痛絕，於是他規定即將就任的神職人員不必把身子浸到水裏，只需行按手禮。25歲那年，摩尼決定向世界闡述他的宗教見解。第一站，他來到中國和印度，在這裏，他收穫了掌聲無數，然後，他回到自己的故土，把教義和祝福帶到祖國和鄰邦。由於摩尼教提倡斷舍離，輕物慾，使傳統波斯教士的收入大幅減少，於是，他們奮起反抗，計劃將摩尼置之死地。一開始，摩尼有國王的保護，還算有驚無險；可國王死後，繼任者對宗教事務一竅不通，便直接把摩尼交給教士。教士們把摩尼帶至群眾面前，先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將他全身的皮扒下來，掛在城門之上，作為對其信徒的警告。

與傳統宗教組織的衝突使摩尼教分崩離析，但這並不能阻止摩尼的思想像流星一樣劃過亞歐大地，並在之後數世紀，在普羅大眾心裏引起極大的回應。大家不自覺地接納了摩尼的思想，甚至把它奉為圭臬。

我不知道摩尼教是在何時，以何種方式進入歐洲的。也許它曾經過小亞細亞、黑海，到達多瑙河，再翻過阿爾卑斯山，開始在德國和法國傳播。摩尼教的追隨者給自己起了個很東方的名字：清潔派，意思是生活純潔之人。隨着信仰清潔派人數的增多，它漸漸成了西歐大陸上“異端邪說”的代名詞。不過清潔派並非一個從摩尼教中分離出來的明確的宗教組織，在摩尼教思想的影響下，清潔派的信徒們都堅信自己就是基督教會虔誠的兒子。這種特殊的“異端邪說”對基督教徒而言十分危險，且不易察覺。

若微生物的體積足夠大，在顯微鏡下無所遁形，那麼對於普通醫生而言，要診斷出由這樣的微生物引起的疾病，並對症下藥便不是難事。但有些更為細小的病菌就潛伏在我們當中，它們無懼紫外線的照射，讓人一不小心就會栽個大跟頭。在教會的眼裏，摩尼教就是這樣一種如病菌一般令人不安的存在，只有在病發時才能見識到它的厲害。雖然很少被提及，但在早期基督信仰最堅定的支持者中，有不少人竟也追隨過摩尼教。以聖奧古斯丁為例，這位才能卓絕的宗教鬥士曾多次推翻異教組織，但據說他的內心嚮往的卻是摩尼教的教義。

公元385年，西班牙主教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因宣揚摩尼教被處以火刑，他成了反異教組織運動中首位遭到迫害的基督教徒。陸陸續續地，就連基督教會中的核心人物也中了摩尼教的毒。他們開始勸告人們拋棄《舊約》，到了12世紀，甚至規定所有的神職人員必須保持獨身。摩尼教的影響同樣深刻烙印在主導宗教變革的人物身上——聖方濟各209因制定了具有嚴格摩尼式純潔的新修道院條令，被世人尊稱為“西方的釋迦牟尼”。然而，當安貧樂道和虛懷若谷慢慢滋養大眾心靈之時，當皇帝與教皇又開始爭權奪利之時，當外國的雇傭軍各自為政，打着上帝的旗號為地中海領地拼殺得你死我活之時，當大批十字軍戰士捧着掠奪而來的不義之財蜂擁回國之時，當修道院長深居在窮奢極欲的宮殿中與侍臣們尋歡作樂之時，當教士們策馬穿過熙攘的人群急於來一場狩獵比賽之時，一件註定要發生的事情終於悄然而至。

對教會的不滿率先在法國普羅旺斯地區爆發，那是一個古羅馬文化長盛不衰的地方，再多的文明發展也掩蓋不了當地的民風彪悍。從地圖上看，地中海、隆河210和阿爾卑斯山在普羅旺斯地界組成了一個商貿鐵三角，這使得腓尼基人過去的殖民地——馬賽——一躍成為該地區最重要的港口。有賴於當地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雨水和陽光，普羅旺斯境內孕育出不少富裕的鄉鎮和村莊。當大部分中世紀歐洲人還在聆聽關於條頓人的英雄事迹時，普羅旺斯的吟遊詩人早已發明出新的文學形式，為現代小說奠基。因為與鄰邦西班牙和西西里島有密切的商業來往，生活在普羅旺斯的人們有機會閱讀到很多科學領域的前沿書籍，而這些著作在歐洲北部幾乎是屈指可數。

公元11世紀前十年，傳統基督信仰復興運動雖然不至於形成公開的反叛，卻也在普羅旺斯地區日趨明朗化。例如，在一些小村落里，居民們不時示意牧師應該跟普通信徒一樣簡單樸實；他們厭惡暴力，因此不會跟隨領主征戰沙場，拓土開疆；他們希望能學一點拉丁文，以便能自己閱讀福音書；他們不懼權威反對死刑；他們否認“煉獄”的存在，儘管這樣的概念早在基督逝世六世紀后已被官方追認為天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比上述所有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些居民拒絕向教會交納“十一稅”211。

教會當然不會放縱這樣的行為，他們竭盡所能，嚴查反叛組織的首領，被抓獲者若死不悔改，便會被秘密處決。可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其越演越烈的態勢甚至逼得普羅旺斯教區的主教們不得不馬上聚集起來，商量該如何阻止這場危險且極具煽動性的騷亂。他們的爭執一直延續到1056年。在當時的情況下，像開除教籍等一般性的懲罰已不再奏效，嚮往“純潔生活”的樸實鄉民們即使是被收監，也還是很高興有機會能身體力行基督所教導的寬厚仁慈；而被判死刑的，更是會像羊羔一樣順從地走向火刑柱，毫無怨言。況且，一個追隨者犧牲了，後面就會有千千萬萬個懷抱同樣聖念的人補上。起初，教宗的代表們堅持以更嚴厲的迫害遏制事態的發展，但地方貴族和牧師卻因為了解百姓心聲而拒絕執行羅馬的命令。他們認為暴力只會使異教徒們更堅定地反對理性的聲音，對解決問題本身毫無助益，反而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就像上面說的，對立的兩方因意見不一，爭吵了整整一個世紀。到了12世紀末，普羅旺斯的傳統基督信仰復興運動受到了來自北方的激勵。

普羅旺斯

里昂是一個與普羅旺斯隔隆河相望的小鎮，那裏有一位商人，名叫彼得·瓦勒度212，他為人成熟穩重，心地善良，慷慨大方，一心只想以基督為榜樣，追尋救世主的步伐。耶穌曾說過，富商想榮登天界比讓駱駝穿過針眼還難。過去的三十幾代基督教徒絞盡腦汁，試圖用文字解釋這話里確切的含意，彼得·瓦勒度卻覺得多思無益。他只是單純地對耶穌的教導深信不疑，然後身體力行。他把自己擁有的一切都分給窮人，然後淡出商界，不再為積攢財富汲汲營營。

聖約翰說：“汝需自尋聖經。”於是，20個教皇先後研究了這句話，並小心謹慎地列明在何等條件下一個門外漢才能不經牧師指點自己研究神聖教義。然而彼得·瓦勒度卻不那樣想，既然聖約翰說了“汝需自尋聖經”，那他就勢必努力親自尋覓。而當發現某些東西與聖傑羅姆213的結論有出入時，他決定把《新約》以自己的語言重新編譯，然後把手稿散發到普羅旺斯各地。一開始，他的活動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他只是安貧樂道，並非什麼宗教危險分子，最多也不過是被人說服，為追求苦行生活和對當時修道院的奢華有諸多不滿的人建立起禁慾條令更為嚴格的新型修道院。為避免鬧出種種麻煩，羅馬當局很會為類似的宗教狂熱者找到適合的發泄場所，但前提是，一切處理辦法都必須符合規定，同時有例可循。可在面對普羅旺斯的“純潔人”和里昂的“窮士”時，連羅馬教會都束手無策，因為他們不僅向教宗隱瞞自己的所作所為，還膽大包天地公然宣稱即使沒有牧師的指點，普通百姓也一樣能成為道德完美的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他們堅信羅馬教皇應該跟韃靼214大公或巴格達的哈里發215一樣，只管司法，無權限制別人的信仰。

陷入兩難的教會花費了相當長的時間反覆斟酌，最終決定以武力方式根除這樣的異端邪說。畢竟教會的原則是，除了官方認可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其他皆為謬誤，要是有誰敢公開質疑這樣的原則，必會遭至教會瘋狂的反撲。換個角度說，教會要是不這麼做，就無法在宗教的戰爭中存活。於是，羅馬教廷果斷出手，制定了一整套懲罰方案，務求讓異見者心懷恐懼，以後不敢再犯。阿爾比城216是阿爾比派教義的發祥地，以此命名的阿爾比派217教徒和以創始人彼得·瓦勒度之名稱呼自己的瓦勒度派218教徒一樣，在國家中政治地位不高，人身安全無法得到保障，因此，他們不幸成了教會迫害的第一批犧牲品。事情是從一位駐普羅旺斯教區的教宗代表之死開始的，他因在當地作威作福，驕橫跋扈被殺，教皇英諾森三世得知后心生一計，不日即召集了一支正規的十字軍，矛頭直指阿比爾教徒和瓦勒度教徒。教會聲稱，在召集令頒佈后40天內自願加入軍隊遠征討伐異教徒的人，可以免交債務中的利錢，獲准赦免過去及遠征期間的一切罪孽，他們的討伐行為也不會受到普通法庭的干預。

彼得·瓦勒度

面對如此恩厚，歐洲人怎麼會不心動？與其千里迢迢遠征中東的巴勒斯坦，還不如就近攻打富裕的普羅旺斯呢。反正好處和榮譽一樣都不會少，嗜殺的歐洲人又何必舍近取遠，舍易取難呢？那時，聖地耶路撒冷已被人遺忘，為了獲得“免罪金牌”，貴族紳士中的敗類紛紛從法國北部、英國南部、奧地利、薩克森219和波蘭湧向歐洲南部大發戰爭財——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那麼，在十字軍征討普羅旺斯期間，被絞死、燒死、淹死、斬首或五馬分屍的男女老少到底有多少？這個問題的答案，一直以來眾說紛紜。由於教會沒有正式的被執行死刑的人數記錄，我也不清楚究竟有幾萬人為此送命。但按當時的城鎮規模，被屠殺的人數少則兩千，多則兩萬都是有可能的。貝濟耶城220被佔領后，十字軍士兵不知道該如何分辨異教徒，正左右為難，無計可施，只好請教作為精神顧問隨軍出征的教皇代表。

“那就把他們都全殺掉吧。”教皇代表笑吟吟地回答：“上帝會認得他的子民的。”

當時還有一個叫西蒙·德·蒙德福特（SimondeMontfort）的英國人，他是一個久經沙場的正牌十字軍士兵。他殘暴無度，嗜血成性，總是變着花樣草菅人命。為了表彰他的“功績”，教會把大片剛遭洗劫的土地賜給了他，然後再由他給自己的部下“論功行賞”。

少數在宗教迫害中倖存的瓦勒度派教徒慌忙逃往人跡罕至的皮埃蒙特221山區，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信仰，靜待16世紀基督教改革運動的來臨。相較之下，阿爾比派就沒那麼幸運了。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大清洗，他們的名字在宗教裁判所的報告中完全絕了蹤跡。然而3個世紀之後，他們把教義稍作更改便又捲土重來。這次的倡導者是一位名叫馬丁·路德222的薩克森教士，他掀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被羅馬教廷把持了1500多年的精神壟斷。不過這一切在當時都必須保持低調，才能瞞過精明的英諾森三世，好讓他以為異端邪說已被根除，教會再一次贏得了民眾的絕對服從。

最後的瓦勒度教徒

在《路加福音》中有這麼一個故事，說有一主人家某天大擺筵席，宴請了許多賓客，但入席時卻發現還留有空位，於是他對僕人說：“你快到大街上，什麼人都好，把他們拉進來，坐滿我的屋子。”

如今，這道命令又一次響起了，主人家口中的“他們”變成了眼下倍受宗教迫害的異教徒。多年前，因為地方法庭職權有限，教會還會頭疼該如何給異教徒定罪。而在阿爾比派教徒第一次起義時，教會決定在歐洲地方首府組織起特別的審訊法庭，這類法庭專門調查、審訊異端邪說，因此也被稱為“宗教裁判所”。時至今日，雖然宗教裁判所已名存實亡，但這個名字依然會讓我們心驚肉跳，彷彿頓時又看到了哈瓦那223的黑牢、里斯本224的受刑室、克拉科夫225的銹鍋和烙具以及戴着黃兜帽，矇著黑面紗的教士、冷眼旁觀的皇帝和一排又一排緩緩走向絞架的男男女女。

從19世紀後期出版的幾部小說中，我們可以大致看到宗教裁判所的罪惡，不排除其中大概有25%的內容只是作者的想像，有25%的內容被新教徒誇大，但即便是這樣，所剩下的真實也足以證明宗教裁判所的恐怖以及其難以為文明世界所容忍的殘酷。因為宗教裁判所的特殊性，亨利·查爾斯·李（HenryChalesLea）曾就此著書八卷，可見，想在短短兩三頁內把這個中世紀最複雜的問題解釋清楚，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國家會設置功能不一的宗教裁判所，其中最有名的要數西班牙皇家宗教裁判所和羅馬宗教裁判所。前者主要關注歐洲西南部半島及美洲殖民地異教徒的異動，後者的魔爪則伸向歐洲各國，先是在大陸的北岸燒死了聖女貞德226，后又在大陸南面燒死了喬爾丹諾·布魯諾227。

嚴格來說，宗教裁判所沒有殺過任何人——至少沒有親手殺過。在由教士組成的法官團宣判后，異教徒就被送到世俗政府的手上，按政府官員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置。只是若政府當局沒能判處異教徒死刑的話，會招來許多麻煩，甚至會失去教廷的支持，被逐出教會。有時，某些被宣判了的異教徒並沒有移交給政府處置，對於他們來說，死罪雖免，活罪卻難逃。他們將會被囚禁在宗教裁判所的監獄裏，在孤獨的牢房中被折磨至死。很多無辜被捕的人就因為覺得與其在黑暗中日夜忍受煎熬，還不如在火刑柱上一死了之來得痛快，所以無論法官們指控什麼，他們都“供認不諱”，只求能早日脫離苦海。

我也想做到客觀公正，但由宗教裁判所引起的一切實在讓人難以心平氣和。很難想像，在整整500年的時間裏，世界各地有多少人只因鄰居一時多嘴，便被人從酣睡中拖起，然後一夜之間從平民淪為階下囚，只能在黑牢裏眼巴巴地數日子。沒有人會來告訴他具體的指控和罪名，他也不會知道到底是誰在審判他。在整個審判中，他不知道誰是證人，不被允許接觸家人，更無權請人為他申辯。要是他死不認罪，那麼等待他的只有摧心剖肝的折磨。他可別妄想挺過刑罰就會有人為他說好話，宗教裁判所向來只會聽別人對異教徒的告發。於是至死他都不明白自己遭此厄運的原因。更難以置信的是，教廷甚至會把五六十年前入土為安的人從墳墓里挖出來進行“缺席”審判。若判定有罪，這些過世之人的後裔就要因為祖先在半個世紀前犯的“罪”而被沒收全部財產。這樣的事任誰聽了都只覺荒唐，但由於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正是靠沒收別人的財產中飽私囊，所以這樣的事情絕非偶然，很多人突然有一天，就因為祖輩身上某個莫須有的罪名，被逼得一貧如洗——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

凡在20年前讀過沙俄新聞報紙的人都應該記得何為“暗探”，這些“暗探”活躍於沙俄王國的全盛時期，他們大多是小偷和賭徒，為了贏得革命組織的信任，總是一副已經痛改前非，洗心革面的樣子，故作深沉地向人“告白”自己參加革命的心路歷程。一旦獲取有用的情報，他們轉身就會向警察局告密，然後帶上豐厚的酬勞，繼續在別的城市做姦細。從13世紀到15世紀，歐洲西部和南部到處都是這樣歹毒的暗探。他們靠告發別人謀生，總是捕風捉影地嚼舌根，說誰又抨擊教廷，誰又對某幾點教義表示質疑。若沒發現異教徒，暗探們就會人為地製造出幾個，因為他們清楚，不管被告是否無辜，只要一上刑，就沒有定不下來的罪名——被告的嘴再硬又如何，多折磨幾回不就得了？

犧牲

為加強控制，很多國家“鼓勵”民眾匿名告發信仰不端者，這使得百姓們個個人心惶惶，連最親密無間的朋友都不敢信任，就算在家裏都只能謹言慎行，處處留神。負責大量宗教裁判工作的托缽僧228利用親手營造的恐怖局面，在將近兩個世紀裏不斷地搜刮民脂民膏。毫不誇張地說，正是他們的行為促成了宗教改革運動——因為民眾實在是受夠了這些盛氣凌人的乞丐了！他們披着虔誠的外衣，大大咧咧地闖入安分守己的公民家裏，睡在最舒服的床上，吃着最美味的飯菜，嘴裏還喋喋不休地說他們理應被奉為上賓，理應活得愜意無比。他們唯一的本領就是恫嚇人們，說要是有誰敢得罪他或敢不好好侍候他，他就要向宗教裁判所進行告發。面對這樣的質疑，教會十有八九會說，宗教裁判所這麼做無非是為了人們的精神健康，他們是在盡最大的努力防止錯誤的宗教在群眾中傳播開來。要是因無知而錯信的異教徒肯悔過自新，教會便會既往不究；只有叛教者和屢教不改的累犯才會被處死。

騙誰呢？教會既然有能力讓無辜的人入罪，自然可以使出同一套把戲，讓被判了“有罪”的人“痛改前非”——都設有暗探了，再請幾個“臨時演員”又有何難？何況在姦細的行當中，誰又沒有幾封專門捏造的文書呢？

第八章求知的渴望

就像古代高盧分為三大地區一樣，現代的偏狹，或者說不寬容，也有三大形成原因：懶惰、無知以及自私自利。因為懶惰而不寬容的情況最為普遍，幾乎在每個國家和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屢見不鮮，尤其在邊遠小村莊裏或古老的小鎮上。另外，這種偏狹並非人類群體所獨有。例如我們家的老馬，25年來一直生活在科林鎮溫暖的馬廄里，說什麼也不願意跟我們去韋斯特波特229。它對這裏的一磚一石都非常熟悉，每天在康涅狄格州鄉間小路上漫步時，也沒有會把它嚇得神經兮兮的奇怪玩意兒。

我們的科學家們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研究早已不復存在的波利尼西亞群島方言，卻忽略了小貓、小狗、馬兒和驢子的心聲。要是我們真能聽懂動物的話，就會發現一匹住在科林鎮，名叫“杜德”的馬兒正向它的鄰居大吐苦水。“杜德”畢竟長大了，它作為馬兒的習慣早在多年前就已經定型，因為熟悉，它死都不覺得科林鎮的禮節、人文、風俗有什麼問題；反之，因為陌生，韋斯特波特的一切怎麼看都不順眼。

正是這樣的不寬容，使父母對子女的愚蠢行為搖頭嘆息，使人們荒唐地緬懷“過去的好日子”，使野蠻人和文明人穿上只重禮儀，不求舒適的外衣，使整個世界的溝通變得毫無效率，使懷抱新思想的賢者被批判為人民公敵。不過即使如此，這種不寬容相對來說也還是無害的。我們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會遭遇這樣的不寬容。過去，它曾使數以百萬的人背井離鄉，使人們不得不聚居在渺無人煙的地方。幸好，隨着居民的日漸增多，那些地方也慢慢熱鬧了起來。

我們再來談談第二種——因為無知而不寬容。無知的人，就算只有一個，他對事物的一竅不通也足以使其成為極其危險的人，因此這樣的不寬容所能引發的後果往往更為嚴重。當無知的人試圖為自己的愚昧辯護時，情況會更加一發不可收拾。他首先會在自己心裏豎起一堵堅實的壁壘，然後趾高氣揚地站在不可侵犯的高地，憑藉手上的生殺大權毫不手軟地迫害那些不屑於與他同流合污的人。因為長年生活在怕別人反對的恐懼中，無知者容易變得尖酸刻薄、殘酷暴虐，時常以折磨痛恨他的人為樂。為了堵住悠悠眾口，他們率先提出“上帝選民”這樣的概念，通過強調自己與上帝的親密關係為自己壯膽，堅持自己偏執的想法。例如，他們想處死某個叫丹尼·迪弗的人，那他們肯定不會簡單地解釋說，是因為丹尼威脅到了他們的權威，因為丹尼讓他們看着不順眼，或者是因為他們只是喜歡絞死這個叫丹尼的人而已。為了把自己的行為正當化，他們會召開莊嚴的秘密會議，一連好幾個小時、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坐在一起，研究這個叫丹尼·迪弗的人的生平。而在最後宣讀判決時，這個看起來只會幹些小偷小摸的可憐蟲竟變成了個重罪在身的可怕人物。他膽敢違反“上帝選民”的法令便等同於蔑視上帝的意志，對此，法官應該遵從神聖的職責，以大無畏的精神處死這個撒旦的同夥。

再忠厚老實、心地善良的人一旦有了這樣錯誤的想法，行為就會變得和野蠻粗魯、嗜血成性的人一樣，這種情形在歷史學和心理學的研究上司空見慣。最典型的要數那些聚在刑場旁，興緻勃勃地圍觀無數異教徒遇難的老百姓。他們都不是殺人犯，相反，他們虔誠，正直，堅信自己正在為上帝完成一件光榮的事。寬容的概念在這樣的節骨眼兒上只能淪為“道德衰退的體現”，因為在他們眼裏，這樣的不寬容是理所應當的。

於是人們在一個陰冷潮濕的早晨，興高采烈地看着丹尼·迪弗穿上他深紅色的上衣和綴滿小魔鬼圖案的馬褲，一步一步緩慢而堅定地走向死刑場。而當一切結束后，人們又會像沒事人似的回到舒適的家裏，美美地吃上一頓豐盛的早餐。

不管別人怎麼解釋，對於老百姓而言，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反證：如果錯的是我，那為什麼我還能安然無恙地圍觀行刑？為什麼不是我被處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觀點雖然經不起推敲，卻也難以反駁。人只要認定自己的想法即上帝的意志，就不會覺得自己有任何犯錯的可能。

最後是第三種——因為自私自利而不寬容。這種不寬容實際上是嫉妒的一種表現，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點。耶穌剛到耶路撒冷時教誡人們，大肆宰殺牛羊並不能換來上帝的垂青。結果，所有靠儀典祭祀為生的人都視他為危險的革命家，試圖在他壯大成真正的威脅前斬草除根。幾年後，聖保祿來到以弗所佈道，因為他宣揚的新教義影響了不少通過製作和販賣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230小雕像大發橫財的珠寶商的生意，差點被金匠行會的人用私刑逼死。有人靠現有的宗教信仰謀生，就有人想方設法讓信徒改而追隨別的新神，他們之間的戰爭從來沒有停止過。而在我們準備開始討論中世紀不寬容事件時，就必須謹記，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除非是極個別的案例，否則不寬容的表現不會只有一種形式。在大部分引起我們注意的宗教迫害事件中，不寬容往往都會以上述三種形態並存。

當一個宗教組織積攢起無數財富，掌管了數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統治着成千上萬的農奴后，它自然會對那些嚮往“人間天堂”的平民十分忌憚，而剷除異端邪說也因此成了穩定教會經濟來源的必要舉措。這樣的偏狹屬於第三種，即因自私自利而不寬容。除了百姓，科學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來自官方的施壓，而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也更為複雜。為了理解教會對致力於揭示大自然奧秘的人所持的態度，我們必須回到若干年前，看看公元1世紀到6世紀期間，歐洲大陸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時，野蠻人的入侵就像大洪水般橫掃歐洲全境。古羅馬城牆裏的社會結構被徹底推翻，只餘下零星幾個帝國組織。書籍被通通銷毀，藝術被無知淹沒，收藏品、博物館、圖書館以及那些經年累月收集得來的科學資料成了中亞野蠻人手中點燃篝火的工具。從公元10世紀一些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上，我們可以發現，除了遠離歐洲中心的君士坦丁堡外，西歐境內的希臘書籍竟在戰爭中所剩無幾。這似乎難以置信，卻又是無法忽視的事實。人們想學習古人的語言，卻找不到老師；想了解古人的思想，卻只有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著作中的殘章斷簡以及模糊蹩腳的翻譯可供翻閱。無奈之下，人們只能求助於因拜占庭神學爭端被迫背井離鄉，逃到法國和意大利避難的希臘僧侶。拉丁文的書籍倒是有不少，但大多是公元4、5世紀時的謄本，且繕寫的人對原着手稿毫無敬重之心，那種七零八落的抄錄，若不是耗費畢生心血研究古文字學的人根本無法理解。至於科學書籍，除了幾本歐幾里得的著作外，其他的在任何圖書館都找不到了。而更可悲的是，這些知識已經不再被當時的人們所需要了。過去的統治者以敵對的眼光看待科學，鄙視所有在數學、生物、動物、醫藥和天文領域上的獨立研究。這些科學由於得不到重視，漸漸失去了應有的實用價值。

現代人肯定無法理解那樣的演變，活在20世紀的我們儘管立場各異，卻同樣能夠深刻地感受到社會進步的重要性。我們不知道怎麼做才能使世界變得完美，但我們必須儘可能地去嘗試，而這，也是我們神聖的天職。現代國家裏的每一個人都堅信，進步已然是不可避免的大勢所趨，但這樣的想法卻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中世紀人們的認同。

希臘曾夢想創造一個充滿美好和樂趣的國家，卻因政治動亂好景不長。連年內戰拖垮了整個國家，甚至在之後幾個世紀的希臘作家心裏埋下了悲觀主義的種子。每當他們站在廢墟中，凝望一度是樂土的祖國大地時，總是難免悲戚，認為人類的所有掙扎都不過是白費力氣。另一方面，羅馬作家卻從近一千年的人類發展歷史中看到了社會進步的潮流。於是，羅馬的哲學家們，以伊壁鳩魯為首，紛紛挺身而出，為更美好的未來教育年輕一代。再之後，世界迎來了基督教。人們開始把重心從人間轉向天堂，卻又在一念之間墮入逆來順受的萬丈深淵。人類是邪惡的，有着低劣的天性和偏好。人類因罪孽受孕，與原罪一同出生，每天活在罪惡之中，去世時只剩下對罪愆的悔恨。

但是，新舊絕望之間是有差別的。希臘人堅信接受過良好的教育的希臘人比其他人都要聰明，也正因如此，他們特別同情那些不幸的蠻族。雖然希臘人得天獨厚，但他們並不認為自己與其他民族有什麼本質區別。相反，基督教卻一直無法擺脫從老祖宗時期便形成的魔障。他們把《舊約》奉為聖書，同時繼承了猶太教的衣缽，認為只有信仰官方教義的人才有希望獲得救贖，其他人則註定萬劫不復，他們以此區分自己與別的民族。這樣的想法，簡直是某些在精神層面上不夠謙遜的人最想聽到的福音，因為他們總覺得自己就是沙裏淘金，萬里挑一。也正是這樣的想法，在很多重要的歷史時期，使基督徒自成一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不可一世地在異教崛起的社會中橫行。

舊世界重新崛起

早期的基督神學家，如德爾圖良231和聖奧古斯丁，大多致力於把教會的法令編寫成冊。他們兩耳不聞窗外事，對別人的渴望、別人為之奮鬥的目標也毫不關心，一心只想在教典中建立起心中的上帝之城。為此，他們給人類起源和時空界限定義出全新的概念。那些由埃及人、巴比倫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經長年探秘窺見的真理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他們確信，隨着基督的誕生，舊有的價值信仰已被全盤否定，譬如關於地球的問題。古代科學家認為地球是數十億星球中的一個，但在基督徒眼裏，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根據《創世紀》第一章的記載，地球是上帝出於特定原因給特定的一群人提供的臨時住處，因此，有基督徒居於其上的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那麼，另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來了：這群上帝的寵兒們到底在地球上生活了多長時間呢？一方面，現實中有大量古董、古城廢墟以及上古動植物化石可以佐證；另一方面，基督徒卻掩耳盜鈴，指鹿為馬，或視而不見，或矢口否認。等所有人都不得不讓步，將信將疑地接受了他們荒謬的說法后，他們再喜滋滋地決定“創世紀”的具體日期。在基督徒創造的宇宙里，一切都是靜止的，它會從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分開始，然後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分結束。它只為某個獨一無二的教派而存在，若數學家、生物學家或化學家之流想在這裏探索時空奧秘，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許多科學家曾申辯說他們打心裏服從教會，但正統基督教徒不相信。他們覺得一個人如果真心忠於信仰，就不會費事看那麼多書，知道那麼多“無用”的事——他只要專註於一本書就夠了！那就是基督教的《聖經》！那裏面每一個字，每一個逗號、分號、感嘆號都是聖賢受上帝感召而寫下的！

我想，這樣的“聖書”，伯里克利時期的希臘人是絕對不會有興趣的，畢竟，除了支離破碎、晦澀難懂的國家歷史、藏頭露尾的愛情詩、所謂先知的信口開河，剩下的就只有惡意詆毀其他部落神明，不堪入目的污言穢語了。公元3世紀的野蠻人卻不這樣認為，他們把“文字”視為最偉大的文明奧秘之一，佩服得五體投地。當教會把《聖經》當作完美無缺、無懈可擊的經典傳授給他們時，他們心懷感激地接了過去，如饑似渴地吸收着那裏面宣揚的，人類理應了解和渴望了解的知識。到了後來，他們甚至變得跟教會一樣，譴責和迫害那些逾越了摩西和以賽亞232制定的界線，試圖通過探索研究，否認天國存在的人。

這個圓圓的世界

甘願為原則犧牲的人或許不多，但人類對知識的渴望畢竟無法壓抑，這樣旺盛的精力也總得找個地方宣洩才行。於是，求知慾和教會壓制的衝突催生了一個弱小貧乏的思想學派，世稱“經院哲學”233。

事情得回溯到公元8世紀中葉，從法蘭克國王丕平三世234兒子的出生說起。如果說“聖路易”國王是歐洲君主中的楷模，那這位尊貴的皇子、日後的國王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他不需要人民為拯救自己而賠上大筆贖金，也沒有恩將仇報地設立宗教裁判所對異教徒進行大清洗。這位皇子受洗後起名卡羅呂斯，即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查理曼大帝。他的名字在許多古代憲章文獻的落款處時有看見，雖然簽名的字跡有點笨拙，拼寫也有點馬虎，但好歹他自小學習法語和拉丁語，若不是手指在與俄國人和摩爾人的長年戰爭中落下病根，變得不聽使喚，他也不至於請當時最好的書寫匠來，替他執筆。因終年征戰，查理曼大帝在將近五十年的執政期間，只穿過兩次用來代表其貴族身份的“托加長袍”235。對此，他引以為傲。除了軍事，他也十分重視教育的發展，為了自己和官員們的孩子，不惜把自己的皇宮改建成私立大學。這位被尊稱為“歐洲之父”的法蘭克國王喜歡與當時的大學名儒們一起消磨時間，他尊重學術自由，經常紓尊降貴參與各種學術討論。他說，學者不管地位高低，只要言之有理他自會洗耳恭聽。

皇帝陛下和學者們感興趣的話題以及他們的討論乍一看高深莫測，但仔細聽聽，卻像是田納西州某鄉間中學的辯論隊在做訓練似的。不得不說，他們太天真了。從公元800年到1400年，學者們的境況並沒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儘管他們跟20世紀的學者一樣才思敏捷，卻也跟現代化學家或醫學家一樣陷入了同樣的困境——雖然享有充分的自由進行調查研究，但絕不可違逆1768年第一版《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裏關於化學和醫學的認知。要知道，在當時，化學鮮有人知，外科醫生在人們眼中更是與屠夫無異。

中世紀科學家中當然不乏天資聰穎之人，只是他們能用上的實驗材料及工具實在有限，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就像是把勞斯萊斯的引擎裝到一輛破舊的小汽車上，不僅大材小用，而且容易產生一連串故障。當好不容易把車子的狀態調整到能循規蹈矩上路時又會發現，這奇怪玩意操縱起來太可笑了，即使花費九牛二虎之力都不可能到達目的地。出類拔萃的人看到這種情形自然十分着急。他們想方設法擺脫教會鷹犬的監視，以卷帙浩繁的著作為教會否認的理論提出反證，從而宣揚他們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與此同時，他們還會做出一系列掩人耳目的假象，例如身着奇裝異服，把鱷魚標本掛在屋頂上，在書架上擺滿內容不明的瓶子，時不時燒些氣味難聞的草藥。他們的行為嚇壞了附近鄰居，叫人不敢登門造訪。考慮到這些舉動並沒有危及他人，大家便都只是在私底下罵他們神經病。因此，“掙”得這一“榮譽”的科學家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胡說八道，不用擔心要為自己的失言負責。後來，他們甚至發展出一整套偽裝，用以掩飾他們真實的科學意圖。即使到了現代，我們解讀起來也還是十分困難。在歷史上，會無情打壓科學家和文學家的除了中世紀的教廷，幾世紀后出現的新教改革者們也不遑多讓，但由於篇幅有限，在這裏就不多說了。

無可辯駁的論證

偉大的改革者可以披肝瀝膽，慷慨激昂，卻極少能以實際行動表達所說所想。羅馬教廷卻不一樣，它不僅有能置異己於死地的權力，而且只要時機成熟，便會毫無顧忌地加以施展。若只是抽象地思考寬容與專制的理論價值，那上述兩者的區別可謂無足輕重；但對於生活在當時屢遭迫害的學者來說，是被當成叛徒忍受唾罵，還是被當成異教徒付出生命，那可就是生死攸關了。

新的一貫正確

我們無需苛責中世紀的科學家，說他們前畏狼后怕虎，寧願浪費時間，拿聖經《啟示錄》裏動物的名字作字謎遊戲，也沒有勇氣說出他們認為正確的東西。我敢肯定，假如時間倒退600年，我也必然不敢寫現在這本書。

第九章向文字宣戰

我發現寫史越來越難了，這種感覺就像是一個從小學習小提琴的人，到了35歲，卻被塞給了一架鋼琴，並要求他彈出大師級的水準，理由是“這也是音樂啊”。對於已掌握了某個領域裏的某種特定技能的人來說，無法在同樣的領域中學以致用不啻於最可惜之事。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學會如何藉助明確建立的秩序觀察並分析歷史，而所謂“明確建立的秩序”即是由皇帝、國王、大公或總統所領導，有國會議員、參議員和財政大臣輔政的國家。而且，在我還年輕的時候，上帝仍然被認為是掌管一切的萬物之首，受萬人敬仰。

後來戰爭打響了，舊秩序被推翻，皇帝與國王被廢黜，主政大臣們接連被不知所謂的秘密委員取而代之。在世界很多地方，天國的大門因議會的獨斷專行被轟然關上，他們甚至把過氣的御用文人追封為古往今來所有先知的繼承人。當然，這一切並不會長久，只是，文明的步伐被拖慢，得再經歷好幾個世紀才能趕上發展，而屆時，我早已入土為安。每思及此，即使面前佈滿溝壑險灘，我又如何能坐視不管？

以沙俄為例，約20年前，我曾在這個所謂的“聖地”住過一段時間。當時從國外傳進來的報紙就像是打翻了魚子醬的桌布，至少有四分之一篇幅被塗黑，根本沒法看，更別說明白報紙所傳達的意思了。沙俄當局解釋說，這樣做是不想讓單純的百姓們知道太多險惡的事情。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把這種輿論監督視為難以容忍的“黑暗時代”的復蘇，西方各國更是通過幾份特定保留下來、慘遭塗抹的美國連環畫報向本國百姓說明，不可一世的沙俄也不過是偏狹專制的蠻族。沒多久，俄國十月革命爆發。

在過去的75年裏，俄國的革命家們總說自己“一貧如洗，忍辱負重，完全沒有自由可言”，因此不得不服從當局的指示，監督和截斷所有關於社會主義的宣傳。1918年十月革命，使以往總被人踩在腳下的中低階層終於實現了大翻身，“廢除審查制度，還我新聞自由”卻依舊是一紙空談。他們把那些不肯吹捧新領導的報紙雜誌查封了，把直言不諱的編輯們流放至西伯利亞和阿爾漢格爾斯克236。他們的不寬容比沙俄統治下的大臣和警察更讓人寒心。

我是在較為開明的社會中長大的，信奉彌爾頓237的格言——“給我自由的最高形式，讓我憑着良知自由地認識、自由地發言、自由地討論吧！”令人遺憾的是，“開戰了”這個電影式的開場白卻讓我彷彿回到了過去，那時，連《登山寶訓》238都被政府認定為居心叵測的親德派文書，公民不可隨意傳閱。凡有出版物流出，必定追究其編輯和印刷商的責任，輕則罰款，重則坐牢。有鑒於此，似乎放棄研究歷史，轉而寫些短篇小說或經營莊園更明智些。可這無異於認輸服軟，我不能接受。我堅信，在井然有序的國度里，只要沒有損害他人利益，沒有違反社會秩序，沒有觸犯當地法律，每個正直的公民就都有權利表達、思考和陳述自己認為是正確的道理。我不在乎這些言論是否會讓自己被政府當局列入重點審查的黑名單。但依我之愚見，警方的審查應針對那些為了私利而印刷和出版色情雜誌和報紙的人。至於其他的，不妨高抬貴手，能放就放。我並非理想主義者，也不是改革家。相反，我很講究實際，最討厭勞而無功的事情，而過去500年的歷史已清楚表明，以暴力壓制文字出版和言論自由不但沒有好處，也不見絲毫成效，不過是白費力氣而已。

胡說八道的話就如同炸藥，只有放在狹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擊才會產生危險。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半吊子，就算讓他開壇佈道，至多也只能招來幾個好奇的聽眾，他的苦心孤詣最終也只會淪為別人的笑柄。但若是他“不幸”被粗魯且更加目不識丁的地方官員戴上手銬，關進監牢，然後又無端被判35年禁閉的話，他就會變成一個寧折不彎的烈士，贏得大家的同情。

鎮壓

從上述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個事實——歷史上既有甘為信仰犧牲的烈士仁人，也有居心叵測的衣冠禽獸。後者手段狡猾，人們無從防範。所以，我主張想說什麼想寫什麼就由得他們吧，時間會為我們檢驗他們說的到底是金科玉律還是無稽之談。希臘人與帝國時代前的羅馬人也曾意識到這一點，可當羅馬皇帝開始把自己標榜為主神朱庇特的遠親，乃高高在上，半人半神的存在後，一切都變了。他們炮製出一種名為“欺君罔上”的十惡不赦之罪。用現代的話來說，這就是政治罪。從奧古斯都到查士丁尼，不知有多少人僅僅因為直言極諫，冒犯了統治者，便獲罪入獄。其實想來，人們也只是一番好意，若真對皇帝和國事不聞不問，自然就不會有這麼多忌諱的話題。

當教會統治了世界后，人們自由快樂的好日子也到了盡頭。

耶穌逝世前，善與惡，正統與異教之間便有了明確的界線。公元1世紀後期，聖保祿長年在小亞細亞的以弗所遊歷。雖然那裏曾以魔法和符咒聞名，可聖保祿還是孜孜不倦地四處佈道，彰善癉惡，終於成功地使人們明白了異教崇拜的錯誤。據《使徒行傳》第十九章的記載，為了表示懺悔，曾經的異教徒們趁着某天晴空萬里，把魔法書和價值上百萬的符咒付之一炬。人們這樣做完全出於自願，因為沒有跡象表明聖保祿曾試圖禁止人們閱讀和收藏此類書籍。對文字宣戰在一個世紀后開始。當時，有幾個以弗所的主教頒佈命令，凡載有聖保祿生平事迹的書皆為禁書，虔誠的信徒不應閱讀。在接下來的200年裏，由於能出版的著作寥寥無幾，被封禁的書籍也屈指可數。公元325年，尼西亞會議召開，確立基督教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對文字或出版物的審查也隨之變成教士們的日常工作。按當時的規定，有些書籍是絕對禁止傳播的，有些則被定性為“危險品”，翻閱之人都得小心自己的身家性命。由於所有出版物都必須獲得教會當局的同意才能發行，於是作者們只好在著作完成的第一時間內，先把手稿送給當地教區的主教審批。即便如此，作者也還是不能擔保自己的著作能流芳百世。這一屆的教皇認為無傷大雅的東西，在下一屆教皇的眼裏也許就是異端邪說。不過總體而言，預先向主教報備出版內容不失為一個保護作者的好方法，就算真出事了，他們起碼還能保住一條命，不用凄慘地以身殉書。況且那時的圖書傳播只能靠人手工抄錄，出版一套三卷的著作至少需要5年，為免白費人力物力，出版商們都很樂意遵循這樣的規矩行事。

不久之後，這一切因約翰內斯·古登堡239的發明，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從15世紀中葉開始，有魄力的出版商可以在不足兩周的時間內印刷出四五百本圖書。托他們的福，在1453年到1500年這短短47年間，西歐和南歐讀者們竟可以接觸到不下四萬冊，不同版本的圖書，其數量之多足可媲美當時大型圖書館內歷代積累的館藏的總和。

書籍數量的突增使教會憂心忡忡——想揭穿並抓捕一個拿《四福音書》冒充基督追隨者的異教徒已是不易，若聖書的印刷品隨處可見，幾乎人手一本的話，那該如何分辨朋友與敵人？情況的發展已對教廷的控制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必須要指派一個特定的機構，從根源上審查所有出版物，然後再決定哪些可以發行，哪些永世不得見天日了。該審查機構會不時地公佈一些書籍清單，斥責它們傳播“禁斷的知識”，到了後來，甚至炮製出一本跟宗教裁判所一樣惡名昭著的《禁書目錄》240。

說到這裏，也許有很多人會認為，對印刷品和出版物的監督和審查是天主教會獨有的規定，但其實不然，很多國家的領導人同樣害怕出版物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擊人們的認知，威脅國家的安寧。他們強迫國內的出版商把書稿送到審查機關，凡是沒有通過審查並加蓋官印的著作都不得出版發行。不過，這樣的規定除了在羅馬，在其他國家都未能延續至今；而就算在羅馬，眼下的情形也已與16世紀中葉時大相逕庭。教會再不情願，也敵不過大勢所趨。出版業發展迅猛，印刷品除了圖書，還有多如牛毛、接踵而來的傳單、小冊子、報紙和雜誌，即使是禁書目錄委員會裏最勤勉的樞機主教，花上一輩子的時間，也不一定能將所有內容通讀一遍，更別說篩查分類了。統治者想通過打壓文字出版來控制人民，結果卻因為自己的專制而嘗到苦頭。

書販

公元1世紀，羅馬皇帝塔西佗241就曾反對迫害書籍作者，認為“這種愚蠢的行為只會讓原本默默無名的書變得倍受矚目”。《禁書目錄》也證實了這個論斷，宗教改革一朝獲勝，那些被列入《禁書目錄》的著作馬上成為了想要深刻了解現代文學的讀者手中的必讀書。不僅如此，在17世紀，德國和低地國家242里一些野心勃勃的出版商會在羅馬安插耳目，這些耳目的工作就是搜集最新的《禁書目錄》並交給指定的信使，信使爭分奪秒地越過阿爾卑斯山和萊茵河，把書單交給他們的僱主。有了禁書書單，德國和荷蘭的印刷廠便馬上夜以繼日的搶印，務求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高的價錢，把這些特別的書籍通過職業書販賣到禁令森嚴的國家。走私書籍的數量畢竟有限，而不久前，《禁書目錄》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還十分猖獗。這樣的壓制政策給國家帶來的影響是沉重而深遠的，直接導致國家在發展競爭中遠遠落後，因為他們的大學生用不上製作精良、知識完備的外國教科書，只能咬牙忍受國內粗製濫造，過時過氣的印刷品。更可悲的是，《禁書目錄》的存在使許多作者無心文學創作或科學研究，畢竟，沒有人能忍受自己的心血傑作被無能的審查員改得亂七八糟，或被毫無邏輯可言的禁書目錄委員會成員校訂得面目全非。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們情願花時間釣釣魚、跳跳舞、喝喝酒，或坐下來，把對自己和人民的絕望，寫成像《堂吉訶德》似的故事。

第十章書籍與歷史

若讀者們看膩了現代小說，不妨讀讀伊拉斯謨243的信札。當年，有很多人會寄信給這位飽學之士，其中不乏來自朋友們善意的提醒。例如，某中世紀教師在來信中寫道，“聽說您正考慮寫一本反對路德教派的小冊子，為免拂逆教皇對您的關心，請您務必注意措辭”或“從劍橋那邊回來的人說，您正在籌備出版一本散文集。為了保全自身，您可千萬不能以卵擊石，得罪我們這位有權有勢的皇帝”。

看來，作者要考慮的事情遠不止自己的著作，還包括魯汶244的主教、英格蘭國王、索邦神學院245或劍橋神學院的可怕教授。萬一不小心衝撞了其中任何一方，輕則失去可觀的收入和官方的保護，重則落入宗教裁判所的魔掌，被碎屍萬段。到了現代，刑具作為古董已被收進了博物館，宗教裁判所也在百年間陸續關閉，對於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來說，所謂官方的保護已不存在實質用處，歷史學家的聚會上也不會有人拿“收入”說事。然而，當我一提到想寫一部關於寬容的書時，另一種形式的勸告和建議馬上湧進我那與世隔絕的小屋子。

“哈佛大學拒絕黑人入住宿舍了。”某個書記官來信說道：“請務必在書里提一下這種令人遺憾的事情。”“馬薩諸塞州弗雷明漢市的三K黨決定聯合抵制當地一個公開承認信仰羅馬天主教的雜貨店老闆，如果可以的話，請在寫書的時候也就此事發表一兩句分析。”諸如此類的書信多如牛毛，堆積如山。

毋庸置疑，來信中提到的這些事情都很愚蠢，也很不理性，應該受到譴責；但從本質而言，這無非是某些團體或個人不文明及缺乏公共精神的惡劣表現，還不至於以不寬容論處。官方和教會的不寬容往往與國家法律緊密相連，把迫害忠良當成是神聖的要職。白芝浩246曾說，歷史應如倫勃朗247的蝕刻畫，只讓光芒投射在最好最重要的事物上，其他的則留給黑暗孤芳自賞。即使到了現代，不寬容的事件也時有爆發，但在各種媒體翔實的記載中，我們依然能看到富有希望的光輝未來。以往的很多事在祖輩們眼裏都是順理成章的至理名言，眼下卻引起了年輕後生們的激烈爭辯；而對於年輕後生們奮起保護的新思潮，祖輩們只覺着不切實際，荒誕不經。他們通過打壓下層民眾的示威遊行，在抵抗新思潮的戰爭中取得暫時的勝利。

請原諒我無意在書里討論上述之事。因為我不想花太多的篇幅描寫略有小成的當鋪老闆如何勢利、獨霸一方的北歐人如何今非昔比，或是邊遠地區的福音傳教士如何胸無點墨，農民牧師和巴爾幹島上的拉比248又如何食古不化。這樣的人我們身邊實在太多，他們雖然思想偏執，人品卻還不錯。況且若沒有政府撐腰，他們都是無害的存在，在開明的社會裏更是如此。

個人的不寬容令人討厭，不僅容易引起社區群體的不快，而且還存在着比麻疹、天花和長舌婦人加起來還要多的弊端。幸好，不寬容的個人無法充當劊子手，一旦他自以為能凌駕法律之上，左右他人生死時，自然會有警方阻止他的一意孤行。另外，不寬容的個人也不能監禁他人，更無權規定每個國民的思考方式和生活習慣；如果他非要我行我素，必會招致所有百姓的強烈不滿，屆時所謂的新法令就會變成一紙空文，就算在天子腳下也無人執行。

總而言之，在自由的國度里，個人的不寬容絕不可逾越大多數公民所能容忍的極限。當局的不寬容卻不然，它的權力之大，足以生殺予奪，隻手遮天。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它對所有的異見充耳不聞，對無辜之人不存絲毫惻隱之心；為了讓自己的殘酷決定看起來師出有名，它假借神靈之名，假傳上天的旨意，宣稱只有當選的最高領導人才能擁有解開生命之謎的關鍵。有鑒於此，本書談及的不寬容都是當局的不寬容，若我忽略了個人的偏執，請讀者們再次原諒，畢竟我一次只能專註於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