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 《邁爾斯教授講世界歷史：中世紀
兒童十字軍東征
根據編年史家的記載，法蘭西的兒童十字軍有3萬之眾，從集結地出發前往馬賽港（Marseilles）。他們的領袖史蒂芬，坐在戰車之上，因其為上等神聖之人，兒童貴族左右護衛，服從他的領導並效忠於他。這些小朝聖者對前往聖地的距離根本沒有概念，每每看到一座城市時便急切地詢問是否已經到達耶路撒冷。
抵達馬賽港，孩子們對大海沒有分開兩邊而形成一條通往巴勒斯坦的大路而感到極為失望。大多數人心灰意冷，在此時返回家鄉；然而，仍有五六千人欣然接受了兩名商人提供的“慷慨”幫助，免費送他們去聖地。於是，他們擠滿7艘小船，駛出了馬賽港。但是他們遭到背信，在亞歷山大和其他伊斯蘭奴隸市場被賣為奴隸。然而，其中一部分逃脫了這一厄運，因為有兩艘船在駛離馬賽的途中沉沒，船上的人都葬身魚腹。(50)這次兒童十字軍遠征標誌着十字軍東征的高潮與衰落。激發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熾熱激情已然褪去，教皇談到這些兒童十字軍戰士時說：“這些孩子自己趕往聖地救援，卻指責我們沉睡不醒。”
212.小規模十字軍東征；耶路撒冷王國的終結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51)這最後四次東征是歐洲基督教徒對東部異教徒發起的征討，可以便捷地歸類為小規模十字軍東征。此時的東征熱情沒有最初特別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的那般真誠，而且參加其中的人們也表現出了各種各樣的目地與野心。十字軍東征的火焰已經燃燒殆盡，而亞洲的小基督教王國孤立於歐洲之外，外部強敵環伺，內部鬥爭不斷、自相削弱，它們的命運也逐漸變得明朗。最後，1291年，基督教徒手中的最後一片土地阿卡，在埃及馬穆魯克（Mamelukes）的攻擊下淪陷，至此，耶路撒冷王國終結。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第二次大戰結束，於是“寂靜再次回到了這片喧囂已久的海岸”。
213.騎士團撤離敘利亞
在十字軍東征的英雄時期興起於巴勒斯坦的宗教軍隊騎士團的騎士們悲痛地退出了那片土地，因為他們再多的非凡奮勇也難以保衛聖地免受異教徒的褻瀆，只能為騎士團另尋他處，仍可與十字架的敵人進行鬥爭。
善堂騎士團首先撤退到塞浦路斯島，但後來在羅德島立足，在此後的兩個多世紀裏，騎士團的忠勇騎士成為該地區抵禦穆斯林勢力西侵基督教歐洲的最強堡壘。1530年，善堂騎士團被奧斯曼人趕出羅德島，退居馬耳他島（Malta），並在此英勇地對抗宿敵，保衛島礁，不僅獲得了新聲望，而且獲得了新的名字——馬耳他騎士團（KnightsofMalta）。騎士團在這個島上一直延續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是十字軍戰士和騎士制度的最後遺存”。
條頓騎士團在歐洲東北部立足，其成員已經為未來的普魯士公國（Prussia）奠定了部分基礎（詳見第216條）。在宗教改革開始時，他們所居地區的國家已經被世俗化，騎士團不再作為一個政治勢力存在。
聖殿騎士的故事短暫而悲慘，將會另行述說（詳見第339條）。
第七節
歐洲內部的十字軍東征
214.總述
儘管歐洲的基督教徒團結一致，奮力抗擊伊斯蘭教徒，但卻未能在東方成功建立起西部文明永久的新領地。
但在歐洲的西南部與東北部卻有所不同，這裏的十字軍從穆斯林和異教徒的手中奪取了大片土地，並在這些收復的或新奪取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些基督教小國，後來逐漸形成了新的國家或成為國家的一部分，並將在未來幾個世紀的歷史中發揮重要作用。起源與十字軍時代有關的國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普魯士。此處簡述歐洲內部的各次聖戰。
215.伊比利亞半島上對抗摩爾人的十字軍東征在對東方穆斯林開始真正的十字軍東征之前，一隊以勃艮第的亨利為首的北部騎士，前往伊比利亞半島西部幫助那裏的基督教徒抗擊穆斯林。這隊騎士建立了一個小封建國家，是後來葡萄牙王國的核心。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期間，一些德意志和英格蘭的十字軍戰士在通過海路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在這個地方停下來，幫助當地的基督教徒圍攻穆斯林的重要城市裏斯本（Lisbon），並於1147年將其佔領。此役賦予這個逐漸壯大的小國家一個未來的首都。因此，葡萄牙在嚴格意義上講是十字軍精神的產物。
一直以來，嚴格意義上的十字軍東征都在東地中海進行，然而西班牙的基督教騎士對半島上的穆斯林也進行着幾乎不間斷的征討。摩爾人從其在非洲的共同信仰者那裏獲得援助；西班牙基督教徒則從北方特別是法蘭西基督教地區的志願者那裏獲得幫助。
到13世紀中葉，基督教徒們已經把摩爾人擠到了半島南部的一小塊地區，他們在那裏一直堅持到中世紀末期。在基督教世界收復的失地上建立了一些小的基督教國家，最後合併成了近代的西班牙王國。這個王國的起源情況為其後期歷史帶來了深刻的影響。(52)216.條頓騎士團對異教斯拉夫人的十字軍東征（1226—1283）在十字軍東征時期，維斯瓦河（Vistula）以東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53)，都在異教的斯拉夫人的手中。這些人就像早期異教的撒克遜人一樣（詳見第97條）極力抵制基督教的傳入。熱忱的司鐸把福音傳給他們，他們往往將其同皈依者一起殺掉。最終，只能用東征來向他們佈道。
早在13世紀，1226年，一些條頓騎士團的騎士們便將他們征討的方向轉到了這些北方異教徒的土地上。在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騎士們都進行着令人絕望的連年征戰，以期消滅異教徒，並在奪取的土地上建立了哥尼斯堡（K?nigsberg）(54)和馬林堡（Marienburg）(55)等重要的要塞城市。周圍的斯拉夫人要麼被滅要麼臣服，整片土地逐漸逐漸德意志化。因此，原本是斯拉夫人的土地被轉變成了德意志的土地，並為其後來成為近代普魯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奠定了基礎(56)。因此，聖徒騎士的東征熱情為創建歐洲最強的近代國家之一作出了貢獻。
217.對抗阿爾比派的十字軍東征（1209—1229）十字軍時代宣揚聖戰，不但向異教徒（heretics）宣戰，也同無宗教信仰者（infidels）和非基督教徒（pagans）(57)做鬥爭。
在法蘭西南部，自希臘人於公元前6世紀在馬賽定居以來，該地在海路上受到希臘、羅馬和薩拉森的影響，信仰的是基督教的一個被稱為阿比爾派(58)的支派，因其過於遠離正統信仰，教皇英諾森三世宣稱其“比薩拉森人更邪惡”。所以，在儘力讓阿比爾派改邪歸正卻又徒勞無功之後，他呼籲法蘭西國王腓力二世及貴族領導一支十字軍打擊異端及他們富有而又強大的庇護者圖盧茲伯爵雷蒙德六世。
法蘭西十字軍對阿爾比派的鎮壓
國王對這一呼籲置之不理，全神貫注地關注着自己的敵人；但他的許多貴族熱切地響應了教會的號召。第一次征討（1209—1213）的領袖是西蒙·德·蒙德福特（SimondeMontfort），一個毫無信仰、殘酷無情、麻木不仁的人。阿爾比派美麗的家園朗格多克（Languedoc）被夷為平地，居民被大肆屠殺，城市化為灰燼。破壞的程度通過其攻克一個名為貝濟耶（Beziers）的小鎮之後的事實便可窺一斑，鎮上的男人、女人和兒童共計3萬人均被屠戮。(59)1229年，新一輪十字軍征討的怒火燒到阿比爾派身上，這導致他們的君主雷蒙德七世將美麗卻慘遭蹂躪的大部分省份割讓給了法蘭西國王路易九世，並歸順正統教會。阿爾比派的異教徒很快被在該地區設立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審判定罪，連根剷除。
第八節
十字軍東征的終結；及其對歐洲文明的影響218.十字軍東征停止的原因導致十字軍東征的主要原因是宗教狂熱，而其終止的主要原因正是此種神聖熱情的褪去。
甚至在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開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西方基督教徒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就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就像現在想要喚醒歐洲各國東征的熱情幾乎完全不可能一樣，所以到14世紀開始時，已經很難讓人們對此事產生興趣。這種感情的變化源於歐洲各國人民在知識和文化方面的普遍進步，以及他們彼此之間寬容精神的增長，這主要得益於這些東征本身。
而且那時蠻族喜歡軍事冒險，這種精神是十字軍東征的有力輔助因素，而作為中世紀社會區別於當代社會的那些觀念與情感逐漸轉變，被工業和商業精神所取代。雄心勃勃和志存高遠之人開始覺得，通過貿易、製造和海運創造財富更為明智，而不是把金錢浪費在代價巨大的收復聖地的遠征上。商人以其實用主義觀念取代了騎士的浪漫主義理想。
219.十字軍東征對神權和修道制度的影響十字軍東征對西歐的制度和人民的生活產生了間接的影響，構成了文明史上一座偉大的里程碑。此處簡要講述東征對西部基督教世界的教會、商業、社會、思想及政治生活的影響，以表明歷史確實如此，並將其與中世紀史的後期發展過程聯繫起來，從而形成統一連貫的整體。
首先來看十字軍東征對教會制度的影響。毫無疑問，十字軍東征趨於增強神權。因此，教皇通過將手伸到基督教世界的軍隊與資源當中，並且讓人們習慣於將他視作導師和領袖，他在東征中的顯赫作用自然培養了教皇的權力與影響。十字軍的熱情所催生的聖徒騎士團也實質性地強化了神權，因為它們總體上支持教皇而反對主教團。
修道院則通過以低廉的價格收購那些為東征而變賣的地產，或通過祈禱與虔誠的祈福而得到土地作為公開饋贈的禮物，其財富得以大大增加。通常，修道院也在十字軍戰士東征的時候作為他們財產的監護人，隨後戰死之人的財產便落入修道院手裏。而且，成千上萬的戰士帶着精神與肉體的創傷歸來，想要在修道院尋求庇護，過上隱居生活，為了能夠實現這個願望，他們便拿出所有家當。除此之外，這一時期的特徵便是對宗教的極度狂熱，因而普通的虔誠獻禮多到了驚人的地步。
通過這些途徑，教皇的權力得以加強，修道院的財富得以增加。最終，權力與財富的增長給教皇和修道士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神權的增強導致了歐洲世俗君主的恐懼和反對，從而再次激發了世俗權力與屬靈權力之間業已開始的鬥爭，並最終導致神權的削弱（詳見第十四章）。修道院財富的巨大增長導致修道士腐化墮落，從而為修道院制度的衰敗與瓦解鋪平了道路。
220.十字軍東征對東部帝國的影響十字軍東征中最顯著的成果之一就是君士坦丁堡在一段時間內得以保全(60)。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震懾了突厥人，使其征服浪潮暫時退卻，從而讓東部帝國或其都城的陷落向後推遲了3個多世紀。推遲亞洲游牧部落征服東南歐的做法本身可能只是次要問題；但這種延遲給中歐年輕的基督教文明以足夠的時間來增強實力，從而在伊斯蘭教的入侵浪潮再次席捲之前便建立起了堅不可摧的堡壘。如果塞爾柱突厥人在12世紀得以跨越博斯普魯斯海峽，他們便會比其同族的奧斯曼人（Osmanli/Ottoman）在15、16世紀所征服的土地更加地向西擴展（詳見第十五章）。
此外，如果君士坦丁堡在12世紀淪陷，可能意味着將永久地失去這座城市為文明保存的文學寶藏；因為從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野蠻行徑可以看出，西部還沒有準備好成為這些珍貴遺產具有欣賞能力和恭敬的守護者。
221.十字軍東征對城鎮、商業和社會的影響城鎮以東征的王公貴族為代價，獲得了許多政治上的優勢。在12和13世紀，現金主要掌握在市民階級手中，並反過來作為特別稅和借款回報給最高統治者或封建主，他們則被授予格外有用的特權。因此，當權力和財富從貴族的手中流出時，城鎮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便得到提升，並且在市政自由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收穫。
通過大力推動商業及擴大貿易往來，聖戰進一步促進了城鎮的繁榮。這一時期，威尼斯、比薩、熱那亞等公國根據十字軍團的需要和東部的對外開放，發展貿易並從中獲取巨額財富與美好聲譽。它們的商船不斷往返於歐洲和敘利亞沿海的港口城鎮，地中海里舉目可見貨船的白帆。同時，歐洲從亞洲引進了各種聞所未聞的藝術、製造品和發明，其中就包括風車(61)。“東部的戰利品”豐富了西部的文明，其標誌便是十字軍團從君士坦丁堡帶回了著名的青銅馬並將之立於威尼斯的聖馬可大教堂（SaintMark’sCathedral）。
中世紀的風車
十字軍東征對西部國家社會生活的影響明顯而重要。東征給傳奇冒險提供了機會，極大地促進了騎士制度的發展，儘管騎士們最後在放縱與荒誕之中落幕，但其滋養了許多近代社會所擁有的高貴美德與高尚情操（詳見第159條）。因此，十字軍東征的整體影響便是通過與東部文化發達國家的接觸，使得西部半蠻族的人們更加開化。狂野的法蘭克武士認為薩拉森人信仰邪惡、舉止野蠻，但當他們目睹了希臘的奢華和薩拉森人首領表現出的高貴時，便驚嘆不已。當然，這些社會影響既影響着城鎮，也影響着鄉村，但它們對城鎮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更為持久的影響。
222.十字軍東征對歐洲精神生活的影響十字軍東征對歐洲思想發展的總體影響怎樣高估都不為過。最重要的是，它解放了十字軍戰士的思想。在東征之初，基督教徒對穆斯林異教徒持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與偏執，真的認為這些異教徒是“地獄之子”（ChildrenofHell）；但在十字軍東徵結束之前，他們對對手的看法已迥然不同。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時，薩拉森人的首領成為理查宴上的常客，而這位基督教騎士也成為具有騎士風度的薩拉丁帳中的貴賓。總之，十字軍戰士們的征程、觀察和經歷都糾正了他們的錯誤觀念，解放了他們狹隘而偏執的思想，廣泛的遊歷以及與不同民族和種族的親密接觸，即便是對最遲鈍、最頑固的人都會產生影響。
此外，十字軍戰士通過東征還獲得了東方的地理知識(62)、科學與學識，極大地激發了拉丁人的才智，並喚醒了西歐的智力活動，最終導致了被稱為文藝復興的智識大爆發（詳見第十八章）。
十字軍東征在文學領域的影響比在任何領域的都更為積極。從東方帶來了大量新鮮的文學素材，其中包括諸如圍攻特洛伊等大事件的傳說，以及如所羅門和亞歷山大大帝等大英雄的事迹。這些傳奇經過誇張、歪曲以及同西方的民間傳說奇特地結合，為現在數量眾多、形式各異的編年史、傳奇、史詩及宗教故事奠定了基礎。這樣一來，歐洲文學得到了豐富的同時，也極大地促進了自身的發展。
223.十字軍東征的政治影響
十字軍東征有助於削弱封建貴族的勢力而讓國王和人民（詳見第149條）的力量日益增強。貴族中的許多人踏上東征之路便再也沒有回到家鄉，而他們的土地因無人繼承便充公轉歸國王所有；更多的人為了東征而散盡錢財。因此，貴族在數量和影響力上都大打折扣，而國王的權力和地位有了相應的提升。
封建制度解體和君主制度發展的過程在法蘭西最為明顯，因為它是東征運動的搖籃和中心，但十字軍東征是否鞏固了其他各國的君權卻無法斷言。然而，不僅法蘭西，還有英格蘭和德意志的民族意識似乎都在加速覺醒（詳見第十九章）。這裏的民族意識，實際上指的是通過同一兵營的同志關係，參與東征的榮辱與共，以及不同隊伍的相互競爭所激發出來的民族愛國主義。
十字軍東征為未來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普魯士等國家奠定了基礎，幫助打造了近代歐洲的政治版圖。現在在巴爾幹半島建立起來的小基督教國家，正是十字軍東征在歐洲東南部的實際延續。
224.十字軍東征對地理髮現的影響最後，對地理探索的極大興趣，引領包括著名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MarcoPolo）在內的諸多旅行家，周遊到了最遙遠的亞洲國家。不僅如此，甚至在中世紀末期，激勵了哥倫布（Columbus）、瓦斯科·達·伽馬（VascodaGam）和麥哲倫（Magellan）的遠洋冒險精神，均可追溯到十字軍東征所喚醒的對地理知識的濃厚興趣，以及對地球遙遠地區的好奇之心。(63)這些歐洲社會的宗教、商業、社會、思想、政治、地理等方面的發展與進步，雖然不是起源於十字軍東征，但被其賦予了新的活力。
第十四章
神權巔峰及其世俗權力的衰落
225.導言：神權的鼎盛時期
前面的“君權與神權”一章，講述了皇帝與教皇開始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本章首先講述神權的鼎盛時期；之後再講述當君權衰落，教皇似乎將要實現其普世教會並將世俗君權集於一身的理想時，新興民族國家這一新生的反作用力，如何破碎了其世俗權力之夢。
教皇一方暫時獲得成功，並實質上在西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神權國家，原因無他，是因為幾位了不起的人物相繼出任教皇，且都堅持推動羅馬教廷走向權力巔峰的目標不動搖。一些神權締造者頗為努力，尤其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格里高利有許多優秀的繼任者，最著名的是亞歷山大三世（1159—1181年）和英諾森三世（1198—1216年），在他們的努力下，神權達到了頂峰。
下面將簡述標誌着神權至上的代表性事件。這些事件記錄了神權如何在最開始戰勝君權，然後又戰勝了法蘭西和英格蘭的王權。
226.教皇亞歷山大三世與腓特烈·巴巴羅薩皇帝《沃爾姆斯宗教協定》（詳見第181條）簽訂后不久，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首次登上德意志王位，此後就開始了這個驕傲家族成員出任的皇帝同教廷寶座上的教皇之間一個多世紀斷斷續續的激烈鬥爭。雖然時過境遷，但到底是“主教天下”還是“國王天下”，其實最高權力之爭很早就已經開始，並且一直持續至今。
這場爭鬥席捲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皇帝用混亂與暴力宣稱對這兩地享有最高權力。鬥爭的故事因為篇幅的限制，不能詳敘，在此只簡單敘述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和霍亨斯陶芬家族最顯赫的成員腓特烈·巴巴羅薩（詳見第254和362條）之間的鬥爭事件。
在同皇帝的鬥爭中，教皇與東部皇帝、西西里國王，尤其是對他極為重要的倫巴第諸城結盟——倫巴第正因為腓特烈堅持在那裏嚴酷地行使君權而反叛。爭鬥多年之後，腓特烈敗北受辱，無奈向教皇尋求和解。緊接着在1177年，簽訂了《威尼斯和約》（PeaceofVenice），且發生了戲劇性的事件。在聖馬可教堂，眾目睽睽之下，腓特烈被突如其來的敬畏之情所征服，甩掉披風，伏身於可敬的羅馬教皇腳下，教皇將他扶起並施以和平之吻。這是君權的第二次卡諾薩之辱。距離亨利四世皇帝受辱正好100年（詳見第180條）。
227.教皇英諾森三世與法蘭西國王腓力·奧古斯都查理大帝之後的所有皇帝中最強大、最獨斷的皇帝之一被迫俯首於教皇，歐洲其他各國的國王也屈服於這樣的威赫便不足為奇了。在英諾森三世統治時期，法蘭西和英格蘭的歷史都為歐洲君主臣服於羅馬教廷提供了鮮明的例證。
此時的法蘭西國王為腓力·奧古斯都（1180—1223）。腓力以一個借口拋棄了自己的妻子，開始了另一個婚姻聯盟。教皇英諾森三世作為國王及其臣民的共同道德監察官，命令他讓被其遺棄的王后複位。當他表示拒絕之後，教皇停止了法蘭西的教權，腓力最終被迫服從。
教廷在對抗如此強大、專橫的最高統治者時取得勝利被認為是“羅馬盾牌上最驕傲的戰利品裝飾”。
228.教皇英諾森三世與英格蘭約翰王英諾森戰勝英格蘭約翰王（1199—1216）的故事似曾相識。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職位出現空職，約翰命令有權選舉的修道士將此位給予他的親信，他們服從了。但教皇立即宣佈選舉無效，並將此職位授予自己的朋友斯蒂芬·蘭頓（StephenLangton）。約翰宣佈禁止教皇任命的主教進入英格蘭，並開始沒收大主教轄區的土地。英諾森下令停止整個英格蘭的教權，將約翰開除教籍，並鼓動法蘭西國王腓力·奧古斯都對這一拒不服從的叛教行為發動聖戰。
最後的結果是，約翰被迫屈服於教會的勢力，歸還了被其沒收的土地，承認蘭頓是英格蘭合法的大主教，甚至到了將英格蘭和愛爾蘭贈予教皇，並接受為永久封地（1213）的地步。為了表明其封臣的地位，他同意每年支付給教皇一千馬克銀幣。這筆貢金雖然並不定期支付，但卻一直持續到愛德華三世統治時期（詳見第233條）。
229.托缽修會，或乞食修會(64)
英諾森三世的繼任者們獲得了兩個修會的大力支持，一個是多明我會（Dominican），另一個是方濟各會（Franciscan）。名稱分別來自於各自的創始人：舊卡斯蒂利亞（OldCastile）的聖多明我（SaintDominic，1170—1221）和意大利亞西西（Assisi）的聖方濟各（SaintFrancis，約1182—1226）。這些宗教組織建立的原則同先前修會建立的原則截然不同。直到此時，修道士尋求隱修獨居主要是為了遁世，通過懺悔、祈禱和冥想來實現自我救贖。在新的修會裏，成員不再遁世，而是居於塵世，全身心地投入到救贖他人的事業當中。
而且，這些新修會也同老修會一樣，宣佈放棄所有世俗的領地，並稱“娶貧困為新娘”，完全依靠虔誠者日常及自願的施捨度日(65)。迄今為止，雖然修會中的個人必須過極為貧困的生活，但教會或修會可以擁有一定數量的公共財富，這導致了懶惰和紀律鬆弛，因此新修會奉行貧困的生活方式是對老修會奢華惡習的抗議。
起初兩個宗教組織之間有着巨大差異。聖方濟各以自我犧牲的博愛精神吸引了眾多門徒奉獻自我，他們模仿基督及其使徒們，向貧苦與流浪之人宣講福音，看望病痛與被囚之人。早期的方濟各會活動的這一特點與現在的救世軍（SalvationArmy）頗為相像(66)。聖多明我將目標定在了更高、更有教養的階層，以打擊異端為使命，並讓時代的智識充滿基督教世界。
這兩位偉大創始人的不同傾向在被賦予稱號的時候便有了精鍊的表述：聖方濟各被稱為“窮人之父”（Fatherofthepoor），聖多明我則被稱為“異教剋星”（Hammeroftheheretics）。儘管這兩位聖人最初迥異的精神給各自的修道會打下了鮮明的烙印，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彼此間的相互借鑒，致使二者最終變得極為相像。
新的宗教組織快速成長、迅速傳播，重新詮釋了自我犧牲與情感共鳴的真正力量，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裏，已經奪取了教會中其他老修會以及那些持異議的正式神職人員的光彩。但新興修會同教皇之間的關係也需注意。教皇授予了它們許多特權，並逐漸使其脫離了所有主教的控制；反過來它們也成為了羅馬教廷最忠實的朋友和最堅定的支持者。它們組成了所謂的教皇的後備軍，更準確地說，是一支教規嚴明、訓練有素、服從教皇的軍隊，佔據着西部基督教每一處有利的位置。這些新修會對於13世紀的教皇，就如本篤會對於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一樣，或者後期的耶穌會對於宗教改革時期的教皇一樣。
230.神權導致帝國的真正瓦解
霍亨斯陶芬家族最偉大的成員手中的君權卑躬於神權，使得這一驕傲家族被徹底毀滅，導致作為歐洲事務中真正公認勢力的帝國的土崩瓦解。
在被歷史學家弗里曼稱為“人中傑子”的霍亨斯陶芬家族腓特烈二世（1212—1250年）的統治下，帝國如日中天，即便不是在權力巔峰也是在輝煌的頂峰開始衰敗。查理大帝之後，沒有任何一位皇帝像腓特烈二世那樣，胸懷崇高的世界帝國理想，憑藉個人品質給皇庭帶來如此的魅力與輝煌。
但帝國也存在許多弱點：德意志君主自私的野心、帝位的覬奪者、意大利的民族感情以及外部統治者的嫉妒。所有這些不滿和反對因素都被教皇用來搞垮皇帝。腓特烈二世在其整個統治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是以被開除教籍的身份在操勞，而他的權威在帝國領土的各個角落都有作為教皇代理人的托缽修會出來反對。他為維護君權的威嚴和至高無上而戰，在1250年帶着嚴重的挫敗感憤憤而終。教皇們的敵意如影隨形，腓特烈二世的後代被斬草除根。
腓特烈二世之後，帝國再未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但皇帝同教皇的長期鬥爭為一股新生力量的崛起創造了時間，並成長為顛覆神權的公認世俗權力，註定要為皇帝報仇雪恨。這股新生力量便是覺醒的民族主義。
231.民族國家的反抗
14世紀是教皇世俗權力史上一個的轉折點。在這一世紀的進程中，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的統治者在其臣民的支持下，成功地恢復了業已失去的獨立。法蘭西、德意志和英格蘭先後以溫和的方式反抗神權，並且正式否決了教皇干涉其政治或政府事務的權力。
但這裏應特別注意，反抗教皇世俗統治權力的領袖們並未考慮挑戰教皇在教會的最高屬靈權威與權力。他們當時的態度同現代意大利人極為相似，當剝奪教皇最後一點的世俗權力時，並未危及其作為上帝代理人的一切道德與屬靈尊嚴。
232.教皇波尼法爵八世與法蘭西國王腓力正是在教皇波尼法爵八世任職期間（1294—1303），教皇的世俗權力受到嚴重打擊並開始迅速衰落。波尼法爵八世同格里高利七世一樣持有神權高於君權的崇高觀念。他把《聖經》的如下經文作為其對所有君主和國王行使管轄權的授權令：“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67)他對待世俗統治者的態度註定會將教權和民權帶入憤怒與暴力的衝突之中。1296年，教皇頒佈了一道詔令，禁止所有神職人員在未經教皇許可的情況下，向世俗統治者繳納任何形式的稅賦。所有世俗統治者，無論是男爵、公爵、王爵、國王還是皇帝，都被禁止擅自對神職人員徵收各種形式的稅賦，只要違反就會被開除教籍(68)。
法蘭西國王腓力認為教皇詔書是對世俗權力的侵犯，他與教皇的爭論迅速上升為激烈的、不體面的爭吵。在他給波尼法爵的一封信中，腓力有意用不得體的粗魯言語稱呼教皇。腓力如此大膽，是因為他知道人民會跟他站在一起。這種受歡迎的感覺在國王分別於1302年和1303年連續兩年召開的著名的三級會議（States-General/Estates-General）中有所表現。這三個階級是：貴族、神職人員和平民。會議宣佈教皇無權管理法蘭西的政治事務；除上帝外，沒有人的地位高於法蘭西國王。他們向腓力保證，會用自己的財富和生命維護法蘭西民族的古老自由。
這次衝突很快便有了結果。在意大利的阿納尼（Anagni），有一支法蘭西的雇傭兵囚禁了波尼法爵，對其極盡侮辱和打擊之能事。3天後，波尼法爵被朋友放回到了羅馬，然而又遭受了新的侮辱。據說，他幾天後便鬱鬱而終，終年87歲（1303）。
所有的歷史學家在講到教皇世俗權力的興衰時，都會把阿納尼的場景同兩個多世紀前的卡諾薩（詳見第180條）相提並論。情景的對比會讓細心的歷史學生對中世紀神權的滄桑巨變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蘭西國王腓力
233.教廷遷至阿維尼翁（1309—1376）；德意志和英格蘭的反抗1309年，各種因素疊加導致教廷從羅馬遷到了普羅旺斯（Provence）的阿維尼翁（Avignon），毗鄰法蘭西邊境。教廷遷於此地近70年，這一時期在教會歷史上被稱為“巴比倫之囚”（BabylonianCaptivity）(69)。在此期間，所有的主教都是法蘭西人，教會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蘭西國王。帕斯托爾（Pastor）說：“教廷遷徙到法蘭西，使得法蘭西主教佔盡優勢，隨後選舉的教皇連續七任都是法蘭西人。這必然損害教皇在世人眼中的地位，致使人們懷疑教廷已經淪為法蘭西的工具。”
因此，教皇的權力便失去了普世特徵這一影響與力量的基礎。在此種情況下，法蘭西域外的國家自然而然對教皇介入世俗事務提出越來越多憤怒的抗議。
德意志和英格蘭此時採取的措施是召開國民大會，兩國的民族情緒開始萌發，這使神權作為一種公認的權威已經失去其威望。
1338年，德意志王爵反對教皇的主張，從他手中收回了選舉本國國王的權力，並聲明德意志皇帝的權力直接來自上帝，而非轉自教皇。德意志的定期會議支持這一聲明，而且此後，帝國皇帝由選舉產生并行使職權，獨立於教廷之外這一原則成為了德意志憲法的一部分。
不久之後的1366年，在愛德華三世統治時期，英國議會以一種相似的精神和情緒，通過了拒絕給付約翰王承諾的業已拖欠的貢金（詳見第228條），從而結束了英格蘭作為羅馬封臣的歷史，並堅決拒絕接受教皇宣稱英格蘭是羅馬教廷封地的主張。
234.天主教會大分裂（1378—1417）歐洲幾個國家中民族情緒的產生並不是“巴比倫之囚”這一神權災難的唯一影響。教廷從羅馬遷出導致了意大利的極大不滿，沒有教皇的羅馬是喪偶的城市，遭到了敵對派系的蹂躪，建築成了廢墟，牛群甚至在聖彼得大教堂和拉特蘭大教堂的“祭壇下面吃草”(70)。
如果要想在意大利保有權力，教皇將教廷遷回羅馬便是當務之急。最後，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被說服擺脫法蘭西的影響，將教廷遷回了“永恆之城”，時值1377年。次年，格里高利去世，樞機團選舉意大利主教烏爾班六世為繼任者。很不幸，新教皇的性格苛刻專橫，粗暴地對待法蘭西的樞機主教，激怒了他們，於是主教們否認其選舉的合法性，在阿維尼翁另立教廷，選舉對立教宗克萊門特七世。這標誌着天主教會大分裂（TheGreatSchism）的開端。
兩個對立教宗各自宣稱為聖彼得的合法繼任者，又各自將對方開除教籍。這種情況自然給世人對羅馬教廷的普遍崇敬帶來了沉重打擊，時至今日也未能徹底恢復。
235.比薩大公會議（1409）和康斯坦茨會議（1414—1418）西部基督教世界裏一代人的時間都陷入了這一激烈而又不得體的紛爭之中，似乎沒有和平解決的辦法。有些人甚至傾向於訴諸武力。巴黎大學（UniversityofParis）徵集結束大分裂最佳手段的意見，收到了1萬份書面意見；召開一次大公會議受到青睞。最後，1409年在比薩召開了教會會議，目的就是解決這一不幸的長期紛爭。這次會議廢黜了前面兩位教皇，另選亞歷山大五世為新教皇。但事情非但沒有解決，反而變得更糟了；被廢黜的任何一位教皇都不服從大會決議令其放棄權力的決議，因而兩虎相爭變為了三足鼎立。
1414年，另一次會議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召開，以解決愈演愈烈的紛爭。三位教皇中，一位辭職，另外兩位被免；之後的1417年，會議選舉樞機主教科隆納（CardinalColonna）為新任教皇，是為教皇馬丁五世（MartinV）。天主教世界通過新任教皇再次團結在一個屬靈領袖的治下。這種分裂表面上癒合了，但傷口太深，以至於給教會留下了永久的疤痕。而且，一些分裂派教宗追名逐利的醜惡生活給教廷的法衣染上了難以抹拭的污點。
14世紀的教會大分裂后，儘管羅馬教皇為之奮鬥的理想在不同的國家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雖然教皇們依然奮鬥不止，但再也不會有12、13世紀教皇的權力凌駕於歐洲各國國王之上，並且管理眾多世俗事務的景象了。希爾德布蘭德(71)的崇高理想儘管幾乎實現了，但最後，他的目標有一半被證明是徹底失敗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輝煌的失敗”。
236.教皇仍是屬靈領袖
未能在世俗事務中取得至高無上的權力，導致羅馬教皇的目標有一半沒有達成，但他們確實成功地建立並延續了一種絕對的精神統治，在宗教事務上的絕對權力至今仍然被一半以上基督教徒認可。
康斯坦茨會議實際上頒佈了教令，稱教皇應該服從大公會議，羅馬教廷的裁決可以上訴到教會召集的此類大會，至少每10年召開一次。因此，此時的教會實際上暫時轉變為有限的君主制。如果這種模式能夠真正得以實施，大公會議能夠定期召開，教會可能會逐漸改正那些已經蔓延在其中的腐敗，如此，16世紀的大規模的普遍反抗也就不會發生。但會議選出的教皇馬丁五世竟然反對此次會議的教令，發佈教皇詔書宣佈“宗教事務中任何對羅馬教廷的裁判提起上訴或駁回的行為均為非法”。但是，1431年，15世紀的第3次也是最後一次改革會議在巴塞爾（Basel）召開，會議既定的原則就是反對教皇專制，宣佈任何從大公會議向教皇提出上訴的人均犯異端罪。
專制主義的教皇一方笑到了最後。1545年，宣判路德教義（DoctrinesofLuther）的特倫託大公會議（CouncilofTrent）召開，此後只再召開了一次，即梵蒂岡大公會議（1869—1870），會上頒佈了教皇永無謬誤的決定性教令。
因此，儘管神權中的世俗部分已經完全被剝離，而且其屬靈的權力也被北方的民族國家普遍抵制，但正如麥考萊（Macaulay）所言，它“並未衰敗，也不是古董，且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現在，基督教世界一半以上的觀點認為教皇是教會至高無上、絕無謬誤的領袖，用剛剛引用的那位才華橫溢的作家的名言：“在撒克遜人踏上不列顛之前，在法蘭克人跨過萊茵河之前，當希臘的雄辯術仍然盛行於安條克之時，當崇拜的神像仍供奉在麥加之時，天主教已然偉大而受敬。而當某個新西蘭來的旅行者，在無盡的孤獨之中，立於倫敦橋的殘拱之上，描畫聖保羅大教堂的廢墟之時，她(72)卻依然活力不減。”(73)第十五章蒙古人與奧斯曼人
第一節
蒙古人
237.導言
前面已經講過對歐洲文明的兩次入侵，一次是來自北方的日耳曼部落，另一次是來自南方的薩拉森人，並注意到各次入侵對整個歷史進程的影響。現在來關注第三次入侵，這次是來自東方的亞洲游牧民族：蒙古人和奧斯曼突厥人(74)。
因為日耳曼侵略者帶來了新的精神活力、堅定的道德品質和政治能力，所以其入侵帶來的大部分是有益而幸運的影響。阿拉伯人入侵帶來了直接與間接的綜合影響，對其評價難下定論。但是，圖蘭人入侵卻幾乎給歐洲文明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充滿希望的羅斯民族發展被遏制，其社會、道德和政治生活被明顯削弱；而歐洲東南部的所有國家和種族都被血統、社會制度、道德理念和宗教信仰毫不相容的民族屈辱地統治了幾個世紀。實際上，一些當時被控制的歐洲土地至今仍陷於亞洲原始文明的統治之下。
這次相對較晚的亞洲游牧民族對歐洲的入侵值得注意，特別是因為它是亞洲歷史上對歐洲最成功的侵襲，也是亞洲民族對歐洲領土的最後一次征服。但自從這個強大的攻擊被阻斷之後，歐洲民族又反過來蠶食亞洲，現在看來，沒有任何事情比這更能令人感覺到潮起潮落、世事變遷的了。
中世紀時期蒙古人的遊動式蒙古包據調查，圖蘭部落最嚴重或最危險的侵襲，是匈奴人、阿瓦爾人、匈牙利人和塞爾柱突厥人發起的進攻。其中匈牙利人自己就可以單獨構成歐洲文明史的一個完整的章節。同其他入侵的圖蘭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接受了歐洲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宗教，總之完全被歐洲化或者基督教化了，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基督教歐洲抵禦奧斯曼穆斯林大軍的主要堡壘。現在的匈牙利人隨日耳曼人之後，可能是歐洲最具年輕活力和希望的民族了。
塞爾柱突厥人從未踏上歐洲土地半步。這個狹隘的民族曾佔領聖地巴勒斯坦，並氣勢洶洶地向君士坦丁堡進軍，震驚了西部基督教世界，導致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詳見第183條）。但其內部紛爭和十字軍戰士的打擊給其霸權畫上了休止符。
238.蒙古征服
當塞爾柱突厥人的勢力在西亞衰落的時候，中亞和東亞草原孕育的蒙古人在蒙古的各個部落之間建立了新的統治，他們桀驁不馴、能征善戰。他們的第一個偉大首領是鐵木真（Temuchin，1206—1227），尊號“成吉思汗”（JenghizKhan/GenghisKhan），或“偉大的可汗”（TheGreatestKhan），他曾經給人類帶來最可怕的痛苦與折磨。成吉思汗對以突厥人為主的無數部落展開了冷酷無情的屠殺，似乎他們屬於另一個物種，其刀劍和火把橫穿了亞洲大部。突破了1500年前為了防禦其游牧同族或親族而建立的萬里長城，征服了現今中國北部的大部分地區，然後揮師西進佔領了突厥斯坦（Turkestan）和波斯。大軍所到之處，城市全部被夷為平地，人口稠密的平原變成了寂靜的荒漠。成吉思汗生前權力範圍已囊括羅斯的第聶伯河及印度河谷，即使死後還需殉葬：在他的墓前，40名少女被殺，以便她們的靈魂可以去另一個世界裏服侍他。
成吉思汗
偉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將自己的廣闊疆土傳給了一位稱職的繼任者，他的兒子窩闊台（Oghotai/Oktai/?gedei，卒於1241年）。他將帝國疆域向東亞推進的同時，也向西亞擴展，併入侵歐洲。這次西征由著名的拔都（Batu）率領，並採用了軍事專家所謂的“完美策略”。羅斯、波蘭和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區被佔領並被破壞；莫斯科（Moscow）、基輔、佩斯（Pesth）及許多其他城市被焚毀，居民被殺戮。在1238年至1241年這兩到三年的可怕時光里，幾乎一半的歐洲都慘遭蹂躪。另一半的居民如若沒有瘋狂地專註於教皇和皇帝之間的紛爭的話，似乎也不知所措。他們沒有共同努力阻擊入侵的進程，顯然把這次天罰視為大自然給予的破壞性災難，難以避免，無法補救。幸運的是，值此緊要關頭，窩闊台去世了，拔都被召回亞洲，西方文明就此逃過一劫。
窩闊台的繼任者忽必烈汗（KublaiKhan，1259—1294），進一步擴大帝國疆域，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征服是由其大將旭烈兀（Hulagu）率領，並於1258年攻佔了巴格達，結束了阿拔斯王朝的統治（詳見第89條）。忽必烈的領地最終涵蓋了亞洲大部以及羅斯。天下從未有如此遼闊的土地被歸於一個人的治下。
忽必烈遷都汗八里（Cambalu/Khanbaliq/Dadu），即為現在的北京，並在此接見世界各地的使節與訪客。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也在這位君主的皇宮裏居住多年，獲取了關於遠東珍貴而鮮活的知識，並在其著名的《馬可·波羅行記》中將之傳遞給了歐洲。
帖木兒
忽必烈汗死後，無節制擴張且鬆散聯合的帝國陷入混亂並分裂成了諸多小國。帝國的多個部分後來由另一位天才的首領再次結合在一起。帖木兒（Timur/Tamerlane，1369—1405），或稱“跛子帖木兒”（Timurthelame），是成吉思汗的遠親，註定肩負起重建蒙古統治的使命。他定都於中亞的撒馬爾罕（Samarcand/Samarkand），似乎有意征服全世界。據說他曾宣稱：“因為神是獨一，並未分治，那麼神在人間的代表也只能有一人。他的《帖木兒自傳》（Memoirs）中這樣描述自己的使命和職責：哪裏出現錯誤，便要去匡正；哪裏出現混亂，便要去理順；哪裏有壓迫，便要去解救。
忽必烈汗的帝國分裂后各個國家的混亂狀態給了帖木兒足夠的事情去做。他率領由各個部落組成的大軍，沿着其蒙古前輩們血染的征程再次攻城略地，所到之處白骨累累，焦土遍野。他習慣於把敵人的頭顱和屍體堆建成金字塔型，以示對抵抗與反叛的報復。
帖木兒在他製造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亞洲大部都被置於他的統治之下。偏遠地區的部落首領用以下話語表示忠誠：“我們把服從的轡頭置於頸前，侍奉的鞍鐙置於背上。”帖木兒在他廣闊的疆域之上實行了溫和而公正的統治，證明了他不止是殘酷的征服者和人類的毀滅者。
帖木兒死後，廣闊的帝國一樣土崩瓦解。他的後代之一巴布爾（Babar/Baber）於1525年入侵印度，並建立了莫卧兒帝國（KingdomoftheGreatMoguls）。這個蒙古王國持續了200多年，直到18世紀被英國人摧毀。莫卧兒帝國在德里（Delhi）和阿格拉（Agra）的宮殿的富麗堂皇是東方最燦爛的藝術風格之一。這些外國統治者給印度留下了最好的建築遺迹。阿格拉的陵墓被稱為泰姬陵（TajMahal），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建築之一。(75)阿格拉的泰姬陵239.蒙古入侵的歷史影響
亞洲從未從蒙古征服者製造的可怕災難中復蘇過來。許多生機勃勃的地區被這些民族毀滅者掃蕩一空，至今仍如墓地般荒無人煙。說起曾經人口稠密的裏海東南部地區，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斷言500年都不足以修復那4年的創傷。
但這次大動蕩對亞洲產生了也並非完全是負面的影響。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就是西藏喇嘛教制度的正式建立。在蒙古征服時期，佛教已經在該地區站穩了腳跟。蒙古皇帝對那裏的佛教高僧類似於法蘭克國王同羅馬主教之間的關係（詳見第七章）。忽必烈汗將活佛冊封為西藏的最高領主，從而建立了西藏大喇嘛（TibetanGrandLama）的地位和稱號，進而為這不尋常的東方神權掌控世俗權力奠定了基礎。(76)帖木兒征服及統治的一個重要歷史意義是確立了伊斯蘭教為中亞的主要宗教。帖木兒公開承認其帝國建立在伊斯蘭的美德與宗教的基礎之上。他在《帖木兒自傳》中講述了其對偶像崇拜者發動戰爭是受到了《古蘭經》經文的激發：“先知啊！你當奮力反擊不信仰者和偽信者，當嚴厲對待他們。”因此，帖木兒發動戰爭不僅僅出於野心，而是帶有以傳播伊斯蘭教為目的的聖戰性質。
但這場劇變對歐洲歷史有着重要意義，蒙古人統治了東斯拉夫人近300年之久。這對於羅斯來說，就像後來的奧斯曼人征服東南歐一樣，都是災難。韃靼統治給羅斯人的性格和歷史都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但眾多壞處之中也有好處。蒙古人建立的廣闊帝國的影響就是給歐洲和東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陸上通道，而這一通道時至今日的西伯利亞大鐵路（Trans-SiberianRailroad）建成之後才再次出現。道路漫長而乏味，但卻相對安全，因此歐洲宮廷和蒙古統治者之間的使節、傳教士、工匠、商人和探險者得以穿梭往來。這些貿易往來和探險活動“延長、擴大和增加了十字軍東征所創造的東西之間的聯繫”(77)。馬可·波羅就是典型標誌（詳見第224條）。通過這種方式，各種藝術、思想和發明從遠東傳入歐洲，無疑有助於西方文化的復興和歐洲人民新時代的開創。
雷慕沙敢於持這樣的觀點：如果歐洲人民靠自己來發展那些蒙古興盛60年裏從東方傳播過來的藝術及其加工過程的話，歐洲文明的進程至少要推後幾百年。“因此”，用這位傑出學者的話說，“征服者的野心除了出於自己的意志之外，還會喚醒未被其鐵蹄踐踏的土地上的新生命，因此，在文明的進程中，正是那種註定毀滅之勢的禍患卻反而成了推手。”
第二節
奧斯曼人
240.奧斯曼帝國的開端
歷史上所有圖蘭人國家中，最新、最長、最重要的由奧斯曼人建立。這個民族首次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是戲劇性的，並且預示着他們的征服生涯。在13世紀中葉，一位首領帶着幾百名騎兵，跨過安哥拉附近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山巒，出乎意料地捲入了一場正在進行的戰鬥——那時戰鬥在該地區幾乎是家常便飯。這隊騎士憑着對戰鬥的熱愛之情，直接衝到戰鬥最酣之處，不管是誰打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打，俠義地選擇了佔下風的一方，並很快扭轉了戰局。結果“他們俠義行為的受益者”是塞爾柱突厥人科尼亞（Iconium/Konya）蘇丹的軍隊。心懷感激的蘇丹邀請這些陌生人同他的人民生活在一起，並賜予他們土地。他們接受了邀請，由此形成了偉大奧斯曼帝國的核心(78)。
該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埃爾圖魯爾加齊（Ertu?rul）。他種下了帝國的種子，但帝國卻使用了其子之名，因為奧斯曼(79)是首個在新土地上承此名號的獨立統治者。
當蒙古人西征至小亞細亞時，周邊的部落開始逐漸臣服於奧斯曼，與此同時，他逐省地吞併拜占庭皇帝的亞洲領地。穆拉德一世（MuradI，1360—1389）統治期間，現在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區落入了奧斯曼人之手。
奧斯曼帝國的軍隊
241.加尼沙里軍團
奧斯曼人的征服極大地得益於一個極的有戰鬥力的兵團，它組建於14世紀初期，被稱為加尼沙里軍團（Janizaries）(80)。其主要的成員起初是基督教俘虜中的優選兒童。當戰爭導致沒有足夠兵源之時，蘇丹向信仰基督教的子民強征兒童服兵役，有時一年強征多達2000名男孩。這種徵兵的方法維持了大約300年。男孩們一般在8歲左右，在伊斯蘭教的信仰下成長並接受軍事訓練。這些“未成年的戰爭皈依者”組成了一個軍團，成為締造奧斯曼帝國的主要工具之一。
242.基督徒與奧斯曼人；奧斯曼人與蒙古人穆拉德一世之後是巴耶濟德（Bayezid），或巴耶塞特一世（Bajazet，1347—1403），其征服的快速推進令中歐和西歐極為警覺。過去的十字軍精神再次被喚醒，匈牙利、波蘭和法蘭西的武士們團結起來阻止蠻族來勢洶洶的進攻；但在1396年保加利亞尼科堡會戰（BattleofNicopolis）中，10萬聯軍被奧斯曼人的馬刀砍得落花流水，數以千計的騎士和普通士兵被俘后慘遭屠殺。
帖木兒與被俘的巴耶濟德
這場可怕戰役中的不幸事件讓整個西方陷入了極度恐慌之中。巴耶濟德發誓，他的馬“應該在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祭壇上吃燕麥”，而且似乎基督教世界裏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這一褻瀆。
在把這一威脅變成現實之前，巴耶濟德轉而攻打君士坦丁堡，相信在目前這種意志消沉的狀況下，其居民幾乎不會發起半點抵抗。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軍隊包圍，其命運似乎已然判定。希臘人徒勞地請求拉丁武士的支援；基督教世界在尼科堡一戰之後便軟弱不堪，甚至到了聞風喪膽的地步。儘管沒能等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救援，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東方穆斯林的救援卻及時地到來了。
就在當時，帖木兒正率領大軍建立征服大業。他劍指小亞細亞的奧斯曼人，而巴耶濟德被迫解除了對君士坦丁堡的圍困，迅速地跨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阻擊向其領土進軍的新敵人。1402年，奧斯曼人和蒙古人在安哥拉平原遭遇，遭遇慘敗。巴耶濟德在被俘后不久死去。
安哥拉之戰的慘敗一時間打斷了奧斯曼人的征服之旅，為基督教世界的君士坦丁堡又續了50年。
24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
然而，奧斯曼人逐漸從蒙古人的打擊中恢復過來。到1421年，他們已經足夠強大，可以再次進攻君士坦丁堡了，但君士坦丁堡此次因其強大的防禦力量得以保全。四分之一世紀又過去了。最後，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0）以龐大的軍隊和艦隊圍攻君士坦丁堡。城牆只有少數人守衛，經過短暫的包圍，君士坦丁堡徹底淪陷。英勇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奧洛加斯（ConstantinePakaeologus），拒絕活着做“一個沒有帝國的皇帝”，自盡殉國。據說都城的10萬居民中4萬被殺，5萬淪為奴隸。自君士坦丁大帝之時立於聖索菲亞大教堂圓頂之上的十字架被新月所取代。
這樣一來，在舊羅馬落入西部蠻族之手整整1000年後，新羅馬也落入了東部蠻族之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歷史上最令人痛心卻又命中注定的事件。此時的穆罕默德二世，像西庇阿在迦太基時一樣，凝視着君士坦丁堡的廢墟和空蕩的宮殿，據說他感慨於命運無常，若有所思地吟誦了波斯詩人菲爾多西（Firdusi/Ferdowsi）的詩句：“蜘蛛網是凱撒宮殿的窗帘；貓頭鷹是阿夫拉西亞普望樓上的哨兵。”(81)穆罕默德二世進入淪陷后的君士坦丁堡244.匈牙利人和羅德騎士團阻擊奧斯曼人新羅馬的陷落給基督教世界帶來的驚恐，如5世紀時舊羅馬淪陷時帶給世界的一樣。此時，整個歐洲都向穆斯林蠻族敞開了大門，似乎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其將新月立於聖彼得大教堂的圓頂之上了。
多個會議被召開以盡各種努力使不同的基督教勢力聯合起來，旨在收復君士坦丁堡並將奧斯曼人趕出歐洲。但隱士彼得和聖伯納德鼓吹十字軍東徵收復巴勒斯坦聖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西部無法再次形成合力對抗異教入侵者了。只要沒有立即威脅到自己的王位，歐洲的君主們根本不在乎跪在聖索菲亞大教堂前的是基督教的希臘人還是伊斯蘭教的奧斯曼人。此外，天主教大分裂時神權給信仰留下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教皇的聲音已然失去了原有的說服力與約束力。
雖然基督教國家之間沒有達成一致採取聯合行動，但匈牙利的勇士們勇敢地站出來抵抗奧斯曼人，並成功地阻止了他們向歐洲大陸縱深的挺近，而此時在羅德島組建的聖約翰騎士團也在地中海對其進行鉗制。然而，1480年，穆罕默德二世還是成功地將新月旗插在了意大利的海岸，攻佔了卡拉布里亞（Calabria）的奧特朗托城一年之久。到16世紀結束前，奧斯曼人的征服力業已耗盡，而其帝國疆域也達到了頂峰。
奧斯曼人對歐洲文明的影響相當無感，而且自失去了早期蘇丹特有的活力與能力之後，對其統治下的基督教民族絕對可謂摧殘與禍害。他們一直被視為歐洲的入侵者，在當地的存在導致了幾場最為血腥的近代戰爭。奧斯曼人逐漸被排擠出了歐洲的領土，就如盤踞在歐洲大陸另一角的穆斯林摩爾人在很早以前被西班牙的基督教騎士驅逐一樣，而其被從博斯普魯斯海峽趕回去的日子也可能為時不遠了。
第十六章
城鎮的發展
245.蠻族與羅馬城鎮
古羅馬城鎮作為進攻和防禦的中心，在蠻族入侵時期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在猛烈的進攻之後，許多城市的堅固城牆都成了荒原之上的“環形廢墟”（RingsofRuins）。曾經有一段時間，羅馬城牆內沒有一個活物（詳見第62條）。在英格蘭，相當一部分羅馬城鎮實質上已被盎格魯-撒克遜入侵者夷為平地。在法蘭西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城鎮整體上損失較少；然而，在羅馬統治者的庇護之下蓬勃發展的這些城鎮沒有一座能夠完全逃脫創傷與損害。
但無數城鎮化為廢墟，不只是帝國毀滅者的暴力所致。城鎮人口減少與衰敗的主要原因是蠻族喜歡開闊的鄉村而不是城鎮，他們不喜歡城牆內的生活。因此，總體來講，在入侵的影響下，城鎮生活被鄉村生活取代便無法避免。截至11世紀，歐洲人口基本上同現在的俄羅斯一樣，絕大部分都是農村人口。因此，在這個時期獲得第一次發展的封建主義，是一個以鄉村社會而非城市社會為特徵的經濟和社會體系。
246.舊城鎮的復興與新城鎮的建立入侵者一旦定居下來，文明便開始復蘇，古羅馬的城鎮開始逐漸恢復以前的地位，而新城鎮也在其洗劫過的行省及古老帝國權限以外的國家裏不斷湧現。
新城鎮的位置由多種不同的因素決定。商業與貿易的必要性指明了許多地點，並為其奠定了發展和繁榮的基礎。海岸、河畔或如威尼斯至尼德蘭的陸路通道沿線是有利位置，自然而然就成為了當時貨物交易、分銷和運輸的地點。在這樣的地方發展起了一批富庶的城鎮。還有很多城鎮圍繞城堡、邊塞、軍事據點而起，尤其是德意志，如現在的馬林堡、哥尼斯堡等地名就是很好的例證(82)。另有一些以修道院或神殿為中心建立的城鎮。擴張和發展的時代力量再次使新興城鎮不斷湧現，其興衰或許就是文明興衰的最好見證吧。
247.10世紀城鎮的快速發展
10世紀時，北歐人、匈牙利人和薩拉森人正嚴重困擾着西歐（詳見第146條）。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城市只能依靠自己的資源進行防禦，武裝自衛隊，完善市政管理，而最重要的是修建城牆，這些有時能得到有時得不到王室或帝國的支持。在那些邪惡的時代，堅固的城牆是唯一可靠的防護。因此，與封君的城堡是用來保衛鄉村有所不同，歐洲此時開始密佈高牆防衛的城鎮。
248.城鎮納入封建制度；城鎮的反抗當封建制度佔據歐洲之時，城鎮也成為該制度的一部分，變成了封臣和封建主。作為封臣，城鎮當然要受制於封建制度的所有權利義務(83)，效忠於封建主；而無論封建主是貴族、王公、神職人員、國王或皇帝，城鎮都必須向其支付貢金並在戰爭中給予援助。
由於城鎮通過工商業成為了封建制度中最富有的成員，領主自然在需要錢財的時候找上門來，但需求與榨取最後變得難以忍受，就爆發了封建主與市民之間的長期鬥爭，最終導致了著名的城鎮自治。
正是在11世紀，城鎮反抗封君的起義變得普遍起來。此時，市民建起了堅固的城牆，也學會了戰鬥——如果他們確實一度忘記了這項技藝的話。於是他們就敢公然反抗其封君，給稅務官吃閉門羹，甚至當封君本人跟他們來談判之時也不例外，管他是國王還是皇帝。衝突持續了兩個多世紀，最終，市民取得了勝利。
在這一過程中，大量西歐國家的城鎮要麼是像英格蘭和德意志城鎮那樣用錢贖回自由，要麼通過武力獲得領主或封建主的特許狀。然而許多領主會主動為其封地內的城鎮發放特許狀，授予其各種豁免和特權，以此促進城鎮的發展與繁榮，並從中漁利。類似的動機促使許多領主建立新的城鎮，並通過賦予該地市場特權和特定的自治權等各種豁免來吸引定居者。
249.特許城鎮的地位
在許多情況下，特許狀只是明確受到優待的城鎮享有的慣例和特權，保證其免受封君專橫跋扈的壓榨；即便如此，這些特許也有極大的助益，因為在特許狀的保護下，城鎮可以保持人口增長，累積財富，許多國家的城鎮最終都足夠強大，能夠擺脫對封君或封建主的任何實際依賴，成為實質上的獨立國家——小的共和國。尤其意大利的城鎮，更是如此；但在德意志的一些城鎮，情況卻並不那麼明顯。
然而，其他國家的城鎮只在極短的時間裏贏得了部分自由，法蘭西的尤其短暫。到了中世紀晚期，法蘭西國王在很大程度上收回了特許狀和特權，將城鎮納入了自己的管轄範圍，並任命官員監管城鎮的事務。
中世紀的城鎮
250.城鎮的工業生活；行會
城鎮是中世紀晚期的工場。其工業生活的顯著特徵是某些企業或行業聯合起來所形成的行會（gilds），主要分為兩類：商人行會和手工業行會。大約11世紀，城鎮的商業生活全面活躍起來，商人行會應運而生。一般來說，行會的成員是該地的主要土地所有者和商人。
行會的目的是促進成員的商業收益，當然也同其他行會一樣，有着社會、宗教和政治立場。事實上，正是其政治活動賦予了它們重要的歷史地位。行會在許多城鎮裏實際上組成了城鎮政府的工業和貿易部門；在一些地方，特別是英格蘭，市政事務的整體管理曾一度被行會成員實際掌控。
後來，隨着貿易的發展，至少在許多情況下已經被商人行會接納為成員的工匠，開始在早期社團的基礎上形成獨立的行會。這類行會於12世紀出現在英格蘭和歐洲大陸的城鎮。製鞋工、烘焙工、織布工、紡紗工、染色工、碾磨工等等，都有行會。在一些城鎮甚至有50個以上的行會。
歐洲大陸的這些市民社團一發展壯大，就開始跟貴族的商人行會為了分享市政管理或是參與壟斷經營而展開激烈鬥爭。這種衝突的一些特點令人聯想起了古羅馬的貴族與平民。爭端持續了兩個多世紀，13、14世紀是歐洲大陸鬥爭的高峰，在此期間，城鎮混亂不堪。總的來說，工匠們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商人行會降級為城鎮政府的下屬機構或被手工業行會吸收。
14、15世紀期間的城鎮內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會多種多樣的活動史。然而，此處限於篇幅，難描梗概。只能指出這些令人關注的行會在中世紀城鎮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251.漢薩同盟
在11、12世紀，北歐的城鎮開始擴大其商業聯繫，但普遍存在的不安全和混亂狀況給貿易帶來了極大的不利因素。商人通過陸路將貨物運往意大利的市場上銷售，但卻冒着落入虎視眈眈盯着各條路線的強盜貴族之手的風險，要麼被全部劫走，要麼交一筆很不合理的買路錢。在這些強盜貴族的眼中，平民商人沒有權利得到他們的尊重。經由波羅的海和北海前往意大利的水路也不安全。海盜船在這些水域遊盪，將任何一艘他們可能制服或誘撞於危險海岸的不幸商船作為戰利品。
最後，大約在13世紀中葉，以呂貝克（Lubeck）和漢堡（Hamburg）為首的德意志城鎮，開始結成臨時聯盟，保護它們的商人免受海盜和強盜的侵襲。這些臨時聯盟最終形成了著名的漢薩同盟（HanseaticLeague）(84)，而在近14世紀中葉的時候成為一種政治勢力。德意志北部有80多個主要城鎮加入同盟，但加盟總數並不確定。
漢薩同盟的貨船
同盟擁有陸軍和海軍，擁有完全獨立自主的權力，是“中世紀的海上德意志”。它戰勝了丹麥國王，並以開戰威脅英格蘭國王愛德華四世迫使其對同盟商人作出重大讓步。
為了促進成員的交易業務，同盟在不同的外國城鎮設立工廠、倉庫、客棧和教堂，管理着像修道士一樣發過絕色誓言的人們。這些商站與現在歐洲人在遠東國家建立的殖民地頗有幾分相似。同盟中最著名的外貿商站是布魯日（Bruges）、倫敦、卑爾根（Bergen）、維斯比（Wisby）和諾夫哥羅德（Novgorod）。佛蘭德（Flemish）城鎮布魯日是意大利和北歐之間的重要中轉站；倫敦商站聯盟建立之後控制了大部分不列顛島的運輸，最終損害了英格蘭商人的利益；卑爾根是挪威和冰島之間的貿易中心；維斯比則是瑞典和芬蘭的貿易中心；而諾夫哥羅德，則彙集羅斯等域外國家的貨物銷往西歐各地。同盟因此成為了巨大的壟斷集團，為其成員的利益努力控制整個北歐的商業貿易。
252.漢薩同盟解體的原因
多種原因導致漢薩同盟城鎮繁榮的衰落以及同盟的解散。其中最主要的是曾經一度在商業上受制於德意志商人的民族發展了自身的工商業，當地的商人自然妒忌這些外國人，及其所建商站的土地權益，進而為了一己私利廢除了先前授予的特權，並鼓勵本地工商業的發展。
另一個導致其衰落的原因是歐洲民族總體文明程度的進步，以及民族國家政府實力的增強，能夠打擊陸路的強盜和水路的海盜，並擁有了比同盟更強大的陸軍和海軍。
其他導致同盟解散的原因中還有一個應當提及，就是作為德意志北方城鎮重要產業的鯡魚漁業的革命。在同盟成立之初，該產業一直依賴漢薩同盟控制的波羅的海海域，但15世紀，漁場轉移到了尼德蘭附近海域。就這樣，德意志城鎮收益不菲的產業實際上相當於拱手讓給了自己的競爭對手。
與鯡魚漁業革命同時發生的還有15、16世紀的航海大發現，使得商業活動中心從波羅的海和地中海港口轉移到了大西洋沿岸港口。最後，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和與之相伴的宗教戰爭導致許多漢薩城鎮淪為廢墟，從而使同盟徹底解散。
253.意大利城市早期發展的原因
中世紀自治城市獲得最大的發展、權力和影響還是在意大利。諸多情況和原因促成了其早期的快速發展。
首先，這些城市比任何意大利以外的城市更為真實地繼承了偉大羅馬的往昔，就算其中大多數古老市政管理的實際機制已經不復存在，但鼓舞人心的回憶與古老時代的自由傳統還沒有被忘懷，甚至可以說銘刻於心。
其次，這些城市政治的發展得益於倫巴第人破壞了半島的統一。由於沒有強大的中央政權，城市自然而然地承擔起巨大的管理責任，並在同獨立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相互支持。
再次，由於相對少量的蠻族入侵半島，封建制度在這裏並未取得很大進步，反而有利於自治城市的發展。在城市與封君之間的鬥爭中，城市取得了勝利。其他地方的城市被分封給了貴族，而恰恰相反，這些地方的貴族服從城市。無論是主動還是被迫，領主們都成了城市的公民。把封建貴族吸收為城市公民大大地強化了城市，並且極大地促進了生活多樣性及剛毅性格的發展，成為這些城市共和國市民的顯著特徵。
最後，教皇和皇帝之間的長期鬥爭大大加強了意大利城市的自由。教皇和皇帝為了同對方爭鬥不斷地為城市提供幫助，城市藉機坐收漁利，實際上獨立於任何一方的掌控。
但意大利海岸城市物質繁榮的主要直接原因和政治權利的重要間接原因都是它與東部的貿易，以及十字軍東征所賦予的巨大推動力。十字軍東征把龐大的運輸業務送到了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的商人手中，令其賺得盆滿缽滿。十字軍東徵結束后，它所催生的貿易仍在繼續。返鄉的十字軍戰士帶回了對東方習俗和觀念的興趣，創造出了對高雅與奢華商品的大量需求，而這些只有同東方保持貿易往來的意大利商人可以提供。
這些意大利城市的政治史錯綜複雜、無趣乏味；但是關於社會、藝術和商業的記載形成了中世紀最輝煌的篇章。然而，有三個重要的政治史事件不得不提：（1）倫巴第聯盟的形成，（2）12、13世紀的權力紛爭，及（3）暴君的崛起。此處對其進行逐條講解，之後再討論威尼斯、熱那亞和佛羅倫薩的商業和精神生活中更為有趣和有益的情況。
254.倫巴第聯盟
當腓特烈·巴巴羅薩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時（詳見第226條），意大利的城市遇到了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機。腓特烈對帝國及其治下的天授之地有着崇高的理想，因此他堅定不移地維護君權的至高無上，這不僅是雄心壯志的自然流露，而且是義不容辭的偉大理想。他無疑受到當時正以極大熱情研究古羅馬法典的民事律師的影響。這項法律讓皇帝對治下的城市擁有幾乎絕對的管轄權。自然而然，腓特烈在法學家的影響下，應該讓自己確信：意大利城市的自治已侵犯了皇帝的權威，而他收回由前任拱手讓出的權力理所應當。他將會像查士丁尼、查理大帝和奧托一世那樣統治整個帝國。
腓特烈擁有這種皇帝大權獨攬的理想，那麼，他同意大利城市之間的鬥爭便不可避免。對城市來說，皇帝的主張意味着暴政與專權；對皇帝來說，城市的主張意味着放縱與混亂。因此，當腓特烈試圖在城市上安置自己的法官以剝奪其發動私人戰爭的權利並實行其他限制時，長達30年的武裝衝突隨即爆發。皇帝與其城市封臣之間的這場戰爭，正如後期的美國內戰（CivilWar）一樣，都是為了憲法定義而戰，只是此時需要定義的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不成文憲法。
腓特烈多次率軍進入意大利，旨在強化自己的權力，他佔領並焚毀了倫巴第的幾座城市。最後，英勇抵抗皇帝大軍的強大米蘭（Milan）於1162年被攻佔。他把居民分散到村莊裏，按照古希臘摧毀城市的方式，將城牆和建築物夷為平地。
被稱為倫巴第聯盟（LombardLeague）的同盟由流亡的米蘭人和大批意大利北部城市組成，旨在報復皇帝對米蘭犯下的罪行並抵抗他的野心。這些城市團結一心、堅定不移地珍惜自己的自由。最後，在1176年的萊尼亞諾戰役（FieldofLegnano）中，米蘭人及其盟軍集結在插有軍旗的神聖戰車(85)周圍，大敗帝國軍隊。
萊尼亞諾戰役是自由編年史中的著名戰役。“就是這些少有的戰役之中”，歷史學家加倫加（Gallenga）寫道，“人類的鮮血流得崇高而神聖”。1183年，一份休戰6年的協議拉開了《康斯坦茨和約》（PeaceofConstance）的序幕。在這份協議中，皇帝對城市的統治權實際上被削減為有名無實、閑置的宗主權(86)，同時，城市管理自己內部事務與發動私人戰爭的權利得到認可。
255.意大利城市之間的紛爭；自由時代意大利的這些城市保留或恢復了自由，在《康斯坦茨和約》中保住了發起私人戰爭的寶貴權利。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特權，特權最後被濫用，給自己帶來無盡的困擾與苦難。在一個多世紀裏，它們一次接一次地對彼此發動痛苦而血腥的戰爭。
紛爭的原因繁多而又常見。西蒙茲說：“城市為了控制港口、海峽、河流、道路以及任何獲得財富與繁榮的渠道而戰。”但是，除了各個城邦之間紛爭的眾多類似原因外，城牆之內也都存在着不和諧的因素。意大利人無法置身事外的教皇與君權之間的鬥爭，將每個城市的人民都一分為二：吉伯林派（Ghibellines）擁護皇帝；歸爾甫派（Guelphs）(87)支持教皇。兩派之間展開了幾個世紀的爭鬥，在各國內鬥的歷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這更激烈、更惡毒的了。
城市的混亂和暴力還另有一個多事之源就是封君的存在。在其他國家，這些好戰之人同其封君在鄉村的曠野中爭鬥，而在意大利，卻是在城市的街道上。
然而，雖然充滿了罪惡，但“自由”，當希羅多德（Herodotus）在談到雅典及其自由公民的成就時宣稱，“自由乃美好之事”。意大利城市得來不易的自由孕育了市民的偉大才能與美德。圭恰迪尼（Guicciardini）將意大利城市在12、13世紀的繁榮與燦爛文化歸功於其所享有的獨立自主。
256.暴君的崛起
意大利城市間的不斷戰爭及黨派間的無盡紛爭，同古希臘城邦之間無休無盡的鬥爭與分裂導致了同樣的問題：民主制度被推翻，兩敗俱傷的戰爭與衝突導致了混亂，而混亂最常導致的便是專制。
在13世紀末，幾乎所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共和國都淪為了教皇轄地，只有威尼斯、熱那亞和托斯卡納的城市落入了內部的暴君之手，他們的累累罪行以及無法容忍的暴政，使其同篡奪古希臘自由城市最高權力的僭主一樣可憎。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非凡的“犯罪活力”，無盡的邪惡使其統治區域內充滿了暴力與恐怖。
這些篡位者能夠奪取城市最高權力的一個原因是居民尚武精神的衰退。市民們忙於生意，將城市的防衛委託給雇傭兵。這些雇傭兵的長官被稱為雇傭兵隊長（condottieri），其中一些是外國冒險家；都是為錢而戰的士兵。他們發現很容易推翻其所守衛城市的自由。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宣稱“意大利的墮落並非源於其他原因，而是其多年奉行的雇傭兵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