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邁爾斯教授講世界歷史：中世紀
257.威尼斯
意大利最著名的城市威尼斯，起源於5世紀為躲避匈奴王阿提拉的狂暴而逃到亞得里亞海濕地中的一些難民所建的簡陋棚屋。難民以此躲過了沒有船隻的蠻族的追擊，開始在一些淺島上建造了幾處小村莊，最後在接近7世紀末的時候，合併成了一個單獨的城市，其首領的頭銜為公爵，或總督（Doge）——這個頭銜註定要獲得廣泛的聲譽。
9、10世紀時，小共和國的戰艦捍衛着亞得里亞海的貿易不受諾曼和薩拉森海盜船的襲擾，或是擊退斯拉夫和匈牙利蠻族的強大攻擊。為獲得保護，亞得里亞海對岸的一些希臘城市將自己置於它的管轄之下。幾個世紀后，征服與談判逐漸擴展了威尼斯的領地，直到最後控制了東地中海的海岸和水域，正如第一次布匿戰爭時迦太基掌控着西地中海一樣。
甚至在十字軍東征前，威尼斯就已與東方有大量的貿易往來，后又通過十字軍東征極大地擴展了貿易規模。意大利同埃及和敘利亞港口之間的水域被其運輸船和戰艦的白帆所遮蔽。這令人回想起它參與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導致拉丁基督徒佔領了君士坦丁堡，並分得了東部皇帝的伯羅奔尼撒半島（Peloponnesus）和大多數希臘島嶼及海岸土地，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海上帝國。
中世紀的威尼斯
威尼斯內部史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在13世紀末閉鎖了負責召開立法與行政會議的威尼斯大議會（GreatCouncil）。當時的大議會議員由城市不同地區的代表組成，實際上掌管着共和國的事務。大議會是一個選任機構，每年重選；無論是平民還是貴族，每位公民都有資格當選。1297年至1317年間的一系列決議和法令形成了一個法案，大議會中的議席僅限於當時已在其中的代表家族。至此，威尼斯這個名義上的民主政府通過這種手段搖身一變成為排他的寡頭政治，該特徵一直持續到500年後威尼斯共和國垮台。
同時，大議會把平民關在了門外，於1311年創建了所謂的“十人執政團”（CouncilofTen）。這是一種公共安全委員會，執掌逮捕和監禁等大權，職責之一便是防止反對共和國的陰謀。它的決議具有神秘性與保密性，其中許多都殘酷而專斷；儘管這樣比較或許有失公允，但其名聲可以同羅馬的十人委員會（decemvirs），或法國大革命時期恐怖的公共安全委員會（CommitteeofPublicSafety）相提並論了。
威尼斯在13、14和15世紀達到了鼎盛，在地中海的霸權，就如現今英格蘭對海洋的掌控一樣徹底，每年都會通過向海里扔下一枚戒指這樣的獨特儀式舉行威尼斯與“亞得里亞海的婚禮”（WeddingtheAdriatic）。該習俗由此而來：1177年，教皇亞歷山大三世感激威尼斯人在他同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的鬥爭中為其助陣，賦予總督一枚戒指，並說：“以此作為統治海洋的象徵，你與你的繼任者每年為威尼斯和亞得里亞海舉辦一次婚禮，這樣人們便知海洋屬於而且服從威尼斯，就如新娘服從她的丈夫一樣。”一年一度的慶典是中世紀最光輝燦爛的場面。
威尼斯人使用的駁船
著名的政府造船廠（Arsenal）體現出了威尼斯的海洋實力與優勢。這包括了一系列的碼頭、船塢和滿是海軍軍用引擎及各種軍需品的大倉庫。在城市最繁榮的日子裏，造船廠僱用了16000名造船技師、工人和守衛。它的能力在一件事上便可見一斑：法蘭西國王來訪期間，一艘戰艦在兩個小時內便建造、裝備完成並下水。政府造船廠仍是歐洲的名勝之一，吸引着好奇的旅行者。但丁《地獄》（Inferno）(88)中對此地有著名的描述，那無疑來自於他的親身經歷。
威威尼斯的衰落始於15世紀，當時奧斯曼人的征服剝奪了亞得里亞海以東的大部分土地，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及瓦斯科·達·伽馬開闢了去印度的連續水路，給了威尼斯的商業致命一擊。此後，東方貿易的起點便從地中海的港口轉為大西洋的港口。
258.熱那亞
位於利古里亞海岸（Ligurian）的熱那亞，是意大利僅次於威尼斯的最強大的海上城市。熱那亞在早期擊敗了鄰近的競爭對手比薩(89)，然後開始與威尼斯激烈爭奪東方貿易的控制權。
中世紀的熱那亞
同威尼斯一樣，熱那亞在十字軍東征中收穫頗豐。大繁榮時期可追溯到1261年，希臘人從拉丁人手中重新奪回君士坦丁堡。出於對威尼斯人的嫉妒，熱那亞幫助希臘人收復了君士坦丁堡，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各種商業特權便是對此舉之回報。熱那亞人很快在攸克辛（EuxineSea）(90)海岸建立了商站，取道黑海和裏海（Caspian）同東亞開展利潤豐厚的貿易。
威尼斯人也嫉妒熱那亞的繁榮，導致兩個競爭的共和國三番五次地開戰。在近兩個世紀裏，像羅馬和迦太基的海軍一樣，劍拔弩張的兩國艦隊也在爭奪着海洋霸權。1380年，熱那亞海戰慘敗，從此一蹶不振。
然而，對其繁榮的最後一擊是蒙古人和奧斯曼人侵入歐洲，後者於1453佔領了君士坦丁堡。熱那亞商人被趕出黑海，與東亞的貿易往來隨之完全中斷；因為威尼斯人控制着埃及和敘利亞的港口，以及取道幼發拉底河和紅海前往印度等國的南部路線。
熱那亞仍然有許多建築遺迹，尤其是精湛的宮殿，承載着在該城邦享譽世界的輝煌時期、藝術家的才華、商人貴族的富有與慷慨。
259.佛羅倫薩
佛羅倫薩(91)是“意大利共和國最顯赫與最幸運之地”，雖然位於阿爾諾（Arno）河畔使其無法像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那樣開展海上貿易從而獲得財富和地位，但是它通過市民的技藝、勤奮、進取與才華把佛羅倫薩打造成了中世紀晚期偉大的工業、金融、文學及藝術中心。
中世紀的佛羅倫薩
佛羅倫薩紡織的羊毛和絲綢製品以及製作精細的珠寶享譽世界各地。城中的金融機構使它成為了歐洲的貨幣中心。傑出的市民中有詩人、政治家、史學家、建築師、雕塑家和畫家，中世紀的任何城市都無法在數量上與之匹敵；的確，佛羅倫薩孕育的偉大人物的數量也是除雅典之外古往今來任何城市都難以企及的。在長長的名人捲軸中，有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馬基雅維利、米開朗基羅（MichaelAngelo）、達·文西（LeonardodaVinci）、伽利略（Galileo）、阿美利哥·維斯普西（AmerigoVespucci）和美第奇（Medici）等。
沒有任何一個意大利城市比佛羅倫薩城牆內的歸爾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間的鬥爭更持久、更激烈、更血腥的了。一方的勝利通常以另一方的領導成員被屠殺或流放為標誌。因此，命運變遷導致佛羅倫薩最著名的市民也會不時出現被流放的情況，正如民主的雅典的陶片放逐法（Ostracism）(92)是失利一方領袖的命運一樣。
然而，儘管城內分歧不斷，佛羅倫薩的財富、影響與聲譽仍在紛亂中與日俱增，並孕育出了許多傑出人物；或許人們認為這一衝突與動亂時期的不利環境造就了他們的偉大也不為過。毋庸置疑，但丁《神曲》（DivineComedy）就是源於他所嘗到的不幸、失敗與放逐的辛酸。
15世紀初，佛羅倫薩落入了著名的美第奇家族手中(93)；佛羅倫薩的這一本地家族通過商業經營變得富裕而強大。如羅馬的首批凱撒一樣，他們的專制在早期民主制度的結構下得以持續。幸而這些自由的篡奪者是開明的獨裁者，通過對藝術家和學者的慷慨贊助、對宏大公共工程的慷慨解囊以及對佛羅倫薩宮廷榮耀的精心維護，使得他們的統治被廣泛接受。
260.中世紀城鎮對文明的貢獻
近代文明從中世紀生活的三大中心——修道院、城堡和城鎮之中繼承了很多遺產。修道院孕育了隱修制度，貴族城堡打造了封建制度，而居於其中的修道士和貴族也促進了文明的進步（詳見第48和151條）。這裏要關注的是城鎮帶來了什麼，而居於其中的市民又給歐洲的生活和文化作出了什麼貢獻。
首先，中世紀城鎮將一些有價值的經濟理念和原則留給了近代城市。正是在這些城鎮的中心，就如在早期的本篤會修道院，如果刨除《希伯來書》的教義與習俗的話，幾乎是歷史上第一次解放了勞動力，並去除了奴隸制和農奴制的烙印(94)。一般來講，在古希臘和意大利的城鎮，除了大宗貿易外，所有的手工工作都要交給奴隸來做；從事經營的市民在某些情況下會受到剝奪市民身份的懲罰，因為這被視為丟了他自己的臉，或者用柏拉圖（Plato）的話說，“有辱父輩”（ThrownDirtonHisFather’sHouse）(95)。恰恰相反，在中世紀的城鎮，只有商人和手工業行會的成員才能進入並參與市政管理。這就意味着，在這裏勞動不再卑微，至少勞動者自認為勞動光榮。城鎮的工業制度就是基於這種對勞動的新理念，並依靠自由而光榮的勞動將城鎮送入了近代時期。除了政治權力之外，這應該是城鎮留下的最偉大遺產了(96)。
其次，城鎮是近代商業的發源地，即在相距甚遠的城市和土地之間進行大宗貿易。正是通過中世紀商人的行動和進取，為大規模國際交流與運輸體系奠定了基礎，成為近代歐洲文明的典型特徵。
再次，中世紀的自治城鎮及修道院孕育了被譽為“自由城市生活的美麗之花”的建築、雕塑和繪畫。這些別具一格的高牆古宅、精心雕飾的金色大廳、賞心悅目的門拱通道、宏偉壯麗的宮殿教堂在近代歐洲隨處可見，見證了中世紀城鎮的建築與藝術的歷史。
再者，這些城鎮是近代政治自由的發源地。當政治社會由階層構成的時候，城鎮賦予了社會一個新的階層，從而打造了政治自由。在11、12世紀，參與國家管理的只有兩個階級或階層：貴族與神職人員。城鎮的居民成長為一個被稱為第三等級，或平民等級（Commons）(97)的新階層，並註定擁有巨大的政治前途。在13、14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城鎮的代表開始同貴族和神職人員並肩出席國家的定期會議或議會。(98)此外，正是意大利這些最獨特的自由城市把文藝復興賦予了世界。意大利商人的商業關係不斷延伸，使他們可以直接或間接同希臘人、摩爾人及韃靼人交流，同穆斯林、異教徒及無宗教信仰者溝通，為其精神生活帶來的影響同無知而狹隘的十字軍戰士通過跟不同民族與文明接觸產生的影響完全相同。最後，這些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市民參與到大型公共事務中，增進了能力，拓展了知識。因此，是商業精神主宰着這些城市自由、活躍、多變而艱苦的政治生活，對中世紀時期本質上最偉大的被稱為文藝復興的思想運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詳見第280條）。
第十七章
大學與經院學者
261.導言
“歷史的真正研究對象”，菲斯泰爾·德·庫朗熱（FusteldeCoulanges）說，“是人類的思想：應該渴望知曉不同時代人類生活的信仰、觀念與情感。”
前面的章節講述了中世紀的制度與大事，細心的讀者定會發現中世紀時期人們的些許心智。但是，沒有任何東西比時代精神孕育出的大學更能反映出千年間的純粹智識生活的了。為此，本章將討論這些學府及其所講授的東西。
262.大學的興起及其早期發展
回想一下，從9世紀初到11世紀，知識的燈火都由這些查理大帝在其帝國內建立的教堂和修道院學校點亮，雖然整個10世紀火光暗淡，但中古世紀早期許多頗具影響力的人物都與這些教會神學院密切相關。
但到了11世紀末和12世紀初，一場新的思想運動在西部基督教世界掀起，並註定對這些學校產生深遠的影響。多種因素導致了此次精神復興：城鎮世俗生活的擴大；教會和國家對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日益增長的需求；特別是西班牙和東部希臘-阿拉伯文化的激發與影響，此時通過十字軍東征帶給了基督教西部。
這樣一來，新覺醒的智識生活使得對更先進、更專業的教育產生了需求，特別是能夠培養醫生、律師或政治家等的更職業、更自由、更世俗的教育體系(99)，這是修道院學校無法企及的。
正是為了滿足這些新需求，大學應運而生。大學早期的歷史極其模糊，正如勞里（Laurie）所說，因為很多古老的大學“在發展卻未創立”。其中一些只不過是大教堂或修道院學校的延伸；另一些則是在商業城鎮發展起來的世俗學校，特別是在意大利的城市裏建立的學校具有幾乎完全世俗化特徵和實用化目的的教學特徵；還有一些新學校建在已有的教會和修道院學校附近，但卻逐漸掩蓋了它們的光芒。
教皇庇護新興學校，“相信所有學識都會服侍上帝的榮耀與教會的正義”；皇帝和國王授予新興學校特許狀，確認已獲特權或給予新的豁免，希望它們能夠成為帝國或君權的橋頭堡；城鎮培養新興學校，因為它們可以帶來盛名並引來居民與貿易。(100)大約在12世紀末、13世紀初，早期的大學得到君權和神權的雙雙認可。3所最古老的大學分別是以醫學教師而著稱的薩萊諾大學（UniversityofSalerno）(101)；以法律教育而聞名的博洛尼亞大學（UniversityofBologna）；以及以神學博士的權威而受人敬仰的巴黎大學(102)。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成為後來大學組織與管理的樣板。巴黎大學還賦予了其他學校可以學習的章程與規則，因而獲得了“大學之母和中世紀西奈（Sinai）”的稱號。
263.大學組織：“同鄉會”或協會中世紀城鎮中的外來人口就同古希臘的外來人口一樣，幾乎不享有任何政治和民事權利；而絕大多數大學的情況是，學生甚至老師幾乎都是非本城鎮的市民。只有了解這兩個事實，才能理解中世紀大學的許多特徵。(103)因此，出於友誼、互助和“打抱不平”的目的，要麼學生們獨自，要麼同老師一起，根據來自國家的不同組成協會，後來被稱為“同鄉會”（Nations）。在巴黎大學有4個此類協會，而在博洛尼亞大學則有36個之多。(104)出於各種意圖和目的，這些協會成為行會並在各行業復現，就在大學興起初期，商人行會、騎士團如雨後春筍般誕生。正是這些行會行使或享有着特權，通常包括免稅收、免兵役，並且免受普通法院的管轄。因此，早期的大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自我管理和自我裁判的自治體，簡言之，“文學共和國”同城鎮的民事當局之間的關係就如同其所在的城市在獨立城市生活的年代同國家之間的關係一樣。
264.學生與學習生活
中世紀大學裏的學生人數眾多。當時最受歡迎的大學應該有15000到30000人之多。這些數字值得懷疑，可以像看待其他中世紀的數字一樣，僅僅是“比喻眾多”之意，但人數多卻是確定無疑的。當時，思想躁動相當普遍，所有渴望獲得知識的人必須到某個學府求學，因為手寫書本稀缺且昂貴，使得居家自學絕無可能。許多參加非專業課程的學生都是12歲左右的男孩，相當於現在的中學生；另外，學生群體中也有許多成年人，其中有教士、教長、執事和其他要人。此外，這個數字還包括許多既非學生也非教師的人員，但通過為大學提供各種形式的勞務也共享其成員的豁免權。
在寢室和校舍制度引入之前，早期的大學生活管理混亂、極不規範。在那個粗暴野蠻、無法無天的時代，學生階層也並未好到哪兒去；事實上，在某些方面，他們似乎更糟。因為學生群體中有許多年輕富有的浪蕩之徒，發現大學是最愜意的虛度時光的地方，許多野蠻粗魯之輩，經常夜裏在酒館鬥毆搞得市民惶恐不安；甚至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伏擊商旅；更有犯下“許多人神共憤罪行”的人。
不同學生組成的“同鄉會”之間存在着許多種族偏見和敵意，有時甚至在教室里也會出現聚眾鬧事的情況。然而最嚴重的糾紛還是產生於學生和市民之間。“城鎮與學袍”之間的分歧和爭鬥普遍存在，並經常導致尤其是教師和學生群體的整體遷徙。
265.學科分支與教學方法
大學裏三個最重要的專業分支是神學、醫學和法學。神學教授包括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以及許多其他知識。醫學是希臘人傳下來並由阿拉伯和猶太學者加入進來的科學。法學包括民法和教會法。很難說自然科學已經存在，當然在鍊金術中隱藏着化學，而在占星術中也隱含着天文學。托勒密學說（Ptolemaictheory）認為地球是旋轉天體的靜止中心，描繪並模擬了宇宙結構的圖景。(105)所有大學的教學方法都一樣：缺乏獨立性的文本研讀，即對其進行詳細的分析、解釋、註釋和評論，達到一種崇拜甚至近乎迷信的程度。因此，在神學中就是對《聖經》以及早期教父（ChurchFathers）和教會博士著述的研讀；在醫學上，解讀阿拉伯評論家阿維森納（Avicenna）和阿威羅伊（Averroes）評論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蓋倫的作品；在自然科學方面，則研讀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在民法中，對《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的著作進行評論，在教會法中，對教皇及大公會議的裁定和教令進行評價；即使在自然科學中，也沒有對體驗、觀察和實驗的任何嚴格要求；在解剖學上，討論代替了解剖(106)。書本被認為比自然本身更權威。宇伯威格（Ueberweg）說：“即便視亞里士多德為宗教創始人也不會被質疑。”如若誰膽敢批評“知者之師”，就會被視為傲慢與不敬。
15世紀大學裏的聽眾
這種學習模式部分源於模仿神學必須堅持研讀權威可靠文本的教學方法；還有部分源自書籍的匱乏，使得教師口述、學生記錄並且背誦才是把這些學院中的著作延續下去的唯一可行方式。
普通課堂在私人或租住的房間。“同鄉會”的大會及其他大型集會則在為此而借用的某個可用的大教堂或教堂。大學本身起初沒有宿舍也沒有禮堂(107)。傑索普博士說：“人先來，磚頭和砂漿很久之後才到。”而近現代大學的創建方法則恰恰相反。
266.經院哲學；經院學者的學術領域一種哲學方法在早期教會學校出現，並在後期的大學中得以發展，因其發源地而得名為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而其代表則被稱為經院學者（Schoolmen），或經院哲學家（Scholastics）。
經院學者的首要任務是將基督教教義改變成科學形態，將神示與理性、信仰與科學加以調和。任務中所運用的工具便是邏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即正式的三段論推理。通過應用這一工具，希望能夠建立起一個神學學科，就像幾何學科一樣，應該包含建立在原理和精確定義基礎之上的無可置疑的定理與推論。因此，基督教教義接受了邏輯和科學的論證，論證如此完全而絕對為的是迫使包括懷疑論者、異教徒和薩拉森人在內的每個人都接受這一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的經院學者並不質疑教會神學的真實性與合理性；他們接受早期教父的所有著作，以及教皇和大公會議的教規與教令，並且毫不質疑。他們不會問：是這樣的嗎？只是問：如何以及為什麼是這樣的？因此，他們毫不懷疑聖餐中的麵包與葡萄酒變成了真正的肉與血，但力求得知此種變化的必要性及其方法；他們毫不懷疑天使的存在，但努力推出不同的天使等級及其存在方式；他們毫不懷疑基督的受難和殉道救贖了人類，但全力探尋贖罪的必要性及替代的方法。他們堅信萬事皆有緣由，既然上帝賦予了人類推理的能力，他們定要找到終極的原因。所以，單憑着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他們開始着手將大量的教會教義改變成理性的制度體系。組織、解釋、證明、協調、分類和三段論，這就是經院學者的任務。
但是，經院學者很快就意識到，有一些神示方面的問題，如三位一體（Trinity）、道成肉身（Incarnation）和復活（Resurrection）的教義，無法證明。因此，這些與此類似的教會教義，被後來的經院學者從辯論場上剔除，放在一旁作為“神示之謎”，只能當作信仰接受。
267.早期的經院學者；阿伯拉爾
愛爾蘭教師、哲學家約翰內斯·司各特·愛留根納（JohnScotusErigena）曾受查理大帝之孫禿頭查理的邀請來法蘭西執掌皇家學校，有時被稱為經院學者第一人；但更多人認為這一頭銜應該屬於諾曼第貝克修道院（MonasteryofBec）院長，後來成為英格蘭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聖安瑟倫（SaintAnselm，1033—1109）(108)。此類經院學者的經典格言是：“我欲明，故我信”（Credoutintelligam）。他的精神觀點還可以通過他的宣言進一步表露：“真正的哲學即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亦是真正的哲學。”
但迄今為止，最著名的早期經院學者要數皮埃爾·阿伯拉爾（PeterAbelard，1079—1142）。他師從巴黎大學的著名神學家洛色林（Roscelin）和香蒲的威廉（WilliamofChampeaux）。這位自負而又早成的學生在威廉的課堂上與其論爭並給他帶來了極大的難堪，很快，這位學生自己就成為了最深奧的形而上學和神學課程的講授者。阿伯拉爾是“無與倫比的心智誘惑者”。自蘇格拉底（Socrates）之後，世界上似乎再沒有出現過如此吸引雅典年輕人的老師了。在巴黎大學，據說有超過5000名學生擠滿他的課堂。阿伯拉爾因眾所周知的醜聞而遭受羞辱與迫害，起初退隱到一個修道院，後來到特魯瓦（Troyes）的偏僻之處。但仰慕者追隨他來到窮鄉僻壤，人數眾多，以至於在其退隱之地形成了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
阿伯拉爾
阿伯拉爾將經院哲學理性化一切的傾向推向了極致。他教導：“相信教義，並非因為上帝說過，而是我們相信通過推理確實如此。”他宣稱懷疑是追尋知識的起點，並收集了早期教父在每個可信的神學問題上相互矛盾的觀點，寫成了《是與否》（SicetNon/SoandNotSo）一書，目的明顯是為了激發自己的門徒達到此種理想的精神狀態。
教會保守派被這一理性化的哲學嚇壞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鼓動者克萊爾沃的伯納德，加入了反對這位人類理性的狂妄鬥士的行列。伯納德的理論是：人是通過心靈獲得知識，而不是智力。他正言道：“愛上帝與知上帝成正比。”他以“天地之事，其無所不知”來指控阿伯拉爾恃才傲物，控訴信仰已不再，人類理性篡奪了一切。
伯納德以同阿伯拉爾相反的理論與觀點揭示着被稱為神秘主義（Mysticism）的情感宗教與阿伯拉爾所代表的經院學者的理性主義之間無法調和的對立。
時勢與阿伯拉爾相悖。他的某些觀點遭到兩次大公會議的譴責，並被迫燒毀了部分著作。這是中世紀時期最值得注意的教會權力與思想自由之間的衝突。
阿伯拉爾作為哲學家的光輝形象因個人的嚴重錯誤失色不少。阿伯拉爾受人所託教育一位生性聰慧的迷人少女愛洛伊斯（Hedoise/Hélo?se），但卻背信棄義。師生之間的秘密婚姻註定要悲劇收場。“阿伯拉爾和愛洛伊斯的故事”成為12世紀最為浪漫卻又最為憂傷的傳說。
268.13世紀的經院哲學；大阿爾伯特和托馬斯·阿奎納13世紀見證了經院哲學的新發展。西部基督教新智識活動的推動力與許多其他類似的刺激一樣，也源自古希臘。這次來自多種渠道：一是西班牙的阿拉伯學校；二是希臘-阿拉伯學識得到腓特烈二世皇帝庇護的意大利南部地區；三是通過十字軍戰士佔領君士坦丁堡建立起來的拉丁人的西部同希臘人的東部之間的緊密關係。
大阿爾伯特
13世紀的前二三十年，經院學者通過各種渠道和方法，首次獲得了亞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在此之前，他們只知道他的邏輯學；但在這個時候，亞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均被翻譯成為拉丁語——起初譯自阿拉伯語或希伯來語版本，後來直接從希臘文本翻譯過來。連同亞里士多德的作品，經院學者也獲得了相關阿拉伯和猶太註釋者的作品(109)。首位得到亞里士多德幾乎所有作品的經院學者是黑爾斯的亞歷山大（AlexanderofHales，卒於1245年）。
這些新鮮的哲學與科學知識對西部基督教思想家的巨大影響怎麼誇張都不為過，經院哲學的偉大時代就此到來。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是新運動最重要的中心；托缽修會孕育了最傑出的代表。
來自多明我會的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AlbertusMagnus，1193—1280），或“大阿爾伯特”（AlberttheGreat），被稱為“亞里士多德第二”；托馬斯·阿奎納（ThomasAquinas，1225/1227—1274），被稱為“天使博士”（AngelicDoctor）(110)，是阿爾伯特的得意門生。作為哲學家，這些經院學者彼此之間的關係就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一樣，而他們的名字也同這些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聯繫在一起。
托馬斯·阿奎納
作為中世紀時期最偉大的經院學者及神學家，阿奎納的聲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巨著《神學大全》（SummaTheologiae）。在厚重的書頁之上，所有已示的真理、所有教會的教義、所有相關的知識都通過無可辯駁的邏輯進行了系統地編排與銜接，使其成為一本完全可以理解的絕對科學之書(111)，被視為正統天主教的經典。教皇利奧十三世（1878—）(112)在通諭中稱其為“所有學習場所最亮的光”，並告誡所有的老師“要將托馬斯·阿奎納的學說潛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說到托馬斯·阿奎納就不得不提到英格蘭方濟各會修士鄧斯·司各脫（DunsScotus，卒於1308年），他以敏銳的分析才華而被稱為“精微博士”（SubtleDoctor）。“鄧斯·司各脫的思想，”米爾曼教長說，“似乎是一台絕妙的推理機器；無論扔進去什麼，出來的都是三段論。”上述歷史學家認為鄧斯這種精神產品的價值是“人類思想史上最美的真相”。
鄧斯·司各脫反對托馬斯·阿奎納的某些思辨觀點，使其成為了對立哲學學派的首領，他的信徒被稱為司各脫主義者（Scotists），而另一派的追隨者被稱為托馬斯主義者（Thomists）。
269.經院哲學科學的一面；羅傑·培根典型的經院學者是邏輯學家，將推理的對象同神學相聯繫是其最高價值；然而，也有一些經院學者主要致力於自然科學，並試圖不是僅通過書籍，而是通過直接的個人觀察和研究自然本身來獲取自然知識。這種對自然科學研究的動力主要是通過接觸希臘與阿拉伯的知識而傳給了基督教學者。因此，公元999年，熱貝爾（Gerbert）成為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據說曾在西班牙求學的他給基督教歐洲帶回了他在阿拉伯學校學到的寶貴科學知識。
在剛剛提及的西歐與希臘-阿拉伯文化初次接觸以後的一段時期，大阿爾伯特用奇特的方式將亞里士多德哲學同阿拉伯科學結合在一起，並在化學方面獲得了有價值的發現，而且在那個迷信的年代，人們相信他在實驗室中運用了不可見的、幽靈的力量。
羅傑·培根
但在經院學者時代，科學活動最傑出的代表是英格蘭方濟各會修士羅傑·培根（RogerBacon，卒於1294年），因其在力學、光學、化學和其他科學方面的奇妙知識而被稱為“奇異博士”（WonderfulDoctor）。他弄清了火藥或類似爆炸物的成分，並在其作品中寫道：“如此一來，無馬之車和無帆之船便可推動自己像離弦之箭一般迅速行駛。”(113)因為他被同時代的人認為與魔鬼為伍，從而遭到迫害，入獄14年。然而有一點毋庸置疑，培根肯定是與所研讀著作的阿拉伯學者為伍了。
羅傑·培根留給後人的最大遺產是一本叫作《大著作》（OpusMajus）的書，其中以一種驚人的方式預測了17世紀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主張的近代演繹科學原理(114)。“先驗的正確歷史判斷”，安德魯·迪克森·懷特（AndrewD.White）說，“似乎將兩位培根推至近乎同等的高度。”(115)270.最後的經院學者14和15世紀見證了經院哲學的衰落。英格蘭人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ofOckham，卒於1347年）通常被視為最後一位著名的經院學者(116)。學術爭鳴在13世紀大哲學家不稱職的繼任者們手中淪為了對無聊無理問題的毫無價值、漫無目的的爭論。中世紀後期標誌着古典文化的復興，賦予了人們新的學問，因而無限鄙視與嘲諷這種退化的經院哲學代表。這一時期的歷史對經院學者鄙視的用詞用現代語來說，就是“笨蛋”（dunce）。該詞原本是對偉大的鄧斯（Duns）或其他學者的尊稱，此時卻諷刺地指那些與古典研究背道而馳的愚蠢學者，因而有了“荒謬的傻瓜”（preposterousdolt）這一今義。
271.經院學者批判
經院學者備受指責，而這種責難只適用於經院哲學衰落時期的無知學者，如果針對經院學者整體，則極失公允。
因此，經院哲學家們被指責採取了邏輯，而非觀察與實驗的近代科學方法，作為檢驗和發現真理的工具，並譴責中世紀的學者幾個世紀裏在精神踏車上乏味而無益的辛勤踩踏。
想要理解神學家對邏輯的激情真的很難；而且，通過此種途徑人類也真的無法取得智識上的實質進展。但定要懂得任何特定時期的精神和屬靈活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特定的時代環境，因此責備經院學者以上諸事，就如同責備他們生不逢時一樣。
另外，經院學者還被指責培養了對權威卑躬屈膝的奴性。這個缺點，如果的確是缺點的話，也僅僅是誇大了人們現存於己的自認美德罷了；因為現今許多最偉大的學者和思想家，在所有宗教問題上，都要服從權威：要麼服從《聖經》，要麼服從教會，或者兩者都服從。經院學者也不過如此而已。一些科學家甚至認為證明他們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的結論與《聖經》的教義並不衝突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在所有這些調和科學與神學的嘗試中，近代學者只不過是在繼續中世紀哲學家未竟的事業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經院學者比近代學者更服從權威也是不爭的事實，因為當時神學幾乎是所有科學的總和，因此涵蓋了中世紀時期提升心智的幾乎所有學科。
272.經院學者對智識進步的貢獻
經院學者在人類思想的發展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有兩個獨特而重要的貢獻：首先，經院學者通過不斷的辯論和論證激活了中世紀的思想，並在精確推理的過程加以訓練。他們把當時的大學打造成了真正的精神體育館，歐洲人在那裏愉快地接受無與倫比的正式培訓，並為這座精神體育館未來能產生更豐碩的成果做了不可或缺的準備。該體系培養出的智力運動員，在思想的敏銳、分析的細緻、定義的精確、辯證的技法方面，最偉大的經院學者們至今無人能及。
其次，經院學者為思想自由作出了巨大貢獻。這種說法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尤其是想到推理要服從教會權威是正統經院學者要遵守的基本準則之一時。但是，他們賦予人類推理的地位及其對此的不斷求索，為全面而明確地主張思想自由的原則鋪平了道路。塞斯（Seth）教授說：“經院哲學作為一個整體，可以恰如其分地視為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中得以完成的理性發展與逐漸解放史。”
第十八章
文藝復興
第一節
文藝復興時期之前的復興
273.文藝復興的定義
“文藝復興”一詞狹義上指中世紀末期在意大利興起的對古典文學、學問和藝術的新熱情，以及由此在15和16世紀期間給歐洲帶來的新文化。(117)在廣義上，該詞指從中世紀到近代之間的過渡時期。西蒙茲用它來描述“西歐各民族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從中世紀轉變為近代的運動”。米什萊（Michelet）認為文藝復興是：“對世界和人類的發現。”這一著名定義基本上與西蒙茲不謀而合。佩特（Pater）宣稱文藝復興的成果是“對智力與創造力的新生之愛”，這一概念也沒有什麼不同。
像16世紀的宗教反叛一樣，這個運動又可以被看作是一次思想反叛，然後將其定義為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及自由限制的反抗。從這個角度看也是極好的，這樣可以體現它與另外兩個近代史上稱之為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改革運動之間特有的因果關係（詳見第2條和第272條）。
所有這些定義與界定可以嘗試總結如下：文藝復興是以世俗、探索、獨立精神為特徵的古典時代生活與文化在現世的重生。簡單來講，就是在智識復興的影響下，西歐人開始像古希臘和古羅馬人一樣思索、感知、看待生活以及外部世界。正是這種思想觀念的相似性，導致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開始同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人們志趣相投，激起了他們內心對任何同古典時代相關事物的無限崇拜，導致興起於意大利的復興運動以絕無僅有的澎湃熱情努力恢復當時能夠從消失已久的古典文明遺產中恢復的一切。
274.文藝復興的先兆
中世紀時期充滿了宗教改革的先兆，同樣也充滿了文藝復興的先兆。14世紀之前的幾個世紀裏，精神的不安、渴望與活躍中不斷出現的跡象與徵兆，預示着智識世界將要到來的變化和革命。有時這種新精神在個體中覺醒，使其貌似與其同時代的人格格不入，並被人誤解與懷疑，那隻不過是生不逢時；然而不久，這一精神又如一縷清風拂過一片大地或者一代人，令世人靈魂激蕩。
在這些中世紀人文精神的覺醒中，其誘因如此隱晦而深藏，使得該運動似乎只是發展與成熟的新靈魂原能量的爆發；但每當追溯它實效影響的時候，智識狂熱便被認為是因中世紀的心智與古典時代的思想、學識和文化之間的直接或間接接觸所致——正所謂，今生唯源自前世。
275.9世紀加洛林文藝復興
前面提及了一些文藝復興最著名的值得注意的先兆。9世紀，查理大帝在其有生之年通過努力開啟了加洛林王朝的文藝復興。在這次復興的早期，古希臘-羅馬文明中的元素和影響開始積極顯現；但運動的時機並未成熟。中世紀的人還未進入繼承古代文化世界的時期。查理大帝離世入葬就如日暮西山，黑暗再次降臨歐洲；然而，中世紀的天空上卻一抹餘霞散成綺。
276.十字軍東征與文藝復興的關係在總結十字軍東征影響時（詳見第221-224條）曾說過，正是這些東征在根本上有助於破除加洛林文藝復興后籠罩的昏暗，打破落於歐洲思想之上的精神枷鎖，並喚醒西歐各民族的新生精神。此處無須贅述，只需回想一下，主要通過讓基督教的西部與亞歷山大、開羅和巴格達的希臘-阿拉伯學校，以及巴爾赫（Balkh）(118)、伊斯法罕（Ispahan）和撒馬爾罕這樣更遙遠的科學中心建立聯繫，基督教世界的進取精神發起或培育了有着巨大而深遠意義的社會與智識運動。在十字軍東徵結束前，文藝復興的道路已經鋪就。在人類活動的任何範圍內，對新生活和新文化滿懷希冀的開拓者們早已為下一代人踏出了四通八達的道路。
277.表現新精神的民族語言文學的發展這種新精神在西部民族國家中的覺醒，在其民族語言文學（vernacularliterature）(119)的成長與發展中尤為明顯。大體上說，正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和隨後的幾個世紀裏，歐洲本土方言有了發言權，開始形成自己的文學，其中一些重要的語言取得了循序漸進的發展（比照第53和54條）。當它的形式一旦確定下來，文學就成為可能，所有言語的苞蕾都綻放出詩歌與傳奇的花朵。描繪卡斯蒂利亞騎士的西班牙史詩《熙德之歌》（Cid）形成了西班牙文學的開端；在法蘭西南部，吟遊詩人（Troubadour）將該地區填滿了情歌的旋律；在北方，吟遊詩人（Trouveur）當眾吟誦着查理大帝與聖騎士、亞瑟王與聖杯傳說這樣激動人心的傳奇故事；在德意志，吟遊詩人（Minnesinger）(120)用柔和的音符吟唱着極度緊張的《尼伯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在意大利，但丁用純凈悅耳的托斯卡納方言演唱他的《神曲》，從而為意大利創造了本民族的語言；在英格蘭，喬叟寫出了《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Tales），進而完成了撒克遜語同諾曼語融合為英語的過程。
近代歐洲語言的形成和本土文學的產生均預示着文藝復興即將來臨；因為這些文學裏暗含着自由，以及對中世紀禁欲主義與教會束縛的反抗。同時，這一文學發展預示其所推動的思想復興即將到來；因為不同於經院學者的學術成果是用拉丁語寫成，只針對特定階層，這些民族語言文學中的大眾詩歌、故事和傳奇吸引了普羅大眾，進而激蕩了歐洲全體人民的心智。
278.阿爾比派起義
自由、世俗、反抗的精神賦予了這些本土文學靈感，進而在12和13世紀早期的普羅旺斯或阿爾比派運動（ProvencalorAlbigensianmovement）中展現自己（詳見第217條）。實際上，這與其說是一場宗教運動還不如說是一場思想、社會和文學發展的運動。雖有諸如東部和古典等外來影響在起作用，但基本上普羅旺斯的創新者與詩人還是直接從大自然獲取了靈感。該運動基本上是真誠又無法抑制的人類本能和衝動的自然迸發。
普羅旺斯語的發展似乎應該構成文藝復興的正式和明確的開端，好像普羅旺斯，而不是意大利，應該是偉大思想復興的發源地和傳播中心。但這種自信、世俗、新潮的精神激起了教會的憂懼，導致它採取了最嚴厲的鎮壓措施。殘酷的十字軍將阿爾比派的異端淹沒在血泊中，也熄滅了新文化的火焰。
279.腓特烈二世的西西里復興
另一場前文藝復興運動與皇帝腓特烈二世（1212—1250）有關，但不如以普羅旺斯為中心的運動流行、自然（詳見230條）。腓特烈所具有的性格多重性，擺脫宗教狹隘與偏執的獨立自主精神，都是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特徵，總之，他堪稱是一位近代人物。他要比其同代人進步許多個世紀，不但源於他與生俱來的、在中世紀時期或許無人能及的、新的智慧活力，而且有來自東、西部社會與宗教制度的衝突環境所產生的微妙影響，以及對希臘-羅馬的古典生活元素與思想的大量吸收。腓特烈扮演着梅塞納斯（Maecenas）(121)的角色，促使亞里士多德和阿威羅伊的作品被翻譯成了拉丁文，創立了那不勒斯大學，並把他位於巴勒莫（Palermo）的宮廷作為阿爾比派迫害中被放逐吟遊詩人的避難所。因此，在他的庇護下，平靜的西西里土地上出現了一種思想與文學的發展，就如真正的文藝復興時期給許多意大利獨裁者的宮廷帶來殊榮的發展一樣。
腓特烈二世
但南方的這片智識曙光同北方的一樣，註定要早夭。這場運動無論存在何種希望，都毀於將普羅旺斯文化毀於一旦的同一個劊子手。然而，復興留下了一些痕迹：那些在13世紀裏照耀歐洲的希臘-羅馬與阿拉伯文化的光芒中，有一束便源於腓特烈二世壯麗的宮廷。
280.城市生活與世俗文化
新生活的精神既可以在華麗宮室的氛圍中滋長，也可以在大城市的空氣中孕育。中世紀城鎮生活中類似近代的生活已經初見端倪。這些熙熙攘攘、車流攢動的城市環境培育了務實的商業精神，一個多面、獨立、世俗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與中世紀的教義和理想相悖。
在中世紀的城鎮，特別是在意大利的偉大城邦里的這一思想和社會運動，與14和15世紀被專門稱為“文藝復興”的偉大復興密切相關。
281.經院哲學與近代精神
經院哲學的歷史（詳見第十七章）不僅是中世紀歷史，也是文藝復興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經院哲學中有兩個相互對立的原則與傾向，是中世紀和近代兩種精神的相互交織。因此，阿伯拉爾在智識傾向與特徵、思想的獨創性和冒險精神、對人類理性的主張方面，都屬於近代世界而非中世紀世界。
其實，文藝復興的典型特徵就是思想自由原則，而把經院哲學作為整體來看待，或許就會發現其中隱藏着這一原則的萌芽。
282.文藝復興的先驅但丁
但丁之名已然被多次提及，但他與所處新舊交替的時代之間的關係需要更細緻的講解，因為他在人類思想史上佔有着重要地位。
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Alighieri），“托斯卡納人的名望”（theFameoftheTuscanPeople），1265年出生於佛羅倫薩。1302年，他被佛羅倫薩人放逐，並在朋友的宮廷學習“攀爬庇護人的樓梯”有多難。1321年，但丁長眠於拉韋納，其墓地至今仍是人們瞻仰的勝地。
正是在流放的這些年裏，但丁寫下了不朽詩篇，因其快樂的結局，所以自己將其命名為《喜劇》（Commedia）；他的崇拜者稱之為《神曲》（DivinaCommedia），布克哈特（Burckhardt）的話最好地詮釋了這部作品：“流放最主要的效用便是，要麼把流放者消耗殆盡，要麼迫使其綻放光芒。”但丁自己描述創作此詩的艱辛時說：“它令我多年來日漸消瘦。”
《神曲》被稱為“中世紀的史詩”，是中世紀時期生活和思想的縮影。但丁的神學是中世紀教會的神學；哲學是經院學者的哲學；科學是其所處時代的科學；他與他的同代人都相信，神權和君權皆為天授，一個掌管人間的屬靈事務，另一個則掌管世俗事務；他和中世紀的人們一樣，相信星宿的影響；他有中世紀對異端的恐懼和憎恨。
但是，雖然本質上但丁站在正在逝去的中世紀時期看待這個世界，但是在深遠意義上他仍是即將到來的新時代的先知——文藝復興的先驅。他對古典文化深有感情。但丁親切地談到他把維吉爾（Vergil）當作自己的導師，學到了給他帶來榮耀的優美風格(122)，並透露他如何用中世紀以外的眼光來看待這位奧古斯都時期的詩人。但丁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近代態度在其自由使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有更進一步的體現；他在偉大詩篇中引自古典來源的說明材料幾乎同引自希伯來和基督教的一樣廣泛。而且，但丁的自主判斷、批判精神、強烈的個人主義，所表現出的思想特徵與其說屬於中世紀人，還不如說屬於近代人。
但丁
283.古典時代的新推力
此時，站在14世紀的開端，回望整個中世紀裏近代精神覺醒的跡象。注意到了9世紀的加洛林文藝復興；十字軍東征讓人們思想和興趣的狹隘視界開闊起來；通過民族融合和幾百年的發展豐富並成熟起來的近代語言，將其豐富的神話傳說儲備演化成發人深省且又前途無限的文學作品；與希臘-阿拉伯文化初次接觸對歐洲思想的積極影響；商貿城鎮遇到了近代精神；激烈爭辯的經院學者通過辯論喚醒並規範了歐洲的心智；而且，有着開闊視野的但丁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黎明。
了解了中世紀時期這些人的心理感受，觀察了中世紀時期人類心靈作出的貢獻，很容易得出結論，歐洲的智識此時不需任何比從過去所獲之外更多的額外輔助或激勵，就能夠憑藉自身的固有力量和原有資源取得不斷的進步。然而，不管怎樣，古希臘-羅馬文明的無價寶庫此時得以更完美地恢復，極大地推動了歐洲的智識進步，因此只能揣測，如果此時的思想與精神發展沒有同過去古典民族的偉大文學、學術和藝術建立起更為緊密、更為重要的聯繫，從而無法感知其所賦予的新動力的話，那近代的歷史與文化將會如何。
舊世界文化給西歐民族留下了深遠且具有變革意義的影響，這樣一來，被視為從中世紀到近代的過渡時期的文藝復興，便是以探索或再探索舊世界，和意大利學者挪用其財富為開端的。
第二節
意大利文藝復興
284.運動的誘因
宗教改革始於德意志，政治革命起於法蘭西，文藝復興源於意大利。文藝復興起源於意大利並非意外，因為作為其誘因的早期精神覺醒，在這裏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有活力、更具影響。
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一個是，意大利城市的影響。意大利的城市生活比在西歐其他國家得到了更完美的發展。偉大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國中滋養出了強大、活力、自立、世俗、多面的生活，一種類似於古希臘城市中的政治、精神和藝術生活。例如，佛羅倫薩成了第二個雅典，而且在城市的濃厚氛圍中，個人的天賦和能力就如在阿提卡的都城（Atticcapital）(123)一樣得以發展。“佛羅倫薩”，西蒙茲說，“培育出了如此值得稱道的人類幾乎稱得上是世間罕有。……全城居民都成了精神貴族。”簡言之，意大利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區都先失去中世紀的特點而呈現出了近代特徵。因此，中世紀的意大利城市是文藝復興的搖籃。再次引用西蒙茲的話，意大利人是“近代歐洲的長子”。
第二個有助於使意大利成為現代精神發源地的原因，無疑是闖入半島的不同民族，如哥特人、倫巴第人、法蘭克人、薩拉森人、諾曼人和德意志人。在這裏，不同民族間的碰撞交融，羅馬、拜占庭、阿拉伯等不同文明的接觸融合，自然而然地產生了精神狂熱繼而誘發影響深遠的社會與智識運動。
第三個使意大利成為文藝復興發祥地的原因是其學校和大學的特徵。這些機構里如羅馬法和醫學這樣的世俗與實用學科，擁有着北方大學經院神學的地位。這種對世俗學識的重視為意大利接納文藝復興的新世俗文化種子奠定了基礎。
第四個原因是意大利的舊文明與新文明之間的斷裂不像西歐其他國家那樣徹底。意大利人在語言和血統上比其他新興民族更接近古羅馬人，認為自己是舊世界征服者的直系傳人與後裔。這種同創造輝煌過往的人們有着親緣關係的意識，極大地影響了意大利人的創造力，不但趨向於保護半島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而且無拘無束的意大利天才們把古代文化的恢復與借鑒作為了第一要務。
但比其他原因影響更大的一個原因是半島仍存的許多文明遺迹和古羅馬的輝煌，所起作用與其說是喚醒了意大利的智識，還不如說是心智被其他誘因喚醒之後決定着運動的方向。確切意義上講，這些城市本身就是古羅馬帝國的碎片；半島的土地上到處都覆蓋著古羅馬建造者留下的遺迹。這些輝煌的過往提醒着每一個敏感的靈魂，在布雷西亞的阿諾德（ArnoldofBrescia）、維拉尼（Villani）、里恩佐（Rienzi）和彼特拉克的傳記中都有體現。
但此處需要注意：顯然古代的古迹幫助喚醒了文藝復興的新精神，同樣這一覺醒的新精神也賦予了古代新生命。這種文藝復興的才華同希臘-羅馬的往昔之間的關係已經很好地被最狂熱於古典時代早期的學生所詮釋，並被頻繁引用：“我去”，當他即將探索這些古代遺迹時，他說，“我去喚醒亡者。”這是因為新生活已經在意大利人心中醒來，古希臘-羅馬的遺迹才在他們身上施了魔法；因為，用神秘主義者的話來說：“對石頭而言，宇宙就是石頭。”
285.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兩個階段
正是意大利人與古典往昔的密切關係使得意大利文藝復興具有了復興古典的特徵，即意大利人恢復與借鑒了長期被忽視的古希臘-羅馬文明遺產。
此次運動包含兩個截然不同卻又緊密相關的階段：（1）古典文學與學術的復興；（2）古典藝術的復興。文學與學術復興階段是關注的要點。復興運動的這一特點被專門稱為“人文主義”（Humanism），而其提倡者則被稱為“人文主義者”（Humanists），因為他們對研習經典即人文科學或稱“更人類的文學”很感興趣，以此抵抗“神類文學”，即構成舊有教育的神學。
286.首位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
“不僅在意大利的文學史上，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不僅在世界的文明史上，而且在人類的思想史上……彼特拉克的名字都如同最閃亮的那顆星。”(124)最偉大的人文主義歷史學家之一對彼特拉克及其在人類思想進步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如上評價。
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以意大利十四行詩作家而為人所知，但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義幾乎全部在於他同意大利古典知識復興的聯繫。彼特拉克在世界歷史上有着重要意義，他本身及所為也不負盛譽，值得深入了解。研究他的生活與作品就是研究歐洲人民曾經歷的最重要的思想革命的基本特徵，了解彼特拉克就是了解文藝復興。
彼特拉克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階段的首位也是最偉大的代表。他是充分認識與欣賞古典文學的出類拔萃、賞心悅目及文化價值的首位學者。他對古代作家的熱情是一種崇拜，投入了極大的時間和辛勞，收集了200卷經典寫本。在這些最上等的拉丁寶藏中，有一些西塞羅（Cicero）的書信，是他自己在維羅納（Verona）的一個古老圖書館中發現的，並虔誠地手抄下來。他不懂希臘語，但在收集拉丁寫本的同時也收集希臘寫本，其中包括柏拉圖的16部著作，以及從君士坦丁堡得來的荷馬珍本；因此，正如他本人所表述的：第一詩人兼第一哲人與他同在。
彼特拉克
這一情懷揭示出了彼特拉克對書籍的感情。在寂靜的書房裏，優選作家的靈魂伴其左右，在同這些往聖交談之時，他欣喜若狂。彼特拉克經常給荷馬、西塞羅、維吉爾、塞涅卡（Seneca）等先賢寫信，因為他喜歡以此記錄自己的思想，因此，他的很多時間都以寫信為樂；寫信於他而言，即是樂趣又是生活本身。
彼特拉克對古典作家的熱情蔓延開來，導致孩子的父親責備他誘使自己的兒子從學習法律轉向了閱讀經典及拉丁詩作；但彼特拉克引發的這場運動無法阻止。時至今日，他給予人文研究的推動力在文學與學術中仍有影響。
287.彼特拉克與經院學者
彼特拉克覺醒的新精神必定將其置於中世紀的無情批判與反對的風口浪尖。他對經院學者極為反感，嘲笑他們的無聊爭論，將之比作那些玩着文字遊戲卻忘記了文字是用來表達思想、發掘真相的古代詭辯者，將作為其堡壘的大學稱為“極度無知的巢穴”，而經院學者的巨著被定性為一堆不存真理的垃圾。
當他的對手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時，為了挫敗敵人，他宣稱亞里士多德也非知曉一切，他只是一個人，所以也會犯錯誤。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大膽的言論，幾乎和否定《聖經》永無謬誤一樣，是一種異端邪說。福格特（Voigt）說：“他的這種言論在科學史上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就如同萊比錫各民族大會戰（BattleoftheNations）開啟了國家歷史的新時代一樣……這種言論攻擊的並非亞里士多德一人，而是教會和整個中世紀體系。”(125)288.彼特拉克對羅馬遺迹的感受(126)
彼特拉克對古典時代物質遺迹的感情同他對人文遺產的感情類似。
真正中世紀時期的人們對古代世界的遺產遺迹沒有智識方面的好奇或感情。他們對所有這些事物的態度與東方的近現代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對過去文明遺迹的態度完全相同。對這些專橫民族的墮落繼任者來說，尼尼微（Nineveh）和巴比倫（Babylon）的遺迹無異於便捷、豐富的采磚場。他們對這些默默而又憂傷地承載着所有偉大往昔的龐大遺迹完全漠視。而當文藝復興的遺產繼承者們挖掘同一個土丘，細緻而又恭敬地收集可能會向世人述說早期人們的思想、感情和行為的每一片帶有文字的殘磚斷瓦之時，那是多麼的不同啊！
所有這一切都完美地說明了中世紀時期的人們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之間的差別。在智識復興曙光乍現之前的中世紀時期，羅馬遺迹只是一個採石場。凱撒紀念碑被拆除作為建築材料，雕刻的大理石被燒成石灰用作砂漿。羅馬現存的任何遺迹都是幾個世紀無知與無情的損毀過後的殘存。(127)在當時，彼特拉克是中世紀時期對這些遺迹產生近代情感的第一人。“他告訴我們，他經常與喬瓦尼·科隆納（GiovanniColonna）登上戴克里先浴場（BathsofDiocletian）的大拱頂，在透明的空間裏，在無邊的寂靜中，四周的開闊景象盡收眼底，他們討論的不是商業或政治事務，而是腳下遺址所蘊含的歷史。”(128)289.彼特拉克的門徒薄伽丘彼特拉克吸引了一群激情澎湃的年輕人文主義者拜入門下，並以無限的熱情繼續探索和開拓其所發現的新精神領域。其中最傑出的非喬萬尼·薄伽丘（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莫屬，其廣泛的聲譽主要源自一本意大利語寫成的故事集《十日談》（Decameron），但本條目中只討論他作為人文主義者的貢獻。
薄伽丘
薄伽丘不辭辛勞地傳播和深化彼特拉克所喚醒的對古代的熱情。他辛勤地收集與謄寫古代寫本，從而大大提升了意大利的古典學術成就。他效仿彼特拉克學習希臘語，但因為沒有勝任的老師，且缺少教材、語法和詞典，所以也跟彼特拉克一樣在掌握這門語言的道路上舉步維艱。然而，薄伽丘說服了自己的老師將《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賽》（Odyssey）翻譯成了拉丁文，因此，在向世界推出第一個近代譯本的《荷馬史詩》方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一譯本質量不高，但卻激發了意大利學者想要獲取第一手希臘文學資料的慾望，而這些文學正是古羅馬作家公認的靈感來源。
290.赫里索洛拉斯教授意大利人希臘語意大利學者的這個願望很快就得到了滿足。剛到14世紀末，東部皇帝派特使前往意大利請求援助抗擊奧斯曼人，使團由著名的希臘學者曼努埃爾·赫里索洛拉斯（ManuelChrysoloras）率領。他剛在威尼斯登陸，佛羅倫薩人便急迫地邀其前往。他接受了邀請，並受到了極為體面的迎接，有得見天人之感，並被授予了佛羅倫薩大學教授職位（1396）。無論長幼擠滿了他的課堂，一想到能學習希臘語，即便耳順之人也“覺得心潮澎湃”。
赫里索洛拉斯作為老師出現在佛羅倫薩標誌着經過7個世紀的漠視之後，西歐學校學習希臘語言和文學的復興。這意味深長：標誌着文明的復興與近代時期的開端；因為中世紀時期向近代時期轉化的最強大因素之一，當然就是希臘文化。(129)赫里索洛拉斯291.搜尋古代寫本
在了解了14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先驅之後，便可大體講述一下人文主義運動在下一個世紀裏最重要的幾個階段。
意大利學者首先關注的是將現存的古代經典從被湮沒的危險中拯救出來。正如現今的古文物研究者在亞述（Assyria）的土丘上挖掘東方古代文明的遺迹一樣，人文主義者們為了獲得古典作家的古代寫本，也遍尋修道院與教堂的圖書館，翻遍歐洲的各個偏僻角落。
西蒙茲把這些狂熱者比作新十字軍戰士：“像法蘭克人一樣，如果能從耶路撒冷帶迴文物，便認為自己三生有幸，所以這些新的聖靈騎士不再去尋求保護聖墓堂，反而去尋找古代世界裏天才的墳墓待其復活，當某位希臘或拉丁作家用一個褐色、積垢、難認的殘片回報他們耐心的尋找之時，一種神聖的感情便湧上心頭。”
珍貴的寫本經常在發現時就已處於令人羞愧的被忽視狀態，且已殘破不堪。有時在潮濕的小屋裏已經霉變，又或在修道院的閣樓上落滿灰塵。寫本再次被發現時業已各種殘缺不全，正如薄伽丘在本篤會的蒙特卡西諾修道院（monasteryofMonteCassino）謄寫室里發現的那樣，例如有些羊皮紙的邊緣已經掉落，還有的整頁缺失。(130)彼特拉克是首位也是最熱情的一位古代寶藏的搜尋者。其後最值得紀念的便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學者波焦·布拉喬利尼（PoggioBracciolini，1380—1459）。他找回了盧克萊修（Lucretius）的詩歌、西塞羅的幾篇講稿以及其他經典作品。他最珍貴的發現之一是在瑞士聖加侖修道院（monasteryofSaintGall）圖書館發掘的昆體良所著《雄辯術原理》（InstitutesofQuintilian/InstitutioOratoria）。因為這一幸運的發現，當代人稱他為“羅馬的第二締造者”。
人文主義者此時搜尋古代作家的著作為時已晚，但卻為世界挽救了無數珍貴的手稿，如果再疏忽一段時間的話，可能就永難挽回了。
292.新學識的贊助人；圖書館的建立收集和謄寫古代寫本耗時費力，但有許多梅塞納斯式的資助者鼓勵人們將此事進行下去。商賈王爵、暴君惡霸和教皇都成為人文主義者慷慨的贊助人。這些新學識的贊助人中最為著名的是佛羅倫薩的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de’Medici）和洛倫佐·德·美第奇（Lorenzode’Medici）。正是由於他們真誠而開明地關注恢復古典文學的偉大進程，佛羅倫薩才得以成為智識和文學復興的家園。
洛倫佐·德·美第奇
這一運動的贊助教皇中最著名的是尼古拉五世（1447—1455）。他派出探索者到西部各地尋找寫本，並讓羅馬的眾多謄寫員和翻譯員為此忙碌不休。後來，尤利烏斯二世（PopeJuliusII，1503—1513）和利奧十世（1513—1521）把羅馬打造成了輝煌的藝術和學識復興中心。
為了安全地存儲新寶藏並可接受學者的訪問，眾多圖書館拔地而起。在這場運動中，一些意大利最大的圖書館應運而生。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建立了氣勢雄偉仍保存完好的美第奇圖書館（MediceanLibrary）(131)。據說，羅馬教皇尼古拉五世把最初的教皇藏書又豐富了5000本寫本，因此成為現在著名的梵蒂岡圖書館（VaticanLibrary）的真正創始人。
29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如何促進了文藝復興15世紀降臨於東羅馬帝國的災難極大地推動了人文主義運動，特別是有關希臘文學與學術的運動。君士坦丁堡於1453年被奧斯曼人佔領，但半個世紀前，蠻族的可怕攻勢導致希臘學者向西部遷徙，許多流亡到意大利尋求庇護，可以說：“希臘沒有陷落，只是遷徙到了在古代被稱為大希臘（MagnaGraecia/GreatGreece）的意大利。”
這些逃亡者帶來了許多不為西部學者所知的珍貴古希臘經典寫本。意大利人對一切希臘事物的熱情使得許多流亡者被任命為學校和大學的教師與講師。因而，此時羅馬發生的一切又是羅馬共和國晚期的重複：希臘天才們又一次征服了意大利。
294.經典文學的翻譯與批評；學會的出現通過謄寫增加副本，並將其保存到圖書館裏，這種對古代經典的恢復只是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給自己設定的首個也是最輕鬆的任務。任務最重要且最艱難的部分是對比與修訂文本，將希臘語翻譯成拉丁語，並解釋、評價和批評這些恢復的古代文學。
致力於此的意大利學者中，首屈一指的當屬學識過人的安傑洛·波利齊亞諾（AngeloPoliziano），又名波利提安（Politian，1454—1494）。荷蘭著名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Erasmus）稱他為“罕見的奇人”。波利齊亞諾作為一名佛羅倫薩的希臘語和拉丁語老師，對新學識的傳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時代及下一代的著名人文主義者幾乎都在他的課堂上獲得過靈感。
另一位致力於此的15世紀意大利學者，是天賦出眾、赫赫有名的皮科·德拉·米蘭多拉（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皮科努力調和基督教與新學識，就如現在那些試圖調和《聖經》與現代科學的學者一樣，但壯志未成而英年早逝。還有一位在文學和歷史批判這一新領域功績斐然的是意大利學者洛倫佐·瓦拉（LaurentiusValla/LorenzoValla，詳見第304條）。
此處簡述一下15世紀意大利各城鎮建立的學者學會或協會。這些圈子涵蓋了當時半島上最傑出的文人學士，可以被視為現代文學和科學團體的原型。最有名的是美第奇家族成立的佛羅倫薩柏拉圖學會（PlatonicAcademyatFlorence）(132)。柏拉圖是學會會員的主保聖人。他的生日被虔誠地慶祝，半身像被戴上桂冠，一盞燈在其雕像前長明：這一切都比文字更能體現意大利學者對古代文化的狂熱激情。
295.印刷術的發明；威尼斯阿爾丁印刷所15世紀後半葉，活字印刷術幸運的及時問世，對意大利的人文主義運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哈勒姆認為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發明。
通過雕刻石頭或木版進行印刷的方法似乎同文明一樣古老；中國很早就採用這種方法進行印刷了。古巴比倫的遺址中發現大量的迦勒底滾筒印章（Chaldeanseals），還有滿是印着古代瓦匠名字和職位的磚石。
這門技藝似乎在中世紀後期的歐洲再次興起了。最開始，紙牌上的裝飾性圖案由木版上的圖形印製而成；隨後，畫像和圖畫被用這樣的方法印在寫本上。再後來，幾行文字被刻在圖案下面進行說明，其實某些初期的雕版印圖需要做解釋也很好理解。此項技藝發展的這幾個早期階段已經被現存的古老寫本驗證。隨着時間的推移，幾行變成了幾頁，在15世紀上半期，許多整書都是用雕版印刷術印製而成的了。
約翰·古騰堡
但木版印刷耗時且價高。這項技藝後來被德意志美因茨人（Mainz）約翰·古騰堡（JohnGutenberg，1400—1468）發明的稱之為活字(133)的可移動字母所革新。已知的最早使用活字印刷的書籍是1454年和1456年之間在美因茨由古騰堡和福斯特的印刷廠印製的拉丁文版《聖經》。這一技藝迅速傳播，並因1462年美因茨的淪陷導致印刷工人逃往國外各地而進一步加速。在15世紀結束前，而單單威尼斯市就已有200多家印刷廠，歐洲各國的印刷廠都開足了馬力，以修道院謄寫員做夢都想不到的速度印製書籍。
但極令人注意的是這一新技藝引入了意大利，這裏就應該簡單地介紹一下阿爾杜斯·馬努蒂烏斯（AldusManutius，1450—1515）。他在威尼斯建立一個著名的印刷廠，名為阿爾丁印刷所（AldinePress），並譜寫了這一新技藝同人文主義關係史上最早也是最有趣的篇章。
阿爾杜斯的目的是讓所有學者都可以接觸到古代典籍，尤其是古希臘作家的作品。他得到了歐洲各地希臘學者的幫助和鼓勵。伊拉斯謨就曾在他的印刷所做希臘文本編輯。阿爾杜斯聚集起來的學者組成了一個圈子，稱為阿爾丁希臘文化研究者學會（AldineAcademyofHellenists），且不接受不會說希臘語的人入會。
幾年的時間裏，阿爾杜斯就幾乎給富有鑒賞力的歐洲學者們印刷了希臘作家的作品集。除了希臘文版外，他還發行了拉丁文和希伯來文版，總計印刷了100多部作品。無論從紙質，還是字體清晰度及美觀度，其版本都從未被超越。
威尼斯的阿爾丁印刷所及其他各地並非如此著名的印刷所一道完成了古典文學的恢復，並通過將古代作家的著作傳播到歐洲各地，使得這些作品的任何部分都不會再次從世界上消失。
阿爾杜斯·馬努蒂烏斯
296.跨越阿爾卑斯山的人文主義
在中世紀時期末及近代時期初，意大利被法蘭西和西班牙王室垂涎，進而陷於紛爭與戰亂，對已經明顯走下坡路的人文主義造成了災難性的打擊。16世紀裏還有其他的破壞因素，導致半島學校中的希臘研究幾乎完全中止。但是人文熱情已經感染了阿爾卑斯山外的國家，而當南方學者的熱情消失殆盡，北方學者在德意志、法蘭西和英格蘭的學校中為新學識提供了家園。
約15世紀中期，德意志的年輕人已經開始穿越阿爾卑斯山來到大師們的腳下學習希臘語了。賴希林（Reuchlin）是這類人文主義者的代表，於1482年前往意大利來到一位著名希臘老師面前。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一篇文章被用來測試其語言知識。這位年輕的野蠻人(134)把一行行的文字輕而易舉且技藝高超地進行了翻譯，這令希臘土生土長的考官驚呼：“我們的流亡希臘已經跨越了阿爾卑斯山。”
文藝復興運動在阿爾卑斯山北的歐洲夾雜了一些其他趨向。在意大利，此次運動就是單純地致力於希臘和拉丁的文學與學術；但在北方又加入了對希伯來和基督教遺物的極大熱情。因此，從深層次的意義上講，這裏的文學與智識復興導致了稱為宗教改革的宗教大革命。
297.藝術復興
意大利人被喚起對古典時代的新感情不止使其接受了希臘-羅馬的文學與哲學，還有藝術。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后一階段已無須詳述，因為文藝復興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義是在於前述的純粹思想運動。
藝術復興的本質就是讓藝術回歸自然；因為中世紀時期的藝術缺乏自由與自然(135)。藝術家受到教會的傳統和約束所限，且處於當時宗教禁欲主義的影響之下，因而藝術原型只有線條僵直、稜角分明、毫無生氣的拜占庭式藝術風格，或是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的聖人或隱士像。即便他們有衝動背離神聖的傳統類型，但在教堂牆壁、講壇和祭壇之上的裝飾也不自由。(136)當時文藝復興為藝術所做的就是將其從枷鎖中解放出來，並將周遭覺醒的新生活精神注入它毫無生氣的形式中去。這種解放運動的推力既來自於大自然，也來自於古代，即通過研究自然的生活方式，也通過學習古代藝術的傑作。(137)但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領域，就像在文學領域一樣，天才人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人文主義復興的真正開始與一位偉大的人物有關，藝術的復興也是如此。彼特拉克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在同樣的意義上，尼古拉·皮薩諾（NicolaPisano，卒於1278年）被稱為“文藝復興雕塑之父”。正如彼特拉克從古典文學中獲得了靈感一樣，尼古拉的才華也被古代藝術家的傑作激發了出來。正是在一座古代石棺的雕花與古董花瓶的繪畫上面，他發現了自己的範例。因此，古典時代對文學的解放與復興和藝術的解放與復興都起着同樣的作用。(138)尼古拉·皮薩諾不僅在雕塑中(139)，還在繪畫中找到了新的表現形式，打開了新藝術運動之門。有些人認為，契馬布埃（Cimabue，約1240—1302）是文藝復興繪畫的先驅，但大多數人認為這一榮譽應給予其學生喬托（Giotto，1276—1377）。瓦薩里說：“雖然契馬布埃被認為或許是繪畫藝術復興的第一因素，然而他的弟子喬托，……在思想高度上更勝一籌，進而開啟了將藝術提升到完美與崇高之路的真正大門，併流傳至今。”
298.繪畫成為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無上藝術的原因(140)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典型藝術就是繪畫，因為它最能表達基督教的思想與情懷。教會需要能夠表達希望與信仰、超脫與苦難的藝術做其侍女，這些無法通過雕塑來表達，因為雕塑的本質是靜止的藝術。
雕塑是希臘人的主要藝術，因為藝術家可以用它表現身體的力與美。但基督教藝術家的問題是以身體作為媒介來表達屬靈的情感或信念。這無法用冰冷、蒼白的大理石來表現。因此，西蒙茲問道：“《最後的審判》（LastJudgment）怎麼用雕塑形式來表達呢？”基督一生中重要事件的展現都是雕塑力所不能及的。
因此，由於雕塑的情感表現力不足，使得能夠全方位表現情感的繪畫成為了意大利藝術家所選擇的表達媒介。這一藝術獨自即可描繪聖徒的興高采烈、聖母瑪利亞的迷人魅力、基督的無限激情，最後審判的無盡恐怖。
意大利文藝復興繪畫四傑：列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daVinci，1452—1519）(141)，代表作是畫於米蘭聖瑪利亞修道院牆壁之上的《最後的晚餐》（LastSupper）；拉斐爾（Raphael，1483—1520），最受喜愛的藝術家，所繪製的聖母像（Madonnas）為世界瑰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1475—1564）(142)，以絕妙的壁畫而著稱，代表作為羅馬西斯廷教堂（SistineChapel）的《最後的審判》；提香（Titian，1477—1576）(143)，威尼斯畫師，擅長肖像畫，他將同時代的許多著名人物活靈活現地保存了下來。
達·文西
拉斐爾
米開朗基羅
提香
早期意大利畫家的選材主要源於基督教，繪畫作品代表了所有中世紀時期有關死亡、裁判、天堂和地獄的理念與想像，幾乎覆蓋了所有意大利教堂、宮殿和民房的牆壁。西蒙茲一言以蔽之：他們通過繪畫做了但丁通過詩歌所做的事情。
後期的藝術家受到了古典復興更大的影響，將異教同基督教的主題與思想自由地結合，從而能夠成為比其文藝復興運動中的前輩更為真實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導致了異教和基督教文化的調和與融合。
299.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異教信仰意大利的古典復興有着其通常展現的宗教和道德的一面，也有着反宗教和不道德的一面，儘管對此運動的介紹如此簡要，但也不能忽略不談。
首先，對異教徒詩人和哲學家的研究產生了教會中某個派系所預言的準確後果：人們在感情和思維方式上都成為了異教徒，進而對宗教信仰造成了傷害。
意大利社會的異教化始於13世紀將希臘-阿拉伯科學與思辨帶到基督教歐洲的智識復興。即使在彼特拉克的時代里，懷疑論便已在大學界廣泛傳播。對他來說，這個世界極度令人懷疑，以至於他幾乎沒有為奪走眾多生命的可怕瘟疫所造成的人口減少而感到痛惜。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意大利人幾乎已經完全被古典復興所影響，宗教信仰的衰減變得更加明顯，直到意大利學者和意大利社會幾乎在任何真正意義上都不再信奉基督教。
新學識的復興使得導致古典文明衰落的特有缺陷與罪惡也隨之而來。意大利被注入的新影響所腐蝕，就像羅馬在共和國衰落的日子裏受到希臘驕奢淫逸的腐蝕一樣。基督教的道德理念被古代異教徒的道德標準所取代；基督教的禁慾、節制和教規被人嘲笑，而古老的異教惡習卻受到贊同並被接受。當時的許多文學甚至比古典頹廢時期的文學有着更不道德的寫作風格。
正是這種意大利社會的道德滑坡，為後期意大利所遭受的政治羞辱埋下了伏筆。
第三節
文藝復興的總體影響
300.文藝復興帶來了新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文藝復興作為思想與道德革命，對基督教的西方有着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幾乎可以將之同基督教的到來對古代世界的影響相提並論。它為中世紀世界流行的錯誤觀念與理念帶入了截然相反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就如當初基督教的第一位傳教士為古代異教世界的觀念、偏見和道德標準帶去了完全相反的教義一樣。新學識的確就是新的《福音書》（NewGospel）。如克萊頓主教所言：“其使命是為整個歐洲帶來新文化。”
像基督教一樣，文藝復興為人們開啟了另一個世界、另一種生存狀態；因為對復興中的人來說，這才是探索古代文明的真正意義。通過這一復興，他們得以認識自己，認識了人的真實本性與尊嚴(144)：認識了塵世生活本身就值得生活，並不需要輕賤和犧牲今生及今生之快樂以換取在另一世界的永生；而且人可以在不危及靈魂安寧的情況下，思考、審慎以及滿足求知慾。(145)這些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發現大大地促進了人類的進步，一種註定會適時令宗教、政治、文學、藝術、科學、發明、工業等所有領域中的事物煥然一新的新精神激勵着人類。(146)301.文藝復興修復了斷裂的歷史統一性當基督教進入古希臘-羅馬世界時，新宗教與古典文化，特別是其與希臘文化之間立刻不宣而戰。教會迅速戰勝了異教，拒絕了古代遺產。遺產中的某些元素實際上適合中世紀時期的人們，進而豐富發展了基督教新的文化；但是，卻被整體拋棄與忽略。因此，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被打斷。
此時，通過文藝復興的自由主義傾向和廣博的熱情使得基督教與古典文明之間得以和解，二者的特質與要素得以融合，斷裂的歷史統一性得以修復。古代和近代世界之間的斷裂得以彌合，斷枝再次植接在老樹榦上。
世界歷史上斷裂的統一性得以修復，中世紀時期被長期忽視的古代文化得以恢復，其重要意義再怎麼高估也不為過；因為該文化保存的不僅是在人類能力鼎盛時期的所思所感的極致，而且是所有古代民族積累的寶貴的科學儲備。此種恢復與借鑒對世界意味着什麼，（辛辛那提大學）前任校長伍爾西（Wolsey）表示：“古文明中所蘊含的永恆價值對於這個世界來說不可或缺，也永遠不能或不願或缺。這些被帶入生命之流，並成為集所有時代的美與真於一身的文化發展的真正助力。”
302.文藝復興改革了教育
人文復興革新了教育。在中世紀時期，拉丁語已經在大部分地區退化成了粗俗的土語，而希臘語也被忘卻，且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也被曲解。至於柏拉圖，中世紀的思想家幾乎無人知曉。
此時，人文主義將純粹的古典拉丁語重新帶回這個世界，並重新找回希臘語，繼而為文明修復了一度被拒絕的古代經典，包括為近代思想提供加速度與推動力的柏拉圖哲學。
學校和大學都難免受到人文主義復興的影響。希臘和拉丁語言與文學的大學教授職位此時不僅在新學識激勵下的新大學，而且也在老大學設立起來。經院教學方法逐漸被所謂的古典教育制度取代，並一直主導各個學校和大學，直到現代科學研究的到來。儘管如此，它們在大多的學習體系中仍佔據着突出的位置，許多教育家認為它過於突出以至於抱怨說希臘語和拉丁語佔用了太多學生本應用來學習科學和近代語言與文學的時間。
303.文藝復興促進了民族語言文學的發展古典復興賦予世界兩大文學瑰寶。在賦予歐洲學者古代作家的傑作之時，除了許多新鮮材料外，還給了他們世界上迄今為止完美無瑕的文學品味與判斷。修正中世紀的過度空想和創立正確的文學觀念這兩方面的影響可以清晰地從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英格蘭和德意志的本土文學中找到。
保持對古代典籍的重視，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許多作家優先使用拉丁語作為文學語言(147)，確實阻礙了歐洲人民民族語言文學的正常發展。在意大利，如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這樣前途無量的作家在被忽視了近一個世紀后，他們的民族文學作品才開始煥發生機，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在阿爾卑斯山北的歐洲地區，除了在德意志有段時間拉丁語幾乎取代了本國語外，復興的經典研究沒有產生如意大利一樣的災難性影響；相反，除了上述提及的例外，人文主義豐富、凈化並改善了歐洲偉大的文學。
304.文藝復興催生了考古學和歷史批判學許多科學都在文藝復興時期萌芽，考古學更是如此。對古代遺迹的新感情已經觸動了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靈魂（詳見第288條）。
羅馬遺址自然成為意大利學者虔誠的好奇心與考古熱情的首個對象。臨近15世紀末，除了其他關於意大利古迹的著作外，弗拉維奧·比昂多（FlavioBiondo）寫了考古學的第一本論著《復興的羅馬》（RomeRestored）(148)。從那時起至今日，人們對古代文明的遺址和遺迹的興趣不斷擴大與加深，不僅在古希臘-羅馬的土地上，還在希伯來、亞述、埃及的領土上有了舉世矚目的發現，這些發現把人類的故事帶回了遙遠的過去，並賦予了歷史一個全新的開端。
考古科學的真實性同樣適用於歷史批判科學。文藝復興喚醒了質疑與批判的精神，這與中世紀的盲從精神截然不同——因其根本不問信息源或可信度，願意接受任何生動的傳說或奇妙的故事。正是這種質疑與批判的精神激勵了彼特拉克對古典作家進行比較和批評，並只遵從他有理由信任的那位。
但歷史批判學的真正創始人是洛倫佐·瓦拉（1407—1457）。他作為批評家的偉大成就便是在文獻和歷史層面上論證《君士坦丁御賜教產諭》(149)的非真實性（詳見第135條）；還質疑李維（Livy）的權威性，證明了塞涅卡與使徒保羅（ApostlePaul）之間所謂書信的虛假性。
瓦拉的成就是開創了歷史批判的時代。從此開始了對歷史資料來源的批判性篩選與評估，使得數以千計曾經一度被認為無懈可擊的歷史材料成為了神話和傳說，因而重建了東部、古代與中世紀的歷史。
催生這兩個學科的相同因素也締造了真正的歷史寫作。正是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智識中心佛羅倫薩，出現了一批作家，其中以馬基雅維利和圭恰迪尼為首(150)，不但因為他們的批判精神和理智的公正評價，還有其與中世紀呆板而又不加批判的編年史家截然相反的卓越風格，使其值得被視為第一批近代歷史學家。
305.文藝復興促進了宗教改革
人文主義運動穿過阿爾卑斯山，賦予了北方民族一種新的性格。而激起北方學者興趣的與其說是希臘-羅馬的往昔，還不如說是希伯來人的歷史。以原版希伯來語和希臘語，以及當地方言印刷的《聖經》成為熱心研究與全新闡釋的主題。
因此，南方古典文學和藝術的復興到了更為嚴肅且不那麼敏感的北方則變成了原始基督教即希伯來-基督教歷史倫理與宗教因素的復興。人文主義者成為了改革者。“事實是”，西蒙茲說，“宗教改革是日耳曼的文藝復興。”
人文主義特定的原則和性質讓從南方傳播到北方的復興發生了不可避免的改變。首先，人文主義自由探索的原則一定與教會的權威原則相碰撞。正是人文主義中的這一傾向，最終引發了教廷的恐懼，並使其與早期大力推動的整個智識運動背道而馳。
其次，人文主義者在宗教方面擁有的自立精神，為即將到來的宗教改革中的個人主義埋下了伏筆。彼特拉克在寫給弟弟的信中也習慣引用早期教父的話說：“至少在一段時期內，你應該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要擔心使教父變得智慧的同樣精神不會幫助你。”(151)這正是宗教革命的按語。
最後，人文主義中有一種反叛精神，不僅反抗中世紀的神學，還反抗整個中世紀的制度。人文主義，像原始的基督教，本身就擁有翻天覆地的革命力量。像賴希林、伊拉斯謨及其他北方的人文主義者，是16世紀偉大宗教改革的先驅。
第十九章
民族國家的形成
306.導言
中世紀後期最重要的政治運動就是一些歐洲國家、小封建公國、半獨立的城鎮和自治城市，融合成為擁有強大中央政府的民族國家。這一運動伴隨着，或者說是存在於，封建制度的瓦解、城鎮自由的喪失與國王權力的增長。這是作為在歐洲事務中具有真正力量和理想的神權與君權衰落的對應產物。教皇和皇帝組建由基督教世界構成的單一社會的嘗試失敗了，歐洲此時正在依照新理想重建獨立國家，或民族國家。
許多事情促成了民族和政府的統一，不同國家的運動有着不同的有利條件。然而，有一些國家的情況卻與集權趨勢相反，那麼這些國家便進入了沒有民族主義的近代社會。但在英格蘭、法蘭西和西班牙，情況似乎都趨於統一，並且到15世紀末，這些國家都建立了強大的君主專制制度。然而，即便那些沒有出現國家政府的民族中，通過民族語言和文學的形成、共同感情和願望的發展也取得了走向統一的進步，因此這些種族或民族顯然只是在等待國民生活成熟期到來的幸福時刻。
君主制度的崛起和封建制度的衰亡，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取代了軟弱無常且相互衝突的封建貴族或其他地方政權統治，都極大地有利於法律和良好秩序的建立，為近代的發展與文明鋪平了道路。
在這些變化中，包括市民和貴族在內的所有階級的政治自由確實都被顛覆了。但失去了自由權，卻找到了民族性。而且相信人民可以贏回自由。這些堅定的市民：城市的商人、工匠、律師，在11世紀時，展現出其強大於領主的一面，不久之後，在自耕農的幫助下，也會證明自己比國王強大。歐洲應該不僅有序，而且自由。立憲制、代議制政府即將從君主專制之中崛起。
第一節
英格蘭
307.總述
英格蘭人的起源已如前述，並追溯了其在撒克遜人、丹麥人和諾曼人統治下的發展。此處將簡述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house）直系及旁系統治下的命運，一直講述到1485年標誌着英格蘭近代史開端的都鐸王朝（Tudors）。
金雀花王朝國王世系始於1154年瑪蒂爾達王后和安茹的金雀花若弗魯瓦（GeoffreyPlantagenet）之子亨利，止於1485年的理查三世。該王朝在其直系及蘭開斯特與約克（LancasterandYork）兩個旁系的統治下，持續了331年，歷經14代君主。(152)金雀花王朝的時代是英格蘭歷史上的多事之秋。正是在這些國王的統治下，英格蘭憲法呈現出了現有的形式，這些憲章與法律被公認為英格蘭自由的堡壘。而且，這一時期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着深遠影響，因而使其成為令人難忘的時代。
這一時期主要的事件有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ThomasBecket）的殉道、英格蘭喪失其在法蘭西的領地、同約翰王鬥爭產生的《大憲章》（MagnaCharta）、下議院的形成、征服威爾斯、蘇格蘭戰爭、百年戰爭和玫瑰戰爭。
（一）大主教殉道至蘇格蘭戰爭（1172—1328）(153)308.托馬斯·貝克特的殉道（1172）金雀花王朝第一代君主統治時期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一個悲劇：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謀殺案。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因其產生於佔據中世紀絕大部分歷史的君權與神權之爭。
托馬斯·貝克特被刺
導致這場悲劇的原因如下：在亨利統治早期，托馬斯任大法官，是其寵臣。托馬斯在宮廷上給亨利留下了忠厚的錯誤印象，亨利認為如果托馬斯當了大主教會更好地為他效勞，便任命其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托馬斯就任后卻在規勸君主時說：“我警告你，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的友誼很快就會變成苦恨。”
預言不久就應驗了。作為大主教，托馬斯在涉及神職人員與民事權利之間關係的幾件事情上同國王發生了衝突，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涉及世俗法庭審判神職人員。
歐洲不同國家教會法庭管轄權均有擴張（詳見第136條）。此時英格蘭的宗教法庭通過征服者威廉的授權與自行篡奪，權勢極大，以至過度限制了君權；而且神職人員全部免受普通法庭的管轄。由於教會法庭不能判處比監禁更嚴厲的懲罰，因此常常發生神職人員犯下滔天大罪，乃至謀殺，都難以受到應有的處罰，甚至根本沒有受到懲罰的事情。此外，據說這些法院的法官在處理自己體制內的被告之時過於寬大。
亨利下定決心，神職人員和世俗人員一樣都納入民事法庭管轄。為此，1164年他制定了所謂的《克拉倫登憲章》（ConstitutionsofClarendon），是“上輩慣例、自由與尊嚴的可靠部分”，其中規定神職人員犯罪應交由國王的法官審判，如果這些法官認為有權審判的案件，沒有國王的同意，不能從主教法庭上訴到教皇法庭。
托馬斯猶豫再三后，還是發誓遵守憲章，但是他很快又反悔了，並尋求獲得教皇對此誓約的解除。他認為這些法令剝奪了教會必要且不容置疑的權力與特權。
他的做法導致了他與國王之間長期而激烈的紛爭。最後，亨利的耐心耗盡了，他的四位宮廷騎士將此解讀為有意剷除托馬斯。這些人在坎特伯雷大教堂找到了大主教，並在祭壇的台階上將其謀殺。
當時的人們認為托馬斯是殉道者，是為了維護教會的特權而犧牲，而其在大教堂的墳墓成了朝聖之地。300年後，詩人喬叟在朝聖者的陪伴之下踏上了前往此地的朝聖之旅，並為其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奠定了基礎（詳見第330條）。
托馬斯被謀殺后，民眾的態度迫使亨利放棄了執行《克拉倫登憲章》條款的想法。而且，他不得不通過在殉道者墓前接受坎特伯雷修道士的鞭撻來表達其對參與到這一罪行中的懺悔。他的屈辱令人回想起幾乎整整100年前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屈辱，因此被視為英格蘭的卡諾莎之辱。
309.英格蘭喪失其在法蘭西的領地（1202—1204）1066年的黑斯廷斯戰役后，諾曼第公爵威廉成為了英格蘭國王。但他還擁有法蘭西國王的封地，因此仍是他的封臣。除了某些短暫間隔外，這些歐洲大陸上的土地一直由英格蘭國王威廉的諾曼繼承者統治。此後，安茹伯爵亨利成為金雀花王朝的首位國王，大大地擴張了他在法蘭西的領地。亨利掌控着法蘭西西半部的領土，實際上這比他在英格蘭的領地還大；但是，因為他是法蘭西國王的封臣，所以，他理所當然地要效忠於法蘭西國王。
一種強烈的嫉妒感在兩位君主之間產生，很明顯是無法避免的。法蘭西國王曾經想找些借口剝奪其對手在法蘭西的領地。1199年，當約翰王繼獅心理查成為英格蘭國王之後，機會終於來了。這位可惡的暴君坐上王位不久，普瓦圖（Poitou）的封臣便指控他對當時的法蘭西國王腓力二世·奧古斯都不敬。腓力召約翰出庭，在法蘭西同僚面前澄清對他的指控。約翰拒絕出席，這樣，約翰在法蘭西的所有領地被宣佈充公（1202）。腓力立刻入侵諾曼第。在隨後的戰鬥中，約翰抓獲了宣稱對英格蘭擁有繼承權的侄子亞瑟。但亞瑟很快就失蹤了，約翰理所當然地被指控謀殺了他。腓力又於此時命令約翰出庭，並澄清自己的新罪名，可約翰再次拒絕傳喚。腓力內心對約翰極度反感，趁此機會又剝奪了他除阿基坦南部以外的所有法蘭西領地。
這些領地的損失是英格蘭的一大收穫，因為安茹的國王們已經推行了一項政策，如若取得成功，英格蘭將成為歐洲大陸國家的附屬國；此時危險解除了。正如弗里曼所言：“英格蘭一直是安茹的屬國；但阿基坦此時卻是英格蘭的屬地。”
約翰王
310.《大憲章》（1215）
《大憲章》被認為是英格蘭自由的神聖保障，是英格蘭貴族與神職人員同約翰王角力的工具，其中對人民的古老權利和特權進行了明確界定和保障。
導致了這一重大事件的原因儘可能簡潔地敘述如下：因諾曼征服而進入英格蘭的外籍國王中，有些無視本地的風俗與制度，以專橫獨裁的方式進行統治。從約翰王所體現出的人物性格中不難得知，其在暴政和邪惡程度上遠超歷代國王。
約翰因填補英格蘭教會的空職同教皇產生爭執，導致自己被開除教籍，整個王國被停止教權，最終約翰為了表達效忠教皇，將英格蘭作為封地獻給了教廷，換取了與教會之間的和解（詳見第228條）。
在成為教皇的封臣之後，約翰比以前更為傲慢。王國的貴族均因其對他們的多次侮辱和中傷而怒火中燒，此時在愛國人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蘭頓（StephenLangton）的建議和鼓勵下奮起反抗。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階層支持國王。這場運動是國民的起義，對恢復具有悠久歷史的自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暴君被迫屈服。約翰王在離泰晤士河畔的溫莎（Windsor）不遠的平坦草地蘭尼米德（Runnymede）同貴族會談，並在其將要接受的憲章上蓋上了自己的印鑒。
《大憲章》以亨利一世所授予的早期憲章為基礎，條款立即體現出了這一莊嚴文件的性質，以及人民藉機表現出的不平，其重要條款如下：第12條除非得全民議事會之許可，否則王國之內不得徵收免役稅(154)與貢金。例外有三：即贖回本人身體之時、王長子受封騎士之時、王長女頭婚出嫁之時，且以此為目的所收貢金數目應當合理；(155)……第39條除受同等地位之人或依照國之法律合法判決以外，不得對任何自由人採取扣留、監禁、剝奪財產、剝奪公權、放逐或以任何方式剝奪其地位等措施，也不能對其使用武力或派人對其使用武力。
第40條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絕或拖延法定之權利或公正之判決。(156)除了這些條款以外，還有一些條款廢除了許多濫用的權力，並確認了城鎮和不同階層的自由人所具有的各種歷史悠久的權利與特權。
貴族們對約翰的誠信沒有信心，為確保其遵守憲章的規定，他們強迫他住進了倫敦塔，並任命24位貴族和倫敦市長為“王國自由的守護者”，如果國王違背自己的誓言，有權向國王宣戰；如此小心翼翼地捍衛着英格蘭自由的守護神——《大憲章》。
《大憲章》並未創造新的權力和特權，其要點僅僅是重申和確認已有的慣例與法律。約翰很快就違反了其中的規定，且其許多繼任者也都對其置之不理；但是人民始終堅持把它作為自由的保證與守護，一次又一次地強迫暴君們重申和確認其條款，並莊嚴宣誓遵守所有的規定。
《大憲章》保障了全世界所有講英語的民族繼承憲法賦予的自由，其深遠影響必定會一直被認為是熱愛自由的人民從專制君主一方得到的最重要的讓步。
311.下議院的源起（1265）
約翰的兒子兼繼任者亨利三世統治時期（1216—1272），見證了英格蘭憲政自由的第二個重要進程，就是下議院（HouseofCommons）的形成。當時的大議會（GreatCouncil）由貴族和主教組成，又是君權的失當，導致了英格蘭國民議會形式的巨大變化。正如利伯（Lieber）所言，自由往往都源於昏庸的國王，不過無須對其表達感謝。
亨利的殘暴與其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違背了遵守《大憲章》規定的誓言，在王室中安置外籍寵臣，其專橫統治激起所有階層的憤怒。用一位同時代人的話來說，英格蘭人“就像法老手下的以色列人一樣”備受壓迫。最後的結果是，貴族與人民一道發起了類似於約翰王統治時期的起義。
起義的領袖是率領第一次征討阿里烏斯派的西蒙·德·蒙德福特的兒子西蒙伯爵（EarlSimon）。西蒙伯爵雖然是位外國人，但與亨利授予職位與頭銜的諸多外國人大不相同。他同英格蘭人一樣，積極捍衛英格蘭古老的法律與慣例。亨利承認他比害怕“世界上所有的電閃雷鳴”更害怕西蒙伯爵。
國王與自己人民之間的戰爭很快就打響了。1264年，在雷威斯戰役（BattleofLewes）中，國王的軍隊大敗，亨利被俘。
西蒙伯爵此時所做之事，使其受到英格蘭人民的永久感激。為了團結其所代表的各個階層，他以國王的名義發佈命令，召集除亨利國王追隨者以外的貴族、主教和修道院院長到議會開會；同時發出類似的命令，指示不同郡縣的行政司法長官“從其郡縣體制內派遣兩名騎士，再從其所轄的每個城鎮或區市各派兩名公民或市民”（詳見第260條）。
雖然不同郡縣的騎士發現出席國民大會非常煩瑣，有幾次派的是個人代表參加(157)，因此代表原則並非此時首次引入英格蘭憲法，但這仍是首次無頭銜的普通市民同貴族、主教、騎士一起參加國民大會，共商國是。(158)1265年的這次會議，可以認定為下議院誕生的日子。參會人員的構成為騎士、市民和起初軟弱而膽怯的普通群眾代表，這一群體對上議院議員們大為敬畏，但卻最終註定成長為不列顛議會（BritishParliament）的掌權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