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朱光潛美是一生的修行》（4）
第二十二章《朱光潛美是一生的修行》（4）
閒情逸緻
阿爾卑斯山谷中有一條大汽車路，兩旁景物極美，路上插着一個標語牌勸告遊人說：“慢慢走，欣賞啊！”許多人在這車如流水馬如龍的世界過活，恰如在阿爾卑斯山谷中乘汽車兜風，匆匆忙忙地急馳而過，無暇一回首流連風景，於是這豐富華麗的世界便成為一個了無生趣的囚牢。這是一件多麼可惋惜的事啊！
談休息
在世界各民族中，我們中國人要算是最能刻苦耐勞的。第一是農人。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分陰晴冷暖，總是硬着頭皮，流着血汗，忙個不休。一年之中，他們最多只能在過年過節時歇上三五天，你如果住在鄉下，常看他們在炎天烈日下車水、拔草，挑重擔推重車上高坡，或是拉牽繩拖重載船上急灘。你對他們會起敬心也會起憐憫心，覺得他們雖是人，卻在做牛馬的工作，過牛馬的生活。讀書人比較算是有閑階級，但在未飛黃騰達以前，也要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從前私塾學生從天亮到半夜，都有規定的課程，休息對於他們是一個稀奇的名詞。小學生們只有在先生打瞌睡時偷耍一陣，萬一先生不打瞌睡，就只有找借口逃學。從前讀書人誤會“自強不息”的意思，以為“不息”就是不要休息。十年不下樓、十年不窺園、囊螢刺股、發憤忘食之類的故事在讀書人中傳為美談，奉為模範。近代學校教育比從前私塾教育似乎也並不輕鬆多少。從小學以至大學，功課都太繁重，每日除上六七小時課外還要看課本做練習。世界各國學校上課鐘點之多，假期之短少，似沒有比得上我們的。
這種刻苦耐勞的精神原可佩服，但是對於身心兩方的修養卻是極大的危害。最刻苦耐勞的是我們中國人，體格最羸弱而工作最不講效率的也是我們中國人。這中間似不無密切關係。
我們對於休息的重要性太缺乏徹底的認識了。它看來雖似小問題，卻為全民族的生命力所關，不能不提出一談。
自然界事物都有一個節奏。脈搏一起一伏，呼吸一進一出，筋肉一張一弛，以至日夜的更替，寒暑的往來，都有一個勞動和休息的道理在內。草木和蟲豸在冬天要枯要眠，土壤耕種了幾年之後須休息，連機器輸電燈線也不能晝夜不息地工作。世間沒有一件事物能在一個狀態維持到久遠的，生命就是變化，而變化都有一起一伏的節奏，跳高者為著跳得高，先蹲着很低；演戲者為著造成一個緊張的局面，先來一個輕描淡寫；用兵者守如處女，才能出如脫兔；唱歌者為著要拖長一個高音，先須深深地吸一口氣。事例是不勝枚舉的。世間固然有些事可以違拗自然去勉強，但是勉強也有它的限度。人的力量，無論是屬於身或屬於心的，到用過了限度時，必定是由疲勞而衰竭，由衰竭而毀滅。譬如弓弦，老是盡量地拉滿不放鬆，結果必定是裂斷。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常像滿引得弓弦，只圖張的速效，不顧弛的蓄力，所以常在身心俱憊的狀態中。這是政教當局所必須設法改善的。
一般人以為多延長工作的時間就可以多收些效果，比如說，一天能走一百里路，多走一天，就可以多走一百里路，如此天天走着不歇，無論走得多久，都可以維持一百里的速度。凡是走過長路的人都知道算盤打得不很精確，走久了不歇，必定愈走愈慢，以至完全走不動。我們走路的秘訣“不怕慢，只怕站”，實在只是片面的真理。永遠站着固然不行，永遠不站也不一定能走得遠，不站就須得慢，慢有時延誤事機；而偶爾站站卻不至於慢，站后再走是加速度的唯一辦法。我們中國人做事的通病就在怕站而不怕慢，慢條斯理地不死不活地望前挨，說不做而做着並沒有歇，說做卻並沒有做出什麼名色來。許多事就不講效率，就要落後。西方各國都把效率看作一個迫切的問題，心理學家對這問題做了無數的實驗，所得的結論是以同樣時間去做同樣工作，有休息的比沒有休息的效率大得多。比如說，一長頁的算學加法習題，繼續不斷地去做要費兩點鐘，如果先做五十分鐘，繼以二十分鐘的休息，再做五十分鐘，也還可以做完，時間上無損失而錯誤卻較少。西方新式工廠大半都已應用這個原則去調節工作和休息的時間，結果工人的工作時間雖然少了，僱主的出品質量反而增加了。一般人以為休息是浪費時間，其實不休息的工作才真是浪費時間。此外還有精力的損耗更不經濟。拿中國人與西方人相比，可工作的年齡至少有二十年的差別，我們到五六十歲就衰老無能為，他們那時還正年富力強，事業剛開始，這分別有多大！
休息不僅為工作蓄力，而且有時工作必須在休息中醞釀成熟。法國大數學家潘家賚研究數學上的難題，苦思不得其解，後來跑到街上閑逛，原來費盡氣力不能解決的難題卻於無意中就輕輕易易地解決了。據心理學家的解釋，有意識作用的工作須得退到潛意識中醞釀一陣，才得着土生根。通常我們在放下一件工作之後，表面上似在休息，而實際上潛意識中那件工作還在進行，詹姆斯有“夏天學溜冰，冬天學泅水”的比喻，溜冰本來是前冬練習的，今夏無冰可溜，自然就想不到溜冰，算是在休息，但是溜冰的筋肉技巧卻恰巧此時凝固起來。泅水也是如此，一切學習都如此。比如我們學寫字，用功甚勤，進步總是顯得很慢，有時甚至越寫越壞。但是如果停下一些時候再寫，就猛然覺得字有進步。進步之後又停頓，停頓之後又進步，如此輾轉多次，字才易寫得好。習字需要停頓，也是因為要有時間讓筋肉技巧在潛意識中醞釀凝固。習字如此，習其他技術也是如此。休息的工夫並不是白費的，它的成就往往比工作的成就更重要。
《佛說四十二章經》裏有一段故事，戒人為學不宜操之過急，說得很好：
“沙門夜誦迦葉佛教遺經，其聲悲緊，思悔欲退。佛問之曰：‘汝昔在家，曾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弦緩如何？’對曰：‘不鳴矣。’‘弦急如何？’對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佛言：‘沙門學道亦然。心若調適，道可得矣。於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意若生惱，行即退矣。’”
我國先儒如程朱諸子教人為學，亦常力戒急迫，主張“優遊涵泳”。這四字含有妙理，它所指的功夫是猛火煎后的慢火煨，緊張工作后的潛意識的醞釀。要“優遊涵泳”，非有充分休息不可。大抵治學和治事，第一件要事是清明在躬，從容而靈活，常做得自家的主宰，提得起也放得下。急迫躁進最易誤事。
我有時寫字或作文，在意興不佳或微感倦怠時，手不應心，心裏愈想好，而寫出來的愈壞，在此時仍不肯丟下，帶着幾分氣忿的念頭勉強寫下去，寫成要不得就扯去，扯去重寫仍是要不得，於是愈寫愈煩躁，愈煩躁也就寫得愈不像樣。假如再發現神志不旺時立即丟開，在鄉下散步，吸一口新鮮空氣，看看藍天綠水，陡然間心曠神怡，回頭來再伏案做事，便覺精神百倍，本來做得很艱苦而不能成功的事，現在做起來卻有手揮目送之樂，輕輕易易就做成了。不但作文寫字如此，要想任何事做得好，做時必須精神飽滿，工作成為樂事。一有倦怠或煩躁的意思，最好就把它擱下休息一會兒，讓精神恢復后再來。
人須有生趣才能有生機。生趣是在生活中所領略得的快樂，生機是生活發揚所需要的力量。諸葛武侯所謂“寧靜以致遠”
就包含生趣和生機兩個要素在內，寧靜才能有豐富的生趣和生機，而沒有充分休息做優遊涵泳的功夫的人們決難寧靜。世間有許多過於辛苦的人，滿身是塵勞，滿腔是雜念，時時刻刻都為環境的需要所驅遣，如機械一般流轉不息，自己做不得自己的主宰，呆板枯燥，沒有一點生人之趣。這種人是環境壓迫的犧牲者，沒有力量抬起頭來駕馭環境或征服環境，在事業和學問上都難有真正的大成就。我認識許多窮苦的農人，孜孜不輟的老學究和一天在辦公室坐八小時的公務員，都令我起這種感想。假如一個國家裏都充滿着這種人，我們很難想像出一個光明世界來。
基督教的《聖經》敘述上帝創造世界的經過，於每段工作完成之後都贅上一句說：“上帝看看他所做的事，看，每一件都很好！”到了第七天，上帝把他的工作都完成了，就停下來休息，並且加福於這第七天，因為在這一天他能夠休息。這段簡單的文字很可耐人尋味。我們不但需要時間工作，尤其需要時間對於我們所做的事回頭看一看，看出它很好；並且工作完成了，我們需要一天休息來恢復疲勞的精神，領略成功的快慰。
這一天休息的日子是值得“加福的”，“神聖化的”（聖經里所用的字時blessedandsanctified）。在現代緊張的生活中，我們“車如流水馬如龍”地向前直滾，曾不留下一點時光作一番靜觀和回味，以至華嚴世相都在特別快車的窗子裏滑了過去，而我們也只是輪迴戲盤中的木人木馬，有上帝的榜樣在那裏而我們不去學，豈不是浪費生命！
我生平最愛陶淵明在《自祭文》裏所說的兩句話：“勤靡余勞，心有常閑。”上句是尼采所說的狄俄倪索斯的精神，下句即是阿波羅的精神。動中有靜，常保存自我主宰，這是修養的極境，人事算盡了，而神仙福分也就在盡人事中享着。現代人的毛病是“勤有餘勞，心無偶閑”。這毛病不僅使生活索然寡味，身心俱憊，於事勞而無功，而且使人心地駁雜，缺乏沖和弘毅的氣象，日日困於名韁利鎖，叫整個世界日趨於乾枯黑暗。但丁描寫魔鬼在地獄中受酷刑，常特別著重“不停留”或“無間斷”的字樣。“不停留”、“無間斷”自身就是一種懲罰，甘受這種懲罰的人們是甘願人間成為地獄，上帝的子孫們，讓我們跟着他的榜樣，加福於我們工作之後休息的時光啊！
談消遣
身和心的活動都有有節奏的周期，這周期的長短隨各人的體質和物質環境而有差異。在周期限度，工作就必產生疲勞，不但沒有效果，而且成為苦痛。到了疲勞，就必定有休息，才能恢復工作的效果。這道理極淺，無用深談。休息的方式甚多，最理想而亦最普遍的是睡眠。在睡眠中生理的功能可以循極自然的節奏進行，各種筋肉雖仍在活動，卻不需要緊張的注意力，也沒有工作情境需要所加的壓迫，它的動作是自由的、自然的、不費力的、傾向弛懈的。一個人如果每天在工作疲勞之後能得到充分時間的熟睡，比任何養生家的秘訣都靈驗。午睡尤其有效。午睡醒了，午後又變成了清晨，一日之中就有兩度的朝氣。
西方有些中小學裏，時間表內有午睡的規定，那是很合理的。
我國的理學家和各派宗教家於睡眠之外練習靜坐。靜坐可以使心境空靈，生理功能得到人為的調節，功用有時比睡眠更大。
但是初習靜坐需要注意力的控制，有幾分不自然，不易成為恆久的習慣，而且在近代生活狀況之下，靜坐的條件不易具備，所以它不能很普遍。
睡眠與靜坐都不能算是完全的休息，因為許多生理的功能照舊在進行。嚴格地說，生物在未死以前決不能有完全的休息。
有生氣就必有活動，“活”與“動”是不可分的。勞而不息固然是苦，息而不勞尤其是苦。生機需要修養，也需要發泄。生機旺而不泄，像春天的草木萌發被磚石壓着，或是把壓力推開，沖吐出來，或是變成拳曲黃瘦，失去自然的形態。心理學家已經很明白地指示出來：許多心理的毛病都起於生機不得正當的發泄。從一般生物的生活看，精力的發泄往往同時就是精力的蓄養。人當少壯時期，精力最彌滿，需要發泄也就愈強烈，愈發泄，精力也就愈充足。一個生氣蓬勃的人必定有多方的興趣，在每方面的活動都比常人活躍，一個人到了可以索然枯坐而不感覺不安時，他必定是一個行將就木得病夫或老者。如果他們在健康狀態中，需要活動而不得活動，他必定感到愁苦抑鬱。
人生最苦的事是疾病幽囚，因為在疾病幽囚中，他或是失去了精力，或是失去了發泄精力的自由。
精力的發泄有兩種途徑：一是正當工作，一是普通所謂消遣，包含各種遊戲運動和娛樂在內。我們不能全副精力去工作，因為同樣的注意方向和同樣的筋肉動作維持到相當的限度，必定產生疲勞，如上所述。人的身心構造是依據分工合作原理的。
對於各種工作我們都有相當的一套機器，一種才能和一副精力。
比如說，要看有眼，要聽有耳，要走有腳，要思想有頭腦。我們運用眼的時候，耳可以休息，運用腦的時候，腳可以休息。
所以在專用眼之後改着去用耳，或是在專用腦之後改着去用腳，我們雖然仍舊在活動，所用以活動的只是耳或腳，眼或腦就可以得到休息了。這種讓一部分精力休息而另一部分精力活動的辦法在西文中叫做diversion，可惜在中文裏沒有恰當的譯名。
這也足見我們沒有注意到它的重要。它的意義是“轉向”，工作方面的“換口味”，精力的側出旁擊。我們已經說過，生物不能有完全的休息，普通所謂休息，除睡眠以外，大半是diversion，這種“換口味”的辦法對於停止的活動是精力的蓄養，對於正在進行的另一活動是精力的發泄。它好比打仗，一部分兵力上前線，難乎為繼；全體的兵力都在後方按兵不動，過久也會疲老無用，仗自然更打不起來。更番瓜代仍是精力的最經濟最合理的支配，無論是在軍事方面或是在普通生活方面。
更番瓜代有種種方式。普通讀書人用腦的機會比較多，最好常在用腦之後作一番筋肉活動，如散步、打球、栽花、做手工之類，一方面可以使腦得休息而恢復疲勞，一方面也可以破除同一工作的單調，不致發生厭悶。盧梭談教育，主張學生多習手工，這不但因為手工有它的特殊的教育功效，也因為用手對於用腦是一種調節。大哲學家斯賓諾莎於研究哲學之外，操磨鏡的職業，這固然是為著生活，實在也很合理，因為兩種性質相差很遠的工作互相更換，互為上文所說的diversion，對於心身都有好影響。就生活理想說，勞心與勞力應該具備於一身，勞力的人絕對不勞心固然變成機械，勞心的人絕對不勞力也難免文弱乾枯。現在勞心與勞力成為兩種相對峙的階級，這固然是歷史與社會環境所造成的事實，但是我們應該不要忘記它並不甚合理。在可能範圍之內，我們應該求心與力的活動能調節適中。我個人很羨慕中世紀歐洲僧院的生活，他們一方面誦經、抄書、畫畫，而且作很精深的哲學研究，一方面種地、砍柴、釀酒、織布。我常想到我們的學校在這個經濟凋憊之際為什麼不想一個自給自足的辦法，有系統有計劃地採行半工半讀制？
這不僅是從經濟着眼，就從教育着眼，這也是一種當務之急。
大部分學生來自田間，將來縱不全數回到田間，也要走進工廠或公務機關；如果在學校里只養成少爺小姐的心習，全不懂民生疾苦，他們決難擔負現時代的艱巨責任。當然，本文所說的勞心與勞力的調劑也是一個重要的理由。
不同性質的工作更番瓜代，固可以收到調劑和休息的效用，可是一個人不能時時刻刻都在工作，事實上沒有這種需要，而且勞苦過度，工作也變成一種苦事，不能有很大的效率。我們有時須完全放棄工作，做一點無所為而為的活動，享受一點自由人的幸福。工作都有所為而為，帶有實用目的；無所為而為，不帶實用目的活動，都可以算作消遣。我們說“消遣”，意謂“混去時光”，含義實在不很好；西方人說“轉向”（diversion），意謂“把精力朝另一方面去用”，它和工作同稱為occupation，比較可以見出消遣的用處。所謂occupation無恰當中文譯詞，似包含“佔領”和“寄託”二義。在工作和消遣時，都有一件事物“佔領”着我們的身心，而我們的身心也就“寄託”在那一件事物裏面。身心寄托在那裏，精力也就發泄在那裏。拉丁文有一句成語說：“自然厭惡空虛。”這句話近代科學仍奉為至理名言。在物理方面，真空固不易維持，一有空隙，就有物來佔領；在心理方面，真空雖是一部分宗教家（如禪宗）的理想，在實際上也是反乎自然而為自然所厭惡。我們都不願意生活中有空隙，都願常有事物“佔領”着身心，沒有事做時須找事做，不願做事時也不甘心閑着，必須找一點玩意兒來消遣，否則便覺得厭悶苦惱。閑慣了，悶慣了，人就變乾枯無生氣。
消遣就是娛樂，無可消遣當然就是苦悶。世間歡喜消遣的人，無論他們的嗜好如何不同，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必都有強旺的生活力，運動家和藝術家如此，嫖客賭徒乃至於煙鬼也是如此。他們的生活力強旺，發泄的需要也就跟着急迫。
他們所不同者只在發泄的方式。這有如大水，可以灌田、發電或推動機器，也可以泛濫橫流，淹斃人畜草木。同是強旺的生活力，用在運動可以健身，用在藝術可以怡情養性，用在吃喝嫖賭就可以勞民傷財，為非作歹。“浪子回頭是個寶”，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消遣看來雖似末節，卻與民族性格國家風紀都有密切關係。一個民族興盛時有一種消遣方式，頹廢時又有另一種消遣方式。古希臘羅馬在強盛時，人民都歡喜運動、看戲、參加集會，到頹廢時才有些驕奢淫逸的玩意兒如玩孌童看人獸斗之類。近代條頓民族多歡喜戶外運動，而拉丁民族則多消磨時光於咖啡館與跳舞廳。我國古代民族娛樂花樣本極多，如音樂、跳舞、馳馬、試劍、打獵、釣魚、鬥雞、走狗等都含有藝術意味或運動意味。後來士大夫階級偏嗜琴棋書畫，雖仍高雅，已微嫌側重藝術，帶有幾分“頹廢”色彩。近來“民族形式”
的消遣似只有打麻將、坐茶館、吃館子、逛窯子幾種。對於這些玩意兒不感興趣的人們除着做苦工之外，就只有索然枯坐，不能在生活中領略到一點樂趣。我經過幾個大學和中學，看到大部分教員和學生終年沒有一點消遣，大家都喊着苦悶，可是大家都不肯出點力把生活略加改善，提倡一些高級趣味的娛樂來排遣閑散時光。從消遣一點看，我們可以窺見民族生命力的低降。這是一個很危險地現象。它的原因在一般人不明了消遣的功用，把它太看輕了。
其實這事並不能看輕。柏拉圖設計理想國的政治，主張消遣娛樂都由國法規定。儒家標六藝之教，其中禮、樂、射、御四項都帶有消遣娛樂意味，只書、數兩項才是工作。孔子談修養，“居於仁”之後即繼以“游於藝”，這足見中西哲人都把消遣娛樂看得很重，梁任公先生有一文講演消遣，可惜原文不在手邊，記得大意是反對消遣浪費時光。他大概有見於近來我國一般消遣方式趣味太低級。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精力必須發泄，不發泄於有益身心的運動和藝術，便鬚髮泄於有害身心的打牌、抽煙、喝酒、逛窯子。我們要禁絕有害身心的消遣方式，必須先提倡有益身心的消遣方式。比如水勢須決堤泛濫，你不願它決諸東方，就必須讓它決諸西方，這是有心政治與教育的人們所應趁早注意設法的。要復興民族，固然有許多大事要做，可是改善民眾消遣娛樂，也未見得就是小事。
談讀詩與趣味的培養
據我的教書經驗來說，一般青年都歡喜聽故事而不歡喜讀詩。記得從前在中學裏教英文，講一篇小說時常有別班的學生來旁聽；但是遇着講詩時，旁聽者總是瞟着機會逃出去。就出版界的消息看，詩是一種滯銷貨。一部大致不差的小說就可以賣錢，印出來之後一年中可以再版三版。但是一部詩集儘管很好，要印行時須得詩人自己掏腰包作印刷費，過了多少年之後，藏書家如果要買它的第一版，也用不着費高價。
從此一點，我們可以看出現在一般青年對於文學的趣味還是很低。在歐洲各國，小說固然也比詩暢銷，但是沒有在中國的這樣大的懸殊，並且有時詩的暢銷更甚於小說。據去年的統計，法國最暢銷的書是波德萊爾的《罪惡之花》。這是一部詩，而且並不是容易懂的詩。
一個人不歡喜詩，何以文學趣味就低下呢？因為一切純文學都要有詩的特質。一部好小說或是一部好戲劇都要當作一首詩看。詩比別類文學較謹嚴，較純粹，較精緻。如果對於詩沒有興趣，對於小說戲劇散文等等的佳妙處也終不免有些隔膜。
不愛好詩而愛好小說戲劇的人們大半在小說和戲劇中只能見到最粗淺的一部分，就是故事。所以他們看小說和戲劇，不問他們的藝術技巧，只求它們裏面有有趣的故事。他們最愛讀的小說不是描寫內心生活或者社會真相的作品，而是《福爾摩斯偵探案》之類的東西。愛好故事本來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如果要真能欣賞文學，我們一定要超過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要超過對於《福爾摩斯偵探案》的愛好，去求藝術家對於人生的深刻的觀照以及他們傳達這種觀照的技巧。第一流小說家不儘是會講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說中的故事大半隻像枯樹搭成的花架，用處只在撐持住一園錦繡燦爛生氣蓬勃的葛藤花卉。這些故事以外的東西就是小說中的詩。讀小說只見到故事而沒有見到它的詩，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記架上的花。要養成純正的文學趣味，我們最好從讀詩入手。能欣賞詩，自然能欣賞小說戲劇及其他種類文學。
如果只就故事說，陳鴻的《長恨歌傳》未必不如白居易的《長恨歌》或洪升的《長生殿》，元稹的《會真記》未必不如王實甫的《西廂記》，蘭姆（Lamb）的《莎士比亞故事集》未必不如莎士比亞的劇本。但是就文學價值說，《長恨歌》《西廂記》和莎士比亞的劇本都遠非它們所根據的或脫胎的散文故事所可比擬。我們讀詩，須在《長恨歌》《西廂記》和莎士比亞的劇本之中尋出《長恨歌傳》、《會真記》和《莎士比亞故事集》之中所尋不出來的東西。舉一個很簡單的例來說，比如賈島的《尋隱者不遇》：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是崔顥的《長干行》：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裏面也都有故事，但是這兩段故事多麼簡單平凡？兩首詩之所以為詩，並不在這兩個故事，而在故事後面的情趣，以及抓住這種簡樸而雋永的情趣，用一種恰如其分的簡樸而雋永的語言表現出來的藝術本領。這兩段故事你和我都會說，這兩首詩卻非你和我所做得出，雖然從表面看起來，它們是那麼容易。讀詩就要從此種看來雖似容易而實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功夫，就要學會了解此種地方的佳妙。對於這種佳妙的了解和愛好就是所謂“趣味”。
各人的天資不同，有些人生來對於詩就感覺到趣味，有些人生來對於詩就絲毫不感覺到趣味，也有些人只對於某一種詩才感覺到趣味。但是趣味是可以培養的。真正的文學教育不在讀過多少書和知道一些文學上的理論和史實，而在培養出純正的趣味。這件事實在不很容易。培養趣味好比開疆闢土，須逐漸把本非我所有的變為我所有的。記得我第一次讀外國詩，所讀的是《古舟子詠》，簡直不明白那位老船夫因射殺海鳥而受天譴的故事有什麼好處，現在回想起來，這種蒙昧真是可笑，但是在當時我實在不覺到這詩有趣味。後來明白作者在意象音調和奇思幻想上所做的工夫，才覺得這真是一首可愛的傑作。這一點覺悟對於我便是一層進益，而我對於這首詩所覺到的趣味也就是我所征服的新領土。我學西方詩是從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入手，從前只覺得這派詩有趣味，討厭前一個時期的假古典派的作品，不了解法國象徵派和現代美國的詩；因為這些詩都和浪漫派詩不同。後來我多讀一些象徵派詩和英國現代詩，對它們逐漸感到趣味，又覺得我從前所愛好的浪漫派詩有好些毛病，對於它們的愛好不免淡薄了許多。我又回頭看看假古典派的作品，逐漸明白作者的環境立場和用意，覺得它們也有不可抹煞處，對於他們的嫌惡也不免減少了許多。在這種變遷中我又征服了許多新領土，對於已得的領土也比從前認識較清楚。
對於中國詩我也經過了同樣的變遷。最初我由愛好唐詩而看輕宋詩，後來我又由愛好魏晉詩而看輕唐詩。現在覺得各朝詩都各有特點，我們不能以衡量魏晉詩的標準去衡量唐詩和宋詩。
它們代表幾種不同的趣味，我們不必強其同。
對於某一種詩，從不能欣賞到能欣賞，是一種新收穫；從偏嗜到和他種詩參觀互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估價，是對於已征服的領土築了一層更堅固的壁壘。學文學的人們的最壞的脾氣是坐井觀天，依傍一家門戶，對於口胃不合的作品一概藐視。
這種人不但是近視，在趣味方面不能有進展；就連他們自己所偏嗜的也很難真正地了解欣賞，因為他們缺乏比較資料和真確觀照所應有的透視距離。文藝上的純正的趣味必定是廣博的趣味；不能同時欣賞許多派別詩的佳妙，就不能充分地真確地欣賞任何一派詩的佳妙。趣味很少生來就廣博，好比開疆闢土，要不厭棄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漸向外伸張。
趣味是對於生命的澈悟和留戀，生命時時刻刻都在進展和創化，趣味也就要時時刻刻在進展和創化。水停蓄不流便腐化，趣味也是如此。從前私塾冬烘學究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八股文、試帖詩、《古文觀止》和了凡《綱鑒》。他們對於這些烏煙瘴氣何嘗不津津有味？這算是文學的趣味么？習慣的勢力之大往往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我們每個人多少都有幾分冬烘學究氣，都把自己圍在習慣所畫成的狹小圈套中，對於這個圈套以外的世界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沉溺於風花雪月者以為只有風花雪月中才有詩，沉溺於愛情者以為只有愛情中才有詩，沉溺於階級意識者以為只有階級意識中才有詩。風花雪月本來都是好東西，可是這四個字聯在一起，引起多麼俗濫的聯想！聯想到許多吟風弄月的濫調，多麼令人作嘔！“神聖的愛情”、“偉大的階級意識”之類大概也有一天都歸於風花雪月之列吧？這些東西本來是佳麗，是神聖，是偉大，一旦變成冬烘學究所讚歎的對象，就不免成了八股文和試帖詩。道理是很簡單的。藝術和欣賞藝術的趣味都必有創造性，都必時時刻刻在開發新境界。
如果讓你的趣味圍在一個狹小圈套里，它無機會可創造開發，自然會僵死，會腐化。一種藝術變成僵死腐化的趣味的寄生之所，它怎能有進展開發？怎能不隨之僵死腐化？
藝術和欣賞藝術的趣味都與濫調是死對頭。但是每件東西都容易變成濫調，因為每件東西和你熟悉之後，都容易在你的心理上養成習慣反應。像一切其他藝術一樣，詩要說的話都必定是新鮮的。但是世間哪裏有許多新鮮話可說？有些人因此替詩危懼，以為關於風花雪月，愛情，階級意識等等的話或都已被人說完，或將有被人說完的一日，那一日恐怕就是詩的末日了。抱這種過慮的人們根本沒有了解詩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詩的疆土是開發不盡的，因為宇宙生命時時刻刻在變動進展中，這種變動進展的過程中每一時每一境都是個別的，新鮮的，有趣的。所謂“詩”並無深文奧義，它只是在人生世相中見出某一點特別新鮮有趣而把它描繪出來。這句話中“見”字最吃緊。特別新鮮有趣的東西本來在那裏，我們不容易“見”着，因為我們的習慣蒙蔽住我們的眼睛。我們如果沉溺於風花雪月，也就見不着階級意識中的詩；我們如果沉溺於油鹽柴米，也就見不着風花雪月中的詩。誰沒有看見過在田裏收穫的農夫農婦！但是誰——除非是米勒（Miller），陶淵明，華茲華斯（Wordsworth）——在這中間見着新鮮有趣的詩？詩人的本領就在見出常人之所不能見，讀詩的用處也就在隨着詩人所指點的方向，見出我們所不能見；這就是說，覺到我們所素認為平凡的實在新鮮有趣。我們本來不覺得鄉村生活中有詩，從讀過陶淵明、華茲華斯諸人的作品之後，便覺得它有詩，我們本來不覺得城市生活和工商業文化之中有詩，從讀過美國近代小說和俄國現代詩之後，便覺得它也有詩。莎士比亞教我們會在罪孽災禍中見出莊嚴偉大，倫勃朗（Rembrandt）和羅丹（Rodin）教我們會在醜陋中見出新奇。詩人和藝術家的眼睛是點鐵成金的眼睛。生命生生不息，他們的發現也生生不息。如果生命有末日，詩才會有末日。到了生命的末日，我們自無容顧慮到詩是否還存在。但是有生命而無詩的人雖未到詩的末日，實在是早已到生命的末日了，那真是一件最可悲哀的事。“哀莫大於心死”，所謂“心死”就是對於人生世相失去解悟和留戀，就是對於詩無興趣。讀詩的功用不僅在消愁遣悶，不僅是替有閑階級添一件奢侈；它在使人到處都可以覺到人生世相新鮮有趣，到處可以吸收維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
詩是培養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賞詩的人們不但對於其他種種文學可有真確的了解，而且也決不會覺到人生是一件乾枯的東西。
談動
朋友：
從屢次來信看，你的心境近來似乎很不寧靜。煩惱究竟是一種暮氣，是一種病態，你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就這樣頹唐沮喪，我實在替你擔憂。
一般人歡喜談玄，你說煩惱，他便從“哲學辭典”里拖出“厭世主義”、“悲觀哲學”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樣來敘你的病由。
我不知道你感覺如何？我自己從前彷彿也嘗過煩惱的況味，我只覺得憂來無方，不但人莫之知，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裏有所謂哲學與人生觀！我也些微領過哲學家的教訓：在心氣和平時，我景仰希臘廊下派哲學者，相信人生當皈依自然，不當存有慎喜貪戀；我景仰托爾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宥與愛；我景仰布朗寧，相信世間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來，心波立涌，拿天大的哲學，也抵擋不住。這固然是由於缺乏修養，但是青年們有幾個修養到“不動心”的地步呢？
從前長輩們往往拿“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向我說法。他們說，像我這樣一個青年應該活潑潑的，不應該暮氣沉沉的，應該努力做學問，不應該把自己的憂樂放在心頭。謝謝吧，請留着這副“應該”的方劑，將來患煩惱的人還多呢！
朋友，我們都不過是自然的奴隸，要征服自然，只得服從自然。違反自然，煩惱才乘虛而入，要排解煩悶，也須得使你的自然衝動有機會發泄。人生來好動，好發展，好創造。能動，能發展，能創造，便是順從自然，便能享受快樂，不動，不發展，不創造，便是摧殘生機，便不免感覺煩惱。這種事實在流行語中就可以見出，我們感覺快樂時說“舒暢”，感覺不快樂時說“抑鬱”。這兩個字樣可以用作形容詞，也可以用作動詞。用作形容詞時，它們描寫快或不快的狀態；用作動詞時，我們可以說它們說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覺煩惱，因為你的生機被抑鬱；你要想快樂，須得使你的生機能舒暢，能宣洩。流行語中又有“閑愁”的字樣，閑人大半易於發愁，就因為閑時生機靜止而不舒暢。青年人比老年人易於發愁些，因為青年人的生機比較強旺。小孩子們的生機也很強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為他們時時刻刻的遊戲，所以他們的生機不至於被抑鬱。小孩子們偶爾不很樂意，便放聲大哭，哭過了氣就消去。成人們感覺煩惱時也還要拘禮節，哪能由你放聲大哭呢？黃連苦在心頭，所以愈覺其苦。歌德少時因失戀而想自殺，幸而他的文機動了，埋頭兩禮拜著成一部《少年維特之煩惱》，書成了，他的氣也泄了，自殺的念頭也打消了。你發愁時並不一定要着書，你就讀幾篇哀歌，聽一幕悲劇，借酒澆愁，也可以大暢胸懷。從前我很疑惑何以劇情愈悲而讀之愈覺其快意，近來才悟得這個泄與郁的道理。
總之，愁生於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於靜止，求泄的方法在動。從前儒家講心性的話，從近代心理學眼光看，都很粗疏，只有孟子的“盡性”一個主張，含義非常深廣。一切道德學說都不免膚淺，如果不從“盡性”的基點出發。如果把“盡性”兩字懂得透徹，我以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複雜的，可是人是動物，基本性不外乎動。從動的中間我們可以尋出無限快感。這個道理我可以拿兩種小事來印證：從前我住在家裏，自己的書房總歡喜自己打掃。每看到書籍零亂，灰塵滿地，你親自去洒掃一過，霎時間混濁的世界變成明窗淨几，此時悠然就座，遊目騁懷，乃覺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歡喜打網球的，當你起勁打球時，你還記得天地間有所謂煩惱么？
你大約記得晉人陶侃的故事。他老來罷官閑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磚。晨間把一百塊磚由齋里搬到齋外，暮間把一百塊磚由齋外搬到齋里。人問其故，他說：“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他又嘗對人說：“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其實惜陰何必定要搬磚，不過他老先生還很茁壯，借這個玩藝兒多活動活動，免得抑鬱無聊罷了。
朋友，閑愁最苦！愁來愁去，人生還是那麼樣一個人生，世界也還是那麼樣一個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偉大，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勸你多打網球，多彈鋼琴，多栽花木，多搬磚弄瓦。假如你不喜歡這些玩藝兒，你就談談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談談笑笑，
跑跑跳跳！
你的朋友孟實
談靜
朋友：
前信談動，只說出一面真理。人生樂趣一半得之於活動，也還有一半得之於感受。所謂“感受”是被動的，是容許自然界事物感動我的感官和心靈。這兩個字涵義極廣。眼見顏色，耳聞聲音，是感受；見顏色而知其美，聞聲音而知其和，也是感受。同一美顏，同一和聲，而各個人所見到的美與和的程度又隨天資境遇而不同。比方路邊有一棵蒼松，你看見它只覺得可以砍來造船；我見到它可以讓人納涼；旁人也許說它很宜於人畫，或者說它是高風亮節的象徵。再比方街上有一個乞丐，我只能見到他的蓬頭垢面，覺得他很討厭；你見他便發慈悲心，給他一個銅子；旁人見到他也許立刻發下宏願，要打翻社會制度。這幾個人反應不同，都由於感受力有強有弱。
世間天才之所以為天才，固然由於具有偉大的創造力，而他的感受力也分外比一般人強烈。比方詩人和美術家，你見不到的東西他能見到，你聞不到的東西他能聞到。麻木不仁的人就不然，你就請伯牙向他彈琴，他也只聯想到棉匠彈棉花。感受也可以說是“領略”，不過領略只是感受的一方面。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僅是最活動的人，也是最能領略的人。所謂領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尋出趣味。好比喝茶，渴漢只管滿口吞咽，會喝茶的人卻一口一口地細啜，能領略其中風味。
能處處領略到趣味的人決不至於岑寂，也決不至於煩悶。
朱子有一首詩說：“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是一種絕美的境界。你姑且閉目一思索，把這幅圖畫印在腦里，然後假想這半畝方塘便是你自己的心，你看這首詩比擬人生苦樂多麼愜當！一般人的生活乾燥，只是因為他們的“半畝方塘”中沒有天光雲影，沒有源頭活水來，這源頭活水便是領略得的趣味。
領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由於天資，一半也由於修養。大約靜中比較容易見出趣味。物理上有一條定律說：兩物不能同時並存於同一空間。這個定律在心理方面也可以說得通。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大半因為心地太忙，不空所以不靈。我所謂“靜”，便是指心界的空靈，不是指物界的沉寂，物界永遠不沉寂的。你的心境愈空靈，你愈不覺得物界沉寂，或者我還可以進一步說，你的心界愈空靈，你也愈不覺得物界喧嘈。所以習靜並不必定要進空谷，也不必定學佛家靜坐參禪。靜與閑也不同。許多閑人不必都能領略靜中趣味，而能領略靜中趣味的人，也不必定要閑。在百忙中，在塵市喧嚷中，你偶然丟開一切，悠然遐想，你心中便驀然似有一道靈光閃爍，無窮妙悟便源源而來。這就是忙中靜趣。
我這番話都是替兩句人人知道的詩下註腳。這兩句詩就是“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大約詩人的領略力比一般人都要大。近來看周啟孟的《雨天的書》引日本人小林一茶的一首徘句：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覺得這種情境真是幽美。你懂得這一句詩就懂得我所謂靜趣。中國詩人到這種境界的也很多。現在姑且就一時所想到的寫幾句給你看：“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古詩，作者姓名佚。
“山滌余靄，宇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陶淵明《時運》。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陶淵明《飲酒》。
“目送飄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叔夜《送秀才從軍》。
“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
王摩詰《贈裴迪》。
像這一類描寫靜趣的詩，唐人五言絕句中最多。你只要仔細玩味，你便可以見到這個宇宙又有一種景象，為你平時所未見到的。梁任公的《飲冰室文集》裏有一篇談“煙士披里純”，詹姆斯的《與教員學生談話》（James：TalksToTeachersandStudents）裏面有三篇談人生觀，關於靜趣都說得很透闢。可惜此時這兩部書都不在手邊，不能錄幾段出來給你看。你最好自己到圖書館裏去查閱。詹姆斯的《與教員學生談話》那三篇文章（最後三篇）尤其值得一讀，記得我從前讀這三篇文章，很受他感動。
靜的修養不僅是可以使你領略趣味，對於求學處事都有極大幫助。釋迦摩尼在菩提樹陰靜坐而證道的故事，你是知道的。
古今許多偉大人物常能在倉皇擾亂中雍容應付事變，絲毫不覺張皇，就因為能鎮靜。現代生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你站在這潮流里，自然也難免跟着旁人亂嚷。不過忙裏偶然偷閑，鬧中偶然覓靜，於身於心，都有極大裨益。你多在靜中領略些趣味，不特你自己受用，就是你的朋友們看着你也快慰些。我生平不怕獃人，也不怕聰明過度的人，只是對着沒有趣味的人，要勉強同他說應酬話，真是覺得苦也。你對着有趣味的人，你並不必多談話，只是默然相對，心領神會，便可覺得朋友中間的無上至樂。你有時大概也發生同樣感想吧？
眠食諸希珍重！
你的朋友孟實
慢慢走，欣賞啊——人生的藝術化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是討論藝術的創造與欣賞。在收尾這一節中，我提議約略說明藝術和人生的關係。
我在開章明義時就着重美感態度和實用態度的分別，以及藝術和實際人生之中所應有的距離，如果話說到這裏為止，你也許誤解我把藝術和人生看成漠不相關的兩件事。我的意思並不如此。
人生是多方面而卻相互和諧的整體，把它分析開來看，我們說某部分是實用的活動，某部分是科學的活動，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動，為正名析理起見，原應有此分別；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完滿的人生見於這三種活動的平均發展，它們雖是可分別的而卻不是互相衝突的。“實際人生”比整個人生的意義較為窄狹。一般人的錯誤在把它們認為相等，以為藝術對於“實際人生”既是隔着一層，它在整個人生中也就沒有什麼價值。有些人為維護藝術的地位，又想把它硬納到“實際人生”的小範圍里去。這般人不但是誤解藝術，而且也沒有認識人生。我們把實際生活看作整個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藝術與實際人生的距離時，並非肯定藝術與整個人生的隔閡。嚴格地說，離開人生便無所謂藝術，因為藝術是情趣的表現，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離開藝術也便無所謂人生，因為凡是創造和欣賞都是藝術的活動，無創造、無欣賞的人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名詞。
人生本來就是一種較廣義的藝術。每個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這種作品可以是藝術的，也可以不是藝術的，正猶如同是一種頑石，這個人能把它雕成一座偉大的雕像，而另一個人卻不能使它“成器”，分別全在性分與修養。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藝術家，他的生活就是藝術作品。
過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應有的美點。
第一，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其中全體與部分都息息相關，不能稍有移動或增減。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見出全篇精神的貫注。比如陶淵明的《飲酒》詩本來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人把“見”字誤印為“望”字，原文的自然與物相遇相得的神情便完全喪失。這種藝術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現。大而進退取與，小而聲音笑貌，都沒有一件和全人格相衝突。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是陶淵明的生命史中所應有的一段文章，如果他錯過這一個小節，便失其為陶淵明。下獄不肯脫逃，臨刑時還叮嚀囑咐還鄰人一隻雞的債，是蘇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應有的一段文章，否則他便失其為蘇格拉底。這種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當作一幅圖畫去驚讚，它就是一種藝術的傑作。
其次，“修辭立其誠”是文章的要訣，一首詩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於中然後形於外，不容有絲毫假借。
情趣本來是物我交感共鳴的結果。景物變動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我有我的個性，物也有物的個性，這種個性又隨時地變遷而生長發展。每人在某一時會所見到的景物，和每種景物在某一時會所引起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斷不容與另一人在另一時會所見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時會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毫釐之差，微妙所在。在這種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們可以見出生命的造化。把這種生命流露於語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於言行風采，就是美滿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濫，生活也忌俗濫。俗濫就是自己沒有本色而蹈襲別人的成規舊矩。西施患心病，常捧心顰眉，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愈增其美。東施沒有心病，強學捧心顰眉的姿態，只能引人嫌惡。在西施是創作，在東施便是濫調。濫調起於生命的乾枯，也就是虛偽的表現。“虛偽的表現”就是“丑”，克羅齊已經說過。“風行水上，自然成紋”，文章的妙處如此，生活的妙處也是如此。在什麼地位，是怎樣的人，感到怎樣情趣，便現出怎樣言行風采，叫人一見就覺其諧和完整，這才是藝術的生活。
俗語說得好：“唯大英雄能本色”，所謂藝術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間有兩種人的生活最不藝術，一種是俗人，一種是偽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偽君子”則竭力遮蓋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詩說：“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藝術的生活就是有“源頭活水”的生活。俗人迷於名利，與世浮沉，心裏沒有“天光雲影”，就因為沒有源頭活水。他們的大病是生命的乾枯。“偽君子”則於這種“俗人”的資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倆。他們的特點不僅見於道德上的虛偽，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誰知道風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幾多行屍走肉？無論是“俗人”或是“偽君子”，他們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都缺乏藝術家在創造時所應有的良心。像博格森所說的，他們都是“生命的機械化”，只能作喜劇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劇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藝術的。
藝術的創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賞，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對於一種言行常歡喜說它“好看”、“不好看”，這已有幾分是拿藝術欣賞的標準去估量它。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徹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納在全部生命史里去看，他們的“人格”觀念太淡薄，所謂“好看”、“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善於生活者則徹底認真，不讓一塵一芥妨礙整個生命的和諧。一般人常以為藝術家是一班最隨便的人，其實在藝術範圍之內，藝術家是最嚴肅不過的。在鍛煉作品時常嘔心嘔肝，一筆一劃也不肯苟且。王荊公作“春風又綠江南岸”一句詩時，原來“綠”字是“到”字，後來由“到”字改為“過”字，由“過”
字改為“入”字，由“入”字改為“滿”字，改了十幾次之後才定為“綠”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見藝術家的嚴肅了。善於生活者對於生活也是這樣認真。曾子臨死時記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門人把它換過才瞑目。吳季札心裏已經暗許贈劍給徐君，沒有實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鄭重地把劍掛在徐君墓旁樹上，以見“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風誼。像這一類的言行看來雖似小節，而善於生活者卻不肯輕易放過，正猶如詩人不肯輕易放過一字一句一樣。小節如此，大節更不消說。董狐寧願斷頭不肯掩蓋史實，夷齊餓死不願降周，這種風度是道德的也是藝術的。我們主張人生的藝術化，就是主張對於人生的嚴肅主義。
藝術家估定事物的價值，全以它能否納入和諧的整體為標準，往往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輕的，也能看輕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時，他知道執着；在看輕一件事物時，他也知道擺脫。藝術的能事不僅見於知所取，尤其見於知所舍。蘇東坡論文，謂如水行山谷中，行於其所不得不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這就是取捨恰到好處，藝術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於生活者對於世間一切，也拿藝術的口味去評判它，合於藝術口味者毫毛可以變成泰山，不合於藝術口味者泰山也可以變成毫毛。他不但能認真，而且能擺脫。在認真時見出他的嚴肅，在擺脫時見出他的豁達。孟敏墮甑，不顧而去，郭林宗見到以為奇怪。他說：“甑已碎，顧之何益？”哲學家斯賓諾莎寧願靠磨鏡過活，不願當大學教授，怕妨礙他的自由。王徽之居山陰，有一天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小舟到剡溪去訪他，剛到門口便把船划回去。
他說：“乘興而來，興盡而返。”這幾件事彼此相差很遠，卻都可以見出藝術家的豁達。偉大的人生和偉大的藝術都要同時並有嚴肅與豁達之勝。晉代清流大半隻知道豁達而不知道嚴肅，宋朝理學又大半隻知道嚴肅而不知道豁達。陶淵明和杜子美庶幾算得恰到好處。
一篇生命史就是一種作品，從倫理的觀點看，它有善惡的分別，從藝術的觀點看，它有美醜的分別。善惡與美醜的關係究竟如何呢？
就狹義說，倫理的價值是實用的，美感的價值是超實用的；倫理的活動都是有所為而為，美感的活動則是無所為而為。比如仁義忠信等等都是善，問它們何以為善，我們不能不着眼到人群的幸福。美之所以為美，則全在美的形象本身，不在它對於人群的效用（這並不是說它對於人群沒有效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動，因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義可言。但是這個想像的孤零零的人還可以有藝術的活動，他還可以欣賞他所居的世界，他還可以創造作品。善有所賴而美無所賴，善的價值是“外在的”，美的價值是“內在的”。
不過這種分別究竟是狹義的。就廣義說，善就是一種美，惡就是一種丑。因為倫理的活動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賞與嫌惡。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討論倫理問題時都以為善有等級，一般的善雖只有外在的價值，而“至高的善”則有內在的價值。這所謂“至高的善”究竟是什麼呢？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本來是一走理想主義的極端，一走經驗主義的極端，但是對於這個問題，意見卻一致。他們都以為“至高的善”在“無所為而為的玩索”（DisinterestedContemplation）。這種見解在西方哲學思潮上影響極大，斯賓諾莎、黑格爾、叔本華的學說都可以參證。從此可知西方哲人心目中的“至高的善”還是一種美，最高的倫理的活動還是一種藝術的活動了。
“無所為而為的玩索”何以看成“至高的善”呢？這個問題涉及西方哲人對於神的觀念。從耶穌教盛行之後，神才是一個大慈大悲的道德家。在希臘哲人以及近代萊布尼茲、尼采、叔本華諸人的心目中，神卻是一個大藝術家，他創造這個宇宙出來，全是為著自己要創造，要欣賞。其實這種見解也並不減低神的身份。耶穌教的神只是一班窮叫化子中的一個肯施捨的財主佬，而一般哲人心中的神，則是以宇宙為樂曲而要在這種樂曲之中見出和諧的音樂家。這兩種觀念究竟是哪一個偉大呢？
在西方哲人想，神只是一片精靈，他的活動絕對自由而不受限制，至於人則為肉體的需要所限制而不能絕對自由。人愈能脫肉體需求的限制而作自由活動，則離神亦愈近。“無所為而為的玩索”是唯一的自由活動，所以成為最上的理想。
這番話似乎有些玄渺，在這裏本來不應說及。不過無論你相信不相信，有許多思想卻值得當作一個意象懸在心眼前來玩味玩味。我自己在閑暇時也歡喜看看哲學書籍。老實說，我對於許多哲學家的話都很懷疑，但是我覺得他們有趣。我以為窮到究竟，一切哲學系統也都只能當作藝術作品去看。哲學和科學窮到極境，都是要滿足求知的慾望。每個哲學家和科學家對於他自己所見到的一點真理（無論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覺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熱忱去欣賞它。真理在離開實用而成為情趣中心時就已經是美感的對象了。“地球繞日運行”，“勾方加股方等於弦方”一類的科學事實，和《米洛斯愛神》或《第九交響曲》一樣可以攝魂震魄。科學家去尋求這一類的事實，窮到究竟，也正因為它們可以攝魂震魄。所以科學的活動也還是一種藝術的活動，不但善與美是一體，真與美也並沒有隔閡。
藝術是情趣的活動，藝術的生活也就是情趣豐富的生活。
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情趣豐富的，對於許多事物都覺得有趣味，而且到處尋求享受這種趣味。一種是情趣乾枯的，對於許多事物都覺得沒有趣味，也不去尋求趣味，只終日拚命和蠅蛆在一塊爭溫飽。後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藝術家。情趣愈豐富，生活也愈美滿，所謂人生的藝術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覺得有趣味”就是欣賞。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對於許多事物能否欣賞。欣賞也就是“無所為而為的玩索”。在欣賞時人和神仙一樣自由，一樣有福。
阿爾卑斯山谷中有一條大汽車路，兩旁景物極美，路上插着一個標語牌勸告遊人說：“慢慢走，欣賞啊！”許多人在這車如流水馬如龍的世界過活，恰如在阿爾卑斯山谷中乘汽車兜風，匆匆忙忙地急馳而過，無暇一回首流連風景，於是這豐富華麗的世界便成為一個了無生趣的囚牢。這是一件多麼可惋惜的事啊！
朋友，在告別之前，我採用阿爾卑斯山路上的標語，在中國人告別習用語之下加上三個字奉贈：“慢慢走，欣賞啊！”
光潛
一九三二年夏，萊茵河畔
老而不僵
《中國老年》編輯部向我約稿，我願藉此機會，同老年朋友交換一些意見，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我今年八十八歲了，一生都在學習和研究學術問題，特別是關於美學問題，寫過不少論文。我認為，人到老年，就要注意健康和長壽。有了健康的身體，才能有健康的精神。
英國人說：“健康的精神寄託於健康的身體”，這的確是至理名言。健康的身體來自鍛煉，我每日堅持慢跑、打太極拳、做氣功。我第二次“解放”后，重操起舊業。我這才發現腦筋也和身體一樣，愈鍛煉，效率也就愈高。僅1979年一年內，我就寫了十三萬字的文稿，搞了近百萬字的書稿清樣。關在牛棚時的那種麻木白痴的狀態也根本消失了。據此經驗，我勸老年朋友，離休退休之後，總要找點事情干，使腦筋和身體一樣經常處於鍛煉狀態。
從鍛煉成健康的身體中來鍛鍊出健康的精神，這是做一切工作所必須遵循的一條辯證唯物主義的準則。人總是要老的。
老化和僵化都是生機貧弱的表現。要恢復生機，就要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保持健康狀態。
老化可能帶來僵化，但老化並不等於僵化。思想僵化的病根是“坐井觀天”、“劃地為牢”、“固步自封”。我們要使自己老而不僵。怎樣才能老而不僵？我們的老祖宗朱熹有句名言：“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關鍵在這“源頭活水”，活水是生機的源泉，有了它就可以防環境污染，使頭腦常醒和不斷地更新。這就要多接觸社會，多接近群眾，多讀書看報。一句話，要“放眼世界”，不斷地吸引精神營養！
生命
說起來已是二十年前事了。如今我還記得清楚，因為那是我生平中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有一年夏天，我到蘇格蘭西北海濱一個叫做愛約夏的地方去遊歷，想趁便去拜訪農民詩人彭斯的草廬。那一帶地方風景彷彿像日本內海而更曲折多變化。海灣伸入群山間成為無數綠水映着青山的湖。湖和山都老是那樣恬靜幽閑而且帶着荒涼景象，幾里路中不容易碰見一個村落，處處都是山、谷、樹林和草坪。走到一個湖濱，我突然看見人山人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深藍大紅衣服的，襤褸蹣跚的，蠕蠕蠢動，鬧得喧天震地：原來那是一個有名的浴場。那是星期天，人們在城市裏做了六天的牛馬，來此過一天快活日子。他們在炫耀他們的服裝，他們的嗜好，他們的皮肉，他們的歡愛，他們的文雅與村俗。像湖水的波濤洶湧一樣，他們都投在生命的狂瀾里，盡情享一日的歡樂。就在這麼一個場合中，一位看來像是皮鞋匠的牧師在附近草坪中豎起一個講台向尋樂的人們佈道。他也吸引了一大群人。他喧嚷，群眾喧嚷，湖水也喧嚷，他的話無從聽清楚，只有“天國”、“上帝”、“懺悔”、“罪孽”幾個較熟的字眼偶爾可以分辨出來。那群眾常是流動的，時而由湖水裏爬上來看牧師，時而由牧師那裏走下湖水。
游泳的游泳，聽道的聽道，總之，都在湊熱鬧。
對着這場熱鬧，我佇立凝神一返省，心裏突然起了一陣空虛寂寞的感覺，我思量到生命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顯然就是生命。我首先感到的是這生命太不調和。那麼幽靜的湖山當中有那麼一大群嘈雜的人在嬉笑取樂，有如佛堂中的螞蟻搶搬蟲屍，已嫌不稱；又加上兩位牧師對着那些喝酒，抽煙，穿着游泳衣裸着胳膊大腿賣眼色的男男女女講“天國”和“懺悔”，這豈不是對於生命的一個強烈的諷刺？約翰授洗者在沙漠中高呼救世主來臨的消息，他的聲音算是投在虛空中了。那位蘇格蘭牧師有什麼可比約翰的？他以佈道為職業，於道未必有所知見，不過剽竊一些空洞的教門中語扔到頭腦空洞的人們的耳里，豈不是空虛而又空虛？推而廣之，這世間一切，何嘗不都是如此？比如那些游泳的人們在盡情歡樂，雖是熱烈，卻也很盲目，大家不過是機械地受生命的動物的要求在鼓動驅遣，太陽下去了，各自回家，沙灘又恢復它的本來的清寂，有如歌殘筵散。
當時我感覺空虛寂寞者在此。
但是像那一大群人一樣，我也欣喜趕了一場熱鬧，那一天算是沒有虛度，於今回想，仍覺那回事很有趣。生命像在那沙灘所表現的，有圖畫家所謂陰陽向背，你跳進去扮演一個角色也好，站在旁邊閑望也好，應該都可以叫你興高采烈。在那一頃刻，生命在那些人們中動蕩，他們領受了生命而心滿意足了，誰有權去鄙視他們，甚至於憐憫他們？厭世疾俗者一半都是妄自尊大，我慚愧我有時未能免俗。
孔子看流水，發過一個最深永的感嘆，他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生命本來就是流動，單就“逝”的一方面來看，不免令人想到毀滅與空虛；但是這並不是有去無來，而是去的若不去，來的就不能來；生生不息，才能念念常新。莎士比亞說生命“像一個白痴說的故事，滿是聲響和憤激，毫無意義”，雖是概乎言之，卻不是一句見道之語。生命是一個說故事的人，雖老是抱着那麼陳腐的“母題”轉，而每一頃刻中的故事卻是新鮮的，自有意義的。這一頃刻中有了新鮮有意義的故事，這一頃刻中我們心滿意足了，這一頃刻的生命便不能算是空虛。生命原是一頃刻接着一頃刻地實現，好在它“不舍晝夜”。
算起總賬來，層層實數相加，決不會等於零。人們不抓住每一頃刻在實現中的人生，而去追究過去的原因與未來的究竟，那就猶如在相加各項數目的總和之外求這筆加法的得數。追究最初因與最後果，都要走到“無窮追溯”（reductioadinfintum）。
這道理哲學家們本應知道，而愛追究最初因與最後果的偏偏是些哲學家們。這不只是不謙虛，而且是不通達。一件事物實現了，它的形相在那裏，它的原因和目的也就在那裏。種中有果，果中也有種，離開一棵植物無所謂種與果，離開種與果也無所謂一棵植物（像我的朋友廢名先生在他的《阿賴耶識論》裏所說明的）。比如說一幅畫，有什麼原因和目的！它現出一個新鮮完美的形象，這豈不就是它的生命，它的原因，它的目的？
且再拿這幅畫來比譬生命。我們過去生活正如畫一幅畫，當前我們所要經心的不是這幅畫畫成之後會有怎樣一個命運，歸於永恆或是歸於毀滅，而是如何把它畫成一幅畫，有畫所應有的形相與生命。不求諸抓得住的現在而求諸渺茫不可知的未來，這正如佛經所說的身懷珠玉而向他人行乞。但是事實上許多人都在未來的永恆或毀滅上打計算。波斯大帝帶着百萬大軍西征希臘，過海勒斯朋海峽時，他站在將台看他的大軍由船橋上源源不絕地渡過海峽，他忽然流涕向他的叔父說：“我想到人生的短促，看這樣多的大軍，百年之後，沒有一個人還能活着，心裏突然起了陣哀憫。”他的叔父回答說：“但是人生中還有更可哀的事咧，我們在世的時間雖短促，世間沒有一個人，無論在這大軍之內或在這大軍之外，能夠那樣幸運，在一生中不有好幾次不願生而寧願死。”這兩人的話都各有至理，至少是能反映大多數人對於生命的觀感。嫌人生短促，於是設種種方法求永恆。秦皇漢武信方士，求神仙，以及後世道家煉丹養氣，都是妄想所謂“長生”。“服食求神仙，多為葯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這本是詩人憤疾之言，但是反話大可作正話看，也許作正話看，還有更深的意蘊。說來也奇怪，許多英雄豪傑在生命的流連上都未能免俗，我因此想到曹孟德的遺囑：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岡上，妾與妓人皆着銅雀台，台上施六尺床，下穗帳。朝哺上酒脯粻糒之屬，每月朔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汝等時登台望吾西陵墓田。
他計算得真周到，可憐蟲！謝朓說得好：穗帷飄井干，樽酒若平生。
鬱郁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孔子畢竟是達人，他聽說桓司馬自為石郭，三年而不成，便說“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談到朽與不朽問題，這話也很難說。我們固無庸計較朽與不朽，朽之中卻有不朽者在。曹孟德朽了，陵雀台妓也朽了，但是他的那篇遺囑，何遜謝朓、李賀諸人的銅雀台詩，甚至於銅雀台一片瓦，於今還叫諷詠摩挲的人們欣喜讚歎。“前水復后水，古今相續流”，歷史原是納過去於現在，過去的並不完全過去。其實若就種中有果來說，未來的也並不完全未來。這現在一頃刻實在偉大到不可思議，剎那中自有終古，微塵中自有大千，而汝心中亦自有天國。這是不朽的第一義諦。
相反兩極端常相交相合。人渴望長生不朽，也渴望無生速朽。我們回到波斯大帝的叔父的話：“世間沒有一個人在一生中不有好幾次不願生寧願死。”痛苦到極點想死，一切自殺者可以為證，快樂到極點也還是想死，我自己就有一兩次這樣經驗，一次是在二十餘年前一個中秋前後，我乘船到上海，夜裏經過焦山，那時候大月亮正照着山上的廟和樹，江里的細浪像金線在輕輕地翻滾，我一個人在甲板上走，船上原是載滿了人，我不覺得有一個人，我心裏那時候也有那萬里無雲，水月澄瑩的景象，於是非常喜悅，於是突然起了脫離這個世界的願望。另外一次也是在秋天，時間是傍晚，我在北海里的白塔頂上望北平城裏的樓台煙樹，望到西郊的遠山，望到將要下去的紅烈烈的太陽，想起李白的“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那兩個名句，覺得目前的境界真是蒼涼而雄偉，當時我也感覺到我不應該再留在這個世界裏。我自信我的精神正常，但是這兩次想死的意念真來得突兀。詩人濟慈在《夜鶯歌》裏於欣賞一個極幽美的夜景之後，也表示過同樣的願望，他說：Nowmorethaneverseemsitrichtodie.
現在死像比任何時候都較豐富。
他要趁生命最豐富的時候死，過了那良辰美景，死在一個平凡枯燥的場合里，那就死得不值得。甚至於死本身，像鳥歌和花香一樣，也可成為生命中一種奢侈的享受。我兩次想念到死，下意識中是否也有這種奢侈欲，我不敢斷定。但是如今冷靜地分析想死的心理，我敢說它和想長生的道理還是一樣，都是對於生命的執着。想長生是愛着生命不肯放手，想死是怕放手輕易地讓生命溜走，要死得痛快才算活得痛快，死還是為著活，為著活的時候心裏一點快慰。好比貪吃的人想趁吃大魚大肉的時候死，怕的是將來吃不到那樣好的，根本還是由於他貪吃，否則將來吃不到那樣好的，對於他毫不感威脅。
生命的執着屬於佛家所謂“我執”，人生一切災禍罪孽都由此起。佛家針對着人類的這個普遍的病根，倡無生，破我執，可算對症下藥。但是佛家也並不曾主張滅生滅我，不曾叫人類作集體的自殺，而只叫人明白一般人所希求的和所知見的都是空幻。還不僅此，佛家在積極方面還要慈悲救世，對於生命是取護持的態度。捨身飼虎的故事顯示我們為著救濟他生命，須不惜犧牲己生命。我心裏對此常存一個疑惑：既證明生命空幻而還要這樣護持生命是為什麼呢？目前我對於佛家的了解還不夠使我找出一個圓滿的解答。不過我對於這生命問題倒有一個看法，這看法大體源於莊子（我不敢說它是否合於佛家的意思）。
莊子嘗提到生死問題，在《大宗師》篇說得尤其透闢。在這篇里他着重一個“化”字，我覺得這“化”字非常之妙。中國人稱造物為“造化”，萬物為“萬化”。生命原就是化，就是流動與變易。整個宇宙在化，物在化，我也在化。只是化，並非毀滅。草木蟲魚在化，它們並不因此而有所憂喜，而全體宇宙也不因此而有所損益。何以我獨於我的化看成世間一件大了不起的事呢？我特別看待我的化，這便是“我執”。莊子對此有一段妙喻：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莫邪”，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在這個比喻里，莊子破了“我執”，也解決了生死問題。人在造化手裏，聽他鑄，聽他“化”而已，強立物我分別，是為不祥。莊子所謂寐覺，是比喻生死。睡一覺醒過來，本不算一回事，生死何嘗不如此？寐與覺為化，生與死也還是化。莊周夢為蝴蝶，則“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覺，則蘧然周也，”生而為人，死而化為鼠肝蟲背，都只有聽之而已。在生時這個我在大化流行中有他的妙用，死後我的化形也還是如此，莊子說：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之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之以求鴞炙……物質畢竟是不滅的，漫說精神。試想宇宙中有幾許因素來化成我，我死後在宇宙中又化成幾許事物，經過幾許變化，發生幾許影響，這是何等偉大而悠久，豐富而曲折的一個遊歷，一個冒險？這真是所謂“逍遙遊”！
這種人生態度就是儒家所謂“贊天地之化育”，郭象所謂“隨變任化”（見《大宗師》篇“相忘以生”句注），翻成近代語就是“順從自然”。我不願辯護這種態度是否為頹廢的或消極的，懂得的人自會懂得，無庸以口舌爭。近代人說要“征服自然”，道理也很正大。但是怎樣征服？還不是要順從自然的本性？嚴格地說，世間沒有一件不自然的事，也沒一件事能不自然。因為這個道理，全體宇宙才是一個整一融貫的有機體，大化運行才是一部和諧的交響曲，而cosmos不是chaos。人的最聰明的辦法是與自然合拍，如草木在和風麗日中開着花葉，在嚴霜中枯謝，如流水行雲自在運行無礙，如“魚相與忘於江湖”。
人的厄運在當著自然的大交響曲“唱翻腔”，來破壞它的和諧。
執我執法，貪生想死，都是“唱翻腔”。
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人難能的是這“聞道”。
我們誰不自信聰明，自以為比旁人高一着？但是誰的眼睛能跳開他那“小我”的圈子而四方八面地看一看？誰的腦筋不堆着習俗所扔下來的一些垃圾？每個人都有一個密不通風的“障”
包圍着他。我們的“根本感”像佛家所說的，是“無明”。我們在這世界裏大半是“盲人騎瞎馬”，橫衝直撞，怎能不闖禍事！
所以說來說去，人生最要緊的事是“明”，是“覺”，是佛家所說的“大圓鏡智”。法國人說：“了解一切，就是寬恕一切”，我們可以補上一句：“了解一切，就是解決一切。”生命對於我們還有問題，就因為我們對它還沒有了解。既沒有了解生命，我們憑什麼對付生命呢？於是我想到這世間紛紛擾攘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