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葉聖陶踏花歸去馬蹄香》（4）

第十八章《葉聖陶踏花歸去馬蹄香》（4）

誠實的自己的話

是誰把這什麼弄什麼里化成叢墓

的呢？是誰驅使這許多人投入叢墓的呢？這些真是極其愚笨的問題。人家出不起獨佔一所屋子的錢，當然只好七家八家合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要編派處分，誰也怪不得，只能怪住在叢墓里的人自己不好，你們為什麼沒有富足的錢！你們如果怪房東把房價定得太貴，房東將會回答你們說：“我是將本求利的，這房屋的利息是最公道的呢。我並不做三分息四分息的營生。你們不送我個‘廉潔可風’的匾額，倒怪起我來了？！”

侮辱人們的人

最近，上海的報紙上刊載一個使我痛心的廣告，我想一定有許多人和我同感。這個廣告幾乎使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確確實實是印得很大很清楚的字。語句是：“寧可不娶小老嬤，不可不看《禮拜六》。”以下就是《禮拜六》周刊的目錄。該刊每期的廣告總有幾句叫人難受的開場白，這一回是更為突出的罷了———不知道以後還有什麼更為突出的話想出來。

這實在是侮辱，普遍的侮辱；侮辱文學，侮辱他們自己，侮辱所有的讀者。我從來不肯詛咒人家，現在，我非詛咒他們不可了。無論什麼遊戲的事總不至於卑鄙到這樣地步，遊戲也得講究高尚和真誠。現在既然有寫這兩句話的人，社會上又很有能夠容忍這兩句話的人，類似的語句幾乎常見於報紙，這不僅是文學前途的渺茫和可慮，而且是整個中華民族奮發前進的渺茫和可慮了。

然而我們有這樣的信念：人們最高精神的連鎖是文學，使無數弱小的心團結而為大心，是文學獨具的力量。文字能揭穿黑暗，迎接光明，使人們拋棄卑鄙和淺薄，趨向高尚和精深。

既然如此，我們怎麼能任文學的前途真箇渺茫和可慮呢？

我國與文藝接觸的人實在太少了，我們的希望當然要求逐漸增多。就是少數接觸文藝的人，又缺乏辨別能力，不明白他們愛好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性質；我們的希望當然要求他們具有辨別能力，明白了解文藝的性質。但是現在的新文學運動能不能影響本來不曾接觸過文藝的人呢？能不能使迷途的人辨明正確的趨向呢？實在不能不假思索地回答個“能”字。且不說從來不曾接觸過文藝的人；一部分入了迷途的，他們既已接觸而且成了愛好，當然要繼續接觸下去。可是好的正當的非常稀少，力量非常薄弱；壞的荒謬的當然要乘機而起，供應他們的需求了。確實地，好的正當的文藝除了少數幾種雜誌和叢書以外，還有什麼呢？

看了前面所說的那個廣告，我們不要徒然傷感，應當格外努力。當然，我們先得着眼於曾經與文藝接觸過的人；他們愛好失當，不自覺地認非為是，已成習慣，與我們所謂真正的文藝往往不願意親近，這一層障礙首先要打破。我們應當摸清可以打動他們的方法，設想怎樣寫作他們就願意親近了，然後從事寫作。這並非迎合遷就，而是“因勢利導”，實為是給他們以強烈的諷刺和正確的糾正。他們接觸了新的，既然不覺得不習慣，就會屢屢接觸，因而潛移默化，進入新的途徑。這一層是我們現在極須注意的。同時，從事文藝的人要盡量增多，才能擴大文藝界的範圍，供一般人廣泛汲取。

我相信前面所說的那種廣告總會有絕跡的一天，時間的早晚，全看我們努力的程度如何。

原載《文學旬刊》第5期（1924年6月20日），有修改。

中國人站起來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主席說的，“我們的工作將要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要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在這樣的光榮的日子，我要誠懇地向諸位說幾句話。

諸位，請想一想，“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一個多麼巨大的數目!請想一想，“占人數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一個多麼偉大的光景!大家說二十世紀是人民的世紀，現在咱們中國人開始了人民的世紀，這句話更加有了確實可靠的保證。

咱們立國的精神跟方針政策包容在人民政協通過的三個文件裏頭，就是《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人民政協組織法》《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這三個文件經過六百幾十位代表詳細研究，反覆討論，才通過的。他們的研究跟討論，是綜合了全國人民的願望，根據了咱們中國的實際情況的。諸位，咱們要注意，這三個文件裏頭貫徹着毛澤東思想。換句話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結晶。毛主席告訴大家要怎麼樣才能夠站起來，大家認清楚只有照他說的做才能夠站起來。全國人民的思想已經跟毛澤東思想融合了，這三個文件就是確確實實的證據。

諸位，從今以後，咱們中國將要湧起愛國的高潮，越來越高，越來越高。那種愛國跟以前所謂愛國完全不同，以前的愛國是空空洞洞的。現在，咱們站起來了，國家是咱們自己的，政府是咱們自己的，武力是咱們自己的，資源，財富，文化，教育，全都是咱們自己的。有這麼些實實在在的東西在咱們手裏，所以咱們的愛國也是實實在在的。不但心裏愛，而且懂得怎麼樣愛，能夠用實際的行動去愛。

將革命進行到底，是為了愛國。站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是為了愛國。在國際間結交夠朋友的朋友，是為了愛國。如果有國際強盜來侵犯咱們，就拿起武器，不怕犧牲，像《義勇軍進行曲》裏唱的“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也是為了愛國。

就是這麼樣的愛國主義保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

1949年

我和兒童文學

先說我是怎麼寫起童話來的。

我的第一本童話集《稻草人》的第一篇是《小白船》，寫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寫童話就是從這一天開始的。接着在十六日、十七日寫了《傻子》和《燕子》；隔了兩天，在二十日又寫了《一粒種子》。不到一個星期寫了四篇童話，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了。這種情形不止一次，那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也是六天，寫了《地球》《芳兒的夢》《新的表》《梧桐子》《大喉嚨》，一共五篇。一九二一年冬季，正是我和朱佩弦(自清)先生在杭州浙江第一師範日夕相處的日子，兩個人在一間卧室里休息，在一間休憩室里備課，閑談，改本子，寫東西。可能因為興緻高，下筆就快些。朱先生有一篇散文記下了那些值得懷念的日子，中間提到我寫童話的情形，說我構思和下筆都很敏捷。我自己可完全記不起來了，好像從來不曾這樣敏捷過。

我寫童話，當然是受了西方的影響。“五四”前後，格林、安徒生、王爾德的童話陸續介紹過來了。我是個小學教員，對這種適宜給兒童閱讀的文學形式當然會注意，於是有了自己來試一試的想頭。還有個促使我試一試的人，就是鄭振鐸先生，他主編《兒童世界》，要我供給稿子。《兒童世界》每個星期出一期，他拉稿拉得勤，我也就寫得勤了。

這股寫童話的勁頭只持續了半年多，到第二年六月寫完了那篇《稻草人》為止。為什麼停下來了，現在說不出，恐怕當時也未必說得出。會不會因為鄭先生不編《兒童世界》了？有這個可能，要查史料才能肯定。從《小白船》到《稻草人》，一共二十三篇童話編成一本集子，就用《稻草人》作書名，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出版，列入《文學研究會叢書》，因為我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

《稻草人》這本集子中的二十三篇童話，前後不大一致，當時自己並不覺得，只在有點兒什麼感觸，認為可以寫成童話的時候，就把它寫了出來。我只管這樣一篇接一篇地寫，有的朋友卻來提醒我了，說我一連有好些篇，寫的都是實際的社會生活，越來越不像童話了。那麼凄凄慘慘的，離開美麗的童話境界太遠了。經朋友一說。我自己也覺察到了。但是有什麼辦法呢？生活在那個時代。我感受到的就是這些嘛。所以編成集子的時候，我還是把《稻草人》這個篇名作為集子的名稱。

在以後這三年裏，我只寫了六篇童話，我記不得了，是一位年輕朋友查到了告訴我的。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把我的注意力引到了別的方面，直到大革命失敗以後，我才寫了一篇《冥世別》。當時，無數革命青年被屠殺了，有些名流竟然為屠夫辯護，說這些青年是受人利用，做了別人的工具，因而罪有應得。我想讓這些受屈的青年出來申辯幾句。可是他們已經死了，怎麼辦呢？於是想到用童話的形式，讓他們在陰間向閻王表白。這篇童話不是寫給孩子們看的，所以後來沒有編進童話集。我在這裏提一下，是想說明有些童話可能不屬於兒童文學。給文學形式分類下定義本來是研究者的事。寫的人可以不必管它。

一九二九年秋天，我寫了《古代英雄的石像》。這篇童話引起好些誤解，許多人來信問我，這個石像是不是影射某某某。

我並無這個意思，只是說就石頭來說。鋪在路上讓大家走，比作一個偶像，代表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英雄有意義得多。後來續安徒生的童話，作《皇帝的新衣》，我也並不是用這個皇帝影射某某某。一九三一年六月，我的第二本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出版，一共收了這兩年問寫的九篇童話。寫得少的緣故，大約是做了許多年編輯工作，養成了不敢隨便下筆的習慣。

直到一九五六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要我選自己的童話若干篇，編成一本集子。他們說，這些童話雖然是新中國成立前寫的，讓現在的孩子們看看，知道一些舊社會的情形，也有好處。我同意了，選了十篇，編成了《葉聖陶童話選》。這十篇中，《一粒種子》《畫眉》《稻草人》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寫的，可以代表一個階段；《聰明的野牛》是一九二四年寫的，不曾收進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含羞草》《蠶和螞蟻》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寫的，可以代表另一個階段；最後兩篇是一九三六年年初寫的《鳥言獸語》和《火車頭的經歷》(在這兩篇之後，就沒有寫過童話了)。我把這十篇童話的文字重新整理了一遍，因為這是給孩子們閱讀的，不敢怠慢，總想做到通暢明白，念起來順口，聽起來順耳。

打倒“四人幫”之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打算重排《葉聖陶童話選》，要我增選幾篇。我答應了，從第一本集子《稻草人》中選出《玫瑰和金魚》《快樂的人》《跛乞丐》三篇，從第二本集子《古代英雄的石像》中選出《書的夜話》和《熊夫人幼稚同》兩篇，都經過重新整理，加了進去。為了區別於以前的版本，把書名改成《〈稻草人〉和其他童話》，在去年八月出版。

這幾本童話集的插圖，我都很喜歡。《稻草人》是許敦谷先生的鋼筆畫，《古代英雄的石像》是豐子愷先生的毛筆畫，《葉聖陶童話選》是黃永玉先生的木刻。豐子愷先生和黃永玉先生是國內國外都知名的畫家，許敦谷先生比他們早，現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在二十年代，許先生為兒童讀物畫過不少插圖，似乎到了三十年代，就看不到他的新作了。好的插圖不拘泥於文字內容，而能對文字內容起畫龍點睛的作用，許先生畫的就有這個長處，因而比較耐看。他的線條活潑準確，好像每一筆下去早就心中有數似的，足見他素描的基本功是很深的。豐先生和黃先生的插圖，功力也很到家。對兒童文學來說，插圖極其重要，是值得研究的一個方面。

除了童話，我寫過兩本童話歌劇，一本叫《蜜蜂》，一本叫《風浪》，都請人配了譜，在二十年代出版過。可是內容是什麼，我完全記不起了，想找來看看，託了好幾個人，至今還沒有找到。此外還寫過一些兒童詩歌，大多刊登在早期的《兒童世界》，有的也配了譜。

在兒童文學方面，我還做過一件比較大的工作。在一九三二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時間，編寫了一部《開明小學國語課本》，初小八冊，高小四冊，一共十二冊，四百來篇課文。

這四百來篇課文，形式和內容都很龐雜，大約有一半可以說是創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據的再創作，總之沒有一篇是現成的，是抄來的。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着眼於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須符合語言訓練的規律和程序。但是這還不夠。小學生既是兒童，他們的語文課本必得是兒童文學，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使他們樂於閱讀，從而發展他們多方面的智慧。當時我編寫這一部國語課本，就是這樣想的。在這裏提出來，希望能引起有關同志的注意。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只給兒童寫過幾首短詩，幾篇散文，刊登在哪兒，也記不清了。總是忙。“四人幫”橫行的那些年倒是閑了，可是哪有心情寫什麼東西呢？現在精力不濟了，而且又忙了起來，許多事情還必須趕緊去做。兒童文學的園地不久也會萬紫干紅的，我正在拭目以待，做個鼓掌喝彩的人。

1980年1月17日

莫遺忘

被遺忘的人比沒有被遺忘的人多不知多少倍。我們翻開過去的記載，就看見一個個姓名，看見由這些姓名代表的一個個本體所做的事，於是興起欽仰，懷念，憎恨，鄙薄等等感情。

這些雖然頗不相同，而自以為所知不少，足以自慰，卻是必然會有的意念。但是，這就真箇“所知不少”了嗎？試一細思，就知道未必。在通行使用姓名以前，曾經有過多少可以由姓名代表的本體，在通行使用姓名以後，曾經有多少本體連同姓名一齊泯滅了，這是誰也不能確切地回答的。確切地回答誠然不能，但是誰也能想到這一定是個非常大非常大的數目吧。這非常大非常大的數目，有他們的靈魂，有他們的力量，在人類生存的歷程中，他們盡了承前啟後的責任；或許有—部分還不止於此，他們的努力使人類少走若干彎路，他們的恩澤將遺傳到無窮盡的將來。這未必比我們能夠記住的那些姓名不重要吧？

然而我們遺忘了，遺忘得乾乾淨淨，好像從來不曾有過他們似的。我們還能自誇“所知不少”嗎？

對於往昔不必多論，我們且來說現在。在報章和文件里常常出現的那些姓名和事迹，排印時須用大號字，談論時須提高嗓音，當然是所謂“要人”和“大事”了。一個人假若不明白這些，那就只有抿緊嘴唇站在牆角里的份兒，因為他“不知世務”。反過來，能夠源源本本，如數家珍的，那就是個“通達世務”的通人。這似乎非常公平，通人與非通人均由自取，正如賽跑者的成績等等，全憑各自的足力。但是我們有時候不免有點兒懷疑。某人的壽宴有某某等伶人的堂會，某人在西湖上吃醋溜魚大加稱賞，也就是騰於口說，遍載報章的材料。從談說和登載上看，這些當然是“要人”和“大事”無疑了。然而把通曉這些人和事的人稱為“通人”，我們卻覺得殊難感服。為什麼？因為他通曉的太無聊，而不通曉的又太多了。

現在同往昔—樣，而且將來也還是—樣，總有極大部分人從不掛在別人的心頭，雖然他們確實出生在這世間。這在別人方面自然覺得歉然，而在不掛在別人心頭的人本身卻沒有什麼，苟無名心，盡不妨獨往獨來。可是更有一部分人，他們是值得讓人知道的，而且是應當讓人知道的，他們的事業是為自己也為大眾；然而他們被淹沒了，被毀滅了，淹沒他們的是愚昧的浪潮，毀滅他們的是殘暴的烈焰。這比偶爾被人遺忘殘酷得多。同樣生而為人，竟至於受到不容向人們透露一點真消息的嚴懲，不能不說是人間最深刻的悲哀!這種悲哀，我們想，凡是勉為“通人”的定必深致同情，而且極願意知道經過的一切，不憚從水底里去檢查遺痕，從灰燼里去剔尋殘屑。本來，單隻通曉人世的浮面而不能通曉它的陰暗幽秘的部分，是不配稱作“通人”的啊。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些人，為著自己也為著大眾的利益而奮鬥，所得的報酬卻是毒罵和罪名和死。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些人，並沒有犯罪而以罪名死，死了之後，親舊友朋都不很方便公然說死者是無罪的。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些人，所乾的事業不便於別一類人，忽然失蹤了，他們的形體就此消滅於天地之間——大概死了吧，死也不得公然地死!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些人，為著自身吃着痛苦，正當抗護，便受罪罰；這罪罰又是秘密的，不容談及，在報紙的角落裏都找不到這類消息，因為一談及就是煽動之罪。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不為戰爭而給排槍打出來的血，凝結在大都市寬廣的大路上。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自己也不知為了什麼，卻永久被拘囚在牢獄裏的人物。

以上說及的這些人，都是被一般人遺忘了或者改裝了的。

現在我們要知道他們，遺忘當然不至於了，同時也就剝掉了他們被改裝的外衣，認識他們本來的真相。這樣，似乎可以堂而皇之做“通人”了。其實通不通沒有多大關係，得到很多實益卻是真的。這些人的人格，這些人的事迹，給予我們的感動是沒有限量的。從此，我們可以確定我們的識力，知道應當怎樣做人，怎樣處世。從此，我們可以調整我們的感情，知道應當怎樣去愛，怎樣去恨。

莫遺忘，莫遺忘了被圈禁在人世陰暗幽秘的部分的人們!

原載《光明》第一期（1926年6月5日），有修改。

“今天天氣好啊！”

“自由談”,這是個幻影似的名詞。從前秦始皇的時代,兩個人在路上碰見了,停了步,談一句兩句話，就犯死罪；談的什麼話是不問的。後來雖然沒有這樣乾脆簡單的法令，但是一方面有示範作式的教條，教訓人們談話應該怎樣談；另一方面又有多少條多少款的律文，規定人們談話不許怎樣談。在這雙方鉗制之下，哪裏有什麼“自由談”？

我們聽到的一些談論，看到的一些文篇，都是苟存在這雙方鉗制的夾縫裏的。不觸着這一邊，也不冒犯那一邊，才得以說出來，寫下來，給我們聽到看到。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談論就只好咽下肚去，讓它爛掉；文篇呢，劈版，收毀，禁止投遞，它的災難何止一端？於是我們就無緣聽到看到了。

環境如此，人們就變得異樣機警，非常圓滑。怎樣才能在雙方鉗制的夾縫裏轉側自如，成為立言持論的人的必修科目。

對於這個科目修習得太到家了，有時候竟會起一種幻覺，把自己所處的關縫收縮得更窄些。試舉一個例子，近來北平有許多學者主張定北平為文化城，撤除軍備，免遭日本飛機大炮的蹂躪；但是在他們的意見書里，卻只含糊地指稱“敵人”，絕對不見“日本”二字。他們大概是這樣想的：若在這“未雨綢繆”

的意見書里交代明白，說為的是日本，未免太使日本難堪了。

想談張君，恐怕張君生心，不談。想談李君，恐怕李君動怒，不談。談談甲事乙事吧，又恐怕跟甲事乙事有關的趙君王君不高興，也只好不談。於是談天氣。但是說天氣不好還是不行，也許會冒犯了冥漠無言的大自然，忽地來一陣烈風暴雨，吹痛了頭腦，沾濕了衣裳。“推頭着壁”，只有說天氣好是唯一妥當的辦法。所以，兩個人遇見了，往往異口同聲地說：“今天天氣好啊!”

原載《申報?自由談》（1932年12月1日），有修改。

從焚書到讀書

人類真是奇怪的動物，生來便有所謂“智慧”。以有智慧故，從最初勞動時或驚駭時所發的呼聲，進化而為互通情感的語言，由語言而造出文字，用文字記載事物，便又產生“書”

這一類東西。

書，又是奇怪的東西：說它可愛呢，它確能把人類過去從奮鬥中所得到的經驗和理論都告訴了後來的人，做後來人努力的方向。說它可惡呢，自從它把經驗理論告訴了後來人，便使階級化了的人類社會常常感到不安。

在可惡這一點上，二千一百多年前聰明的秦始皇已經覺到了，他便取激烈手段，索性把藏在民間的書統統付之一炬。

但究竟這手段太激烈，不久便有不讀書的劉項，起來把妄想傳之萬世的秦朝打倒。後來的皇帝更加聰明，他們知道既然有了“書”這件東西，要根本毀滅是不可能的，與其“焚”，還不如索性教人家“讀”，不過“讀”要有一定的範圍、一定的方法，於是便找出了幾種有利於當時社會的支配階級的理論的書，定名為“聖經賢傳”，其他諸子百家便是“異端邪說”，都在“罷黜”之列，更定下一個“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舉制度。一般人讀了聖經賢傳，不難在科舉制度下名利雙收，否則讀着異端邪說的書，便是“非聖無法”，可以使你身首異處。

那時獎勵青年們讀書有四句口號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現在科舉制度早已廢止了，但是科舉的精神依舊存在着。

政府的煌煌明令，學者名流的諄諄告誡，都是說“青年應該讀書”！讀什麼書呢？他們沒有說，大概便因為有所謂“標準”在，不用細說了。合乎標準的，有文憑可拿，有資格可得。不合乎標準的書籍，便等於從前所謂諸子百家，是異端邪說，教師不敢介紹，書店也不敢刊行，青年們更少有讀到的機會了。不過社會究竟在進步，口號和以前不同了：“非聖無法”

現在簡稱為“反動”，“……唯有讀書高”現在一變而為“讀書救國”了。

從“焚書”到“讀書”，方法和口號儘管在變換，精神是一貫的。我們不知道教學生埋頭讀書的學者名流有否想到這一層。

原載《中學生》1932年1月號（未署名）過去隨談

一

在中學校畢業是辛亥那一年。並不曾作升學的想頭；理由很簡單，因為家裏沒有供我升學的錢。那時的中學畢業生當然也有“出路問題”；不過像現在的社會評論家雜誌編輯者那時還不多，所以沒有現在這樣鬧鬧嚷嚷的。偶然的機緣，我就當了初等小學的教員，與二年級的小學生做伴。鑽營請託的況味沒有嘗過；照通常說，這是幸運。在以後的朋友中間有這麼一位，因在學校畢了業將與所謂社會面對面，路途太多，何去何從，引起了甚深的悵惘；有一回偶遊園林，看見澄清如鏡的池塘，忽然心酸起來，強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慾望。這樣傷感的青年心情我可沒有，小學教員是值得當的，我何妨噹噹，從實際說，這又是幸運。

小學教員一連當了十年，換過兩次學校，在後面的兩所學校里，都當高等班的級任；但也兼過半年幼稚班的課——幼稚班者，還夠不上初等一年級，而又不像幼稚園兒童那樣地被訓練的，是學校里一個馬馬虎虎的班次。職業的興趣是越到後來越好；因為後來幾年中聽到一些外來的教育理論和方法，自家也零零星星悟到一點兒，就拿來施行，而同事又是幾位熟朋友的緣故。當時對於一般不知振作的同業頗有點兒看不起，以為他們德性上有污點；倘若大家能去掉污點，教育界一定會大放光彩的。

民國十年暑假后開始教中學生。那被邀請的理由有點兒滑稽。我曾經寫些短篇小說刊載在雜誌上。人家以為能寫小說就是善於作文，善於作文當然也能教國文，於是我彷彿是頗為適宜的國文教師了。這情形到現在仍然不變，寫過一些小說之類的往往被聘為國文教師，兩者之間的距離似乎還不曾有人切實注意過。至於我舍小學而就中學的緣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經在五所中學三所大學當教員，教的都是國文；這一半是兼職，正當是書局編輯，連續七年有餘了。大學教員我是不敢當的；我知道自己怎樣沒有學問，我知道大學教員應該怎樣教他的科目，兩相比並，我的不敢是真情。人家卻說了：“現在的大學，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這固然不錯；但是從“盡其在我”的意義着想，不能因大學不像大學，我就不妨去當不像大學教員的大學教員。所惜守志不嚴，牽於友情，竟爾破戒。今年在某大學教“歷代文選”，勞動節的下一天，接到用紅鉛筆署名“L”的警告信，大意說我教的那些古舊文篇，徒然助長反動勢力，於學者全無益處，請即自動辭職，免討沒趣云云。我看了頗憤憤：若說我沒有學問，我承認；說我助長反動勢力，我恨反動勢力恐怕比這位L先生更真切些呢；倘若認為教古舊文篇就是助長反動勢力的實證，不必問對於文篇的態度如何，那麼他該叫學校當局變更課程，不該怪到我。後來知道這是學校波瀾的一個弧痕，同系的教員都接到L先生的警告信，措辭比給我的信更嚴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醜臉那樣笑了。從此辭去不教；願以後謹守所志，“直到永遠”。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識以及好嬉肯動的少年心情，當個小學或初中的教員大概還適宜。這自然是不往根柢里想去的說法；如往根柢里想去，教育對於社會的真實意義(不是世俗認為的那些意義)是什麼，與教育相關的基本科學內容是怎樣，從事教育技術上的訓練該有哪些項目，關於這些，我就與大多數教員一樣，知道得太少了。

二

作小說的興趣可以說因中學時代讀華盛頓?歐文的《見聞錄》引起的。那種詩味的描寫，諧趣的風格，似乎不曾在讀過的一些中國文學裏接觸過；因此我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

開頭作小說記得是民國三年，投寄給小說周刊《禮拜六》，登出來了，就繼續作了好多篇。到後來，“禮拜六派”是文學界中一個卑污的名稱，無異“海派”“黑幕派”等等。我當時的小說多寫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後來相彷彿，淺薄誠然有之，如何惡劣卻不見得，雖然用的工具是文言，還不免貪懶用一些成語典故。

作了一年多就停筆了，直到民國九年才又動手。是頡剛君提示的，他說在北京的朋友將辦一種雜誌，寫一篇小說付去吧。從此每年寫成幾篇，一直不曾間斷，只有今年是例外，眼前是十月將盡了，還不曾寫過一篇呢。

預先佈局，成后修飾，這一類ABC里所詔示的項目，總算儘可能的力實做的。可是不行；寫小說的基本要項在乎有一雙透徹觀世的眼睛，而我的眼睛夠不上；所以人家問我哪一篇最愜心時，我簡直不能回答。為要寫小說而訓練自己的眼睛固可不必；但眼睛的訓練實在是生活的補劑，因此我願意對這方面致力。如果致力而有進益，由進益而能寫出些比較可觀的文篇，自是我的歡喜。

為什麼近來漸漸少寫，到今年連一篇也沒有寫呢？有一個淺近的比喻，想來倒很確切的。一個人新買一具照相機，不離手地對光，扳機，卷乾片，一會兒一打幹片完了，就裝進一打，重又對光，扳機，卷乾片。那時候什麼對象都是很好的攝影題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這有天真之趣，照它一張；老母親捧着水煙袋抽吸，這有古樸之致，照它一張；出外遊覽，遇到高樹、流水、農夫、牧童，頗濃的感興立刻湧起，當然不肯放過，也就逐一照它一張，洗出來時果能成一張像樣的照相與否似乎不關緊要，最熱心的是“嗒”地一扳；面前是一個對象，對着它“嗒”地扳了，這就很滿足了。但是，到後來卻有相度了一番終於收起鏡箱來的時候。愛惜乾片嗎？也可以說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於照相的條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長，構圖要適宜，明暗要美妙，還有其他等等，相度下來如果不能應合這些條件，寧可收起鏡箱了事；這時候，徒然一扳被視為無意義了。我從前多寫只是熱心於一扳，現在卻到了動輒收起鏡箱的境界，是自然的歷程。

三

《中學生》主幹曾囑我說些自己修習的經歷，如如何讀書之類。我很慚愧，自計到今為止，沒有像模像樣讀過書，只因機緣與嗜好，隨時取一些書來看罷了。讀書既沒有系統，自家又並無分析和綜合的識力，不能從書的方面多得到什麼是顯然的。

外國文字呢？日文曾經讀過葛祖蘭氏的《自修讀本》兩冊，但是像劣等學生一樣，現在都還給老師了。至於英文，中學時代讀得不算淺，讀本是文學名著，文法讀到納司非爾的第四冊呢；然而結果是半通不通，到今看電影字幕還不能完全明白。(我覺得讀英文而結果如此的實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和時間，終於不能完全看明白電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讀英文的可以反省一下了。)不去徹底修習，達到全通真通，當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學校對於學生修習各項科目都應定一個畢業的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問學生果否達到了最低限度，這不能不怪到學校了。

外國文字這一工具既然不能使用，要接觸些外國的東西只好看看譯品，這就與專待餵養的嬰孩同樣可憐，人家不翻譯，你就沒法想。說到譯品，等類頗多。有些是譯者實力不充而硬欲翻譯的，弄來滿盤都錯，使人懷疑外國人的思想話語為什麼會這樣奇怪不依規矩。有些據說為欲忠實，不肯稍事變更原文語法上的結構，就成為中國文字寫的外國文。這類譯品若請專讀線裝書的先生們去看，一定回答“字是個個識得的，但是不懂得這些字湊合在一起說些什麼”。我總算能夠硬看下去，而且大致有點兒懂，這不能不歸功於讀過兩種讀如未讀的外國文。最近看到東華君譯的《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清楚流暢，義無隱晦，以為譯品像這個樣子，庶幾便於讀者。聲明一句，我不是說這本書就是翻譯的模範作；我沒有這樣狂妄，會自認有評判譯品高下的能力。

說起讀書，十年來頗看到一些人，開口閉口總是讀書，“我只想好好兒念一些書”，“某地方一個圖書館都沒有，我簡直過不下去”，“什麼事都不管，只要有書讀，我就滿足了”，這一類話時時送到我的耳邊；我起初肅然起敬，既而卻未免生厭。那種為讀書而讀書的虛矯，那種認別的什麼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簡直自封為人間的特殊階級，同時給予旁人一種壓迫，彷彿唯有他們是人間的智慧的篤愛者。讀書只是至為平常的事而已，猶如吃飯睡覺，何必作為一種口號，唯恐不遑地到處宣傳？況且所以要讀書，從哲學以至於動植礦，就廣義說，無非要改進人間的生活。光是“讀”絕非終極的目的。而那些“讀書”“讀書”的先生們似乎以為光是“讀”最了不起，生活云云不在範圍以內；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頗想標榜“讀書非究竟義諦主義”——當然只是想想罷了，宣言之類並未寫過。或者有懂得心理分析的人能夠說明我之所以有這種反感，由於自家的頭腦太儉了，對於書太疏闊了，因此引起了忌妒，而怎樣怎樣的理由是非意識地文飾那忌妒的醜臉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辯解，總之我確然曾有這樣的反感。至於那些將讀書做口號的先生們是否真箇讀書，我不得而知；可是有一層，從其中若干人的現況上看，我的直覺的批評成為客觀的真實了。他們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間智慧的寶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得便時拋開了為讀書而讀書的招牌，就不妨包辦一切；他們儼然承認自己是人間的特殊階級，雖在極微細的一談笑之頃。總要表示外國人提出來的“高等華人”的態度。讀書的口號，包辦一切，“高等華人”，這其間彷彿有互相糾纏的關係似的。

四

我與妻結婚是由人家做媒的，結婚以前沒有會過面，也不曾通過信。結婚以後兩情頗投合，那時大家當教員，分散在兩地，一來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頭，寫信等信成為盤踞心窩的兩件大事。到現在十四年了，依然很愛好。對方怎樣的好是彼此都說不出的，只覺很合適，更合適的情形不能想像，如是而已。

這樣打彩票式的結婚當然很危險的，我與妻能夠愛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點兒說，全憑西湖白雲庵那位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種便宜，不曾為求偶爾眠思夢想，神魂顛倒；不曾沉溺於戀愛裏頭，備嘗甜酸苦辣各種滋味。圖得這種便宜而去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值得不值得固難斷言；至少，青年期的許多心力和時間是挪移了過來，可以去對付別的事了。

現在一般人不願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是顯然的，先戀愛后結婚成為普遍的信念。我不菲薄這種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謂“必然”。我只想說那些戀愛至上主義者，他們得意時談心，寫信，作詩，看電影，游名勝；失意時傷心，流淚，作詩(充滿了驚嘆號)，說人間最不幸的只有他們，甚至想投黃浦江；像這樣把整個生命交給戀愛，未免可議。這種戀愛只配資本家的公子“名門”的小姐去玩的。他們享用的是他們的父親祖先剝削得來的錢，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時早就安排停當，他們看世界非常太干，沒有一點兒問題；閑暇到這樣地步卻也有點兒難受，他們於是就戀愛這個題目，弄出一些悲歡哀樂來，總算在他們空白的生活錄上寫下了幾行。如果不是閑暇到這樣的青年男女也想學步，那唯有障礙自己的進路，減損自己的力量而已。

人類不滅，戀愛也永存。但是戀愛各式各樣。像公子小姐們玩的戀愛，讓它“沒落”吧!

1930年10月29日

生命和小皮箱

空襲警報傳來的時候，許多人匆匆忙忙跑到避難室防空壕里去。其中有些人，手裏提着一隻小皮箱。小皮箱裏盛的什麼？

不問可知是金銀財物證券契據之類，總之是值錢的東西，可以活命的東西。生命保全了，要是可以活命的東西保不住，還是不得活命。帶在身邊，那就生命和可以活命的東西“兩全”了。

這樣想法原是人情之常，無可非議。

我現在想猜度各人對生命和小皮箱的觀念。

也許作這樣想吧：——既已有了生命，別的且不管，生命總得保住，直到事實上再也不能保住的一瞬間。敵人的轟炸機來了，當前有避難室防空壕，當然要躲到裏頭去，因為這是保住生命唯一的辦法。待聽到了一聲拖得很長的解除警報，走出避難室防空壕一看，假如滿眼是坍毀了的房屋，翻了身的田園，七零八落的肢體，不免點頭自慰，生命過了一道難關了。其時看看手裏的小皮箱，好好的，沒有裂開一道縫，更不免暗自慶幸。有這個小皮箱在，那麼一個地下室毀了還有別的地下室，一個防空壕炸了還有別的防空壕，敵人炸到東邊，自己可以逃到西邊，旅館總有的住，館子裏的飯菜總有的吃。有的住又有的吃，不是生命仍然可以保住嗎？

也許作這樣想吧：——自己的生命是與別人的生命有關聯的，自己的小皮箱是與別人的小皮箱“休戚相共”的。僅僅想保住自己的生命，生命難保；僅僅想依靠自己的小皮箱，小皮箱毫無用處。因此，要保住生命就得推廣開來保住“四萬萬同胞”的生命，要依靠小皮箱就得推廣開來依靠整個中華國土這個其大無比的小皮箱。（整個中華國土不是我們的小皮箱嗎？）敵人的轟炸機來了，當前有避難室防空壕，自然要往裏頭躲，血肉之軀拼不過炸彈，這是常識。手頭有個小皮箱，自然不妨提着走，化為灰屑究竟是可惜的。但是在聽到一聲拖得很長的解除警報之後，見到自己的生命和小皮箱都還存在，並不覺得有什麼可以安慰慶幸之處，只覺得一種責任感壓在心頭，非立刻再去操心思，流血汗，干那保住大眾的生命，守護其大無比的小皮箱的工作不可。

我只能猜度，不能發掘人家的心。重慶人口頭慣說“要得”“要不得”，提着小皮箱跑進避難室防空壕的人不妨問問自己：哪一種想頭“要得”，哪一種“要不得”？還不妨問問自己：自己的想頭屬於哪一種？

原載重慶《新民報》（1938年2月26日）。

誠實的自己的話

我們試問自己，最愛說的是哪一類的話？這可以立刻回答，我們愛說必要說的與歡喜說的話。我們有時受人家的託付，傳述一句話，或者為事勢所牽，不得不同人家勉強敷衍幾句，固然也一樣地能夠說，然而興趣差得遠了。語言本是為著要在大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鳴出內心的感興。順着這兩個傾向的，自然會不容自遏地高興地說。至於傳述與敷衍，既不是表白，又無關感興，本來不必鼓動唇舌的。本來不必而出以勉強，興趣當然不同了。

作文與說話本是同一目的，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所以在這關於說話的經驗里可以得到關於作文的啟示。倘若沒有什麼想要表白，沒有什麼發生感興，就不感到必要與歡喜，就不用寫什麼文字。一定要有所寫才動手去寫。若不是為著必要與歡喜而勉強去寫，這就是一種無聊又無益的事。

勉強寫作的事確然是有的。這或由於作者的不自覺，或由於別有利用的心思，並不根據所以要寫作的心理的基本。作者受別人的影響，多讀了幾篇別人的文字，似乎覺得頗欲有所寫了，但是寫下來卻與別人的文字沒有兩樣。至於存着利用的心思的，他一定要寫作一些文字才得達某種目的。可是自己沒有什麼可寫，不得不去採取人家的資料。像這樣無意的與有意的勉強寫作，所犯的弊病是相同的，就是模仿。我這樣說，無意而模仿的人固然要出來申辯，說這所寫的確然出於必要與歡喜；而有意模仿的人或許也要不承認自己的模仿。但是有一種尺度在這裏，用着它，模仿與否將不辯而自明，就是這文字裏的表白與感興是否確實作者自己的。從這衡量就可見二者都只是複製了人家現成的東西，作者自己並不曾拿出什麼來。不曾拿出什麼來，模仿的譏評當然不能免了。至此，無意而模仿的人就會爽然自失，感到這必要並非真的必要，歡喜其實無可歡喜，又何必定要寫作呢？而有意模仿的人想到寫作的本意，為葆愛這種工具起見，也將遏抑利用的心思。直到他們確實有自己的表白與感興才動手去寫作。

像那些著述的文字，作者潛心研修，竭盡畢生的精力，獲得一種見解，創成一種藝術，然後寫下來的，自然是寫出自己的東西。但是人間的思想情感往往不甚相懸，現在定要寫出自己的東西，似乎他人既已說過的就得避去不說，而要去找人家沒有說過的來說。這樣，在一般人豈不是可說的話很少了嗎？

其實寫出自己的東西並不是這樣講的；按諸實際，又絕不能像這個樣子。我們說話作文，無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詞；至於質料，也免不了古人與今人這樣那樣運用過了的，雖然不能說絕沒有創新，而也不會全部是創新。但是要注意，我們所以要說這席話，寫這篇文，自有我們的內面的根源，並不是完全被動地受了別人的影響，也不是想利用着達到某種不好的目的。這內面的根源就與著述家所獲得的見解和創成的藝術有同等的價值。它是獨立的，即使表達出來恰巧與別人的雷同，或且有意地採用了別人的東西，都不受模仿的譏評，因為它自有獨立性。

這正如兩人面貌相同性情相同，無礙彼此的獨立，或如生物吸收了種種東西營養自己，卻無礙自己的獨立。所以我們只需自問有沒有話要說，不用問這話人家曾否說過。果真確有要說的話，用以作文，就是寫出自己的東西了。

更進一步說，人的思想情感誠然不甚相懸，但也絕不會全然一致。先天的遺傳，後天的教育，師友的熏染，時代的影響，都是釀成大同中的小異的原因。原因這麼繁複，又是參伍錯綜地來的，就成各人小異的思想情感。那麼，所寫的東西如果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的，實在很難遇到與人家雷同的情形。試看許多文家一樣地吟詠風月，描繪山水，會有不相雷同而各極其妙的文字，就是很顯明的例了。原來他們不去依傍別的，只把自己的心去對着風月山水；他們又絕對不肯勉強，必須有所寫才寫；主觀的情思與客觀的景物糅和，組織的方式千變萬殊，自然每有所作都成獨創了。雖然他們所用的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言辭，也只是古人與今人這樣那樣運用過了的，而這些文字的生命是由作者給予的，終究是唯一的獨創的東西。

討究到這裏，可以知道寫出自己的東西是什麼意義了。既然要寫出自己的東西，就會連帶地要求所寫的必須是美好的。

假若有所表白，這當是有關於人間事情的，則必須合於事理的真諦，切乎生活的實況；假若有所感興，這當是不傾吐不舒快的，則必須本於內心的鬱積，發乎情性的自然。這種要求可以稱為“求誠”。試想假如只知寫出自己的東西而不知求誠，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那時候，臆斷的表白與浮淺的感興，因為無由檢驗，也將雜出於我們筆下而不自覺知。如果終於不覺，徒然多了這番寫作，得不到一點效果，已是很可憐憫的。如果隨後覺知了，更將引起深深的悔恨，以為背於事理的見解，怎能夠表白於人間，貽人以謬誤；浮蕩無着的偶感，怎值得表現為定形，耗己之勞思呢？人不願陷於可憐的境地，也不願事後有什麼悔恨，所以總希望自己所寫的文字確是美好的。

虛偽浮誇玩戲都是與誠字正相反對的。有些人的文字裏卻犯着虛偽、浮誇、玩戲的弊病。這同前面所說的一樣，有無意的，也有有意的。譬如論事，為才力所限，自以為竭盡智能，還是得不到真際，就此寫下來，便成為虛偽或浮誇了。又譬如抒情，為素養所拘，自以為很有價值，但其實近於惡趣，就此寫下來，便成為玩戲了。這所謂無意的，都因有所蒙蔽，遂犯了弊病。至於有意的，當然也是懷着利用的心思，藉以達某種目的。如故意顛倒是非，希望淆惑人家的視聽，便趨於虛偽；諛墓獻壽，必須彰善頌美，便涉於浮誇；作書牟利，迎合人們的弱點，便流於玩戲。無論無意或有意犯着這些弊病，都是學行上的缺失，生活上的污點。如果他們能想一想是誰作文，作文應當是怎樣的，便將汗流被面，無地自容，不願再負擔這種缺失與污點了。

我們從正面與反面看，便可知作文的求誠實含着以下的意思：從原料講，要是真實的，深厚的，不說那些浮遊無着不可徵驗的話；從態度講，要是誠懇的，嚴肅的，不取那些油滑輕薄十分卑鄙的樣子。

我們作文，要寫出誠實的自己的話。

1924年

寒曉的琴歌

西北風吹來非常緊急，我的皮膚當著也不感覺什麼，因為是麻木了，光禿的楊枝如狂地舞動，似乎可以聽得他們憔悴的衰颯的哀聲。白蒙蒙的曉霧籠罩着楊樹的頂部，只見很模糊的稀疏而槎丫的枝痕，彷彿是用淡墨描的。太陽還沒升高呢，斜射的淡薄的光凝滯和無力，穿不透濃霧，單給東面的霧略微增一些光亮。

這裏是一大片曠野。四圍儘是楊樹，但現在都沉沒在濃霧裏，我不停地向前走，只有逐漸近我身旁的一兩棵可以看見。

在我的右面是一個營壘，約略可以看見雉堞式的圍牆。營里早已沒有兵卒駐紮了。離巢的烏鴉，不知他們為什麼不飛到濃霧之外去撲一撲翅膀，卻棲止在營牆上亂叫；這種聲浪在西北風裏擴散開來，就含有凄苦的況味。

這是十二月里的朝晨，我竟沒遇見一個行人。寂寞和惆悵的心使我忘了自己，直到腳下踏着了小橋的石級，才知那一片曠野走完了。我無心地靠着橋欄下望，那河水流動得好急，一條波紋涌着一條波紋，顯出高低不平的無數階級。那後生的波紋特別有一線的白痕做標記，流到橋下，便同化於深藍色的水波；那一線白痕又去做更後生的波紋的標記了。

“何來胡琴的聲音？”我這麼想。這是不會拉的人拉的：弦音尖厲而艱澀，旋律的進行屢屢間斷，而且時常發出散音。我不待思索，我的腦子裏立刻有一個念頭回答我自己的疑問：“這條小橋邊原有幾家歌女——我平常經過時見他們門上的題名，所以知道——他們夜間應人家的徵召，當然沒有練習的工夫；此刻是清晨，徵召他們的人睡了，他們才得在那裏預備他們的功課。”

我望這幾家沿河的樓窗，都緊緊地關着，窗上的明瓦零落了，有的糊着新聞紙，已是破碎，經了風只管往裏吹；更看不見別的。但是我的想像力可以看見他們的屋內。那發出胡琴聲音的一所屋裏，有一個女孩子執着生疏而可怕的胡琴在那裏練習。伊或者因為沒有好好兒睡眠，睏乏極了，或者因為手指寒冷，不能靈活自如，或者因為對於教者的威權恐懼而希望躲避，使伊的琴音更為惡劣，幾乎不成音調。咿咿唉唉的聲音連續送到我的耳管里，我如聽疲者的哈欠，凍者的抖顫，弱者的心跳。

而我心底的眼睛更看見伊矇矓欲睡的倦態，縮瑟不堪的蜷縮，驚慌無奈的神情，——一幅難以描繪的圖畫。

和着琴音有低微的歌聲了。何嘗是歌聲？這是個細小，怯弱，乾枯，顫動的叫聲。但我可以確定這是從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的喉間發出的。伊的聲音傳出一切弱者柔軟的靈魂，一切被侮辱者心底的悲哀。然則這正是很好的歌，不過不是供人家取樂，聽着開開心的罷了。

可惜這時候人們都睡著了，這個歌聲只我一個人聽見。倘若在廣大的都城裏，聚集了成千上萬的聽眾，教伊當眾唱出這很好的歌，該會增進人們彼此之間的了解。但是我更有所憂慮，果真教伊當眾唱出，伊哪裏敢這樣真切地唱呢!

我聽了一會兒，一種奇異的感覺來襲我心，也辨不出是什麼滋味。不要聽罷。回首望剛才經過的曠野，依舊給沉默的滯重的濃霧籠罩着。

1921年3月31日

叢墓似的人間

上海有種種的洋房，高大的，小巧的，紅得使人眼前暈眩的，白得使人悠然意遠的，實在不少。在洋房的周圍，有密葉藏禽的叢樹，有交枝疊蕊的砌花，涼椅可以延爽，陽台可以迎月。在那裏接待密友，陪伴戀人，背景是那樣清妙，登場人物又是那樣滿懷歡暢，真可謂賞心樂事，神仙不啻了。但是我不想談這些人和他們的洋房，我要引導讀者到狹窄的什麼弄什麼里去。

在內地有這麼一個稱謂，叫作“上海式房子”，可見這種房屋的式樣是起源於上海而流行到內地去的。我想，再減省不得再死板不過的格局，要數上海式的房子了。開進門去，真是井一樣的一個天井。假如後門正開着，我們的視線就可以通過客堂，直望到後面一家人家的前門。客堂後面是一張峭直的扶梯，好讓我們爬上樓去。最奇妙的，扶梯後面還不到一樓一底的高度，卻區分為三，上是曬台，中稱亭子間，下做灶房。沒有別的了，盡在於此了。倘若要形容家家相同的情形，很可以說就像印版文字那樣，見一個可以知道萬萬。住在這種房屋裏的人們，差不多跟鴿子箱裏的鵓鴿一樣，一對對地伏在裏邊就是了，絕說不到舒服，說不到安居，更說不到什麼怡神悅性的佳趣。

但是，假如一對夫婦能占這麼一所房屋，他們就是十二分的幸運者，至少可以贈給他們“准貴族”的稱號了；更有無量數的人，要合起好幾對來，還附帶各家的老的小的，才得以占這樣一所房屋，他們連鵓鴿都不如呢！

最大的限度，這樣一所房屋可以住七八家人家。待我指點明白，讀者就不會以為是奇聞了。客堂以及樓面各用板壁劃分為二，可以住下四家，這是天經地義，所以平淡無奇。亭子間可以關起門來自成小天地，當然住一家。各家的飯都在自己的領域裏做，那麼灶房裏也可以住一家。在曬台頂上架起些薄板，只要像個形式，不管風來受冷，雨來受淋，就也可以住一個單身漢或者一對孤苦的老夫婦。再在樓板底下，客堂後半間的上面，搭成一個板閣，出入口就開在扶梯的半腰裏，雖然出進非爬不可，雖然陳設不下什麼床鋪，兩三個“七尺之軀”還容得下，所以也可以住一家。這不是八家了嗎？

情形如此，我們還稱這是一所房屋，似乎不很適當了。試想夜深入睡的時候，這裏與那裏，上層與下層，都橫七豎八躺滿了人，這不是與北城郊外，白楊樹下，新陳錯雜的叢墓相彷彿嗎？所不同的，死人是錯亂縱橫躺在泥土之中，這些睡着的人是錯亂縱橫躺在混濁不堪而其名尚存的空氣之中罷了。

叢墓里的死人永遠這樣躺着，錯亂縱橫倒還沒有什麼關係，這些睡着的人可不然，他們夜間的墓場也就是白天的世界。一到晨夢醒來，豎起身子，大家就要在那裏做種種活動；圖謀生活的工作，維持生活的雜務，都得在這僅夠橫下身子的領域裏幹起來。他們只有身體與身體相摩，飯碗與便桶並列，坐息於床鋪之上，燒飯於被褥之側：今天，明天，今年，明年，“直到永遠”！

在這個領域裏實在也無從整理，當然談不到帶着貴族氣息的衛生。蒼蠅來與他們奪食，老鼠來與他們同居；原有的窗戶因為分家別戶不免少開幾扇，一部分清新的空氣就給擋駕了，於是疾病之神偷偷地溜了進來，這家煨破舊的泥爐，那家點無罩的煤油燈，於是祝融之神默默地在那裏相度他的新領土。小孩在這個領域裏產生出來，生活過來，不是面黃肌瘦，軟弱無力，就是深深印着這麼一個觀念，雜亂骯髒就等於生活，於是愚蠢者卑陋者的題名冊上又要添上許多名字。總之，這活人的叢墓前面清清楚楚標着這樣幾個無形的大字，就是“死亡，災難，愚蠢”。

是誰把這什麼弄什麼里化成叢墓的呢？是誰驅使這許多人投入叢墓的呢？這些真是極其愚笨的問題。人家出不起獨佔一所屋子的錢，當然只好七家八家合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要編派處分，誰也怪不得，只能怪住在叢墓里的人自己不好，你們為什麼沒有富足的錢！你們如果怪房東把房價定得太貴，房東將會回答你們說：“我是將本求利的，這房屋的利息是最公道的呢。我並不做三分息四分息的營生。你們不送我個‘廉潔可風’的匾額，倒怪起我來了？!”你們如果去怪市政機關沒有限制，沒有全盤的規劃，市政機關會回答你們說：“就因為我們沒有限制，你們才有個存身之處。有了限制，你們只好住到郊野去了!

至於空闊舒暢的房屋尚沒有人住的，某處有一所美國式的洋房，某處有一所帶花園的別墅，某處某處有什麼什麼，你們為什麼不去買來或租來住呢？”他們都不錯，只有你們錯，你們為什麼沒有富足的錢!

為千錯萬錯的人們着想，只有兩條路。其一，恢復到上古的時代，空間跟清風明月一樣，不用一錢買，在山巔水涯自由自在地造起房屋來。其二，提倡貨真價實到二十四分的精神生活，儘管七家八家擠在一起，但是天理可以勝人慾，妙想可以移實感，所以大家能優遊自適，無異處高堂大廈。

假如既已出了軌的世運的車是繼續向前奔駛的，那麼恢復到原來的軌道是沒有希望了，第一條路通不過去了。假如理學不昌，生活不能不依賴物質，那麼七家八家死擠，總是莫大的悲哀，第二條路又通不過去了。

這似乎頗有點絕望。但是也不盡然。平心而論，同是一個人，所佔空間應該是同樣大小，沒有一個人配特別佔得多，也就沒有一個人該特別佔得少。你能說出誰配多佔誰該少佔的理由嗎？能夠做到所佔均等，能夠做到人人得有整潔舒適的居所，那麼，叢墓就恢復為人間了。這絕不是開起倒車，退到歧路那兒，然後鄭重前進的辦法所能辦到的。這須得加速度前進，飛越舊的軌道，轉上那新的軌道。

什麼事情的新希望都在於轉上新的軌道。困在叢墓中而感到悲哀的人們，就為這一點悲哀，已經有奔向新的軌道的必要了。

1924年7月19日

我們與紳士

一

知人論世，立身處世，都必須取一種態度並用一種方法。

我們所取所用的是這樣子，別人所取所用的也可以這樣子。

誰能夠要求“專利權”呢？這樣，可以說在某一樁事件某一個問題上，我們與別人步調相同；但不能說誰附和了誰，誰利用了誰。這道理淺顯不過，不用申說。

但是，在蘇州頗有人傳說，我們《蘇州評論》社的人包圍蘇紳的某派，同時立言持論都為某派張目。證據呢？某派不滿從前的教育行政人員，而我們也攻擊從前的教育行政者；某派似乎有澄清蘇州的意趣，而我們也號召“改善蘇州”。

這就是說我們要想在某派的旗幟之下，達到我們的目的；說得壞一些，就是我們想借這一種勢力摧敗那一種勢力；說得更壞一些，就是我們想迎合著某派，藉此圖點私利。

我們不希望有人從更壞的一層意思來說我們，因為他們這樣做徒然自己表白他們的“小人之心”而已。至於我們想不想在任何派紳士的旗幟下達到我們的目的，以及借這一種勢力摧敗那一種勢力是否有點兒好處，就在後面說。

二

現在先論紳士之分派別。紳士者，或者世家子，或曾做官，或登從前的科第，或得晚近的學位如時人所稱為“洋翰林”者，或營盛大的商業，或有一二百畝乃至幾千畝的田產。

總之紳士是地方的特殊階級，與一個小學教師、布店夥計固然不同，與一個泥水匠、機織工尤其不能比類。他們因利害的關係，親疏的關係，歷史的關係等等，這幾個人團結在一起發議論辦事情，那幾個人又另行團結在一起發議論辦事情：這就分派別了。兩派當然不能一致，於是不免彼此攻擊。

紳士階級出面謀事，當然也會得到福利，但是這福利只屬於紳士階級。至於地方上，即有沾潤，亦微細極了。然而紳士偏歡喜說為地方上謀福利。我們不願存“小人之心”，不妨相信他們良心上的確如是想。但是，他們的立腳點不對啊！

立腳點是紳士階級，無論如何不能為地方上謀得充分的福利。

小有好處，他們就板起施與者的面孔來。誰甘願受施與呢？

事關公眾，他們往往代當了家。誰委託了他們呢？他們那種不自覺的傲慢，沒來由的守舊，就可以給人家造成不少的損失。

如或存心魚肉別人，那更不堪問了。

回過來說我們《蘇州評論》社。比方蘇州紳士有兩派，我們想同他們鼎足而三嗎？或者有三派，我們想充“三缺一”裏頭的“一”嗎？不，決不。第一個原因，自然在我們並不是紳士。第二個原因呢？以下詳說。

我們結社，我們糾合同志，在別人看來自然也成為一派。

但是這個派與紳士之某派某派的性質根本不同，所以不得與他們等列齊觀。他們的立腳點是特殊階級，我們的立腳點是一個市民，一個蘇州的市民。我們希望泥水匠、機織工、布店夥計、小學教員，乃至所謂紳士等，各以一個市民的資格來圖謀蘇州的事業，把蘇州改善，因而各得其應享的福利。這當然不是立刻就辦得到的事。所以我們要鼓吹我們的主旨，使它漸漸成多數人的意思。直到大家都相信應該這樣的時候，我們的希望就實現了。一個地方，唯有做到這樣，方是個永久長進的地方，十分健全的地方。一個市民，唯有努力促成這樣，方是個愛地方的市民，真愛自己的市民。

試問，紳士的某派某派，也作如是想嗎？

試問，在任何派紳士的旗幟之下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嗎？

借這一種勢力摧敗那一種勢力會有什麼好處嗎？

如其相信我們是言必由衷的，一定知道我們是決不願意去走那些無益的路徑的。

三

看了我們上一節的文章，須知我們所不滿意者不是姓張姓李的個人，乃是姓張姓李的個人以紳士的資格來圖謀地方的事。

姓張姓李的如其捨棄了紳士的資格，他們的市民資格還在。他們若以市民資格來圖謀地方的事，我們就絕無不滿意。這是應該注意的一點。

在全體市民尚未一致起來的時候，地方事情當然還在紳士手裏。這當兒，自信無他而確想服役於地方的紳士，實在很有可以用力之處。他在社會的眼光里是紳士，可得到許多的便利；但是他自認只是一個市民，就避免了階級的過惡；這樣，成績自然不會差。如其有這樣的紳士，我們也相當地讚許。這是應注意的又一點。

四

但是所謂“自信無他”這句話太沒憑證了，利用社會眼光里的地位也未免欺人。賢人政治是反社會的，已不適於人類思想既經解放到社會本位的現代。

所以我們又這樣說：從市民這方面，絕不該希望有“其心無他”的紳士出來，把大家的擔子都挑了去，讓大家躲在一旁專待他賞賜福利。市民只該及早覺悟，地方的事非市民起來圖謀不可，於是真箇起來，用自己的力量，求得地方與自己的種種福利。

1926年8月31日發表於《蘇州評論》談成都的樹木

前年春間，曾經在新西門附近登城，向東眺望。少城一帶的樹木真繁茂，說得過分些，幾乎是房子藏在樹叢里，不是樹木栽在各家的院子裏。山茶、玉蘭、碧桃、海棠，各種的花顯出各種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綠和淺綠的樹葉子組合成錦繡。少陵詩道：“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少陵當時所見與現在差不多吧，我想。登高眺望，固然是大觀，站到院子裏看，卻往往覺得樹木太繁密了，很有些人家的院子裏接葉交柯，不留一點兒空隙，叫人想起嚴譯《天演論》開頭一篇里所說的“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憶，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強者后亡，弱者先絕”，簡直不像佈置什麼庭園。為花木的發榮滋長打算，似乎可以栽得疏散些。大概種樹栽花離不開繪畫的觀點。繪畫不貴乎全幅填滿了花花葉葉。畫面花木的姿態的美，加上所留出的空隙的形象的美，才成一幅純美的作品。

滿院子密密滿滿儘是花木，每一株的姿致都讓它的朋友攪混了，顯不出來，雖然滿樹的花光彩可愛，或者還有香氣，可是就形象而言，那是毫無足觀了。栽得疏散些，讓粉牆或者迴廊作為背景，在晴朗的陽光中，在澄徹的月光中，在朦朧的朝曦暮靄中，玩賞那形和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

根據繪畫的觀點看，庭園的花木砂如野間的老樹。老樹經歷了悠久的歲月，所受自然的剪裁往往為專門園藝家所不及，有的竟可以說全無敗筆。當春新綠蘢，生意盎然，入秋枯葉半脫，意致蕭爽，觀玩之下，不但領略他的形象之美，更可以了悟若干人生境界。我在新西門外，住過兩年，又常常往茶店子，從田野間來回，幾株中意的老樹已成熟朋友，看着吟味着，消解了我的獨行的寂寞和疲勞。

說起剪裁，聯想到街上的那些泡桐樹。大概由於街兩旁的行人路太窄，樹榦太貼近房屋的緣故，修剪的時候往往只顧保全屋面，不顧到損傷樹的姿態，以致所有泡桐樹大多很難看。

還有金河街河兩岸以及其他地方的柳樹，修剪起來總是毫不容情，把去年所有的枝條全都鋸掉，只剩下一個光光的拳頭。我想，如果修剪的人稍稍有些畫家的眼光，把可以留下的枝條留下，該會使市民多受若干分之一的美感陶冶吧。

少城公園的樹木不算不多，可是除了高不可攀的楠木林，都受到隨意隨和的摧殘。沿河的碧桃的芙蓉似乎一年不如一年了，民眾教育館一帶的梅樹，集成圖書館北面的十來株海棠，大多成了畸形，表示“任意攀折花木”依然是遊人的習慣。雖然遊人甚多，尤其是晴天，茶館家家客滿，可是看看那些“刑餘”的花樹以及亂生的灌木和草花，總感到進了個荒園似的。

《牡丹亭?拾畫》出的曲文道“早則是寒花繞砌，荒草成窠”。

讀着很有蕭瑟之感，而少城公園給人的印象正相同。整頓少城公園要花錢，在財政困難的此刻未必有這麼一筆閑錢。可是我想，除了花錢，還得有某種精神，如果沒有某種精神，即使花了錢恐怕還是整頓不好的。

1945年3月5日作

原載1945年3月《成都市》創刊號“瓶子觀點”

一個空瓶子，裏邊沒有東西。把什麼東西裝進去，就不是空瓶子了。裝得滿滿的，就是實瓶子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們愛把受教育的人看成瓶子。瓶子裏短少些什麼，就給裝進些什麼。譬如，發覺思想政治教育不夠好，立刻想到恢復政治課，發覺學生的勞動觀點不怎麼強，他們不怎麼熱愛勞動，立刻想到在語文課里補充些“勞動教材”(有關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之類的文章)。這樣做法，目的很明顯，願望很單純。把政治課裝進瓶子，思想政治教育就見成效了，把“勞動教材”裝進瓶子，學生就加強勞動觀點，熱愛勞動了。

仔細想想，恐怕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說唯有政治課能收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言外之意就是其他學科跟思想政治教育不大發生關係，至少收不到什麼成效。

依我的想法，其他學科跟思想政治教育都有關係，只要教得好，都能收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不着眼在其他學科上，光把希望寄托在政治課，政治課也會像其他學科一樣，收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認為多讀幾篇“勞動教材”就可以加強勞動觀點，熱愛勞動，倒過來說，不就是學生所以不愛勞動，在乎少讀了幾篇“勞動教材”嗎？天下事有簡單到這般地步的嗎？依我的想法，讀幾篇“勞動教材”固然沒有害處，可是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我相信這是習慣的問題，是生活實踐的問題。學生勞動的習慣，應該而且可能在各學科的學習中養成，在課外的各種活動中養成，逐漸養成，不斷實踐，這才能夠終身以之。

正因為把學生看成瓶子，“裝進些什麼”的想頭不召而自來。怎麼“裝”？一方面講一講，一方面聽一聽，在一講一聽之間，東西就裝進了瓶子。東西既然裝進了瓶子，瓶子裏既然裝進了東西，不是立刻會起作用嗎？這誠然是個好意的願望，可惜這樣的願望不免要落空。

瓶子是裝東西的，當然不會獨立思考。我們且不要責備學生不怎麼善於獨立思考，先得反省反省，我們的“瓶子觀點”

是不是學生不怎麼善於獨立思考的原因之一。

瓶子是裝東西的，東西裝在瓶子裏，東西自東西，瓶子自瓶子，不起什麼混合作用或是化合作用。兩種作用都不起，還有什麼旁的作用呢？於是巴望起作用的願望落空。

我們有個好傳統，求知識做學問要講“躬行實踐”，要講“有諸己”。知識學問不是裝飾品，為了充實生活，為了做社會裏一個有意義的人，為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所以我們要求知識做學問。小學生中學生學的東西雖然淺，道理也一樣。因此，什麼東西都不能裝了進去就算，裝了進去考試能得五分也未必就好，必須使所學的東西融化在學生的思想、感情、行動里，學生的思想、感情、行動確實受到所學的東西的影響，才算真正有了成效。這不是“裝”的辦法所能做到的，這必須用名副其實的教育。講一講，聽一聽，固然也有必要，可是一講一聽不就等於教育。運用種種方法，使學生能夠把所學的東西化為自身的東西(這就是“有諸己”)，能夠“躬行實踐”，才是名副其實的教育。

我們現在有“學以致用”“聯繫實際”的說法，就是從我們的好傳統來的。“瓶子觀點”跟這些說法不對頭，換句話說，名副其實的教育不是這麼一回事，可是“瓶子觀點”時時露臉，很活躍似的。不免杞憂，於是寫這篇短文。

1957年5月24日作

蒼蠅

住在這裏里，第一件不如意的事要數蒼蠅的紛擾了。晨光才露，我們還沒有起來，就聽見昏昏的嚷嚷之聲。等到一開門，又撲頭撲面地飛進許多新客，它們與隔宿留在這裏的舊客合夥，於是嚷嚷之聲使你心煩意亂，不知如何是好。

市上的蒼蠅拍脆弱得可憐，用不到兩三天便紗穿柄脫，只剩三四分的效用了。妻不願意再買，自己去買了一方鐵紗，手製成三個蒼蠅拍；那鐵紗頗結實，拿着雖覺重一些，而所向必能奏功，那是不待試驗的。於是妻一個，母一個，孩子也是一個，捕蠅隊居然組織起來了；別的都不管，一心一意只在於拍，拍，拍，差不多半天工夫才停手。地上的蠅屍足有一酒杯的容積，若在誇耀武功的人，這也足以“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京觀”了。又把吃飯的桌子儲菜的櫥子以及地板都用水衝過抹過，以免招引未來的新客。這時候耳根特別清靜，臉上手上也沒有刺得痒痒的感覺，大家很安適。

但是，我家沒有富翁准富翁家裏所有的鐵紗門窗。出進是不得不開門的，為要透氣，窗又不得不開着；不多一會兒工夫，不招自至的新客又從門外窗外飛進來了。起初只略見幾個在眼前掠過，繼而就成輕微的營營，終於是不可堪的騷擾了。

於是捕蠅隊繼續努力，不休不歇，只是拍，拍，拍。

這樣經過了三五天，妻覺得無聊了；幾個人什麼也不做，卻一天到晚不得空，只是拿着這勞什子拍，拍，拍，算個什麼呢！她提議改用捕蠅紙，以為這是以逸待勞，而且或許可以一網打盡的辦法。那一天我到租界去，就買了幾張捕蠅紙回來。

捕蠅紙上確乎粘住不少蒼蠅，到處橫飛的現象也似乎覺得好些。至於一網打盡，卻還遠之又遠。那些蒼蠅不飛到鋪着蠅紙的地方去，猶如野獸在沒有陷阱的地方逍遙，就奈何它們不得。有些已經走近了那紙的膠質，用口器或前腳輕輕去探一探，就振翅飛去了。看它們那樣輕捷的姿態，似乎故意表示警覺與狡獪。捕蠅紙對它們自然是失敗了。為補救這等缺點起見，捕蠅隊還是不能退伍，還是要常常拿起這勞什子來拍，拍，拍。

這個裏在去年還是一片荒地，是糞尿廢物的積聚所。蒼蠅曾在這一片地上有過一段繁盛的歷史，那是可想而知的。自從房屋落成，道路鋪好以後，我想去冬未死的老蒼蠅定有今昔之感了。幸而還有幾個垃圾桶，它們可以在那裏長養子孫，綿延族類。里中住戶大概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流，他們開了桶蓋，倒了垃圾，轉身就走，桶蓋就讓它開着。他們家裏吃了飯或是瓜果，所有骨殼皮核渣滓之類就隨手向門外丟，省卻一番洒掃的麻煩。這對於蒼蠅實在是無上功德：它們在垃圾桶里悶得慌，桶蓋開着，就可以自由自在出來看看廣大的世界；它們沒有可口的東西吃，無謂遊行也未必有趣，骨殼之類遍地，就無往而不寫意了。安知那營營的聲音里，它們不是在唱“被人類劫奪了的領土，現在光復了”的得勝歌呢。

我們覺得蒼蠅可厭，希望它們不要來騷擾我們，根本的辦法，自然在於做到這裏里沒有蒼蠅。簡單想想，似乎這一點不難辦到。凡是蒼蠅的發祥地，如垃圾桶之類，都給它倒些殺蟲藥水；垃圾桶蓋每開必關，骨殼之類一定要倒在垃圾桶內，以免遊行的蒼蠅飽吃和追逐；捕蠅拍和捕蠅紙家家必備，有飛進門來的，總不讓它僥倖生還；這樣，不消半個月工夫，就可以做到一個蒼蠅都沒有了——這算得難辦的事嗎？

怎麼能約齊家家戶戶一起合作呢？這似乎不成問題；我們想起了這辦法，就由我們向鄰居傳說，這是最方便不過簡單不過的。除盡了蒼蠅，大家舒服，不光是我們一家受到好處，哪會有不贊成的道理？

但是，我們的經驗開口了：“不然，大不然。你勸他們把垃圾桶蓋關了，他們說偏不高興關，你怎麼樣？你勸他們不要把骨殼等物丟在路上，他們說偏愛這麼丟，你怎麼樣？你勸他們撲滅蒼蠅，買拍子，買滅蠅紙，他們說沒有這等閑錢閑工夫，或者爽性回答你一句，他們不怕什麼蒼蠅，你又怎麼樣？所以約齊家家戶戶一起合作，不過是個夢想罷了!”

經驗的那種老練的腔調每足使希望的心爽然若失；它這樣說，我們的辦法不就等於無法嗎？“這個裏將永遠是蒼蠅的世界，”我們想，“澄清既無望，還是搬到別處地方，沒有蒼蠅的地方去住吧。”

但是，這實在是腐敗的不道德的思想!我們搬走了，不是就有一家搬來住嗎？我們怕蒼蠅，所以要搬走，卻讓給了后一家，難道他們就命該受蒼蠅的累嗎？譬如吃一樣東西，我們嘗了一點兒，發現這是含毒的，就吐掉嘴裏的，丟掉手裏的，自顧自走開了。人家不知道，揀起地上的東西，無心地大嚼起來，結果不是犧牲一命，就是沉痾三月；這不是我們的罪惡嗎？所以凡是嘗到了毒物，最正當的辦法是先把毒物消滅凈盡，再進一步，想法製成無毒有益的東西供大家吃；倘若舍此不圖，就是腐敗，就是不道德!而搬到別處去住的思想正與隨手丟掉毒物的情形相彷彿，這怎麼能要得!由此類推，住在上海地方的人說上海太污濁，須得離開它；住在中國地方的人說中國太不堪了，須得拋棄它，也同樣是腐敗的不道德的思想。唯其污濁，唯其不堪，我們一定要住在這裏；使它乾淨，使它像樣，是我們最低限度的責任；改造成個燦爛的上海，湧現出個莊嚴的中國，是我們進一步的努力。到了那個時候，情形又不同了；高興住的當然住下，想換換空氣的就不妨離開，因為與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沒有關係了。

話說開來了，現在回過來：總之，搬到別處去的辦法是要不得的。那麼，裝起鐵紗的門窗來，行嗎？我們並不主張還淳返樸，現在固然未必裝得起，可是確乎希望有一天家家戶戶裝起鐵紗門窗來。然而，即使家家戶戶裝起了鐵紗門窗，若不從撲滅蒼蠅這方面下手，蒼蠅還是要猖狂的；它們進不進我們的居屋，就在路上撲頭撲面地飛舞；偶爾閃了進來，就像進了養老院，終身隱居於此了。

至此，我們可以制定一句格言：“我們嫌蒼蠅討厭，只有一法，就是撲滅它們。”

而單獨撲滅之不能收效，我們的經歷已經證明了；所以上面的格言還得修正為以下的說法：“我們嫌蒼蠅討厭，只有一法，就是聯合鄰里共同撲滅它們。”

這真像蘇州城外坐馬車，繞了一個圈子，仍舊回到原地方了。我們的經驗不是已經說過，這是個夢想嗎？

不錯，我們的經驗確曾這麼說。但是，一切夢想如能不致發生，發生之後如能馬上消散，那自然沒有什麼；設或不能，夢想在前頭誘引着，我們在這裏可望而不可即，總是一種莫甚的懊喪。這隻有奮力向前，終於跨進夢想的實境，把經驗先生的見解修正一下，才能徹底排除這種懊喪。除此之外，再沒有絲毫的辦法，唯有終於懊喪而已。

所以我們要撲滅蒼蠅，想聯合鄰里通力合作，雖然被經驗先生嗤為夢想，我們卻只有走這一條路。懷着夢想的既是我們，當然先由我們向鄰里們一一傳告。這當兒，“偏要這樣，不高興那樣”的回聲是必然會有的，但這算得了什麼!給孩子們吃藥，不是總回你個哭臉嗎？我們還是憑我們的真誠與理由，鍥而不捨地向他們陳訴。總有一天，他們會覺得垃圾桶是非關不可的，骨殼等物是非當心收拾不可的，買蠅拍滅蠅紙並非浪費的開支，拍拍蒼蠅並非無聊的消遣；總而言之，他們也覺得蒼蠅是必須撲滅的了。於是通力合作，處處注意，不消半個月，蒼蠅就可以銷聲絕跡。於是在這原先蒼蠅猖狂的里中，也得享受沒有一個蒼蠅的歡樂。

這當然是大眾的舒服。然而我們的得以享受這舒服，不得不感激鄰里們的明達與努力；因為他們是我們僅有的夥伴，如果他們不明達不努力，滅盡蒼蠅依然只是我們的夢想。

說了一大堆話，蒼蠅還是三三五五在眼前飛舞着。但我們的路是決定了，其要旨如上述，今後就照此做去。

末了想蛇足地說一句：撲滅蒼蠅是如此，撲滅類似蒼蠅的任何事物，也是如此，唯有去找我們僅有的夥伴，唯有靠着夥伴們的明達與努力。

再蛇足一句：一個人如其不能夠撲滅里里的蒼蠅，再也不用抱着撲滅類似蒼蠅的東西的夢想了——因為無非徒然抱着個夢想而已。

1924年8月29日

暴露

暴露，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不得。

通常說的暴露，該不與揭發私隱、攻擊個人同其意義。至少在文藝家的心目中，他設想的對象是整個的社會，社會若有什麼毛病，經他看出來了，他就像醫師發現了人體的毛病一樣，不能不宣告出來。這就是暴露。在宣告出來的當兒，他也許連帶提供治療的方案，也許只指出毛病的跡象和根源，讓大家來研討治療的方案。無論如何，他的暴露是存着一腔悲天憫人的心腸的。

《詩序》解釋個“風”字說，“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我以為正好移作暴露的解釋。就動機而言，或者就後果而言，暴露都不犯刑法上的罪名。這是所謂“言之者無罪”。暴露出來的那個毛病，犯着的也許是我，也許是你，也許是咱們一夥兒。

不知道有毛病，當然不着急，誰聽說有毛病，誰就會提起神來，想盡種種方法，務必去掉那毛病。這是所謂“聞之者足以戒”。

剛強磊落的人如果犯了什麼毛病，該不怕暴露，因為他唯恐自己有毛病，暴露正可以使他遷善改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見《孟子?公孫丑上》)。就是為此。民胞物與的人自己不犯什麼毛病，就也不會厭惡人家的暴露，因為他有己溺己飢的胸襟，從人家的暴露中間，他可以知道那“溺”與“飢”

的底細，當然只有歡迎，不會厭惡。我們讀了歷代的描繪時弊的好作品，不免慨然深念，也可以算個例證。雖然我們不至於這樣狂妄，便自認為民胞物與的人。

厭惡暴露的人似乎可以推阿Q做代表。阿Q頭皮上有幾處癩瘡疤，當然是缺點，可是沒法掩蓋，他就發明了個“諱”字訣，“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地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一切厭惡暴露的人的手段離不了阿Q的方式，諱，對於犯諱的罵或者打。

代阿Q設想，你嫌頭皮上癩瘡疤難看，就該去找美容院的技師想辦法，或者換上一塊頭皮，或者栽上一些頭髮。你不這麼干，即使“諱”字訣克奏全功，可是癩瘡疤依然存在，未庄的人誰不看見？

遏止了暴露，就以為天下太平，社會美滿，那是愚人的想頭。楊震回答納賄的對手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後漢書?楊震傳》)這個話最為通達，其意就是俗語說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暴露的文字和言語可以遏止，可是事實既經成立，就不容抹掉，也就無法教人不知道。

事實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種最有力的暴露。

至於文藝家，他並不是新聞記者，他的責任原不在報告事實的種種跡象。不過他看見了不如意的種種跡象，因他的理解與懷抱，不由不悲天憫人，由近思遠。於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把他觀察所得用文藝形式表達出來。雖然厭惡他的人就將跳起來說：“這是暴露啊!要不得!”或者更用什麼力量來遏止，他卻寧可惹人家的厭惡，在遏止得最凶的時候寧可擱筆，絕不肯違心地說些吉祥言語，討人家的喜歡。假如違心地說些吉祥言語，討人家的喜歡，他就是清客，是幫閑，不成其為文藝家了。

真正到了天下太平、社會美滿的時候，表現在文藝家筆下的自然氣象全異。但在從現實的跡象取精去粕，用文藝形式表達出來這一點上，還是沒有兩樣。依廣義而言，那也未嘗不可以叫作暴露。

粗淺地打個比喻，暴露猶如鏡子的現形，是美是丑，在乎事物本身，不關乎鏡子。

暴露，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不得。

立志自學

高中畢業生只有一小部分進大學，這種情形在本世紀內大概不會有根本的改變。進不了大學沒有多大關係，有志氣的青年可以自學。進大學固然可以學到知識，可不能說不進大學就無法學到知識。學習是自己的事。自己要學習，在任何環境裏都能夠自學，都能夠學到切實有用的知識，何況如今社會各方面正在努力為青年們提供各種形式的自學條件。如果自己不要學習，進了大學也未必真能夠學到什麼，甚至可以說肯定學不到什麼。花上四五年取得一張文憑，只是有了一張文憑而已，在實際工作中卻抵不上一個真肯學習又真會學習的中學畢業生，這樣的例子並不是沒有。

知識無窮無盡，古人就有“知也無涯”的話。大學分院分科分系，一個人進了大學，學到的知識只是很小的一個角落，深度和廣度都還不夠。從消極方面說，還不足以充分適應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從積極方面說，還不能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所以大學畢業之後還是要自學，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學，根據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自學。許多真有成就的人，他們的知識絕大部分是自己學來的，並不是坐在課堂里聽來的。

老師對學生是極有幫助的。所謂幫助，主要不在於傳授知識，而在於引導學生自己去求得知識，也就是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自己去解決問題。這種自己求得知識的本領，有老師指引固然容易長進，沒有老師指引，也可以在不懈的探索中練成。光是自己探索當然要多費力氣，然而是值得的，因為自己探索得來的往往更為深刻。

我不是說進大學不管用，只是說進了大學，學習還得靠自己；畢了業還得努力自學，永不休歇。在立志自學這個問題上，進不進大學並無不同。

1981年10月28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