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葉聖陶踏花歸去馬蹄香》（2）
第十六章《葉聖陶踏花歸去馬蹄香》（2）
一個少年的筆記
我忽然覺得自己彷彿就是一朵荷
花。一身雪白的衣裳，透着清香。陽光照着我，我解開衣裳，敞着胸膛，舒坦極了。一陣風吹來，我就迎風舞蹈，雪白的衣裳隨風飄動。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呢，這不就像電影《天鵝湖》裏許多天鵝齊舞蹈的場面嗎？風過了，我停止舞蹈，靜靜地站在那兒。蜻蜓飛過來，告訴我清早飛行的快樂。小魚在下邊游過，告訴我昨夜做的好夢……
駕長
日本船上的駕長就等於輪船上的大副，他掌着舵。
一個晚上，我們船上的駕長喝醉了。他年紀快五十，喝醉了就嘮嘮叨叨有說不完的話。那天船歇在雲陽，第二天要過好幾個灘。他說推橈子的不肯賣力，前幾天過灘，船在水面打了個轉，這不是好耍的。他說性命是各人的，他負不了這個責。
當時就有個推橈子的頂他：“‘行船千里，掌舵一人’，你舵沒有把穩，叫我們推橫橈的怎麼辦!”
在大家看來，駕長是船上頂重要的人物。我們雇木船的時候，擔心到船身牢實不牢實。船老闆說：“船不要緊，人要緊。
只要請的人對頭，再爛的船也能搞下去。”他說的“人”大一半兒指的駕長。船從碼頭開出，船老闆就把他的一份財產全部交給駕長了，要是他跟着船下去，連他的性命也交給了駕長。乘客們呢？得空跟駕長聊幾句，晚上請他喝幾杯大麴。“巴望他好好兒把我們送回去吧，好好兒把我們送回去吧。”
舵在後艙，一船的夥計就只有駕長在後艙做活路。我們見着駕長的時候最多，對於駕長做的活路比較熟悉。一清早，我們聽駕長爬過官艙的頂篷到后艙的頂篷，一手把后艙的一張頂篷揭起，一片亮就透進艙來。我們看他把后艙的頂篷全收了，拿起那塊長長的蹬板擱在兩邊艙壁上，一腳蹬上去，手把住舵。
於是前面的橈夫就下篙子，船撐開了。
駕長那麼高高地站在蹬板上，頭露出在頂篷外，舵把子捏在手裏，眼睛望着前面。我們覺得這條船彷彿是一匹馬，一匹能夠隨意馳騁的馬，而駕長是騎手。你要說這是個很美的比喻吧？可是，他掌着舵只是做活路，沒有大野馳馬的豪興。我們同行有兩條船，兩條船上的駕長都喝酒。我們船上的年紀大多了，力氣差些，到灘上，他多半在蹬板上跺腳，連聲喊：“扳重點!扳重點!……就跟搔癢一樣!”有一回，舵把子打手裏滑脫了，虧得旁邊幾個乘客幫他扳住。他重新抓住舵把子的時候，笑了笑說：“好幾個百斤重呢。不是說著駕長耍的。”另一條船上的年輕人什麼時候都喝酒，他誇張地擺給我們聽:“不喝酒可有點兒害怕呢。腳底下水那麼凶，不說假的，你們看到就站不住。喝點酒，要放心些。”我們的駕長就不然，做活路的時候他絕不喝酒。這不是說他比那年輕人膽大，對於可怕的水他們兩個抱着不同的害怕態度。
木船上禁忌很多，好些話不能說。偏偏那些話關於航行的多，我們時常會不知不覺地說出來。推橈子的聽見了，會朝我們說：“說不得，說不得。”駕長聽見了，會老大的不高興，好像我們故意在跟他搗蛋。是的，人家把性命財產交給了他，他把這個責任跟他自己的性命一半兒交給了“經驗”，還有一半兒呢，不知道交給什麼，也許就是交給那些禁忌吧。船上的夥計們說：“船開動了頭，就不消問哪天到哪裏。這是天的事，你還做得到主啊？”
川江的水凶，水太急的地方，單憑一把舵轉不過彎來。所以船頭上還有一根梢子，在要緊時候好幫幫舵的忙。扳梢子的大家也把他叫作駕長。到灘上，他總站在船頭比手勢，給掌舵的指明水路，好像是輪船上的領江。他拿的工錢跟掌舵的一樣。
原載《消息半周刊》第４期（1946年4月18日），有修改。
略談雁冰兄的文學工作
我與雁冰兄初次會面，記不清是民國九年還是十年，總之在《文學研究會》成立，《小說月報》革新之後。列名發起《文學研究會》，經常投稿《小說月報》，都由鄭振鐸兄來信接頭。
那時振鐸兄在北京，彼此也沒會過面，他見我在《新潮》上登載幾篇小說，就通起信來了。《小說月報》革新號印出來，我的一篇小說蒙雁冰兄加上幾句按語，表示獎贊，我看了真有受寵若驚的感覺。到上海去，就到他鴻興坊的寓所去訪問他。第一個印象是他精密和廣博，我自己與他比，太粗略了，太狹窄了。
直到現在，每次與他晤面，仍然覺得如此。那時還遇見他的弟弟澤民，一位強毅英挺的青年。振鐸兄已從北京到上海來了。
我們同游半淞園，照了相片。後來商量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擬訂譯本目錄，各國的文學名著由他們幾位提出來，這也要翻，那也要翻，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字。
雁冰兄是自學成功的人。他在商務印書館任事，編譯工作不只是他的職業，是他磨鍊自己的課程。在主辦《小說月報》以前，已經有些著譯問世了。那時候似乎還不大有人注意世界文藝思潮，雜誌上一些譯品，以及成本的翻譯小說，無非如蘇州人所說“拉在籃里就是菜”，碰到什麼就翻什麼。雁冰兄卻專心閱讀外國的文藝書報，注意思潮與流派，又運用他的精審識力，選擇內容與風格都有特點的那些小說翻出來，後來編成的集子如《雪人》《桃園》等，大家認為最好的選集。他把許多的書堆在床頭，紙筆也常備，半夜醒來，想起些什麼，就捻亮了電燈閱讀，閱讀有所得，唯恐其遺忘，趕緊寫在紙片上。
當時我聞知他有這樣的習慣，非常欽服，我是從來沒有這樣勤奮的。
《小說月報》的革新，是極有意義的事。這種雜誌記得創刊在宣統年間，原只是供人消閑的東西。後來惲鐵樵先生接辦，要在小說之中講求起古文義法來，未免矯枉過正。惲先生辦了幾年，不知道為什麼，又由先前的編者王蒓濃先生接辦，恢復了以前的格調。但是五四運動起來了，對於文學，喊出了“新文學”的名稱。就粗處說，新文學好像等於白話文學。其實並不盡然，除了白話以外，大家心目中還有一個朦朧的影像，要求一種骨子裏全新的文學。於是雁冰兄接辦《小說月報》了，理論與作品並重，對於文學，認認真真做一番啟蒙工作。在以前，梁任公先生以及其他幾位也出過小說雜誌，意思也在啟蒙，然而他們的觀點太近於功利了，刊載的作品又是譴責性質的居多，反而把文學的功能縮小了。我不說革新以後的《小說月報》怎樣了不起，我只說自從《小說月報》革新以後，我國才有正式的文學雜誌，而《小說月報》革新是雁冰兄的勞績。
雁冰兄起初不寫小說，直到從武漢回上海以後，才開始寫他的《幻滅》。其時《小說月報》由振鐸兄編輯，振鐸兄往歐洲遊歷去了，我代替他的職務。我說，讓我試試看，雖說試試看，答應下來就真箇動手，不久，《幻滅》的第一部分交來了。登載出來，引起了讀者界的普遍注意，大家要打聽這位“茅盾”究竟是誰。徐志摩先生曾經問我：“幻滅是你的東西吧？”我搖搖頭：“我哪裏寫得出這樣的東西？”他也不再問到底是誰了，我想他一定討厭我不肯坦白地告訴他呢。雁冰兄在第一份原稿上署名矛盾，他自有他的意思。可是百家姓中沒有矛姓，把矛字改成茅字，算是姓茅名盾，似乎好些，這是我的意思。與他商量，他也不反對，就此寫定了。誰知道後來有少數人以為矛盾是茅盾的正寫，在用到矛盾的地方，有意把矛字寫成茅字，這貽誤的責任是應該由我負的。
《幻滅》之後接寫《動搖》，《動搖》之後接寫《追求》，不說他的精力彌滿，單說他擴大寫述的範圍，也就可以大書特書。
在他三部曲以前，小說哪有寫那樣大場面的，鏡頭也很少對準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我很榮幸，有讀他三部曲的原稿的優先權，又一章一章地替他校對，把原稿排成書頁。那時我與他是貼鄰，他的居室在樓上，窗帷半掩，人聲靜悄，入夜電燈罩映出綠光，往往到深更還未捻滅。我望着他的窗口，想到他的寫作，想到他的心情，起一種描摹不來的感念。如今回想起來，那種感念依然如新，但是時間相距已經十七八年了。
他作小說一向是先定計劃的，計劃不只藏在腹中，還要寫在紙上，寫在紙上的不只是個簡單的綱要，竟是細磨細琢的詳盡的記錄。據我的記憶，他這種功夫，在寫《子夜》的時候用得最多。我有這麼個印象，他寫《子夜》，是兼具文藝家寫創作與科學家寫論文的精神的。近來他寫《霜葉紅似二月花》與《走上崗位》，想來仍然是這樣。對於極端相信那可恃而不可恃的天才的人，他的態度該是個可取的模式。
最近問起他《霜葉紅似二月花》後文如何，他告訴我還沒有寫下去。我心裏想，《霜葉紅似二月花》緩些也無妨，按照他以前作三部曲的先例，在這個時日，他有更急於要寫的題目，大家在等待寫那種題目的作品，而他正是適於寫那種題目的作者。可是我沒有把這個意思說出來，我知道說了出來他將怎樣回答我。然而，那種昏悶的天氣會長久嗎？“爭自由的波浪”
終將掀動整個的海洋。今年雁冰兄是五十歲，算他十年，到他六十歲的時候，他的紀念碑式的作品必然寫了起來而且完篇了。
我們等着吧！
原載《文哨》第一卷第3期，1945年10月1日夏丏尊先生逝世
我們要告訴讀者諸君一個哀痛的消息，夏丏尊先生在上月二十三日下午九點三刻逝世了。他害了肺病，一直沒有注意，不知道染上了多久。發覺害病在去年夏秋之交，休養了一些日子，到勝利消息傳來的時候，已經好起來，當夜的過度興奮使他沒有睡覺。再度發病在今年一月間，起初是不能出門，後來就不能離床，延續三個月，終於不治而死。他享年六十一歲。
本志在十九年創刊，夏先生是創刊當時的主編人。他與我們一班朋友不辦旁的雜誌，卻辦《中學生》，老實說，由於我們不滿意當前的學校教育。學生在學校里，應該名副其實地受教育，可是看看實際情形，學生只得到些僵化的知識。僵化的知識可以作生活的點綴品，這也懂得一些，那也懂得一些，就可以擺起知識分子的架子來，但是，僵化的知識不能化為好習慣，在生活上終身受用。夏先生寫過一篇《受教育與受教材》，闡明的就是這層意思。我們想，盡我們的微力，或許對於學生界有些幫助吧，於是辦起《中學生》來。我們自知所知所能都很有限，不敢處於施與者的地位，雙手捧出一套東西來，待讀者諸君全盤承受。我們只能與讀者諸君處於同等地位，彼此商商量量，共學互勉，就在這中間受到一些名副其實的教育。我們說“幫助”，意思就在於此。這個作風是夏先生開創的，後來雜誌雖然不歸他編了，作風可沒有改變。現在夏先生離開我們了，我們自然要繼承他的遺志，憑本志給學生界一些幫助，永遠不改變。
在目前的讀者諸君中，認識夏先生的想來不多。但是，由於本志，由於他所著譯的《平屋雜文》《愛的教育》等書，由於他參加創辦的開明書店，心目中有個夏先生在的，為數一定不少。現在我們宣佈夏先生逝世的消息，諸君該會惻然傷神，悼念這位神交的朋友。在這兒，容我們敘述關於夏先生的幾點，供諸君悼念他的時候參考。
夏先生幼年在家塾讀書，學作八股文，十六歲上考取了秀才。十七歲開始受新式教育，考進上海的中西學院，只讀了一學期。十八歲進紹興府學堂，也只讀了一學期。後來往日本留學，先進宏文學院普通科。沒等到畢業，考進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不到一年，就因費用不給回國，開始當教員，那時他二十一歲。他受學校教育的時期非常之短，沒有在什麼學校畢過業，沒有領過一張畢業文憑。他對於社會人生的看法，對於立身處世的態度，對於學術思想的理解，對於文學藝術的鑒賞，都是從讀書、交朋友、面對現實得來的，換一句說，都是從自學得來的。他沒有創立系統的學說，沒有建立偉大的功業，可是，他正直地過了一輩子，識與不識的人一致承認他有獨立不倚的人格。自學能夠達到這個地步，也就是大大的成功了。如果有懷疑自學的人，我們要鄭重地告訴他，請看夏先生的榜樣。
夏先生當教師，沒有什麼特別的秘訣，用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人生在世，舉措有種種，方式也有種種，可是扼要說來，不外乎對人對事兩項。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在教師的立場上，可以說已經抓住了對人對事兩項的要點。所以他的許多學生雖然已屆中年，沒有不感到永遠樂於與他親近的。分處兩地的寫信給他，同在一地的時常去看望他，與他談論或大或小的事，向他表示種種的關切。偶爾有幾個見解與他違異，或者因為行為不檢，思想謬誤，受過他當面或背後的指斥，他們仍然真心地愛他，口頭心頭總是恭敬地叫他“夏先生”。在他殯殮的那一天，他的一位學生朱蘇典先生走進殯儀館就含着眼淚，眼圈紅紅的，直到遺體入殮，沒有能抑制他的悲戚。朱先生五十光景了，已經留須，牙齒也有脫落，看見這麼一位老學生傷悼他的老師，真令人感動，同時覺得必須是這樣的老師才不愧為老師。目前的教育要徹底改革，已經毫無疑問，可是教育無論如何改革，總得通過教師才會見實效。
我們期望像夏先生那樣的教師逐漸多起來，配合著今後政治經濟種種的改革，守住教育的崗位，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
上月二十二日上午，距離夏先生逝世三十四小時半，夏先生朝社友葉聖陶說了如下的話：“勝利，到底啥人勝利——無從說起!”說這話以前，他已曾昏迷過好幾回，說這話的時候卻是清醒的，病容上那副悲天憫人的神色，令人永遠不忘。勝利消息傳來的那一夜他興奮得睡不成覺，在八個月之後，在他逝世的前一天，卻勉力掙扎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見幾個月來他的傷痛很深。他那傷痛不是他個人的，是我國全體老百姓的，老百姓經歷了耳聞目睹以及身受的種種，誰不傷痛，誰不想問一聲“勝利，到底啥人勝利？”自私自利的那批傢伙太可惡了，他們攘奪了老百姓的勝利，以致應分得到勝利的老百姓得不到勝利。
但是我們要虔敬地回答夏先生，勝利終會屬於老百姓的，這是事勢之必然。老百姓要生活，要好好地生活，要物質上精神上都夠得上標準的生活，非勝利不可。勝利不到手，非努力爭取不可。努力復努力，爭取復爭取，最後勝利屬於老百姓。夏先生，你安心地休息吧，待你五年祭十年祭的時候，我們將告訴你老百姓已經得到了勝利的消息。
1946年5月
“生活教育”——懷念陶行知先生關於教育的見解，千差萬別，可是扼要地區別起來，也很簡單，大致可以分為相反的兩派。就教育的目標說，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為工具；另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為人，獨立不倚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淺陋的人。就教育的理解說，一派認為受教育者像個空瓶子，其中一無所有，開着瓶口等待把東西裝進去；另一派認為受教育者自有發掘探討的能力，這種能力只待培養，只待啟發，教育事業並非旁的，就只是做那培養和啟發的工作。就教育的方法說，一派注重記誦，使受教育者無條件地吞下若干東西；另一派注重創發，不但使受教育者吞下若干東西，尤其重要的在使受教育者消化那些東西，化為自身的新血液、新骨肉。以上說的目標、理解、方法三項是一致的。前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為工具，就不能不把他們認作空瓶子，要他們無條件地吞下若干東西。后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為人，自然要把他們當人看待，自然要把培養能力啟發智慧作為教育的任務，自然要竭力使他們長成新血液、新骨肉。就受教育者的方面說，受前一派的教育是“為人”，有人需要一批工具，你是應命準備去做工具，不是“為人”是什麼？受后一派的教育是“為己”，“古之學者為己”的“為己”，發展知能，一輩子真實受用，這種教育就是陶行知先生所說的“生活教育”。
在皇帝的時代，在法西斯的國家，當然推行前一派的教育。
皇帝要人民做工具供養它，法西斯機構要人民做工具擁護它，勢所必然把教育作為造成工具的手段。但是，皇帝早已推翻了，法西斯已經打垮了，在人民的世紀中，人人要做獨立不倚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淺陋的人，就必須推行后一派的教育，如陶行知先生所說的“生活教育”。
放眼看我國當前的教育，無論認識方面、表現方面，都還脫不出前一派的窠臼。……所以陶行知先生一方面竭力提倡“生活教育”，一方面身任民主運動的先鋒。擔任教育工作的人多極了，人的聰明才智，一般說來是相去不遠的，然而像陶行知先生那樣提倡並且推行“生活教育”的有幾人？像陶行知先生那樣認清教育與其他事項關係，獻身於民主運動的又有幾人？
安得陶行知先生的精神化而為千，化而為萬，整個教育界的人都把陶行知先生作為楷模，使中國的教育一改舊觀啊！
1946年10月23日
（選自《葉聖陶隨筆?生活教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有刪減）
朱佩弦先生
本志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讀者們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朱佩弦（自清）先生，於八月十二日去世了。認識他的人都很感傷，不認識他可是讀過他的文字，或者僅僅讀過他那篇《背影》的人也必然感到惋惜。現在我們來談談朱先生。
他是國立清華大學的教授，任職已經二十多年。以前在浙江省好幾個中學當教師，也在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教過書。他畢了北京大學的業就當教師，一直沒有間斷。擔任的功課是國文和本國文學。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處事又認真，經濟也不寬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戰，不能好好地治療，休養。早經醫生診斷，他的病是十二指腸潰瘍，應當開割。但是也有醫生說可以不開割的，他就只服用了些藥品了事。本年八月六日病又大發，痛不可當，才往北大醫院開割。大概是身體大虧了，幾次消息傳來，都說還在危險期中。延了六天，就去世了。他今年五十一歲。
他是個盡職的勝任的國文教師和文學教師。教師有所謂“預備”的功夫，他是一向做這個功夫的。不論教材的難易深淺，授課以前總要剖析揣摩，把必須給學生解釋或提示的記下來。一課完畢，往往滿頭是汗，連擦不止。看他神色，如果表現舒適愉快，這一課是教得滿意了，如果有點緊張，眉頭皺起，就可以知道他這一課教得不怎麼愜意。他教導學生取一種平凡不過也切實不過的見解：欣賞跟領受這個在了解跟分析，不了解，不分析，無所謂欣賞跟領受。了解跟分析的基礎還在語言文字方面，因為我們跟作者接觸憑藉語言文字，而且單隻憑藉語言文字。一個字的含糊，一句話的不求甚解，全是了解跟分析的障礙。打通了語言文字，這才可以觸及作者的心，知道作者的心意中為什麼起這麼樣的波瀾，寫成這麼樣的一篇文字或一本書。這時候，說欣賞也好，說領受也好，總之把作者的東西消化了，化為自身的血肉，生活上的補益品。他多年來在語文教學方面用力，實踐而外，又寫了不少文篇，主要的宗旨無非如此。我們想這是值得青年朋友注意的。好文字好作品拿在手裏，如果沒有辦法對付他，好只在他那裏，與我全不相干。
意識跟觀點等等固然重要，可是不通過語言文字關，就沒法徹底了解徹底分析意識跟觀點等等。不要以為語言文字只是枝節，要知道離開了這些枝節就沒有另外的大事。
他是個不斷求知不憚請教的人。到一處地方，無論風俗人情，事態物理，都像孔子入了太廟似的“每事問”，有時使旁邊的人覺得他問得有點兒土氣，不漂亮。其實這樣想的人才是“故步自封”。不明白，不懂得，心裏可真願意明白，懂得，請教人家又有什麼難為情的？在文學研究方面，這種精神使他經常接觸書刊論文，經常閱讀新出的作品，不但理解他們，而且與他們同其呼吸。依一般見解說，身為大學教授，自己自然有已經形成的一套，就把這一套傳授給弟子，那是分內的事兒。
也很有些教授在這麼做，大家也覺得他們是行所當然。可是朱先生不然，他教育青年們，也隨時受青年們的教育。單就他對於新詩的見解而論，他歷年來關心着新詩的發展，認明新詩的今後的方向，是受着一班青年詩人的教育的，他的一些論詩的文字就是證據。但是，同樣在大學裏當教授，以及在中學裏當教師的，以及非教師的知識分子，很有說新詩是“什麼東西”
的，簡直認為胡鬧。若不是朱先生的識力太幼稚短淺，就該是那些人太不理會時代的脈搏了。
他待人接物極誠懇，和他做朋友的沒有不愛他，分別時深切的相思，會面時親密的晤敘，不必細說。他在中學任教的時候就和學生親近，並不是為了什麼作用去拉攏學生，是他的教學和態度使學生自然樂意親近他，一塊兒談話和玩兒是常事。
這也很尋常，所謂教育原不限於教幾本書講幾篇文章。不知道怎麼，我國的教育偏有些彆扭，教師跟學生儼然像個壓迫者跟被壓迫者，這才見得親近學生的教師有點兒稀罕，說他好的認為難能可貴，說他壞的就不免說也許別有用心了。他在大學裏也還是如此，學生就是朋友，他哪裏肯疏遠朋友呢？可是他絕不是到處隨和的好好先生，他督責功課是嚴的，沒有理由的要求是不答應的，我們想當過他的學生的都可以證明這個話。學生對於好好先生當然不至於有什麼惡感，可也不會有太多的好感，尤其不會由敬而生愛。像朱先生那樣的教師，實踐了古人所說“教學相長”，有親切的友誼，又有強固的責任感，那才自然而然成為學生敬愛的對象。據報紙所載的北平電訊說，他入殮的當兒在場的學生都哭了。哭當然由於哀傷，而在送死的時候這麼哀傷，不是由於平日的敬愛已深嗎？
他作文，作詩，編書極為用心，下筆不怎麼快，有點兒矜持。非自以為心安的意見決不亂寫。不憚煩勞地翻檢有關的材料。文稿發了出去發現有些小節目要改動，乃至一個字的不妥，寧肯特寫一封信去，把它改了過來才滿意。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都有點兒做作，太過於注重修辭，見得不怎麼自然。到了寫《歐遊雜記》《倫敦雜記》的時候就不然了，全寫口語，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方式，雖然有時候還帶一點文言成分，但是念起來上口，有現代口語的韻味，叫人覺得那是現代人口裏的話，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當世作者的白話文字，多數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面貌像個說話，可是絕沒有一個人的口裏真會說那樣的話。又有些全從文言而來，把“之乎者也”換成了“的了嗎呢”，那格調跟腔拍卻是文言。照我們想來，現代語跟文言是兩回事兒，不寫口語便罷，要寫口語就得寫真正的口語。自然，口語還得問什麼人的口語，各種人的生活經驗不同，口語也就兩樣。朱先生寫的只是知識分子的口語，念給勞苦大眾聽未必瞭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樣切於求知，樂意親近他人，對於語言又有敏銳的感覺，他如果生活在勞苦大眾中間，我們料想他必然也能寫勞苦大眾的口語。話不要說遠了，近年來他的文字越見得周密妥帖，可是平淡質樸，讀下去真箇像跟他面對面坐着，聽他親親切切的談話。現在大學裏如果開現代本國文學的課程，或者有人編現代本國文學史，論到文體的完美，文字的全寫口語，朱先生該是首先被提及的。他早年作新詩不少，後來不大作，可是一直關心着新詩，時常寫關於新詩的文字，那些文字也是研究現代本國文學的重要資料。他也作舊體詩，只寫給朋友們看看，發表的很少。舊體詩的形式限定了它的內容，一作舊體詩，思想情感就不免跟古人接近，跟現代人遠離。作舊體詩自己消遣，原也沒有什麼，發表給大家看，那就不足為訓了。
他的著作出版的記在這裏。散文有《蹤跡》的第二輯（亞東版，第一輯是新詩），《背影》《歐遊雜記》《倫敦雜記》（開明版）《你我》（商務版）五種。新詩除了《蹤跡》的第一輯之外，又有《雪朝》裏的一輯（《雪朝》是八個人的詩集，每人一輯，商務版）。文學論文集有《詩言志辨》（開明版），大旨是我國的文學批評開始於論詩，論詩的綱領是“詩教”跟“詩言志”，這一直影響着歷代的文學批評，化為種種的意見跟理論。談文學的散文有《標準與尺度》（文光版）跟《論雅俗共賞》（觀察版）兩種，都是近年來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企圖從現代的立場上來了解傳統”，“所謂現代的立場，按我的了解，可以說就是‘雅俗共賞’的立場，也可以說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於人民的立場”。（《論雅俗共賞》序文中的話）從這中間可以見出他日進不已的精神。又有《語文零拾》（名山版）一種。《新詩雜話》（作家版）專收論詩之作，談新詩的傾向跟前途，也談國外的詩。《經典常談》（文光版）介紹我國四部的要籍，採用最新最可靠的結論，深入而淺出，對於古典教育極有用處。論國文教學的文字收入《國文教學》（開明版，與聖陶的同類文字合在一塊兒）。又有《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商務版，與聖陶合作），這兩本書的性質同於教案，希望同行舉一而反三。他編的東西有《新文學大系》（良友版）中的詩選一冊。去年的大工程是編輯《聞一多全集》（開明版）。今年與呂叔湘先生和聖陶合編《開明高級國文讀本》《開明文言讀本》，預定各六冊，只編到第二冊的半中間，他就和他的同夥分手了。
看前面所開的，可知他畢生儘力的不出國文跟文學，他在學校里教的也是這些個。“思不出其位”，一點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從這裏可以見到個完美的人格。
原載《中學生》1984年9月號
紀念楊賢江先生
賢江先生去世一十八年，我們才來紀念他，以前只是記在心頭，沒有為他開過會，寫過紀念文字。
我跟賢江先生在商務印書館相識，同在編譯所。他編《學生雜誌》，可不是主編。他一方面顧到主編人的意旨(在當時也算不得高明的意旨)，一方面不肯放鬆讀者的利益，居然使《學生雜誌》在學生界起了不小的作用，現在的中年人還記住民國十幾年間《學生雜誌》給他的影響。這件事看似平常，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他的生活最有規律。工作時間以外，什麼時候讀書，什麼時候運動，很少有更改；偶爾去看他，見他畢恭畢敬地坐在那裏用功，立刻想起這是他的讀書時間，就不好意思多坐了。我好幾次猜想，他這麼認真，大概受過理學家那一套說法的影響，後來知道果然。但是他那時候已經是個革命者了。從階級意識說，從唯物唯心的觀點說，革命者跟理學家截然不同。然而在凡事認真這一點上，彼此是相同的(那些假冒的當然不能算在內)。從理學轉到革命的似乎很有幾位，惲代英先生也是一個。
他怎樣幹革命活動，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到編譯所來看他的人很多，會客室里時常可以見着他。青年們對他很有信仰，開什麼會往往找他去演說。他曾經邀我加入共產黨，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黨式，我沒有答應他。
他平時研讀跟着譯的大多在社會科學跟教育方面。他對於教育的見解，現在看來也還是正確的。本來，只要認定教育並非孤立的事項，只要認定教育該為什麼人服務，見解就錯不到哪裏去。我想，如果他健在到今天，也許早就到老解放區幹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吧。憑他的認真精神，配合著解放區里色色求其土生土長的風尚，在教育上該會有不少的貢獻。
他講究衛生，經常做健身操，挺挺的高高的身軀，肩膀寬闊，臉色紅紅的，誰都看得出他是個標準的健康人。不料他忽然病起來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好像是肺結核。只記得去看他的時候，他不是靜靜地坐着就是靜靜地躺着，說需要多休養。
後來病侵入了腎臟，醫治總不見好。他的夫人韻漪照料他無微不至，不說自己勞困，只為他的病在他看不見的時候皺眉。最後到日本去治，割了一個腎臟，經過相當好。可是不幾天突然轉變，他去世了。韻漪帶回來他的骨灰。
十幾年來，韻漪在學校擔任教師，艱苦的生活，勤勞的服務，直到如今。朋友間都說她不愧為革命者的遺族。一個兒子在抗戰期間進了蘇北解放區，就沒有消息，歷年來托有關方面詳細打聽，毫無結果。朋友們都想，恐怕犧牲了，可不敢當她的面說。最近上海傳來消息說她的兒子有了着落，大家替她歡喜，她的歡喜當然可想而知了。
1949年
回憶瞿秋白先生
認識秋白先生大約在民國十一二年間，常在振鐸兄的寓所里碰見。談鋒很健，方面很廣，常有精闢的見解。我默默地坐在旁邊聽，領受新知異聞着實不少。他的身子不怎麼好，瘦瘦的胳膊，細細的腰身，一望而知是肺病的形式。可是他似乎不甚措意這個。曾經到他順泰里的寓所去過，看見桌上“拍勒托”
跟白蘭地的瓶子並排擺着，談得有勁就斟一杯白蘭地。
他離開了上海就沒有再見着他，只從報上知道他的消息。
後來他給《中學生》寫過稿子，篇名現在記不起了，是從朋友手裏輾轉遞來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秘密地住在上海。那稿子好像是斥責托洛斯基的。最後知道他被捕了，被殺了。直到今年碰見之華，之華告訴我秋白先生有一些材料，遺囑說可以交給我，由我作小說。之華沒有說明是什麼樣的材料，我也沒有追問。我自己知道我作小說是不成的，先前膽大妄為，後來稍稍懂得其中的甘苦，就覺得見識跟功夫都夠不上，再不敢胡亂欺人。因而聽見有一些材料的話，也引不起姑且來試試的野心。
魯迅先生編輯秋白先生的《海上述林》是大可令人感動的。
搜輯，編排，校對，裝幀，一絲不苟，事事躬親，這中間貫徹着超過尋常友誼的崇高精神。朋友們分到一部，讀了秋白先生的大部分述作，也感染了這種崇高精神。魯迅先生寫贈秋白先生的集句對聯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這副對聯掛在許廣平先生上海寓所的客室里。每一次抬頭觀玩，就覺得他們兩位精心研討，唯願文化普及而且提高的情景如在目前，自然使人志願奮發，不敢貪懶。——可惜我的一部《海上述林》在抗戰期間給人拿走了。
《亂彈及其他》還是最近才借到的，翻過一下，沒有細看，這中間談到拼音文字的問題，寫作上運用語言的問題。中國文字拉丁化的字母是秋白先生選定的。寫作上運用的語言，在白話文運動當時沒有詳細研討，大家各隨其便，保持文言的語彙跟句式，仿效歐洲的語彙跟句式，只不過換上些“的了嗎呢”，結果成了一種能看而不便說不便聽的語言，跟文言一樣。沒有想到改革應該改換個源頭，文言的源頭在目。改換過來就得在口在耳，才能夠切合當前的生活，表達現代的心聲。到如今，不滿意白話文的人多起來了，要寫俗話，要寫工農大眾的語言。
如果推究關心這個問題誰最早，就要數秋白先生了。
他的全集必須好好地編，分類要分得精密，排次要按時期先後，校對要像魯迅先生那樣認真，還要有翔實的傳記或者年譜。
記徐玉諾
假設我沒有記憶，
現在我已是自由的了。
人類用記憶把自己纏在笨重的木樁上。
這是玉諾許多雜詩中的一首。他對記憶最感憤慨，他辨出了記憶的味道。在又一首小詩里，他說：當我走入了生活的黑洞，
足足地吃飽了又苦又酸的味道的時候，我急吞吞地咽了咽；
我就又向前進了。
歷史在後邊用錐子剌我的脊樑筋；我不愛苦酸，我卻希望更苦更酸的味道。
他的記憶確是非常酸苦的。只就他的境遇來說：他的家鄉在河南魯山縣，是兵和匪的出產地。他眼見掮着槍炮殺人的人揚長走過；他眼見被殺的屍骸躺在山野間；他眼見辛苦的農人白天給田主修堡壘，夜間又給田主守堡壘，因為要防搶劫；他在因運兵而斷絕交通的車站旁邊，眼見在塵土裏掙扎的醉漢，只求賞一個錢的娼妓，衙門裏的老官僚，沿路賭博的賭棍，東倒西歪的煙鬼和玩弄手槍的土匪，而且與他們做伴。當初與他一起的，後來他覺得他們變了，雖然模樣依舊，還能認識；這更使他傷心得幾乎發狂，嘗到了記憶的最酸苦的味道。他曾經對我說：“在我居住的境界裏，似乎很複雜，卻也十分簡單，只有陰險和防備而已!”我雖然不知道他所有的記憶，只就“陰險和防備”來想，倘若拿來擱在舌尖上，就足以使我們哭笑不得了。
他咒詛“陰險和防備”的境況和人物的詩很多。在這樣的境況和人物之中，當然只有詛咒，只有悲痛，而無所期求。但是在咒詛倦了，悲痛像波浪一樣暫時平息了的時候，他羨慕“沒有一點特殊的記憶”的海鷗。當然，他要像海鷗似的，漂浮在“不能記憶的海上”生活，是做不到的。所以他讚美顛倒記憶的夢幻，羨慕泯沒記憶的死滅，以為在這兩種境界裏，嘗到的總不是現在嘗到的酸苦的味道了。但是，夢幻不會破空飛來，死滅又不可驟得，這又引起他深沉的悲嘆。試讀以下兩首詩：現實是人類的牢籠，
幻想是人類的兩翼。
一隻小鳥——失望的小東西——
他的兩翼破碎而且潮濕；
他掙扎着起飛。
但他終歸落下。
呵，可憐的脫不出牢籠的人呀!
——《現實與幻想》
自殺還算得有意義的：
沒意義的人生，
他覺得自殺也是沒趣味。
——《小詩》
不過他在一首《春天》裏，起先敘了小鳥、小草、小孩對於春天的讚頌，以下說：
失望的哲學家走過，
逗留着無目的的尋求；
摟一摟亂髮，
慈祥地端詳着小鳥，小草，小孩……彷彿這……告訴他說虛幻的平安。
倦怠的詩人走過，
擦一擦他的眼淚，微笑蕩漾漾在枯皺的額上，彷彿這……點綴了他夢境的美麗。
在現實的境界裏，足以使他暫時滿足的只有“虛幻的平安”
和“夢境的美麗”的自然景物了。他最喜愛和自然景物相親；不僅相親，他能融化陶醉在自然景物之中，至於忘了自己。去年的初夏，他到杭州去，中途在我的鄉間住了三天。那正是新苗透出不容易描繪的綠，雲物清麗，溪水漲滿的時候，我因為工作忙，不能每天陪着他玩。他看慣了中原的曠野，驟然見到江南的田疇，格外覺得新鮮有趣。他獨自赤着腳，跨進水齊到膝蓋的稻田，撫摩溪上的竹樹，採訪農家的小女孩，憩坐在臨門的小石橋闌幹上，偃卧在開着野花的墳墓上，回來告訴我說：“我已經領略了所見的一切的意思。”後來他回魯山去了，還在信里問起他撫摩過的竹樹和踏過的稻田。他描寫景物的詩，與其說是描寫，不如說是他自己與自然融化的詩，都有奇妙的表現力，“這一片樹葉拍着那一片”，“一片片小葉都張開它的面孔來，一個個小蟲都睜開它的眼睛來”。他常常有奇妙的句子花一般怒放在他的詩篇里，不在於別的，在於他有特別靈敏的感覺。
他並不是故意做作，感覺到這樣，就這樣寫下來了。不僅是寫景物的詩，他所有的詩都如此。他並不把寫詩當一回事，像獵人搜尋野獸那樣。在感覺強烈，情緒興奮的時候，他不期然而然地寫了；寫出來的，我們叫它作詩。他的稿子往住有許多別字和脫漏的地方。我曾經問他為什麼不仔細一點兒寫，他說：“我這樣寫，還恨我的手指不中用。仔細一點兒寫，那些東西就逃掉了。”這就可知他的詩有時不免結構鬆散，修辭草率的緣故。但是也可知他的詩所以那麼自然，沒有一點兒雕鑿的痕迹，那麼真實，沒有一點兒無謂的呻吟。
他雖然有時陶醉在自然里，但是“記憶”像錐子似的在背後刺他，他不能不醒來，醒來的時候當然還是憤慨；他在福州，大半是為了吃飯，所以他覺得“勉強”。他曾經對我說：“我一切都有些勉強。”既然“勉強”，熱帶的密林和微風的海邊，於他都漠然了，他只是戀念遙遠的故鄉。故鄉雖然是兵和匪的巢穴，然而有他的母親父親在那裏。他還沒到福州，在途中就有一首題為《給母親的信》的詩：
當我迷迷糊糊地思念她的時候，就心不自主地寫了一封信給她。
——料她一字不識——
待我用平常的眼光，一行一行看了這不甚清晰的字跡時，我的眼淚就像火豆一般，經過兩頰，滴存灰色的信紙上了。
他寫了許多戀念故鄉的詩。在那些詩里，愛慕母親之外，還記掛魯山的山谷，草原，田園，家裏的小弟弟，兩頭母牛，三頭牛犢，以及父親的耕耘，小弟弟的玩弄小石子與他自己的割草。他的心時時飛過林原和海天，翱翔在所愛的故鄉。他的愛實在很熱烈而廣大。他所以有咒詛的聲音，就像魯迅先生說愛羅先珂那樣，叫作無所不愛而不得所愛的悲哀。所以他一方面咒詛，一方面又寬恕被咒詛的，同時還加上十分的憐憫。這種情形在他的詩里時常可見。從這裏就可以推知他對於和他心靈相通的幾個人是怎樣地熱誠而天真地相愛了。
他臉色蒼黃，眼睛放射出神秘的光，“亂髮乘風飄拂”，不常剃的短髭圍着唇邊。紹虞兄看了他的相片，說他是個神秘家。
我說有些兒意思，但是你如果與他見面，即使不開口談話，就能感到他真朴的心神。在他乘着小汽輪來我的鄉間那時候，我在埠頭聽見報到的汽笛，期待的心緊張到十二分了。汽輪泊定，乘客逐一登岸，我逐一打量。在許多客人的後面，一個人穿黑布衣服，泥污沾了很多，面貌像前面說的那樣，一手拿一個輕巧的鋪蓋，一手提一隻新的竹絲籃，中間滿盛着枇杷香蕉等果品。我彷彿受着神秘的主宰命令似的，搶先緊握着他的胳膊，“你——玉諾？”他的目光註定在我的臉上，幾乎使我想要避開，端詳了一會兒，才把鋪蓋也提在提籃子的手裏，隨即緊握着我的手說，“你——聖陶!”這當兒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只感到滿足，至今也忘不了。
1924年8月16日
胡愈之先生的長處
胡愈之先生是我們《中學生雜誌》的老朋友，從《中學生雜誌》創刊到復刊，他一直給我們許多幫助，不但為我們寫文字，還幫我們出主意，定規劃。如今的新讀者也許不很知道胡先生其人，可是從五年之前起往上溯，那時候的讀者一定知道他。假如那時候的讀者在《中學生雜誌》以外還看旁的雜誌，接觸他的文字更多，那就不但知道他，並將永遠地記住他了。
今年得到消息，說胡先生在南洋某地病故了。朋友們聽了，都感到異樣地悵惘，與他做朋友很少會是泛泛之交的。消息極簡略，可是據說十之八九可靠。我們真箇失掉了這位老朋友嗎？
於是大家作些文字來紀念他，彙刊在這兒，成個特輯。萬一的希冀是海外東坡，死訊誤傳。如果我們有那麼個幸運，等到與他重行晤面，這個特輯就是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的憑證，也頗有意義。
我不想在這兒說我與胡先生的私交，因為這在一般讀者看來，沒有多大關係。我只想說胡先生的自學精神。他沒有在中學畢業，從職業中學習，從生活中學習，始終不懈，結果既博且通，為多數正途出身的人所不及。我們經常標榜自學，也許有人以為徒然說得好聽，難收真實效果。但是我們可以堅決地說絕對不然，胡先生就是個最可憑信的實例。
我只想說胡先生的組織能力。他創設了許多團體，計劃了許多雜誌與書刊，理想不嫌其高遠，而步驟務求其切實。他善於識別朋友的長處，加以運用與鼓勵，使朋友人人盡其所長，把團體組織得很好，把雜誌書刊辦得很好。這種能力，在現代社會中是極端需要的，卻又是一般人所極端缺乏的。章程議定，計劃通過，招牌掛起，下文就沒有了，是我們常見的事。但是我們深切地知道，要真箇干一些事，非有胡先生那樣的組織能力不可。
我只想說胡先生的博愛思想。我想這或許是從他學習世界語種下根的。世界語原來不僅是一種工具，其中還蘊蓄着人類愛的精神。後來他入世更深，知道普遍的人類愛還是未來的事，在當前，有所愛就不能不有所憎，愛的方面越真切，憎的方面也越深刻，深刻的憎正所以表現真切的愛，而表現的方式不限於用口用筆，尤其緊要的是用行為。在後半截的生涯中，他奔走各地，栖栖皇皇。計劃這個，討論那個，究竟何所為呢？為名嗎？為利嗎？都不是。無非實做“有所為”三個字而已。為什麼要“有所為”？本於他那種博愛思想，只覺得非“有所為”
不可而已。
我只想說胡先生的友愛情誼。這與前一點是關聯的。朋友之可貴，不在聚集在一起吃點兒，喝點兒。一個人既要“有所為”，他知道無論什麼事絕不是獨個兒辦得了的，必須與他人通力合作才成，那時候朋友就像自己的性命一樣，友愛情誼自然而然深摯起來。近來有幾位朋友與我談起，朋輩之中。胡先生最篤於友誼，他關顧朋友甚於關顧他自己。在感嘆家說起來，這是“古道”，如今不可多得了。其實這也是“新道”，唯有不“古”不“新”的人物，才以為友誼是無足輕重的。
以上說了四點，自學精神，組織能力，博愛思想，友愛情誼，是胡先生的長處，我們一班朋友所公認的。關於這四點，都沒有記敘及具體事實，因為幾位朋友的文字中都有敘及，不必重複了。
在紀念人物的文字中。有句老調，“我們要學某人的什麼什麼”。我不想學這句老調。我以為看了幾篇紀念文字就會“學”
起某人來，沒有這麼簡單，“學”的因素很多，種種因素具備了才得完成個“學”字。不過，看了幾篇紀念文字，在思想行為上發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如茅盾先生說的，受了那人物的感召力，是可能的。現在我們紀念胡先生，一位可敬的朋友，寫了幾篇紀念文字，這幾篇文字如果能在讀者的思想行為上發生若干影響，那就不是浪費筆墨，我們對於胡先生的懷念也可以稍稍發抒了。
在本志復刊后第十八期中，登過胡先生的一篇《論進步與後退》，現在在本期重印一次，讓讀者們再與他接觸一回，聽聽他那非進步不可的論調。
1945年
鄰舍吳老先生
一天早晨，太陽很好，可沒見同院的吳老先生出來曬他的手提皮箱。一打聽知道他病倒了。說是病其實不大貼切，既不發燒，又沒什麼痛楚，不過頭腦有些兒發漲，胸口有些兒發悶，就懶得起來。他那兒子任夫先生，一個公務員，對我解釋道：“只為昨天表兄來了，隨隨便便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呢？”
“家父問他家鄉情形怎麼樣，他說秩序還不錯，地方上跟日本人處得很好，日本人常常說，你們這兒的人是最出色的中國人。就是這一句話。”
“他老先生聽了怎麼說？”
“他聽了閉上眼睛皺着眉，不說什麼。半晌才看定了我，‘我決意做遷川第一代世祖了。’他說，‘最出色的中國人，日本人親口評定的，咱們不能跟他們一夥兒住。我是老了，無所謂，你還年輕，還有小林兒，我希望你們的骨頭有些斤兩。四川也好，就住四川吧。往後有人問你貴處哪兒，你就說敝籍四川。
千萬不要把家鄉的名兒說出來。打這會子起，我對家鄉的名兒感到羞愧，我不好意思再說我是某地方人。’他老人家說了這麼些話，到夜就沒有吃晚飯。”
“他老先生原是最巴望回去的，聽說成渝鐵路又將動工他高興，聽說盟國在計劃發展民航事業他高興，今兒勝利等不到明兒動身似的。”
“你看他見着太陽總不忘曬他的手提皮箱，只怕動身日子一到，為了曬皮箱耽擱。”
“他老先生真的就橫了心，不想回去了嗎？”
“我想也不過說說罷了。昨天他說了，我當然順着他，說做四川人也好。到那一天把日本人趕了出去，我們還不是鑽頭覓縫想辦法，最好擠上頭一班下水船？我們為什麼不回去？你想，人家是動也沒動一動，死守在本鄉本土，當順民，當小漢奸，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哪兒還說得嘴響？我們可完全不一樣，我們是吃盡辛苦，跑了幾千里路，跟着政府內遷的，我們是義民——誰說的，一下子想不起來了，總之沒有錯，我們是義民。
地方上有什麼事啊務的，還不該由我們來承當？就是說兩句公眾話，我們的當然也特別有力量。我們為什麼不回去？”
我雖然跟他們吳氏父子一樣，家鄉還在淪陷中，自己是寄寓在四川，可沒有想到將來回去可以享受特殊權益。像任夫先生說的。我想這個想頭有些妙，一時說不下去，只見任夫先生嫌他的身材不夠高似的，狠狠地挺了一挺。
兩天過去，吳老先生好了，可是從此以後，太陽雖然，再沒見他曬他的手提皮箱。廊沿前他種着兩盆石斛，以前幾乎見我一回說一回，石斛這東西滋陰，清內熱，煎湯喝是最妙的飲料，回去的時候一定要帶着走，哪怕多花些腳力，川石斛，在下江是太名貴了，這些話現在他也不再說了。
他改變了不出門的習慣，正月初七游草堂寺，春二三月青羊宮趕花會，四月初八望江樓看放生，有什麼應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回來就氣吁吁地躺在廊下那張竹榻上，見着我或是他兒子，往往說“成都確也不錯，成都確也不錯……”有時還加上說：“只是菜吃不慣，住了足足六個年頭還沒有慣，樣樣要加些花椒面和辣子，還有蔥蒜，簡直是跟舌頭鼻子為難。”
門前有挑着樹苗賣的，隨便講價講成了，他老先生買了兩株橘樹苗。他叫他兒子種在院子裏，他在一旁相度，兩株該距離多少遠將來才可以各自發展。種停當了，他坐下來，自言自語道：“開花，總得七八年；結果，總得十來年吧。不過沒關係，反正有人聞它的花香，吃它的橘子就是了。”
從橘子談到了四川省的水果。他說除了橘子，廣柑，蘋果，龍眼以外，其他都不好吃，尤其是枇杷，一層厚皮包着幾顆核兒，單單忘了長肉。他說他們家裏有兩株大枇杷樹，每年結上五六擔，紅毛白沙，個兒有核桃大，甜得勝過冰糖，冰糖沒有它那股鮮味。他說現在是采枇杷的時令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突然朝我說：“葉先生，古人說到處為家，你看是不是有些道理？”
“人不比樹木，樹木生根在地里，移動不得，人當然可以到哪兒住哪兒。”我迎合老先生的意思。
“你看，這兒四川這麼多人，打聽他們的祖先，都是旁的地方來的。他們來了，住下了，一樣在這兒成立了家業，長養了子孫。”
任夫先生朝我看看，同時擦掉他手掌心的土。
吳老先生低下頭，喃喃地念着不知道哪兒來的文句：“其俗柔靡，人輕節義……”
1944年5月5日作
好友賓若君
前晚，善兒將睡，倦意已籠住他的眉目，忽然懊喪地說，“聽濟昌說，明天他要跟着祖父母母親回蘇州去了。”
濟昌跟善兒同班，是善兒最好的朋友。當善兒說起學校里的玩戲時，我們往往不待思索地問：“是不是跟濟昌？”或者陳說功課的成績時，我們也常常會問：“那麼濟昌的成績怎樣？”
聽善兒這麼說，知道離別之感侵入他的心了。而在我，更觸動了似已淡忘而實在是有意避開的生死之感，於是頗覺凄然。
濟昌的父親賓若君，我永遠紀念的好友，是給火車輪碾傷而慘死的。在我粘貼照片的簿子裏，有他一幀半身的遺像，我在上邊題着“是具真誠能實行的教育家”十一個字。
賓若君在角直當高小學校校長，先後邀伯祥與我去當教員。
本來是同學，猶如親兄弟一樣，復為同事，真箇手足似的無分彼此，只覺各是全體的一部分。我因年輕不諳世故，當了幾年教師，只感到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時甚且是苦的；但自從到角直以後，乃恍然有悟，原來這裏頭也頗有甜津津的味道。
賓若君不好空議論，當然也不作現在所謂宣傳性質的文字，他對於教育只是“認真”，當一件事去干。在到角直之前，他在詩人所縈系的虎丘下的七里山塘當小學校長。山塘的店家每看賓若君的往還作他們的時計；而學生家屬有難決的事，如關於疾病資產營業等的，賓若君往往是他們的重要顧問：這就見得他不單是個教讀書寫字的教師。
我與他同事以後，只覺得他的誠懇遠過於我，竟略帶壓迫的力量。學生偶犯過失，他招犯過失的學生到他的辦事室里詳細地開導，嚴正而慈祥，往往是一點鐘兩點鐘。末了，那學生擦着悔悟的眼淚退出來，賓若君自己的眼眶也好像濕潤了。他熱心於衛生常識的傳授，以為這是一切的基本，所以講刷牙齒洗澡等每至兩三星期，講了之後，見學生一一照着做了，他才放心。
他並不主張什麼教育什麼教育，像其他的教育工作者。
他的唱歌是學生時代早著名的，曼聲徐引，有女性的美而無其靡。課畢，學生回去了，我們有時沽酒小酌，酒既半醺，他按拍而歌，雙顏紅潤，殊覺可愛。數闋以後，歌者聽者皆覺無上快適，已消散了積日的辛勞。
我對他也有不滿意之點，就在他略帶粘滯的性質。他總是“三思而後行”，而我以為未免多了一思或兩思。但是輕忽僨事的先例正多呢，像他這樣審慮再四，欲行又止，即從最平常的方面說，也未必不因而少僨了幾件事。所以我的不滿意只因彼此的氣質有不同罷了。
那年暑假已過，我因父親去世，移家住南直。賓若君家裏有事，來了又回去，說兩三天就來。但是第三天沒有來。他是不肯失約的，這不來頗使我們疑怪，揣度的結論是他害病了。
次日傍晚，兩條航船都已泊在埠頭，連船夫也散得渺無蹤影，而他仍杳然。我與伯祥回家，正在談論不知他的病重不重，那每晚來一趟的瘦臉郵差送信來了。伯祥接信，看了看，似乎放心又略帶驚訝地說：
“果然，他病了，這是他的老太爺寫的。”
“啊!”伯祥抽出信箋看，突然叫起來。我趕忙湊近去看，八九行的話，似乎個個字是生疏的，重看一遍方才明白。信里說賓若君在崑山下車，車尚未停穩，失足陷入月台與車身之間，致下身被軋受傷甚重；現由路局送回蘇州，入福音醫院醫治；醫生說暫時沒有把握，要看一兩天內經過情形再說。
這消息於我們真是一聲霹靂似的震撼；也不是悲傷，也不是驚慌，實在無以名心頭一時的情狀。想到這個具有真誠的心的可貴的軀體正淌着紅血，想到老年的父母親愛的哥哥正在傷心這猝然降臨的不幸，我們的心都麻木了……次日，這消息震蕩了全校的心，有如突然來了狂飆。
又次日，我們買舟到蘇探視。原是懷着寒怯的心情的，到望見福音醫院低低的圍牆時，全身彷彿被束縛了，不相信等會兒會有登岸跨進門去的勇氣。“但願是夢裏吧!”這樣無聊地想。
真同夢裏一樣，恍惚地登岸，恍惚地進醫院的門。繁密的綠葉遮蔽了下射的陽光，細沙路陰森森的，樹以外飄來禮拜堂里唱頌禱詩的沉靜而稍帶悲哀的聲音，一縷哀酸直透心胸，我流淚了。
前邊來了賓若君的大哥勖初君，我們迎上去問，差不多都噤口了，只簡短地低低說：“怎樣？”
勖初君的眼睛網着紅絲，惘然的，想來已經過度失眠而且流了好些眼淚吧。他搖頭默嘆，說賓若君失血太多了，至於十之六七，大半身無處不爛，腸也有被軋出來的，簡直無望了。
立刻要去看見的是個未死而被判定必死的好友，還能有餘裕想什麼！無形的大石塊早已緊緊壓住我們了。我們承着這無形的大石塊踅進病房，一切所見全是浮泛的，也不曾嗅到病房裏特有的葯氣或者其他氣味。
賓若君蓋在紅色的被單之下，這個想是醫院裏特別預備來混淆可怕的血跡，以減輕視疾者的憂懼的吧。但是我們明知這裏掩蓋着半截腐爛了的身體，雖用紅色，又有什麼用呢？他的臉色純乎灰白，眼睛時時張開，頭髮亂結像衰草。他神志還清，抬起眼來望着我們，說：“你們來看我了，謝謝。我的毛病……學校……唷……唷……”一陣劇痛打斷了他的話。
除了“你放心養病，一切都有我們在”這樣虛空的安慰語，還有什麼可說的？不知怎樣的，兩條腿就把我們載出這間病室，與直躺着的賓若君分別了。傷心呵，這就是永遠永遠的分別，我竟不曾仔細地多看他一眼。
記得床頭站着個悲傷的影子，默默的，低頭，是賓若君的夫人。
受傷后的七天，賓若君才離開了人世。我因牽於校課，不曾去送殮。後來知道，賓若君在最後的兩三天裏是吃盡了劇烈的痛楚的。血流得越多，殘破的肌肉和內臟越發不可收拾，痛覺也越見厲害。不知幾千百回的沉吟哀號，不知幾千百回的輾轉反側，使在旁侍奉的人想不出一點兒辦法。醫生給他打嗎啡針，麻醉他的痛覺，但是不見有效，還是一陣陣的痛。後來他實在擔當不住了，對自己的命運也已明白，含着眼淚哀懇他的二哥致覺君說：“二哥，你是我的親哥哥，疼我的，請設法讓我早點兒死吧!”
致覺君是個誠篤的人，雖然萬分傷心，卻同意賓若的要求，就去與醫生商量。
把病人看作死物一般的醫生只是搖頭；他們對於病人親屬的眼淚和哀泣，視同行雲流水，無所動心。
“他不是絕對沒有希望了嗎？”
“是的，絕對沒有希望。”
“他當不起強烈的痛楚呢!”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給他打針。”
“打了針還是痛。”
“這就沒有辦法了。”
“與其聽他多延時刻，多吃痛苦，還不如讓他早點兒解脫，這是我們對於他的唯一幫助，我們是人，人有同情心，不這樣做是我們的罪過!”“向來沒有這個辦法。”“哥羅仿(三氯甲烷)之類，你們不是慣用的嗎？只要分量適合，給他一嗅，就完事了。”
“我不能依你，因為我是醫生。”
“病人自己願意。”
“不相干。”
“我用病人的親哥哥的名義給你寫筆據，並且簽字在上面!”
致覺君鬱悒久了的心情一不自禁，淚珠與哭聲迸裂而出，鶻落地跪在醫生面前。“醫生，我求你，求你的仁慈，請你依我的話!該是犯罪，是殺人，都由我承當!”
“但是醫生的宣誓是絕不弄死一個還有一線生機的生命。”
“不管病人比死還難堪的痛苦嗎？”
“雖然痛苦，生機未盡的絕不能絕滅他的生機。”
“這是人情嗎!”致覺君轉為憤憤了。
“不問人情不人情，當醫生就得如此。”醫生還是那樣冷靜。
於是致覺君只得懷着自己害了弟弟似的歉意再去坐在賓若的榻前，直看他的生命一絲一絲地自己斷絕。
賓若君受傷的消息才傳出的時候，好些人就開始“逐鹿”，希望繼任校長；他們用了各色各樣的方法，有巧捷的，也有拙劣的，這且不說。到他的死信傳來，學校里立刻籠罩着一重慘霧，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特地為他唱追念的歌，特地為他刻碑砌入教務室的牆壁，都是憑神靈如在的信念來作的。
開追悼會的一天，致覺君出席致感謝。還沒有開口，出於天性的友愛的眼淚先已流滿兩頰，開口時是凄苦的聲音，我忍不住，低下頭來哭了。
各有各的傷心，可以達到同樣的深度而各異其趣，所以說誰最傷心其實是不合的。但是據傳聞的消息，賓若君的母親太傷心了。她因賓若君死於火車，視火車如殘暴的惡魔。可是住家貼近西城，每天城外來往的火車不知經過多少回，就得聽不知多少回凄厲的汽笛。她聽着，心就震蕩了，彷彿還將奪去她的別的寶貝！有時惘然失神了，有時泫然掉淚了。憂傷痛苦籠罩她的一切，差不多沒法繼續她的生活。
關於招魂之類的方術經人推薦，就時時一試。這當然是迷信：但是只要想起母性的生死不渝的愛，你就不會有那種心存鄙棄的輕薄想頭了。
其中一個術者聲譽最高，也說得最動聽。她說賓若君已在某某菩薩座旁為童子，光明而快樂；如果生者多多給他念些經卷，升天成佛是十分穩當的。
這是一條新的道路!她開始念經，憑着堅強的信念，以為果得升天成佛，也就差足安慰。直到現在，念經是她的日課——將永遠是她的日課了。
然而念經完全替代了憂傷痛苦嗎？此殊未必，有一事可以證明。前年江浙戰爭，他們全家搬來上海，住在致覺君那裏。
每天下午沒到四點半，她就倚着樓廊的欄杆，望致覺君歸來。
望到了，這才安心，知道放出去的寶貝重複回到掌中。致覺君偶或因事遲歸，雖經先期稟明，她必對燈等候，直到看見兒子的笑容確已呈現於面前，然後去睡。使她致此的根源，不就是永遠不能磨滅的憂傷痛苦嗎？
有時經過致覺君家，望見賓若夫人寂寞的側影，或在灌花，或在閑立，心頭就不禁暗淡了。抱着終生的悲哀，為恐傷翁姑的老懷，想來時時要自為斂抑吧；而為孩子的前途起見，想也不願意多給他傷感的印象：於是只有悶悶地暗自咀嚼那悲哀的滋味，這比起哀號長嘆，盡情傾吐來，其難堪豈止十倍。
看見濟昌，我同樣地黯然，雖然他是個蘋果紅的面頰烏亮亮的眼睛的可愛的孩子。賓若夫人對於濟昌，聽說是竭盡了所有的心力的，差不多自己生存的意義就是為著孩子。
濟昌與善兒成為很好的朋友，我覺得安慰，父親與父親突然中斷的緣分，讓他們好好接下去，直到永遠吧!有一次，善兒來說濟昌小病新愈，在家寂寞，濟昌的母親的意思要他去陪着濟昌玩兒。我聽說，催善兒立刻去；能夠使人慰悅的事總是我們應該做的，何況需要慰悅的是濟昌母子倆！
現在，兩個孩子暫時分別了。我願他們永遠是很好的朋友。
這不單是濟昌的母親祖父母伯父等以及我的歡喜，也該是永生在我意念中的賓若君的極大安慰。
1926年11月7日
鄰居
那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在門前玩兒。他向前走，兩隻手伸到後面來牽住我的兩隻手，算是拉黃包車。我一搖一擺跟着他。
他嘴裏叫喚：“黃包車來了，黃包車來了。”
忽然一輛腳踏車從里門口閃進來。我並不特意去看，可是知道騎在車上的準是住在我們西首的那個日本孩子。不過一眨眼的工夫，腳踏車已經到了我們身邊。為要讓開我們這一輛“黃包車”，那日本孩子把車柄向左旋轉。不知道怎麼樣，他旋轉得不得法，車身卻向右翻轉來。他趕忙跳下車來，這就撞到了我們的“小黃包車夫”。
“哇……”弟弟哭了。他的胸脯貼在地上，兩隻手支撐着，兩隻腳一上一下地亂動。
我有點兒動怒，用兩隻手托着弟弟的胳臂，把他扶起來。
啊，刺眼的鮮紅!他的張開的嘴唇塗著一腔血。
“對不起，對不起。”日本孩子用中國話表示歉意，同時把腳踏車靠在他自己門前的牆上。迴轉身來，看着鮮紅的血，他也慌了，滿臉漲紅，直到頸根。他想了一想，說：“我去拿冷開水，冷開水。”就嗒嗒嗒跑進他家裏去。
一會兒冷開水拿來了，還有消毒棉花。他蹲下身子，用棉花蘸了冷開水，在弟弟的嘴唇內外輕輕地擦。弟弟還是“哇……”
地哭，豆粒大的淚珠一顆顆滾下來。這時候我好像醫生的一個助手，把弟弟的後腦勺托住，使他的面部仰起一點兒，同時安慰他：“不要哭了，一點點痛算得什麼呢？”
“還好，還好。”日本孩子把弟弟嘴唇上的血擦去之後，放心地說。的確還好，只上唇和下唇的粘膜各有三四分寬的一處破碎，鮮紅的血還在滲出來。
媽媽聽見聲音跑出來了。她問明了原因，又知道弟弟並沒受到旁的損傷，就拍着弟弟的身軀說：“你再張大了嘴哭，血要出不止哩。不要哭吧，我們進去看圖畫書去。圖畫書上有高背心的駱駝，長脖子的鹿，很好玩的。”
弟弟聽見圖畫書，漸漸停止了哭，一隻手擦着眼睛，一隻手牽着媽媽往家裏走。
日本孩子挺直了身子，又誠懇地說：“對不起，對不起。”
這時候我的怒氣已經消散了。我回答他說：“你不必放在心上。你也並不是有意的。”
“當然並不是有意，不過你弟弟吃這個小苦頭，總是我累他的。”他說著不純熟的中國話，態度像一個在先生面前悔過的學生。
第二天傍晚，他到我們家裏來看我弟弟。帶來四個嫩綠色的餅，算是送給我們的禮物。
弟弟的嘴唇已經結好了，留着兩個殷紅的瘢，他看嫩綠色的餅很可愛，就取一個在手裏。
日本孩子說：“這是日本的東西，皮子和餡兒都是豆做的。
味道還清美。你們嘗嘗看。”
我請他自己也吃一個。味道的確不錯，比起我們的月餅來，沒有那麼甜，也沒有那麼膩，真夠得上“清美”兩個字。
從此之後，我和他遇見了常常隨便談話。我才知道他是生在上海的，在一家日本書店裏當學徒。他父親在一家日本的什麼鋪子裏做夥計，到上海來將近二十年了。
他告訴我日本的種種風俗：門首放着斜劈的青竹竿是什麼意思，屋頂上矗起魚形的布袋子是什麼意思。他告訴我住在日本的他們的親友的苦況：做夥計的找不到職業，種田的吃不到自己種出來的東西。
我也把我家的情形告訴他。因而說起“一?二八”那一回打仗把我家什麼都毀了，光剩幾個人沒死。像小鳥做窩一樣，今天銜一根柴，明天銜一棵草，我們把家從新建立起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真像一個家，有了箱子沒有櫥，有了棉的沒有夾的。
“我們也一樣!”他激動地說，“那時候我家住在寶山路旁邊，炮彈把我家什麼都毀了。比起你們來，我們這場災禍尤其沒有名目。你們算是為國犧牲，我們算什麼呢!”
“你們當然也是為國犧牲啰。”我順口這樣說。
“這是你挖苦我了。他們胡鬧，他們喜歡強盜行為，我們為什麼要為他們犧牲呢!”他的聲音有點兒發抖，他的眼睛裏含着憤怒。
我抱歉地說：“請你原諒吧，我不應該這樣說的。總之，你們的犧牲和我們的犧牲，都得上在那批喜歡干強盜行為的人的賬上。”
“這樣說才對了。”他點點頭。接着他又恨恨地說：“日本人中間有那批人，是日本人的羞恥!我是一個日本人，在這一點上，我真實地覺得對不起你。”他說著，緊緊握着我的手。
我心裏着實有點兒感動，可是我回答他說：“你覺得對不起我也沒有什麼用處。我們總得鍛煉自己的力量，用力量對付那批人，使你再不用覺得對不起我。”
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些，過了一會兒才說：“我們也得鍛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我們東首那家人家搬走了。過了三天，就有新搬來的。搬來的東西有矮矮的紫檀幾，鋪地用的厚席，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家。隨即看見我們的新鄰居只有夫妻兩個，沒有小孩。男的濃眉毛，高顴骨，連鬢短髭鬚。女的很瘦弱，塗了滿臉的粉，一副可憐樣子。
後來就難得看見那男的。只是女的出去買東西，提了水桶沖洗門前的一段水門汀地。據西鄰的日本孩子告訴我，他打聽明白了，那男的是什麼會社裏的高級職員。
一天夜間，我睡熟了，突然被一種聲音驚醒。“砰!砰!
砰!”好像木匠在拆板壁，掄起斧頭死命地敲。我張開眼睛看，媽媽起來了，衣服沒有扣整齊，手裏抱着縮作一團的弟弟。爸爸的聲音在亭子間裏，帶着怒氣問：“你做什麼？你做什麼？”
回答是“砰!砰!砰!”還有嘰里咕嚕的許多話，聽不清什麼，可是辨得出那是罵人的調子。
我趕忙穿衣服，下了床，向亭子間跑去。雖然媽媽阻止我說：“不知道是什麼蠻橫的人，你不用去看。”可是我並沒有聽從她。
我從亭子間的窗口望下去，看見一個人像理髮匠捶背似的在敲我家的後門，“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路燈的光照着他的臉，濃眉毛，高顴骨，正是我們東首的新鄰居。
他的腳步有點兒站不穩，敲了一陣，身軀搖了幾搖，就向前直撞，不得不伸起兩條胳臂來支撐住。
“半夜三更，你來敲人家的門，做什麼？”爸爸提高了嗓子問，完全改變了平時的聲調。
又是一陣“砰!砰!砰!”大概他的手覺得痛了，換了腳踢。
門框震動，波及亭子問的牆，好像就要坍下去似的。他的嘴裏沸水壺一般翻滾着日本話，我們聽不懂。
這時候里里的人聽見聲音出來了，男男女女聚了二十幾個，中間有幾個日本人，西鄰那孩子的父親也在裏頭。他走過來同濃眉毛搭話。濃眉毛這才攤手攤腳地回答他，一會兒指指我們，一會兒向空中舉起他的拳頭。
西鄰那孩子的父親聽明白之後，他用中國話告訴我們，說那人來敲門，為的是我們家裏有一個孩子罵了他家“東洋烏龜”，特地來找大人論理的。
這個話真把我氣得要死。孩子，我們家裏只有兩個。弟弟年紀小，獨個兒不會出門。那麼罵他家的就是我了。我為什麼要罵他家呢？討一點兒嘴上便宜，學那種孱頭的行徑，我是向來不幹的。我就對爸爸說，我絕不說謊，我沒有罵過他家。
爸爸托西鄰那孩子的父親告訴那人，憑正直的中國人的名義答覆他，我們沒有罵過他家。
那人顯出不相信的態度，臉紅紅地說了許多話，接着又回身敲我家的後門。幾個日本人商量了一會兒，走近來把他扶住，大概向他說些勸慰的話，同時推推挽挽地送他進他家的後門。
人散了。各家的門咿呀地關上。只聽隔牆的樓梯蹬得騰騰地響，打着罵人調子的日本話滔滔不絕。
我們受了這一場誣賴，心裏都感覺不痛快，重行睡到床上，一時睡不熟。忽聽“啪!啪!”兩下，是手掌打着皮肉的聲音，隨即有嗚嗚咽咽的女子的哭聲。“啪!啪!”又是更重的兩下，哭聲突然尖銳起來，拖下去轉作震蕩的調子，可以想見那個滿臉白粉的女人正在打滾呢。
我聽，聽，聽，哭聲漸漸模糊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學校去，西鄰那孩子正騎着腳踏車出門，看見了我就下車來和我一同走。他告訴我，父親方才對他講昨夜的事，原來那人喝醉了酒，先前不知道受的什麼氣，酒下肚就找人家生事。他又說里里的幾個日本人都派那人不是，沒憑沒據，怎麼能隨便誣賴人家，半夜裏亂敲人家的門？
我聽說那人喝醉了酒，心裏倒寬了不少，胡作胡為都不由他的意思，我們又何必怪他？我接著說：“他醉得很可以了，昨夜回到家裏，還打他的妻子呢。”
“他氣到那樣地步，想來真有人罵了他了。你是不幹這種沒意思的事的，我相信你。可是有些人卻在那裏干。我在路上經過，耳朵邊也常常聽到‘日本小鬼’的罵聲。”
“這不能怪他們，中國人和日本人感情太壞了。”
“我也知道這一點，所以每聽到一回罵聲，我不恨那罵我的人，卻另外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
談到這裏，我們已經走到里口。他就跨上腳踏車到他的店，我到我的學校。
這一天下午，我從學校回家，看見有一個巡官三個警察坐在客堂里。那麻臉的巡官看見了我，把頭歪一歪，問道：“罵人的就是你嗎？”
“罵什麼人？”我不明白。
巡官努着嘴向東牆示意，說：“隔壁的日本人。”
媽媽替我回答說：“我們沒有罵過他家，剛才已經對你說過了。”
“不行啊。你們沒有罵過他家，他到領事館去可說你們罵過他家，領事館就向我們說話來了。”
我聽說，把寬恕那人的心情完全打消了，他硬要咬定我們，真是無賴的行徑。我恨恨地說：“他自己喝醉了酒，誣賴人家，半夜三更亂敲人家的門，他應該受擾亂公安的處分!”
“他應該受處分？他要求我們處分你們呢!告訴你，小弟弟，現在是什麼日子，你要搞清楚。對日本人應該客客氣氣，上頭有命令，我們要同他們和睦。總不要嘴裏不乾不淨，也不要暗裏扔一塊小磚頭，射一片細竹片。鬧出事情來就是交涉，交涉!
你這小身體擔當得起嗎？”
巡官的態度倒並不凶，他像學校里的先生，我是在他面前受訓誡的學生。可是那訓誡我實在受不了，彷彿有許多尖刺，從後腦勺沿着背脊一直刺下去似的。我避開了那個麻臉，我自顧自解開我的書包。
這當兒，爸爸回來了。巡官把那一套話重說了一遍，又說現在沒有別的，無非警告我們的意思，以後可千萬要當心。
爸爸的臉色很不好看，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以前我們沒有罵過他家，以後也絕不會無事無端罵他家，請你放心好了!”
於是他們四個去了。可是我們吃過晚飯以後，又有兩個警察被派了來。先在我家客堂里坐坐，據說要在這裏看守個通夜，一個前門，一個後門。爸爸說：“我們這裏並沒有事，做什麼要看守呢？”
“只怕你們闖事呀！”一個太監臉的警察說。
“我們沒有闖過事，做什麼要防我們闖事呢？”爸爸的聲音又像昨夜對那敲門人說話時候一樣了。
另一個警察按一按他那紅鼻子，向東牆努着嘴說：“你要知道，他們不好纏呢。你們沒有闖過事，我們也清楚。有我們在這裏看守，你們也省得受冤枉。我們原是來保護你們的。”
“這樣說起來，我應該感謝你們呢。——對不起，我家要關門了，請你們到外邊去吧。”爸爸帶着冷笑送客。
太監臉的警察從前門出去。紅鼻子的警察從後門出去。他們都顯出一副不高興的臉色。是爸爸的話使他們難受呢，還是不情願擔任一夜的露天看守？我可不知道了。
我們睡到床上，只聽皮鞋底的鐵釘一步一步打着水門汀地發響。
下一天早上，派來兩個警察調班。到了下午，太監臉和紅鼻子又來上班了，他們把我家的客堂作為休息所，坐下來抽一支香煙，討一杯茶喝，還雜七夾八談些關於他們私生活的事情。
我們問他們：“這看守的差使什麼時候才完了呢？”他們扮一個鬼臉，說：“不知道呀。”
再下一天早上，我又遇見西鄰那孩子。他告訴我說：“東首那傢伙經人家派他不是，臉上下不過去，他就堅持他的醉話，報告了領事館。真是活見鬼，你看，警察守了兩夜了。而且，他去領事館不止一趟，聽說昨天又去了。”
“那麼今天或許又有什麼新花樣發生了。”我預感地說。
我的預感果然應驗了。下午放學回家，看見一個什麼員帶着四個警察坐在那裏等我爸爸。媽媽對我說，他們一家一家都去關照過了，因為我家情形特殊，非等爸爸回來當面關照不可。
媽媽又說：“有些人家在怨我們呢。他們不問事情的底細，只說我們闖事，累他們住得不平安。”
我聽了感到異樣地不舒服，只好對媽媽苦笑。
爸爸回來之後，那什麼員像訓斥屬員一樣滿不在乎地說：“據說昨天又有人在罵你家隔壁那位鄰居了。”
“他說是我嗎？我的女人嗎？我的孩子嗎？”
“倒沒有說，總之又有人在罵他就是了。”
“那我可不知道。也用不着叫我知道。”
“我對你說，對待日本人總要有禮貌，客客氣氣，和和睦睦，才是道理。你是讀書人，應該看見了上頭的命令。在你們這地方，尤其要當心，因為日本人住得多。一家不安分，鬧出事情來，大家都吃虧，不是耍的。”
“請教你，你這個話為什麼要向我說呢？”
“不只向你說，一家一家都說過了。因為事情是由你們家裏起的，所以特地當面對你說。”
“由我們家裏起的？”爸爸的臉色發青了。
“嚇，他昨天還在說呢，先是你家的孩子罵了他家。”那什麼員轉過他那肥臉對着我，點點頭說，“恐怕就是這個孩子吧。”
我正在想，把那個肥臉重重地打它幾下倒是痛快的事情，爸爸忽然頓一頓腳，用力地說：“他還在說，好，我同他決鬥去!”
那什麼員一把拉住爸爸的衣袖，肥臉上現出慌張的神色，說：“你能不能輕一點兒說？決鬥，哪裏可以瞎來來的？萬一傷了人家一個指頭，弄得興兵動眾，你就是十惡不赦的罪魁禍首!”
“不然，我只有讓他，”爸爸堅決地說，“你們放心吧，明天我一準搬家!”
那什麼員的臉色果然像放了心的樣子，可是他拍拍爸爸的背心說：“搬家，那又何必呢？你要是搬了，倒像怕了他似的，見得我們中國人太沒用了。”
“明天一準搬家!”爸爸頭也不回，好像對他自己說的，“免得做十惡不赦的罪魁禍首，寫在歷史上遺臭萬年!”
媽媽順着說：“我也贊成明天搬家。這樣嚕嚕囌蘇纏不清，叫人麻煩死了!”
睡了一夜，爸爸一清早就跑出去。我不到學校，幫助媽媽理東西。一會兒爸爸回來了，說租定了朋友人家一間樓面，同時把搬運夫也雇了來。
下午，前門那個太監臉的警察調班來了，看見搬運夫正把末了兒一車的東西拉走，他做一個很難看的笑臉對爸爸說：“到底你們讀書人，懂道理，識相。讓了他們就是了，何必同他們爭什麼意氣？我們也好松一松肩膀，我想，明天該不用來上班了。”
爸爸沒有理睬他。
我走出那所住了將近四年的房子，特地走到西鄰的門首去站一會兒。黑漆的兩扇門關着。那孩子還沒回來呢。我竟不能向他告一聲別。
1936年3月10日
兩法師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着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凈的心情；也可以說帶着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出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副刊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經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見到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印《子愷漫畫》，丏尊先生給它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詳明些；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在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見一見的願望，就向子愷先生說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後遇見子愷先生，他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的向我點頭。
我也點頭，心裏就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一霎經過時，我見坐着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頷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着，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后影。
第二天，就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該是怎樣，他的言論該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着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凈的心情里，還摻着些惝怳的成分。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眸子放出晶瑩的光。
丏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叫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就悠然數着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向他談，見這樣更沉人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時，似乎該有好些抒情的話與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凈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許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心愿。
因為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11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鋼琴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愧自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以為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前面。
“不，是這個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些關於人生的意見。
“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麼，他有研究而不肯說嗎？只看他那殷勤真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雲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檢查這東西的意思。
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哪裏能有研究呢？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兒。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遣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個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抄，是現代凈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腳就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腳是赤着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腳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啊，同行的一群人哪裏有第二雙這樣的腳。
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丏尊先生告訴我，他曾經嘆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是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達非由“外鑠”的程度，人就只覺得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為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安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於會把它淡忘。這因為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大概採用這種生活法。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為有點兒了解他，而且真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
哪一種生活法好呢？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都不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友人某君曾說他不曾遇見一個人他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其要緊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並且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潛移默化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絕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閘太平寺，有人家借這裏辦喪事，樂工以為弔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與我們的長衫袖子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個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着，我想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就對這位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
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該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光亮；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用戴了眼鏡從眼鏡上方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癟，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秘味。我想這話里或者就藏着機鋒吧。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就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先生看了語錄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哪幾種語錄，只曾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字，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才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兒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憤憤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的“我執”“法執”的含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兒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
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
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就有福，行惡就吃苦。人誰願意吃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儘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愧怍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氣概。
在佛徒中，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抄里，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的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凈土的導引者。
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別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不免感到空虛；而印光法師卻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敬崇奉，親接謦欺，這才覺得着實，滿足了信仰的慾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來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懇求時，是說這裏有講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回去。這個“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里，裝釘作似的，線裝、平裝的書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點着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就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尚，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着“讀後感”三個字，互訴對於這兩位法師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證我們不能為宗教家了，我想。
1927年10月8日作
一個少年的筆記
詩的材料
今天清早進公園，聞到一陣清香，就往荷花池邊跑。荷花已經開了不少了。荷葉挨挨擠擠的，像一個個大圓盤，碧綠的面，淡綠的底。白荷花在這些大圓盤之間冒出來。有的才展開兩三片花瓣兒。有的花瓣兒全都展開了，露出嫩黃色的小蓮蓬。
有的還是花骨朵兒，看起來飽脹得馬上要破裂似的。
這麼多的白荷花，有姿勢完全相同的嗎？沒有，一朵有一朵的姿勢。看看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都可以畫寫生畫。我家隔壁張家掛着四條齊白石老先生的畫，全是荷花，墨筆畫的。我數過，四條總共畫了十五朵，朵朵不一樣，朵朵都好看，如果把眼前這一池的荷葉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畫，那畫家的本領比齊白石老先生更大了。那畫家是誰呢……我忽然覺得自己彷彿就是一朵荷花。一身雪白的衣裳，透着清香。陽光照着我，我解開衣裳，敞着胸膛，舒坦極了。一陣風吹來，我就迎風舞蹈，雪白的衣裳隨風飄動。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呢，這不就像電影《天鵝湖》裏許多天鵝齊舞蹈的場面嗎？風過了，我停止舞蹈，靜靜地站在那兒。
蜻蜓飛過來，告訴我清早飛行的快樂。小魚在下邊游過，告訴我昨夜做的好夢……
周行、李平他們在池對岸喊我，我才記起我是我，我不是荷花。
忽然覺得自己彷彿是另外一種東西，這種情形以前也有過。
有一天早上，在學校里看牽牛花，朵朵都有飯碗大，那紫色鮮明極了，鑲上一道白邊兒，更顯得好看。我看得出了神，覺得自己彷彿就是一朵牽牛花，朝着可愛的陽光，仰起圓圓的笑臉。
還有一回，在公園裏看金魚，看得出了神，覺得自己彷彿就是一條金魚。胸鰭像小扇子，輕輕地扇着，大尾巴比綢子還要柔軟，慢慢地擺動。水裏沒有一點兒聲音，靜極了，靜極了……我覺得這種情形是詩的材料，可以拿來作詩。作詩，我要試試看——當然還要好好地想。
三棵老銀杏
舅媽帶表哥進城，要在我家住三天。今天早晨，我跟表哥聊天，談起我想作詩，談起我認為可以作詩的材料。我說：“要是問我什麼叫詩，我一點兒也說不上來。可是我要試作詩。作成以後，看它像詩不像詩。”
表哥高興地說：“你也這麼想，真是不約而同。這幾天我也在想呢。詩不一定要詩人作，咱們學生也不妨試作。不懂得什麼叫詩，沒關係，作幾回就懂得了。我已經動手作了，還沒完成，只作了四行。要不要念給你聽聽？”
我說：“我要聽，你念吧。”
表哥就念了：
村子裏三棵老銀杏，
年紀比我爺爺的爺爺還大。
我沒見過爺爺的爺爺，
只看見老銀杏年年發新芽。
我問：“你說的是娘娘廟裏的那三棵？”
表哥說：“除了那三棵，還有哪三棵？”
我問：“年紀比外公的爺爺還大，多大歲數呢？”
表哥說：“我也說不清楚。只聽我爺爺說，他爺爺小時候，那三棵銀杏已經是大樹了，他爺爺還常常跟小朋友拿葉子當小扇子玩呢。”
我問：“那三棵老銀杏怎麼樣？你的詩預備怎麼樣作下去呢？”
表哥說：“還沒想停當呢，不妨給你說一說大意。我的詩不光是說那三棵老銀杏。”
我問：“還要說些什麼呢？”
表哥說：“我們村子裏種了千把棵小樹，你是看見了的，村子四周圍，家家的門前和院子裏，差不多全種通了。那些小樹長得真快，去年清明節前後種的，到現在才十幾個月，都高過房檐七八尺了。再過三四年，我們那村子會成什麼景象，想也想得出。除了深秋和冬天，整個村子就是個密密叢叢的樹林子，房子全藏在裏頭。晴朗的日子，村子裏隨時隨地都有樹蔭，就是射下來的陽光，也像帶點兒綠色似的，叫人感覺舒暢。”
我想着些什麼，正要開口，表哥拍拍我的肩膀，搶着說：“不光是我們那村子，別的村子也像我們村子一樣，去年都種了許多樹呢。你想想看，三四年以後，人在道上走，只見近處遠處，這邊那邊，一個個全是密密叢叢的樹林子，怎麼認得清哪個是哪村？”
我說：“儘管一個個村子都成樹林子，我一望就能認出你們集慶村，保證錯不了。你們村子有特別的標記，老高的三棵銀杏樹。”
表哥又重重地拍一下我的肩膀，笑着說：“你說的正是我的意思！所以我的詩一開頭就說三棵老銀杏。”
爬山虎的腳
學校操場北邊牆上滿是爬山虎。我家也有爬山虎，從小院的西牆爬上去，在房頂上佔了一大片地方。
爬山虎剛長出來的葉子是嫩紅色。不幾天葉子長大，就變成嫩綠色。爬山虎在10月以前老是長莖長葉子。新葉子很小，嫩紅色，不幾天就變綠，不大引人注意。引人注意的是長大了的葉子，那些葉子綠得那麼新鮮，看着非常舒服。那些葉子鋪在牆上那麼均勻，沒有重疊起來的，也不留一點兒空隙。葉子一順兒朝下，齊齊整整的，一陣風拂過，一牆的葉子就漾起波紋，好看得很。
以前我只知道這種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道它怎麼能爬。
今年我注意了，原來爬山虎有腳的。植物學上大概有另外的名字。動物才有腳，植物怎麼會長腳呢？可是用處跟腳一樣，管它叫腳想也無妨。
爬山虎的腳長在莖上。莖上長葉柄兒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狀的六七根細絲，每根細絲像蝸牛的觸角。細絲跟新葉子一樣，也是嫩紅色。這就是爬山虎的腳。
爬山虎的腳觸着牆的時候，六七根細絲的頭上就變成小圓片兒，巴住牆。細絲原先是直的，現在彎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莖拉一把，使它緊貼在牆上。爬山虎就是這樣一腳一腳地往上爬。如果你仔細看那些細小的腳，你會想起圖畫上蚊龍的爪子。
爬山虎的腳要是沒觸着牆，不幾天就美了，後來連痕迹也沒有了。觸着牆的，細絲和小圓片兒逐漸變成灰色。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腳，那些腳巴在牆上相當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費一點勁兒，休想拉下爬山虎的一根莖。
（前二篇原載《旅行家》1956年第11期，后一篇原載1956年11月1日《中國少年報》）書桌
十多年前寄居鄉下的時候，曾經托一個老木匠做一張書桌。
我並不認識這個老木匠，向當地人打聽，大家一致推薦他，我就找他。
對於木材，我沒有成見，式樣也隨便，我只要有一張可以靠着寫寫字的桌子罷了。他代我作主張，用梧桐，因為他那裏有一段梧桐，已經藏了好幾年，幹了。他又代我規定桌子的式樣。兩旁邊的抽屜要多少高，要不然裝不下比較累贅的東西。
右邊只需做一隻抽屜，抽屜下面該是一個柜子，安置些重要的東西，既見得穩當，取攜又方便。左右兩邊里側的板距離要寬些，要不然，兩個膝蓋時時觸着兩邊的板，就感覺局促，不舒服。我樣樣依從了他，當時言明工料價六塊錢。
過了一個星期，過了半個月，過了二十多天，不見他把新書桌送來。我再不能等待了，特地跑去問他。他指着靠在陰暗的屋角里的一排木板，說這些就是我那新書桌的材料。我不免疑怪，二十多天工夫，只把一段木頭解了開來!
他看出我的疑怪，就用教師般的神情給我開導。說整段木頭雖然幹了，解了開來，裏面還未免有點兒潮。如果馬上拿來做傢伙，不久就會出毛病，或是裂一道縫，或是接榫處鬆了。
人家說起來，這是某某做的“生活”，這麼脆弱不禁用。他向來不做這種“生活”，也向來沒有受過這種指摘。現在這些木板，要等它干透了，才好動手做書桌。
他恐怕我不相信，又舉出當地的一些人家來，某家新造花廳，添置桌椅，某家小姐出閣準備嫁妝，木料解了開來，都擱在那裏等待半年八個月再上手呢。“先生，你要是有工夫，不妨到他們家裏去看看，我做的傢伙是不容它出毛病的。”他說到“我做的傢伙”，黃濁的眼睛放射出誇耀的光芒，宛如文人朗誦他的得意作品時候的模樣。
我知道催他快做是無效的，好在我並不着急，也就沒說什麼催促的話。又過了一個月，我走過他門前，順便進去看看。
一張新書桌站在牆邊了，近乎乳白色的板面顯出幾條年輪的痕迹。老木匠正彎着腰，幾個手指頭抵着一張“沙皮”，在磨擦那安抽屜的長方孔的邊緣。
我說再過一個星期，大概可以交貨了吧。他望望屋外的天，又看看屋內高低不平的泥地，搖頭說：“不行。這樣乾燥的天氣，怎麼能上漆呢？要待轉了東南風，天氣潮濕了，上漆才容易干，才可以透入木頭的骨子裏去，不會脫落。”
此後下了五六天的雨。鄉下的屋子，室內鋪着方磚，每一塊都滲出水來，像勞工背上淌着汗。無論什麼東西，手觸上去總覺得黏黏的。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散發出霉蒸氣。我想，我的新書桌該在上漆了吧。
又過了十多天，老木匠帶同他的徒弟把新書桌抬來了。栗殼色，油油地發著光亮，一些陳舊的家具有它一比更見得黯淡失色了。老木匠問明了我，就跟徒弟把書桌安放在我指定的地位，只恐徒弟不當心，讓桌子跟什麼東西碰撞，因而擦掉一點兒漆或是劃上一道紋路，他連聲發出“小心呀”“小心呀”的警告。直到安放停當了，他才松爽地透透氣，站遠一點兒，用一隻手摸着長着灰色短須的下巴，悠然地鑒賞他的新作品。我交給他六塊錢，他隨便看了一眼就握在手心裏，眼光重又回到他的新作品。最後說：“先生，你用用看，用了些時，你自然會相信我做的傢伙是可以傳子孫的。”他說到“我做的傢伙”，誇耀的光芒又從他那黃濁的眼睛放射出來了。
以後十年間，這張書桌一直跟着我遷徙。搬運夫粗疏的動作使書桌添上不少紋路。但是身子依舊很結實，接榫處沒有一點兒動搖。直到“一?二八”戰役，才給毀壞了。大概是日本軍人刺刀的功績。以為鎖着的柜子裏藏着什麼不利於他們的東西，前面一刀，右側一刀，把兩塊板都劃破了。左邊只有三隻抽屜，都沒有鎖，原可以抽出來看看的，大概因為軍情緊急吧，沒有一隻一隻抽出來看的餘裕，就把左側的板也劃破了，而且拆了下來，丟在一旁。
事後我去收拾殘餘的東西。看看這張相守十年的書桌，雖然像被殘害的屍體一樣，肚腸心肺都露出來了。可是還捨不得就此丟掉。於是請一個木匠來，托他修理。木匠說不用抬回去，下一天帶了材料和傢伙來修理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工回家，木匠已經來過，書桌已經修理好了。真是看了不由得生氣的修理!三塊木板刨也沒刨平。邊緣並不嵌入木框的槽里，只用幾個一寸釘把木板釘在木框的外面。塗的是窯煤似的黑漆，深一搭，淡一搭，彷彿還沒有刷完工的黑牆頭。工料價已經領去，大洋一塊半。
我開始厭惡這張書桌了。想起製造這張書桌的老木匠，他那種一絲不苟的態度，簡直使缺少耐性的人受不住，然而他做成的傢伙卻是無可批評的。同樣是木匠，現在這一個跟老木匠比起來，相差太遠了。我托他修理，他就僅僅按照題目做文章，還我一個修理。木板破了，他給我釘上不破的。原來塗漆的，他也給我塗上些漆。這不是修理了嗎？然而這張書桌不成一件傢伙了。
同樣的事在上海時時會碰到。從北京路那些木器店裏買傢具，往往在送到家裏的時候就擦去了幾處漆，劃上了幾條紋路。
送貨人有他的哲學。你買一張桌子，四把椅子，總之送給你一張桌子，四把椅子，絕不短少一件。擦去一點兒漆，劃上幾條紋路，算得什麼呢!這種傢具使用不久，又往往榫頭脫出了，抽屜關不上了，叫你看着不舒服。你如果去向店家說話，店家又有他的哲學給你作答。這些傢具在出門的時候都是好好的，總之我們沒有把破爛的東西賣給你。至於出門以後的事，誰管得了!這可以叫作“出門不認貨”主義。
又譬如冬季到了，你請一個洋鐵匠來給你裝火爐。火爐不能沒有通氣管子，通氣管子不能沒有支持的東西，他就橫一根豎一根地引出鉛絲去，釘在他認為著力的地方。嗒，嗒，嗒，一個釘子釘在窗框下。嗒，嗒，嗒，一個釘子釘在天花板上。
嗒，嗒，嗒，一個釘子釘在牆壁上。可巧碰着了磚頭，釘不進去，就換個地方再釘。然而一片粉刷已經掉了下來，牆壁上有了傷疤了。也許釘了幾回都不成功，他就鑿去磚頭，嵌進去一塊木頭。這一回當然釘牢了，然而牆壁上的傷疤更難看了。等到他完工，你抬起頭來看，橫七豎八的鉛絲好似被摧殘的蜘蛛網，曲曲彎彎伸出去的洋鐵管好似一條呆笨的大蛇，牆壁上散佈着傷疤好像誰在屋子裏亂放過一陣手槍。即使火爐的溫暖能給你十二分舒適，看着這些，那舒適不免要打折扣了。但是你不能怪洋鐵匠，他所做的並沒有違反他的哲學。你不是托他裝火爐嗎？他依你的話把火爐裝好了。還有什麼好說呢？
倘若說鄉下那個老木匠有道德，所以對於工作不肯馬虎，上海的工匠沒有道德，所以只圖拆爛污，出門不認貨，不肯為使用器物的人着想，這未免是拘墟之見。我想那個老木匠，當他幼年當徒弟的時候，大概已經從師父那裏受到熏陶，養成了那種一絲不苟的態度了吧。而師父的師父也是這麼一絲不苟的，從他的徒孫可以看到他的一點兒影像。他們所以這樣，為的是當地只有這麼些人家做他們永遠的主顧，這些人家都是相信每一件傢伙預備傳子孫的，自然不能夠潦潦草草對付過去。鄉下地方又很少受時間的催迫。女兒還沒訂婚，嫁妝里的木器卻已經在置辦了。訂做了一件傢具，今天拿來使用跟下一個月拿來使用，似乎沒有什麼分別，甚至延到明年拿來使用也不見得怎樣不方便。這又使他們盡可以耐着性兒等待木料的乾燥和天氣的潮濕。更因主顧有限，手頭的工作從來不會擁擠到忙不過來，他們這樣從從容容，細磨細琢，一半自然是做“生活”，一半也就是消閑寄興的玩意兒。在這樣情形之下做成的東西，固然無非靠此換飯吃，但是同時是自己精心結撰的製作，不能不對它發生珍惜愛護的心情。總而言之，是鄉下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了老木匠的那種態度。
都市地方可不同了。都市地方的人口是流動的，同一手藝的作場到處都有，雖不能說沒有老主顧，像鄉下那樣世世代代請教某一家作場的老主顧卻是很少的。一個工匠製造了一件傢具，這件傢具將歸什麼人使用，他無從知道。一個主顧跑來，買了一兩件東西回去，或是招呼到他家裏去為他做些工作，這個主顧會不會再來第二回，在工匠也無從預料。既然這樣，工作潦草一點兒又何妨？而且，都市地方多的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每一件東西預備傳子孫的觀念，都市中人早已沒有了(他們懂得一個頂扼要的辦法，就是把錢傳給子孫，傳了錢等於什麼都傳下去了)。代替這個觀念的是想要什麼立刻有什麼。住亭子間的人家新搬家，看看缺少一張半桌，跑出去一趟，一張半桌載在黃包車上帶回來了，覺得很滿意。住前樓的文人晚上寫稿子，感到冬天的寒氣有點兒受不住，立刻請個洋鐵匠來，給裝上個火爐。生起火爐來寫稿子，似乎文思旺盛得多。富翁見人家都添置了摩登傢具，看看自己家裏，還一件也沒有，相形之下不免寒磣，一個電話打出去，一套摩登傢具送來了。陳設停當之後，非常高興，馬上打電話招一些朋友來敘敘。年輕的小姐被邀請去當女儐相了，非有一身“剪刀口裏”的新裝不可，跑到服裝公司里，一陣的挑選和叮囑，質料要時髦，縫製要迅速，臨到當女儐相的時刻，心裏又驕傲又歡喜，彷彿滿堂賓客的眼光一致放棄了新娘而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似的。當然，“想要什麼”而不能“立刻有什麼”的人居大多數，為的是錢不湊手。現在單說那些想要什麼立刻有什麼的，他們的滿足似乎只在“立刻有什麼”上，要來的東西是否堅固結實，能夠用得比較長久，他們是不問的。總之，他們都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
主顧的心理如此，工匠又何苦一定要一絲不苟？都市地方有一些大廠家，設着驗工的部分，檢查所有的出品，把不合格的剔出來，不讓它跟標準出品混在一起，因而他們的出品為要求形質並重的人所喜愛。但是這種辦法是廠主為要維持他那“牌子”
的信用而想出來的，在工人卻是一種麻煩，如果手制的貨品被認為不合格，就有罰工錢甚至停工的災難。現在工廠里的工人再也不會把手制的貨品看作藝術品了。他們只知道貨品是玩弄他們生命的怪物，必須服侍了它才有飯吃，可是無論如何吃不飽。——工人的這種態度和觀念，也是都市地方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的。
近年來鄉下地方正在急劇地轉變，那個老木匠的徒弟大概要跟他的師父以及師父的師父分道揚鑣了。
1937年8月1日發表
我們的驕傲
我們四個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着，談着幼年同學時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開頭講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黃花的觀察引起了大家對自然界的驚奇；某先生教體操，說明開步走必須用力在腳尖上，大家聽了他的話，連平時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為了讓廚夫受窘，大家相約多吃一碗飯，結果飯桶空了，添飯的人圍着飯桶大聲叫喚，個個露出勝利的笑容；為了偷看《紅樓夢》一類的小說，大家把學校發給的蠟燭省下來，到搖了熄燈鈴，就點起蠟燭來，幾個人頭湊頭地圍在一起看，偶爾聽到老鼠的響動，以為黃先生查寢室來了，急忙吹滅了蠟燭，伏在暗中連氣也不敢透……
重慶市上橫衝直撞的人力車以及突然竄過的汽車，對於我們只像淡淡的影子。後來我們拐了彎，走着下坡路，那難走的坡子也好像沒有什麼了。我們的心都沉沒在回憶里，我們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鄒君拍着戈君的肩膀說：“還記得嗎？那一回開懇親會，你當眾作文。來賓出了個題目，你匆忙之中看錯了，寫的文章牛頭不對馬嘴。散會之後，先生和同學都責備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兩頰已經生滿濃黑的短須，額上也有了好幾條皺紋，這時候他臉上顯出童稚的羞慚神情，回答鄒君說：“你也哭了的，你當級長，帶領我們往操場上運動，你要踢球，我們要賽跑。你因為大家不聽你的號令，就哭到黃先生那兒去了。”
“黃先生並不頂嚴厲，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見了貓似的，是真心地信服他。”孫君這麼自言自語，似乎有意把話題引到別的方面去。
我就接著說：“他的一句話不只是一句話，還帶着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叫人信服。我小時候常常陪父親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從聽了黃先生的修身課，說喝酒有種種害處，就立志不喝，一直繼續了三年。在那三年裏，真是一點一滴也沒有沾唇。”
“教室里的講話能在學生生活上發生影響，那是頂了不起的事。”當了十多年中學校長的孫君感嘆地說。
我們這樣談着走着，不覺已到了黃先生借住的那所學校。
由校工引導，走上坡子，繞過了兩棵黃桷樹，校工指着靠左的一間屋子，含糊地說了一句什麼，就轉身走了。我們敲那屋子的門。
門開了，“啊，你們四位，準時刻來了，”那聲音沉着有力，跟我們小時候聽慣的一模一樣，“咱們多年不見。你們四位，往常也難得見面吧？今天在這兒聚會，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上海跟黃先生遇見，還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時間加在黃先生身上的痕迹，僅僅是一頭白髮，一臉纖細的皺紋。他的眼光依然那麼敏銳有神，他的軀幹依然那麼挺拔，豈但跟十二三年前沒有兩樣，簡直可以說三十多年來沒有絲毫改變。我這麼想着，就問他一路跋涉該受了很多辛苦吧。
黃先生讓我們坐了，就敘述這回輾轉入川的經歷。他說在廣州遇到了八次空襲，有一次最危險了，落彈的地點就在兩丈以外，他在渾忘生死的心境中體驗到徹底的寧定。他說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地拔地而起，形狀盡有奇怪的，可惜沒有千岩萬壑茫茫蒼蒼的氣概，就只能引人賞玩，不足以怡人神情了。他說在海棠溪小茶館裏躲避空襲，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還在呼么喝六地賭錢，他就給他們講，叫他們非守秩序不可。
他說得很多，滔滔汩汩，有條理又有情趣，也跟三十多年前授課時候一個樣兒。
等他的敘述告個段落，鄒君就問他從家鄉淪陷直到離開家鄉的經過。
“我不能不離開了，”他的聲音有些激昂，“我是將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們一樣，糊糊塗塗的，沒有一點兒操守。我寧肯擠在公路車裏跑長途，幾乎把腸子都震斷；我寧肯伏在樹林裏避空襲，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飛機打賭；我寧肯兩手空空，跑到這兒來，做一個無業難民；我再不願留在家鄉了。”
聽到這兒，我才注意那個房間。以前大概是閱報室或者學生自治會的會議室吧，一張長方桌子七八個凳子以外，就只有黃先生的一張床鋪，床底下橫放着一隻破了兩個角的柳條提箱；要是沒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個房間真太蕭條了。
黃先生略微停頓了一下，就從家鄉淪陷的時候說起。他說那時候他在鄉間，辦理收容難民的事，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少一共四百多人，總算完全安頓停當了，他才回到城裏。於是這個也來找他了，那個也來找他了，要他出來參加維持會。話都說得挺好聽，家鄉糜爛，不能不設法挽救啊，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無非那一套。他的回答非常乾脆，他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你們要這麼做，我沒有那種感化力量叫你們不這麼做，可是我絕不跟着你們這麼做。”接着他憤慨地說：“這些人都是你們熟悉的，都是詩禮之家的人物，在臨到考驗的時候，他們的骨頭卻軟了，酥了。我現在想，越是詩禮之家的人物，彷彿應着重慶人的一句話，越是‘要不得’!”
一霎間我好像看見了家鄉那些熟悉的人的狀貌，卑躬屈節，頭都抬不起來，尷尬的笑臉對着敵人的槍刺。“在他們從小到大的教養之中，從來沒有機會知道什麼叫作民族吧。”我這麼想着，覺得黃先生對於詩禮之家的人物的感慨是切當的。
黃先生又說拒絕了那些人的邀請以後，他們好像並不覺得沒趣，還是時常跟他糾纏不清。縣政府成立了，要請他當學務委員，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請他當教育廳科長，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當過省督學多年，全省六十多縣的教育界人物，沒有誰比他更熟悉的了。他為避免麻煩起見，就在上海一個教會女學校里擔任兩班國文；人家有職務在這兒，你們總不好意思再來拖三拉四的了。於是他到上海去，咬緊了牙對城門口的日本兵鞠躬，側轉了頭讓車站上的日本兵檢驗良民證。說到這兒，他掏出一個舊皮夾子，從裏邊取出一張紙來授給我們看，他說：“你們一定想看看這東西。
這東西上貼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掌柜，到上海辦米去的。
你們看，還像嗎？”
我們四個傳觀之後，良民證回到黃先生手裏，黃先生又授給孫君說：“送給你吧。你拿到學校里去，也可以叫你的學生知道，現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讓敵人在身上打着恥辱的戳記!”
孫君接了，珍重地放進衣袋裏。黃先生又說他到了上海以後，半年中間，教書很愉快，那些女學生不但用心聽課，還知道現在是個非常嚴重的時代，一個人必須在書本子以外懂些什麼，做些什麼。但是，在兩個月之前，糾纏又來了，上海的什麼政府送來了一份聘書，請他當教育方面的委員，沒有特定的事務，只要在開會的時候出幾回席，盡不妨兼任，月薪兩百元。
事前不經過商談，突然送來了聘書，顯而易見地，那意思是你識抬舉便罷，要是說半個不字，哼，那可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緒末年的時候，一壁辦學校，一壁捧着教育學心理學的書本子死啃，窮，辛苦，都不當一回事，原來認定教育是一種神聖的事業，它的前程展開着一個美善的境界。後來我總是不肯脫離教育界，緣故也就在此。我怎麼能借了教育的名義，去叫人家當順民當奴隸呢!我籌措了兩百塊錢，也不通知家裏人，就跨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
“我們有黃先生這樣一位老師，是我們的驕傲!”戈君激動地說著，訥訥然的，說得不很清楚。
我心裏想，戈君的話正是我要說的。再看黃先生，他那敏銳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們四個，臉上現出一種感慰的神情。他大概在想我們四個都知道自好，能夠做點兒正當事情，還不愧為他的學生吧。
1940年3月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