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葉聖陶踏花歸去馬蹄香》（1）
第十五章《葉聖陶踏花歸去馬蹄香》（1）
沒有秋蟲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候滿耳
朵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閑；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和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輕微的涼風看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裏唯一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秋蟲的合奏。它們高低洪細疾徐作歇，彷彿經過樂師的精心訓練，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它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眾妙畢集，各抒靈趣，哪有不成人間絕響的呢。
生活
鄉鎮上有一種“來扇館”，就是茶館，客人來了，才把爐子裏的火扇旺，燉開了水沖茶，所以得了這個名稱。每天上午九十點鐘的時候，“來扇館”卻名不副實了，急急忙忙扇爐子還嫌來不及應付，哪裏有客來才扇那麼清閑？原來這個時候，鎮上稱為某爺某爺的先生們睡得酣足了，醒了，從床上爬起來，一手扣着衣扣，一手托着水煙袋，就光降到“來扇館”里。泥土地上點綴着濃黃的痰，露筋的桌子上滿綴着油膩和糕餅的細屑；蒼蠅時飛時止，忽集忽散，像荒野里的烏鴉；狹條板凳有的斷了腿，有的裂了縫；兩扇木板窗外射進一些光亮來。某爺某爺坐滿了一屋子，他們覺得舒適極了，一口沸燙的茶使他們神清氣爽，幾管濃辣的水煙使他們精神百倍。於是一切聲音開始散佈開來：有的講昨天的賭局，打出了一張什麼牌，就贏了兩底；有的講自己的食譜，西瓜雞湯下麵，茶腿丁煮粥，還講怎麼做雞肉蝦仁水餃；有的講本鎮新聞，哪家女兒同某某有私情，哪家老頭兒娶了個十五歲的侍妾；有的講些異聞奇事，說鬼怪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有幾位不開口的，他們在那裏默聽，微笑，吐痰，吸煙，支頤，遐想，指頭輕敲桌子，默唱三眼一板的雅曲。迷濛的煙氣瀰漫一室，一切形一切聲都像在雲裏霧裏。午飯時候到了，他們慢慢地踱回家去。吃罷了飯依舊聚集在“來扇館”里，直到晚上為止，一切和午前一樣。豈止和午前一樣，和昨天和前月和去年和去年的去年全都一樣。
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了!
城市裏有一種茶社，比起“來扇館”就像大輅之於椎輪了。
有五色玻璃的窗，有仿西式的紅磚砌的牆柱，有紅木的桌子，有藤製的幾和椅子，有白銅的水煙袋，有潔白而且灑上花露水的熱的公用手巾，有江西產的茶壺茶杯。到這裏來的先生們當然是非常大方，非常安閑，洪亮的語音表示上流人的聲調，顧盼無禁的姿態表示紳士式的舉止。他們的談話和“來扇館”里大不相同了。他們稱他人不稱“某老”就稱“某翁”；報上的記載是他們談話的資料，或表示多識，說明某事的因由，或好為推斷，預測某事的轉變；一個人偶然談起了某一件事，這就是無窮的言語之藤的萌芽，由甲而及乙，由乙而及丙，一直蔓延到癸，癸和甲是決不可能牽連在一席談里的，然而竟牽連在一起了；看破世情的話常常可以在這裏聽到，他們說什麼都沒有意思都是假，某人干某事是“有所為而為”，某事的內幕是怎樣怎樣的；而讚譽某妓女稱揚某廚司也佔了談話的一部分。他們或是三三兩兩同來，或是一個人獨來；電燈亮了，坐客倦了，依舊三三兩兩同去，或是一個人獨去。這都不足為奇。可怪的是明天來的還是這許多人；發出洪亮的語音，做出顧盼無禁的姿態還同昨天一樣；稱“某老”“某翁”，議論報上的記載，引長談話之藤，說什麼都沒有意思都是假，讚美食色之欲，也還是重演昨天的老把戲!豈止是昨天的，也就是前月，去年，去年的去年的老把戲。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了!
上海的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誰能計算他們的數目。車馬的喧鬧，屋宇的高大，相形之下，顯出人們的混沌和微小。我們看螞蟻紛紛往來，總不能相信他們是有思想的。馬路上的行人和螞蟻有什麼分別呢？挺立的巡捕，擠滿電車的乘客，忽然馳過的乘汽車者，急急忙忙橫穿過馬路的老人，徐步看玻璃窗內貨品的遊客，鮮衣自炫的婦女，誰不是一個螞蟻？我們看螞蟻個個一樣，馬路上的過客又哪裏有各自的個性？我們倘若審視一會兒，且將不辨誰是巡捕，誰是乘客，誰是老人，誰是遊客，誰是婦女，只見無數同樣的沒有思想的動物散佈在一條大道上罷了。遊戲場裏的遊客，誰不露一點笑容？露笑容的就是遊客，正如黑而小的身體像蜂的就是螞蟻。但是笑聲裏面，我們辨得出哀嘆的氣息；喜愉的臉龐，我們可以窺見寒噤的顰蹙。
何以沒有一天馬路上會一個動物也沒有？何以沒有一天遊戲場裏會找不到一個笑容？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了。
我們丟開優裕階級欺人階級來看，有許許多多人從紅絨繩編着小髮辮的孩子時代直到皮色如醬鬚髮如銀的暮年，老是耕着一塊地皮，眼見地利確是生生不息的，而自己只不過做了一柄鋤頭或者一張犁耙!雪樣明耀的電燈光從高大的建築里放射出來，機器的聲響均勻而單調，許多撐着倦眼的人就在這裏做那機器的幫手。那些是生產的利人的事業呀，但是……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了!
一切事情用時行的話說總希望它“經濟”，用普通的話說起來就是“值得”。倘若有一個人用一把幾十位的大算盤，將種種階級的生活結一個總數出來，大家一定要大跳起來狂呼“不值得”。覺悟到“不值得”的時候就好了。
1921年
詩的泉源
當“詩人”這兩個音給我聽到、“詩人”這兩個字給我看見的時候，我總感覺不大自然，或者說於耳於目不大順適。這或者是由於我的偏見。我以為“詩人”指的是一種特異的人，並且有把這種特異的人與一般大眾區別開來的意思。人家或者說，“我們發出這兩個音，寫出這兩個字，本意就是這樣。”但是我感到不自然，不順適。
人家又常說“作詩”或是“寫詩”，一樣地足以立刻引起我的那種感覺。有些人時刻在那裏搜尋和期待，他們的經心比獵人獵取野獸的還要加勝，這也使我代他們感到彷徨不安。他們看這個“作”或“寫”好像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正如吃飯和做工。在一定的時間內沒有新的詩篇產出，就覺得異樣地不安寧，正如飢餓和閑散無聊的時候所感受的。
我的意思淺薄而固執，我認為“詩人”這個名字和“農人”“工人”不一樣，不配成立而用來指一種特異的人。世間沒有除了“作詩”“寫詩”以外就無所事事的，僅僅名為一個“詩人”的人。“作詩”或“寫詩”也和“吃飯”“做工”不同，不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不做就有感到缺少了什麼的想念。換一句說，這算不得一回事。
我並非看輕“詩人”，鄙薄到不願意用這個名字來稱呼誰；也不是厭惡“作詩”或“寫詩”，說無論如何我們不該這麼做。
我只不願意我們做一個被特異稱呼的“詩人”，不願意我們比獵人獵取野獸更經心地“作詩”或“寫詩”。
詩是什麼的問題，很慚愧不能明確地解答出來。但是也可以作護短的說辭：即解答出來了，於詩的世界又有什麼益處？
還是回過來探索詩的泉源吧。假若沒有所謂人類，沒有人類這麼生活着，就沒有詩這種東西。這是一句幼稚可笑的話，聰明的人或者要冷笑着說：“何止是詩？哪一件人事不是這個樣子？”固然，一切人事都是這個樣子，都因為人類這麼生活着所以才有。生活是一切的泉源，也就是詩的泉源。所以說到詩就要說到生活——並不為要達到作詩的目的才說到生活。我們生而為人，怎能不說到生活呢？
兩個不同的形容詞加到生活上去，表示出生活的相反的兩端的，通用的是“空虛”和“充實”。判定生活的屬於哪一端，由於各人的內觀，而旁人為客觀的觀察，往往難得其真。我們常常歡喜代人家設想，說這個人的生活何等空虛，那個人的生活何等不充實。其實所謂這個人和那個人未必感到這等的缺憾，所以不一定同我們一樣設想。現在欲避免這一層錯誤，只得就我們內觀所得的來說。
聽說佛宗有所謂“禪定”的一個法門，不聲不見，不慮不思，用來註釋空虛的生活或者是最適切的了。我們雖不講什麼禪定，卻有時也入於相類的境界。不事工作，也不涉煩悶，不欣外物，也不動內情，一切只是淡漠和疏遠，統可加上—個消極的“不”字。好的生活和壞的生活都是積極的，唯有這“一切不”的生活是異樣地空虛。但是我們確有時過這一種生活，或者延綿下去，至於終身。
反過來說，別一種生活就是“不一切不”的。有工作則不絕地工作，倦於工作則深切地煩悶，強烈地頹廢；對美善則熱躍地欣賞讚美，對醜惡則悲憫地咒詛憐念；情感有所傾注，思慮有所系屬。總之，一切都深濃和親密。無論這是好的生活，足以欣喜戀慕的，或是壞的生活，足以悲傷厭棄的，但本身內觀的當兒總覺得這生活的豐富和繁茂。明白地說，就是覺得裏面包含着許多東西，好像一個飽滿的袋子。這就是所謂充實的生活。
現在說到詩。空虛的生活是個乾涸的泉源，也可說不成泉源，哪裏會流出詩的泉來？因為它雖名為生活，而順着它的消極的傾向，幾乎退入於不生活了。唯有充實的生活是汩汩無盡的泉源。有了源，就有泉水了。所以充實的生活就是詩。這不只是寫在紙面上的有字跡可見的詩啊。當然，寫在紙面就是有字跡可見的詩。寫出與不寫出原沒有什麼緊要的關係，總之生活充實就是詩了。我常這麼妄想：一個耕田的農婦或是一個悲苦的礦工的生活比一個紳士先生的或者充實得多，因而詩的泉源也比較的豐富。我又想，這或者不是妄想吧。
我們將以“詩人”兩字加到哪一類人的身上去呢？若說凡是生活充實的人便是詩人，似乎有點奇怪；或者專以稱呼曾經寫出些詩來的人，又覺得不妥。固然，有些人從充實的生活的泉源里疏引些泉水，寫出些詩篇來。這不過是他們高興這樣做，有寫作的衝動，別的人只是沒有這種衝動罷了。只將“詩人”稱呼他們，對於同他們一樣具有充實的生活的人又將怎樣呢？
由高興和衝動所引出的事似乎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有點區別。我們由於高興而去游山，或者由於衝動而長嘯一聲，不能說游山和長嘯就是不可或缺的事。我們若是具有充實的生活，可以不用經心，問什麼要不要從那裏疏引些泉水出來。忽然高興，忽然衝動，就寫出些字跡，成為紙面的詩篇。一輩子不高興，不衝動，就一輩子不寫，但我們的詩篇依然存在。特地當它一回事，像獵人那樣搜尋和期待，這算什麼呢？
這是從高興寫、有寫的衝動的一方面說。因為生活充實，除非不寫，寫出來沒有不真實、不懇切的，絕沒有虛偽浮淺的弊病。豐盈澄澈的泉源自然流出清泉。所以描寫工作，就表出厚實的力量；發抒煩悶，就成為切至的悲聲；讚美則滿含春意；咒詛則力顯深痛；情感是深濃熱烈的；思慮是周博正確的。這等的總稱，便是“好詩”。好詩的成立不在乎寫出的人被稱為“詩人”，也不在乎寫出的人有了這寫出的努力，而在乎他有充實的生活的泉源啊。
生活空虛的人也可以寫詩，但只是詩的形罷了。寫了出來的好詩既然視而可見，誦而可聽，自然凝固為一個形。形往往成為被模擬的。西子含顰，尚且有人仿效呢。所以到我們眼睛裏的詩有滿篇感慨，實際卻渾無屬寄的，有連呼愛美，實際卻未嘗直覺的；情感呢，沒有，思慮呢，沒有，僅僅具有詩的形而已。汲無源的泉水，未免徒勞；效西子的含顰，益顯醜陋。
人若不是愚笨，總不願意這樣做吧。
1922年7月
第一口的蜜
欣賞力的必須養成，實已是不用說明的了。湖山的晨光與暮靄，舟子同樵夫未必都能夠領略它們的佳趣。名家的繪畫與樂曲，一般人或許只看見是一簇不同的色彩，只聽見是一陣繁喧的音響。一定要有個機會，得將整個的心對着湖山繪畫樂曲等，而且深入它們的底里，像蜂嘴深入花心一樣。於是第一口的蜜就嘗到了。一次的嘗到往往引起難捨的密戀，因而更益去尋覓，更益去吸取，譬諸蜂兒，好花遍野，蜜亦無窮，就永永以蜜為生了。所以這個機會最得要。它若來時，隨後的反覆修鍊，漸進高深，實與水流雲行一樣是自然的事。最壞的是始終沒有這個機會；譬如無根之草，又怎能加什麼培養之功呢！任你怎樣好的藝術陳列在面前，總彷彿隔着一幅無形的黑幕，只有彼此全不相干罷了。可是這個機會並不是純任因緣的，我們自己能夠做得七八分兒的主；只要我們拿出整個的心來對着湖山等，同時我們就得到機會了。什麼事情權柄在自己手裏時，總不用憂慮。現在就文藝一端說，我們且不要斥責作家的太不顧人家，且不要恨評家的不給人引路；我們還是使用固有的權柄，來養成自己的欣賞力罷。如果我們存着玩戲的心來對一切的文藝，我們就劫奪了自己的幸福了。玩戲的心只是一種殘餘的如灰的微力，只能浮在空際，附着表面，獨不能深入一切的底里。更就實際生活里去看，只有莊嚴地誠摯地做一件事情才做得好。假若是玩戲的態度，便不能夠寫好一張字，畫好一幅畫，踢好一場球，種好一簇花，甚至不能夠講好一個笑話。對於文藝，當然終於不會欣賞了。我們應以教士跪在祭台前面的虔意，情人伏在所歡懷裏的熱誠，來對所讀的文藝。這時不知有別的東西，只有我們的心與所讀的文藝正通着電流。更進一步，我們不復知有心與文藝，只覺即心即文藝，渾和不分了。
於是我們可以聽到作者低細的嘆，可以感到作者微妙的愉悅；就是這聽到這感到，我們便彷彿有了全世界。於是我們嘗到第一口的蜜了。
如其我們存着求得的心來對一切的文藝，我們就杜絕了精美的體味了。求得的心總要連帶着伸出一隻無形的手來，彷彿說：“給我一點什麼。”心在手上，便不能再在對象上；即使在對象上還留着一點，總不能整個的注在上邊了。如是，我們要求的是甲，而文藝又並不給我們甲，我們要求的是乙，而文藝又並不給我們乙；我們只覺得文藝是個吝嗇不過的東西，不得不與它疏遠了。其實我們先不該向文藝求得什麼東西。我們不要希望在它那裏得到一點知識，學會一些智慧，我們又不一定要從它那裏曉得什麼偉大的事情，但也不一定要曉得什麼微細的生活。我們應當絕無要求，讀文藝就只是讀文藝。這時候我們的心如明鏡一般，而且比明鏡還要澄澈，不僅僅照得見一片的表面。而我們固有的知識、智慧、感情、經驗與文藝裏邊的情事境界發生感應時，就使我們陶然如醉，恍然如悟，入於一種難以言說的快適的心態。於是我們嘗到第一口的蜜了。
我們是讀者，不要被玩戲的心求得的心使着魔法，把我們第一口的蜜藏過了。
1923年8月14日作
原載1923年8月《時事新報?文學周刊》第84期在西安看的戲
住西安不滿二十天，倒看了八回戲，易俗社兩回，香玉劇社兩回，尚友社、西北歌舞劇團、鄖鄠劇團、皮影戲各一回。
西安人看戲的興緻似乎很高，除了我們看過的幾處以外，還有好些劇團，聽說處處滿座，票不容易買。多數人能夠哼兩句秦腔或河南梆子，廣播也常常播秦腔和河南梆子，喇叭底下聚集着低回不忍去的聽眾。
西安的戲院可以說屬於舊形式。長方形，直里比橫里長。
長條椅一排排地正擺，擠得比較緊。兩旁邊欄杆以外也容納觀眾，那是偏着身子站着看的，票價特別便宜。房屋不怎麼講究，有幾座用席頂棚。易俗社舞台沿的上方仿敦煌壁畫畫兩個大型的飛天，回身凌空，綵帶飄拂，比隨便畫些圖案好看多了。用飛天做舞台的裝飾，在別處還沒見過。
聽說一九五四年要修一座戲院，當然是新式的，設計的時候一定會考慮到怎樣讓買便宜票的也有座位。
在易俗社看兩回秦腔，一回是整本戲《游龜山》，一回是六個單齣戲。戲都演得認真，排在前頭的單齣戲也沒有從前戲院的習氣，有氣沒力，敷敷衍衍，只顧陪着觀眾消磨時間。演員的地位和認識提高了固然有關係，另外的原因恐怕是觀眾老早到齊，一開場就坐得滿滿的，不像以前有些人那樣直到末了一兩出上場的時候才來，表示他們除了頭牌的名角而外不屑一顧。
既然有那麼些人要看，而且是真心誠意地要看，就是戲排在前頭，又怎麼能草草了事？
小時候聽秦腔，現在光記得賈碧雲的《陰陽河》和《爽紅梅閣》。賈碧雲是京劇角色，帶唱秦腔，當時很有些聲名。只覺得那聲音高亢極了，刺耳的胡琴和梆子之外就只是那麼咿咿呀呀的，越頓越高，越頓越高，完全聽不清唱些什麼。不知道什麼緣故，現在聽秦腔不覺得那麼高亢了，胡琴和梆子也不刺耳，演員唱得好，口齒清楚，我可以聽懂七八成，唱得差的，也有三四成。
沒有戲單，掛在兩旁的黑板上寫着白粉字——戲名和演員名，因而很難記住誰扮演誰。我光記住了一位女演員的名字，孟遏雲，因為近旁的觀眾都在輕聲屏氣地說這個名字，她的演唱特別引人注意，還有我左手邊一位老太太帶着嘆息的調子說她今晚來看戲就為看這個孟遏雲。
外行人不能說內行話，況且唱歌是聲音的事情，用語言來描摹很難見效，往往描摹了一大堆，人家還是捉摸不到什麼，我也不預備描摹了。我只覺得孟遏雲的聲音有天分又有訓練，訓練達到了極端純熟的境界，能夠自由操縱，隨心所欲，隨時隨地恰當地表達齣劇中人的感情，因而她的唱有風格，有自己的東西，雖然別人唱起來，唱詞和曲譜也全都是那麼樣。聽她一句一句唱下去，你心中再不起旁的雜念，光受她的唱的支配。
她的風格含着種種味道，領略那味道是一種愉快、一種享受，你唯恐錯過了一絲半毫的愉快和享受，哪還有工夫想旁的？她的聲音那麼一轉，一轉之後又像遊絲一樣裊上去，你就默默點頭，認為非那麼一轉裊上去不可。她把一個語音斬釘截鐵地噴出來，才噴出來就戛然剎住，你就咂咂嘴唇，認為唯有那樣噴出來就剎住才恰到好處。這裏所謂“認為”並非思維活動，簡直是不意識，不過耳朵里感覺順適，心裏感覺舒服罷了。我們看了好的書畫、精美的雕刻，同樣會感覺到那種順適和舒服。
凡是藝術作品，合乎規格，又不僅合乎規格，還有獨自的風格、獨自的味道的，都能叫人感覺到那種順適和舒服——我說了這麼些話並沒有傳出孟遏雲的唱的好處，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要領略好處怕只有用耳朵去聽。我很想聽聽內行家的意見，不知道內行家對於孟遏雲的唱怎麼說。至於她的演技，我不再多說外行話了，總之，妥帖，老到，全身有戲，隨時是戲。在《游龜山》裏，她演江夏縣的太太，又一回她演《探窯》裏的王寶釧。《探窯》尤其酣暢淋漓。
常香玉的河南梆子，我看過她的《斷橋》。她也有她的風格，能把感情充分地發揮。白娘娘的愛戀、怨恨、悲痛，聽了她的唱似乎可以把實質給抓住。這回看了她的《花木蘭》，印象當然也挺好。我的一位朋友發表他的“讀後感”，他說《花木蘭》的道白做工似乎過於京戲化了，減少了河南梆子的本色——某一劇種的某些本色應該保留還是改掉，該多保留還是少保留，是戲劇工作里值得討究的題目。他又說花木蘭勝利之後帳前獨唱的時候如果有個舞蹈場面，戲也許更出色些。外行人不能下什麼判斷，願意把朋友的意見記下來，供香玉劇社參考。
巧得很，在易俗社看了《拷紅》，在香玉劇社也看了《拷紅》。易俗社的《拷紅》，飾紅娘的是一位男角——很抱歉，沒有記住他的姓名，一出場就看得出他是個守着舊典型的。所謂舊典型，就是傳統的規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全有程式。
可是他能不讓程式拘住，把程式演活了，於是觀眾面前出現一個活潑伶俐，隨機應變的小紅娘。我想，我國各種舊戲都有它的程式，凡是成功的演員都是把程式演活了的——不知道這樣說是不是切當。香玉劇社的《拷紅》，老夫人、鶯鶯、紅娘、張生四個角色銖兩悉稱，彼此配合得挺緊湊，一個在那裏唱呀說的，跟另外一個或幾個息息相關。這一層不太容易做到。可是觀眾愛看的是整台的戲，不是一個角色演戲，另外一個或幾個只在旁邊坐一坐，站一站。為了滿足觀眾的要求，演員當然應當儘力做到這一層。
沒有戲劇源流的知識，不知道秦腔和河南梆子的關係怎麼樣。推想起來，該是近房兄弟吧。不然，為什麼西安人喜愛河南梆子那麼強，只望香玉劇社老留在西安？再說，陝西跟河南接壤，一在關內，一在關外，地理上的關係也實在密切。據我想，這兩種戲劇，還有其他幾種地方戲，有個共通之點，就是唱句的音樂性很夠味，可是聽起來還是語言。音樂性夠味，所以熟極的戲也願意再去聽一聽，聽那唱歌，聽那演員的獨自的風格——當然指有風格的而言。聽起來還是語言，所以聽歌唱同時領略戲的細微曲折，比較單就音樂方面聽，感覺更見深切。
在我國各種戲劇裏頭，音樂性夠味可是聽起來幾乎不成語言的，該數崑曲里的南曲了——北曲好一些。固然，曲詞多用文言辭藻，造句又屬詩詞一路，那是不容易一聽就明白的一個原因。
可是，更重要的原因在每唱一個字裊呀裊呀地轉折太多了，叫人家光聽見一連串的工尺上四合。就是能唱的曲家，要是請他聽一支生曲子，恐怕除了一連串的工尺上四合也領略不多吧。
曲詞明明是語言(詩詞一路的語言)，可是聽起來只是一連串的工尺上四合，不成語言。在戲曲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今天。各種劇種都在那裏發展呀改革的，情形熱鬧非凡，可是崑曲只有抱守殘缺的份兒，道理也許就在這裏。京戲旦角的某些唱段，我聽起來也有一連串工尺上四合之感，就是說不知道說些什麼，雖然覺得悅耳。我聽秦腔和河南梆子就不然，一方面居然能欣賞唱的好處，另一方面又能聽清它的語言，欣賞就包括戲劇的內容，不僅在音樂。凡有這個特徵——音樂性夠味，可是聽起來還是語言——的歌劇，我想，前途都是光明的、樂觀的。什麼根據呢？根據就在我能夠接受，非但能夠接受，還能夠欣賞。而我呢，至少可以代表一大部分並不內行可是喜歡看戲的觀眾。
看了西北歌舞劇團的《小二黑結婚》，我就想到一部分新歌劇似乎還沒有前邊所說的特徵，唱詞配了音樂，當然不像話劇那樣，句句跟實際生活里的語言一致，而那音樂，不知道什麼緣故，又不像秦腔和河南梆子那樣，能使有天分的演員唱成獨自的風格。於是，就語言方面聽，不如話劇乾脆、爽利、有實感，就音樂方面聽，不如秦腔、河南梆子的耐人尋味，禁得起咀嚼。有些新歌劇，我們看過一回，知道有那麼一回事就算了，再不想看第二回，原由恐怕在此。新歌劇正在成長的階段，得從各方面努力，是不是該在爭取我所說的特徵上多注點兒意，希望戲劇界考慮。
現在談皮影戲。我們看的全本《火焰駒》。皮影戲各個登場人物的唱詞道白大部分由一個人擔任，只有少數幾處由另外一個人搭配。唱的什麼調我不知道，似乎屬於“說唱”一路。
那皮人、皮道具的雕刻工細極了，飾色鮮艷極了，陳列在民間藝術品展覽會裏准可以列入上選。一切全用繁複的線條畫成，只有人物的面部很簡單，幾筆勾出了生旦凈丑，當然也有繁複的花臉。生的袍服，旦的衣裙……全有圖案花紋。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也不厭其煩地盡量細雕，好像紅木作里製成的精製品。小到一把扇子(要知道皮人只一尺來高，可以想像扇子多大了)，並不剪成扇形就算，還要把它鏤空，讓扇面上有畫。有幾幅佈景，那花叢全用工筆，那假山有宋元入畫山石的意味，又古茂，又艷麗。
沒看過皮影戲的也許不大明白那是怎麼回事，現在大略說幾句。可以拿傀儡戲作比方，傀儡戲是傀儡演戲，皮影戲是皮人演戲，舉止行動同樣由藏在背後的人操縱。不過皮人不像傀儡那樣成個立體的形象，那是皮雕成的，只是一片，而且是側影的一片，不朝左就朝右。後面亮着燈光，活動的皮人的影子映在垂直張掛的白布上，觀眾在白布前面就可以看戲了。
我們看戲看傀儡戲都在台前看，看正面。舞台有深度，因而有遠近。元帥升帳，他的位置距離我們遠些，帳前兩旁站着四將，距離我們近些。看皮影戲可不然。我們雖然坐在白布前面，實際上等於坐在舞台側邊。只能看個側面。無所謂遠近，側形的皮人全在一個平面上活動——一個平面就是那垂直張掛的白布。
看皮影戲得在意想中“除外”一些形象。換句話說，有些影子你得當作沒看見。要讓皮人的身軀跟四肢活動，不能不用幾根細木簽支使它，細木簽的影子不能不映在白布上。要是不在意想中當作沒看見那些細木簽的影子，就覺得場面上的人物牽牽挂掛的，很不順眼。還有，皮人本來朝左，一會兒要它朝右，這隻有一個辦法，把它翻轉來。翻轉來當然很快，真可以說“一剎那”，在“一剎那”間，側面的人形成了稀奇古怪的形象。那稀奇古怪的形象也得“除外”，當作沒看見，意想中只當它朝左的人物慢慢地轉過身來朝右邊。還有，皮影必須貼着白布，輪廓和線條才顯得清楚，色彩才顯得鮮明。可是，皮人究竟拿在人的手裏，總不免有些時候離開白布些兒，於是輪廓和線條朦朧了，色彩模糊了。那時候你最好閉一閉眼睛養養神，待皮人貼着了白布再看下去。
這些全是特質的條件的限制，既然要讓“只是一片”的皮人演戲，就沒法超越這些限制。我們只要想一想，所有登場的皮人全都由一個人的兩隻手操縱，居然可以演出整本的戲，模仿真人的活動相當到家，也就不會有什麼苛求了。
一個唱的，一個操縱皮人的，三四個奏音樂的，大概五六個人就可以搞一個皮影戲的班子。這樣的簡單，旁的戲班子無論如何趕不上。跟傀儡戲比起來似乎差不多，可是皮人比傀儡輕巧多了。在無戲可看的地區，皮影戲靠它的簡單，四處流動，滿足群眾的需要。現在戲劇的供應已經比較普遍，今後更將普遍，僻遠的農村也可以看到話劇、歌劇。我想，在換換口味的意義之下，那時候皮影戲還會是群眾所喜見樂聞的。
1954年1月4日
骨牌聲
走進里里，總弄的靠牆角的一盞盞電燈全都亮了，在第四盞燈底下，一張輕便的桌子斜角擺着，四個女人圍着“打麻將”。
她們不用扇扇子，也不在周身亂拍亂搔，像其他乘涼的人那樣，大概暑氣與蚊蟲都與她們疏遠了。
這使我想起伯祥近來的一夜的失眠。伯祥的屋子是帶“跨街樓”的，就把跨街樓作為卧室。那一晚他上床睡了，來了!
就在樓底下送來倒出一盒骨牌的聲音，接着就是抹牌的聲音，碰牌的聲音，人的說笑，驚喜，埋怨，隨口罵詈，種種的聲音。
先前醫生給伯祥診察過，說他的血漿比較薄，心臟不很強健；影響到心理，就形成感覺敏銳。這樓下的聲音並不細微，當然立刻引起他的注意，朦朧的倦意就消失了。聲音繼續不絕，他似乎被強迫地一一去聽，同時對於將要失眠了又懷着越來越凶的惴惴。樓下的人興緻不衰，一圈一圈打下去，直到炮車似的糞車動地震耳地推進弄里來了,他們方才歇手。誰輸誰贏自然是確定了，或者大家還覺得有點兒軟軟的倦意；但是他們必然料不到樓上的伯祥也陪着他們一夜不曾合眼。
在我家聽力所及的四圍的鄰居中，也常常有通宵打牌的。
我是出名的貪睡漢，並不曾因此失眠過一回，像伯祥那樣。在我還沒有睡的時候，聽見他們抹牌，很不經意地想，“他們打牌了”，隨後也就安然，躺下不多時，就睡熟了。偶爾半夜裏醒來，又聽見他們抹牌，朦朦朧地想，“他們還沒有歇手呢”，一轉身，又睡熟了。直到小女孩醒了，我似乎被她鬧醒，看窗上已經佈滿含有希望的青光，這時候又聽見他們抹牌，輕輕地，慢慢地，似乎乏力的樣子，這才知道他們打了通宵的牌。
不是沒有白天打牌的，據家裏人說，日裏頭也常聽見骨牌桌子相擊的聲音；不過我日裏頭在家的時候少，就覺得打牌的事總是夜裏發生的多了，然而有幾回回家吃午飯的時候，也曾聽得啪啪噼噼的骨牌響。
有人說：“遊戲而至於打麻將，可說最沒有趣味的了；組織這麼簡單，一點兒用不着費心思，有什麼好玩!”說這句話如果意在勸人不要打麻將，簡直是不通世務的讀書官人說的，明白的人絕不會這麼說。
現在先講趣味。趣味是須經旁人判定的呢，還是在於本身的體會？這似乎無須討論，當然，在於本身的體會；別人固然可以代我判定，但是沒有辦法使我與他同感。譬如別人盡可以向我說大蒜是最爽口的東西，但是我總覺得大蒜的惡臭不堪嚮邇；別人又可以向我說這西瓜不好，不要吃吧，但是我總不肯捨棄，因為凡西瓜不論好壞我都愛吃。這有什麼辦法呢？
那些朝打牌夜打牌的男人，大概有個職業，他們認定職業是為著吃飯的，天生就一張嘴一副腸胃，就不能不從職業上弄到一點消費的材料。這裏頭頗含勉強的意思，即使有趣味也淡得很了；不然，為什麼工人喜歡歇工，教員愛聽放假呢？那些女人，大概擔負大部的家務，她們認定家務是自己先天註定的重負，為男人，為孩子，為全家族，都是不可推諉的；這就未必是心甘情願的了，似乎說不上有什麼趣味；不然，為什麼弄口電燈底下，常常有兩三個女人在那裏互訴家務的辛勞呢？至於一些遊手好閒的男女，東家靠一靠就是一兩點鐘，西家坐一坐就是半天，談些捉到幾個臭蟲，昨夜給蚊蟲擾了一夜的事，實在也是莫可奈何，才做這種無聊的消遣，如果要他們說一聲“這很有趣味”，我猜想他們未必願意答應吧。
人總愛做點有趣味的事，藉以消解種種的勞困與無聊。他們有什麼事情可做呢？你說，為什麼不去欣賞藝術？不錯；但是欣賞須得有素養，他們有嗎？你又說，為什麼不去逛公園？
不錯；但是逛公園男的須穿起洋服，女的也須打扮得體面一點，這豈是人人辦得到的事？房屋是叢墓的樣子，三家四家的人統統砌在一樓一底里，身也轉不得，更不用說北窗消暑，月院乘涼了。好在桌子是現成擺在那裏的，骨牌是祖傳或新置的，倒不如就此坐攏來，打這麼八圈十二圈。心有所注，暑氣全消了，蠅蚊也似乎遠引了，趣味一。大家說打牌是寫意(“寫意”是蘇滬一帶人常說的，含有漂亮、舒服、輕快、推開責任等意思，這裏指舒服)的事，現在居然身為寫意的事，同大大小小的寫意人一樣，趣味二。或者幸運光臨，還可以有贏到幾個銅元幾個銀角子的希望，如同中了什麼獎券的小彩，趣味三。誰說是沒有趣味呢！
其次講用心思，這尤其是簡單不過的。你以用心思為有味，也許人家以不用心思為有味；彼此如果因此爭論起來，結果當是誰也不能折服誰。況且向來不曾用過心思的，你定要他非用心思不可，豈不叫他心痛？他們說，麻將之所以使我們歡喜，就在於一點兒用不着費心思，你又有什麼話說？
世間不通世務的讀書官人究竟不多，做點有趣味的事這個觀念究竟是普遍的，於是我們常常聽見骨牌聲了。
藕與蒓菜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鄉人：男的紫赤的胳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健康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巾，雖然赤腳，卻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那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健康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的玉色的長節的藕。在產藕的池塘里，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再洗濯，所以這樣潔白。彷彿他們以為這是供人品味的珍品，這是清晨的畫境裏的重要題材，倘若塗滿污泥，就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它們洗濯得這樣潔白，才挑進城裏來。他們要稍稍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里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過路的人就站住了，紅衣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頭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於是普遍於家家戶戶了。這樣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在這裏上海，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巨賈的幫閑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就要供在較大的水果鋪里，位置在金山蘋果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叫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和腿，就是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曾吃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吃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吃的。他們也不是自己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它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多銹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爽利。切成片送進嘴裏嚼着，有些兒甘味，但是沒有那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片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的要求。
想起了藕就聯想到蒓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吃蒓菜。
蒓菜本身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是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總歇着一兩條沒篷的船，滿艙盛着蒓菜，是從太湖裏撈來的。取得這樣方便，當然能日餐一碗了。
而在這裏上海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以吃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口去叨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蒓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瓶裝的西湖蒓菜，他送給我一瓶，我才算也嘗了新。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因為在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只在故鄉有，就縈繫着不能割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為了愛故鄉嗎？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們牽繫着罷了。若無所牽繫，更何所戀念？
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蒓菜所牽繫，所以就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哪裏，哪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沒有秋蟲的地方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誰說是鵓鴿箱裏的生活？鵓鴿未必這樣枯燥無味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凄凄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啼人鬧弦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並起的清晨，無論你靠着枕頭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秋蟲的聲音。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洪大的、清亮的聲音淹沒了，以至聽不出來，乃是這裏根本沒有秋蟲。啊，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候滿耳朵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閑；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和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輕微的涼風看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裏唯一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秋蟲的合奏。它們高低洪細疾徐作歇，彷彿經過樂師的精心訓練，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它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眾妙畢集，各抒靈趣，哪有不成人間絕響的呢。
雖然這些蟲聲會引起勞人的感嘆、秋士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另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概我們所祈求的不在於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為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來體味它；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頭來辨嘗它：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為最難堪而極欲逃避的，唯有這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濛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於哀樂兩忘。這裏並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必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裏只是說有味遠勝於淡漠罷了。
所以蟲聲終於是足繫戀念的東西。何況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數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趣味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美妙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唯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它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徵的意味豐富極了。
1923年8月31日
賣白果
總弄裏邊不知不覺籠上黃昏的暮色，一列電燈亮起來了。
三三兩兩的男子和婦女站在各弄的口頭，似乎很正經的樣子，不知在談些什麼。幾個孩子，穿鞋沒拔上跟，他們互相追趕，鞋底擦着水門汀地，作“替替”的音響。
這時候，一個挑擔的慢慢地走進弄來，他向左右觀看，頓一頓再向前走兩三步。他探認主顧的習慣就是如此；主顧確是必須探認的，不然，挑着擔子出來難道是閑耍嗎？走到第四弄的口頭，他把擔子歇下來了。我們試看看他的擔子。後頭有一個木桶，蓋着蓋子，看不見盛的是什麼東西。前頭卻很有趣，裝着個小小的爐子，同我們烹茶用的差不多，上面承着一隻小鑊子；瓣狀的火焰從鑊子旁邊舔出來，燒得不很旺。在這暮色已濃的弄口，便構成個異樣的情景。
他開了鑊子的蓋子，用一爿蚌殼在鑊子裏撥動，同時不很協調地唱起來了：“新鮮熱白果，要買就來數。”發音很高，又含有急促的意味。這一唱影響可不小，左弄右弄里的小孩子陸續奔出來了，他們已經神往於鑊子裏的小顆粒，大人在後面喊着“慢點兒跑”的聲音，對於他們只是微茫的喃喃了。
據平昔的經驗，聽到叫賣白果的聲音時，新涼已經接替了酷暑；扇子雖不至於就此遭到捐棄，總不是十二分時髦的了。
因此，這叫賣聲里似乎帶着一陣涼意。今年入秋轉熱，回家來什麼也不做，還是氣悶，還是出汗。正在默默相對，彷彿要嘆息着說無可奈何之際，忽然送來這麼帶着涼意的一聲兩聲，引起我片刻的幻想的快感，我真要感謝了。
這聲音又使我回想到故鄉的賣白果的。做這營生的當然不只是一個，但叫賣的聲調卻大致相似，悠揚而輕清，恰配作新涼的象徵；比較這裏上海的賣白果的叫賣聲有味得多了。他們的唱句差不多成為兒歌，我小時候曾經受教於大人，也模仿着他們的聲調唱：
燙手熱白果，
香又香來糯又糯；
一個銅錢買三顆，
三個銅錢買十顆。
要買就來數，
不買就挑過。
這真是粗俗的通常話，可是在靜寂的夜間的深巷中，這樣不徐不疾、不剛勁也不太柔軟地唱出來，簡直可以使人息心靜慮，沉入享受美感的境界。本來，除開文藝，單從聲音方面講，凡是工人所唱一切的歌，小販呼喚的一切叫賣聲，以及戲台上紅面孔白面孔青衫長鬍子所唱的戲曲，中間都頗有足以移情的。
我們不必辨認他們唱的是些什麼話，含着什麼意思，單就那調聲的抑揚徐疾送渡轉折等去吟味；也不必如考據家內行家那樣用心，推究某種俚歌源於什麼，某種腔調是從前某老闆的新聲，特別可貴；只取足以悅我們的耳的，就多聽它一會兒；這樣，也就可以獲得不少賞美的樂趣。如果歌唱的也就是極好的文藝，那當然更好，原是不待說明的。
這裏上海的賣白果的叫賣聲所以不及我故鄉的，聲調不怎麼好自然是主因，而里中欠靜寂，沒有給它襯托，也有關係。
全里的零零碎碎的雜聲，裡外馬路上的汽車聲，工廠里的機器聲，攪和在一起，就無所謂靜寂了。即使是神妙的音樂家，在這境界中演奏他生平的絕藝，也要打個很大的折扣，何況是不足道的賣白果的叫賣聲呢。
但是它能引起我片刻的幻想的快感，總是可以感謝而且值得稱道的。
1924年8月22日
崑曲
崑曲本是吳方言區域裏的產物，現今還有人在那裏傳習。
蘇州地方，曲社有好幾個。退休的官僚，現任的善堂董事，從課業練習簿的堆里溜出來的學校教員，專等冬季里開棧收租的中年田主、少年田主，還有諸如此類的一些人，都是那幾個曲社裏的社員。北平並不屬於吳方言區域，可是聽說也有曲社，又有私家聘請了教師學習的，在太太們，能唱幾句崑曲算是一種時髦。除了這些“愛美的”唱曲家偶爾登台串演以外，職業的演唱家只有一個班子，這是唯一的班子了，就是上海“大千世界”的“仙霓社”。逢到星期日，沒有什麼事來逼迫，我也偶爾跑去看他們演唱，消磨一個下午。
演唱崑曲是廳堂里的事。地上鋪一方紅地毯，就算是劇中的境界；唱的時候，笛子是主要的樂器，聲音當然不會怎麼響，但是在一個廳堂里，也就各處聽得見了。搬上舊式的戲台去，即使在一個並不寬廣的戲院子裏，就不及平劇那樣容易叫全體觀眾聽清。如果搬上新式的舞台去，那簡直沒法聽，大概坐在第五六排的人就只看見演員拂袖按鬢了。我不曾做過考據功夫，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有演唱崑曲的戲院子。從一些零星的記載看來，似乎明朗時候只有紳富家裏養着私家的戲班子。《桃花扇》裏有陳定生一班文人向阮大鋮借戲班子，要到雞鳴埭上去吃酒，看他的《燕子箋》，也可以見得當時的戲不過是幾十個人看看罷了。我十幾歲的時候，蘇州城外有演唱平劇的戲院子兩三家，演唱崑曲的戲院子是不常有的，偶爾開設起來，開鑼不久，往往因為生意清淡就停閉了。
崑曲徹頭徹尾是士大夫階級的娛樂品，宴飲的當兒，叫養着的戲班子出來演幾齣，自然是滿寫意的。而那些戲本子雖然也有幽期密約，盜劫篡奪，但是總要歸結到教忠教孝，勸貞勸節，神佛有靈，人力微薄，這就除了供給娛樂以外，對於士大夫階級也盡了相當的使命。就文詞而言，據內行家說，多用辭藻故實是不算稀奇的，要像元曲那樣亦文亦話才是本色。但是，即使像了元曲，又何嘗能夠句句像口語一樣聽進耳朵就明白？
再說，崑曲的調子有非常迂緩的，一個字延長到十幾拍，那就無論如何講究辨音，講究發聲跟收聲，聽的人總之難以聽清楚那是什麼字了。所以，聽崑曲先得記熟曲文；自然，能夠通曉曲文里的故實跟辭藻那就尤其有味。這又豈是士大夫階級以外的人所能辦到的？當初編撰戲本子的人原來不曾為大眾設想，他們只就自己的天地里選一些材料，編成悲歡離合的故事，藉此娛樂自己，教訓同輩，或者發發牢騷。誰如果說崑曲太不顧到大眾，誰就是認錯了題目。
崑曲的串演，歌舞並重。舞的部分就是身體的各種動作跟姿勢，唱到哪個字，眼睛應該看哪裏，手應該怎樣，腳應該怎樣，都由老師傅傳授下來，世代遵守着。動作跟姿勢大概重在對稱，向左方做了這麼一個舞態，接下來就向右方也做這麼一個舞態，意思是使台下的看客得到同等的觀賞。譬如《牡丹亭》裏的《遊園》一出，杜麗娘小姐跟春香丫頭就是一對舞伴，從閨中曉妝起，直到游罷回家止，沒有一刻不是帶唱帶舞的，而且沒有一刻不是兩人互相對稱的。這一點似乎比平劇跟漢調來得高明。前年看見過一本《國劇身段譜》，詳記平劇里各種角色的各種姿勢，實在繁複非凡；可是我們去看平劇，就覺得演員很少有動作，如《李陵碑》裏的楊老令公，直站在台上盡唱，兩手插在袍甲里，偶爾伸出來揮動一下罷了。崑曲雖然注重動作跟姿勢，也要演員能夠體會才好，如果不知道所以然，只是死守着祖傳來表演，那就跟木偶戲差不多。
崑曲跟平劇在本質上沒有多大差別，然而後者比較適合於市民，而士大夫階級已無法挽救他們的沒落，崑曲恐將不免於淘汰。這跟麻將代替了圍棋，豁拳代替了酒令，是同樣的情形。
雖然有曲社裏的人在那裏傳習，然而可憐得很，有些人連曲文都解不通，字音都念不準，自以為風雅，實際上卻是薛蟠那樣的哼哼，活受罪，等到一個時會到來，他們再沒有哼哼的餘閒，崑曲豈不將就此“絕響”？這也沒有什麼可惜，崑曲原不過是士大夫階級的娛樂品罷了。
有人說，還有大學文科里的“曲學”一門在。大學文科分門這樣細，有了詩，還有詞，有了詞，還有曲，有了曲，還有散曲跟劇曲，有了劇曲，還有元曲研究跟傳奇研究，我只有欽佩讚歎，別無話說。如果真是研究，把曲這樣東西看作文學史里的一宗材料，還它個本來面目，那自然是正當的事。但是人的癖性往往會因為親近了某種東西，生出特別的愛好心情來，以為天下之道盡在於此。這樣，就離開“研究”二字不止十里八里了。我又聽說某一所大學裏的“曲學”一門功課，教授先生在教室里簡直就教唱崑曲，教台旁邊坐着笛師，笛聲噓噓地吹起來，教授先生跟學生就一同“噯噯噯……”地唱起來，告訴我的那位先生說這太不成話了，言下頗有點憤慨。我說，那位教授先生大概還沒有知道，“仙霓社”的台柱子，有名的巾生顧傳階，因為唱崑曲沒前途，從前年起丟掉本行，進某大學當學生去了。
這一回又是望道先生出的題目。真是漫談，對於崑曲一點兒也沒有說出中肯的話。
1934年10月20日
牽牛花
手種牽牛花，接連有三四年了。水門汀地沒法下種，種在十來個瓦盆里。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用着的，無從取得新的泥來加入。曾與鐵路軌道旁種地的那個北方人商量，願出錢向他買一點兒，他不肯。
從城隍廟的花店裏買了一包過磷酸骨粉，摻和在每一盆泥里，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牆腳，從牆頭垂下十條麻線，每兩條距離七八寸，讓牽牛的藤蔓纏繞上去。這是今年的新計劃，往年是把瓦盆擺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這樣，藤蔓很容易爬到了牆頭；隨後長出來的互相糾纏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來，但末梢的嫩條便又蛇頭一般仰起，向上伸，與別組的嫩條糾纏，待不勝重量時重演那老把戲。因此牆頭往往堆積着繁密的葉和花，與牆腰的部分不相稱。今年從牆腳爬起，沿牆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會好一點兒；而且，這就將有一垛完全是葉和花的牆。
藤蔓從兩瓣子葉中間引伸出來以後，不到一個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幾株將要齊牆頭了。每一個葉柄處生一個花蕾，像穀粒那麼大，便轉黃萎去。據幾年來的經驗，知道起頭的一批花蕾是開不出來的；到後來發育更見旺盛，新的葉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時的花蕾才開得成。
今年的葉格外綠，綠得鮮明；又格外厚，彷彿絲絨剪成的。
這自然是過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開，可以推知將比往年的盛大。
但興趣並不專在看花，種了這小東西，庭中就成為系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畢回來，不覺總要在那裏小立一會兒。
那藤蔓纏着麻線卷上去，嫩綠的頭看似靜止的，並不動彈；實際卻無時不迴旋向上，在先朝這邊，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邊了。前一晚只是綠豆般大一粒嫩頭，早起看時，便已透出二三寸長的新條，綴一兩張長滿細白絨毛的小葉子，葉柄處是僅能辨認形狀的小花蕾，而末梢又有了綠豆般大一粒嫩頭。有時認着牆上的斑駁痕迹，明天未必便爬到那裏吧；但出乎意料，明晨竟爬到了斑駁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見；在這樣小立靜觀的當兒，卻默契了“生之力”了。漸漸地，渾忘意想，復何言說，只呆對着這一牆綠葉。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花開，將比往年盛大呢！
1931年
看月
住在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人對於月亮的圓缺隱現是不甚關心的。所謂“天井”，不到一丈見方的面。至少十六支光的電燈每間裏總得掛一盞。環境限定，不容你有關心到月亮的便利。
走到路上，還沒“斷黑”已經一連串地亮了街燈。有月亮吧，就像多了一盞燈。沒有月亮吧，猶如一盞街燈損壞了，沒有亮起來。誰留意這些呢？
去年夏天，我曾經說過不大聽到蟬聲，現在說起月亮，我又覺得許久不看見月亮了。只記得某夜夜半醒來，對窗的收音機已經沉寂，隔壁的“麻將”也歇了手，各家的電燈都已熄滅，一道象牙色的光從南窗透進來，把窗欞印在我的被袱上。我略微感到驚異，隨即想到原來是月亮光。好奇地要看看月亮本身，我向窗外望。但是，一會兒月亮被雲遮沒了。
從北平來的人往往說在上海這地方怎麼“待”得住。一切都這樣緊張，空氣是這樣齷齪，走出去很難得看見樹木，諸如此類，他們可以舉出一大堆。我想，月亮彷彿失掉了這一點，也該列入他們為上海“待”不住的理由吧！假若如此，我倒並不同意。在生活的諸般條件里列入必須看月亮一項，那是沒有理由的。清曠的襟懷和高遠的想像力未必定須由對月而養成。
把仰望的雙眼移到地面，同樣可以收到修養上的效益，而且更見切實。可是我並非反對看月亮，只是說即使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罷了。
最好的月色我也曾看過。那時在福州的鄉下，地當閩江一折的那個角上。某夜，靠着樓欄直望。閩江正在上潮，受着月亮，成為水銀的洪流。江岸諸山略微籠罩着霧氣，好像不是平日看慣的那幾座山了。月亮高高停在天空，非常舒坦的樣子。
從江岸直到我的樓下是一大片沙坪，月光照着，茫然一白，但帶點兒青的意味。不知什麼地方送來晚香玉的香氣。也許是月亮的香氣吧，我這麼想。我心中不起一切雜念，大約歷一刻鐘之久，才迴轉身來。看見蠣粉牆上印着我的身影，我於是重又意識到了我。
那樣的月色如果能得再看幾回，自然是愉悅的事，雖然前面我說過“即使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
刊於《中學生》37號（1933年9月1日），署名郢生；1981年11月25日修改。
秋
開了鎖，推開房門，一陣霉蒸氣。是陰沉的秋天的傍晚，那些疏闊得幾乎不相識的傢具都顯得非常朦朧。開了兩扇窗，才看出什麼東西都摻上了一層灰塵。
她站到鏡台前，那鏡中的人臉色灰暗，兩眼下方各有淡墨痕似的一搭，嘴唇失了明顯的界限，似乎不是每天看見的那副容貌。她便想到今天是疲乏了，買票處的擁擠，三等車中三點鐘轉側不得的站立，下車之後提着並不很輕的提箱從車夫的包圍中擠出，真是少有的努力。這幾天本來覺得腰痛腿酸，現在更見厲害了；只想把身子擺平，讓床褥來支持身子的重量。原來是秋分了，她突然想起，跟着就來了傷感的心情，四十不到的年紀，身體上已經掛着曆本了。
她的眼光給鏡台上什麼東西攔住了。焦褐色的一些小團，焦褐色的幾條枝梗，荒地上的屍骸似的散置在那裏。她記起了，那是去年春天上墳的時候在河邊採的野薔薇，回來扔在這裏，就匆匆地趕火車去了。一年半的時光又溜走了，現在又得去上墳。
她約略拂去床上的灰塵，便躺下來。好似來到了凄涼的旅店，兩眼直望着帳頂，讓自己沉沒在悵悵然的感覺里。
皺臉的老媽子端着煤油燈進房來。她把燈放在靠窗的桌子上，便用探索的眼光回頭看，自言自語道：“小姐在這裏歇息。”
又拖着滯重的腳步出去了。
不一會，房門外起了輕悄的對話聲。雖說輕悄，但雙方顯然都沒有操縱自己的聲帶的素養，說的什麼完全傳到了房裏躺着的人的耳朵里。
“聽我們奶奶說，她在上海做收生婆的。”
“咄，咄，咄，好齷齪的行業，血淋淋的……”
“血淋淋倒不用管，你想，收生婆，說出來多麼……”
“她還是小姐呢，小姐怎能幹這種行業？叫我想想，難為情極了，哪還有臉見人!”
“我也這樣說。她要配人家只怕難了。討個新奶奶，說是做收生婆的，誰要？”
“她年紀不輕了吧？”
“不清楚，沒聽我們奶奶說過。看她那樣子，三十五總不止了。”
躺在床上的人知道說話的一個是嫂嫂處用的剛才送燈來的那個皺臉老媽子，另一個該是宅內別人家的老媽子。在裂了縫的板壁上，她們的眼睛大概正貼着在那裏，窺看着齷齪的難為情的她吧。她這樣猜想，並沒有嫌厭她們的意思；老媽子知道什麼？自從開業以來，一年間收過不到三十回的生，那些自以為開通而請產科醫生的人家，又有幾個人不把異樣的眼光投到她身上？“你，干這行業？”從他們的眼光里總可以讀到這樣的話。老媽子不過把這樣的話說了出來罷了。倒是她們猜測她的年紀有點兒可恨。她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然，對於別人考查她的年紀總覺得討厭；在學校里的時候，有些同學直截了當問她幾歲，她心裏固然不舒服，臉上卻不好意思發作，便支吾其辭說忘了；更有伶俐乖巧的同學乘她不提防，突然問她屬什麼生肖，她的回答也絕不會疏忽，不說屬花條馬便說屬長頸鹿，那些非洲狩獵影片里的東西。這樣對付過去以後，她便把發問的人看作不懷好意的偵探，越能少同她交往越好。
老媽子又說什麼只怕難了，啊，想它做什麼!她轉身朝里，面對着映在帳幅上的她自己的黑影。
晚飯過後，嫂嫂到她房裏來談話。約略說了些不相干的引子之後，便吞吞吐吐轉到正文：說本來要寫信到上海去的，一因哥哥不得空閑，二則她就要回來上墳了，所以留到現在面談。說有人來談起，有個姓張的要娶填房，年紀也不算大，才五十三歲，是一家錢莊的經理，手頭有兩三萬；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最長，已經出嫁了，大兒子明年也要辦喜事——做他們的“晚娘”是並不困難的：要不要回答來人說不妨談談，須請她自己做主。嫂嫂的意思是不妨談談，因為這樣合適的人家很難碰到。
她聽罷嫂嫂的話不就回答，可不是由於羞愧。當她二十歲以前，有人到她母親旁邊來說你家小小姐怎樣怎樣、某家幾少爺怎樣怎樣的時候，她是立刻會像淘氣的小貓那樣一溜煙就不見的。二十一歲那年上，父親母親相繼去世，以後人家的這些話就向哥哥嫂嫂說了，她漸漸學會假作沒有聽見的本領，臉上固然不免發紅，溜走卻不需了，這期間便偶爾聽到“續弦”“填房”那些字眼。二十七八的時候，她決定了不嫁，因為父親的遺囑上有這樣的話，女兒中如有終於不出嫁的，應得田二十畝；但是來說親的人還是有，她卻用旁觀的態度來聽，甚或發一些比嫂嫂更精細的盤問，好像所談的真是與她完全無關的事——誰也不能知道她心頭正沸騰着快適和妒恨糾結成一團的思潮。
現在她聽說那人五十三歲，就好像有硬硬的一簇鬍鬚在她嘴的周圍亂掃，那種肉麻的噁心的感覺直擴展到兩頰和頸間。
一個老人和她自己的並肩雙影閃現在她眼前，啊，這像什麼樣子？有什麼意思？她閉了閉眼睛，才回答嫂嫂說：“早就說過不談了，嫂嫂，為什麼又提起這些話來了？”
“我們這樣想。”嫂嫂的聲調顯得十分親切，“妹妹一個人在上海開業究竟是辛苦的事；如果有了合適的人家，就安舒得多了。”
究竟是辛苦的事，嫂嫂這句話正說中了實情。守護一個生命，那是須得集中全身的精力才能着手的工作；陪同產婦的一陣陣的掙扎，非把力氣完全運用到兩臂，一回比一回更加振奮不可，直到新生命脫離了母體才得透一口氣；其時衣衫濕透了，軀幹四肢好像不再屬於自己了，然而產婦和嬰兒雙方還有許多需要料理的事，不能就此休息。那樣的辛苦居然受得住，她自己想起來也有點兒不相信。但是就身體的情況而論，那樣地受辛苦至多也只能支持十多年，她自己十分明白。五十多歲還能挺起脊樑收生嗎？除此以外，還有業務上的艱難很可憂慮：開業一年多，只收過不到三十回的生，是個勉強可以敷衍的局面；產科醫生的牌子差不多每條路上都有，路角牆壁上一併排貼着廉價收生的廣告——“不論日夜，藥費在內，五元”，“照定章對摺，一律四元”，可見其中的競爭並不比商界緩和；凸起肚子的婦人幾乎滿街都是，為什麼請教她收生的這麼寥寥呢？假如第二個年頭的成績還不及第一年，而且以後一直衰落下去，那如何得了？關於這些，在看到家庭的日漸衰落，時勢的急劇轉變，毅然決然投考產科學校，準備做個職業婦女的時候，她是完全沒有想到的。就是在當學生的三年間，都以為畢了業走出校門，便有一個自由的快適的天地等候着她。直到開了業，在實際的體驗中，她才知道碰見的是辛苦，是身體和精神雙方的辛苦。雖然辛苦，總得忍耐着掙紮下去；前途固然茫茫，但不掙扎又將奈何？這是她目前的邏輯。
“辛苦是的確的，不過我還受得住。”她看着煤油燈，以免和嫂嫂的眼光接觸。
“現在還受得住，將來呢？”嫂嫂頓了一頓，又說，“我又要說婦人家的那句話了，一個人總得有個靠傍；如果生下一男半女，不就什麼都放心了嗎？”
“這個話我不很相信，”她搖着頭說，“我只看見婦人家受子女的累，什麼都放心了是說說的。”平時看慣的婦人家生產時的情狀閃現在她眼前：血的潮，肉的迸裂，被宰割似的悸動和呼號，真是無比的犧牲。同時她又閃電似的想起講義上所說的難產的產母大都在什麼年齡的話，便彷彿看見了自己落在難產的危難中的形象，啊，可怕!
嫂嫂見勸誘無效，就換個頭緒來說：“話得說回來，子女原不一定要自己生的。像那張家，女兒已經出嫁，兩個兒子也都大了，你是不會錯待人的，他們當然又尊敬又親熱地待你，還不是和自己生的一樣？”嫂嫂坐近些，伸出手來似乎要拉她的衣袖的樣子，把聲音轉得很軟媚地說：“這個也叫你娘，那個也叫你娘，你聽了才快活呢。”
娘，這個生疏而帶有快感的字眼，它確然給予她好像喝了點兒酒的舒適，正同聽到人家稱一聲“奶奶”或是“老闆娘”
的時候一樣。面前倘如有個玉雪可念的孩子，用小手牽住她的衣襟，愛嬌地叫她一聲“娘”，她自己會把什麼辛苦都忘掉了吧。不然，就是已經出嫁的小姐呼她為“娘”，同她說些體己話，她自己也會覺得生活並不空虛吧。——可是，硬硬的一簇鬍鬚好像又掃到她嘴唇上來了；這回彷彿還看見了斑白的頭髮，重疊的額紋，昏花的眼睛和焦黃的牙。一陣懊惱使她迸出決絕的話：“嫂嫂，我們放開這個，談談別的吧。”
“那麼，只好回絕那個來說起的人了。”嫂嫂搭訕着說。從前同類的好多回談話，差不多總是由嫂嫂這樣收場的。
隨後嫂嫂就談到哥哥的織襪廠的失利。同樣的小規模的廠家不下十餘家，要開闢推銷的路徑比向人家借錢還難，到年底預備收歇了。最近有人來拉股份，織闊幅的綿綢，看來好像呢子，可以做西裝，銷路據說是不壞的。不過手頭沒有錢，想賣了田去入股，反正一連好幾年來，今年水災，明年蟲災，收成七折八扣，又加上什麼捐稅，眼見得田不是什麼有好處的產業了。末了說：“今天他們就在那裏開籌備會，所以到這時候他還沒有回來。”
突然間，父親的遺囑——終於不出嫁的得田二十畝——在她頭腦里刺了一針，她覺得完全明白嫂嫂這番勸誘的意義了。
她不免激怒，想她偏不肯嫁，哥哥嫂嫂不能把她怎麼樣。她還想問個明白，賣了田去入股，是不是留下應該歸她的二十畝。
但是一轉念后，又想他們既沒有提明，她又何妨暫作不知，到事情真做出來時再與他們爭論吧。於是耐着性兒，繼續聽嫂嫂瑣瑣屑屑地說些柴米油鹽的家常話。
她坐在艙的右邊，靠着明瓦窗。艙中圍坐着六七個男人，女人只有她和嫂嫂，小孩有她的兩個侄兒。白雲籠罩着原野；輕風送來清新的草氣，也送來陣陣的薄寒；河水活活地在船底流過；人語聲顯得很寂寞似的。
比較十餘年前，上墳的情況是冷落得多了。那時候全家各房同住在宅內，上墳那天的早晨大家在大廳上齊集，就是個十分歡快的場面。各房的奶奶小姐走出來，全都穿起自出心裁的新裝，這一件綉着蝴蝶，那一件綉着牡丹，各樣的花邊，各樣的款式。脂粉氣從每個腮幫上每條手臂上發散開來，熏得人人都好像喝了點兒酒，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小孩子跳出跳進地催着上船，這個拉着伯伯，那個牽着爸爸。所有的人齊集了，才出門上船。船共有三條，搖到河道寬闊處便並排着行。水果和茶食擺得滿桌，簫笛聲應和着，笑聲在這條船和那條船之間投來投去。簡直是全家的快樂的郊遊會。現在，各房分散了：有一房在交易所投機得利，便在上海造小洋房住；其他幾房或在上海做點兒生意，或在南京當個小差使，都帶了家眷去；空下的房子就租給幾家別姓住了。大廳久已成為三不管的區域；令人生厭的幾把破椅子上積着厚厚的灰塵；梁間常常擱着竹竿，晾着不知誰家的孩子的尿布。競新鬥豔的盛況再也不會在這裏出現了，因為別房的女人根本就不來，只男人來了算數。這是男人，活動的天地各自不同，他們除開上墳而外，見面的機會也就很少了。
這麼想着，她感覺非常凄清。從前那些即使是個夢，那個夢可否重做一回呢？——父親母親還健在；各房不必為生活而掙扎，依舊住在一處，快快活活一同去上墳，仍舊是三條船，並排着行，水果和茶食擺得滿桌，簫笛聲應和着，笑聲在這條船和那條船之問投來投去；那樣的夢多甜美呀!
“……哪知他上了當!”濃須的一個堂兄的高聲闖進她的耳朵，她便聽下去。
“說是交保證金三千兩，六厘利息，每月薪水一百塊。待交了保證金，他們卻左也不開辦，右也不開辦，只說籌備尚未停當。這才疑惑起來，說把保證金還了吧；嚇，回答說沒有了!
你們想，小夥子家幹事這麼不着實，我是完全相信他的話，誰知他把雪白的銀子丟在水裏!”
她就知道那堂兄所說的“他”是他的兒子，一個商業專門學校的畢業生。
在南京當科員的一個堂兄抬一抬眼鏡，說：“這非同他們打官司不可。”
“當然要打官司，”前一個堂兄摸着上唇的濃須，“但是我好容易湊了三千兩銀子，現在是兩手空空了!空手是打不來官司的。所以今天要同你們商量：我提議賣掉我們的老宅。”
大家似乎吃了一驚，暫時間彼此面面相覷。
“我們本已搬出去了，搬回來的必要好像也沒有。”另一個堂兄彷彿為提議人作說明。
哥哥也開口了，他說：“倘如大家同意，我自然也不反對，我可以另外租房子住。”
她似乎覺得腔子裏突然一空；同時頭腦昏暈起來，艙內的人物在那裏旋轉，望得見的天和田野也在那裏旋轉。從十六歲那年佔有的一間房間，是她僅有的世界，現在也將被奪去了!
到了墳前，她拜下去，眼淚簌簌地落下。
夜間，在回上海的火車中，她茫然靠着長條的椅背。闖進她的意識的是凌凌亂亂的材料：二十畝田……乾枯的野薔薇……五十三歲……血的潮，肉的迸裂……一個大肚子的婦人在敲她的寓所的門……
1932年11月1日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