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國民黨高官敗逃台灣真相(第三部
王雲五
出版大亨的宦海生涯
王雲五學徒出身，卻榮登出版業巨子寶座，商務印書館成為其一生事業的起點。曾挽救商務於危難之間，也因此得到政府賞識，步入宦途，官至行政院副院長。但他的宦海生涯，遠遠比不上在出版界的精彩。花甲之年，重回出版界，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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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字號：王雲五，原名之瑞，號岫廬，筆名出岫、之瑞、龍倦飛、龍一江等
籍貫：廣東香山（今中山）
生卒年月：1888年7月9日——1979年8月14日，卒年91歲
學歷：自學成才
最高職務：行政院副院長
家世：
遠祖——自河南遷到福建，再遷廣東香山（今中山）
父親——王光斌，棄農經商，到上海開設一爿小店
母親——梁氏，廣東香山人
兄姐——有三位兄長，三位姐姐
妻子兒女：
妻子——徐凈圃、徐馥圃
兒女——長子王學理、次子王學武、三子王學政、四子王學農、五子王學哲，兩個女兒
簡歷
1888年——7月9日出生於上海租界。
1895年——入私塾。
1902年——到一家五金店當學徒。
1906年——陸續在上海同文館、益智書室、中國新公學、中國公學等地教授英文。同年，任振群學社社長。
1909年——任閘北留美預備學堂教務長。
1911年——任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府秘書。
1913年——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專門教育司科長，后兼任主任秘書。
1916年——任北洋政府蘇粵贛三省禁煙特派員。
1921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
1924年——任“東方圖書館”館長。
1929年——任中華圖書協會執行委員、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法制組主任。
1930年——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1932年——任國民政府國難會議會員。
1933年——任國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委員會委員。
1936年——任溫溪造紙公司董事長。
1938年——任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3年——任中華髮明協會理事長。
1946年——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
1947年——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
1948年——任行政院顧問。同年，任財政部部長。
1949年——任華國出版社社長。
1951年——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
1952年——任“中央故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長。
1954年——任“考試院”副院長。
1958年——任“行政院”副院長。同年，任經濟動員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0年——任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同年，任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1963年——任“行政院”代院長、“總統府”資政。
1964年——任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1965年——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6年——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
1972年——任雲五圖書館基金會董事長。
1979年——8月14日病逝於台北市，享年91歲。
一、自學成才，活躍於教育界
1.短暫的學校生活
王雲五，作為近代著名出版家，以及學問家、教育家、演說家、發明家、政治家，任誰都不會想到，他連小學都沒有畢業，正如他自己所說：
“可憐得很，我的學校生活，一共不滿五年，比諸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的六年還有不足。”
事實上，王雲五家中富裕，他之所以接受教育受阻，一方面因為年幼時體弱多病，另一方面則與他的長兄離世有關。
王雲五齣生於上海租界，其祖上世代務農，直到其父王光斌這代，棄農經商，到上海開設一爿小店，過上富足的生活。
但王雲五的童年卻是在原籍廣東香山，跟隨他的長兄王日華度過的。
王雲五在家中排行老小，除了日華，還有兩位兄長，三位姐姐。
1895年，7歲的王雲五隨日華等人從家鄉遷到上海。那時，日華16歲，聰明好學，用王雲五的話說是“讀書明理，一切都能通曉”，從日華那裏，王雲五接受到一些初級教育。
到上海不久，王雲五的父親王光斌便聘請塾師，到家中對王雲五進行啟蒙教育。但王雲五始終認為，家中已有一位很好的教師，其學問比這位啟蒙老師或有過之。這位“很好的教師”自然就是指他的長兄日華。因此，王雲五仍舊時常向日華討教問題。
8歲時，王雲五開始讀《孟子》，一天，他讀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一段話，在日華詳細解說下，明白了臣民最為重要，帝王必須愛臣民；若不顧臣民死活，則臣民把帝王視同仇敵，並不為過。
由此，王雲五想起去年其表兄陸皓東追隨孫中山發動革命，在廣州被捕，並因造反被殺害的事，忍不住對日華說：
“那個西太后把臣民當做土芥，臣民為什麼不把她視同寇讎？陸表兄的舉動只是要殺人民的寇讎，怎算得是造反呢？”
日華聽王雲五如此說，大吃一驚，立即嚴厲地制止他：
“不要胡說，這番話絕不能再提起。”
後來，日華將此事告訴了父親，說：
“四弟讀書還不差，只是要堤防他長大後走錯路。”
王雲五9歲時，日華回鄉參加“童子試”，一試而中！
然而，就在王雲五為兄長取得這樣的成績感到高興和自豪時，王家突然接到一封電報，僅有“日華足疾甚危”幾個字。王雲五和父母一時急得團團轉，趕緊去電詢問，不料幾日後，又接到一電報，上雲“日華去世”。
而此時，距離日華通過“童子試”僅僅過了兩個月。
王家人悲痛欲絕，但王雲五的父親因生意的原因，不能隨意遠行，其母是一位舊式婦女，亦不能隻身返回家鄉，加上日華已經去世，他們認為即使返回也是無濟於事。
王家人對日華的死因疑竇重重，由於當時醫學水平落後，無法查出日華究竟因什麼病突然死亡，王家人又遠在上海，更難明真相。只知道日華病重時，故鄉有大伯父和外祖母悉心照料，為日華延請最好的醫生治療，卻仍未挽救其性命。
於是，王家人將日華之死，歸咎於王家風水不好，因為王家十幾代沒有出過一名秀才，此次破天荒由日華以未及弱冠之年，得此意外之榮，卻不足兩月，撒手人寰。
從此，王家人認為家運和風水不適於子弟讀書上進，於是，王雲五的二哥在15歲時改習商業，王雲五的學業也變得可有可無，不再受父母重視。
但王雲五沒有立即中斷學業，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他到附近蕭老師的私塾讀書，塾中有同學約20名。蕭老師不像王雲五長兄日華那樣每章每節都講解大意，且任由王雲五隨時提問，有問必答，他的教法獃滯古板，注重背誦，背誦不出，或是背誦錯誤，就要打手心。
王雲五對這樣的學習方法毫無興趣，但又因為怕打手心，不敢不像“鸚鵡那樣背誦人言”。雖然在一年零幾個月的學習期間，王雲五沒有被打過一次手心，但他對讀書卻再也沒有以前那樣的興趣。
蕭老師還特別重視兩項作業：一是做對聯，二是寫楷書和臨帖。日華在教王雲五時，從不勉強他寫楷書和臨帖，而是任其自由塗鴉，之後加以指導和矯正。王雲五顯然喜歡日華的教法，對蕭老師的教授，更加失去興趣。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王雲五全家返回香山避居，次年回到上海，王雲五又入李先生私塾，到1902年輟學。
就這樣，王雲五先後接受了不滿五年的學校教育，之後便再沒有進過任何正式學校，無論舊式私塾，還是新式學堂……
2.夜校的特殊遭遇
王雲五在李老師私塾讀書時，由於李老師教學方法靈活，重拾對學習的濃厚興趣。不料，在1902年，也就是王雲五14歲時，父親認為他應該出來做事了，隨即把他送到一家五金店當學徒，從此被迫輟學。
此時王雲五心中仍在懷念學習生活，當時上海學英文之風正盛，他便白天學徒，晚上到夜校補習英文。
整個學徒期間，王雲五在店中經常一卷在手，以致看得入神，怠慢了顧客，引起老闆不滿。後來，五金店中人員對王雲五的一致評價便是：最大的缺點為喜歡讀書。
王雲五每天最高興的時間，便是在五金店結束一天的學徒工作，到夜校學習英語。他所在的夜校校長兼唯一教員吳先生，也是香山縣人，因此讓王雲五倍感親切。該校址在英租界南京路附近一家酒庄的樓上，把接連三幢的房屋拆通了，構成一間很大的講堂，同時可容納學生一二百人。
在這些學生中，就程度而言，有從字母開始的初學者，也有學到五六冊讀本的中等水平的學生；按年齡計，從十三四歲的兒童到四五十歲的中年人無不有之。
剛入校時，王雲五對同學不太熟悉，但由於他勤奮好學，在老師考察功課時總能對答如流，因而一些在授課時沒有聽懂的同學，便會在下課後主動找王雲五，向他請教功課。時間長了，王雲五和這些同學熟悉起來，不僅上課時互幫互助，課餘時間也會結伴出遊。
為了感謝王雲五的幫助，他的同學經常請他到夜校附近的點心店吃些小食品。一位年紀近30歲的同學，因經常向王雲五請教英文發音，請王雲五吃點心的次數最多。
有一天晚上，夜校下課稍早，這位同學帶王雲五和另一位20歲的同學逛馬路，走了一會兒，他忽然對那位同學低聲說了幾句什麼，接着對王雲五說：
“走，帶你們去一家地道的蘇州點心店吃小食。”
“時間已不早，我得回家了。”
王雲五見時間已晚，便婉言謝絕。但是兩位同學卻一左一右，你一句我一句地勸說：
“就快到了，何必過門而不入呢？”
“就是，也不差這點時間。”
王雲五感到盛情難卻，便任由兩位同學“擺佈”，在兩位同學的帶領下，來到一條熱鬧的里巷，王雲五心生疑竇，問道：
“為什麼這家點心店設在巷內？”
兩位同學趕緊回答說：
“酒香不怕巷子深，人家做的地道蘇州點心，遠近馳名，不必設在馬路上。”
王雲五將信將疑，被帶到一家店門口，門前點着一個大玻璃燈，用紅漆寫着幾個字。王雲五瞥了一眼，剛看到“書寓”二字，就被兩位同學簇擁着進了門，接着又被擁進一個房間，裏面有兩個打扮妖嬈的女子。
王雲五立刻明白自己來到了什麼地方，正色道：
“你們帶我來這裏做什麼？”
兩位同學哈哈大笑起來，其中一位說：
“你是最喜歡讀書的，所以我們把你帶到這所書寓來，好讓你揀心愛的書讀一讀。”
王雲五知道自己上當了，但畢竟和兩位同學關係不錯，也不好說什麼，只好想辦法脫身，陪着笑臉說：
“我不是傻子，不過你們不應該騙我啊！”
儘管如此，兩位同學並沒有馬上放王雲五回家，而是只顧着和書寓里的兩位女子盡情調笑，最後才叫來一些點心，端到王雲五面前，請他享用。
吃完點心后，王雲五才被“允許”回家。
回到家裏已經晚上11點多，這是王雲五有生以來獨自外出回家最遲的一次。他的父親晚飯後出外訪友早已回來，正在半開的大門間向外張望。母親平時都是等他下課回家后才上床睡覺，此次他回家晚了兩個小時，剛一進門，就看到母親坐在門內不遠，正焦急地等待。
王雲五心中有愧，立刻想自首。但他轉念一想，若自首，父母很可能終止他的夜校學習，情急之中很快編了一個合理的謊言，對父母說：
“我被巡捕（租界警察）捉到了巡捕房……”
理了理思路，王雲五清晰地說道：
“因為放學後走路回家，途中尿急，在馬路僻靜處小便，想不到後面走來了一個巡捕，把我捉到捕房去。本來罰了一塊錢就可以立即放出來，但因捕頭沒工夫問話，我等候了一小時以上方被訊問，結果因我年少，減半罰了五角錢，還告誡了幾句話，然後釋放。”
這一番話，說得合情合理，王雲五的父母沒有絲毫懷疑，而且也沒有責備王雲五“當街小便”，而是生怕王雲五受驚，不斷地安慰他，一直到深夜12點后，王雲五才上床休息。
在床上，王雲五翻來覆去，為自己欺騙父母而深深自責，以致徹夜難眠。第二天一早，王雲五起床后，立即將昨晚的實情和扯謊動機合盤托出，並為自己的謊言向父母道歉。
父母聽后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十分高興，稱讚兒子誠實、正直，也更加相信兒子不會去冶遊，因而原諒了王雲五，只勸他以後謹慎交友，並沒有終止他的夜校生活。
一場風波，總算得以平息。
3.出任總統府秘書
由於王雲五酷愛英語，繼夜校后，還曾入美國教會主辦的守真書館學習，16歲時進入一家同文館修業，次年春兼任該館的教生（助教）。
17歲時，王雲五以按揭方式購買了一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三年後付清書款時，他已經把大百科全書通讀了一遍。
18歲時，王雲五先後在上海同文館、益智書室、中國新公學、中國公學等地教授英文，兼授數學、史地課，開始步入教育界。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孫中山自海外歸來，抵達上海，12月29日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在孫中山離開上海到南京就職時，香山縣的旅滬同鄉會設宴歡送孫中山。
由於旅滬香山同鄉多為商人，作為教員的王雲五被推舉為宴會主持人，他所致的歡迎詞，和對中華民國建國意見的陳說，得到孫中山先生的賞識。為此，孫中山特約王雲五到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任秘書工作。
1912年1月中旬，王雲五來到南京臨時大總統府報到，孫中山親自接見，併當即下手條，任命王雲五為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孫中山對王雲五說：
“你的工作是在接待處代我接見一切來訪的賓客。你能操英語，又擅長國語和廣東話、上海話，對此任務最適宜。”
王雲五自忖沒有學歷，和孫中山僅有一面之緣，得其任命，感到誠惶誠恐。
孫中山接着告訴王雲五：
“任何要見我的人，除經特約者外，都先由你接見。你認為無須我接見的，請其分別改向總統府中有關單位，或府外有關部會接洽。如認為有需要我接見的，便把要談的事由與其住址記下來，交給我，我再決定見不見和接見時間。”
王雲五明白自己的工作后，便開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公職。由於工作原因，王雲五每天需要向孫中山報告一次，或用書面，或當面請示，增加了王雲五當面承教的機會。
在總統府任秘書不足半月時，王雲五突然接到上海家中轉來的教育總長蔡元培的親筆信，邀請他往教育部“相助為理”。
原來，王雲五在出任總統府秘書之前，在任教多年中，經常將自己對中國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意見寫下，寄給蔡元培，得到蔡元培的賞識。
王雲五接信后，心中猶豫了一番，由於他擔任教師多年，對教育頗感興趣，同時對清末教育制度不大滿意，希望能夠藉此機會，大展宏圖，對中國教育發展出一分力，因而雖然感激孫中山的提攜，仍決定應蔡元培之邀。
王雲五思前想後，不知如何對孫中山開口，最終持蔡元培的親筆信，面謁孫中山請示。
孫中山聽了王雲五的報告后，隨即說道：
“你多年從事教育，擔任教育部的工作實最適宜；但你在總統府任職也很得力。我主張一個兩全的辦法，就是上午接待處來訪的人較多，你還是上半日留在這裏，下半日往教育部辦事，如此便兩不相妨。”
孫中山這一兩全其美的辦法，令王雲五大喜過望，連連道謝。
之後，孫中山又加派一位秘書到接待處任事，上半日協助王雲五，下半日代替王雲五。王雲五在兩個職位上，如魚得水。
4.京城教育部任職
早在孫中山剛剛就職臨時大總統時，便通電袁世凱，表示“虛位以待”，即清帝退位后，大總統位置一定讓給袁世凱。
於是，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宣佈退位后，袁世凱便於2月15日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於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職。孫中山則宣佈下野。
3月，政府北遷，王雲五隨蔡元培同往，被任為教育部專門教育司第一科科長。此間公務之餘，王雲五開始為《民主日報》撰稿，同時兼任國民大學法科英文教授。
6月，唐紹儀內閣以責任內閣不能行使職權而辭職，陸征祥繼而組閣，內閣人選為財政周學熙，司法許世英，教育范源濂，農林陳振先，交通朱啟鈐，工商劉揆一。
范源濂原是教育部次長，改任總長后，以原秘書長董鴻褘為次長。後來，專門教育司司長林少旭改任京師高等審判廳廳長，由誰繼任他的職位，一時備受關注。
林少旭和王雲五關係一向不錯，離職前，特地對王雲五說：
“以你的辦事能力和負責精神，是繼任司長的不二人選，我會推薦你，放心好了。”
王雲五聽后十分高興，以為專門教育司司長已非己莫屬。然而，最終任命下達時，卻是第二科科長路壬甫升任，令王雲五空歡喜一場，一時沮喪不已，後來偶遇林少旭，林少旭告訴他事情始末：
“我薦你繼任之初，范總長滿口應允，我以為此事已板上釘釘，不想過了幾日，范總長突然告訴我，以你的能力升任司長，原極適當，但詳加考慮后，認為路科長資歷甚深，如果由資歷較淺如你者擢升，難免不使路科長失望。范總長考慮到你年事尚輕，來日方長，暫緩升遷當無問題。”
雖明白范源濂的這個決定自有其道理，但王雲五年輕氣盛，仍對此很不服氣。
1913年3月，范源濂辭職，教育總長很快由農林總長陳振先兼署。陳振先曾留學美國，雖是農學專家，對教育也非常感興趣，心裏着實想大幹一番。
當時，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當屬江浙地區，因此在教育部的高級職員中，包括次長、四位參事中的三位以及三位司長中的兩位，都屬於江浙兩省籍。
陳振先是廣東人，和王雲五是同鄉。然而因王雲五是生長“外江”的廣東人，對同鄉人士認識不多，陳振先也沒有見過王雲五，因此他到部之初，並不知部內還有一位同鄉。
陳振先上任后，即發佈了一篇文告，囑咐秘書人員起草。經辦的秘書卻按照以往的習慣，找到參事、司長商議，並按照其意見，將陳總長的主張進行了重大修正。
陳振先得知后，為自己連一名秘書都指揮不動感到氣憤，因而向一位同鄉訴苦。這位同鄉立即提到了王雲五，稱其經驗豐富，能力卓越，何以不加利用。陳振先這才知道王雲五也是廣東人，並聽從了這位同鄉的建議，立即約請王雲五詳談。
王雲五按照陳振先的吩咐，將他要發佈的文告重新起草，寫成一兩千字，交給陳振先，陳振先看后非常滿意，立即表示要王雲五兼任主任秘書，王雲五欣然接受。
兼任主任秘書後，王雲五得以出席部務會議。在他參加的最初幾次部務會議中，由於陳振先對各項議案不太了解其經過，便徵詢王雲五的意見。王雲五則知無不言，有不了解的便調查檔案，或向主管人員詳詢經過後，再向陳振先提供自認為正確的意見。
然而不久，陳振先還是因人事問題辭掉了教育總長之職，王雲五也隨之請辭，從此專門任國民大學教授，1914年3月又擔任籌辦煤油礦事宜處編譯股主任。此間，王雲五始終勤學不輟，報讀了美國“萬國函授學校”土木工程全科，同時選讀“喇沙爾函授學校”法律專業。
二、進入商務印書館，成就輝煌業績
1.出任編譯所所長
有人說：“近五十年的中文出版事業，如果把雲老的成就剔除，便要黯然失色。”
有人說：“他以出版家的地位，對中國教育、文化、學術的貢獻與影響，是世人公認的。”
應該說，王雲五一生最大的貢獻，便是在文化出版事業上。
王雲五擔任籌辦煤油礦事宜處編譯股主任后，於1916年7月，返回上海，出任蘇皖贛三省禁煙特派員，任職數月收取賄賂數額不菲，他用此款在上海虹口買了一幢洋房。其間，由於性格耿介認真，難免惹上麻煩，於是決定離開行政，以便有較多的時間充實自己。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許多國際問題、國際法，成為研究熱門。王雲五將目光轉向政治、經濟與時事方面的研究，同時研讀中國史書、西文化學和醫學，並開始學習德語和法語。
王雲五學習和工作的能力、效率，均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晚年他在回憶這時翻譯一篇中美合約的情況時寫道：
“我立即開始工作，從當日下午5時起，夜間僅睡2小時，迄次日午後3時，計實際工作22小時，而成稿二萬六千字……”
接下來，隨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翻譯著作開始大受歡迎。1920年，王雲五的學生原中國公學學生趙漢卿和朋友在上海合辦出版社，請王雲五主編一套《公民叢書》，王雲五欣然接受，這是他首次接觸文化出版事業。
王雲五將《公民叢書》分為國際、社會、政治、哲學、科學、經濟、教育七類，第一年由群益書社出版了十二種，第二年改為上海公民書局，出版到二十多種。這些書里有四種是由王雲五本人翻譯的。
就在王雲五主編《公民叢書》之時，突然有人推薦他出任中國出版界的龍頭老大——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
而推薦王雲五之人便是他的學生，原中國新公學學生胡適。胡適是中國新公學優秀畢業生，不久前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歸國后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新文化運動開始后，胡適聲望日隆。
當時中國社會對西方新思潮的渴求了解，推動了整個出版事業的更新與發展。商務印書館面對滾滾而來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從心。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只懂日語，不懂西文，為了跟上急劇變化的大時代，商務印書館想要引入新血液，高夢旦決心讓賢，經與商務印書館經理張元濟商量，決定聘請胡適出任編譯所所長。
胡適因在北京教書，不想“放棄自己的事”，同時認為“編譯所確是很重要的一個教育機關”，於是力薦老師王雲五擔任此職。
王雲五雖然沒有接受過正規高等教育、也未邁出過國門，但他自學成才，在多個學科與領域多有建樹，同時是胡適、楊杏佛、朱經農等著名教育家的老師、商務印書館股東宋耀如在中國公學的同事、孫中山大總統的秘書，所以商務印書館毫不猶豫地接受了。
王雲五對編譯工作充滿興趣，如今有一個大規模的出版機構讓他發展，自然樂於接受。於是，在胡適的介紹下，王雲五和高夢旦進行了一次晤談，王雲五提出：
“希望給我三個月嘗試，再行定奪。同時請高先生千萬不要客氣，屆時縱然我願繼續下去，而你們對我不甚滿意，儘管明白表示，我定然是知難而退的。”
高夢旦對王雲五這種態度十分滿意，接受了他的要求。
1921年9月16日，王雲五邁進了商務印書館的大門。
最初這三個月，王雲五沒有什麼名義，只是每天和高夢旦待在一起。高夢旦把編譯所的工作和內容詳細告訴王雲五，並將他的種種問題拿來和王雲五商量。
三個月未到時，王雲五便提出了一套改進編譯所的建議，送請高夢旦和前任所長、現任商務印書館監理張菊生考慮是否妥當，同時表示：
“如能在原則上予以支持，董事會也無相反的意見，我當留下任職；如果能留下任職，希望暫定為試辦一年，試辦期滿，彼此都有重行考慮之自由。”
王雲五的改進意見，經高夢旦、張菊生詳加考慮，並轉示若干董事後，均表示接納，他們誠懇地向王雲五表示：
“您接任編譯所所長后，我們會大力支持您從事改進。”
於是，1922年，34歲的王雲五正式擔任了編譯所所長，高夢旦成為他手下的出版部長，從技術方面協助王雲五的工作。
2.一年後再創佳績
王雲五齣任編譯所所長伊始，便顯示出不凡的魄力和判斷力。
首先，他改組編譯所，按照新科學的學科門類分設各部，設九個編輯部、九個編輯委員會，《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婦女雜誌》等八個雜誌社，另有一個函授學社和幾個事務部門。
同時，王雲五極力羅致國內專家學者，分別主持各業務部門。其所引進的人才大多是新近從國外留學歸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如留美歸來的任鴻雋為理化部長、竺可楨為史地部長、周鯁生為法制經濟部部長、陶孟和為總編輯部編譯、朱經農為哲學教育部部長。
從1922年至1924年，編譯所人數達266人，創建所以來最高紀錄。又聘請了胡適、陶希聖、胡剛復、秉志、楊杏佛等人為館外特約編輯，使商務館聲名大震，首開全國新風。
其次，王雲五開始創編各科叢書，先出版了百科小叢書，其後又出版了國學、師範、自然科學、醫學、體育、農學、商學、史地等小叢書，為他日編印《萬有文庫》做準備。
同時，新學制小學教科書也在王雲五與朱經農的主持下完成，通行全國。接着，王雲五編印參考用的工具書，如《辭源》、《新字典》等，稍後更影印古籍《四部叢刊》等。
再次，王雲五將編譯所原附設的英文函授科擴充，改稱函授學社，以原設的英文為一科，增設算學科與商業專科。
一年後，王雲五的改進取得了顯而易見的成績。到1923年出版的圖書，由1922年的289種，增到667種，為歷年之冠。內容涵蓋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文學、藝術、史地等。
商務印書館對王雲五的工作成果非常讚賞，王雲五亦愈干愈起勁，因而繼續擔任編譯所所長。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原附設藏書處，命名為涵芬樓，收藏善本及一般參考圖書，旁及外文圖書達數十萬冊。王雲五早在剛剛接任編譯所所長時，便建議公開閱覽，提經董事會通過，撥建築費十萬元，經常費及添購圖書費每年以五萬元為度。
於是，新的館屋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館對面開始修建，與涵芬樓相接連，於1924年3月落成，經決議命名為“東方圖書館”，示與西方並駕，發揚我國固有精神。“東方圖書館”的對外開放，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也為中國私立圖書館服務於社會樹立了榜樣。
但新的難題接踵而來。因為館中藏書既有新舊，又有中外，目錄編製自然不能不別立新規。公開閱覽后，檢查效率，顯得尤為重要。
王雲五感到原來應用的部首檢字法既費時多而且不易確定，因為《康熙字典》收錄漢字4萬多，但部首隻有214個，平均每部所容字數約200。但實際每部所容字數，最高的高出平均數十倍，最低的則低至平均數十分之一。
舉例說明，《康熙字典》中的草部實際所容漢字多達1900多個，而這1900多個字，只能再按筆數區分，其中筆數最多的字有35筆，而最常用的字只有十四五筆，如果將這1900多字再按15個筆數區分，則同部同筆數之字，多至一百三四十個，例如草部的八畫便含有205字，下面就無法再區分了。
因此，王雲五想要改革舊的部首檢字法，並對這項工作產生濃厚興趣，因而集中精力，加緊研究中外各種圖書分類法。
此時，王雲五還不會想到，自己的這一興趣使然，將為中國的漢字檢索做出巨大貢獻。
3.開創“四百萬事業”
王雲五針對部首檢字的弊處，參考國內外諸家新檢字法的創意，認為必須對舊者進行揚棄，新者也要進行取捨。
他整日思考，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有一天正在吃飯時，突然想到什麼，放下筷子，低頭思索。家人感到奇怪，正要詢問時，王雲五突然一拍桌子，大笑起來。家人為王雲五此舉嚇得不輕，以為他精神出了問題。卻不想，新的檢字法就要誕生了！
王雲五首先發明了“號碼檢字法”，但欣喜若狂之餘，越深入研究，越發現“號碼檢字法”缺點甚多。
王雲五沒有因此灰心，而是要取其利矯其弊，繼續進行更加長期和徹底的研究。
1928年9月，在歷經近四年的研究后，王雲五終於發明出“四角號碼檢字法”，徹底解決了部首檢字法中的難題，為漢字檢索做出了巨大貢獻。該法很快被國內外加以採用。
接着，王雲五又運用杜威的十進分類法，撰寫並出版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很快推行到全國各地，為中國現代目錄學的分類奠定了基礎。
當時，有人稱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的事業是“四百萬事業”。“四”為“四角號碼檢字法”，而“百”和“萬”，則是他主持運作的《百科全書》和《萬有文庫》的編撰。
中國的學術界和出版界一直希望有自己的百科全書，王雲五為迎合這個願望，決定在三五年內出版一部能為國增光的《百科全書》。但因急於求成，編譯倉促，以致文稿質量低劣，后遭遇“一·二八”事變，只好將投資幾十萬銀元的譯稿運入租界倉庫，最後不了了之。
而《萬有文庫》，則是王雲五很早便有的一個想法。
王雲五從20歲左右時，就開始感到圖書館的重要。他在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之後，從編印各種有系統的小叢書入手，再進而與各大學及學術團體訂約編印專科叢書，以供應圖書館之用。
“東方圖書館”公開之後，王雲五推己及人，想要把整個大規模的圖書館，化身為無量數的小圖書館，散在全國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而且在可能時，還散在許多家庭。換言之，就是協助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甚至各家庭，以極低的代價，創辦具體而微小的圖書館，並使這些圖書館的分類索引及其他管理工作極度簡單化。
1928年，王雲五正式開始籌備，打算要落實這個想法。最初，將該叢書定名為“千種叢書”，即合併一千種各科的叢書，為一部綜合的大叢書。後來，王雲五又將目標放大，不以千種為限，而是以一萬冊為最終目標，因而定名為《萬有文庫》。
1929年，《萬有文庫》開始陸續出版。
第一集1010種共2000冊，第二集700種共2000冊。二集總共字數，約2億4千萬字，為《四庫全書》7億餘字的三分之一多。
在抗戰前一年，《萬有文庫》兩集全部出版，第一集售出約8000部，第二集售出約6000部。
最初，《萬有文庫》銷售並不理想，積壓了大量資金。後來，王雲五活動到教育部，通令全國大中學校和圖書館一律訂購，從此扭轉局面。國內許多城市和學校，都以《萬有文庫》第一集成立了小型圖書館，憑藉《萬有文庫》成立的新圖書館，數量達2000以上。
可以說，《萬有文庫》開創了我國圖書出版業平民化的新紀元，也創造了百年商務的第二輪輝煌。
4.榮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商務印書館因王雲五的改進，面貌一新，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也是如魚得水。
然而，就在這樣一個雙贏的局面下，1929年9月，王雲五卻萌生去意。原因是他承擔了並不直接與他有關係的任務。
從1926年開始，上海的勞資糾紛迭起，商務印書館的工會作為當時企業界中最強有力者之一，自然也少不了糾紛。這些糾紛以印刷所為主，發行所及總務處次之。
在發生工潮時，便由印刷所所長作局部應付，總經理協理與人事科科長作全盤應付，按理說，這項任務是落不到王雲五身上的。
但由於當時的總經理是由印刷所所長鮑咸昌兼任，鮑咸昌年事已高，且為人篤實，不善言辭，其他總經理協理也多屬於這一類型，因此在處理工潮時顯得力不從心。有一次工潮鬧大了，王雲五不得不挺身而出，王雲五口才頗佳，應付措施也得宜，很快平息了這場風波。
從此以後，一遇到勞資糾紛，資方都一致推出王雲五齣馬應付，原本不屬於王雲五的任務，逐漸變成由王雲五負全責。而王雲五對這項任務並不喜歡，偶爾負擔一下還可以，長此以往，他感到自己無法靜心應付出版計劃和學術研究。
於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王雲五決定脫離商務印書館，專門從事研究和寫作，在經過一系列談判之後，商務印書館終於答應“放人”。
適逢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長，並以王雲五的學生楊杏佛為總幹事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王雲五曾向楊杏佛談起他要脫離商務印書館的決心，楊杏佛將此事轉告蔡元培，蔡元培立即表示，歡迎王雲五加入中央研究院。原本，楊杏佛的意思是由王雲五代替他出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但研究所所長難免會有些行政工作，為了讓王雲五如願以償轉入純粹的研究工作，蔡元培決定聘其專任研究員。
王雲五十分感激蔡元培的知己愛己，於1929年10月上旬，來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
王雲五擇定的第一個研究題目，為“犯罪問題”，以若干監獄作個案調查為出發點。然而王雲五剛剛過了三四個月的平靜生活，突然傳來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鮑咸昌逝世的消息，緊接着，張菊生代表董事會找到王雲五，希望他返回商務印書館，並出任總經理一職。
總經理之職雖然很具誘惑力，但王雲五此時正醉心於研究工作，因而，為了為難一下對方，使之知難而退，王雲五提出兩個要求：
“首先要取消現行的總務處合議制，改由總經理獨任制；第二是在我接任總經理后，實時出國考察並研究科學管理，為期半年，然後歸國實行負責。”
幾天後，張菊生答覆王雲五，稱董事會、總務處完全接受了王雲五的條件。於是，王雲五齣任了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並在形式上就職后，立即準備出國。
1930年3月7日，王雲五在上海登上比亞士總統號，一生中首次邁出國門，興奮異常。他先後前往日、美、英、法、德、比等國考察管理，其間還遊覽了瑞士、荷蘭及意大利三國，最終於9月9日平安返抵上海。
9月11日，王雲五即向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提出採行科學管理計劃，獲得一致通過，並於次年1月開始推行。
5.劫難後起死回生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軍陸戰隊突襲上海閘北，凌晨發動空襲，投下大量炸彈和燃燒彈，商務印書館位於閘北的總館總廠連同東方圖書館在炸彈下化為灰燼。商務印書館就此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浩劫。
第二天上午，王雲五也遭遇了有生以來最難應付局面。他後來曾在《兩年的苦鬥》一文中詳盡道出這天面對的惡劣局面：
“散佈在將及百畝地方的工廠和貨棧，完全付諸一炬；數百職工都感着失所和失業的痛苦，千數百股東都憂慮着血本的無着；千百萬等待着供給的人們，都嘆息着喪失了供給之源。
“這時候上海四馬路一間事務室內，擠滿了無數喧嚷和哀泣的人們，或要求救濟，或詢問將來辦法。但是這種喧嚷和哀泣的聲音，總掩不了十裡外傳來的槍炮聲，尤其是炸彈聲。
“室內有一個經夜未曾合眼的人，一方面應付這許多人的要求和呼籲，一方面傾聽外間的槍炮和炸彈聲，又一方面內心正在打算：趁此擺脫一切，以謀一己的安逸和一家的安全呢？或是負起一切責任，不顧艱苦危險，不計成敗利鈍，和惡劣環境奮鬥，以謀打出一條出路呢？
“結果他竟然下了最大的決心。……他明知前途很困難，但是他平昔認為應付困難便是最大的興趣，解決困難，也就是最優的獎勵。”
“他”就是王雲五。
1月31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善後辦法。
善後的首要條件在財政。此時，在王雲五的努力下，商務印書館所存現款可以動用的在200萬元以上，比往年任何時候都要多。但是負債方面，除同人存款90萬元左右外，進貨亟待支付的款項約80萬元，定書存款100多萬元，其他負債200多萬元。若以現有存款抵付債務僅及三分之一。
由於工作場所被破壞殆盡，即便發行所可以營業，存貨百分之九十已經毀損，無法長久維持。而除了發行所人員外，在上海工作的其他職工有3000多人，如果留下這3000多人，那麼數月內，現款便會用光，不僅無法償還債務，商務恐怕也會破產。
於是，王雲五果斷提出：
“如今，唯一辦法，就是將在上海一切職工全體解僱。”
董事會頓時一片嘩然。王雲五高聲說：
“若不如此，龐大的財務負擔足以把商務壓垮，更談不上復興。”
一句話，又令董事會安靜下來。經商議，董事會表示接受王雲五的建議。
於是，王雲五宣佈上海總務處、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研究所、虹口西門兩分店一律停業。解僱職工達3700多人。此舉，為王雲五招來無數辱罵和恐嚇。
在實施這些消極措施的同時，王雲五制定了積極的復興計劃，決心在本年秋季復業。
秋季，是開學的時候，為了滿足全國教科參考圖書的需求，王雲五以北平、香港兩家分廠，集中力量生產，一方面為秋後供應全國各學校，一方面繼續供應現在的各分館所需。
4月中旬開始，王雲五積極籌備總館廠的復業，先將被日軍毀壞的還能夠修復的機器修好，在租界租賃房屋，成立了一個小規模的印刷廠，逐漸恢復生產。
8月1日，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上海發行所與租界新設工廠同時復業，王雲五在發行所懸挂橫幅，上有復業標語“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所見之人無不動容。
此後，在王雲五的帶領下，商務印書館業務蒸蒸日上，三四年後出書量大大超過以前，最高達到年出版圖書2000多種。
王雲五在經營商務印書館取得的佳績，使他在全國出版界成為“執牛耳”的領軍人物，在知識界、工商界聲名鵲起，成為名噪一時的“社會賢達”，當選為上海圖書館協會主席、書業同業工會主席、溫溪造紙公司董事長和全國教委委員，併兼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效率委委員、工商部工商法規委委員和國難會議會員。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商務轉而以香港分廠為生產中心，仍堅持以出版業務為主的方針，王雲五親自駐港督導運行。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商務又改在重慶設總管理處統轄後方各分廠，以出版一般用書為主，同時以叢書方式出版各種抗戰讀物。
王雲五從1921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到1946年辭職從政，除1929年離開了一小段時間，在商務工作近25年。其中主管商務核心部門——編譯所7年，領導商務18年，取得輝煌業績，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1932年商務印書館遭遇重大劫難后，王雲五率領商務復興再發展，堪稱奇迹。
三、政治新貴，官居五院之首
1.變身政治新貴
應該說，商務印書館由於王雲五的大膽改革，和危難中力挽狂瀾，成功實現向現代出版企業的轉型，並逐步積累起雄厚資本，使中國文化薪火相傳。同時，王雲五也通過商務印書館這個平台，成就了他對中國文化出版事業的巨大貢獻。
王雲五一直想專心做一名學者，但實際上他在做學問上沒有取得什麼大的成績，出版商才是他的本位。然而，學而優則仕，這個中國讀書人根深蒂固的觀念，也深深植入商人出身的王雲五的思想中，當有成為政界要人的機會時，他毫不猶豫選擇了從政。
“七·七”事變爆發后，蔣介石在廬山召開國是會議，發表了著名的廬山談話，向全國表明了抗戰的決心。
王雲五以社會名流和著名文化人的身份，應邀參加了會議，第一次與蔣介石見面，並在會上表示了對政府的信任和為抗戰出力的決心，他說：
“國民今日多數心理，信任政府救亡已有準備，但我們國民如何盡量貢獻其力量與後方，尤望指示。”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軍雖奮勇抗敵，但由於武器、裝備落後，仍然節節敗退。商務印書館各地分館的財產和房子逐漸被日軍佔有。
在無法挽回商務印書館頹勢的同時，王雲五將目光轉向抗戰，並轉向政壇。
1938年4月，國民參政會開始組織時，王雲五與生活書店的鄒韜奮、中華書局的陸費逵、商務館的李聖五—起，作為出版界代表被選為參政員。到1945年，王雲五連續被聘為第一至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並任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主席團成員。
這是王雲五正式步入政界的開始，也就是從1938年4月開始，王雲五逐漸淡出出版界，移情於政界，為1946年正式加入政府熱身。
1942年10月，王雲五被選為參政會駐會委員，同時被蔣介石指定為三青團設立委員會委員，並為中訓團黨政班講師。1943年1月，王雲五又兼任參政會經濟策進會滇黔辦事處主任，11月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常務委員。
就在此時，國民參政會和立法院組團赴英國訪問，王雲五作為團員，覲見了英王喬治六世和伊麗莎白王后，之後拜訪了英國首相邱吉爾、外相艾登和上下兩院，會見了拉斯基、威爾斯、赫胥黎、張學樓等名流學者。
利用此機會，王雲五研究了1938——1943年英國書刊分類統計，了解英戰時出版政策與實況，併購買了許多新書包括關於中國方面的圖書，可謂滿載而歸。回國后撰寫了《戰時英國》和《訪英日記》，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44年，王雲五又隨團赴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做遊歷訪問。
抗戰勝利后，由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各民主黨派、無黨派“社會賢達”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於1946年1月在重慶召開。王雲五作為9位“社會賢達”代表之一參加會議，4月任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委員。
蔣介石因重視王雲五復興商務印書館的成績，希望他擔任實際的政務，擬定其出任國府委員，併兼任一個部會的長官。王雲五進入政府的機會終於來了。
5月，王雲五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從出版大亨搖身一變，成為令人矚目的政界要人。
王雲五以一個自學成才的商界名流躋身政界要人之列，以無黨派的在野之身出任經濟部長，在政、學、商界引起轟動。國民黨中央社報道稱：
“此事極為各方注意，蓋王氏系無黨派之人參加政府出任部長之第一人。……為我國惟一自學成功之事業家。”
2.提出幣制改革
王雲五齣任經濟部長時已經58歲。夕陽無限好，畢竟已黃昏，雖然他懷揣強烈的政治抱負，想要為國家為政府做些貢獻，但面對日薄西山的國民黨政權和根深蒂固的腐敗貪污，他的努力只是蚍蜉撼大樹。
上任之後，王雲五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沒有班底。
此時，經濟部原任政務次長已改任交通部政務次長，原任常務次長何某是位經濟學專家，也是王雲五所熟悉的人物。王雲五極力挽留何某，希望他能協助自己，無奈何某去意甚堅，一直不肯到部。
王雲五隻好物色他人。幾天後，終於找到潘序倫出任常務次長。此外，還找到三位高級助理人員，分別是民國初年曾和他在教育部共事的庄某，原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處參事的龍某，以及後來因泄漏機密為世人所熟聞的、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的心腹徐百齊。
王雲五認為政府的經濟政策以官僚資本為主導，而官僚資本便是經濟凋敝和腐敗的根源，因此試圖制定政策改變這種導向，這就極大地觸動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尤其行政院長宋子文對王雲五此舉非常不滿，處處設置障礙，加上王雲五“班底”力量不足，其“經濟行政”一直無法開展。
在經濟部長任上，王雲五並沒有做出大的成績。此間曾三次向宋子文請辭，還曾向蔣介石訴苦。
1947年4月，王雲五當選國民大會主席團成員，與另外四名主席團成員提出《國民政府施政方針》十二條，強調實施憲政，推進民主。
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之後，國民政府宣佈改組，張群出任行政院長，王雲五齣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副院長，同時兼任經濟預算委委員、賠償委員會主任委員，其政治生涯又上一層樓。
1948年5月，行政院再度重新組閣，王雲五又被任命為“憲法”實行后的第一屆行政院財政部長。
此時，王雲五可謂受命於危難之中，國民政府因內戰開支龐大，入不敷出，巨額財政赤字成為政府的沉重負擔，全國通貨膨脹，導致經濟日益惡化。為擺脫困境，國民政府要求“以經濟改革”為手段，指令財政部以穩定金融財政為頭等任務。
上任伊始，王雲五立即着手這項關係到國民黨政權生死存亡的大事。
王雲五在從政之初，得到上海工商界的極大支持，上海工商界期望王雲五以來自上海工商界之人，能夠對上海工商界給予維護。對此，王雲五曾對人講：
“此時上海工商界對我的期望，將來或不免會失望。”
事實正是如此。王雲五在經濟部長任內，對紡織業的管制非常嚴格，引起上海工商界不滿。而在行政院副院長任內，採取了兩項措施，第一是禁舞，第二是救濟特捐，更招來上海工商界的怨言。出任財政部長后，王雲五又採取了一項令上海工商界痛恨的措施：擬征財產稅。
事實上，王雲五也是出於顧全大局，為挽救國民黨財政危機，不得不提出如此施政方針，第一項即增加稅收，擬征財產稅便屬於其中；另外兩項分別是裁併機構和改革幣制。
應該說，改革幣制是王雲五在這一任內實行的最為大膽，同時也是最富爭議的一項措施。
當時，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國統區經濟也瀕臨崩潰，主要標誌便是貨幣迅速貶值，通貨膨脹極其嚴重。在這一背景下，王雲五提出的幣制改革方案，經行政院長和蔣介石通過，中央銀行總裁和三位專家詳加研究，眾人討論並修正後，進一步草擬了具體辦法。
修正方案有三十二條，按其性質，分別草擬五種辦法：
一、金圓券發行辦法；
二、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
三、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
四、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
五、金圓券發行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
此後，又經過了一系列的緊張準備，國民政府於8月19日宣佈實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強令民眾將金銀、外幣乃至珠寶首飾交出換成金圓券；並宣佈實行“限制物價”政策，強行規定將物價凍結在8月19日的水準上。
在各項公文發佈以後，王雲五隨即以財政部長的身份發表談話。並在8月20日起的一個月內，繼續為幣制改革的成果而努力。
實際上，幣制改革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就在那時，王雲五離開了，幣制改革的結果迅速發生轉變。
3.政績中的敗筆
在幣制改革開始施行的第四天，也就是8月22日，王雲五在財政部處理公務時，接到上海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的來電，俞鴻鈞的第一句話便是：
“恭喜！恭喜！王部長，你的政策成功了！”
原來，在收兌金銀外幣的第一日，情形之踴躍，完全超出俞鴻鈞的意料，使得俞鴻鈞欣喜若狂。
而這種情形，並不止上海一地，在其他各大都市，公私電信，也都有同樣的報道。時間上，也絕不是一日，到9月21日王雲五離開前，並且繼續到9月底收兌金鈔的最後一日，踴躍情形有加無減。總共收兌金銀外幣摺合美金一億五千萬以上。
此間，各地物價雖稍有漲落，但大體良好。京滬兩地情形最好，基本能維持8月19日的價格。
南京《中央日報》9月24日有社論稱：
“這一個月來，雖有少數物品如紙煙之類，躍躍欲試，但日用重要物品如紗布之類，價格低落到8月19日水準以下。平津等地，一般物價在8月19日以後，除洋貨外，皆有低落，且有低下三成者。
“西南各省，一個月間，平均漲三四成，成都米價獨漲一倍。鄂湘兩省，一個月間，平均漲二三成。廣州市則由於政府收兌港幣及黃金價格，均較8月19日該地區為高，故開始時，物價波動最大，計漲六七成。
“以上全國物價在改幣后一個月間的升降大概，當然不能認為絕對滿意，但漲落之因素，有的無可避免者，有的人力未盡者。無可避免之部分，即因8月19日前全國物價水準並非一致，尤其是金價外幣等。人力未盡之部分，特別是西南各省之鎳幣，如果當地中央銀行分行能就地作較適宜之措置，或可避免多少的波動。假使此項幣制改革並未實現，局勢當然每況愈下，且愈久愈烈，則此一月之物價波動不知若干倍於其實際演進也。”
就在幣制改革取得一定成績時，王雲五於9月21日，赴美出席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第三屆聯合會，在會上大力宣傳中國幣制改革方案，希望獲得美國貸款。
然而，就在王雲五離開之時，國內幣制改革的形勢發生逆轉。
原本收兌金銀外幣日期，計劃到9月30日為止，但行政院臨時將收兌金鈔期限延長。在美國開會的王雲五得此消息，深感驚異，但無力阻止。
而自延長之日，即10月1日起，求兌者急劇減少，四十天的樂觀局面，就此改變。
10月10日，得知幣改成績突變焦急不已的王雲五，匆匆返國，於10月11日上午與財政部來滬同人晤談，中午與中央銀行總裁招待俞鴻鈞長談，下午乘火車返京，12日早上與行政院長翁文灝長談，下午到晚上，將赴美期間國內剪報和其他報告資料詳細閱讀後，王雲五找到了幣制改革成績突變的癥結。
王雲五發現，此次物價波動與搶購物資并行，而搶購之風源於上海，開端者為10月4日對南京路四大公司的搶購，而其他地區，在這天及以前均未發送搶購的跡象。
因此，王雲五推斷，此次搶購風潮，至少在上海方面，是有組織的舉動。
上海方面，市長吳國楨最初便不贊成幣制改革，他認為幣制改革沒有足夠的財力、物力準備很難成功，用高壓的政治手段無法解決經濟問題，而且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後果，因而再三勸阻蔣介石。
於是，蔣介石直接派其子蔣經國前往上海“督導”經濟管制政策的實施。8月20日蔣經國抵滬后，立即組建“戡亂建國大隊”，進行“打虎”運動，宣佈“只打老虎，不拍蒼蠅”，“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
蔣經國的“打虎”開始，下令將部分不從政令的資本家收押入獄，其中包括申新紡織總公司總經理、政府“國大”代表榮鴻元、上海紙業公會理事長詹錫霖、上海永泰和煙行經理黃以職、上海吳錫記棉布號經理吳錫麟、上海黑市金鈔掮客韋伯祥、股票商林樂畊，還有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的三兒子駿發公司經理杜維屏等。
應該說，蔣經國在上海嚴厲“打虎”，對穩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卻激得老闆們趁機關門，工廠、商店紛紛停業，加上吳國楨及上海市政府不予合作甚至扯後腿，導致上海有市無貨，物價開始飛漲。
而蔣經國的“打虎”，也遇到了強硬對手——揚子公司老闆孔令侃。孔令侃是孔祥熙的長子，孔祥熙乃宋美齡的姐夫。在宋美齡親自出面調停下，蔣經國“打虎”失敗。
上海的幣制改革也迅速步入失敗。
王雲五雖然提出兩種救濟辦法，希望挽回敗勢，但是他提出的辦法遲遲不被通過執行，蔣介石正在內戰前線焦頭爛額，無暇顧及。隨着金圓券日益貶值，物價不斷上漲，若干地方發生搶購糧食風潮。11月1日，國民黨政府宣佈取消限價，幣制改革基本宣告失敗。
與此同時，王雲五引咎辭職。
4.赴台後重操舊業
王雲五辭職時，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也行將崩潰。於是，1949年元月，王雲五舉家遷往香港。
此間，倫敦大學西門教授和劍橋大學夏倫教授先後邀請王雲五赴英講學，並轉來劍橋副校長簽發的聘函，聘他為漢學持別講師，暫定一個學期。緊接着，“參政會”副秘書長也自台灣發函，力邀王雲五赴台。
王雲五考慮到自己沒有正規學歷，在英、美等國作講座尚可應付，正式任教怕是難以持久，因此不考慮出國，決定從港、台兩地選一處定居。但在心目中，他自然傾向於定居台灣。為穩妥起見，遂以探望大兒子為名，於4月飛赴台灣，暗中考察台灣是否有他落腳的地方。
到台灣的第三天，在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長王世傑聯繫下，王雲五赴陽明山拜見蔣介石，蔣介石誠懇地對他說：
“希望你能夠來台灣，幫助發展台灣的文化出版事業，政府可以資助你創辦出版社。”
於是，王雲五返回香港后，便開始在港台兩地籌辦華國出版社，先後投入新台幣20萬元，其中15萬元是蔣介石批准撥付的，另外5萬則是王雲五和親友出資。
華國出版社在台北登記，在香港印刷，打算港台兩地同時發行。
12月25日，華國出版社在港、台兩地同時開業，王雲五任社長。這一期間，他主要居住在香港。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復正大位”后，開始催促王雲五赴台。王雲五料理好香港方面的一切，於1951年1月3日，正式飛往台北，後半生便定居於此。
王雲五來到台灣，即被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當年5月又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月薪1000元新台幣，相當於一個特任官的經濟待遇。12月被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政制小組”第一小組召集人。另三個小組召集人分別為張群、邱毅吾、張厲生。
王雲五身兼多個名譽職務，卻沒有擔任實職，雖在意料之中，仍不免悵然若失。
好在台灣當局對王雲五十分照顧，這年4月他的女兒在美國住院動手術，王雲五無力支付手術費用，便函告台灣當局，“行政院”院長陳誠立即特批1000美元資助王雲五。
在到台灣的最初幾年，王雲五將精力主要放在寫作、演講中，偶爾也參政議政，但因在大陸時期政績不佳，尤其在財政部長任上主持幣制改革的失敗，使他即便參政也有所顧忌，完全沒有了往日的熱情。
而王雲五這一段時期的寫作以撰寫文章為主，內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為人等各個方面，分別發表於台、港雜誌；還編寫了《中國史地詞典》、《英文成語新詞典》，以及大量譯著作品。其中歷時三年完成《美國全史》這一部長達130多萬字的譯著，並以龍倦飛為筆名，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四、花甲之年，再掌商務印書館
1.70高齡再任“部長”
王雲五一直有從政情節，儘管在大陸的政績不佳使他不敢奢望赴台後能夠重返政壇，但在晚年，他卻台灣政界又風光了一回。
1954年2月，王雲五齣任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主席團”成員，在3月舉行的“總統”競選中，被題名為“副總統”候選人！
王雲五心中瞭然，“副總統”早就內定陳誠，他被提名只是做個陪襯，走個形式，幫助蔣介石粉飾民主。但王雲五仍然非常歡喜，因為這也是對他身份地位的肯定，對於蔣介石沒有忘記自己在大陸時期的儘力輔佐，王雲五心懷感激。
1954年8月，王雲五齣任“考試院”副院長，協助“院長”莫惠德工作，能夠重返政壇，擔任實際職務，超出王雲五的意料。
10月，王雲五又被聘為“革命實踐研究委員會科學管理專題研究委員”。王雲五對這項工作十分感興趣，因此特別重視，積極組織該組座談會，先後與各行政機關長官、公營和私營企業負責人商討有關問題，聽取多方意見，為政府各部門提高行政效率積極提出可供採納的改革方案。
次年7月，王雲五以“科學管理專題研究組”召集人的名義，向蔣介石提出改進行政效率研究報告，詳細彙報調研過程、目前存在的問題，並建議參考美國胡佛研究委員會的經驗，實施行政改革。
蔣介石非常重視王雲五的調研結果和建議。1957年1月，在蔣介石的指示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組織研討委員會”成立，該委員會的職責就是，對王雲五的報告及調查材料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並提出有效的改革建議。
半年後，蔣介石再次把行政改革調研事宜交給王雲五負責。
同年9月，王雲五任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十二屆主任委員，前往美國出席了聯合國大會第十二屆常會，此行也兼做台灣行政改革的參考。
1958年1月，王雲五返回台灣，繼續上年行政改革調研事宜，3月6日，“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成立，該委員會的任務就是着手設計改革方案，王雲五任主任委員兼行政院副院長，協助“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進行行政改革。
以70歲高齡再度榮登“行政院”副院長寶座，王雲五心中澎湃不已，同在大陸時期一樣，王雲五兢兢業業，全力主持行政改革方案，希望能夠有所作為。
在主持“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半年中，王雲五便提出88項提案，每一項提案都附有較為具體的建議措施，議案涉及官場腐敗、軍費浩繁、金融混亂、人權受壓等敏感問題。
正因為王雲五涉及的都是敏感問題，蔣介石經過多方考慮，暫時放棄改革，直到三年後，“行政院”才正式成立了“行政改革建議案檢討小組”，並於1962年11月恢復改革工作。
“檢討小組”工作了將近一年，在所有議案中，全部實施者有15案，實施大部分內容者31案，實施半數內容者8案，實施少部分內容者12案，“實施有期”者9案，未實施者13案，就此，前後歷時9年的行政改革宣告結束。
王雲五忙碌數年，取得的成績甚微，頗有壯志難酬之感。但此時他對政治已感到厭倦，加上年紀已大，便萌生退意，於是申請辭職。
1963年6月26日，“行政院長”陳誠因健康原因向蔣介石提出辭職。而此時，王雲五的辭職書已遞交三天。陳誠為了自己能順利辭職，將王雲五的辭職書扣下。蔣介石為了挽留陳誠，只給陳誠一個月假期調養身體，命王雲五代理院長職務。
王雲五本想辭職，不想肩上反而多了一項重任，哭笑不得。
10月23日，王雲五第二次申請辭職，仍沒有得到批准。但由於陳誠堅辭“行政院長”，王雲五的辭職這才見到希望。
因為王雲五不是國民黨員，不便出任“行政院長”出面組閣，而其他任何人組閣，在資望上均不便令王雲五屈任副職。因此，在批准陳誠辭職的情況下，蔣介石也只好批准了王雲五的辭職。
之後，王雲五改任“行政院”資政，但很少參加有關的諮詢會議，還借口身體不好，辭去了身兼的各種虛職。
良朋滿座終須散，
笙歌永晝夜難連，
此時掛冠恰到好，
再留不值半文錢。
這是王雲五在辭去“行政院”副院長之前所作的一首詩，他終以75歲高齡，瀟洒地告別了政壇。
2.“博士之父”終圓博士夢
王雲五在晚年對政治感到厭倦，與曾創辦的《自由人》和雷震案不無關係。
王雲五在50年代參政時，參加了一些政治性和純文化學術性質的社會活動。其中“自由人”的活動，最受王雲五重視，因此是耗費他精力和時間最多的一項活動。
《自由人》是1949年王雲五在香港時參與創辦的刊物，並出任《自由人》社董事長。1952年3月15日，王雲五在台灣主持了“自由人”全體會議，會議決定了《自由人》刊物的立論態度：“除積極的主張民主自由，消極的反共抗俄外，並須維護現行憲法倡導議會政治”，“凡外界對台灣有惡意攻擊影響國本時，應予駁斥”，並加強刊物的新聞性和趣味性，以擴大銷路。
1955年3月，《自由人》在香港披露揚子公司在上海時期的貪污案，大肆批評了孔祥熙，給國民黨帶來負面影響，台灣當局立即下令給予《自由人》停刊處罰。王雲五奉命通知《自由人》在港負責人左舜生，將《自由人》停刊。不料左舜生嚴詞拒絕，表示不會停刊。
從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事，不再受王雲五左右，直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佈停刊。
就在此時，台灣“自由人”內部也發生了分化，分為親台灣當局派和反對台灣專制統治派，反對派與台灣當局的關係自然緊張起來。
反對派的代表人物雷震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該刊創辦於1949年11月，經常對台灣政壇黑幕及腐敗現象予以揭露並大肆批評，被台灣當局視為眼中釘。到1959年春，台灣當局已忍無可忍，開始找機會懲治雷震。
1960年4月，台灣“警備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為名，將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等人逮捕。
王雲五得訊后四處奔走，想救出雷震等人。他仔細研究案情，認為軍事機關無權審判雷震等人，應將此案移交普通法院審判，於是致函“行政院”院長陳誠和“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大量引述法律條文，力主將雷震案移歸普通法院審理。
之所以要移歸普通法院，是因為普通法庭審判過程無法保密，判決結果不易被台灣當局左右。但陳誠沒有回復王雲五的信函，張群則回復稱“原則甚贊成，尚有某一問題待解決”，實際是持不贊成態度。
10月8日，雷震案經軍事法庭審判，以不告發“匪諜”、作“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等罪名，判處雷震10年徒刑，同案人劉子英被判刑12年，馬之驌被判刑5年。
王雲五因力護雷震，引來蔣介石的猜忌。失去了蔣介石的信任，王雲五在政治上的工作難以展開，逐漸對政壇心灰意冷。
與此相反的是，在教育界，王雲五如魚得水。
王雲五在台灣是最早的博士生導師之一，並是當時指導博士生最多的導師。台灣設置博士學位之議，便是王雲五率先提出，他也因此享有“博士之父”的稱號。
早在1955年3月，王雲五便應政治大學的邀請，任該校政治研究所兼職教授。他辭去“行政院“副院長一職之後，便出任了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專職教授，開始在教學上投入更多精力。直到1969年6月請辭，他在政大任專、兼職教授長達14年之久，培養了眾多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此間，王雲五曾在碩士班開設了兩門課：現代公務管理和現代行政問題研究；在博士班開設了一門課：中國歷代政治典籍研究。憑藉著對政治學和行政學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獨到的研究，他的授課內容充實而生動，是其他導師無法比擬的，也頗受學生推崇。
對此，王雲五甚為自豪，在一次宴會上，他藉著幾分醉意說：
“人家說我沒上過學堂，沒讀過書，沒有學問。”
然後摸摸肚子，接著說：
“其實我的肚子裏至少裝了幾十個洋博士和土博士。”
在說這番話時，王雲五除了自豪，心中也有幾分酸楚，因為時常有人提到王雲五沒上過正規學堂，沒有任何學歷和文憑。其實，這些話並非要貶低王雲五，而是將他的自學成才視為楷模。王雲五雖然心裏明白，但沒有學歷和文憑，仍讓他此生抱憾。
王雲五沒有想到的是，在1969年，他的這個遺憾終於得到補償。
這年9月，韓國建國大學決定授予王雲五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王雲五接到通知信函后，喜出望外，於10月15日抵達韓國，16日接受建國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10月17日，王雲五又榮獲慶熙大學頒贈的大學章，成為第一位獲韓國大學頒贈大學章的華人。
一回到台灣，王雲五便將朋友和記者請到家中，穿着博士服，紅光滿面地對眾人說：
“這襲博士服價值一百美金，本來是要我出錢做的，但是建大很客氣，一定要定製服給我。他們曾來信要尺寸，我很慚愧地告訴他們，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
王雲五頓了一下，指着自己的博士服說：
“袍子很合身，不是嗎？但是帽子太小，他們沒有想到這麼矮個子的人，有這麼大的頭。”
說罷，眾人哈哈大笑，王雲五眼中則閃爍着喜悅、滿足的淚光。
3.又一次救援“商務”
很多人說王雲五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出版商，儘管他一度選擇從政，熱衷政壇，卻壯志難酬，而一旦回到出版界，再度連創佳績。
1964年7月，王雲五告別政壇后，台灣商務印書館力邀他出任董事長之職。王雲五在告別商務18年後，終於返回這個闊別已久的舞台。
台灣商務印書館原是商務印書館的一個分館，於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務印書館海內外30多家分館中，台灣分館資歷最淺，規模最小，全館同人僅十多人。
1950年11月1日，商務印書館台灣分館改為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從經銷總館圖書的分館搖身一變成為出版機構，從此開始獨立經營，一面出版新書，一面重版總館出版過的書刊。
但因書種難求、市場有限等諸多原因，從1950年到1963年，台灣商務印書館每年出版的新書與重版書不過幾十種，營業所得不夠維持日常開支。此時，台灣商務印書館正處於經濟極度困難時期。
王雲五剛上任的一個星期里，先同館中每一人談話，熟悉每個人的技能和工作，接着查詢現金賬款，以及經常開支和收入，發現不僅現金短缺，且已向銀行透支相當數目，同時還收取了同人和外人大量存款，僅要支付的利息便是一筆龐大開支。
王雲五認為挽救商務之辦法，只有節流與開源。他毅然將工作人員薪水核減，並稱：
“此時不節流，即無以開源，如不能開源，公司將陷於不可收拾之地步。如能暫時忍痛稍減待遇，從事節流，而藉節流，以從事於出版可銷之書籍，敢信營業前途定有起色。”
工作人員都了解王雲五在大陸時將商務印書館起死回生的奇迹，因此對他非常信賴，齊心協力，節流開源。
這年12月，王雲五在對台灣省圖書館年會講演中，宣佈重主台灣商務印書館的政策：
“以最初二年盡量整理重印商務原在內地出版之有用圖書，自第三年起，開始印行新著譯之圖書。前者為應急，後者則須審慎也。”
王雲五在零星選擇重印，增進營業應急的同時，對過去曾經暢銷一時而今仍屬有用的大部頭叢書進行研究。他看到，過去主編的《萬有文庫》在台灣奇缺，於是從一、二兩集4000冊圖書中，刪除內容陳舊或不合時宜者，精選其中1200冊，編為《萬有文庫薈要》出版。
該書因包含各種門類，宛如一個小圖書館，一經推出，受到台灣各界歡迎。繼《萬有文庫薈要》之後，王雲五又編印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書。台灣對之前內地圖書流傳甚少，王雲五推出的這些圖書適時補充了台灣對文化資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暢銷。
其中《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最初共印刷400部，不到半年全部告罄，登記請求加印者近百人。
在編印舊版書一年多后，台灣商務印書館的經濟狀況得到好轉，王雲五便決定提前施行他的第二步計劃，開始籌劃新的出版物。
4.另一個輝煌時期
王雲五不愧是出版界高手，在他的帶領下，台灣商務印書館效益越來越好，不到五年即扭虧為盈。僅1965年營業總額，便是王雲五剛入商務的1964年的4倍半以上。
王雲五除了節流和開源，還採取了一些手段維護商務利益。例如登報警告他人不得隨意侵犯著作權和版權，為此還與人打了幾場官司，都以王雲五勝訴而告終。
1966年初，王雲五提前編印新書。除《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等工具書外，王雲五策劃編印的新書以叢書為最多，著名的叢書有《人人文庫》、《各科研究小叢書》、《古籍今注今譯》、《新科學文庫》等。
這些新書分為兩種，一種是完全新編著的，稱為《各科研究小叢書》，於1966年1月開始約人編著；二是新舊參錯的，稱為《人人文庫》，於該年7月開始發行。
王雲五要求《人人文庫》內容深入淺出，因此大多約請專家執筆。
該文庫從1966年7月1日發行后，每月都會有20冊新書問世，其中新稿佔5冊，重印稿佔15冊。到1967年5月，出版約250冊。
《人人文庫》一共出版了24年，一直到1990年6月結束，種類超過兩千，冊數多達2440餘，頗得讀者喜愛，在當時影響甚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該文庫對促進學術、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雲五十分推崇國學，早年在大陸商務印書館時期就創編了《學生國學叢書》，將中國古籍，每本選其精要，詳加闡釋。後來王雲五意識到，這種整理方式雖然有助於學生快速增加課外閱讀，但沒有對整本書做出分析，因而甚感遺憾。
如今，他在台灣得到彌補《學生國學叢書》遺憾的機會，主持出版了對全書都加以整理的《資治通鑒今注》。《古籍今注今譯》則是在《資治通鑒今注》成功出版發行后，於1967年秋編纂的，極大地方便了讀者對於國學的閱讀與研究。
王雲五主持台灣商務印書館近16年，收穫了他一生出版事業中另一個輝煌時期，這一時期，也是他個人論著的高峰期。
王雲五此間出版個人著作20多種，其中百萬字以上的巨著有5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教育思想史》兩部學術巨著，每本都達200多萬字。
王雲五齣版的較為重要的專著有《岫廬八十自述》（1967年）、《岫廬最後十年自述》（1977年）兩部自撰傳記，涉及學術、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會政治等多個領域，從側面反映了近現代中國歷史演變的各個層次。
《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1973年），則是一部較為完整的館史資料，對後人研究近現代中國出版和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資料。此外，王雲五還發表了近百篇文章。
王雲五時常被人拿來與張菊生比較，兩人同為大出版家，都主持過大陸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並取得佳績，但兩人從事文化出版業的傾向大相逕庭。
張菊生是個純粹的夫子，從事出版只關注一個“學”字；王雲五則着眼於一個“商”字，正因如此，王雲五被稱為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這也是出版商和學者的區別。
王雲五對此也非常自負。曾有人說：“出版家要了解市場的需要。”
王雲五則稱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稱：“頭等出版家，是創造市場；次等出版家才迎合市場。”
王雲五對出版家有一番與眾不同的見解，認為：
“出版事業猶如開飯館，要飯館出名，必須要有名廚，廚子比老闆還重要。他要擁有支配全飯館飲食的全權，才能端出來精彩的菜肴，以饗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讀書人，書讀得博不—定要專，這樣才能推出各類可讀的書。”
這也王雲五從事文化出版事業的經驗之談。
5.幸福晚年意外離世
王雲五擁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家庭，其與眾不同之處不僅因為他擁有兩位妻子，更因為他的這兩位妻子是孿生姐妹——徐凈圃和徐馥圃。
徐凈圃和徐馥圃一直以來相處和睦，王雲五坐享齊人之福。兩位妻子為他生下七子二女九個兒女，都能夠視如己出。
王雲五九位子女中除一女早逝，其餘均為國際聞名的學者、專家。王雲五自學成才，晚年才獲博士學位，其兒女卻大都是博士。
長子王學理是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博士；次子王學武為工程學博士；三子王學政在美國從商；四子王學農是牙醫博士定居香港；五子王學哲是法理學博士；六子王學藝是神經外科博士；七子王學善是醫學博士。大女兒王學文早逝；二女兒也是醫學博士。
其中五子王學哲，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和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后赴美國任中國駐美使館商務參事，1950年獲得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理學博士。
在王雲五去世后，王學哲子承父業，出任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同時兼任美國“王雲五基金會”董事長、台灣“王雲五基金會”董事長、台北市“雲五圖書館基金會”董事長。王學哲與父親一樣，是一名學者，在學術界頗有成就，編譯有《現代漢英詞典》、《英國人的生活與思想》等；也是一名卓越的出版商，通曉經營管理。
王學哲秉承先父遺志，成為為台灣文化公益事業奉獻較大的一位商界學者。
王雲五的孫子和外孫多達40餘人，多旅居國外。
王雲五一生儉樸，1950年赴台後，一直住在一幢木造平房裏。
他的日常飲食只有粗茶淡飯，沒有山珍海味，從不鋪張奢侈。衣着則以棉布為主，他的標誌性服裝便是：一件長袍，一雙布鞋。
王雲五健康高壽，九旬后，身體依然健康，而且牙齒好，胃口好，消化力強。在他人眼中，王雲五絕對不是90歲高齡的老人，他的精神如20年前一樣，而且頭腦清醒，分析能力更勝以往。
談起王雲五的養生經，主要有兩點：
一是“勤用腦多走路”。王雲五一生勤于思考，這個習慣使他的思想充滿創造力，也使他的事業取得非凡成就。王雲五的起居習慣是早睡早起，每天凌晨三點起床寫作，每寫作五十分鐘，就要繞着書房走10分鐘，他曾說：
“不出門走十里，走出了健康與智慧。”
王雲五養生經另一點便是接近大自然。王雲五曾說：
“自然界三寶：陽光、空氣、水，多吸收這三寶，便能增進身體的能量與健康。”
王雲五的“飲光”鍛煉術一直以來都在國民黨元老之間流行，甚至傳到了國外。
據說，已故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生前曾接受了一位來自“東方國家”的保健師的勸告，在克里米亞療養地試用王雲五的“飲光”鍛煉術。勃列日涅夫的秘書曾回憶這段經歷稱：
“增加了這個神秘的內容后，我們驚異地發現他（勃列日涅夫）變得步履輕快，因吸煙而困擾着他的肺氣腫也消失了。可惜他不是個善於持之以恆的人……”
言外之意，假如他堅持“飲光”鍛煉術，或許蘇聯的歷史會是另一種樣子。
王雲五在1974年86歲時，開始為自己的後事做打算，準備找一塊風水寶地，供他去世后永久安居，並很快看中一個地方。
這年9月24日，王雲五在阮毅成、孫亞夫的陪同下，來到台北縣樹林鎮附近的凈律寺，主持新建大雄寶殿破土典禮，並施金兩萬元，又於該寺書房內當眾題贈“閎揚佛典”匾額。
第二天，凈律寺廣元法師便來到王雲五的寓所拜謝，王雲五當即對他說：
“我很喜歡你山寺風水的清秀，不知你公墓內尚有多餘的地沒有？我想留塊地，聽說陽明山公墓都葬滿了。”
廣元法師立即點頭答應，並表示親自為他物色一塊風水寶地。
回到寺院后，廣元法師便邀請地理名師楊炳輝，慎重地選定了山頭（青龍回頭飲水勢），寫好奉獻書，給王雲五送去，並由楊炳輝當面向王雲五報告山形地勢情況。
選好墓地后，王雲五再無心事，安詳度過餘生。
1979午7月6日，91歲的王雲五因感冒住進台北榮民總醫院，開始只是輕微咳嗽，住院后開始發燒，及時服藥后，病情立刻好轉，因而王雲五沒有將這小小感冒放在心上，加上他身體一向健康，退燒后沒幾天便出院了。
回到家中，王雲五依舊每日凌晨三點起床寫作，當時他在為商務老前輩張菊生的《涉園序跋集錄》寫跋文，不想8月4日又患肺炎，只得再次入院。
王雲五此時還沒有料到此次肺炎之兇猛，入院前對朋友說：
“約需住院一星期。”
然而，一個星期後，王雲五沒能出院。又過兩日，即8月14日，他與世長辭，享年91歲。
據說，王雲五去世時，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電閃雷鳴、風雲變色……
王雲五生前曾說：
“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壯遊。”
他91年的壯遊，在歷史上留下了無數足印……
歷史評說
王雲五是一代出版家、學問家、教育家、演說家、發明家、政治家，他出身學徒，自學成才，對中國文化出版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商務印書館是王雲五一生事業的起點，在其擔任編譯所所長時，大刀闊斧整頓、調整和擴大編譯所機構，並創編各科叢書，使得商務館名聲大震。在這一時期，王雲五在學術、出版界創下了不凡業績，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徹底解決了漢字檢索中的一大難題，為漢字檢索做出了巨大貢獻；運用杜威的十進分類法，撰寫並出版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很快推行到全國各地，為中國現代目錄學的分類奠定了基礎；將涵芳樓正式以“東方圖書館”的名稱對外開放，為中國私立圖書館服務於大眾樹立了榜樣；王雲五編撰的《萬有文庫》開創了中國圖書出版業平民化的新紀元，也創造了百年商務的第二輪輝煌。
“一·二八”事變后，商務印書館的基業付之一炬，在遭遇如此劫難后，仍能在王雲五的領導下起死回生，堪稱奇迹。
如果說王雲五前半生以學術、出版為主，參政為輔，更多的是一學者文人形象，那麼，步入四十年代后，他則是以做官為主，出版、學術為輔，更多的是官宦形象了。
王雲五參政，始於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的國是會議。而他能夠得到蔣介石的賞識，得以步入仕途，則是因為蔣介石看重他在主持商務中取得的輝煌成就。但王雲五在宦海沉浮20年之久，卻找不到在出版界的如魚得水，呼風喚雨。
年近八旬時，王雲五終於慨嘆“此日掛冠恰到好，再留不值半文錢”，再次回到他所熱愛的出版、學術界。此後，王雲五主持台灣商務印書館近16年，創造了他一生中出版事業的另一個輝煌時期，被人們稱為“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
可以說，王雲五步入政壇並非明智選擇，如果他一直留在文化出版界，其貢獻將遠遠超過現在。他的入宦，是中國文化出版界和教育界的一大損失。
王雲五在他《八十自述》的“結語”中說，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後是教育；而其他社會活動，“公務政務殆如客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