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國民黨高官敗逃台灣真相(第三部
于右任
長眠高山上望故鄉
素有“中國草聖、書聖”之稱的于右任，任國民黨監察院院長33年之久，是國民政府五院院長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人。於親共愛國，曾決意投靠共產黨，卻被裹挾至台灣，與妻兒隔海相望，晚境凄涼。
小檔案
姓名字號：于右任，字誘人，原名伯循，別署騷心、髯翁，晚號太平老人
籍貫：陝西三原
生卒年月：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卒年85歲
畢業院校：復旦公學
最高職務：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
家世：
外祖父——甘肅靜寧縣的農民
舅父——趙思恭
父親——於寶文，讀過兩年私塾，后隨其兄於寶銘到四川謀生
母親——趙氏，生下於右任不久后離世
伯母——房氏，於寶銘之妻，非常能幹，于右任母親死後擔負起撫養于右任的責任
妻子兒女：
髮妻——高仲林
第二任妻子——沈建華
兒女——長女於芝秀，長子於望德，次子於仲岑，三子於中令
簡歷
1879年——4月11日出生於陝西三原縣。
1885年——入私塾讀書。
1903年——參加鄉試，考中舉人。
1904年——被地方當局追捕，亡命上海，入震旦學院讀書。
1905年——創辦復旦公學、中國公學。
1906年——創辦“神州日報”，同年赴日本，結識孫中山，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9年——創辦“民呼日報”，此後還創辦“民吁日報”和“民立報”。
1912年——出任交通部次長。
1918年——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
1922年——創辦上海大學，任校長。
1924年——當選為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后歷任二至九屆中央執行委員。
1925年——任國民政府委員。
1927年——任陝西省政府主席、開封政治分會委員、第二集團軍第六方面軍總指揮。
1928年——任國民政府常委委員兼審計院院長、國民政府預算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
1929年——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
1930年——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
1941年——任國民政府稽勛委員會委員。
1946年——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同年任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
1948年——當選“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陝西代表，併當選為主席團成員，去台後仍為“國民大會”代表。
1949年——任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
1964年——11月10日逝世，卒年85歲。
一、亡命上海，與復旦結緣
1.西北奇才脫穎而出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
山之上，國有殤！
1962年1月25日黎明，于右任在對故鄉的極度思念中，寫下了這首令人愴然淚下的《望大陸》。
此時，于右任已83歲高齡，離開大陸、偏居台灣12年有餘，他年邁體弱，身患疾病，感到命不久矣，回首大陸往事，不禁黯然神傷。
于右任出生於陝西三原縣東關河道巷新莊。該縣因南有豐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而得名，自秦漢以來被視為關中“壯縣”，但當于右任的祖父由祖籍陝西涇陽鬥口村遷往三原的時候，三原早已因頻繁的戰亂和天災由“壯縣”變得貧弱不堪，於家自然也是家境貧寒。于右任出生的時候，父親於寶文一直在四川謀生，家中只剩下母親趙氏和同樣留守的伯母房氏。
趙氏因產後缺乏調養，落下病根，身體一日不如一日，于右任便由伯母房氏照顧。
房氏與趙氏雖為妯娌，但情同姐妹。于右任快兩歲時，房氏回娘家，有天夜裏夢見窗外風雨如晦，凄風苦雨中，一位年輕婦女站在牆頭邊，隱約看去就是趙氏。她牽着一個小男孩，一邊哭泣一邊向房氏招手。
房氏驀然一驚，隨即醒來，立刻想到病中的趙氏，頓時驚出一身冷汗：莫非弟媳病情加重？房氏睡意全無，第二天一早便啟程趕回三原縣。
一回到東關河道巷家中，房氏便看到奄奄一息的趙氏。或許是心靈感應，昏迷中的趙氏竟然睜開了雙眼，伸出顫抖的手拉着房氏，斷斷續續說道：
“我就快不行了，孩子的大大（爸爸）又不在家，只好將他託付給嫂子了。以後他就是嫂子的親生兒子了。如果有來生，我一定報答嫂子的恩情。”
隨後，趙氏陷入昏迷之中，幾天後離開了人世。
于右任不到兩歲喪母，懂事後，對母親沒有印象，房氏便告訴他：
“你母親是方方正正的臉盤，待人實誠，心口如一，這是我最忘不了的。”
通過房氏描述，于右任對母親有了大概的了解，對母親崇敬有加，1929年，于右任回陝西參加救災活動，特地到涇陽縣鬥口村祖塋掃墓，之後寫下“鬥口村掃墓雜詩”六首，第一首便是《先母趙太夫人》：
水環三面白公渠，
垂老重來省故居。
猶記阿娘哭阿母，
報兒今歲讀何書。
詩中阿娘是于右任的伯母房氏。房氏每年清明節都帶于右任到涇陽縣鬥口村掃墓，讓于右任跪在生母墳前，自己則站在一邊誠篤禱告，告訴趙氏于右任今年幾歲，在這一年裏學了哪些功課，讀完了哪些書，于右任在學堂里經常受到老師誇獎等，讓趙氏放心。
聽到這些，于右任便會淚流不止。
于右任雖然失去生母，但房氏對他視如己出，悉心照料、教導，由於伯父在他鄉謀生未歸，房氏便帶着他回了娘家。于右任跟隨伯母在房家住了九年，與房家人相處和睦，從無寄人籬下之感。稍懂事的時候，他曾問房氏，為什麼哥哥姐姐都姓房，只有自己姓於，房氏便將原委道出。
1885年，六歲的于右任進入私塾讀書，教書先生見於右任衣服雖然破舊，但縫補漿洗得乾淨整潔，心中頗為感動，曾摸着于右任的頭嘆道：
“世上沒有母親的孤兒多得是，有幾個像你這樣幸運呢！”
原來，教書先生也是孤兒。
于右任對房氏的養育之恩自然銘記在心，“鬥口村掃墓雜詩”六首中第二首為《伯母房太夫人》：
發冢原情亦可憐，
報恩無計慰黃泉。
關西赤地人相食，
白首孤兒哭墓年。
寫這首詩時，房氏已去世五年，于右任因不能對她盡孝報恩深深自責，好在房氏在世時，于右任聰敏好學、熟讀經書，沒有辜負伯母的期望。
于右任10歲時，他的父親帶着第二個妻子劉氏回到三原。為督促于右任學習，其父每天晚上都在燈下與于右任一起研讀詩文與經書，加上伯母房氏的諄諄教誨，17歲時，于右任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三原縣學，后又到三原宏道書院、涇陽味經書院和西安關中書院求學。
1898年于右任參加歲試，以第一名成績補廩膳生。于右任的文章，深受陝西提督學政葉爾愷賞識，稱“入關以來，未見第二人”，“作者奇才妙筆，可以自成一家”，譽于右任為“西北奇才”，並着力培養。
于右任也因為葉爾愷的重視而名聲漸大。後來沈淇泉（沈鈞儒先生的叔叔）督學陝西時，面對陝西嚴重的旱災，籌集獎學金開設了三原粥廠，于右任被推薦任粥廠廠長，負責救濟災民。第二年新糧下來，施粥工作才告結束，于右任被送到當時關中著名的陝西中學繼續學習。
2.逃亡上海絕處逢生
青少年時期的于右任，由於接受了新思想，對清朝的腐敗統治心懷不滿。
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太后、光緒皇帝逃到西安，于右任所在的陝西中學堂以及巡撫衙門被充當慈禧和光緒的行宮，學堂因此被迫停課。
不僅如此，慈禧一行進入西安前，當局還命令學堂師生出城跪迎聖駕。師生們只好趕到城外，在路邊跪了整整一個多小時，才等來了慈禧的鑾駕。直到鑾駕進城遠去，師生們才被允許站起來離開。
于右任為此十分憤慨，回到宿舍便對同學說：
“如今國難當頭，慈禧、光緒逃難中還要如此興師動眾，實在是腐敗透頂！”
說完，當即坐到書桌前，給陝西新任巡撫岑春煊寫信，請求他“手刃西后，重行新政”，即誅殺慈禧，擁護光緒實行新政。
信寫好后，放在書桌上，準備第二天一早投呈，被同窗好友王麟生看到。王麟生大為驚詫，極力勸阻於右任不要投呈此信：
“岑春煊巴結太后還來不及呢，怎可能去殺她？這封信只會給你帶來滅頂之災！”
在王麟生勸說下，于右任這才覺得此舉幼稚，遂打消上書的念頭。
由於學堂停課，于右任只好離開學堂，返回三原。這一時期，于右任與陝西提倡新政、新學的名人志士多有來往，並拜推行新學最有力、最徹底的朱佛光為師，詩文水平更上一層樓，不再局限於個人的喜怒哀樂，視野拓展至亞洲甚至世界的範圍，其中《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韻》猶有氣勢：
願力推開老亞洲，夢中歌哭未曾休。
人權公對文明敵，世事私懷破壞憂。
偶爾題詩思問世，時聞落葉可驚秋。
大平思想何由見？革命才能不自囚！
與此同時，于右任從游關中諸多著名學者，吸取他們所長，提升自己。關中經學家領袖、主持味經學院的劉古愚，享有“南康（有為）北劉（古愚）”之譽，于右任對其推崇備至。
戊戌政變發生后，劉古愚因遙祭六君子，引起清吏注意。清吏暗中調查與劉古愚往來之人，劉古愚的故交好友怕受牽連，紛紛避而遠之，一時間，劉宅門可羅雀。
但于右任卻在風聲正緊時，登門拜訪，令劉古愚大為意外，不禁問道：
“你怎麼在這個時候來？”
“正因為是這個時候，我才來拜訪先生。”
于右任的坦誠、正義與執着令劉古愚十分感動，當即吩咐家人設家宴款待于右任，並讓于右任留宿家中，對其學業上的問題悉心指導。
經過眾多名師指點，于右任眼界日高，對中國的處境萬分擔憂，寫下了許多憂國憂民、抨擊清末政治的詩篇，自編為《半哭半笑樓詩草》，於1903年冬在三原印發。
其中在《雜感》裏，于右任寫道：
柳下愛祖國，仲連恥帝秦。
子房抱國難，椎秦氣無倫。
報仇俠兒志，報國烈士身。
寰宇獨立史，讀之淚盈巾。
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國民。
他吟古諷今，一腔愛國熱情，滲透在字裏行間。
在《從軍樂》裏，于右任公開倡言革命：
中華之魂死不死，中華之危竟至此！
同胞同胞為奴何如為國殤，碧血斑斕為青史。
從軍樂兮從軍樂，生不當兵非男子。
男子墮地誌四方，破壞何妨再整理。
君不見白人經營中國策愈奇，前畏黃人為禍今俯視。
侮國實系悔我民，伈伈俔俔胡為爾！
吾人當自造前程，依賴朝廷時難俟；
何況列強帝國主義相逼來，風潮洶惡廿世紀。
大呼四萬萬六千萬同胞，伐鼓樅金齊備起。
于右任的過火言語自然為官方所不容，三原知縣德銳看到詩集后，隨即報告給陝西巡撫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
而此時，于右任已離開陝西，前往河南開封，參加會試。
1904年是會試之年，由於北京貢院試場被八國聯軍焚燒，這年春天的會試（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春闈），便改在河南開封舉行。
于右任既反朝廷，自然不想做清廷的官，因此無意參加科舉考試，但其父對他寄予厚望，希冀他做“世上一個讀書人”。在當時，中進士者，無疑是讀書人中的翹楚，既可名揚天下，又可光宗耀祖。正所謂父命不可違，帶着父親的殷切希望，于右任於1903年秋參加了鄉試，考中舉人，取得了參加會試的資格。1904年春趕往河南開封，參加三年一次的會試。
然而，就在於右任剛剛達到開封時，朝廷的拿辦密旨便已下達。好在於右任的親友及時得到消息，立即以重金僱人趕赴開封，給於右任報信。
當時西安的電報局和路驛均發生故障，清廷緝捕于右任的公文尚未到達開封，于右任的家書便已送到。看過家書，于右任憤怒之餘，當機立斷，出走上海。
就在他離開客棧不到半天的時候，奉命捉拿的清兵便已經趕到。儘管躲過一劫，但沿途都有清兵搜捕緝拿，于右任不敢掉以輕心，先來到許昌，喬裝成司爐工，登上前往漢口的火車；而後又在友人幫助下，乘船東下。
抵達南京后，于右任賦詩一首，題為《孝陵》：
虎口餘生亦自矜，
天留鐵漢卜將興。
短衣散發三千里，
亡命南來哭孝陵。
輪船到達上海，于右任在十六鋪碼頭下了船，在三茅閣橋附近找了一家小客棧住下。此時，他口袋裏只剩了四塊龍洋。
一個朝廷追捕的案犯，逃亡到舉目無親的上海灘，出路在哪裏？掂着手中僅有的四塊龍洋，于右任咬緊牙關，節衣縮食，每天只就着開水吃兩個饅頭，聊以充饑，如此竟度過了一個月的時光。
一個月後，手頭錢已告罄，卻仍然沒有尋到出路。想到吃飯問題已無法解決，于右任不寒而慄。
正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在走投無路之時，于右任在馬路上邂逅了陝西涇陽同鄉吳仲祺。
真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當兩人相互認出對方的時候，真是激動萬分，感慨萬千，唏噓良久。吳仲祺當即邀請于右任到其家中居住。
在吳仲祺家中，于右任結識了眾多各類人物，既有新派人物，又有革命志士，其中便有革命黨人汪允中、張華臣和雷祝三。
雷祝三也是陝西人，肄業於震旦學院，他把于右任的情況告知震旦學院監院（校長）馬相伯，馬相伯對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舉人十分欣賞，邀請他入震旦學習。
1904年5月，于右任進入震旦學院學習。
3.協助恩師創辦復旦
由於于右任是朝廷追捕的案犯，入學后，遂化名為劉學裕。
馬相伯對於右任十分照顧，不僅免去他的學費、食宿費，還擔心他吃不慣南方伙食，時不時做些麵食，邀請他一起進餐。並帶他出席一些社交活動，將自己的至交好友介紹給他。
當時正值蘇報案后，一些人擔心於右任會給震旦帶來麻煩，馬相伯卻不以為然，“笑謂右任曰：‘余以國民一分子之義務，為子作東道主矣！’”
正因為此，于右任一生師事馬相伯，自稱“受業”，尊馬相伯為“夫子”，對馬相伯崇敬有加。
馬相伯出生於1840年，這一年已64歲。他12歲時從家鄉鎮江隻身來到上海，入法國天主教會所辦的伊納爵公學就讀，后在耶穌會大學院取得神學博士學位，被教會授予神職，到寧國、徐州一帶傳教。
后因對教會不滿，馬相伯退出教會，步入仕途，並先後遊歷了日本、朝鮮、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羅馬等國，參觀考察了一些大學，深感“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因而於1900年捐其青浦、松江良田三千畝給耶穌會，資助優秀青年就學，但耶穌會並未在該地上辦學。
於是，馬相伯決定自己創辦學院。1903年3月1日，震旦學院正式開學。“震旦”是梵文中國的稱謂，也有“東方旦明”的含義。這是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馬相伯親任校長。
于右任進入該校后，切身感受到這所私立大學的鮮明特色，與當時國立學校、教會學校相比，這所學校有着諸多優勢，更具進步意義。于右任慶幸自己因禍得福，得以進入這樣一所大學就讀。
在1937年馬相伯壽辰時，于右任在祝壽文章中總結了震旦學院四大優點：
一曰尚自治。時及門諸子，既泰半為成學負志之士，故先生除自長教務外，校中行政，一切派學生任之。其初級教科，亦由高材生轉相傳習，蓋先生以吾國政治習於專制，國民自治能力，久已消失，欲藉此為實施民治之試驗地也。
二曰導門徑。學院畢業，僅限二年，尋行數墨，非特為對間所不許，抑與教育成材之法不合。故一切學科，重在開示門徑，養成學者自由研究之風。彼教會學校以教授兒童之法教授成人，實由不知心理發展之過程所致。先生此法，實當日過渡時代對症之良藥也。
三曰重演講。學院於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諸生演說，或討論學術，或研究時事，習以為常。先生本長於演說，高談雄辯，風趣橫生，諸同學傳其衣缽，故出校以後，從事政治革命運動，受用不盡，亦震旦一特點也。
四曰習兵操。學院規制，參酌歐美研究院而定，普遍課程，不必求備。惟兵式體操，則為人人所必習，且延法國駐滬軍人為教官，備置槍械，實行打靶，形式整齊。
然而，教會中某些陰謀分子，早已盯上了這所特色鮮明的進步學校，伺機據為己有。
1905年3月7日，新學期開始后，震旦外籍教師憑藉耶穌會背景，突然擅自取消英語課，令學生改習法文；同時對外宣稱馬相伯“體有微恙”，藉機將馬相伯強行送進醫院，由耶穌會神甫南從周全權接掌學院，篡奪了學院的管理權。
畢竟紙里包不住火，很快有一部分學生明白過來：學院被教會劫奪了！
在這種情況下，于右任與同學邵力子、葉仲裕、沈步洲等七人組成幹事會，召集全校同學開會，當眾揭穿教會的劫奪陰謀，並提出應對辦法。而唯一的辦法，只有退學。他們讓大家在“贊成退學”與“不贊成退學”的兩張紙上分別簽名，結果，贊成者130人，不贊成者僅2人。
於是，七幹事率領同學們摘下校牌，搬走教具，集體離校。
于右任自1904年5月進入震旦，到1905年3月隨震旦學生集體退學，在該校學習不到一年，雖時間短暫，卻印象深刻，終生難以忘懷。
學生集體離校后，七幹事原擬商定復學辦法，但後來他們有的出國深造，有的離滬，有的回家，負實際責任者只剩下於右任與葉仲裕兩人。于右任與葉仲裕本也打算出國學習，但又覺得復校興學的事情更為重要，尤其是于右任，馬相伯對他恩重如山，他怎能在馬相伯最困難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離去呢？
於是，于右任忍痛放棄負笈國外的機會，留下來協助馬相伯募集資金，創建新校。
在於右任的建議下，新校名稱從《卿雲歌》“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中取“復旦”二字，定名為“復旦公學”，表示不忘“震旦”之舊，也暗含恢復中華之意。
同年（1905年）中秋節，復旦公學在吳淞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于右任則出任馬相伯的書記（秘書），併兼授國文課，同時在復旦公學學習法文。
4.多次救援復旦重生
曾有復旦老校友說：
“寫復旦不能不寫與復旦有關的三個人……沒有那三位先生，可以說沒有復旦……第一位是馬相伯先生，第二位是于右任先生，第三位是李登輝先生。……于右任先生對復旦，可謂五十年中精神貫注者。同學會老同學中有一句玩笑話，說於先生是復旦的孝子……五十年來，從復旦創立到勝利複員，學校到了任何危險關頭，於先生無不挺身而出。”
事實正是如此，從1905年協助馬相伯開辦復旦公學，于右任一生與復旦結下不解之緣，每當復旦遇到危機，于右任便會挺身而出，四處奔走，為之排憂解難。
由於復旦經費來自清廷，辛亥革命時，復旦遭遇建校來第一次重大危機。當時，李燮和的光復軍佔據了復旦的吳淞校舍，復旦只好臨時遷到無錫惠山李漢章公祠上課。不久，無錫光復，校舍隨即被占。復旦再次沒了上課的地方，經費也沒了着落，學生們紛紛離校。教務長李登輝也離開學校，自謀生路。
至此，復旦其實已不復存在。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建立后，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長，代理部長職務。上任伊始，復旦校友便紛紛請他出面斡旋，呼籲恢複復旦公學。于右任與復旦校友胡敦復商議之後，聯合42位校友，以復旦舊學生名義，上書臨時政府教育部，請求幫助復旦復校。
復旦復校需要解決校舍和經費兩個問題。當初復旦建校，是借吳淞提鎮行轅衙署為臨時校址，原計劃有了經費在吳淞炮台灣建造新校舍，然而因種種原因，非但新校舍沒有建成，吳淞校址經駐兵和戰亂，也已破爛不堪，無法繼續在此辦學。
當時，民國初建，臨時政府財政極度困難，不可能為復旦撥款建造新校舍，因此于右任提出將徐家匯李公祠撥給復旦當作校舍。教育總長蔡元培接到報告后，對此事十分重視，當即在“呈文”上批示“准予立案”，“至所請移咨江蘇都督撥借校舍一切，業既如呈辦理矣。”並決定為復旦復校，調撥經費一萬元。
有了教育部的批示，江蘇省一路綠燈，上海縣民政長吳馨立即照上級飭令，詳查李公祠房舍情況，然後向江蘇代理都督庄蘊寬報告：
“李公祠地位寬敞，屋宇較多，除正屋奉祀民國死難諸烈士不作別用外，其餘房屋，可敷復旦校舍之用，以之借於復旦，似亦兩不相妨。”
但吳馨還表示，李公祠現有黃郛所部一營士兵駐紮，該部隊能否遷走，需由復旦就近“呈明滬軍都督酌辦”。
滬軍都督為陳其美。于右任經過多方聯絡，奔走說項，很快得到陳其美的大力協助。在於右任的建議下，復旦先在愛爾近路租房，掛牌招生，擴大社會影響，爭取廣泛社會關注和支持。
與此同時，于右任與馬相伯、邵力子等七人發起籌組校董會，推舉孫中山、蔡元培、陳其美、程德全、唐紹儀、薩鎮冰、王寵惠、沈縵雲等人為校董，為復校做準備工作。
在於右任的傾力救援下，復旦終於度過危機，得以起死回生。1912年夏，李公祠駐軍終於全部撤離；9月，離校近一年的復旦師生，返校複課。
但此後復旦並非一帆風順，尤其抗日戰爭爆發后，復旦遷川，經費緊張問題再次凸顯。國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將復旦與江蘇醫學院合併，改為國立學校，更名為“江蘇大學”，這一提議遭到復旦師生的極力反對。
為保住“復旦”校名，于右任再次出面斡旋。
當時蔣介石任行政院長，一般行政院例會由副院長孔祥熙主持，于右任作為監察院院長，很難有機會在行政院例會上見到蔣介石。恰巧在於右任為保住“復旦”校名奔波期間，有次因有重要議程，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
按往常慣例，當原定議程結束后，蔣介石會習慣性地問一句：“大家還有什麼事？”一般情況下不會有人作答，於是宣佈散會。但這次，于右任做好了準備，當蔣介石話音一落，于右任立刻站起來，道：
“委員長，復旦大學改為國立保留校名一事，已將報告呈送陳部長（教育部長陳立夫），可否討論一下？”
“可以。”
蔣介石回答后，吩咐陳立夫談一下報告的情況，陳立夫就報告內容陳述一遍，然後蔣介石徵詢大家意見：
“你們有什麼看法？”
由於此案突然提出，大家皆無思想準備，因而無人發表意見。蔣介石便點點頭，宣佈此項報告通過。
就這樣，在於右任的努力下，復旦大學不僅由私立改為國立，解決了經費問題，同時得以保留原校校名。
抗戰勝利后，復旦由重慶北碚遷回上海江灣。而兩處校址校門上的“國立復旦大學”六個大字，均出自於右任之手。
于右任還多次向校友和社會募捐，用以修葺復旦破舊的校舍，自己更是帶頭捐款。復旦在重慶北碚時曾建立相伯圖書館，但圖書匱乏，于右任特地舉行書法展覽，將出售展品的全部收入捐給復旦購書。
赴台後，于右任還為創辦台灣復旦大學而努力，雖然最終未能成功，但他還是創辦了復旦中學。可以說，于右任一生與復旦休戚與共。
除了復旦，于右任早年還創辦了中國公學和上海大學。
二、東渡扶桑，追隨孫中山
1.創辦“神州日報”
復旦公學創辦初期，于右任由於工作繁忙，無暇顧及其他，待學校工作步入正軌，方開始與一些革命志士往來。稍有空閑，他便乘小火車離開吳淞前往上海，與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聚集，交流信息，探討革命。
在這一過程中，于右任逐漸產生了創辦一份報紙、宣傳革命主張的想法，甚至為這份報紙想好了名字——“神州日報”。
然而，辦一份報紙談何容易，之前創辦復旦公學、中國公學，為籌集經費，于右任與馬相伯等人疲於奔命，歷盡千辛萬苦。如今創辦報紙，最大的難題同樣是資金！而辦報與辦學畢竟不同，更需要設備，需要有辦報人和辦報經驗，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于右任與同仁商量后，決定以公開招股的方式解決資金問題。為此，他親自撰寫廣告，在“緣起”中寫道：
“為消除省界，揚厲國徽起見，開辦日報於上海，定名華商神州日報社。”
“股額”欄中寫道：
“仿有限公司辦法，籌足資金十萬元，分兩萬股，每股銀五元，非本國人之股不收。”
由於同仁共同努力，招股很快過半。
與此同時，于右任看到當時許多思想先進的報刊都是留學生在國外所辦，尤其以日本居多，於是，為了考察報務，購置器材，物色辦報人才，以及和革命黨人取得聯繫，于右任決定到日本走一遭。
1906年9月，于右任和邵力子從上海乘船來到日本，在馬關登岸。
目睹了馬關的繁榮景象，于右任聯想到《馬關條約》的簽訂，一時感慨萬千，寫下《馬關》一詩：
雨中山好青如黛，浪里開花白似綿。
活潑游魚吞曉日，迴翔飢鳥逐漁船。
舟人指點談遺事，豎子聲驕唱凱旋。
一水茫茫判天壤，神州再造更何年？
隨後，于右任乘坐火車趕赴東京，與幾位陝西籍同盟會員見了面，並參觀《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報社，學習辦報經驗。
在老鄉的介紹下，于右任結識了同盟會的創建者孫中山，孫中山對於右任非常賞識，與之秉燭夜談，為其指點迷津。11月13日，在胡漢民的主盟下，于右任加入中國同盟會，之後被孫中山任命為長江大都督，負責上海一帶同盟會事務。
自此，于右任開始追隨孫中山進行民主革命。
在日本期間，于右任為“神州日報”募集了三萬二千多元股金，解決了購買機器所需經費，還招攬到幾位辦報人才，如楊篤生等。
回國后，又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神州日報”於1907年4月2日創刊，社址設在四馬路老巡捕房對面群益社書店樓上，于右任任社長。
“神州日報”報頭為南通實業巨子、清末狀元張謇題寫，報上紀元採用干支紀年，而非清帝年號，反清之意不言而喻。于右任聘請反清志士楊篤生、王無生、汪允中、李夢符等人擔任主筆，號召復旦、中國公學學生積極投稿。
創刊號發刊詞為楊篤生、王無生、李夢符合撰，竭力闡揚中國歷史文化，意在提高民族自尊心，同時提出新聞界四個弊病：
一、無的放矢，黑白不分；
二、傳播謠言，不尚實際；
三、鋪張瑣聞，虛占篇幅；
四、黨同伐異，私而忘公。
“神州日報”創刊號，詳細報道各地武裝起義的消息；痛罵殺害秋瑾的兇犯是“國人之蝥賊”；揭露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罪行，號召人民起來反帝反封建專制，筆鋒直指清王朝。
該報一出，即被世人謂之“炸彈”。發行不到一月，即銷量火爆，大有與老牌的“申報”、“新聞報”一決雌雄之勢。
“神州日報”還開闢學校動態與體育新聞等欄目，以吸引青年學子閱讀。
然而，就在“神州日報”業績蒸蒸日上之際，1908年3月26日晚上，一場來自隔壁廣智書局的大火，將“神州日報”編輯部、營業部和印刷廠燒毀。
印刷機被燒毀，報紙將被迫停印，第二天的報紙便無法送交訂戶，報社信譽將面臨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于右任和報社另一位擅長書法的編輯，將重要新聞書寫下來，再由石印印製出報。
之後，于右任聯繫商務印書館代印“神州日報”，報社依靠保險公司賠付的一萬元維持運營。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為重振“神州日報”，于右任準備再度發起籌款。而就在此時，報社發生人事糾紛，由於調解失敗，于右任決定離開報社。
楊篤生聽說于右任準備離開，也決定退出報社，于右任勸阻說：
“你不要走，你留下，就等於我在報社。”
也正因如此，于右任雖離開了“神州日報”，但該報在楊篤生的主持下，仍保持原風格不變。可籌款問題成為“神州日報”能否生存的關鍵。于右任離開初期，由汪壽臣負責籌款，后又交給於右任的好友葉仲裕負責，兩人都沒能籌到足夠資金，“神州日報”維持到1916年，最終轉交他人主持，徹底脫離了于右任的影響。
2.“戴罪”回鄉奔喪
退出“神州日報”后，于右任又着手籌備“民呼日報”，有了前一次辦報的經驗，“民呼日報”拓寬了開展業務的路子，內容也將更加豐富。
就在“民呼日報”緊鑼密鼓籌辦之時，一封家書送到于右任手中。展開信一看，于右任止不住涕淚橫流，失聲痛哭。
信是于右任的妻子高仲林寫來的。于右任在20歲的時候在家鄉與高仲林結婚，婚後育有一女，名於芝秀。
1904年于右任在開封逃亡上海時，三原老家盛傳於右任被緝捕歸案，於西安菜市問斬，並傳要緝拿于右任的家人歸案。于右任的父親於寶文聞訊后，悲慟欲絕，哪還顧得自身安危。活不見人，死要見屍，於是，冒着生命危險前往西安打探消息。
住在娘家的于右任的伯母房氏驚聞噩耗，哭得幾欲昏厥。有人勸她出去暫避一時，房氏很乾脆地說：
“既然伯循（于右任名）已去，我活着還有何意義！要抓就抓，要殺就殺，母子同死，我亦甘心。”
隨後，房氏託人去西安為于右任收屍，並叮囑說：
“如伯循屍骨運回后我已經死了，可將我們娘倆一起葬入他母親墓中。”
當前往西安收屍的人返回后，方知此事為誤傳，房氏這才放心。於寶文也得到消息，知道于右任已成功逃脫，心裏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從此，於寶文過着東躲西藏的日子，直到重病纏身，才返回三原家中。如今，於寶文病情加重，危在旦夕，躺在病榻上時常呼喚于右任的名字，希望能見兒子最一面。
想到自己四年不曾回家，且連累父親擔驚受怕，東躲西藏，如今父親將不久於人世，自己仍不能床前盡孝，于右任怎能不悲痛萬分。
儘管清廷的通緝令仍未撤銷，于右任返鄉仍有生命危險，但他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
時值嚴冬，于右任刻不容緩，即刻打點行裝，旋即上路，乘船遄赴漢口，再轉乘火車到鄭州。當時從鄭州到西安不通火車，只能乘坐騾車或騎牲口。
在聯繫交通工具的過程里，于右任住在小客棧，心中挂念父親病情，望着天井裏一棵含苞欲放的臘梅，迎着風雪而立，寫下《鄭州感舊題壁》一詩：
一
鉤黨聲消事已陳，餘生再到話悲辛。
窮途仆御為知己，客路梅花亦故人。
重疊雲山連梓里，零丁涕淚累衰親。
雞鳴雪霽長征感，遲暮於郎負此身。
二
亡命重來認舊蹤，人歌人哭兩相逢。
曾收斷骨埋殤馬，更祝中原起卧龍。
歲晚關前三日雪，月明笛外一聲鍾。
百年事業吾誰與？師友乾坤賣萊佣。
途徑澠池縣時，于右任寫下了《過澠池秦趙會盟處》：
遊子思親萬里情，渾忘夷險重行行。
青山似我長途瘦，白髮欺人壯歲生。
剽客相逢都揖讓，黃河作伴不凄清。
會盟台畔蕭蕭月，笑汝歸秦失舊盟。
一路上有十幾處驛站，皆為歷朝名勝，于右任觸景生情，思緒萬千。抵達三原縣東關河道巷新莊這天，天色已晚，于右任悄悄走進家門，直奔父親卧室：
“大大……”
這一聲呼喚剛剛出口，于右任已跪倒在父親的病榻前。看到骨瘦如柴的父親，于右任淚如雨下。
於寶文雖在重病之中，卻神志清醒。聽到于右任的呼喚，他驀然睜開了雙眼。眼前的一幕令他大喜過望，以至於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望着于右任喃喃地說：
“我這是在做夢，還是幻覺？”
“大，都是我不好，好幾年沒有回來看您……”
於寶文臉上露出了笑容，眼裏卻涌滿了淚水。他久久凝視着于右任的臉，用佈滿青筋的手握住于右任的手。但很快，他意識到了兒子的危險：
“我能最後見到你，此生已無憾事。你不能在家久留，明天天亮前必須離開。”
這一夜，父子倆都未合眼，一直聊到天蒙蒙亮。又要骨肉分離了，於寶文指着書架上的書說：
“我半生往返川陝道中，步行者幾二十回，足跟重繭，所為你換來者，也只有這幾本書，希望你作世上一個讀書人。”
于右任流着眼淚，重重地點頭。
或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或許是迴光返照，一夜的暢談，給於右任留下的感覺是，父親見到他，病好了一大半，起碼在最近一段時間，不會有大的危險。
然而，令他做夢也沒想到的是，就在他離開三原，途徑潼關時，於寶文已經在三原去世，終年55歲。直到一個月後，即1909年初，于右任才在上海得知這一噩耗。
按照陝西風俗，有子女的老人去世后，若家道尚可，靈柩可在家中停擱一年再入土。1909年12月，在於寶文下葬前一天晚上，于右任再次趕回三原縣家中，於第二天早上，以孤哀子身份，扶柩至涇陽縣鬥口村祖塋，將父親安葬。
于右任此時仍是清廷通緝犯，因此安葬好父親，便直接從祖塋啟程，返回上海。
3.被冤無端入獄
于右任回鄉探望父親，耽誤了《民呼日報》創刊的一些時間，該報最終於1909年3月26日創刊。
《民呼日報》最大特點是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辦報宗旨，它出刊第一號，就給人留下鋒利無比、氣象萬千的深刻印象。第一篇社論《〈民呼日報〉宣言書》指出該報是：
“黃帝子孫之人權宣言書。”
文中說：
“嗚呼，民呼日報為何而出現哉？記者曰：民呼日報者，黃帝子孫之人權宣言書也。有世界而後有人民，有人民而後有政府；政府有保護人民之責，人民亦有監督政府之權，政府而不能保護其人民，則政府之資格失；人民而不能監督其政府者，則人民之權利亡。”
《民呼日報》創刊之初，時逢甘肅大旱，百姓流離失所，十室九空。來自西北的于右任，對此事十分關心，他聯絡旅滬陝甘同鄉會劉定榮等人，成立甘肅賑濟所，以《民呼日報》為宣傳媒介，報道甘肅災情，呼籲援助災民。
與此同時，該報以《論升督漠視災荒之罪》為題，揭露已升為陝甘總督的升允，只顧自己陞官，好大喜功，瞞報災情，以致災民田賦不免，無所賑濟，草根樹皮食之殆盡，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
然而，于右任此舉無異於引火燒身，為了賑濟災民，他完全忽略了自身的危險。作為一名清廷通緝的“案犯”，升允5年前就欲置他於死地。無奈于右任逃往上海，住在租界，令他望洋興嘆，無可奈何。
如今于右任公開在報上對升允進行抨擊，令他惱羞成怒，終於想出一條制裁于右任的毒計。即以“侵吞賑款”的罪名，電告上海道台蔡乃煌，要求將于右任抓捕查辦。
正所謂官官相護，升允乃封疆大吏，蔡乃煌明知“侵吞賑款”純屬誣陷，但仍按升允的要求，聯合英租界及上海縣知縣，於6月17日，將于右任和報社另一名參與賑災募捐工作的陳非卿抓捕入獄。就便是轟動一時的“民呼報案”。
賑災，是于右任發起；甘肅賑濟所成立后，因此舉為公益善事，于右任又為該所無償提供辦公地點，讓該所借住在民呼日報社辦公。而各界捐贈的賑款，均由賑濟所負責人劉定榮經辦，劉有賬房二人，專門負責賑災款收轉出入事宜，與于右任無任何關係。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于右任在獄中已被關押25天，被租界會審公廨連續審訊七次，案子仍未了結。報社同仁非常清楚，升允與蔡乃煌的目的就是搞垮報社，報社不關門，于右任便難以結束牢獄之災。
於是，8月14日，《民呼日報》發表“辭世之言”，宣佈停刊。
于右任在身陷囹圄37天後，以犧牲《民呼日報》為代價，於8月27日最後一次過堂，隨即重獲自由。
此後，于右任又先後在上海創辦了《民吁日報》和《民立報》，大力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腐敗統治，抨擊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掠奪。尤其《民立報》，在辛亥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武昌起義爆發后，孫中山從國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報館會見於右任，並為《民立報》題詞，中文題詞為“戮力同心”四字，英文題詞為“Unityisourwatchword（團結是我們的口號）”，並手書“博愛”二字贈予于右任，嘉勉於和《民立報》對辛亥革命的貢獻。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長、代理部長，南京臨時政府還為《民立報》頒發“旌義狀”，表彰其在辛亥革命中實際擔當了革命黨機關報的重任。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理職務后，于右任也卸去交通部次長一職，回到《民立報》，專心一意於辦報。
1913年7月，孫中山領導的以討伐袁世凱為目標的“二次革命”爆發，但不到兩個月便宣告失敗，于右任的《民立報》隨即遭查封。該報辦報時間將近三年，一共發行了1036號，是于右任所辦的四份報紙中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
隨着《民立報》被查封，于右任也結束了長達七年的報人生涯。
就在此時，北京總檢察廳發佈對孫中山及“二次革命”主要人員的通緝令，于右任自然名列其中。為躲避風頭，于右任只好避走日本，繼續從事反袁鬥爭。
半年後，于右任從日本悄然回到上海，此時袁世凱已廢除《臨時約法》，正在想方設法為復辟帝制製造輿論。當時的政治環境已不容許于右任重操報人職業，於是，他開始籌辦民立圖書公司，一面為反袁活動作掩護，一面致力於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
4.文人總司令
1916年6月袁世凱病逝后，北洋軍閥勢力仍控制着中國政局。為了推翻北洋軍閥統治，于右任在1917年5月面呈孫中山，提議從北方着手，突破北洋軍閥勢力的核心，然後與西南討逆軍遙相呼應，南北夾擊北洋軍閥勢力。
孫中山經過慎重思考，決定採納于右任的提議。於是，于右任主動請纓，由北京經洛陽前往西安，秘密聯絡革命志士、民黨領袖，籌商舉義大事。
時任陝西督軍的陳樹藩，曾在辛亥革命中參加陝西起義，后歸順袁世凱，成為袁世凱的親信人物。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宣佈雲南獨立、通電討袁、組織護國軍后，南方各省紛紛宣告獨立，陳樹藩也在1916年5月9日宣佈陝西獨立，給了袁世凱沉重打擊。人們普遍認為，袁世凱是“病起六君子，命送二陳湯”，“二陳湯”即陳宦、陳樹藩、湯薌銘。
袁世凱去世后，陳樹藩投靠了段祺瑞。
在陳樹藩勢力的阻撓下，于右任此次陝西之行，困難重重，難以有所作為。歸途中，于右任在沮喪、悲憤中寫下《過渭》一詩：
十五年來夢一場，
神州回首幾滄桑；
先生老作江南客，
何事傷心到故鄉！
但于右任此行並非沒有收穫，他結識了許多民軍領袖人物，這為他出任靖國軍總司令埋下了伏筆。
1917年10月，護法戰爭爆發，陝西靖國軍起義。1918年4月，靖國軍各部推舉代表，聯袂赴滬，敦請于右任回陝主持靖國軍工作。
此前于右任奉孫中山之命赴陝西開展活動，就是希望能在陝西發動革命，如今陝西靖國軍已經起義，邀請他返陝統一領導各部，完全符合他的初衷。在請示孫中山之後，于右任由上海乘輪啟程，從漢口經鄭州轉洛陽進入陝西。為避開有敵軍把守的潼關，于右任化裝成傳教士由陝縣渡過黃河，整整走了20天，才到達三原的靖國軍總部。
途中，于右任目睹了百姓的凄慘生活，賦詩多首，其中《宜川道中》寫道：
隱隱黃河線一痕，馬前東望日將昏。
風雲晉塞連秦塞，波浪龍門接孟門。
高祖山頭余破廟，將軍台上只荒村。
川原如錦人如醉，遍地花開不忍論。
到達三原后，于右任立刻察覺，靖國軍內部矛盾重重。此前，靖國軍將領胡景翼和曹世英為爭奪總司令之職，鬧得不可開交，反而無暇攻打陳樹藩。胡景翼手下將領張義安，便率一營兵力，向西安進軍，討伐陳樹藩。
但張義安畢竟勢單力薄，很快攻打西安受挫，遂向三原靖國軍求援。而胡景翼與曹世英無法達成一致，援軍因此遲遲未到，最終貽誤戰機。
張義安率部在前線殺敵，不幸被流彈擊中，臨終時掛記靖國軍的內部矛盾，建議請于右任回陝出任總司令，統領全局。
胡景翼和曹世英互相不服氣對方，不希望對方出任總司令，由於右任這個沒有軍隊的文人出任此職，兩人倒也無話可說。
于右任抵達三原后，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將靖國軍這支鬆散、意見分歧的隊伍統一起來，正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想要對抗陳樹藩，要先使靖國軍內部團結，增加凝聚力，如此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戰鬥力。
但于右任畢竟是個文人，沒有指揮過軍隊，沒有作戰經驗，雖然靖國軍內各路隊伍上上下下都對他敬重有加，但他仍擔心自己指揮不動這些手握軍隊的將領，無法讓他們心服口服地執行自己的命令，因而心中壓力頗大。
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總司令部，于右任請張鈁出任副總司令。張鈁曾在辛亥革命中任炮兵排長，並作為民軍的先鋒首先進入西安，1914年出任過陝南鎮守使，在陝西頗有威望。
于右任又任命能征善戰的胡景翼出任作戰總指揮。
為方便指揮，于右任將靖國軍編為六路，每路設司令一人，路下為支隊，支隊以下為團、營、連、排。為減少矛盾和摩擦，各路民軍仍按原建制編製。
但誰在第一路，誰在最後一路，以及各部駐地貧富水平不一，錢糧和槍彈分配，稍有不均便會惹來將領抗議，引發矛盾與紛爭。對此，于右任用了僅僅兩個月時間，便將各種分配問題處理得恰到好處，使各路將領無話可說，靖國軍這支原本龐雜而又矛盾重重的部隊，便被組織和統一起來。
後來的事實證明，于右任不僅能領導、指揮這些久經沙場的將領，對於戰略決策，亦能運籌帷幄。早在就任靖國軍總司令前，于右任便向孫中山提呈過“革命非自北方着手，無以突破北洋軍閥之陣營”的戰略，就任靖國軍總司令后，又制定了“會合陝西各路民軍、義軍，略定西北、撫鄂之背”的戰略計劃。
領導靖國軍的過程中，于右任屢次制定戰守方略，戰事緊張時，更是親赴前線督戰，深得靖國軍上上下下的佩服與敬仰。
5.靖國軍解體
于右任在1918年8月9日宣誓就任靖國軍總司令時，曾在三原城外廣場上搭建的典禮台上講道：
“余以革命黨人，非為權利名位而來，實為救國家，救桑梓，與諸同志同甘苦、同生死而來，帶給大家者，非金錢，非械彈，乃一腔熱誠，與中山先生革命精神，此種精神為革命黨人無價瑰寶，一切均不足比擬，只要大家確切認識，篤實踐履，則革命必成，強權必敗，區區陝亂，不足平也。”
三個月後，因各路民軍紛紛投效靖國軍，靖國軍兵力已達三萬以上，所轄地區也擴大到14個縣，達到辛亥革命以來民軍勢力的頂峰。
但隨之而來的是糧食、武器供不應求的問題。正如于右任宣誓就職時所說，他沒有帶來金錢和械彈，南方軍政府無力支援靖國軍。解決糧彈問題，只能靠靖國軍自己。
很多人向于右任提議，在靖國軍防區內增加稅收，或發行紙幣，這是解決實際困難的唯一途徑。但于右任卻不能接受這種提議，他還記得赴陝途中百姓們那一張張飢餓消瘦的面龐，他不忍心再增加百姓的負擔。
然而士兵數量猛增，稅收水平不變，糧彈匱乏的困難便轉移到了士兵身上，士兵的伙食標準直線下降，降到了聊以果腹的地步。而這些扛槍打仗的士兵，個個年輕體壯，哪堪長期吃不飽飯，漸漸地怨聲四起。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系戰敗后，段祺瑞引咎辭職，直奉兩系入主北京。皖系的陝西督軍陳樹藩氣焰頓斂，而直奉兩系在北京明爭暗鬥，無暇顧及陝西事宜，陝西境內暫時停止了戰火，靖國軍得以休整。
于右任利用這段空閑時間，在家鄉大力發展教育和市政設施的建設，建立了多所男女學校，如渭北中學、渭北師範、三原中學、民治學校等，吸引了大批北京以及全國各地進步學生到三原就讀。同時這些學生也帶來了新思想、新文化，反過來促進了陝西教育事業的發展。
于右任還選派優秀學生外出學習軍事，黃埔軍校建立后，于右任先後保送80多名青年到黃埔一至四期學習，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國民革命軍的高級將領。
孫中山對於右任此舉特地來信嘉勉：
“頃接手書，知近從事新教育之設備，及改造社會之籌策，於干戈擾攘之秋，猶能放眼遠大，深維本根，遠道聞之，深慰所望。”
這一時期，于右任還促成建立了渭北水利委員會，延請其同學、水利專家李儀祉為工程師，開始了徑惠渠的勘察和籌建工作。雖因經費緊張，這一水利工程斷斷續續，直到十年以後才竣工放水，但此工程為涇陽、三原、高陵一帶數十萬畝農田帶來灌溉之利，李儀祉也因此被贊為“關中灶神”，于右任自是功不可沒。
在於右任幹勁十足地建設家鄉時，直系軍閥吳佩孚在洛陽設立了“直魯豫巡閱副使公署”（正職曹錕駐北京），試圖以武力統一全國。近在肘腋的皖系陳樹藩，成為直系首先開刀的對象。陳樹藩自然敵不過直軍，很快被趕出陝西，直系又將槍口對準靖國軍。
靖國軍實力遠遠不及直軍，加上直軍剛剛戰勝陳樹藩，士氣大增，靖國軍難免產生畏敵心理。直軍看準時機，派人到靖國軍中說項，表示願意收編靖國軍胡景翼所部，將其改編成一個師，任胡景翼為師長，胡以下將領依次各有提升。
同時，北洋政府擬聘于右任為總統府高級顧問，月薪一千，頒發一等文虎勳章一枚，以示尊崇。
對於北洋政府的任命，于右任堅辭不就，但對胡景翼所部是否接受入陝直軍改編之事，于右任卻始終不發一言。他深知靖國軍的實際情況，因連年征戰，軍隊疲憊，尤其是糧草匱乏，各部將領都想改善條件，意欲分道揚鑣、自謀生路者大有人在，于右任自知無力左右，索性保持緘默。
1921年9月21日，胡景翼等主要將領宣佈取消陝西靖國軍，接受直軍改編，並推舉于右任為陝西自治籌備委員會會長。于右任自然不會接受，悻悻然離開了靖國軍總司令辦事處。
隨後，于右任在民軍將領楊虎城的幫助下，重新建立了靖國軍司令部。令人遺憾的是，靖國軍終因寡不敵眾，無法與直軍抗衡，又缺糧少彈，於1922年5月最後解體。
陝西靖國軍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作為在護法戰爭中參戰的北方唯一軍事組織，靖國軍在糧彈匱乏，條件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與北洋皖系軍閥、直系軍閥苦戰數年，獨撐危局，功莫大焉。作為文人出身的總司令，于右任更是功不可沒。
而于右任指揮征戰之餘，辦學育人，興修水利，造福桑梓，深受百姓的擁護與愛戴。
三、人生鼎盛，出任監察院長
1.出任監察院長
陝西靖國軍失敗后，于右任返回上海，以賣字所得潤筆維持生計。
時逢陳炯明在廣州叛變，炮轟總統府，孫中山避難永豐艦，不久亦抵達上海。于右任前往孫中山所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寓所拜謁，彙報靖國軍四年戰鬥歷程與失敗經過，並以奉命不力引以為咎，孫中山安慰他說：
“失敗何傷，吾亦失敗來此也。”
拜謁孫中山後，于右任很快將目光投向他所熟悉的教育界，到滬不到五個月，便出任了新創辦的上海大學校長。
上海大學的前身是私立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創辦人為了斂財，打着“提倡新文化”的幌子，羅列了幾個名人豎起校牌，然後開始招生授課。但由於設備簡陋，教師不稱職，遭到學生的強烈反對，學生驅逐了不稱職的校長，商議聘請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或名人擔任校長。
恰在此時，即1922年10月10日，于右任在《民國日報》發表了《教育改進的要義》一文，倡言救國必先從教育着手，“以兵救國，實志士仁人不得已而為之；以學救人，效雖遲而功則遠”。
看到于右任的文章，學生們立即派出代表，幾經輾轉，終於聯繫到于右任，懇請他出來挽救學校。
考慮到辦學經費、師資等問題的難度，于右任沒有馬上答應。后在邵力子、葉楚傖等人的敦促下，于右任終於接受邀請，和邵力子一起挑起這副擔子，並建議將校名改為“上海大學”。
於是，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學正式成立，于右任出任校長。
上任伊始，于右任就確定辦學宗旨：培養建國人才，促進文化事業。學校草創，百端待舉，于右任決定與共產黨聯手，把上海大學辦成東南地區最高學府，辦成革命人才的搖籃。
1923年春，中共領導李大釗來到上海，于右任立即面晤懇談辦學事宜。李大釗從革命實際出發，指出上海大學應當培養革命急需的人才，主張創設社會學系，並推薦共產黨員鄧中夏出任校總務長，瞿秋白擔任社會學系主任。
接下來，許多優秀共產黨員進校任職任教。學校原來只有文學、美術兩科和一個普通班，至此開設了中國語言文學系、英國語言文學系、美術科和中學部，並首創獨一無二的社會學系。
不到兩年時間，上海大學便脫穎而出，社會上廣泛流傳着“文有上大，武有黃埔”的說法，把上海大學與黃埔軍校並提，可見這座“東方紅色大學”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在廣州舉行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右任出席大會，併當選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大會結束后，于右任返回上海，擔任執行部的工人農民部長。
孫中山逝世后，于右任擔任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委員，拒絕了西山會議派和段祺瑞的邀請，堅定不移地奉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于右任任國民政府委員。
1926年，北方政局一片混亂。1月20日，直系軍閥吳佩孚通電討馮（馮玉祥），馮玉祥的國民軍在河南、直隸連遭挫敗，馮玉祥自知不是對手，為保住國民軍實力，以退為進，宣佈下野，后隻身去了莫斯科。馮玉祥雖然下野，卻從未停止擴軍備戰，並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實力不可小覷。
為推翻北洋軍閥，廣東國民革命軍於1926年7月誓師北伐，拉開北伐戰爭的序幕。中共北方區領導人李大釗請于右任前去莫斯科，敦促馮玉祥回國，參加北伐戰爭。
當時，于右任是北洋軍閥的重點通緝對象，為了完成李大釗交給的任務，于右任置個人安危於不顧，費盡周折，逃出北京，從天津搭乘一艘蘇聯輪船，經日本赴海參崴轉道莫斯科。
在莫斯科郊外差里徹羅村馮玉祥的住所，于右任與馮玉祥秘密會談，馮玉祥接受李大釗提出的“進軍西北，解圍西安，出兵潼關，策應北伐”的意見。
當時，西安已被投靠北洋軍閥的“鎮嵩軍”圍困近八個月，馮玉祥和于右任回國后，即成立了國民聯軍，馮玉祥任總司令，于右任代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監誓、授旗，任副總司令。隨後，國民聯軍經寧夏、固原、平涼等地進入陝西，與“鎮嵩軍”展開激戰。
11月下旬，西安之圍被解，于右任以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的名義進駐西安，代行全省政務。
于右任滿懷激情，本想在西安有所作為。然而事與願違，他的工作處處受到馮玉祥部掣肘。最終，于右任忍無可忍，只好離開西安，前往耀縣東北的藥王山占廟裏居住。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清黨，隨後在南京建立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峙。汪精衛自海外歸來，就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繼續與共產黨合作。于右任聞訊，立刻離開陝西，出走武漢。
然而，到了6月底，武漢政權陷入危機之中，國共兩黨破裂在即。7月15日，武漢汪精衛政府宣佈“分共”，從此寧漢合流。
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于右任在南京被內定為主席團成員。為履行職責，于右任提出一份“中委”備選名單，不料被陳果夫等人全盤否定。于右任聞知十分憤怒，遂考慮自己的去留問題，並在大會結束前毅然離開南京，出走上海。
同年，于右任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主管財務審核。
由於于右任與共產黨多有往來，因而與蔣介石比較疏遠，但于右任與陳其美交誼頗深，因此得到蔣介石的倚重。
原來，早在清末時期，于右任曾把窮困潦倒的陳其美介紹給湖州南潯鎮四大豪門之一的張靜江，希望張靜江能夠資助陳其美。但張靜江看不起陳其美，還責怪于右任所薦非人。于右任只好安排陳其美在《民立報》當特約記者。
1916年5月，陳其美在法租界遇刺身亡，于右任悲痛萬分，寫下：
十年薪膽余亡命，
百戰河山吊國殤。
霸氣江東久零落，
英雄事業自堂堂。
可見，于右任與陳其美之間的感情之深。
蔣介石與陳其美於留學日本期間，義結金蘭。對蔣介石來說，結識陳其美是他一生命運的轉折，是陳其美引導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又在“二次革命”失敗后介紹他在日本第一次謁見孫中山。
正因為出於對陳其美的感激，蔣介石十分敬重於右任。加上于右任是西北人士，且沒有派系，為平衡關係，蔣介石於1931年2月2日，任命于右任為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
出任監察院長后，于右任發現，國民政府組織法中所定的監察院的職權，僅列舉彈劾、審計兩項，並無細則，對於如何行使這兩項職權，于右任於3月1日擬定大綱：
一、劃分監察區，分派監察使進行視察；
二、派員分赴各公署及其他公立機關調查案卷冊籍；
三、公佈人民控訴手續細則以及審計工作等。
于右任還十分重視遴選監察委員，他的原則是：用人唯才。因此，他挑選的很多監察委員與他並無多少淵源。
2.打虎遭遇失敗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于右任上任后第一把火，便彈劾了兩名魚肉人民的縣長——四川綦江縣縣長吳國義、江蘇灌雲縣縣長鬍劍鋒。前者違法濫刑，後者違法吞款貪贓，于右任將其交行政院撤職查辦。
于右任此舉一出，各界嘩然，輿論界意見分為兩派，一派對於右任讚賞有加，認為此舉對今後吏治之整飭關係甚大；另一派則稱監察院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養虎遺患，後患無窮。
于右任立即針對後者，發表談話，稱：
“一個蚊蟲，一個蒼蠅，一個老虎，只要他有害於人，監察院都給它以平等待遇，並不是專打掉小的而忘了大的，也不是專管大的而不管小的。”
于右任敢說此話，心中大概也是這樣想的。
1933年，于右任便挑了一個老虎下手，彈劾鐵道部長顧夢余在向外國採購鐵道器材時喪失主權貪污舞弊，並直接將全案公佈於眾。時任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對於右任此舉大為惱火，隨後便提出修訂、補充彈劾辦法，要求監察院遇到重大案件后，應先向中央政治會議提出報告，不能自行公佈案件、發佈案情。
于右任表示不能接受這項修改補充意見，當眾與汪精衛發生爭執，並提出辭職，以示威脅。
于右任性格耿直，一遇到不順心之事，便拂袖而去，這次一氣之下回到陝西家鄉。監察院委員則決心與于右任同進退，宣佈集體辭職。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親自出面調解，沒有通過汪精衛的修改補充辦法，以此挽留于右任。于右任雖回到任上，但顧夢余最終也沒有受到懲罰，于右任只能發出“為民鳴不平之難矣”的空嘆。
此後，于右任很少打虎，將心思全都放在監察使制度的建立上。
他將全國劃分為六個監察區，每一區派一名監察使巡迴視察，監察使們擁有三種權力：
一、到官署及公立機關的調查權；
二、對違法官員通知其上級緊急處置權；
三、接受人民檢舉官員違法失職的報告權。
于右任非常嚮往我國古代所渭“繡衣持斧之使者就道”的古風，想要把監察使也變成既能了解各地情況、又能行使彈劾權的“欽差大臣”。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一套監察制度，只能是空想。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全國人民強烈要求一致抗日。9月28日，復旦學生請願團乘車前往南京，與金陵大學、中央大學學生會一道，衝進外交部，質問外長王正廷，為何對日不採取強硬態度。
王正廷支支吾吾，無以作答。學生氣憤之下，對王進行人身攻擊，王正廷只好跳窗逃走。
三校學生隨後又來到國民政府請願，蔣介石請出與復旦淵源頗深的于右任出面調解。于右任只好硬着頭皮，與三校學生會面。他首先勉勵學生道：
“我們中國青年，有這種熱忱，就是我們中華民族不會滅亡的證據。”
接着，于右任就學生們的問題一一作答。
關於外交方針，于右任解釋說政府早已確定，現在正在積極進行，以後無論面臨如何的艱難困苦，政府都將以最大決心，應付一切，並以全國人民的意志為意志，以全國人民的力量為力量，厲行革命外交。
關於政府出兵問題，于右任稱國家的存亡，全靠自己，現在中國雖已獲得國聯的同情，但仍未忽視最後一着的準備。于右任強調政府已經下最大決心，着手最後的準備，至於如何準備，事關軍事，不宜透露。
但學生們並不因為于右任的話平息怒火：
“還準備什麼？早該把軍隊開上去抵抗了！”
“什麼軍事機密，只要政府不跟日本簽訂秘密條約，不要瞞着老百姓！”
于右任笑笑，繼續作答，說外交當局此次固有應負的責任，但不只外交當局，整個政府、整個中央都有責任，政府對諸位的此項意見，完全接受，待報告中央政治會議后，一定有可使諸位滿意的辦法。
不想學生們反對聲更甚，嚷嚷着要蔣介石出來作答，否則不會離去。蔣介石沒有辦法，只能親自接見了學生，這才平息了學生們的怒火。
抗戰期間，于右任不改親共姿態。在國共實行第二次合作前，于右任接受楊虎城的委託，積極宣傳中共的“四項保證”，即：
“停止武裝推翻國民政府；改變工農政府和紅軍名稱；在根據地實行普選；停止沒收地主土地。”
正因如此，于右任與蔣介石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並深為蔣介石所忌憚。
3.被挾逃往台灣
解放戰爭時期，于右任繼續擔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1948年3月，蔣介石召開了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總統人選自然非蔣介石莫屬。而參加副總統競選的候選人則有六位，于右任便是其中之一。
于右任之所以參加競選，是因為他認為副總統這一席位應該給北方人，他正是符合條件的少數人之一。
但其他五位候選人，都有強大的實力奧援，不是有地方實力作後盾，就是有蔣介石的支持，惟于右任是光桿司令。
有位記者不留情面地問于右任：
“您有什麼做後盾？”
于右任幽默作答：
“我有‘條子’！”
當時所謂“條子”，一般意義上是指“金條”。因此記者大吃一驚，都說于右任為官清廉，怎麼會有金條？
于右任見狀，知道記者誤解了，便拿出一幅寫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條幅說：
“我連夜趕寫了千幅這種‘條子’，將贈與支持我競選的人。”
記者這才恍然，卻啞然失笑。
最終，于右任以票數第四而落選。前三人分別是李宗仁、孫科、程潛。
于右任雖然心中失望，但仍到支持他的各代表處致謝，並繼續到場觀看副總統競選，與會的人都讚揚他有民主風度。副總統的桂冠，最後被實力強大的桂系摘取，桂系首領李宗仁當選副總統。
1949年初，在共產黨發動的三大戰役中，國民黨賴以維持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消滅，國民黨政權已瀕臨崩潰，于右任識時務地於3月26日提出辭去監察院長職務，但在眾人的挽留下，勉強答應繼續擔任監察院長一職。
4月，國共和談在北平正式舉行，代總統李宗仁原打算派親共的于右任作為特使去北平，于右任自然樂得接受。但正在北平參加和談的國民黨首席代表張治中認為，于右任暫時留在南京比較好，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談協定，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談協定后，再由於右任到北平主持簽字。
李宗仁接受了張治中等人的建議，而最終和談破裂，于右任未能前往北平。
得知于右任不能到北平時，中共方面領導人周恩來曾特地交代代表團顧問、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說：
“如果南京政府拒絕批准這個《國內和平協定》，我們渡江佔領南京時，希望於先生在南京不要動，到時候我們會派飛機接他來北平，將來同張瀾、李濟深和沈鈞儒先生一道，組織新政協，我們一同合作。”
並請屈武到南京后將這個消息轉告于右任。
于右任得訊后非常高興，4月21日，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于右任本以為他能夠被接往北平。不料，22日，於公館突然來了幾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國民黨軍官對於右任說：
“南京形勢危急，為保證您的安全，請隨我們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于右任趕緊推脫：
“我現在身體不好，緩幾天再走。”
這名軍官聽后，顧不得禮節，強硬道：
“情況緊急，必須馬上離開南京！”
說罷，便強行將于右任架上了停在門口的汽車，然後駛向機場。
于右任被帶到上海，安排在上海閔行的一間不起眼的平房裏。于右任見這個平房地處偏僻，擔心遭國民黨特務暗殺，拒絕住在此地。隨行人員則勸他說：
“正是因為這裏不起眼，所以才安全。”。
但于右任態度堅決，表示絕不住這裏。他說：
“我的次子仲岑就在上海，為什麼不讓我住兒子家裏？”
隨行人員沒有辦法，只好按照于右任的意思，將他安頓在兒子家中。
然而太平日子沒過幾天，解放軍便兵臨上海城下。于右任又被迫攜帶次子仲岑、兒媳周寶珠及兩個孫子，隨國民黨其他官員，南下廣州。
廣州解放前，于右任又逃到香港，又於11月26日奉召返回重慶。11月29日，于右任被迫飛往台北，因未能與居住在老家的髮妻高仲林取得聯繫，而將高仲林與女兒於芝秀留在了大陸，他本人則再也沒有返回大陸……
四、敗退台灣，再任院長15載
1.彈劾俞鴻鈞
國民黨去台初期，“監察院”實際是國民黨政權一個點綴品，表面看是“中央”一級機關，實際地位還不如台灣省的下屬辦事機構，連擁有一個固定的辦公地點都成為奢望。于右任在這般光景下，又在院長的位子上坐了15年。
起初，“監察院”借了台北車站前的七洋大樓的幾個房間做辦公室，但開會沒有足夠大的場所，只好另借濟南路的小禮堂。于右任這位“院長”的辦公室則設在中山北路某樓的一個小房間內，有時還要借台灣省議會余屋一用。看着七零八落的“監察院”，于右任心中自然不是滋味。
1950年，在大陸期間第三次下野的蔣介石準備復職，由於代總統李宗仁於大陸戰敗后逃到美國，“遙領國事”，“監察院”按照蔣介石的旨意，對李宗仁提出彈劾。3月1日，蔣介石得以在台灣“復正大位”。
此時的于右任，身體出現不適。1951年2月，他患上腦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風癥狀，在床上修養了40天，行動仍感吃力。此時于右任已72歲高齡，即便沒有得此病，工作也已力不從心，因而提出辭職，但沒有獲得批准。
在1953年“監察院”年度總檢討會上，于右任苦笑着說：
“這些年來我也多病，大聲講話頭部便會作痛，老天爺留我是罰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滿。”
可見於右任對“中央”不批准他辭職，心中的不滿與無可奈何。
其實，于右任大可不必為此煩惱，既然“監察院”院長只是個擺設，他完全可以居高位坐享清福。但性格使然，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在其位不謀其政，不能忍受“不作為”。他的不滿，正是因為在這個職位上，無法做出成績。在台灣15年“監察院”院長曆程中，于右任只有1957年彈劾俞鴻鈞一事值得一提。
俞鴻鈞曾在1949年將價值數億美元的黃金白銀從上海運至台灣，為蔣介石立下大功，因而得到蔣介石的器重。1954年6月，陳誠當選“副總統”，俞鴻鈞便接替其出任“行政院”院長，可謂紅極一時。
俞鴻鈞上台後，提出“杜絕浪費，調整待遇”的提案，調整了不同行業、不同級別人員的工資，使得廣大公教人員和少數上層之間的薪水拉開了距離。1957年，台灣當局公佈了公教人員與上層的薪水，其中：
公教人員每月人均收入616元（台幣），
公營事業機關每月人均收入1174元（台幣），
經安會職員每月人均收入3333元（台幣），
美援會職員每月人均收入3547元（台幣），
高級官吏，收入自然更高。以俞鴻鈞本人為例，他出任“行政院”院長之後，仍兼任“中央銀行”總裁，住在“中央銀行”總裁公館。公館裏包括飯菜、木炭、煤氣、水電等一切開支，均由“中央銀行”支付。儘管“中央銀行”此時已沒有什麼業務開展，俞鴻鈞仍僱用司機、工友，多達120人，僅房屋的租賃費每年就要花費起碼36萬元。
俞鴻鈞憑藉手中的權力，將親人安置於重要崗位。比如他的弟弟余鴻潤為“中央印刷廠”協理，女婿繆啟威、李福泰出任“中央銀行”要職，並被派往國外。
于右任得知俞鴻鈞的這些情況后，派監察委員進行質詢。
於是，監察委員約請俞鴻鈞到“監察院”回答質詢，但等來等去，不見俞鴻鈞回復。監察委員只好再約，結果遭到拒絕。監察委員又推遲期限，第三次約請俞鴻鈞，仍得不到回應。既然俞鴻鈞不願到“監察院”，便由監察委員上門“拜訪”吧，然而監察委員到“中央銀行”和“行政院”想要查賬時，均被拒之門外。
對此，于右任相當惱火，於1957年12月10日親自到“監察院”主持關於對俞鴻鈞的彈劾會議，會上監察委員們群情激憤，一致認為俞鴻鈞欺人太甚，並通過了對俞鴻鈞的彈劾，會後彈劾內容在新聞界公佈，一時間輿論大嘩，令俞鴻鈞甚為難堪。
但很快，便有人出來為俞鴻鈞鳴冤叫屈，這個人就是“憲法”專家陶希聖。
陶希聖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中，發表談話指責監察院，認為“總統”有權，內閣有責，“行政院”並不對“監察院”負責，因此不應到“監察院”去答覆質詢。
于右任聽到此種說法，既感到好笑，又無言反駁。彈劾俞鴻鈞能否成功，關鍵還在於蔣介石的態度，于右任心中隱隱升起一股期待。
2.一個字批文
1958年1月16日，在台北中山堂，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以及中央委員、評議委員和國民黨籍的監察委員近兩百人到場開會。
會議一開始，蔣介石便高贊俞鴻鈞的功績：
“俞院長是卓有功績的，當年若非他將‘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運來台灣，使我們可以養兵整訓，又何來今日基礎？”
聽到此，于右任立刻明白了蔣介石的態度，知道蔣介石召開此次會議的目的，感到心寒不已。
蔣介石淡淡地瞥了一眼于右任，繼續說：
“院與院之間發生爭執時，可由‘總統’召集有關院長會商解決之。我是在等你們來報告我，讓我來召集兩院‘院長’會商解決的。”
蔣介石面朝監察委員，責問道：
“為何不走這條途徑？現在造成彈劾案，使中外輿論大嘩，處理上實在不對。至於彈劾中所列各點，許多事不能責備俞院長個人。至於列席備詢的問題，你們監察委員執行調查詢問職權，對於被調查的人，往往視同罪犯，俞院長是行政首長，如何可受這樣情形的調查？”
蔣介石如此維護俞鴻鈞，坐在一旁的俞鴻鈞喜形於色，他目光炯炯地望着領袖，蔣介石說一句，他便點一下頭，與同樣坐在主席台上、面容冷峻的于右任，形成鮮明對比。
于右任失去神採的目光落在台下的監察委員們身上，心中憤憤不平，他認為，“監察院”原本具備的七項權力：同意、糾舉、彈劾、審計、調查、糾正、質詢等，如今有三項：審計、調查、質詢被“行政院”所阻，還有一項彈劾權被《中央日報》所扼，剩餘三權，則被蔣介石今日的講話所否決。
會後，于右任冷笑着對監察委員們說：
“如此看來，我們‘監察院’今後是無事可做了。”
經過這次彈劾案的失利，于右任深受打擊，從此心灰意冷，不再妄想做出什麼政績，而是寄情詩詞、書法。雖然仍每日按時去“監察院”上班，但也只是例行公事，做做樣子罷了。
對於一切等待于右任批閱的文件，他讀過後都只批一個字。或“是”或“行”，或“商”或“閱”，或“可”或“緩”、或“酌”或“准”、或“存”或“發”。他經手的文件，很少見到兩個字的批示。簽名則以“右任”二字，加起來總共三字。
于右任用一個字的批文這種獨特的方法宣洩心中不滿，同時也表示他本人在這個環境中，雖對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憤憤不平，但卻無能為力，還不得不說一些違心話。
于右任在一生中寫下的最後一個字，便是這“一個字的批文”，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最後一個字，是他在榮民總醫院病榻上所寫。
當時，“監察院”需要對黃亮、王昌華兩位法官的任命表示“同意”，文件送到于右任的病房，于右任只好支起身體，顫抖着右手，寫下一個“行”字，不想竟成為他的“絕筆”。
3.晚年遇不公
如果只是蔣介石對於右任不重用、不放權，于右任也沒有什麼怨言，畢竟蔣介石是黨和政府的領袖。但若被部下欺辱，則是于右任無法忍受的。
台灣《中外雜誌》上曾刊登過一篇文章，是與晚年的于右任接觸較多的一位新聞記者所寫，這篇文章道出了于右任晚年處境的悲涼：
“在他生命史上最後的兩年，他痛苦的日子比快樂的日子為多。在風雨的黃昏，我常常看到他獨自一個人坐在書房中打盹，一本線裝書，滑落在地上。那是象徵一個老人的寂寞。在他逝世的一年以前，他已經不想吸煙，那時到青田街寓所來聊天的人，似乎也愈來愈少，每年除了過生日那天，熱鬧一陣子，平常已經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不過他每天仍照常到監察院辦公，並替人寫字，據他自己說：他為人寫字是還人‘字債’。”
文中講述了于右任86歲（虛歲）那年，在“監察院”內發生的兩件事。
一件是于右任以公款購買了一個小冰箱。當時，常有外賓到“監察院”訪問，于右任喜歡買些水果招待客人，因天氣炎熱，為了讓客人吃上冰涼爽口的水果，同時也便於水果儲存，有人建議買一個小冰箱。
于右任聽后覺得這個主意很好，點頭答應，很快，一個小冰箱被送到于右任的辦公室。
這件事被一名監察委員知道，竟跑到辦公室當面質問。于右任無言以對，氣得渾身發抖，這名監察委員一走，于右任就把小冰箱送到醫務室去，不再使用了。
再一件事源於于右任逝世前三年，那一年，于右任的老友、同盟會會員邱於寄病逝，于右任給蔣介石寫信，請求給邱於寄撥一筆撫恤金，用來辦理喪事，蔣介石立即批准。
辦完喪事後，這筆款項還余有兩萬元。于右任出於好意，託人放些利息，每月得息金500元，給邱於寄的外孫女高鑒芝做生活費。但後來這筆錢到賬了，經手人林某隻賠出5000元，所差的15000元只能由於右任賠出。
于右任將高鑒芝叫到“監察院”，請她吃了一頓午餐，併當面將15000元交給了她。這件事又被另一位監察委員知道，竟跑去當面質問于右任從哪裏獲得的這筆錢。
當時于右任已經住院，病痛難耐，但也只好強壓怒火，緊繃著臉說明：這15000元是1963年“中央”貸給所有“中央”民意代表的一筆錢。
于右任病中，還有一個監察委員登門“看望”，半強迫式的向他“求”字。
這三名監察委員，竟敢當面質問“院長”，甚至連于右任住院都不放過，不難想到他們背後有靠山，而這個靠山，正是蔣介石。
蔣介石因於右任在大陸期間與共產黨的親密往來，以及到台後的“不順從”，對於右任心懷猜疑，因而在“監察院”安插耳目，監視於右任的行動。但對於這些監察委員的所作所為，蔣介石也感到有些過分，時常前往看望身體不佳的于右任，給予安撫。
1964年的春節期間，蔣介石到於公館看望于右任。在書房裏，他看到一盆炭火，便關切地說：
“炭氣對老人的健康無益，我看應該換兩個大電爐，這件事就交給我吧。”
“不勞‘總統’費心，兩個大電爐一天要用幾十度電，電費昂貴，老身支付不起哪。”
“這個好說，以後公館的電費就從‘總統府’開支好了。”
于右任不置可否。
第二天，便有兩個大電爐送到於公館，但于右任一直沒有使用，仍舊生一盆炭火，火盆上再煮一壺茶。終日一卷書，一壺茶，倒也悠閑自得。
五、寄情詩文，雅集中解鄉愁
1.與好友雅集
政治上雖不得意，但于右任的晚年生活還是頗為豐富的。
作詩自娛，是于右任晚年的精神支柱。每逢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于右任便會聯絡在台詩人，大家聚在一起，吟詩作樂。
1950年的三月初三，是于右任到台後第一個修禊日。
農曆三月初三，古稱上巳節，相傳是黃帝的誕辰，中國自古有“二月二，龍抬頭；三月三，生軒轅”的說法。魏晉以後，上巳節改為三月三，後代沿襲，成為漢族水邊飲宴、郊外游春的節日。
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曾在公元353年的三月三，召集好友41人，在紹興蘭亭舉行了一次雅集。當時“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蘭亭“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眾名士列坐曲水之旁，行“流觴曲水”禊飲歌詩之戲。王羲之在此景緻中，寫下了千古絕唱《蘭亭集序》。
于右任模仿之，在1950年的三月三，於台北士林園藝所組織詩人舉行雅集。選定此園，是因為這裏多種蘭花，于右任索性寫下“新蘭亭”三字額其門，並集王羲之蘭亭序字作詩一首：
又是蘭亭修禊時，游觀所向盛於斯。
自由觴詠人人樂，大宙清和歲歲期。
當世不殊諸子抱，其情或引萬流如。
天隨浪跡亭林老，俯仰之間一遇之。
4月，于右任來到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
“鵝鑾”是台灣原住民排灣族語言裏“帆”的譯音，因為附近的香蕉灣有大石像船帆一樣的形狀，所以特取此名，加上該處地形彷彿一個突出的鼻子，“鼻”便是指岬角，故稱“鵝鑾鼻”。
“鵝鑾鼻”最有名的景點當屬燈塔。燈塔於1875年動工，歷時八年竣工，耗白銀210多萬兩。整個燈塔為炮壘式，塔基為炮台，圍牆上有炮眼，四周是壕溝，平時派士兵把守。是環太平洋最有名的燈塔之一。
在這裏，71歲的于右任毫無顧忌，放聲大笑，他舉目眺望遠處星星點點的漁船，使勁眨着眼，似乎是努力想要看清巴士海峽對面的菲律賓。他拾了幾個蚌殼化石，打算帶回家，練字時鎮紙用，並為它們取名叫螺紋石。在如此愜意的氛圍中，于右任自然不會忘記賦詩一首：
大浪淘頑石，千年復萬年。
太平洋上望，今古幾漁船。
除了作詩自娛，于右任晚年還經常應友人之邀，為一些出版物題詞作序。有時他還為老友寫墓誌、墓表，這樣的工作，一年要有兩三起。
于右任中年時期曾花大量時間研究北魏墓誌、墓表，加上他早年的報人生涯，不管逝者的一生多麼曲折複雜，他都能用簡潔的語言將其清晰展現，並且大多是一蹴而就。
于右任所寫的墓誌，並不局限於對逝者生平的講述，更注重突出逝者特長，生前對他人的幫助，以及同於右任的交情。
1952年2月，于右任的故友、同盟會會員周佩箴逝世。于右任不忘40多年前，他在辦《民吁日報》時被捕，多虧周佩箴多方奔走營救。在周佩箴的墓志銘中，于右任動情地寫道：
“余入獄，君奉命奔走，極勞苦。”
1954年，于右任的另一好友丁維汾去世，于右任在其墓志銘中不僅敘述了丁維汾生前在政壇的貢獻，還強調了他在研究語言學方面的造詣：
“先生幼承家學，邃於古韻，中年以後與章太炎劉申叔黃季剛往複商討於古韻部類之析合，音準之辯正益精，而創穫益多。……”
“林泉多新鬼，老邁故人稀”，看着老友一個接一個離世，于右任心中痛苦不堪，感情上更是難以接受，為老友寫墓誌，更激發他對與老友過往點點滴滴的回憶。于右任常常是含淚書寫墓誌，可以說每一篇墓誌，都凝結了他的血與淚。
2.老少皆朋友
于右任朋友很多，與朋友的交遊往來，也是他晚年主要活動之一。
後來于右任的腿患上寒症，行走不便，鮮少再去朋友家做客，但朋友們仍會到於公館拜訪。于右任有幾個好友經常走動，莫德惠便是其中之一。
莫德惠是東北人，但出生在新疆，赴台後的處境和于右任相似，雖貴為“考試院”院長，但只是徒有虛名，在1960年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上，甚至連主席團成員的一席之位都沒有獲得，還是一位東北籍的郭姓先生看不下去，自動請辭主席團，將自己的位置讓給了莫德惠。
類似的處境讓于右任和莫德惠產生惺惺相惜之感，兩人經常坐在一起吟詩作對，談古論今，相似的人生觀、價值觀讓兩人在很多問題上見解趨於一致，兩人因而結為莫逆。每年夏天，兩人都相約到北投風景區的一座小洋房裏度假幾周，即便天天面對面，仍有說不完的話。
1962年4月14日，是莫德惠的八十壽辰，于右任雖行動不便，仍堅持親自前往祝壽。席間，于右任即席作詩一首，為老友敬壽：
天山雲氣接長春，冰雪光明見異人，
幾載邊關當亂世，一株新柳佩終身。
逍遙歲月心彌壯，匡複家鄉夢有痕，
神木摩挲問年紀，共支時代領群倫。
通過莫德惠，于右任和被軟禁的張學良也多有往來。莫德惠在東北曾出任過縣長、道尹，廳長、省長，和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頗有交情，到台灣后，他便以張學良的父執和同鄉身份請求看望張學良，獲得蔣介石的批准。
于右任對張學良非常同情，早在1949年蔣介石宣佈下野時，就曾當面向蔣介石提出：
“能否釋放了張漢卿（張學良字漢卿）？”
蔣介石則說：
“我已下野，有時間可以找德鄰（李宗仁字德鄰）商量。”
但實際上，即便李宗仁同意釋放張學良，他也無法調遣看管張學良的軍統特務。
到台灣后，由於張學良失去行動自由，于右任便經常和莫德惠以及張群、張大千等人去看望張學良，張學良時常親自下廚，款待客人，于右任對張學良一手東北菜讚不絕口。
1958年，于右任即將迎來自己的八十壽誕。他的故友、著名畫家張大千從巴西寄來巨幅古柏圖，為于右任祝壽，畫上題詩道：
叱吒風雷數十春，
而今只署太平人；
參天黛色吾能說，
腕底蟠虯自寫真。
張大千此詩，一語道破于右任的為人以及書法藝術的風格。
頗為難得的是，于右任還有一群忘年之交。這些年輕的小輩，時常自備幾樣酒菜，邀請于右任前往小酌。就在於右任八十壽誕前20多天，幾名青年記者湊份子擺了一桌菜，邀請于右任赴宴。4月14日中午，于右任欣然前往。
青年記者們口才頗佳，與于右任談天說地，談古論今，于右任彷彿回到年輕時代，也放下長者的架子，無所不談。後來，大家談到于右任的鬍子。
于右任美髯飄拂，條條清晰，根根可數，最長的部分有一尺六寸八分，白如銀絲，狀若神仙中人。如此美髯，天下絕無僅有，因而成為于右任的個人標記。20年代時，他還與同盟會會員曹亞伯賽過鬍子。
當時曹亞伯因遭受排擠，辭去在國民政府的要職，賦閑在崑山家中，整日燒香拜佛。于右任和辛亥革命元老吳稚暉特地到曹亞伯家看望，曹亞伯也留有大鬍子，看到于右任的鬍子曹亞伯自嘆不如，但仍嚷嚷着要和于右任比比鬍子。
“我們今天的鬍子比賽，一不比鬍子長短，二不比鬍子濃密，我們只比鬍子的雅和俗。”曹亞伯一副勝券在握的架勢。
于右任和吳稚暉面面相覷，這鬍子還有雅和俗之分？
“以濃密長短比鬍子，不過是俗人的見解，鬍子濃者密者，並不能說是美者雅者。正如書畫藝術，王羲之一字往往遠勝於我輩凡夫俗子千字萬字；八大山人一畫，往往強於世人千畫萬畫。由此可見，多、長、濃、密有時並不是好事。再說，你的鬍子沾滿俗人、女子的唾沫和氣味，而我呢，每天吃齋念佛，遠離塵世，鬍子上都是仙氣。”
于右任一聽，恍然大悟，又有些啼笑皆非。如果從外表看，于右任的鬍子顯然比曹亞伯的鬍子長而且濃密，但依照曹亞伯的規則比試，于右任只能甘拜下風。
如今，青年記者們也對於右任的鬍子產生濃厚興趣。此美髯雖是自然天成，但平時的保護和愛惜也必不可少，青年記者們便直問于右任平日是怎麼保養鬍子的。
“我每日至少要用開水燙洗一次鬍子，然後用指尖輕輕梳理。年紀大了，每次梳理都要掉些許銀須。”于右任嘆口氣說。
其實，于右任每日掉落的銀須並沒有扔掉，他身邊的侍從人員會小心翼翼將其撿起收好，時常有人託人來求幾根于右任的銀須收藏，侍從人員便將“存貨”取出一些贈予他人。
青年記者們趁着酒興，繼續問：
“您晚上睡覺，鬍子是放在被子裏，還是放在被子外？”
“順乎自然。”
于右任這句“順乎自然”，是花費了一晚的時間琢磨出的。那是早年第一次有人問于右任相同的問題，害得他晚上睡覺時格外留意自己的鬍子，一會兒把鬍子放在被子裏，想想容易磨斷，就把鬍子拿到被子外，又怕翻身會壓斷幾根，結果折騰了大半夜，才決定“順乎自然”。
于右任和青年記者們聊得高興，還給他們講了一個鬍子的笑話：
“在天堂里，關公坐着看書，關興帶着笑從外面進來，關公放下書問：你小子為什麼這麼高興？關興說：我同劉禪、張苞兩位哥哥談天。關公問：你們瞎聊些什麼？關興說：我們都說各人爸爸的長處。關公問：他們怎麼說？關興說：劉哥哥說大伯父仁義愛民，張哥哥說三叔父長矛神勇。關公問：你呢？關興說：我說你老人家的鬍子……‘好看’二字尚未說出來，關公便勃然大怒道：老子有許多長處你都不說，偏偏要說老子的鬍子……”
于右任說著，還扮成關公的樣子縷縷鬍子，惹得滿堂開懷大笑。
就這樣，眾人暢談了兩個多小時，青年記者們見於右任面有疲憊之色，趕緊端出壽桃壽麵，于右任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次宴會是給自己預祝八十壽誕的。
一名青年記者說解釋說：
“5月8日是您八十壽誕，那天您家中必定賀客盈門，恐怕沒有時間和我們說話，所以我們商量着提前給您祝壽，這樣還能在一起談談天，歡聚幾個小時。”
對於這些青年朋友的良苦用心，于右任頗為感動，他連連拱手，表示感謝。在喝壽麵時，只覺得眼眶酸澀，喉嚨梗塞。
3.舉債度晚年
于右任到台灣后，拒絕了蔣介石準備的花園洋房，住在台北市和平東路青田街的一座宅邸中，這裏為戰前日本人所建造，以木質結構為主，大門刷着綠色的油漆，別具特色。
宅邸的院落很小，院落中的花木無人修剪，一條水泥小徑因年久失修，在多雨的台灣，經常長滿青苔，穿皮鞋走這條小徑，很容易滑倒。
于右任的長子於望德和他的老副官宋子才都在這裏跌過跤，于右任因喜穿布鞋，加上隨從人員為防止他在此處跌倒，特地在他的手杖外面套了一個膠皮套子，所以于右任從來沒有跌倒過。
于右任的官邸從不設門衛，有訪客到來也無需通報，直接進門即可，就同老百姓的住宅一樣，毫無高官公館的排場。
訪客到來，可直接進入于右任的書房——“老學齋”，意為“活到老，學到老”。書房面積頗大，因而兼作會客室。
于右任十分好客，於公館往往門庭若市，座無虛席，不得已，只好前客讓后客。于右任因晚年腿腳行動不便，就坐在書桌旁的圓椅上接待訪客，來者點頭，去者揮手，不再起立迎送，一派長者風度，令人肅然起敬。
來訪的客人太多，公館的開支也隨之增大，加上于右任樂善好施，有人向他求助，他就會慷慨解囊，不顧及自己的經濟狀況。每月下旬，於公館便會鬧起“飢荒”。于右任堂堂“院長”，無論如何也抹不開面子向朋友借錢，於是這籌錢的差事就落在於右任的老副官宋子才身上。
宋子才從大陸起就跟隨於右任左右，對他的性格脾氣摸得很透，他曾勸過於右任節約開支，甚至在經濟上卡于右任，但都不見效果，于右任手裏怎麼也存不下錢。緊要關頭，宋子才只好掏自己的腰包，但只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最後還是擺脫不了借債度日的命運。
有一次于右任急需用錢，向宋子才借，宋子才一時拿不出，就向別人借了一隻金手鐲，到典當鋪里押了一千元，每月利息一百。
這件事不知怎麼被一名雜誌記者打聽到，立即當做花邊新聞登載出來。于右任看到新聞，覺得向高利貸借錢有損他的清譽，生氣地叫來宋子才訓話。
宋子才一片好心，卻惹來於右任的責備，自然不服氣，反駁道：
“向人借高利貸，並不是一樁醜事，主要是看你借了錢做什麼用途？而且，身為‘院長’，窮得向人借高利貸，可見‘院長’為官清廉，怎麼會有損‘院長’清譽呢？”
于右任聽后，覺得頗有道理，這才消了氣，但還是說：
“照你這麼說，你向人家借高利貸，對我是有好處的，是不是要我來感謝你呢？”
說罷，兩人相視而笑。
有一年，一直在巴西和美國居住的張大千回到台灣，聽說于右任經濟困難，主動到於公館，要求接濟于右任一筆錢，他知道于右任不會同意，便坦率地說：
“我不久前在國外舉辦了畫展，賣畫的收入不菲，那幅潑墨通景大荷花被《讀者文摘》社的創辦人華萊士夫人買走，賺了14萬美元（創當時國畫售價的最高記錄）。我們是多年的朋友，我現在手頭富裕，送給你一點只能算小意思，不成敬意。”
于右任見張大千如此真摯，若拒之反而顯得寡情，因此只好收下這筆錢，償還了宋子才平日所墊付的款項。
但于右任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因此轉好，反而愈演愈烈。于右任在1962年2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
“春節將近，費用太大，將如之何？”
2月16日又寫道：
“近來費用太高，實在對不起人。”
可見老人心中壓力之大。
4月18日，于右任喉嚨發炎，住進榮民醫院作檢查，可第二天他就嚷着要出院，醫生勸阻不住，只好任其離去。在日記里，于右任寫下了不得不出院的原因：
“今日早起，疾已輕，有歸去之意，開支甚大，如何能繼？”
但出院后，于右任的病又反覆發作，他又在5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
“自醫院歸，又病，不能興。食道最難防。”
27日，于右任寫道：
“我的錢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錢，是旁人害我。”
4.長眠高山上
早在1939年，于右任的老師馬相伯百年壽誕時，一向不作詩的馬相伯，破例給於右任寫了一首詩：
願子更努力，努力振國威。
更歷三十年，子年九十時，
九州既早同，太平亦庶幾。
馬相伯希望于右任像他一樣，活到一百歲，于右任自己又何嘗不想。特別是于右任晚年，長壽的想法愈來愈劇，因為他擔心自己活不長久，無法再回到祖國大陸。他想念大陸的親朋故舊，更思念他的老伴高仲林。
于右任赴台後，髮妻高仲林與長女於芝秀留在了原籍；幼子於中令及其母沈建華留居上海；長子和兒媳定居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陸、台灣、南美數處，音訊阻隔，讓于右任十分痛苦。
1958年，是于右任和高仲林結婚60周年，金婚紀念日前夕，于右任打開保險箱，從裏面取出一雙布鞋、布襪，撫視良久，寫下了《憶內子高仲林》一詩：
兩戒河山一支簫，
凄風吹斷咸陽橋。
白頭夫婦白頭淚，
留待金婚第一宵。
原來，這布鞋、布襪都是高仲林早年為于右任親手縫製的。
高仲林比于右任小兩歲，自1904年于右任從開封逃往上海后，高仲林便獨自在三原侍奉老人，撫養女兒，獨自頂起於家門戶，任勞任怨。
靖國軍後期，高仲林還在已接受直系改編的將領之間周旋，掩護于右任，讓于右任非常感動。
于右任和高仲林婚後便聚少離多，高仲林僅隨於右任在上海、南京居住過短暫的時間，其餘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陝西老家度過的。雖不常見面，但于右任所穿的青鞋、白襪、衫褂、衣褲，卻大多是高仲林一針一線縫製而成。
于右任被迫去台灣后，身上只有高仲林為他縫製的一雙布鞋和布襪，便將它們收藏起來，留作紀念。每當想念老伴，于右任便會將這雙布鞋、布襪拿出來，反覆摩挲，陷入對過往的追憶。
1956年，于右任通過香港友人吳季玉，終於和大陸的親人取得聯繫。他欣喜異常，趕緊取出僅有的600元台幣，托吳季玉給高仲林匯去。
于右任還給妻女寫了一封飽含深情的信，傾吐對大陸親人的朝思暮想、對故土的牽挂之情。此後，吳季玉每年都要到台灣為于右任祝壽，並幫他和家人傳遞信件。
1961年3月初，于右任給吳季玉去信說：
“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壽辰，可惜我不在大陸，今年她的生日一定會很冷落，不會有人理睬她的。想到這點我十分傷心！”
吳季玉立即將此事告知同在香港的章士釗，章士釗正好要回北京，到北京后將此事告訴了周恩來，並說：
“鬍子（指于右任）的這種心情，請總理予以注意。”
周恩來立即派人聯繫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要他去西安為高仲林辦八十大壽。
當時高仲林的壽辰已過了一個星期，但陝西風俗，如果親人在外不能及時趕回，可以補壽。
於是，屈武帶了兒子屈北大夫婦，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趕往西安，為高仲林祝壽。
同往祝壽的還有于右任的老友茹欲立、孫蔚如，以及當地統戰部門的負責人和于右任的親朋故舊20餘人。高仲林沒想到自己的八十壽辰如此熱鬧，而且是老伴給安排的，自然激動不已。
祝壽完畢后，屈武將給高仲林祝壽的照片託人帶給於右任。于右任看着老伴臉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中頗感安慰。
然而，吳季玉為于右任與大陸聯繫創造條件一事，被台灣國民黨特務偵知。1963年9月，吳季玉又一次赴台，於9月14日被暗殺，兇手隨即逃往香港。
于右任聞此噩耗，悲慟萬分，親赴極樂殯儀館弔唁吳季玉，撫屍痛哭，因哀傷過度病倒在床。
此前，于右任身體已出現問題，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監察院”參加了“開國”紀念會以後，便因身患疾病，心緒不寧，感到自己命不久矣，於是在日記中寫下對身後事的意見：
“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
不久，于右任又在日記里補充道：
“葬我在台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兩天後，于右任在對故鄉的思念中寫下了那首《望大陸》。
1964年7月2日上午11時，于右任雖身體不適，仍應台灣大專學校本屆畢業僑生之約，堅持會見了12名僑生代表，同他們談了“立志”的問題。
這次會見后不久，于右任病情加重。由於醫藥費無着落，于右任的病情拖了三個星期才入院治療。
此後，于右任一直想要寫一份遺囑，然而三番五次地寫了撕，撕了寫，最終沒能完成。
11月，于右任已進入彌留狀態，無法講話，正好老部下楊亮功前來探病，于右任對他伸出一個指頭，接着又伸出三個指頭，似乎想要向他這位老部下表達什麼。
楊亮功看得一頭霧水，猜測地問道：
“院長，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於中令？”
于右任搖搖頭。楊亮功又猜了一下，于右任仍然搖頭。最後，楊亮功只好說：
“院長，等您身體好一些后，我再來問您，好嗎？”
于右任點點頭。
但此後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楊亮功始終沒能問清一個手指和三個手指的意思。後有人猜測，于右任“一個指頭”是指祖國統一，“三個指頭”代表三原縣。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將來中國統一，要將他的靈柩運回大陸，葬於陝西三原縣故里。
1964年11月10日8時，于右任溘然長逝，享年85歲。
于右任去世的當天中午，“監察院”副院長李嗣璁及數名監察委員打開了于右任的保險箱，試圖找到于右任的遺囑。所有人都認為，于右任唯一的保險箱裏，會存有非常重要的物件，比如留給親人的遺產。
但打開保險箱，裏面既沒有金銀財寶，也沒有股票證券，只有日記和書札、高仲林為于右任縫製的布鞋襪，還有于右任為其三公子於中令上半年出國留學籌集旅費所出具的借款單的底稿，以及平日挪借副官宋子才數萬元的賬單。
目睹了遺物，在場者無不愴然涕下。
隨後，蔣介石命張群、嚴家淦、李嗣璁、谷鳳翔、王宗山等五人組成於右任的治喪委員會，於11月17日上午在台北市殯儀館舉行公祭。蔣介石贈送“耆德元勛”挽匾一方，各界人士前往弔唁和瞻仰遺容的約3萬餘人。當天收到的輓聯挽幛約4000餘件，花圈300餘只，花籃1500餘個，唁電150餘封。
由於于右任的《望大陸》被各大報刊廣為刊登，民間對於右任卜葬之地極為關注。有一位江姓女士主動要求將其丈夫遺留的陽明山右側高山捐獻出來，五股鄉的村民也表示願捐出觀音山硬漢嶺山坡地十餘坪，供于右任卜葬。
經過復勘，于右任的墓地最終定於淡水鎮光明裏海拔七百餘米的八拉卡。
于右任終如願以償，被葬於高山之上，望我大陸！
歷史評說
于右任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書法家，報人、詩人，當代草聖、標準草書的一代宗師，以淵博的學識、高尚的品格與節操享譽海內外。
于右任早年命運坎坷，以其出眾的學識脫穎而出，又因反清屢遭險境，卻總能化險為夷，這頗具傳奇的經歷，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是其為人處事及人格魅力帶來的必然結果。
作為近代民主革命先驅，于右任先後創辦多份報紙，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統治，抨擊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掠奪，尤其所創辦的《民立報》，對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護法戰爭期間，于右任以一介文人統領陝西靖國軍，把這支鬆散、有意見分歧的隊伍整頓得井井有條，使這支護法戰爭中參戰的北方唯一的軍事組織，在糧彈匱乏，條件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與北洋皖系軍閥、直系軍閥苦戰數年，獨撐危局，功莫大焉。作為文人出身的總司令，于右任功不可沒。而于右任指揮征戰的同時，辦學育人，興修水利，造福桑梓，深受百姓的擁護與愛戴。
在教育領域，于右任輔佐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扶持復旦渡過一個個難關，為復旦大學轉為國立大學並保持復旦校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但作為文人參政，于右任出任監察院長達33年，其政績卻鮮有斐然，這與他所處政治環境及其性格耿介不無干係。尤其到台後，難以施展抱負，導致晚年抑鬱寡歡。
相比於政治生涯，于右任的書法更加聞名。作為當代草聖，于右任創製了“標準草書”，解中國千餘年草書寫識紊難與不傳之秘，為中華文化做出了卓越貢獻。林語堂曾說過：“當代書法家中，當推監察院長於右任的人品、書品為最好模範，於院長獲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賴於其書法的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