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息武興文

其中士人是古代文人知識分子的統稱。當時的江南士人他們學習文化，傳播知識、思想，是國家政治的參與者，是江南精英社會群體，影響着江南社會、經濟、政治的走向。而另一勢力宗教是由於東晉南朝時期，佛、道教對江南民間宗教基本上採取了收容、改造的態度，這種收容與改造一方面使佛、道教能夠利用民間宗教加快發展，另一方面也使民間宗教從佛、道教中吸收了大量鬼神觀念，從而豐富了這一時期江南民間宗教的內容，再者就是南朝梁武帝信仰佛教並大規模推崇佛教，從那以後佛家、道家等宗教信仰深入江南各個角落與階層，以致江南宗教形成強大勢力影響巨大。

首先，對於士人，楊廣由於受一個具有江南文化素養和江南風俗習慣的妻子的影響就像沒有大部分關隴貴胄一樣以勝利者自居而鄙夷江南人。再者他自小就“好學，善屬文”，作文寫詩學習由南朝入北周的庾信的文體，在思想上楊廣與江南詩人比較接近。雖然楊廣才22歲，卻也極想在江南成就一番事業，來到江南之初，即對原先的關中本位高壓政策進行了很大調整，“息武興文，方應光顯”，開始廣泛收納江南人士，對江南士人表現出充分的尊重。

到了揚州后的楊廣，就派任晉王府咨議參軍的柳?廣泛招引舊陳才俊。由於柳?出生江南，且在後梁做過官，對江南士林很是熟悉，於是很快就招到朱瑒等百餘人，充任晉王府文學，其中丹陽諸葛穎清辯有文才，楊廣引為王室記室。會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華更着，“時人方為二陸”，也被楊廣羅致。琅琊王昚、王胄兄弟雖政治地位不如往昔，楊廣也“引為學士”。釋家史料也記“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揚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點收集”。為了更好地交際江南人士，楊廣效法東晉名相王導，學會了一口流利的江南方言。這些舉動，拉近了楊廣和江南士人的距離，使楊廣融入到江南士人的生活環境，大大緩和了江南士人對隋朝的敵對情緒。

自從晉南遷后，江南士人文化素養向來比北方高，並且江南一直自視中華正統，認為北方是夷狄，在文化方面有着極高的優越感。而北方人也不得不承認江南“專事衣冠禮樂”，以致“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因而在亡國之後的江南士人們在心裏上是絕對的瞧不起北方過來的隋朝武力統治層，但是“夷狄”的楊廣對文化和士人的態度讓他們漸漸的找到了一種知音般的感覺。

當楊廣讓潘徽等江南諸儒編《江都集禮》時，江南有名的士人都非常積極的加入到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一件偉大的事業中來，不久就把《江南集禮》完成了，達一百二十卷。對於這項文化事業，江南士人對楊廣給予高度的評價，在《江南集禮》的序里潘徽代表他們寫到“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贊傑，藏用顯仁。地居周、召，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表達了他們對楊廣的認同與支持。

在江南的十年裏楊廣不僅僅是尊重士人重用士人，而且他自己也作為一個江南文化的愛好者和參與者。他在江南寫過不少的詩歌都是非常有水平，有江南韻味的。雖然歷史記載他在江南寫的詩歌並不多，但是僅憑下面這首《春江花月夜》就能知道詩人楊廣在詩歌方面的造詣。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

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但凡讀過詩文的人，幾乎都知曉唐代詩人張若虛寫有名篇《春江花月夜》，但少有人知道楊廣在張若虛之前早就寫有《春江花月夜》，而且這首詩幾乎就是後來張若虛的簡本。如果說楊廣在江南的寫詩是某些權貴一樣是為的是提高自己的名聲或者附庸風雅，那真的就是誤會楊廣了，一首《春江花月夜》不能說明他的詩歌勢力。那就看看楊廣在江南時期的一首代表作《夏日臨江詩》：

夏潭蔭修竹，高岸坐長楓。

日落滄江靜，雲散遠山空。

鷺飛林外白，蓮開水上紅。

逍遙有餘興，悵望情不終。

這首寫景詩刻畫的非常逼真，場面壯美，境界雄奇，它給人展現的是一幅幅層次清晰，色彩豐富而富有動感的畫面。詞藻秀美，語言清麗，用這種語言寫景將情感注入其中，達到一種情景交融，表達了詩人楊廣的悵然忘歸的思想感情。這首詩對特定的時節，特定的景物，都有細膩的體察和逼真地描繪，將日落滄江，雲散遠山等博大景象和鷺飛林外，蓮開水上等細小物象組合成極富審美張力的空間意象，中間雜以詩人的悵惘之情，創造出含蓄慰藉的意境。特別是“鷺飛林外白，蓮開水上紅。”不僅在對仗上極為工整，而且在色調上，用紅和白兩種顏色形成強烈的對比，構成一種反差，增強了視覺效果，在技巧上很見功底。

歷史上，楊廣在江南呆了十年，十年中他作為詩人與江南的士人相處的非常愉快，而江南的士人也因為楊廣的原因慢慢融入到了大隋的統治下，南北文化的隔閡在彼此的交流與學習過程中漸漸彌合。

楊廣是一名詩人，而且他還是一名佛教信仰者。可能是因為父母對佛教的信仰，所以楊廣很小就對佛教有一定的了解並信仰，他甚至有一個佛家名字—阿嬤。故當他在江南面對除士人之外的另一大勢力宗教時，楊廣以一名宗教的信仰者與保護者的身份出現，從而贏得了江南絕大部分宗教人士的認同與支持。

對於中國佛教文化來說，江南更具有獨到的意味。可以說，自從佛教傳入中土之時起，中國佛教就具有深厚的江南情結。江南是中國佛教的發源地之一。佛教起源於印度，但何時何地傳入中土呢？歷來有兩種說法：湯用彤先生認為，“佛教東漸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康居、安息諸國傳入，其交通多由陸路”（《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另一種說法則是江南說。梁啟超在《佛教之初輸入》一文中認為，“向來史家為漢明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於北，謂自康僧會入吳，乃為江南有佛教之始。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佛學研究十八篇》）。他旁徵博引地證明了江南是中國佛教發源地，也正是在江南的基礎上，佛教才由南向北四處傳播開來。無論佛教是如何傳入中國，佛教都是在江南大規模的興起的。南北朝時期由於戰亂與統治者的支持，佛教在中國才真正走向歷史，走進政治。尤其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促使佛教在江南的全面發展與壯大，有名的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捨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據記載當時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餘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餘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到了南朝後期江南幾乎各個階層的人都信奉佛教，從而形成相當大的社會力量，具有強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