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大興佛教

楊廣生長在佛教之家，從小接受佛教思想當然懂得佛教勸善化民資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同樣，佛教的興盛也離不開封建統治層的支持，歷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動向統治者靠擾。所以作為朝廷的鎮守藩王，楊廣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佛教信仰者，他更多的是一個政治人物，故他一到揚州，便以江南佛教的最大護法者自許，他在江都宣稱：

近年奉詔專征，弔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內又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而亡殷頑民不慚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螂，橫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鍾梵輟響，雞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缽略成空返，僧眾無依，實可傷嘆。

因為在亡陳之後，楊堅知道南陳宗教勢力在南陳舊地有着巨大的影響力與號召力，故曾下詔把江南的大部分佛塔寺廟毀掉。這裏楊廣把父皇楊堅下詔毀掉江南佛塔的責任推到叛亂分子身上，其意即是表示在他鎮守江南期間他將一改以往，保護佛教。楊廣雖然信仰佛教，但是作為政治人物他需要的是利用宗教收攬人心穩定戰後不穩的江南，所以江南佛教界的頭面人物智覬自然成了他要結交與拉攏的首要目標。

智覬（公元538—597年）俗姓陳，字德安，出身於“高宗茂績盛傳於譜史”的南朝門閥世家，18歲時因“家國殄喪”剃度出家，后投由北方南下且“名高嵩岳”的高僧慧思習禪，30歲時受師命往陳都建康“創宏禪法”，被陳宣帝尊為“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陳太建七年（575年），智覬往會稽天台山，創立了天台教團，十年後的至德二年（584年）才被陳後主以重禮迎回建康，後主以宮廷“羊車童子”相迎，“於大內起禮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楊廣後來作的《江都宮樂歌》有“果下金鞍躍紫騮”句，寫的就是當時的情景，是證當時智的聲望之高。南但陳滅亡之際，“金陵講席，掃土俱盡”，智覬“策杖荊湘，划跡雲峰”，與楊廣失之交臂，未得相見。

開皇九年（589年）十二月十七日，受命坐鎮江都的秦王楊俊首先向智覬致書，存問“道體何如”。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楊堅又致書“敬問”。同年五月十九日，秦王楊俊再致書並“奉施沈香”，延請智覬前往江都。但智覬心存觀望，婉言拒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楊廣移鎮江都后，也很快“遣使人往彼延屈”，給智覬送來《初迎書》：“希能輕舉以沃虛襟，佇望來儀不乖眷意”。迎書自稱“弟子楊廣和南”，尊智覬為師，言辭十分誠懇。楊廣還命有司修葺禪眾寺以供智覬暫住，而“願忘懷受施”，竭誠盡敬迎智覬來江都。

智覬仍求躲避，他“初陳寡德”，辭不敢當，“次讓名僧”，推諉不赴，“后舉同學”，以他人自代。楊廣則再三懇請，執弟子禮甚恭，智“三辭不免”，最後終於勉強答應前往江都。行前，智覬“仍求四願”，即提出了四項前提條件。其一為“願勿以禪法見期”，即請楊廣不要期望過高，不要指望傳授禪法；其二稱“雖欲自慎，終恐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允許保有自己獨立的個性人格；“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范應要去就，……若通法願許為法，勿嫌輕重”這是為自己傳佛法而不阿世敬請諒解；四曰：“三十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若丘壑念起，願放其飲啄以卒殘生”這乾脆就是聲明自己此去應有來去自由。“四願”言辭柔中有剛，表明智覬對隋朝或者說對楊廣遲疑觀望，力圖在政治上保持一定距離。

楊廣時“方希凈戒，故妙願唯諾，一一允諾”。並在開皇十一年（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內總管府金城殿設千僧會，隆重迎謁了智覬。會上智覬為楊廣授菩薩戒，楊廣自稱“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亦即聖上心路豁然，乃披雲霧，即銷煩惱”，十分恭敬地拜智覬為師。戒畢智覬為楊廣取法名曰“總持菩薩”，意為“功德圓滿”的菩薩，楊廣則奉智覬為“智者大師”，且“奉送供給隆重轉倍於前”。這年楊廣23歲，智覬已54歲，師徒關係就此確立。

然而，除主持“受律儀法”外，智覬在江都並不參與其它佛事活動，事畢后他當即請求重返“故林”。楊廣一直堅持請他留下，智覬竟“佛衣而起”，稱“先有明約，事無兩違”。楊廣“不敢重邀，合掌尋送”，當夜，智覬即“出居城外禪眾寺”，楊廣無奈，竟致“禮望目極銜泣而返”。智覬急欲西返，表明他不願接受楊廣政治上的控制，也表現出他孤傲倔強的個性和令人驚嘆的膽量。楊廣又讓柳顧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送別”，智覬於是在城外住了幾個月。

除了結交大師級別的佛教人物，楊廣在江都新建立了四道場弘揚佛教。所謂道場，即佛教寺廟。江都四道場則除佛教的慧日、法雲二道場外，還包括道教的玉清、金洞二玄壇，均設在江都城內總管府新官邸附近。《續高僧傳》卷一五《義解篇?論曰》：“自爰初晉邸即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洞備引李宗”。四道場廣泛收納名僧高道，“追征四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僅慧日道場招致的名僧就有智脫、洪哲、法澄、道庄、法輪、智矩、吉藏、慧覺、慧越、慧乘、法安、立身、法稱等人。楊廣稱說過於城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意在“大弘佛事，盛轉法輪”。

玉清、金洞二玄壇招致的江南道士也不在少數，史載楊廣初鎮揚州時，即“遣王子相、柳顧言迎道士王遠知至揚州相見”。王遠知出於南朝第一高門琅琊王氏，是梁朝着名道士陶弘景的高門弟子，南方道教的正統傳人。《太平廣記》卷二三引《談賓錄》曰：“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起玉清玄壇，邀遠知主之。”請王遠知來江都四道場主持玉清玄壇，對江南道教界顯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表明楊廣對道教也同樣重視。在楊廣大力扶持下，王遠知遂成為隋及唐初道教界的翹楚。楊廣還手書召隱道士徐則到揚州授道法，徐則未達而去世，為此楊廣深表遺憾，賜給徐則家“物千段”，又“遣畫工圖其貌，令柳作贊”，置於玉清玄觀。

四道場內除高僧道士外，楊廣又“盛搜異藝，海岳搜揚”，收羅了不少藝僧。道教玉清玄壇有徐則畫像，佛教慧日寺亦有“張善果畫壁”。教界凡“一藝有稱”者，即“三征別館”。如會稽永欣寺僧智果，工書法，風格瘦勁，造次難類。楊廣聞其名，召入四道場，並評論他和智永的書法說：智永“得王右軍肉，智果得骨”。僧法論詩文才高，楊廣“召論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楊廣還在江都組織僧人整理佛經，在慧日道場內立“寶台經藏”，將收集到的經卷命慧覺等高僧整理，“五時妙典，大備於斯”，共得四藏，“將十萬軸”。楊廣甚至親自撰《寶台經藏願文》。唐僧法琳記云：“平陳之後，於揚州裝補故經，並寫新本，全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萬三千五百八十卷。”楊廣的這些作為，為佛教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使得當時南陳舊地的佛教勢力融入大隋，使得南北佛教信仰成為一體，這對於隔閡已久大南北來說意義重大。

晉王楊廣在江都大弘佛道，與滅陳之時楊堅對江南教界的嚴厲態度形成鮮明對照。時楊堅以江南佛教“十濫六群，滋章江表”，而“別降綸言，既屏僧司，憲章律符”。父子二人雖手法不一，但是作為帝國的統治者對於宗教的目標卻是一致的，都是要將江南教界的活動歸於王朝的嚴密控制之下。《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二記曰：禮以家僧，不屬州縣，迄於終歷，征訪莫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