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五章 仙初成——從蘇軾到蘇東坡的華麗轉身

宋時，江淮一帶的人都迷信鬼神。每年的正月，一定要換上鮮亮的衣服並打掃庭院以敬奉子姑神。這裏的所謂神靈附身的“活神仙”，有的善於數數和寫字，有的善於跳舞，有的則精於作詩。

元豐四年正月間，蘇軾在黃州人汪若谷家裏見到的子姑神尤為神奇。

這位仙姑把毛筆放在嘴裏，用洪亮的聲音說，我是天神，姓李，名全，字德通。因為汪若谷轉世為人，所以我降臨到他家。

當仙姑見到黃州當地的進士張炳時，竟對他說，老朋友別來無恙啊！張炳忙問他在什麼地方見過自己。

仙姑說，你怎麼不記得劉苞了呢？我就是劉苞。

於是，仙姑就詳述了張炳早年與劉苞的交遊與言論，張炳聽后大驚，告訴蘇軾說，往年在京師確實結識過一個叫劉苞的人，此人頭戴青頭巾，身背布口袋，身上刻着花紋，很好喝酒，自稱是齊州人，如今不知何往。

難道真的有神仙嗎？

在蘇軾看來，這些東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因為世上的人能夠親眼看到的畢竟很少，而看不到的卻往往很多，何必僅憑自己的見聞來揣度塵世以外的事情呢？

可話雖這樣說，蘇軾還是將這種異事用筆墨記錄了下來。比如，《子姑神記》、《天篆記》、《仙姑問答》等都是蘇軾關於此類事情的記述。

正月二十日，蘇軾欲往麻城的岐亭，郡人潘丙（字彥明）、古耕道、郭遘（字興宗）一起將蘇軾送到了離黃州十里的永安城，也稱女王城。

這三個人都是蘇軾在黃州時朝夕相處的好朋友，其中潘丙是位進士，潘革之次子，潘大臨、潘大觀兄弟的叔叔。因為家住得離蘇軾很近，後來蘇軾還是因為潘丙而弄到了一些土地，從而建造的“雪堂”。蘇軾離開黃州后，還是把雪堂交給潘丙去打理的。

在去岐亭的路上，蘇軾看到梅花正爭相競放，天黑后借住在黃岡縣團風鎮，夜間夢到有一和尚被打的滿臉是血，像是有什麼冤讎要對人申訴。第二天，到了岐亭，蘇軾就將夢中的情形告訴了陳慥，於是陳慥就帶蘇軾進入山中，在路邊的一座廟裏果然見到一尊羅漢像的面部被人毀壞。

陳慥覺得正是這至尊羅漢像給蘇軾托的夢，所以就幫蘇軾將它運回家中。並找來僧人繼蓮將其修整后供奉於佛龕之中，安置在黃州的安國院。

蘇軾遊覽了岐亭，回來時乘船而歸，過黃州古城時還有幸得到一面銅鏡，此銅鏡周長一尺二寸，上面還有豆粒大的銘文。

對於古黃州，蘇軾翻閱了《隋書·地理志》，書中說黃州就是永安郡，黃州東十五里的永安城，世人俗稱“女王城”。隋書中的這種說法，蘇軾認為不妥。不僅如此，蘇軾還認為《圖經》中認為古黃州是春申君的故城更為不妥，因為蘇軾知道春申君的都治在昔日的吳國，當下的無錫縣惠山上還有着春申君廟呢。

悟清從西蜀歸來，蘇軾又給寶月大師去信，信中說自己乃有罪之身，承蒙不嫌棄，採用了自己所作的碑文。碑額的大字，已經差悟清到安州（今湖北孝感）向滕元發求書。

蘇軾還專門交代寶月大師，石碑上除了自己的小字內容與碑額的大字之外，不要再刻什麼花草與界欄作裝飾，那樣就顯不出古雅莊重之感了！

蘇軾還想着將吳道玄所畫的釋迦佛送給寶月大師，讓他供奉在寶月所在的中和院裏。

做完這些，蘇軾也沒有得閑，因為模上人要他書寫佛經。

寫完佛經，閑暇時又與眾人聚在王齊愈家，點評起各種花草的樣貌來。在座的眾人一致認為，荼靡花像通草花，桃花長得像蠟花，海棠花像絹花，罌粟花像紙花。

這些評論，也被蘇軾一一記載了下來。

蘇軾還給張商英（字天覺）去信，敘述了二人在黃州時的相會，此時的張商英因責監江陵赤岸盥稅，正好路過黃州要去貶所。

詞人張商英，神宗時受王安石的推舉，入朝做官，後來官至宰相。當時，張商英以居士的身份在佛教界有着很高的聲譽。

黃州知州徐君猷有侍妾四人，她們分別姓孫、姜、閻、齊，其中閻姬最為老徐所寵。蘇軾自然知道這些，曾作過《西江月》、《減字木蘭花》等詩賦贈給閻姬。

湖北提點刑獄章楶（音傑）（字質夫），原在徐州府蘇軾手下做過鹽監官，晚年以諸生身份而躍馬疆場，在西北邊境屢次擊敗西夏入侵，宋徽宗曾稱讚他“才兼文武，學富古今”。就是這樣一位人物，其一首寫柳花的《水龍吟》，令蘇軾拍案叫絕，並說還怎麼讓後人再去作這一題目呢！

隨後，章楶家裏善彈琵琶的伶人想向蘇軾討一琵琶詞來彈奏。蘇軾由於近來一直也沒有再動筆，就找來了韓愈的一首詩，稍加修改，使其合乎音律，給章楶寄去了事。

四月八日，是蘇母武陽君的忌日，蘇軾就在安國寺里施齋請眾和尚吃了飯，並將從岐亭帶回來的一座羅漢像安放在該寺。

在黃州謫居的日子裏，蘇軾也沒有因此而沉淪，而是在蝸居之中翻閱深思《易》、《論語》等書，感覺大有收穫。於是，蘇軾開始繼承先父之學，著述了《易傳》九卷，此外又別出心裁地編寫了《論語》五卷。

寫完之後，蘇軾覺得自己並非什麼大儒，並且還因為文字闖了這麼大的禍。《易傳》字數過多，無力刻版，於是就將《論語》五卷抄給了文彥博老先生。

此舉用蘇軾的話來說，就是讓文潞公退朝回到家后閑暇時翻看。即使自己的文章沒有多少可取之處，也可以顯示出自己窮不忘所學之道，老不輟學的精神。

這一時期，蘇軾還會與杜沂通信，在信中介紹自己的近況。

弟弟子由寫了一篇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蘇軾讀後頓覺自己好像已經置身於棲賢堂了，見到了陰暗慘淡的水石與錯雜生長的草木。蘇軾覺得應該親手抄寫一篇以刻石，置於棲賢堂上，也算與廬山結下了緣分，以後再來廬山就不算是陌生的客人了。

蘇軾在唐坰家裏見到他家藏的唐時智永禪師、歐陽率更、顏魯公等六位書法家的真跡，在後面都做出了中肯的評論。

在蘇軾看來，智永的字，兼有眾家之妙，精能達到極點，反而趨於疏淡。就如同是陶淵明的詩，初看好像渙散不緊湊，直到反覆品味后，才能識得其中之真趣。

五月十五之後，蘇軾書寫了紙本的《阿房宮賦》，並用蓑衣裱，字大七分余，落款“眉山蘇軾書”。

王適（子立）自筠州赴徐州的秋試，路過黃州時，蘇軾帶着小王遊覽了武昌西山，並同酌一杯菩薩泉以送之。“送行無酒亦無錢，勸爾一杯菩薩泉。何處低頭不見我？四方同此水中天。”

這個王適，後來成了蘇轍的二女婿。

這一年，是蘇軾來到黃州的第二年，家計日益匱乏。老朋友馬正卿又找來了工匠，疏浚了原來的水井，幫助蘇軾開荒，種上了蔬菜和糧食作物，還栽上了樹。

馬正卿，字夢得，杞（今河南杞縣一帶）人，與蘇軾同歲僅小八天。蘇軾貶黃時，老馬正在黃州擔任通判，輔佐知州、太守處理政務。他非常仰慕蘇軾的文采和為人，看其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頓，心急如焚。馬夢得就去找當時的知州徐君猷，說蘇軾的生活很困難，看能不能給他一片地種糧食，徐君猷爽朗地答應了。

於是，徐知州就把黃州城內原來的一個軍營地五十畝交給蘇軾無償地耕種。這本是一塊無名高地，又因為它在黃州城東，蘇軾便以“東坡”命名。

從此，蘇軾一家方才有了安身之所，暫時算是解決了衣食之憂。

其實東坡也不是蘇軾最先發明的。

唐代白居易在四川忠州（今重慶忠縣）做官時，也在東門外有一塊地，在那種植花兒。蘇軾對白居易很是仰慕，所以就把他這塊地取名為“東坡”，他便自號“東坡居士”。

自此，蘇軾與蘇東坡成了兩個不同的人。

蘇東坡和蘇軾的區別在於，蘇軾是他的本名，東坡這一叫法來自他的號，因為蘇軾號東坡居士，因而世人有時也會稱其為“蘇東坡”。

話說回來，蘇軾之所以將躬耕之地命名為“東坡”，而且自號“東坡居士”，除了與白居易種花種草的事迹相似之外，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蘇軾對白居易人格的認同與欽慕，這就有點“異代相逢成知己”的感覺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還得從蘇軾和白居易的思想轉變和認知層次說起。蘇軾自號“東坡居士”，這個稱謂意味着蘇軾對白居易處世哲學和人生態度的認可與仰慕，意味着蘇軾思想上的個重大變化。

來到黃州后，蘇軾雖然失去了進階的空間，但他卻擁有了更多的時間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與生命的歸宿。蘇軾將自己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與傳統哲學思想結合起來，在接納儒釋道思想的過程中，他也在悅納自己。

黃州是蘇軾人生之旅中的一個驛站，他在這裏度過了五年的時光，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無盡的晦澀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經濟上為解決衣食而躬耕農田，節儉持家的時期。所以，黃州也是蘇軾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轉換期。

白居易在忠州種花種樹，就是心態轉變的具體體現。此時的白居易開始把眼光更多地轉向自然，希望在與自然的接觸中尋求一份心靈的安寧。而蘇軾呢，黃州時期的蘇軾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與他一直敬慕的樂天極為相似，這時他靠朋友的幫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種的土地，可以種樹種花種糧食，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種樹種花之東坡。

在黃州，蘇軾自號“東坡”，他重新認識了自己，並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因為蘇軾在黃州全面考量了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東坡”人生：

北宋文壇巨擘蘇軾從唐代詩壇名流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一個自己，蘇軾也從白居易的人生際遇和處事原則上看到了另一個真實的自己。

所以說，蘇軾自號“東坡”，本身就是對白居易的人生的欽慕、追隨與仿效，也是蘇軾有意對白居易人生亦步亦趨的最有力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