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九章 懸頂之劍
在宗澤和馮過看來，張迪亂軍猶如懸在頭頂的一柄利刃，不定什麼時候便會落向威勝軍。之所以遲遲未落，唯一的解釋便是康王。
康王常構是威勝軍特殊的存在，哦，不，他是藩王，其實不該在威勝軍管轄範圍之內，而是自成天地。
藩王又稱蕃王，是在地方官吏與天子之間的統治者，有自己的藩王國。他們可能是宗室成員、軍功功臣或已形成地方割據勢力，但在名義上仍未宣佈獨立的地方勢力首領，或者由天子冊封統治某地區的統治者（此地統治者將土地獻上，天子再將土地冊封給他）。藩王通常都有獨特的名銜，這些名銜通常為地名或地域名，由天子決定。
藩王制度一直貫穿於整個封建王朝時代，從異姓王到宗室藩王，藩王制度的存在一直都是歷代皇帝所頭疼的時期。因而不同時期的藩王制度也是各有特色。
不同時期藩王的地位，和藩王的實際權力也是各不相同，並且不同時期皇帝的態度也是因時而變。
漢朝的藩王，論權力是最大的，但是論結局也是最為悲慘的。漢朝規模最大的藩王分封就是漢初時期的功臣封賞。劉邦的封賞一方面是為了安撫功臣。
例如蕭何、張良等，但是更重要的乃是為了和韓信、英布、韓王信等人進行妥協。這些人本身是不屬於劉邦的，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像是合作關係。
目的就是為了在打敗項羽之後能夠分得一杯羹。因而劉邦對他們進行封賞其實也是迫不得已為之。而最終還是要對其進行削弱或者打壓。
事實也證明，在劉邦去世之前，對這些強大的異姓諸侯王進行的打壓，剷除了一大批的不聽從中央的諸侯。
除了異性諸侯王，還有數量眾多的劉氏諸侯王，在異姓諸侯王沒有被剷除之前，這些諸侯的影響還不顯現。但是隨着異姓諸侯王被剷除，這些同姓的也開始搞事情。
這些諸侯王在自己封地之中擁有稅收、官吏任免等眾多權力，導致中央對地方的管轄形同虛設，並且還發生過七國之亂，導致漢初的幾位皇帝對這些諸侯王都非常不滿。
等到漢武帝時期，一道推恩令的下達，使得這些諸侯王開始日漸衰落，最終煙消雲散。推恩令的高明之處就在於，諸侯王無法反抗。
因為他要求諸侯王對自己的子嗣進行分封，子嗣再對自己的後代進行分封。從而日漸削弱諸侯的實力，不需中央進行打壓，地方諸侯便日益衰亡，最終也無法和中央抗衡，從而解決了地方權力過大的情況。
之後漢武帝還設立了刺史一職，看似是為了監督官員，但是也擔負著監督諸侯的重責。一旦發現諸侯有不法行為，便會向皇帝檢舉，進而出發諸侯，輕則責備，重則取消封號。
大定諸侯數量眾多，但是卻沒有一個諸侯能夠成事。主要是定初便已經將地方的政治、軍事等權力收歸了中央，地方基本沒有機會掌握太多的權力。
大定對藩王的規定可謂是非常嚴格，藩王有自己的封地的，也能夠享受來自封地的俸祿，但不能掌兵權，封地護衛力量也有限制，無詔令不得離開封地。
而且大定的藩王承襲制度也較為嚴格，唯有嫡長子一人能夠承襲，其餘諸子只能夠為官，實則沒有承襲爵位的權力。這樣做確實能夠防止諸侯擅權，在地方做大，乃至於影響皇權。
如此一來也導致了皇室的衰微，宗親實力的軟弱。
有些皇室近支也需要去參加科舉等，尋求仕途上的進步。由此就能夠看出大定皇室實力其實並不強大。
但，藩王始終是藩王，代表着皇權，至少在封地是“一家獨大”的，地方官並無管治權。
也正因如此，康王官田一案爆發后，作為本地主官的宗澤只能揪張汝舟出來當替罪羊。固然張汝舟是為了討好康王而甘做欺壓百姓的馬前卒，但康王府當真就不曉得此事？但即便懷疑這其中康王府才是罪魁禍首又能怎樣？一是查無實據，再則於藩王而言這根本就不算事，就算百姓被盤剝到走投無路甚至揭竿而起，康王始終是康王，是當今天子之血脈，誰能奈他何？
宗澤甚至隱隱查到，張迪叛亂的背後還摻雜着康王的影子。至少，張迪與康王府是有瓜葛的，否則怎能在康王的眼皮底下作威作福？
如今，張迪榮升為“晉王”，某種意義上說倒是與康王平起平坐了，之所以遲遲未殺將回來“反攻清算”莫非還念着早前的“香火情”，又抑或是忌憚康王府的護衛力量？
大定的藩王們和其他朝代的藩王們是本質的區別的，只是只給富貴，不給權利，所以是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利的。話說皇子什麼的可以封王，但是王的爵位只保留一代，藩王的後代們只能選擇一位年紀最大的人來襲爵為公，其實簡單的說，就是藩王的兒子不能再封王了，只能有一個人來繼承公爵，所以大定就經常性的出現了有皇帝沒有藩王的局面，實在是因為大定皇帝子嗣不旺。
兩代之後，宗室的子弟們就只能和普通的官員一樣需要入朝熬資歷，做的好的才能被封為郡王，什麼藩王就別想了。
大定藩王沒有實權，更不可能掌兵，但允許有一支保衛親兵力量。按制規定，分封在外的藩王允許有兩營親兵，定額一千人。
這一千私兵可是實員，不會有弄虛作假的吃空餉現象，而且皆是訓練有素的精兵悍將，裝備精良，戰力遠非廂軍可比。
馮過這般分析，張迪之所以未進犯威勝軍，不願與康王府為敵是原因之一，畢竟一千精兵擺在那，“晉王”麾下的烏合之眾怕是不敢捋其虎鬚。更為重要的，張迪從未想過撕破臉皮蠻幹。
說穿了，張迪與宋江、張萬仙之流一般，雖然聚眾鬧事，卻非真心“造反”。
“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群眾起而為亂”，一定規模的起義爆發要滿足活不下去的民眾數量夠多而且口號喊得夠響亮；而起義發生后能持續的時間長，效果好，又要滿足資源補給跟得上、首領要有文化和長遠的眼光，這些所需條件早就被大定的皇帝考慮到，並且對此進行了積極的“防患於未然”。
大定對外能不打就不打，能用錢解決就用錢解決，這種東西由上而下甚至影響了起義軍的心理，對安寧的強烈嚮往瀰漫在大定廟堂民間，宋江、張萬仙等接受招安，無非也是不願常年縮在山上當草寇，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不肯走絕，民間造反實力不足，武將藩王又都早早被嚴格控制了造反可能性，這是大定造反難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大定造反的規模和數量很大，但卻沒人成功。首先，起義沒有士人團體擁護，“公知”和“讀書人”在大定的地位很高，如果有他們的支持，那麼久成功一半了。大定立國時就規定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就連大定法律也明確規定“刑不上士大夫”，禍國殃民之流也只是被流放。
但是，作為武將的和卻不是這個待遇。狄青當時遭到文官鄙視，都當著狄青的面說他，所以才導致狄青鬱鬱而終。在武人心中，大定不是他們嚮往的，沒有軍功封爵的政策，只有讀書人對他們的鄙視。
而“起義”的人幾乎都是文盲，更不要說“文化人”，而且他們選擇造反只是因為想想活下去，所謂的戰略規劃都沒有，更沒有可以出謀劃策的人，就連“義軍”首領都是大老粗。
而朝廷對造反者則有大殺招：招安！
給造反頭子加以官身，拿錢養着。帶頭大哥都成了官人，那些嘍啰自然作鳥獸散。
嗯，都是套路，貓抓老鼠也好，老鷹捉小雞也罷，演戲嘛，你方唱罷我登場。
有珠玉在前，張迪所追求的自是前輩之成就，而且得長江後浪推前浪，鬧的越凶越有資本與朝廷談條件嘛。
所以，殺殺“貪官污吏”倒也罷了，招惹藩王皇子這種事、傻子才會做！
你把皇帝的兒子都得罪冒犯了，置天家顏面於何處？皇帝便是再如何想着“息事寧人”，可天下人都盯着呢，還能再行招安之事？豈非是脫了鞋啪啪啪抽自己的臉？
所以說，造反也是一門技術活哩，得把握好一個度，榮華富貴與萬劫不復只在一線間，可不敢越界哦。
是以，威勝軍至今能安然無恙，康王府是出了大力滴，很是生動的體現了皇家尊嚴。
但康王府也不可能會派那兩營親兵去征剿匪寇，平亂之事還需當地駐軍及地方官相機用事。
但於宗澤而言，威勝軍雖未受到衝擊，張迪卻是自沁源縣叛出的，作為主官的他多少要承擔罪責。
至於馮過，嗯，此事恰巧發生在他上任之前，與他無關，但剿匪一事仍需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