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創作人生――在憂患中誕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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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套在中國人民精神上的枷鎖終於脫落。人們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覺，重新獲得適於生長的氣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狀況此時也大有起色，這正是開創事業的大好時機。我立即從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記本——重新請出來。
當那些“反革命”擺在我的桌上，我頓時感到無限的欣慰和喜悅，象一個守財奴望着金燦燦的元寶，激動不已。可惜這次“隱藏”的時間太久，日記本已經潮濕發霉，上面有些字跡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蟲嚴重咬傷，本子散了架，成為一堆堆紙片。我只好一本一本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這裏面有記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評擊，但要想從中理出個頭緒，選取有意義的東西整理歸類，的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如果說當初記日記不是創作，那時的整理卻經歷着創作的艱辛，比重新構思去寫一部小說還費事。
有時，我會感到十分遙遠，一位朋友曾勸告說：“現在已經不是搞文學創作的年齡了。再說，我們的制度還不允許發表有損領導者利益的文章。”年齡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來彌補。至於能不能發表，確實是個打擊，但那時考慮這樣的問題為時過早，我倘不知道要寫的文章是啥樣。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點與眾不同的風格，只要它是獨特的，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的，我就不必為何時發表而操心了。
問題是怎麼個寫法，我的日記似乎都沒有一個共同的中心，我記下它們的時候，也未曾想過要為一個主題服務。而是心裏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想到很多就多寫一點，一時想不出就三言兩語了事。1968年雖整理過一次，也僅僅是按時間順序，選擇一些較有意義的事排列下來，這算不得創作。我也考慮過幾個題目，如“理想與現實”，“家庭和教育”，以及“政治雜感”，“個人奮鬥”等等，我的日記里有不少這方面的內容。可是我怕力不從心，做不好這種需要精雕細刻的工作，我還是希望停留在日記這種體裁上。
我翻閱了魯迅先生的《馬上日記》及《馬上支日記》等幾篇文章，看看魯迅先生是怎樣創作和發表他的日記。魯迅說，“寫日記的人成了名人，死後便有人把他的日記印出，大家看了也格外有趣，而且因為他沒有‘擺空架子’，有着‘真面目’，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也有以日記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畏人知的’，雖然不象日記的正派，卻不妨‘模仿着試試’。”我想，自己不是名人，將來也絕不會是。如果想發表“正宗嫡派”的日記，恐怕不會“有人願意把它印出。”若說是以日記為“著述”，我又不敢“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我不外是想以自身作藍本，以日記為載體，把我的遭遇和感想告訴人們。我所以要寫，不是希望別人都象我這樣。我僅僅想提供生活中無數模特兒的一個，讓人們品評議論，能從中找到一點值得參考的，不論是正面還是反面，都算是我的目的。後來我想，只能用剪輯一部記錄片的手法，把歷來的日記裁剪移接，使之成為有主題，有系列的文章。（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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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套在中國人民精神上的枷鎖終於脫落。人們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覺，重新獲得適於生長的氣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狀況此時也大有起色，這正是開創事業的大好時機。我立即從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記本——重新請出來。
當那些“反革命”擺在我的桌上，我頓時感到無限的欣慰和喜悅，象一個守財奴望着金燦燦的元寶，激動不已。可惜這次“隱藏”的時間太久，日記本已經潮濕發霉，上面有些字跡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蟲嚴重咬傷，本子散了架，成為一堆堆紙片。我只好一本一本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這裏面有記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評擊，但要想從中理出個頭緒，選取有意義的東西整理歸類，的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如果說當初記日記不是創作，那時的整理卻經歷着創作的艱辛，比重新構思去寫一部小說還費事。
有時，我會感到十分遙遠，一位朋友曾勸告說：“現在已經不是搞文學創作的年齡了。再說，我們的制度還不允許發表有損領導者利益的文章。”年齡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來彌補。至於能不能發表，確實是個打擊，但那時考慮這樣的問題為時過早，我倘不知道要寫的文章是啥樣。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點與眾不同的風格，只要它是獨特的，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的，我就不必為何時發表而操心了。
問題是怎麼個寫法，我的日記似乎都沒有一個共同的中心，我記下它們的時候，也未曾想過要為一個主題服務。而是心裏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想到很多就多寫一點，一時想不出就三言兩語了事。1968年雖整理過一次，也僅僅是按時間順序，選擇一些較有意義的事排列下來，這算不得創作。我也考慮過幾個題目，如“理想與現實”，“家庭和教育”，以及“政治雜感”，“個人奮鬥”等等，我的日記里有不少這方面的內容。可是我怕力不從心，做不好這種需要精雕細刻的工作，我還是希望停留在日記這種體裁上。
我翻閱了魯迅先生的《馬上日記》及《馬上支日記》等幾篇文章，看看魯迅先生是怎樣創作和發表他的日記。魯迅說，“寫日記的人成了名人，死後便有人把他的日記印出，大家看了也格外有趣，而且因為他沒有‘擺空架子’，有着‘真面目’，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也有以日記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畏人知的’，雖然不象日記的正派，卻不妨‘模仿着試試’。”我想，自己不是名人，將來也絕不會是。如果想發表“正宗嫡派”的日記，恐怕不會“有人願意把它印出。”若說是以日記為“著述”，我又不敢“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我不外是想以自身作藍本，以日記為載體，把我的遭遇和感想告訴人們。我所以要寫，不是希望別人都象我這樣。我僅僅想提供生活中無數模特兒的一個，讓人們品評議論，能從中找到一點值得參考的，不論是正面還是反面，都算是我的目的。後來我想，只能用剪輯一部記錄片的手法，把歷來的日記裁剪移接，使之成為有主題，有系列的文章。（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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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套在中國人民精神上的枷鎖終於脫落。人們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覺，重新獲得適於生長的氣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狀況此時也大有起色，這正是開創事業的大好時機。我立即從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記本——重新請出來。
當那些“反革命”擺在我的桌上，我頓時感到無限的欣慰和喜悅，象一個守財奴望着金燦燦的元寶，激動不已。可惜這次“隱藏”的時間太久，日記本已經潮濕發霉，上面有些字跡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蟲嚴重咬傷，本子散了架，成為一堆堆紙片。我只好一本一本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這裏面有記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評擊，但要想從中理出個頭緒，選取有意義的東西整理歸類，的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如果說當初記日記不是創作，那時的整理卻經歷着創作的艱辛，比重新構思去寫一部小說還費事。
有時，我會感到十分遙遠，一位朋友曾勸告說：“現在已經不是搞文學創作的年齡了。再說，我們的制度還不允許發表有損領導者利益的文章。”年齡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來彌補。至於能不能發表，確實是個打擊，但那時考慮這樣的問題為時過早，我倘不知道要寫的文章是啥樣。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點與眾不同的風格，只要它是獨特的，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的，我就不必為何時發表而操心了。
問題是怎麼個寫法，我的日記似乎都沒有一個共同的中心，我記下它們的時候，也未曾想過要為一個主題服務。而是心裏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想到很多就多寫一點，一時想不出就三言兩語了事。1968年雖整理過一次，也僅僅是按時間順序，選擇一些較有意義的事排列下來，這算不得創作。我也考慮過幾個題目，如“理想與現實”，“家庭和教育”，以及“政治雜感”，“個人奮鬥”等等，我的日記里有不少這方面的內容。可是我怕力不從心，做不好這種需要精雕細刻的工作，我還是希望停留在日記這種體裁上。
我翻閱了魯迅先生的《馬上日記》及《馬上支日記》等幾篇文章，看看魯迅先生是怎樣創作和發表他的日記。魯迅說，“寫日記的人成了名人，死後便有人把他的日記印出，大家看了也格外有趣，而且因為他沒有‘擺空架子’，有着‘真面目’，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也有以日記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畏人知的’，雖然不象日記的正派，卻不妨‘模仿着試試’。”我想，自己不是名人，將來也絕不會是。如果想發表“正宗嫡派”的日記，恐怕不會“有人願意把它印出。”若說是以日記為“著述”，我又不敢“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我不外是想以自身作藍本，以日記為載體，把我的遭遇和感想告訴人們。我所以要寫，不是希望別人都象我這樣。我僅僅想提供生活中無數模特兒的一個，讓人們品評議論，能從中找到一點值得參考的，不論是正面還是反面，都算是我的目的。後來我想，只能用剪輯一部記錄片的手法，把歷來的日記裁剪移接，使之成為有主題，有系列的文章。（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