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動蕩人生――不該發生的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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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我風濕性關節炎複發，不得不住進醫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時醫生不時來查診，護士天天要打針，學校領導卻遲遲不來探望。同事害怕被“傳染”，確切說擔心被牽連，或者因為我是個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來關心。不來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給病人一點安慰，消除病人的寂寞無聊，增強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給病人增添麻煩，最實在的還是好好休息。探病者並非人人都關心病人的健康而到醫院去，他們各有所因。只有病人的親屬，才被病者的健康驅使着，顯出最真切的憂慮和歡喜。病中還得識別形形色色的探病者，而對待他們只能有一種方式，那就是“感謝”。他們不來，我連“感謝”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打擊，連我在病中也不能倖免。1977年“調資”，按規定我屬“線上”的，可以不受限制自然提升一級，學校老師已一致通過。可是公社有關的人操縱“調資”評議小組，給我編織三條“罪狀”：一是1958年被開除團籍。二是“清隊”中受過審查。三是1976年跟隨“四人幫”。決定將我的工資“緩調”一年。儘管縣教育局認為三條理由不能成立，應按規定給我“調資”，同時發給表格讓我填寫。但是有人就是不肯蓋章，當時“地方割據”的勢力，似乎比“中央集權”還管用。接着連春節職工生活福利費也不發給我。算是讓我嘗到苦頭了。我在心裏發笑，我甚至不願與他抗爭，無非少拿幾十元，生活過得差一些，又能怎麼樣？比這更苦的時候我都熬過來，只要我的病能好起來，我還是有希望的。那些處心積慮經營瑣小私利的人不會有遠大理想，他們在攻擊別人，進行損人利已的活動中，常常失掉了他自己的將來。但是對我精神上的打擊，不能說不重。粉碎“四人幫”以後，國家有了希望，人民有了奔頭，我正想為之積極工作，想不到有人卻如此潑來滿頭冷水。
我一度感到絕望，病情沒有好轉，人間又如此冷酷，便又想到死。我在日記里留下遺囑：
“我沒有財產可以分配，兩個子女希望都能長大成人，他們的將來應該是幸福的。從我的《心跡》裏可以供他們找到一條路子，只要他們沒有忘記生活的真實含義，只要他們象我這樣不怕失敗，努力攀登，我的《心跡》便是一筆有價值的遺產。”
墓碑和墓誌銘我已擬好。正面右上角是我的生卒日期，中間是我的姓名，左下角是愛人和子女的敬獻。背後刻上“一個普通人的身軀湮滅了，其精神將在《心跡》裏永存。”
我唯一牽挂的是未能將《心跡》寫得更好。我這幾年的心血全花在它上面，也許因此才不得不早早去見上帝。見上帝並不可怕，無非是被貶到地獄去，遇到的也只是幾個小鬼，舉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們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間的痛苦，也許還單純得多。
希望別人都上天堂，從人間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將來的人應該是真誠坦白的，不要無端造出種種欺騙和懷疑，不要再進行激化，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但是，我還是不願去死，我已經不是一個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堅持學習報刊社論，相信冬天過去就是春天。我看到報上提到“風派”、“捂派”、“溜派”之類的人物，知道黨中央是英明的。雖然現實中要識別這些人，要揭露他們，還很不容易。群眾是有覺悟的，這種人將越來越行不通，社會主義國家容不得“投機商”。他們的伎倆已經在幾次販賣中逐漸被人識破，他們的面目越來越清晰。政治“投機商”的命運絕不會比一個“革命者”更長久。
有一句話：“我受傷了，但我沒有被殺死，我將躺着，流一會兒血，但我將爬起來繼續戰鬥。”這就是我的想法。
現在回憶它，着重還在反映當時的一種心態，在複雜動蕩的環境中，人人都變得有點偏激，###又往往使人走向極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寬容，成為互相仇視的對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會裏，才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想一想。感到這一切同樣又都是不該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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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我風濕性關節炎複發，不得不住進醫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時醫生不時來查診，護士天天要打針，學校領導卻遲遲不來探望。同事害怕被“傳染”，確切說擔心被牽連，或者因為我是個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來關心。不來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給病人一點安慰，消除病人的寂寞無聊，增強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給病人增添麻煩，最實在的還是好好休息。探病者並非人人都關心病人的健康而到醫院去，他們各有所因。只有病人的親屬，才被病者的健康驅使着，顯出最真切的憂慮和歡喜。病中還得識別形形色色的探病者，而對待他們只能有一種方式，那就是“感謝”。他們不來，我連“感謝”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打擊，連我在病中也不能倖免。1977年“調資”，按規定我屬“線上”的，可以不受限制自然提升一級，學校老師已一致通過。可是公社有關的人操縱“調資”評議小組，給我編織三條“罪狀”：一是1958年被開除團籍。二是“清隊”中受過審查。三是1976年跟隨“四人幫”。決定將我的工資“緩調”一年。儘管縣教育局認為三條理由不能成立，應按規定給我“調資”，同時發給表格讓我填寫。但是有人就是不肯蓋章，當時“地方割據”的勢力，似乎比“中央集權”還管用。接着連春節職工生活福利費也不發給我。算是讓我嘗到苦頭了。我在心裏發笑，我甚至不願與他抗爭，無非少拿幾十元，生活過得差一些，又能怎麼樣？比這更苦的時候我都熬過來，只要我的病能好起來，我還是有希望的。那些處心積慮經營瑣小私利的人不會有遠大理想，他們在攻擊別人，進行損人利已的活動中，常常失掉了他自己的將來。但是對我精神上的打擊，不能說不重。粉碎“四人幫”以後，國家有了希望，人民有了奔頭，我正想為之積極工作，想不到有人卻如此潑來滿頭冷水。
我一度感到絕望，病情沒有好轉，人間又如此冷酷，便又想到死。我在日記里留下遺囑：
“我沒有財產可以分配，兩個子女希望都能長大成人，他們的將來應該是幸福的。從我的《心跡》裏可以供他們找到一條路子，只要他們沒有忘記生活的真實含義，只要他們象我這樣不怕失敗，努力攀登，我的《心跡》便是一筆有價值的遺產。”
墓碑和墓誌銘我已擬好。正面右上角是我的生卒日期，中間是我的姓名，左下角是愛人和子女的敬獻。背後刻上“一個普通人的身軀湮滅了，其精神將在《心跡》裏永存。”
我唯一牽挂的是未能將《心跡》寫得更好。我這幾年的心血全花在它上面，也許因此才不得不早早去見上帝。見上帝並不可怕，無非是被貶到地獄去，遇到的也只是幾個小鬼，舉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們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間的痛苦，也許還單純得多。
希望別人都上天堂，從人間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將來的人應該是真誠坦白的，不要無端造出種種欺騙和懷疑，不要再進行激化，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但是，我還是不願去死，我已經不是一個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堅持學習報刊社論，相信冬天過去就是春天。我看到報上提到“風派”、“捂派”、“溜派”之類的人物，知道黨中央是英明的。雖然現實中要識別這些人，要揭露他們，還很不容易。群眾是有覺悟的，這種人將越來越行不通，社會主義國家容不得“投機商”。他們的伎倆已經在幾次販賣中逐漸被人識破，他們的面目越來越清晰。政治“投機商”的命運絕不會比一個“革命者”更長久。
有一句話：“我受傷了，但我沒有被殺死，我將躺着，流一會兒血，但我將爬起來繼續戰鬥。”這就是我的想法。
現在回憶它，着重還在反映當時的一種心態，在複雜動蕩的環境中，人人都變得有點偏激，###又往往使人走向極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寬容，成為互相仇視的對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會裏，才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想一想。感到這一切同樣又都是不該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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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我風濕性關節炎複發，不得不住進醫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時醫生不時來查診，護士天天要打針，學校領導卻遲遲不來探望。同事害怕被“傳染”，確切說擔心被牽連，或者因為我是個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來關心。不來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給病人一點安慰，消除病人的寂寞無聊，增強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給病人增添麻煩，最實在的還是好好休息。探病者並非人人都關心病人的健康而到醫院去，他們各有所因。只有病人的親屬，才被病者的健康驅使着，顯出最真切的憂慮和歡喜。病中還得識別形形色色的探病者，而對待他們只能有一種方式，那就是“感謝”。他們不來，我連“感謝”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打擊，連我在病中也不能倖免。1977年“調資”，按規定我屬“線上”的，可以不受限制自然提升一級，學校老師已一致通過。可是公社有關的人操縱“調資”評議小組，給我編織三條“罪狀”：一是1958年被開除團籍。二是“清隊”中受過審查。三是1976年跟隨“四人幫”。決定將我的工資“緩調”一年。儘管縣教育局認為三條理由不能成立，應按規定給我“調資”，同時發給表格讓我填寫。但是有人就是不肯蓋章，當時“地方割據”的勢力，似乎比“中央集權”還管用。接着連春節職工生活福利費也不發給我。算是讓我嘗到苦頭了。我在心裏發笑，我甚至不願與他抗爭，無非少拿幾十元，生活過得差一些，又能怎麼樣？比這更苦的時候我都熬過來，只要我的病能好起來，我還是有希望的。那些處心積慮經營瑣小私利的人不會有遠大理想，他們在攻擊別人，進行損人利已的活動中，常常失掉了他自己的將來。但是對我精神上的打擊，不能說不重。粉碎“四人幫”以後，國家有了希望，人民有了奔頭，我正想為之積極工作，想不到有人卻如此潑來滿頭冷水。
我一度感到絕望，病情沒有好轉，人間又如此冷酷，便又想到死。我在日記里留下遺囑：
“我沒有財產可以分配，兩個子女希望都能長大成人，他們的將來應該是幸福的。從我的《心跡》裏可以供他們找到一條路子，只要他們沒有忘記生活的真實含義，只要他們象我這樣不怕失敗，努力攀登，我的《心跡》便是一筆有價值的遺產。”
墓碑和墓誌銘我已擬好。正面右上角是我的生卒日期，中間是我的姓名，左下角是愛人和子女的敬獻。背後刻上“一個普通人的身軀湮滅了，其精神將在《心跡》裏永存。”
我唯一牽挂的是未能將《心跡》寫得更好。我這幾年的心血全花在它上面，也許因此才不得不早早去見上帝。見上帝並不可怕，無非是被貶到地獄去，遇到的也只是幾個小鬼，舉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們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間的痛苦，也許還單純得多。
希望別人都上天堂，從人間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將來的人應該是真誠坦白的，不要無端造出種種欺騙和懷疑，不要再進行激化，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但是，我還是不願去死，我已經不是一個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堅持學習報刊社論，相信冬天過去就是春天。我看到報上提到“風派”、“捂派”、“溜派”之類的人物，知道黨中央是英明的。雖然現實中要識別這些人，要揭露他們，還很不容易。群眾是有覺悟的，這種人將越來越行不通，社會主義國家容不得“投機商”。他們的伎倆已經在幾次販賣中逐漸被人識破，他們的面目越來越清晰。政治“投機商”的命運絕不會比一個“革命者”更長久。
有一句話：“我受傷了，但我沒有被殺死，我將躺着，流一會兒血，但我將爬起來繼續戰鬥。”這就是我的想法。
現在回憶它，着重還在反映當時的一種心態，在複雜動蕩的環境中，人人都變得有點偏激，###又往往使人走向極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寬容，成為互相仇視的對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會裏，才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想一想。感到這一切同樣又都是不該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