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與《周易》（四十二）
第八章：《左傳》記載人們對《周易》一書的運用對後世產生的深刻影響
第四節：《左傳》一書里記載春秋時期對《周易》一書進行“筮之”與“引用”的兩種不同性質的運用，對後世也產生了不同性質的認識影響，有認為是一部義理書，有認為是卜筮書，更有從亦筮亦理上認為
四、現代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說法
現代對《周易》一詞，《辭源》裏是這樣解釋的：“《周易》也叫《易經》，我們古代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是儒家的重要經典。易有，變易，簡易。內容包括《經》、《傳》兩部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附卦辭，文言，說卦，序，雜卦稱十翼，為傳。主要通過象徵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八種自然現象的八卦式推測自然和人事的變化……至三國魏王弼始以義理說易，現在通行的有唐孔穎達《周易正義》（註疏本），李鼎祚《周易集解》。”
這是《辭源》對《周易》一書做出的解釋，也可說是給《周易》這一概念下的定義。《辭源》給《周易》所下定義，即“《周易》也叫《易經》，我國古代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是儒家的重要經典。”其它那些內容是解釋《周易》一書的內容，包括如何用八種物象八卦式的推測自然和人事變化（后稱算卦的那回事）；陰陽二氣發展出哲學上的本體論；易學發展上的流派與易學著作等。
我們且不論《辭源》解釋《周易》一書所涉及的相關的那些內容對與否。單就《辭源》所下的定義：“《周易》也叫《易經》，我國古代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這就使人們明白了《周易》一書的性質了，知道了《周易》原來是“我國古代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若不懂《周易》是什麼的話，一查《辭源》就知道“《周易》是占卜書”，現在也叫算卦的說法。完全可以把“哲學思想”省略掉不說。因為《辭源》下的定義落腳點是“占卜”的，雖然帶有哲學思想，但歸根結底是用來占卜的。目的是占卜的，而不是哲學，哲學思想是為占卜之用的。既然把《周易》定性為“占卜”的，而在“占卜”的前面，帶上修飾語“有哲學思想”的這幾個字，似有畫蛇添足之感，讓人感覺算卦也得有哲學思想么？古人太高明了，用哲學思想指導算卦，並且是儒家的重要經典，看來儒家人物都是算卦高手了。若這樣推理，這《辭源》裏給《周易》所下的定義，似有不妥。哲學思想和巫術（占卜是巫術一支）豈能融合在一起么？這難道也是東方文化的特色么？縱觀西方的哲學史，哲學是排擊巫術的，就連神學哲學也是排擊巫術的。
造成《辭源》的這種解釋，一是所見《左傳》裏卜筮例子，二是所見今本《周易》的卦爻結構形式以及受《繫辭傳》的影響；三是把《周易》一書與《易傳》混同一體（《周易》不等於《易經》，《易經》是今本《周易》加《易傳》），所下的定義。這就混淆了《周易》與《易傳》的概念，也就難分誰是有哲學思想，誰是占卜之書了。故《辭源》給所謂的《周易》（包括了《易傳》）所下的定義就失去了意義。可是《辭源》是一部大型的權威辭書，可想其影響性。
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冊，第一章里說：“商代甲骨文也是用來占卜的，但鑿龜，看它灼裂的‘兆’，手續比較麻煩，《易經》占卜方法比較簡易，因為是周人習用的一種方法，故稱“周易””。（《中國哲學史》第16頁）
顯然《中國哲學史》把《周易》當作占卜書了。“《易經》的占卜方法比較簡單，因為是周人習用的一種方法，故稱“周易”。”
這裏稱的“《易經》”是指所謂的“六十四卦辭，三百八十四爻辭”的內容。即今本《周易》，不包括《易傳》。
我們且看另一位大學問家胡適對《周易》一書的性質說法，在他的被早年學界裏稱為“一本劃時代的著作”而享譽很高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這樣說道：“至於《易經》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學史料。《易經》除去《十翼》，只剩得六十四個卦，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乃是一部卜筮之書，全無哲學史料可說。故我以為我們現在做哲學史，只可以老子，孔子說起。”（《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著團結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十頁）
胡適那本書的名稱雖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可只是半部中國哲學史內容。目錄上也寫着的是“卷上·古代哲學史”，內容是講先秦時期的哲學史。也正如他本人所言的那樣，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里是從老子講起，《周易》在他眼裏自然不能做為上古的哲學史料來看待，自然不會從《周易》講起。因為他把《周易》定性為“一部卜筮之書”了。
我們這裏已舉的三本相關《周易》的說法，在《周易》一書的概念上可是三種的說法。胡適稱的《易經》是包括了《易傳》，因為他說：“《易經》除去《十翼》只剩得六十四個卦，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乃是一部卜筮之書。”這與《辭源》和《中國哲學史》裏的說法是不一樣的。這三本書里是三種說法，是三種不同的概念內涵。
我們再聽聽大哲學家馮友蘭是如何對《周易》一書定性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對《易經》和《易傳》的說法散見於不同的篇章里。既沒有把《周易》或《易經》作為專章專節來講述，就連《周易》這一稱謂也沒有出現。馮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在第四章講“孔子”時說了這麼一句話：“《易經》原來是一本卜筮之書，後來儒家把它作為形而上學來看待。”
單從這句話里的《易經》，不知是包括了《易傳》否。但從後半句分析，馮先生稱的《易經》內容，當指《周易》。這就是說《周易》是卜筮之書，後來儒家把這部卜筮的書看成哲學了。
《中國哲學簡史》在十五章里又說：“如前所述《易經》本是一部占卜的書，巫者取一把蓍草，每兩根一次，取出放在一旁，最後剩下的或是單數，或是雙數，記錄下來，這樣連續六次，后得結果構成一卦，《易經》中對這一卦辭就應是神對卜者所求問事的指示。”（《中國哲學簡史》第148頁）
這無疑說明馮先生所認為的《易經》是卜筮之書。
我們再聽聽現代史學家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說法。
郭沫若在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里說：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
因為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磚塊——八卦——所砌成，同時又加以後人的三聖四聖的幾尊偶像的塑造，於是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紀的現代都還發著神性的幽光。
神秘作為神秘而盲目地贊仰或規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
神秘最怕太陽，神秘最怕覿面。
把金字塔打開，你可以看見那裏只是一些泰古時代的木乃伊的屍骸。”（《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著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頁）
看郭沫若發出詩性般語言的說法，多麼的詩意啊。郭沫若不但是甲骨文與歷史學家，還是文學家與詩人。
這論證《周易》也不忘體現詩人的浪漫。而正是“詩性思維”才把《周易》弄的神秘。你看到郭先生這用“詩”的語言說《周易》，能不把《周易》看的神秘么？
郭先生又說：“《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們現代的各種神祠佛寺的靈簽符咒一樣，它的作者不必是一個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著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頁）
就連郭沫若這一身兼多“家”的大學者，把《周易》（既用《周易》又用《易經》稱謂）說的乾脆利落，《周易》是巫術。既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又是靈簽符咒。不知歷史學家郭沫若是如何考證出這種性質的。
而另一位史學家侯外廬則認為“《易經》是雜亂偽書，最好不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9頁）這候外廬認為作為史料來看《易經》是雜亂的偽書，恐怕是隱含真對着郭沫若從《周易》中推導出古代社會情況的批判。但侯外廬先生卻把《易經》定性為“雜亂偽書”，雖然不涉及是卜筮之書否，但“雜亂偽書”的性質就把《周易》給拋棄掉了，還有什麼價值與意義呢？
金景芳教授既是歷史學家，又是“易學”專家。
金景芳與呂紹剛合著的《周易全解》一書“序”中說：
“這本《周易全解》包括對《易經》和《易大傳》的全部解釋……
一、首先需要說的，本書的說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傳》所開闢的道路。這就是我們並不否認《周易》是卜筮之書。而着眼點卻不在卜筮，而在於它內部所蘊藏着的思想……”
（《周易全解》金景芳、呂紹剛著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版1991年第6次印刷）
金先生在他的《周易全解》“序”中對《周易》實際定性為卜筮之書，只是金先生在對認為是卜筮之書的《周易》，着眼點不在其卜筮之術上，而是着眼於卜筮里蘊藏着的思想，這話說的讓人理解着就費勁。再者，這“序”中出現的幾個概念，恐怕使讀者也難以理解。先說“這本《周易全解》包括對《易經》和《易大傳》的全部解釋。”又說“本書的說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傳》所開闢的道路。這就是我們並不否認《周易》是卜筮之書。”這裏說的《周易》是等同於《易經》呢？還是等同於《易經》加《易大傳》兩部內容呢？若按“序”說的順序邏輯，這《周易》是指《易經》加《易大傳》了。因書名為《周易全解》，並且“序”中已說“這本《周易全解》包括對《易經》和《易大傳》的全部解釋。”那麼，金先生不否認《周易》是卜筮之書的《周易》是包括了《易傳》。這就是說《易傳》也是卜筮之書了，這又讓人不可思意了。總之，金先生對《周易》的說法是個悖論。
我們再看金景芳的另有說法：“《周易》不能說不是卜筮之書。但是學《易》時也要看到，從最初的卜筮到後來《周易》成書，中間有一個發展過程。即從形式上看它仍舊是卜筮之書，而從實質上看已變成一部蘊藏着深邃的哲學和社會政治思想的理論著作。當然，《周易》的這個思想是通過蓍與卦來實現的，並且依然把蓍與卦看成是‘神物’……《周易》之所以不易為人理解，固然在於它還披着一層神秘的外衣，但是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於它的思想理論的高深。”（《周易二十講》廖名春選編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
金景芳教授的這種說法，類似於《辭源》裏對《周易》的定義說法，“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出現這種悖論，均是看到今本《周易》裏的“六·九”爻式的這一外在形式所造成，不能弄清《周易》文本的改造歷史。不能認清“六十四畫符號”與《周易》一書的關係。把“六十四畫符號”中派生出的八卦筮術，硬往《周易》一書頭上套。這是先秦巫史的作法，也是《繫辭傳》作者們以訛傳訛說法的影響，也是受《左傳》以《周易》卜筮的影響。
《周易》的外衣不是《周易》作者披上去的，而是後來史巫披在《周易》身上的神秘外衣。金先生沒有看破，歷史上很多易學者跟着今本《周易》以訛傳訛。
金景芳說的“《周易》不能說不是卜筮之書。”“即從形式上看它仍舊是卜筮之書，而從實質上看已變成一部蘊藏着深邃的哲學和社會政治思想的理論著作。當然《周易》的這個思想是通過蓍與卦來實現的”。
這種悖論是《繫辭傳》裏“《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卜筮者尚其占”的變個說法而已。看似比《繫辭》“四焉”說有進步，實質沒有本質區別。
總之，金教授把《周易》定性為“卜筮之書”，既然認為是卜筮之書了，還有什麼形式與內容的區別呢？把《周易》說成內容是哲學而是通過占筮的形式來實現的，更是一種有害的說法。《論語》也是哲學，為何不去通過占筮形式來實現呢？金教授還認為《易傳》是孔子作的，並且認為《周易》不被人理解，主要是在於它的思想理論高深。可想金景芳在對《周易》的研究上，還有很遠的距離。
李鏡池的《周易探源》一書“序”里這樣說：“《周易》是我國最古的一部書，其所以難解，除了它的文字古簡以外，還由於它是一部占筮書，其中隱藏着編著者的哲學思想，而編篡時所採用的材料（占筮記錄）時代當更加古遠。”
“《周易》的內容性質，我認為《周易》原是一部占筮書，為供占筮參考而作，但它由許多佔筮辭經編著者的選擇，分析，改寫和組織，它就不單純是占筮書，而是寓有作者的思想的占巫書……所以《周易》是以歷史材料（舊筮辭）做根據表現作者哲學思想的一部占筮書。”（《周易探源》中華書局李鏡池著1978年版第1頁第6頁）
《周易探源》一書里還有兩篇是“《周易筮辭考》”、“《周易筮辭緒考》”。皆把《周易》的文章稱“筮辭”，李無疑認為《周易》是占筮卜辭了。
黃壽祺的《周易澤注》前言說：“冠居‘群經’之首的《周易》，是我國古代現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學專著。這部奇書的思想光華，是通過神秘的‘占筮’外衣，煥發出恍惚窈冥的象徵色彩。它那蘊蓄豐富的變化哲理出現之際，人們對之既嚮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翻開《周易》，首先看到的是八卦，六十四卦符號，以及與這些符號緊密關聯的卦辭，爻辭，這就是《周易》的“經”文。
《周易》的性質，歷來頗有爭論。主要的分歧是：或以為是筮書，或以為是哲學著作。這一問題牽涉到對《周易》經傳大義的認識，由此這裏亦分經傳兩部分試作探討。
顯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辭創成之後，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根據上文對六十四六十四卦哲學意義的簡單分析，我們認為《周易》的占筮，僅僅是古人對六十四卦義理的方面運用，《周易》的象徵，是其書哲學內容的基本表現形式，而貫穿全書的反映事物對立、運動、變化規律的思想，則是六十四卦哲學的根本核心，因此《周易》的‘經’部分，雖以占筮為表，實以哲學為里，應當視為一部獨具體系的哲學著作。”（《周易譯註》“前言”黃壽祺、張善文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周易譯註》對《乾》“用九（1），見群龍無首吉（2）”的註釋：
“[註釋]：（1）用九，這是指明《周易》哲學以‘變’為主的一方面特點。《易》筮過程中，凡筮得陽爻，其數或‘七’，或‘九’。‘九’可變，‘七’不變，故《周易》筮法原則是陽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變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時，即以‘用九’辭為占……。”
黃先生一面講《周易》筮法，一面又說《周易》哲學以“變”為主的一方面特點。這種悖論就是一面看到今本《周易》的“六·九”卦爻形式，一面又看到這卦爻結構形式裏面所謂占辭所包含有的哲學思想，因無法將這種形式與內容的歷史成因揭示清楚，就來個亦筮亦理的闡述。在闡釋算卦書的筮法，又加雜着“哲學”的說法，也就出現了今天對今本《周易》的悖論說法。
高亨也是一位有名的學者，又是一位有名的易學家。其《周易古經今注》寫於1940年，重訂於1963年，分“通說”和“註釋”。“註釋”部分又經過1981年重修，到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
《周易古經今注》“舊序”里說：“《周易》古經是因古人迷信而產生的一部筮書，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職務，巫史們在給人算卦的時候。根據某卦爻的象數來斷定吉凶，當然有些與事實偶然巧合的地方，這就是他們的經驗。他們把一些經驗記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漸積累，成為零星的片段了筮書，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補充編訂。《周易》古經至此才告完成。”（《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中華書局高亨著1984年版）
這說明高亨先生把《周易》定性為筮卜之書了。但高亨又不像黃壽祺等說的那樣《周易》卜筮是表，而哲學是里。
而陳鼓應在他的《道家易學建構》一書中開篇這樣寫道：“《易》本是殷周之際的占筮之書，自西周到春秋戰國的漫長時間裏，逐漸由哲理化而哲學化，其哲理化是春秋以降解《易》者的成果，而其哲學化則是受了老莊及稷下道家思想的洗禮。”（《道家易學建構》陳鼓應著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頁）
所以台灣的陳鼓應註譯的《周易今注今譯》一書（中華書局2020年7月北京第一版）是凡譯今本《周易》卦爻辭也稱筮得某卦、筮得某爻某爻如何。完全把《周易》當卜筮上的卦爻占卜辭了。
曾是北大哲學系教授，東方易學研究會會長的朱伯昆，主編的《易學基礎教程》一書里的緒論開篇是這樣說的：“《周易》原本是西周時期形成的占筮典籍，即算卦用書，但在後來流傳的過程中人們對它的理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又說：“《易傳》解經的特點是，將西周作為占筮用的典籍哲理化，使其成為講義理的典籍，為《周易》奠定了理論基礎。”
又說：“《易經》作為西周時期算命的書，由六十四個卦象和解釋卦象的卦爻辭組成，其解釋卦象的文字即經文十分古奧，後人往往不易理解。卦象如何組成的？某卦象下如何系之某卦爻辭？也難以理解。如何依《易經》算命？為什麼《易經》一書能算命？也需要加以解釋。這樣，自然形成了解釋《易經》的各種著作，先秦時期形成的《易傳》即十翼，即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寫作的。”（《易學基礎教程》朱伯崑主編九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劉大鈞是中國《周易》學會會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周易研究》主編等職與銜的知名易學專家。出版有《周易概論》、《周易納甲筮法》、《納甲筮法》、《周易古經白話解》等《周易》與《易傳》及“八卦算命”的書籍。
其《周易概論》一書的後記中說：“《周易》作為古代筮書，雖未擺脫神學體系，但其內容都有着豐富的辯證法觀點和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這本冊子，後為教學而寫，是針對初學者讀漢、宋《易》注，往往被其中象數術語所阻，這一實際困難而發的。而象數學又是前人治《易》的重要內容，故本書對漢、宋易學中的象數之說，如易象、卦變，蓍法、佔法、卦氣、爻辰、納甲、互體、“圖”、“書”、先天八卦方位等，進行了粗淺的探討和簡要的介紹。”（《周易概論》齊魯書社1980年版劉大鈞著）
聽明白了吧，這是劉大鈞1984年寫的後記里說的。首先劉大鈞把《周易》一書定性為“古代的筮書”，其次又認為這部筮書“內容卻有着豐富的辯證法觀點和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這豈不是《辭源》裏“《周易》也叫《易經》，我們古代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說法的翻版嗎？不過劉大鈞一面說《周易》是古代的筮書（算卦書），一面又說“其內容都有着豐富的辯證法觀點和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可從他的《周易概論》一書看不出丁點他所言的“豐富的辯證法觀點和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內容，而是主講的本與《周易》無關的“八卦”東西。正如他的後記所言的“故本書對漢、宋易學中的象數之說，如易象、卦變，蓍法、佔法、卦氣、爻辰、納甲、互體、“圖”、“書”、先天八卦方位等，進行了粗淺的探討和簡要的介紹”這些內容。難道這本屬八卦筮術上的東西，就是他說的“豐富的辯證法觀點和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嗎？劉的說法既是無稽之談，又是張冠李戴，即把八卦筮術上的東西說成是《周易》。
台灣曾仕強曾在百家講壇上講述《易經的奧秘》，但他講的“奧秘”，不過是歷史上長期形成的“易學”範疇里東西，以及加入他個人的想像與發揮，實與《周易》原本意思不相關聯。他講不出《周易》文本歷史上篡改經過，也講不出《周易》一書所用符號的歷史演變（六十四卦符號與八卦符號名稱，均是《周易》成書之後衍生的卦術與《周易》本不是一回事），更講不出《周易》六十篇文章的政治哲學思想，所以這些他都不涉及。雖他認為《周易》算卦是雕蟲小技，但他在網上卻用一枚銅錢教人如何起卦占卜。他骨子裏並不否認《周易》是卜筮的。而他講的《易經》，或出版諸多《易經》書，更是與《周易》原本的政治哲學思想相差十萬八千里。
總之現代“易學”界把《周易》定性為卜筮之書，這既是受春秋（《左傳》一書記載）時期，史巫“以《周易》筮之”的影響，又是受朱熹言說《周易》本為卜筮之書的影響所造成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