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與《周易》（四十一）
第八章：《左傳》記載人們對《周易》一書的運用對後世產生的深刻影響
第四節：《左傳》一書里記載春秋時期對《周易》一書進行“筮之”與“引用”的兩種不同性質的運用，對後世也產生了不同性質的認識影響，有認為是一部義理書，有認為是卜筮書，更有從亦筮亦理上認為
三、帝制里朱熹把《周易》定性為卜筮之書
自《周易》一書由《左傳》這一歷史文獻所記載，而後世也形成對《周易》一書的學術觀點，歷史上對《周易》一書的學術分為兩個時間段，西漢前期之前是《周易》學術上的《易傳》形成時段。而今本《周易》與《易傳》尊奉為《易經》后，帝制里是對《易經》的註釋與學術研究，而形成了龐大複雜的“易學”史。帝制里近2000年歷史裏的“易學”，已不單單隻是對今本《周易》註釋研究，而包含了《易傳》的註釋與研究。並且帝制的“易學”，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易學”派別，即重“義理”去註釋今本《周易》“義理派”，和重“象數”去註釋今本《周易》的“象數派”。
從《周易》一書在春秋時期就形成兩派而運用，先是在《左傳》史書里記載出現史巫以《周易》筮之，而上層士大夫以《周易》作為義理之書引用。這自春秋就形成了筮書與義理書兩種運用之。而孔子始站在理性的高度對《周易》一書的性質進行闡述。認為《周易》是義理之書，並站在義理角度求其德義，符合先秦生活中真實的孔子思想。
《易傳》的《彖》、《象》“《易》學”雖是以“象”釋注《周易》，與引用《周易》直接用於說理不同。但屬《易傳》義理註釋《周易》，雖以“象”以釋《周易》義理與象數筮術有着本質的不同。而帝制里漢唐時期所形成的“象數易學”雖然以八卦取象和爻數及各種卦變等結合《周易》裏的文字解釋，而去註釋今本《周易》一書，這“象數易學”只是面對今本《周易》的卦爻格式而產生的一種“學術”怪相。雖然“象數易學”非常怪誕不經，但畢竟不是把今本《周易》註釋成是如何算卦的。
自戰國末與秦漢之際的《繫辭傳》、《說卦傳》把《周易》與八卦卜筮媾結一起系統的理論化，又把《周易》從“筮”與“理”混合與一起論之，形成了亦巫亦理的說法來。自此亦理亦筮的說法對後世“易學”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漢象數陰陽災異說正是從《繫辭傳》文的影響，發展了占驗筮術。漢京房雖然改造出新的八卦納甲筮術，從此將八卦筮術從《周易》中分離出來。說明八卦筮術是離不開八卦與象數這一方法和工具，用《周易》文辭比類人事吉凶的結果，純是史巫的穿鑿附會。京房建構的八卦納甲筮術，無疑啟發了後來象數義理解《易》的新認識。自王弼承前人的象數釋《周易》於義理。把《周易》一書系統化的進行了義理的釋解，雖然也加雜着一些象數說，但並不背離《周易》原創的義理性質，即《周易》原創性質是義理之書，而非是卜筮之書。自西漢把《周易》做為經典之書，奉為五經之首，是帝國里當做經典理論去學習，而不是當部算卦書讓士子們去學習。唐代已然是這樣，做為科舉取士者的儒家理論學習之書，而決非是當部算卦書來考試科舉取士者的算卦水平。
自東漢末年“易學”開始以“象數”去註釋今本《周易》，而從三國到唐來看，在“易學”上至力恢復《周易》的義理思想。
輕象數重義理成為這一時期主導“易學”的思潮，也確實應歸功於王弼。而象數筮術（八卦術）在這一時期確實沉寂下去，但並沒有消失。這一時期里雖然沒有出現“易學”上對《周易》下一個定義，定性《周易》是義理之書，但也沒有學者出來公開說《周易》是卜筮之書。學界裏照舊引用《周易》用於說理，在運用中還是把《周易》看待成義理之書的。王弼對《周易》做的注到唐孔穎達在王注基礎上進行的疏，無疑把《周易》看成義理之書。但那種義理不過是輕象數重義理去註釋，與重“象數”輕“義理”的“象數派”註釋法卻有區別，當然帝制里無論“象數派”與“義理派”在註釋今本《周易》內容，雖與原創《周易》裏的思想是個南轅北轍，但總之把《周易》看成是義理，與把《周易》看成是筮卜性質還是有天壤之別。
可到了宋代就不同了，有人站出來對《周易》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這人就是稱之為的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即所謂后聖人朱子，給《周易》一書有了一個明確的定性，我們很有必要看一看朱熹對《周易》是如何定性的。
中華歷史的時空星轉斗移，進入到宋朝時期時，“易學”又一次出現了空前絕後的繁榮，兩宋產生的思想家都與《易》(注:“易經”即今本《周易》加《易傳》。下凡《易》稱均同)有不解之緣。宋朝在《易》學的大道上又派生出很多路徑，即六十四卦、象數易學這棵大樹上又發新枝，併產生了象數圖式易學，以先天後天八卦圖，“河圖”、“洛書”諸圖說解釋“八卦”易理（並不是《周易》義理）。還有程頤繼王弼義理釋《易》，所產生的“理學易學”；還有楊萬里等開闢的援史證《易》的史事易學。當然朱熹繼承《繫辭傳》的亦筮亦理的易學，朱熹發展了筮術易學。
特別是兩宋的象數圖式易學與兩漢象數易學，可謂交相映輝。而這兩宋時期產生的“易學”碩果均是紮根於《易傳》裏的《繫辭》與《說卦》這塊豐厚的“易學”土壤里。無論漢“象數易學”，宋“圖式易學”，均不是無源之水，無滕之果，而是《繫辭》、《說卦》這些“易學”文化上的復興。
后封建時期無論象數義理之《易》，還是象數筮卜之《易》，均是《易傳》文化上的承繼與發展。整個后封建時期里的易學文化源於先秦《左傳》的影響，只是在先秦文化源流上派出新流。也只是把先秦的筮術（《左傳》記春秋時期）和王權思想（戰國時期）媾結為系統與理論化，而並沒有出現哲學上的突破。后封建社會裏即承繼了先秦神道設教；又承繼了先秦的王權聖教。神道與聖道在後封建社會裏，始終沒有分離，而是形影不離。
宋時產生的象數圖式，八卦易學，對後世的神秘主義思想，天命神學及王權專制產生了更深更廣泛的影響。無論道教，抑或方術，無論上層意識形態，抑或下層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無不深受象數圖式八卦“易學”的影響。“象數圖式”成為人們的思想方式，去認識這個世界，解釋這個世界。象數圖式易學成為宋以後文化學者的世界觀與方*論。
朱熹正是這個“圖式”思維時代里完成他的社會化過程。朱熹並不離外的對諸經書的學習研究，用理學思想詮釋諸經義。朱在註釋學上對“四書”進行了集注，自元以後，歷代王朝科舉，均採用朱的“四書”集注。而對“五經”，朱對《易》經（《周易》加“十翼”）進行了集注。即朱的《周易本義》。朱還與人合著如何算卦的“易學啟蒙”文章。
帝制里唯朱熹所註解的《周易本義》一書里，朱熹把《周易》與《易傳》分卷而論。並不像以前與之後人們把《周易》與《易傳》混編一起。這分編與混編本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分編與合編都不影響《周易》的實質內容。因此，在漢時已分清，哪是所謂的“卦爻辭”，哪是《易傳》文章。因漢唐人們也已知孔子喜《易》，就是指《周易》一書。而在《易傳》佚文里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做出明確的認定。認為《周易》是一部講義理的書。
《漢書》裏雖然認為秦時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事”或“卜筮之書”。那“卜筮”之說，是真對秦朝把《周易》定為卜筮之書而不禁學的敘說。並不是《漢書》裏認定《周易》為“卜筮之書”。而《繫辭傳》裏也不過是把《周易》一書，說成是《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占”只是其中之一。而到了朱熹時，他反覆強調《周易》原本是供卜筮用的書，朱熹成了后封建社會中期以後，巫術思想的推波助瀾者。
《朱子類語》中說：“易本卜筮之說……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吉，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佔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皆解當初之意。”
後代所稱“易本卜筮之書”之說，正是源於朱子這位大儒的始說。
朱子認為的“《易》本卜筮之說”是指《周易》而不包括《易傳》，朱子認為《周易》是卜筮吉凶的，即現在講的算卦。朱子認為初時伏羲畫卦，沒有文字，到文王周公怕人不明白，就增加上卦辭和爻辭，這樣就為佔到某卦就明白好斷吉凶了。這可是朱子的始說，原來被奉為聖人的先聖，在朱熹此說都變成了大巫師的嘴臉，因為卦卜是龜卜的衍生物，是巫術的分支。
朱子又說：“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言吉凶而因以訓誡，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誡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之言，無復包含賅貫，曲暢旁通之妙。”(《文集》卷三十三“答呂佰恭)
朱子認為《周易》裏的卦爻辭是文王、周公作的，“是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明訓誡的”，就是現在所說的算卦指明命運前程，讓你按於命運的按排而已。到孔子作《彖》、《象》、《文言》就“始因其吉凶訓誡之意而被說其義理以明之”，而“後人就跟着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意了”。那麼，朱子認為的本義是什麼呢？就是“占筮”的本義了。所以朱熹要作一部《周易本義》恢復文王、周公作“卦爻辭”是說明占筮的。這就是朱子作《周易》的“本義”所在。朱子認為的是始孔子與後人講義理是違背了先聖的本義了，這朱子謬說的“《周易》為卜筮”一至影響到今天的學界。朱熹哪裏明白《周易》一書被史巫篡改演變的歷史過程呢？後人跟着朱熹也就以訛傳訛。
朱熹又說：“易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倒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啟蒙》所以作也。”(《朱子文集卷六十》)
這就是朱熹為何要作《周易本義》和《易學啟蒙》的用意了。他要恢復先聖文王、周公筮卜的本義，再不能讓后儒們所言象數義理“穿鑿”與“汗漫”這本義為筮卜(算卦)的《周易》了。
南宋的朱熹卻把《周易》看成筮卜之書，這是一種無知和非理性的認識，是與孔子對《周易》的理性認識正相反。
我們再看朱熹《周易本義》一書里的說法。
《周易本義》開卷這樣說：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簡帙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並孔子所以之《傳》十篇，凡十二篇……”。
這開卷所講的三聖之《易》，就是后封建社會裏的《易經》之內容。《易經》之稱的內容不單單是指《周易》，而且是包括了伏羲畫卦，孔子作《十翼》（《易傳》）。
朱子《周易本義》一書里在對《乾》裏的文辭解釋道：“‘元亨利貞’，文王所系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異物成務之精意。”
又說：“‘替龍勿用’，周公所系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象而玩其占也。”
總之，《周易本義》在解釋《周易》一書時是從占筮角度去解說的。朱熹從卜筮角度解釋《周易》，實乃是一種錯誤認識，正如以象數義理去解釋《周易》那樣，雖然是指向《周易》的義理，但已然是一種錯誤認識。都是先見得《周易》裏的六十四個畫符號，而受到先秦史巫卜筮的影響，而把八卦象數之學說來釋解《周易》了。從根本上來說兩者無論象數義理解釋《周易》或是從象數卜筮解釋《周易》，都與原創《周易》是不相符的。但從社會學意義上來看，象數義理釋解《周易》，比象數卜筮去解釋《周易》無疑有其極積的意義。
當然朱熹也不可能把史巫的八卦卜筮從《周易》上剝離出去，他既沒有見過殷商的甲骨上的“六十四畫符號”，他也無法弄懂“六十四畫符號”與《周易》一書原初的關係。他所見、所用的是傳承下來的今本《周易》，他又不去思考《春秋左傳》裏記載所隱含的《周易》文本史實，他只是把《周易》按春秋史巫的卜筮一個方面去認定《周易》的性質了，這雖有歷史的因素，而更有朱熹的偏見與無知。
在對《周易》文辭上的理解與認識遠比不上他的理學祖師爺程頤(因為朱熹是北宋程頤的三傳弟子的門徒)，至於朱子對《周易》所作的解釋更是支離破碎，既沒有說出個什麼，也說不出個什麼。自然是從筮的角度與八卦、陰陽、圖式、象數角度去註釋《周易》，看朱子的註釋比看《周易》是大煞風景。若把《周易》當成一付完整的圖畫，那麼朱熹的註釋，如同七歲小兒在那付圖畫上一陣亂塗亂畫，破壞了那付完整的圖畫。
而在《周易本義》一書的卷末有一題目為“筮儀”，卻是專一講述筮卜時的規距與起筮的儀式。
“筮儀
擇地潔處為蓍室內，南戶，置床於室中央。
床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
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皂囊，納之櫝中，置於床北。
櫝以竹簡，或堅木，或布漆為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為底，半為蓋，下別為台函之，使不偃仆。
設木格於櫝南，居床二分之北。
格以橫木板為之，高一尺，長竟床，當中為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
置香爐一于格南，香合一於爐南，炷香致敬，將筮，則灑掃拂試，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於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向，盥於焚香致敬。
筮者北向，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向立。筮者進立於床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佔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
兩手奉櫝蓋，置於格南爐北，出蓍於櫝，去囊解韜，置於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於爐上。
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啟蒙》。
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有疑於神於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於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
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
……
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
卦變別有圖說，見《啟蒙》。
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回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
如便人筮，則主人夢香，揖筮者而退。”
這就是后封建社會裏出現的一個被認為是思想界裏的巨星，豈不是一幅巫師的嘴臉。后封建社會裏沒有人能超過的大思想家朱熹，生怕讀書人忘掉如何卜筮，也生怕讀書人把先聖創作的《周易》一書讀錯、用錯，而特意寫了《周易本義》和《易學啟蒙》，教人別忘了《周易》的本義是卜筮之書和如何來起卦算卦的。這就是被稱為思想巨人的朱熹給後人留下的思想么？實乃讓今人不可思議。
朱熹在北宋的諸多“圖式”學說上搞十九卦變圖，目的是強調《周易》筮卜之用，朱熹的《易學啟蒙》是講八卦筮術的運用。北宋人建構的象數圖說來“明蓍策”的，讓卜筮者明白如何運用諸圖的理論與方法來卜筮吉凶，包括如何結合變卦來推斷吉凶。朱熹講的《啟蒙》哪裏是與《周易》一書有關，純是八卦筮術里的東西。是先秦史巫從“六十四畫符號”里派生出的八卦筮術，跟本不與《周易》一書有關，而朱熹同樣錯誤的以訛傳訛的講什麼《周易本義》，把《周易》義理講成占筮之意。
你看了這所謂“大思想家”的頭腦里發出的這種卜筮的思想來，你或能認為朱熹是一位思想家嗎？他不成了一位活脫脫的江湖術士和神巫的嘴臉嗎？你看朱熹教給的“筮儀”步驟，這在中國的思想家史里唯有朱熹這樣的說法，并行諸於文字，“擇地潔處”、“焚香”、“禱辭”，這不正是巫婆神漢求於神啟的過程嗎？這就是大思想家的煞費苦心求出《周易》的“本義”與“啟蒙”嗎？朱子的“啟蒙”與近代西方哲學思想的“啟蒙”之意可是相差十萬八千里。朱子的“啟蒙”無疑玷污了這二字的神聖意義。不過朱子八卦筮術上的說法，只能“啟蒙”那些想算卦的算命先生而已。而後世統治者推崇朱子，不僅僅朱子寫了讓人會算卦占卜的巫術之學說，而他在北宋的“理學”基礎上成為集大成者，而集大成的無非就是“存天理，滅人慾”的反人類性的理念構架。朱熹之人在宋以後的王朝里的讀書人沒有不知道的，朱熹在理學的基礎上建立起龐大的為後封建社會專制帝王體制服務的理論學說，朱學為帝制專制服務而精心編織起一隻龐大而無形的精神“天網”，把臣民從新死死的罩在這無形的天網之中，交給王權者去奴役，臣民在這無形的精神天網裏逐步被變異與退化。
而有今天的學者，研究朱子的學問，認為朱子建立起來的是一套自然哲學體系。所謂朱子的自然哲學體系，是不可與西方近代自然哲學相提並論。朱熹之學哪裏稱得上是自然哲學，而已然是天道神學觀，把直觀上的天地自然抽象為“天尊、地卑”類比到人世“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的三綱五常的等級貴賤秩序上來。換句話就是把人類的秩序，比照天道自然上的想像秩序，為君尊臣卑的不平等帝王專制體制尋找出天經地義的理論依據。故朱熹比以往的儒學更沒落，更反人性。
朱子學壟斷了明清帝國時期的思想界，朱子所注的四書與五經之一的《易經》（《周易》加《易傳》）被明清王朝時期指定為科舉的教課書。明清帝王專制上的殘酷，政治上的腐朽，思想上的禁固與大興文字獄，國家越來越貧窮落後，民智越來越不開化，帝國里的全民完全陷入了神巫之國的災難之中，無不相信鬼神與命運，這與朱子之學在思想界裏的壟斷分不開。朱子學是最腐朽最沒落的學說的總代表，卻為專制家天下的帝王更看重。正是朱子學能夠為王權專制所需要而成為國民的精神鴉片，宋以後的帝王社會裏人們都成了朱子的精神奴隸。
朱子學的根本是把想像出來的宇宙的法則與人類道德政治被貫穿了起來，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化。正是朱子用“天道”的秩序來規範人世的秩序，阻礙了中國帝制後段的發展。這是有臨國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哲學突破實證，即日本突破了朱子之學的禁固，日本從封建意識中突圍出來，而走在了中國的前頭。
至於朱熹的“易學”，恰恰朱熹是有眼不識泰山，把《周易》看走了眼，把《周易》說成了筮卜之書，實是把史巫的八卦筮術混淆與《周易》於一起。把義理的《周易》說成是卜筮，把《易傳》裏的《繫辭傳》、《說卦傳》裏講巫術理論與方法的說成是義理，這種顛到黑白的說法，而影響到今天。
朱熹所認為的孔子做《易傳》才使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卜筮本義了，這說法正是腐儒朱熹的無知，自朱熹始又一次推波逐瀾，使中國巫術發揚泛濫。也是朱熹再一次使《周易》蒙羞，而庶蔽了《周易》的義理之光。孔子最大的貢獻是從學術理論上將《周易》與筮術分離開來；而京房的最大貢獻是將史巫附在《周易》一書上的八卦筮術從《周易》中分離出來；而王弼的最大貢獻是以重義理而系統的對今本《周易》進行了註釋，將《周易》與八卦筮卜術區別開來。而朱熹最大的壞處是將八卦筮術再次與《周易》混淆一起，運用北宋產生的“象數圖式”學，充實到八卦占驗筮術里去，並以八卦象數圖式筮術之說解釋《周易》的先河，其目的是強調占筮的功能。中國的社會由朱熹開始走向了萬劫不復之路，使中國陷入了不可逆轉的神巫之國，鬼神天命思想橫行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裏。
整個帝制里對今本《周易》的性質說法，唯獨朱熹把《周易》說成是“《易》本為卜筮而作”。而朱熹之前並無人提出“《易》本卜筮之書”，這說法對後世產生了極其錯誤的影響。
總之，整個后封建社會裏的思維是巫術的思維方式，“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王陽明語）。帝制里“卜筮”是通天神術，“理”一樣是講天道，天理。所以後封建時期里兩者本身就是一回事。這正是帝王時代里的世界觀與方*論，整個后封建社會裏對《周易》一書性質的主流認識，是亦筮亦理的看待。而唯獨朱熹把今本《周易》定性為“《易》本卜筮之書”，朱熹的錯誤說法卻影響着現代人們對《周易》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