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春秋
小引
在這兒所要敘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軍進攻武昌時的事情。
回顧起來已經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歸了消滅，即使還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環境之下也搜集不起來。我現在只能夠根據着我所參加過的一部分寫出，而且是根據着我的日漸稀薄下去的記憶。因此我這篇文章只能夠採取回想錄的形式，記憶比較明確的地方寫得自然會詳，記憶比較淡薄的地方寫得自然會簡略。這樣，文章便會流為是斷片的，但也只好聽其斷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像進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觀化起來，寫成一部小說，但那樣反會減少事實的真實性，同時是會發生出許多錯誤的。我將來假如有更適當的環境，能夠搜集得豐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參加過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夠提供出些材料來，就像我現在一樣寫出回想錄，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時候一定可以寫出那樣的一部小說或者歷史。要寫出這部著作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為從廣東到廣東的那個巨大的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了的。
這兒要從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離開長沙時寫起。要從這兒寫起的是因為從長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這一段落中我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陣亡了的朋友。這位朋友雖然陣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陣亡了的將士一樣，除少數接近的個人之外，連他的名字都是沒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現在要大書特書地寫在我這篇回想錄里。我相信總不會是像寫在水上的一樣吧。但這不是說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說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這易朽的記憶中離析了出來，讓讀者替我分擔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種子隨着風飛散到人間。
一
政治部到了長沙，駐紮在舊時的省議會。主任鄧擇生要經常住在總司令部裏面參與軍事工作，因此政治工作大體上是由我在代理。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在準備着第二天辦祝捷會，慶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舉行提燈行列。下午四點鐘光景，大家正忙得來有了一個段落的時候，鄧主任突然下了一道命令來，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分為先遣隊和留守部，先遣隊於當晚八時由長沙車站出發前進，留守部暫時留守在長沙。
從那連工作人員和夫役一道約一千人左右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來組成了先遣隊，把所當需要的物品通通指配停當了；在六點鐘的時候便指定了統率的人把全部的人員領向車站。
我和秘書李德謨也是屬於先遣隊的。因離開開車還有兩個鐘頭的餘暇，便偷了這個餘暇到附近的澡堂里去洗澡。在那樣三伏天氣，到了長沙將近一個禮拜了，我們沒有洗過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氣怎麼也不能忍耐了。洗了一個澡真是異常的舒服。走出街頭來正打算坐人力車趕到火車站上去，但是人力車夫已經罷了工了。因為已經七點鐘，提燈行列開始了，車夫工會的工友都是要參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漸擁擠了起來，即使有人力車，也到了礙難通行的地步了。到這時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嚮導，拚命地向火車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車站門口的時候，俄顧問的翻譯紀德甫和幾位部員向著我們簇擁上來，異口同聲地叫着：
——“啊，你們到哪裏去了？鄧主任在大發雷霆——說要槍斃你們呢！……”
看錶也只到七點半鐘的光景，離開車的時刻還有半個鐘頭，這發怒的原因使我一時摸不準確。
紀德甫是要時常跟着俄顧問的，他也常住在總司令部裏面。他們——鄧主任、俄顧問和他——是七點鐘到的車站，看見先遣隊的人員都已經上了車，以為我和德謨一定會立刻到的，便把開車的時間提前了半點鐘。這個情形我們自然無從知道，而我們在洗澡，他們也無從知道。就這樣在時間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點齟齬。
匆忙地趕上月台，在昏蒙的電燈光中看見在最後一架車廂的門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鄧主任，他的頸子是硬擎着的，頭是照常微微偏在右邊。
——“到了嗎，唉？”他含着怒氣的聲音遠遠地在向著我們這一群人發問。
——“到了，到了，”別的人替我們答應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沒有人力車的話向他說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幾聲，把硬着的頸子微微地點了幾下。最後是說出：“好啦，我們開車啦。”
車是普通的三等客車，因為車上的電燈設備被北軍破壞了還沒有復原，車廂中只點着幾盞馬燈，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顧問鐵羅尼坐在後面的一個車角上，他看見我們上了車，便跑來拉着了我的手，很親藹地用德國話向我叫着：
——“Ge
osse
K！Wie
i
dsie?”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國話來和他說了一些。他們都退到一個車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覺得很有點沒趣，就像做錯了什麼事的小孩子一樣，只好遠遠地退在另一邊的車角上去默坐起來。
不一會火車也就開動了。在昏暗中把駐紮得還不上一個禮拜的長沙留在了我們的後面。
二
車廂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樣暗淡。夜以繼日地工作了好幾天，不求有功只想無過地工作了好幾天，不想要偷閑去洗個澡，竟鬧出了這樣大的笨事。洗了澡后的舒服已經被趕向車站時所跑出的汗水沖洗乾淨了，而在精神上還遭受了一次“槍斃”。一些沒趣的只想向自己發怒的簡單的念頭在腦中迴旋着，迴旋着，自己不想向別人說話，別人也沒有人來向自己說話。
火車跑了大約兩個鐘頭的光景停止了，已經到了目的地的汨羅。
在昏暗中又下了車，車站的情形是怎樣，並且是在哪一個方向，都摸不準確。天上沒有月光，連星星也都沒有一個。主要的幾個人藉著馬燈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墳台上，墳台是石板面就的。在那兒規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傳出去了。當晚就地露營，明天清早六時向目的地出發。
鐵道旁邊不一會便生起了幾堆火來，是準備夜飯的，部隊忙着出發，連夜飯都還沒有用。
鄧主任的怒氣似乎還沒有解息，他依然沒有向我說話。平時他對我比較是開心見腸的人，這回卻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將一樣。突然的出發究竟為的是什麼？岳州已經克服了，火車不日便可以開到岳州，為什麼我們要趕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鐵路而是指向東北，並且也不當大道，連普通的地圖上都沒有路線。我們最後的目的地究竟是在哪兒？我們的使命究竟是什麼？……這些他對我全沒有說明，也沒有對我說明的意思。我覺得他對我沒有這樣嚴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車站上略略誤了一下鐘點（其實離開車前還有幾分鐘），也不應該有那樣長久不解息的怒氣。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頭也掉過來在對着他表示不滿了。
胡亂地在露天中用了夜飯，因為天黑，又因為明朝一早便要動身，各人用的行軍床都來不及取出。鐵羅尼顧問和鄧主任和着衣裳便倒在那石板面的墳台上睡了下去。我很驚異，同時也很佩服，怎麼在那樣硬的地方便可以睡？紀德甫、李德謨和我，在這時從他們的身邊走開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覺的地方。我們有不約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個柔軟的地方來睡。
一處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幾株樹子罩着，在馬燈光中照明出來，顯得異常幽雅。我們便把這兒選定了。德甫把自己背着的雨衣解了下來鋪在草上，德謨也從鄧主任的護兵手裏找了一床廣大的龍鬚草席來鋪陳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鋼絲床的一樣，坐起了一個深窩。不一會大家把圖囊來做了枕頭，睡下去了。
德甫對於這次出發的動機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訴了我們。
原來就在那天午後，在總司令部開了一次秘密的軍事會議。我們的突然出發，便是在會議上決定的。因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軍接連地得到了決定的勝利，敵人全線總退卻，岳州是不攻而下的。敵人最後的殊死戰大約是在汀泗橋、賀勝橋一帶。這最後的抵抗如被衝破，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這樣情勢之下，我們在軍事上要和吳佩孚爭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第八軍爭取武昌。湖北的政權不好落在唐生智的手裏。我們現在所取的路線便是要去抄截唐生智，從弦線上去追蹤第四軍。因而我們的目的地總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這樣一得到了說明，我才好像見了天日的一樣，在這次的出發中頓然感覺了無限的趣味。因為這兒包含着一個賽跑的競爭心，而我們自己是這賽跑的選手。
說了一陣，因為疲倦，又因為草地的軟和，不知不覺也就睡熟了。第二天清早由喇叭的聲音喚醒起來的時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濕透了的。草席不用說也和在水裏浸過的一樣。這個啞謎的解釋自然是不用費力的。因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松，由那兒所發的濃重的蒸氣，在下半夜退了涼后，通通結成了露水。到這時才明白那本是騎兵將校出身、在革命戰役中受過好幾次傷的俄顧問，那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在第四軍做過團長的鄧主任，為什麼要選擇着在堅硬的石板上去睡覺的原故。沒有軍事經驗的人，連睡覺都要迂闊得鬧出笑話來。不過還好，從廣東出發以來也算經過了一月以上的鍛煉，雖然在那夜露里濕睡了一夜，身上卻也沒有睡出什麼毛病。
三
過汨羅江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並不寬，水也很淺。疑心到屈原何以會在這兒淹死。清早的太陽燦爛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淺山中，騎在馬上，做出了這樣的一首舊詩：
屈子行吟處，今余跨馬過；
晨曦映江渚，朝氣滌胸科。
攬轡憂天下，投鞭問汨羅：
楚猶有三戶，懷石理則哪？
政治部從廣東出發僅僅備了兩匹馬，是鄧主任和俄顧問的代步。到了長沙又添購了兩匹，於是乎我和紀德甫便也有騎馬的份了。我騎的是一匹老白馬，是從長沙那一座麵坊里買來的。那馬老先生異常馴善，循規蹈矩地總不肯走前頭，只接在別的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趨亦趨”。但我那時還沒把馬騎會，就坐在那樣的馬上，憂的與其是天下，倒寧是馬下。我最怕的是那騎兵顧問和團長主任，他們騎的馬既比較優秀，而他們一高興起來總愛放點小跑。這樣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採取人道主義的方向，我的馬多是讓給別人騎，或者用去馱行李。但是做起詩來，卻不免把自己誇張成為了英雄。
渡過汨羅以後的情形便不大記憶了，每天都是在山裏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狹隘的小路。特別在入了湖北境界之後，山多是一些童山。路過的村莊都異常凋敗。天氣熱，人多，又沒有軍隊式的組織，行動異常緩慢。就那樣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從新編製先遣隊，把趕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後面，盡能跑路的和比較重要的人挑選着往前走。說也奇怪，我的體力，尤其是腳力，在那時候不知怎的，真是特別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個站口，總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營和中休的地點，有時還要為大家燒菜煮飯。因為從廣東帶來的火夫們，扛着幾口大鐵鍋和食具，在汨羅車站出發后的頭一天，便已經掉隊了。
二十八日的下午四點鐘，趕到了離崇陽不遠的石城磯，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個人了。一方面在加緊趕路，但另一方面卻又躊躇了起來。在山裏跑了幾天，和左右兩翼的軍隊都沒有聯絡；不知道軍事上的情形是怎樣了。逐漸和前線接近，幾時和敵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測度。天色還早，本來還可以趕路，但就因為這樣的形勢，我們的領導者鄧主任便叫我們暫時在石城磯宿營。他和俄顧問兩人騎馬趕向崇陽去，待有他的命令來時，我們再定行止。
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着馬去了。在我的幻想裏面，他們兩位就像是兩名勇敢的斥候。
我們便在石城磯宿營。那是小小的一個村落，只有二十來戶人家。村子是東西橫亘的，南面流着一條清淺的溪水，人家都面着溪水立在北岸上。我們幾個人，德甫、德謨、宣傳科的副科長朱代傑和我，住在東頭的一家鐵匠店裏。店裏有鐵砧和廢了的爐灶，看那情形是已經好久沒有打鐵了。但那村子並沒有經過兵火，鐵業的廢止當然是另有原因。問那店主人，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但我想到在日本勢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鐵廠是相去不遠的，這明白是手工業被機械工業破壞了的一個小小角度里的現象。
鐵匠店的第二進有一個小小的橫長方形的天井，上面一座敞廳，放着些極舊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頹敗的神龕。
我的一位很忠實的勤務兵把我的行軍床陳在天井的南沿，和店面緊接着。——說起我那位勤務兵，我現在費了好一陣的追憶才把他的名字記起來了，他名叫薛紹三，是福建人，在韶關的時候便開始跟着我，後來還跟着我到過南昌，足足跟過我一年。從長沙出發趕到這石城磯來的途中，大部分工作人員和夫役都掉了隊，連鄧主任的幾位護兵也一個都沒有跟上，他卻是始終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軍床和一口小小的鑌鐵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時候，他就自己替我挑。我趕到了石城磯，還得有行軍床睡覺，那是應該感謝他的。
行軍床面好了，並且是面在屋頂下面的，這是從長沙出發以來的最舒服的一次。吃了夜飯，把應該辦的事情了結了，便把疲倦得就和干魷魚一樣的身子拉直了起來，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四
——“秘書長！秘書長！”
聽着有人在叫，朦朧地從深睡里醒了來。
——“秘書長，鄧主任有信來了！”是薛紹三的聲音。那聲音好像是從遠處來的。
周圍通是黑暗，薛紹三提着一盞昏花的寡黃的馬燈立在我的床頭。
我一翻身起來，接過了他遞給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是鄧主任的筆跡，寫着投交給我，還帶了一筆是信到后交來人腳資二元。
我把信連忙拆開來，藉著昏黃的馬燈來看時，大意是鄧主任和俄顧問在九點鐘的時候到了崇陽，在崇陽得到了前線上的消息：我軍已過羊樓司，正在跟着敵人窮追。又說他們兩人第二天清早一早由崇陽出發，叫我帶着紀翻譯和李秘書連夜趕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錶來看時是一點半鐘。我問送信來的人，薛紹三又向外面去引了一個人進來。穿的是長衫，手裏打着一個圓紗燈，上面有“崇陽縣”的幾個扁紅字。看那情形大約是崇陽縣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濕的，同時在天井中也聽見有微微的雨聲，才知道是在下夜雨。我叫薛紹三把錢給了差人，打發他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幾個人叫醒了起來。
把部事交託給代傑，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給薛紹三，和德甫、德謨兩個人動身的時候已經是兩點過鍾了。德甫帶着兩百塊錢的現洋，讓他坐着轎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兒的——在前面走着做嚮導。德謨和我都騎着馬。我騎的仍然是那匹極馴善的老白馬，走在最後。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團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轎上所掛着的兩盞馬燈。馬是老馬，又是半夜裏趕出來走路的，睡眠沒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煩的光景。它只是把頭埋着，一面走，一面向地面上哼着鼻孔。你要把馬頸提起來卻要費很大的力氣，好在慢慢地走也可以跟得上轎子，也就聽它去埋頭吐氣去了。
動身的時候，起初有點興奮，由屋內的空氣轉換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氣里來，睡意是被驅走了。走不一會雨也住了。老馬的老漢步都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葯，本來還沒睡足的、暫時被驅走了的睡眠，不知幾時又飛了轉來，襲擊着坐在馬上的騎士。有時腳擦着岩邊或樹榦，發出些悉率的聲音，有時頭上掛着樹枝，冷的水滴灑在臉上，才突然地驚醒過來；但昏蒙蒙地沒幾分鐘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馬，想那坐下的馬怕有時也是熟睡着的。古人說“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我那時的情形可以說是“睡人騎夢馬，夜半赴戎機”。但在事實上倒也並沒有什麼的危險。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騎在馬上的。那時候的情形大約是潛意識在活動，就和夢遊患者在夢中可以行動的一樣。所以事實上就真的讓盲人騎着瞎馬，在月黑的深夜騎到很深的池子邊上去，我敢保險，是斷不會落進池子裏的。以為危險，會落進池子的，只是睜着眼睛的人未曾行過實驗的幻想。
在夜裏走着的情形自然是很模糊的，但就在天明以後的情形我現在也不記憶了。只記得到了崇陽城內時是早晨八點鐘。先是到了鄧主任信上所寫明着的他們所住宿的旅館。到了那兒時，他們在清早六點鐘的時候已經走了。鄧主任還留下了一封信，叫我們向著蒲圻跟蹤前進。
用了早飯之後，德甫坐來的轎夫大約是念到了前途的危險，無論怎樣都不願意再走了，只好在崇陽城裏另外雇了轎夫，在這兒又很費了些時間。我在那時寫了一封信寄給廣東的成仿吾，把出髮長沙以後的情形告訴了他，信后附帶了幾行日本文是寫給我留在廣州的夫人的，這幾行信卻虧她替我保存着了。我現在把它譯錄在下邊。
二十四日離開長沙；今晨八時頃到達此地。我軍以破竹之勢進逼武昌，今聞已進展到離武昌城僅中國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約在三日內便可以攻進武昌。攻進武昌之後便萬事都順利了。
祝你的健康，並祝孩子們的健康。
我是異常的頑健，連自己都出乎意外。
××，二十九日。
五
崇陽城內的市面並沒有什麼騷擾，城裏沒有北軍的痕迹，也還沒有什麼革命軍的痕迹：因為由通城進攻的第四軍直趨羊樓司，沒有經過崇陽。我們從長沙動身所採取的路向不用說是走了好些枉路。我們假如先朝羊樓司走，那定然是早把第四軍趕上了的。
由崇陽向蒲圻的道路是平坦的大路，此後的進行可以無須乎用嚮導了。路因夜來的雨很滑，德甫的轎子走得很慢，我們便各自騎着馬向前頭走去。在途中的一個大站口上，大約就是地圖上的“洪上”，把馬休息着等待德甫，聚齊了，吃了一頓中飯又走。
天氣異常炎熱，坐在馬上總是想睡。路過着有樹蔭的青草平地時，特別有一種很難克服的誘惑，總要使你想跨下馬去，倒在草茵上，睡他一個酣足。有時竟直在馬上便晝寢起來——在馬上晝寢，這個情形，在沒有經驗的人或許會以為是誇張，但其實這是極尋常的事。有些人鬧着神經性的失眠症，以晚上不能睡覺為苦，甚且有因此而自殺的。那種人我勸他去從軍或者做苦工，把閑着的筋肉充分地勞瘁一下，他會弄到要想不睡都不能夠不睡的那種地步。
沿途風物都呈着太平無事的景象，在路上走着的農人和行商，都像不知道在鄰近的縣分上有過、並且有着劇烈的戰事的光景。因此走了半天倒也沒有什麼特別留在記憶里的東西。
走到了天色漸漸向晚的時候，路上的行人漸漸的稀少了；直到後來在昏黃中只剩着德謨和我，和我們所騎着的兩匹馬。馬走了一天半夜自然也是疲倦了，它們卻又知道我們是不會騎的，走到一段田隴上的時候竟至立着不動。沒有辦法只得都下馬來牽着馬走。在那田疇中走着，周圍的淺山由深藍的顏色逐漸轉化成黑影，灰色的暮氣連把自己的情趣都灰色化了。突然生出由廣東出發后從來不曾起過的一種恐怖的念頭——在那些淺山裏面萬一有從戰線上潰逃了下來的北兵藏着，乘着這昏黑向我們一衝下來；再不然會有什麼大股的強盜來趁火打劫？……這種無謂的憂慮執拗地來糾纏着。
德謨也是有點神經質的人，大約也是我的憂慮無形地傳染了他：素來是少說話的他愈見沉默着，黑着一個面孔，就和那薄暗中的山影一樣。
好容易走到了一個村莊，問起路來，據說離蒲圻還有五里路遠。我打算走一段黑路，一直趕到蒲圻，在蒲圻或許可以和鄧主任們相會。徵求德謨的同意，他黑着一個面孔不置可否。但是要走也還須得等待着德甫一道，我們穿過了村莊，在北頭上的一個土地廟前休息着。等了將近半個鐘頭，兩個人交替着跑到村的南頭上去望，總不見德甫的轎子來。天色已經完全入了夜景，又微微地下起雨來了。路是完全看不見的。到了這時候只好決心到村上去找個宿處。
拉着馬又折進村去，扣了好幾家的門都沒有回應。有些人家裏面有湖南兵的聲音，在那兒喝酒。那些自然是第八軍的兵士，不知道是幾時進了村的。我們在外面打門，他們也一樣的不理。最後到村南盡頭處的一家門上扣門。裏面是漆黑的，起初仍然沒有人回應。我們在外邊叫着說：
——“我們是南軍的官長，只求借宿一夜，決不擾害你們，你們放心把門打開。”
幾次放大聲音在門外懇求，裏面最後公然點起了亮來。有人的聲息，並且有出來開門的神氣。想那裏面的主人大約是聽明了我們說是官長，又聽見我們的聲音也還不甚粗暴，證明了我們的確是官長一類的人。或許也怕是我們那兩匹馬不耐煩地哼着鼻子，蹴着腳的聲音替我們作了證明的。大門結局是開了。一位五十來往的男子點着一盞菜油燈應接我們。我們又把來意說了一遍，他很殷勤地把我們招待進去。我們問他系馬的地方，他尤其高興。他說他家裏有馬房；接着又把兩匹馬引進他的馬房去了。
房主人看見了我們並不粗暴，他愈見安心起來了。他把我們歡迎着，好像有些得意的神氣。屋裏很熱，蚊子又異常的多，我們勸他把大門打開；他在敞廳正中的土面上燒起了柴火來熏蚊子。
我們還沒有吃夜飯，他出門去替我們買了幾升米來。他自己有些子雞，便替我們殺了兩隻，很殷勤地在廚下準備着；又替我們燒了些水來洗腳。
我們坐在大門口等待着德甫，又等了半個鐘頭的光景，仍然不見到來。我剛才替自己懷着的憂慮又為他喚醒起來了。他的身上是帶着我們的盤費的，那兩名轎夫不會圖財害命嗎？天色已經黑了，轎夫是兩名，他是一個人，兩個人要結果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嗎？這比潰兵和強盜的想法更近情理。我對德謨說著，他也是在作同樣的想法。
——“假如是那樣，我們真是害了他呢，我們不應該把錢讓他一個人帶着。”我這樣說。
——“不過他是有槍的，”德謨說，“那兩名轎夫或許不敢動手。”
——“近在身旁的敵人，有槍也是不行的。”
兩人正在談說著的時候，遠處有光亮現出，向著村上走來。唯一的希望發生了，希望那就是德甫轎上的馬燈。
我們走向村外去迎接，燈光漸漸近了。
——“是紀德甫嗎？”我們叫着。
——“是的。”
那含蓄着歡喜的回應所喚起來的自然是同樣的歡喜。
六
轎子到了店門口，德甫拿着一枝開了盒的駁殼槍走下了轎來。
看着他拿着槍的情形，我和德謨相向著笑了一下。
——“我們以為你在路上遇了什麼事情呢，等了你一點半鐘了。”我對着德甫說。
——“兩位轎夫走得太慢。他們說蒲圻在開火，死不肯走快。今晚如在這兒趕不上你們，我還要逼着他們趕到蒲圻的。”德甫說。
——“我也本來是想趕到蒲圻的，因為沒有馬燈。”
——“那麼好了，現在有馬燈來了，我們趕到蒲圻去。”
——“好的，好的，”好一會沉默着不肯說話的德謨贊成着，“我們吃了飯就動身。”
德甫也是沒有用夜飯的，我們便走進店去。兩位轎夫吐着很多的怨言，把轎里的行李搬了出來，又走出去了。我叫店主人也替他們預備飯食。
不一會我們開起飯來，店主人另外開了一桌飯出去招呼兩位轎夫的時候，那兩位膽怯的夫子已經逃得來沒有蹤影了。
——“糟糕！”紀德甫叫着，“那兩位傢伙早就是想跑的，他們在路上已經把轎錢通通要去了。”
這樣一來，我們要在當夜動身的計劃便很難實現了。店主人也殷勤地留着我們，說路爛很難走，叫我們第二天清早一早動身。我們便決定了在他的家中過宿。
那房子是一列三間的建築，前後有兩棟。第一棟接着街面，中間是一個敞廳，前面接着店門，後面接着一個橫的長方形的天井，左右是鋪面。那主人有三個小兒女睡在右手一間的地陣板上，藏在烏黑的被條下面，自從我們進了他們的家，都駭得不敢出來。左手的鋪面是空着的，店主人叫我們在那兒下榻，說那裏面有床，也還有擀麵台。
天井的兩側有過道連接着前後兩棟，第二棟的正中是堂屋，靠壁陳列着神龕。但奇妙的是在那堂屋的天井邊上塑着一個一連有三口鍋的長灶頭。左右有耳房，右邊的耳房便是馬房，左邊是關着的，想來怕是面房了。
由那房子的結構看來，那家主人在前怕也是一座大家，後來零落了才開始了開麵坊而兼帶麵館的生意的。堂屋上的灶頭一定是後來塑上去的。馬房我進去看過，那從前應該是有地板的房間已經成了土面。馬是只有我們自己的兩匹。據那店主人說，他家中在年內接連出了兩次喪事，死了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室，他的馬就為經營喪葬賣去了。麵坊的生意是停了業的。這位主人又算是經受了第二次的零落，他的前途是只有把剩下的房廊賣掉，成為流氓無產者了。
湖北的天氣夜裏就到九點鐘過後都還不能退涼，又加以在敞廳中燒着火熏蚊子，熱得來很令人難耐。德謨跑到門外去，在石面的階沿上睡下了。我和德甫走進左側的鋪面去。那兒前後有兩間房間，前面是純粹的鋪面，在櫃枱背後靠壁陳着一張很寬大的擀麵台，德甫和着衣裳便倒在上面睡下了。我自己又走到那後面的一間小房間裏去，那兒放着一架大花格床，照那色彩和褪了金箔的一些赭色的雕刻看來，怕是那店主人的母親或者祖母結婚時的嫁奩。後手一隻角上放着一張方桌，桌上放着一座紙紮的靈堂，那當然是店主人的母親和妻室死時用過的。那在喪事過後是應該燒毀的東西，而店主人還珍重地保存着，足見他真是窮得有點程度，他似乎是想留來在自己的喪事時使用的一樣。桌下放着一架鐵火盆。房間怕有兩三個月沒有人住宿過，也沒有人打掃過，灰塵真是“山積”着的。
床上只是平坦的木板，上面沒有草，也沒有草席。我自己決定就在這兒睡下。把紀德甫的雨衣取了來鋪在床上，把馬燈吹熄，我也就睡下去了。
突然之間醒了轉來，我以為是天亮了，但周圍是一片墨黑。把火柴擦燃照看手錶時，才十一點過鍾，睡了還不上兩個鐘頭。自己還在詫異這突然的睡醒時，頸子上異常的作癢，同時全身都像在發燒的一樣。房裏的空氣悶熱得難耐，便索性起床把馬燈點燃，想到房外去另外找一個地方來睡。
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來了，奇異的是床板的木面就像在移動的一樣。我起初懷疑是我自己的眼睛發花，待我再過細看時，這第二次受的一驚比我疑床板的移動還要厲害。真正是見所未見的一個奇景——一床板上都是浮動着的臭蟲！那臭蟲的大眾真好像是戰場上的千軍萬馬，我是睡在那兒就和闖入了小人國的格列佛一樣，足足被它們攻擊了兩個鐘頭。把我從深熟的睡眠中攻醒了的，就是這臭蟲大軍。這場仇恨不能不報。我穿着膠皮鞋憤恨地踏上床去，便把那千軍萬馬的臭蟲陣踐踏了起來。我算是打倒了一個臭蟲帝國。同時又感覺着自己的身上還有敵人馳騁着，便提着馬燈，抱着雨衣，跑出了敞廳來。
敞廳上燒着熏蚊子的柴火還沒有滅盡，把火撥活起來，把自己身上穿的軍服和襯衫脫下在火上拌抖。抖下的臭蟲絲毫也不誇張地是“勢如雨下”。它們受着了炮烙之刑，發出了濃烈的異樣的奇臭。
身上的臭蟲大約也掃蕩乾淨了，時間還早，便在敞廳上的一個楊妃椅上又胡亂地睡下去了。
七
店主人起得很早。他替我們把早飯弄好，讓我們起來吃了之後，也才六點鐘的光景。
要準備動身了，到馬房去轡馬。我那匹老白馬睡在地面上很不容易拉起來，兩隻眼睛角上也流着眼淚，看那情形它實在是疲倦得不能再走路了。沒有馬夫跟着的馬是很大的麻煩，在自己的飲食起居都顧不周到的時候，對於馬的飲食起居卻不能不加意地照顧。鞍韉要自己轡，馬到疲倦了的時候得自己牽，那馬老先生的用處在我已是消滅了的。我便索性又講了點子馬道主義，把馬寄放在面房老闆那兒。我留了一封信給政治部後來的人，讓他們過身時把馬收下。在我的想法是，那經營麵坊的主人是把自己的馬賣掉了的，那匹老白馬他或許會藏匿起來不肯交出，但就那樣也樂得做了一番順水人情。老闆或許也可以把麵坊恢復起來。本來是在麵坊里住慣了的老馬又落到麵坊里，也算得是適材適所。不過那匹馬，後來仍然是拉到了武昌，也見得那麵坊主人真是忠厚。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他住的那村落的名稱我也不記得。
夜間住了的雨，清早又微微地下過一會。在赴蒲圻的途中，臭蟲的悲喜劇還鬧了一幕小小的餘波。馱着硬洋的紀德甫騎着唯一的一匹青馬，我和李德謨在路上跟着走。德甫把他的雨衣披着，走不一會他叫起來了。他在自己的頸子上抓下了好幾個臭蟲來。那自然是昨晚的臭蟲潛藏在衣縫深處，在火上沒有抖落乾淨的。惹得德甫在路上又把全身的衣裳脫了下來清掃了一遍。我自己的頸子上也有點啰唣，原來是昨晚在床上放過一下的軍帽裏面，在那皮沿的內部也藏蓄了好些餘孽。
走到八點鐘的時候快到蒲圻車站了，愈和前線接近，空氣便愈覺得緊張。沿途遇着的都是士兵，從他們口中探聽得不少的前線上的消息。據他們說來，汀泗橋的戰事是昨晚結束了的，現刻怕在咸寧一帶開火。總司令部的火車昨夜已經開到了蒲圻。
在離蒲圻車站不遠的地方有一道小河，渡過河便是往咸寧的捷道，有好多往前線去的兵士都是從那兒渡河的。德謨和德甫主張渡河走去，我是主張到蒲圻車站去把擇生的消息探聽明白了再定走法。他們不肯聽我的話，我同他們也就分了手，約定在咸寧聚齊。
我一個人走到車站上去，總司令部的車的確是停在那兒的。我走到那主腦部的車廂去，剛好走到車門口，遇着白崇禧從車裏走出。他那時是代行着參謀總長的職務的。他看見了我卻是先開了口：
——“哦，K先生（他對我照例是這樣的稱呼），你也趕到了這兒！”
我問他：“擇生是不是在車上？”
他說：“擇生是昨晚到的，我們的車子是夜裏到的，他到車上來開過會。今早一早他又趕到前線上去了。現在怕在咸寧和賀勝橋一帶開火，陸續有傷兵送轉來。我們的兵站部準備得太不周到，傷兵拿着沒辦法。我們這火車是要立刻載着傷兵開回岳州的。”他又問我：“是不是要去見總司令？”
我答應他：“我是要趕到前線上去的，去追趕擇生。”
——“那麼你最好是乘火車，停不一會有火車要開到咸寧。”
剛好說了幾句話，月台有哨子的聲音，開回岳州的火車開動起來。我去找着了站長，問明了開往咸寧的車子是第八軍的軍用車，還要等一兩個鐘頭才能開，因為軍火還沒有載好。
乘着還有一些時間，我便在車站上巡視了一下，還有好些沒有搭上火車的傷兵被留在車站上，有的把手掌打穿了，有的把腳打斷了，有的是頭上受了傷已經失掉了意識，**的聲音異常的凄楚。有很濃厚的硝煙氣和石炭酸水氣。但是卻沒見有人吐出怨言，大約也是因為打了勝仗的原故。一切的情形都很雜亂，而在雜亂上是帶着了一層欣喜的彩色。
巡視了一會，我又走去找着站長，叫他替我在車上找一個座位。他說他自己不能夠作主，把我引去找着了一位第八軍的營長。那營長很矮小，立在月台上在督促着裝載軍裝包子，是新制的革命軍的軍服和軍帽：因為新附的湖南兵大多數還穿着從前的軍裝。
我對那營長說：我是總政治部里的人，要趕到前線上去，要搭他們的車子。
那營長帶着一個很冷淡的態度，把我的身子上下估量了一下，他沒有說可，也沒有說不可，只是對着站長說：“車子怕不夠啦，只空着兩個車廂了，連我自己怕都是找不着座位的。”
我看他是把我看得很下賤，以為頂高不過是一名準尉司書。那也是難怪的。因為我身上穿的是一套藍布的軍裝，自從由長沙出發以後在山裏跑了幾天，已經骯髒得很有點程度；腳上一雙爛草鞋套在一雙綠色帆布膠皮鞋上，兩腳都已經被泥漿緊了。
我聽到他那樣的口氣，也沒有管他，自己跑上最末尾的一個空着的鐵皮車裏去了。等到軍裝包子裝到這架空車來的時候，我在車上也很賣了一些氣力，替他們搬運。包子高齊車頂地裝滿了半車，算也裝完了。那營長和他的屬員們最後也上了車來，他對我倒也沒有干涉，我自己也就厚起鐵臉皮在車底的鐵皮上坐下了。
八
其實我是太客氣了。在快要開車的時候從月台上湧進了好些人來，大抵是第四軍落了伍的夫役。營長的手下人不要他們上車，但也沒法禁止。那些夫役多是廣東人，高聲地反問着：
——“吊那媽，耐牟害革命軍？耐害反革命的北洋軍？……”
空着的半個車廂已經擠滿了，車子開動了起來，月台上還有好些人沒有擠上。
擠上來的人裏面有一位是第四軍的政治工作人員，本是廣東大學的學生，他把我認出了。他仍然把我叫着“K院長”。他說他是在平江得了病，送回了長沙，現在病好了，要趕到前線上去。他雖然穿的是同樣的藍布軍服，但比較整齊潔凈，沒有像我身上的那樣狼藉。看那情形，他自然是搭着昨晚的總司令部的火車趕來的。他背着一條毛氈和一頂第四軍的特徵的銅鼓帽。他看我坐在鐵皮的車底上，便把自己的毛氈解開來疊着，請我坐，我卻不過他的厚意，便拉長起來讓他和我並坐。
我們的坐處是向著鐵皮車的東側的門道的，和那位營長閣下相隔不遠。
那位閣下大約是看明白了我比司書的地位要高得一點，他在打開煙匣要吸煙的時候，公然敬了我一枝香煙。後來，在九月間，劉佐龍在漢口舉行軍長就職典禮時，我代表着總政治部出席。在行禮畢后的茶點席上我也還看見過這位營長。他的席次和我離開得很遠，他公然走到我面前來特別和我打招呼，就好像我們是十年前的舊交一樣。可是那營長的尊姓大名我一直沒有攀問過，我揣想他現在怕已經升成了軍長了吧？
車內和車外的情形都是很雜亂的，但是，是有光輝的雜亂。一切都好像是浮在了戰勝的榮光里。鐵道兩旁和離鐵道稍遠的路上，都像潮水一樣，涌着本軍的隊伍。
由於夜間和早晨的微雨，空氣是很濕潤的，一受着向午的太陽的熏蒸，倍感着燠熱。戰死了的北洋軍隊沒有收屍，狼藉在鐵道沿線的兩側；死後僅僅十幾個鐘頭，已經腐化着，發出異樣的奇臭。汀泗橋是最有名的激戰地，在那兒附近的兩側的湖沼裏面浮着無數的死屍，有的仰着，有的伏着，有的側着。（在戰事告了結束之後，聽說從那兒水底撈出了不少的槍械。）那兒的屍臭尤其厲害。
過汀泗橋不遠，在東側的一段疏林裏面，有三個裸體的綁在樹上的死屍，通是跪着的，一個特別肥，身體異常的皙白而豐滿，頭是垂着的，嘴上有長長的八字鬍須。在當著心窩的地方有一個拇指大的槍眼，從那兒流出的血液在白皙的肚子上畫著一條含着潤意的黑線。頸背後插得有一道紙紮的箭標，寫着“正法旅長一名×××”。人的名字沒有看得清楚。餘外的兩名死屍也沒有看得清楚，火車已經跑過了。那三名軍官是由吳佩孚正法了的，吳佩孚親自到汀泗橋來督戰，無如戰線仍然潰敗了。但可佩服的畢竟是大帥，連他自己都要忙着逃命的時候，他卻有那樣的閑情來明正典刑。
過了那帶疏林，在東側的湖沼的彼岸，看見紀德甫和李德謨兩個人牽着那匹青馬，夾在隊伍中間走着。他們比我先走得兩點多鐘，但是瞬息之間火車便已經把他們趕過了。這個比賽恰是我們從汨羅跑路趕到蒲圻來的一個縮影，在山路上跑了五天多，別人的火車只跑了五個鐘頭。
快到咸寧車站時，在一處空地上看見了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的馬，又看見了鄧主任的一位馬弁。那是留在長沙總司令部行營里的人，乘着昨晚的火車趕來了的。我高興得很，以為這一次終竟把擇生趕上了。在咸寧下了車，我便向那馬弁和馬的所在處跑去。
那馬弁遠遠地看見了我，就像迷了路的小兒看見了娘的一樣，歡喜得快要流出眼淚的樣子。他告訴我，他是在蒲圻車站上碰着鄧主任的，早晨跟着趕到了咸寧來。主任到城內第四軍軍部里去了，叫他帶着馬在車站上等着，一直等了兩三個鐘頭都不見來。他自己還沒有吃早飯，肚子又餓，又沒有一個錢。
我把了錢給他，車站上已經有些賣小食的，便叫他去吃。車站外面的壁上四處都是用粉筆寫的留白，是某某團部、某某營部，或某某政治部叫所屬的人員在某處集合或者前進。我在進口處的壁上找着了一段空隙，便也用粉筆給紀德甫、李德謨兩個人題了壁報。叫他們在車站上等着；我自己便去找第四軍軍部。
咸寧車站和縣城是有池水隔着的。池子中間有一條路，擁擠得不堪。另外又有些渡船在補濟着交通，那些船怕是臨時拉來使用的。我跳上了一隻渡船渡進城去，問到了第四軍軍部。但到了那兒時，那兒的留守部隊正待要出發。據說軍部的主要人們都已經前進了，鄧主任也跟着前進了，出發后已經有兩點鐘的光景。
就這樣，這一次的追趕又撲了空。我本想跟着第四軍軍部的留守部隊前進，但有德謨和德甫沒有跟上，又怕他們在車站上死等，不得已又一個人折回車站去。
九
在車站上遇着了德甫和德謨。兩個人都走得很疲乏，德謨尤其帶着十分怨望的面孔，就像是我叫他們去吃了苦的一樣。他們說路是怎樣的泥濘，人是怎樣的擁擠，空氣是怎樣的奇臭。特別是還要服伺着一匹馬。但這是不能由我負責的；要走那一截路原是出於他們的本意。不過我到了後來，就是在我寫着這篇回想錄的現在，都覺得有點失悔，失悔我自己沒有去涉歷過那一段路。在火車中坐着雖是舒服，但是那有名的汀泗橋的戰場的情景在我是很模糊的。
咸寧以上還沒有通車。前線在賀勝橋作戰，戰事還沒有結束。鐵路上敵人所埋下的地雷也還沒有掃清。時而有從路線上抬轉來的工人，是因為誤踏了地雷受了傷的。趕上前線的隊伍大都避開了鐵路軌道，揀着小路在走。但是沿着鐵路軌道走的人也還是不少：因為路平坦好走，而且比小路捷近。德甫和德謨上過走小路的當，我們便決定冒險沿着鐵路軌道走去。馬是不能騎的，一匹青馬也只好交給鄧主任的馬弁看管着，叫他在咸寧等候後來的部隊。
三個人互相隔着五尺遠的光景，在鐵路沿線上走，起初是很小心的，路軌中間有石子面的部分自然不敢走，就在所走着的土面上只要稍微有些隆起或新異的地方便要停着腳。但是走過咸寧車站，過了一兩道小橋之後，覺得路軌上並沒有什麼變異，也就漸漸地膽大了起來，放着腳步不斷地追趕過在我們前頭走着的人。
沿路兩旁都有北軍遺棄了的物品，刺刀、馬刀、軍服、軍帽、子彈帶、手榴彈、下了機關的步槍、人的屍首、馬的屍首。那些屍首還沒有腐化，像汀泗橋一帶那樣的奇臭還沒有。
在路上趕過了不少的人，在一處山凹處看見了一處地雷爆發過的地方，地上濺的血還是鮮紅的，沒有凝集。血跡在地面上滴了一截路，又折向小路上去了。又在一處看見鐵路上在微微地冒着煙，當心地走上前去看時，看見了一根枕木在燃，不知道是怎樣地燃起來了。我便灑了一番尿在那上面，把火澆熄了。
被我們趕過了的人中有兩位是我們認識的人，便是李漢俊和詹大悲。他們和我是在長沙相識的。大悲穿着一件白色汗衣，打着一把洋傘，腳上是一雙泥漿了的嗶嘰鞋，走路的神情很有點狼狽。漢俊比他要好得一些，但頗有點滑稽的風味：他穿的是在長沙買的一件不甚合身的軍服，戴着一頂軍帽，手裏也撐着一把洋傘。兩個人的優養慣了的白嫩的臉和手都已經烘成桃紅色了。
和他們擦身過的時候，問他們遇着過擇生沒有，他們說在蒲圻遇着過，以後便一直分了手。看那光景他們也是昨晚由長沙乘着總司令部的火車到達蒲圻，再由蒲圻一直走路趕上來的。
就這樣一直趕到向晚的時候，快要到賀勝橋了。在澄清的空氣中，隔着山還聽見前面有機關槍的聲音。我們踴躍了起來，以為這一次總可以趕到最前線了。但到我們趕到了賀勝橋的時候，戰事已經結束了。天色黑了下來，有很多的部隊在離市街不遠的一個村落里宿營，四處都起着營火。我們去問了好幾處，問第四軍的司令部，有的說是前進了，有的說是扎在賀勝橋的街上，完全得不到要領。
在咸寧的時候，因為城內的飲食店都把食料賣盡了，我是只在街頭買過一些豆腐乾來當了午飯吃的。德甫和德謨也只在咸寧車站上吃了一些粉條。三個人沒吃中飯地跑了一天，肚子都餓得來不能忍耐了。又是星月都沒有的黑夜，要趕路也沒有辦法，只得到一家農家裏去歇腳，托那兒的主人替我們準備一些夜飯。
正在吃夜飯的時候，詹大悲和李漢俊兩人也趕上來了。不約而同地也落到我們停留着的農家裏。他們是帶有一位下人，一來便闖進了那農家的內室，把那家人的寢室佔領了。那下人回頭又拿了一個空菜匣來，把我們弄好了的飯打了一匣去。我到飯用完後走進那寢室裏面去看過他們，他們也正在吃飯，菜匣裏面帶着不少的乾糧。我心裏感覺着不大愉快：他們既有那樣多的好菜，為甚麼看見我們在吃白眼飯的時候不分出一點給我們，要把飯拿到這兒來藏着吃？為著那樣小小的事情懷着大大的不平，自己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覺得真是孩子氣，但當時的實感是那樣，我無須乎掩飾。
睡的時候，德甫從農場上拉了兩把稻草來，鋪在門道外邊的一個角落裏，蜷曲着便睡下去了。門道內的小小的堂屋裏，有一架炕床靠着正中的土壁，德謨便在那上面打橫了起來。我自己取下了一扇門來，和炕床平行着，放在兩個短竹凳上，那便成了我自己的卧榻。疲倦得不堪的人，一睡下去便睡熟了。大約是在熟睡中略略翻了一下身，我和門扇便一同倒在地上，發出了蠻大的響聲。我自己被驚醒了，連睡在炕床上的德謨也被驚醒了，他模糊地問了我一聲：“炸彈？”
我倒下地時，右腳的小趾碰在了方桌的腳棱上，起初麻木着沒有感覺着什麼，待把兩個短竹凳移開，就盡那門扇陳在地面再把身子睡下去時，小趾疼痛了起來；把火柴擦燃來看時，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血泡。
一〇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又是一清早起來趕路，連早飯也都沒有吃。這一天關於沿途的記憶絲毫也沒有，大約是因為始終都在鐵路沿線上跑，所接觸的情景和前一天的沒有變化的緣故。現在所記得的只是自己擔心着怕不能走路的腳，在路上跑着卻也沒有怎樣吃苦。
在傍晚時分跑到了離武昌城僅僅有十五里路遠的紙坊。聽說第四軍的軍部是扎在紙坊車站上的，跑到車站上去問，又已經前進了。據留守的人說：“怕現刻已經進了武昌。”
聽着這樣的消息應該是喜歡，但在我自己卻把趕路的興會失掉了。每天在路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早一刻跑上最前線去參加實際的作戰，但是從汨羅跑到紙坊來，足足跑了一個禮拜，才不外乎是和從前上京求名的“風餐露宿、星夜登程”的舉子一樣。德謨和德甫兩人也和我抱着同樣的感覺，我們決定當晚就在紙坊過夜，等明天清早起來再走。
留守處的人叫我們到車站對面的站長住宅里去，說那兒有空着的房間。我們找了兩升米，便拿過站長住宅去。那兒有一個花園，花園中一帶房廊東頭的確有一間空房，陳着三尊大床也都是空着的。房間的東南兩面有臨着花園的迴廊，迴廊邊上圍繞着欄杆。我們到櫥里去找着了一個小火爐和沙鍋，拿到迴廊上來準備熬點稀飯。同時德甫在園子外又找了些蔬菜來，準備一同煮在那稀飯裏面，沙鍋的容量頗大，我們盡量地煮着，打算把第二天清早的早粥都一同煮好。跑了一天沒有吃飯，肚子餓得異常，聞着稀飯的香氣真是有一種說不出的誘惑。
稀飯讓德甫和德謨兩人熬着，我一個又到車站上去打聽前方的消息。剛走過車站去便下起了傾盆的大雨來，露天中的雜色隊伍都湧進車站來躲避，擠得來真是和新開封的火柴匣一樣。就這樣暫時把我阻止着了。前方的消息是很模糊的，軍用電話似乎受了雨的影響，也打不通。我等雨住了又折回住宅去，看見那兒的迴廊上已經縱橫地睡著了無數的人。走進房裏去，看見德甫和德謨兩人睡在近門的一尊床上，裏面靠壁的一尊上睡着李漢俊和詹大悲，另一尊上陳着他們被雨打濕的行李。地板上也睡着好幾個人。原來詹、李兩人也同落在這兒，他們在中途雇了轎子坐來，在路上是淋了雨的。
我問到稀飯上來。
德謨睡在床上說：“我們弄好了，等你不來，正在吃的時候他們來了。他們也來吃，連轎夫也來吃。他們說他們有米帶着，吃了再煮，一鍋飯立地便吃乾淨了，連我們也都只吃得一碗。”
我問：“再煮的稀飯在哪兒呢？”
沒有人回話。
漢俊在床上叫着他們的下人：“你煮的稀飯呢？”
——“我們馬馬虎虎地可以過去，沒有煮啦。”睡在地板上的他們的用人回答着。
——“糟糕！”我一肚子的飢火化成了一腔的怒火，很難遏抑地想痛罵出來。但只客氣着又連說了一聲“糟糕！”
——“不要緊的，”詹大悲在床上安慰着我，“明天進武昌城去，我請你們吃大餐。”
——“哼，”我冷笑着，“你擔心吃鉛彈。”
我對於詹大悲，特別地感覺着一種先天的不滿意。我在肚子裏面罵了他好幾聲的“臭官僚”、“投機派”。我知道湖北省政府委員會裏面，是有他的名字的，他這一兩天來趕路的熱心不外是去搶官做而已。“哼，哼，”我自己冷笑着，“國民革命！不外是讓幾位投機的爛紳士做做新官僚罷了！”——心裏儘管懷着怒氣，但也沒有說出口來。
床上已經沒有地方可睡了，地板上也被泥漿的腳踐踏得沒有睡下去的勇氣。我索性負着氣從房裏跑出來，揀着東面的迴廊上空着的地方，和着衣裳睡了下去。睡着和自己肚子裏的飢餓交戰，起初很不容易煎熬，但隔不一會也什麼都不在意識里了。
一一
九月一號的清早又由紙坊向著武昌城出發。早飯是不用說的，連可以充口腹的零碎的什麼物什都買不到。
在路上走不好一會，看見田疇間的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廟宇。我們便避開大路向那廟宇走去，想在那兒找點食物。漢俊也跟着了我們來，詹大悲坐着轎子竟自往前頭去了。廟宇的名字我不記得了，走到那兒時才是荒廢了的一座，連乞丐的影子都沒有一個。
漢俊說：“還是熬着一下，我們趕進武昌城去開早飯啦。”
他說著又獨自從田塍上走回大路去了。
我們仍然在山地上走，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些人家，我們便向那兒走去。
那兒是小小的一個村落，有好些農家的兒童們站在村外看鐵路沿線上過兵，他們非常高興。他們看見了我們走近身去也毫不畏懼，有的反向著我們走來，問我們要空彈殼。
走進村裡去，走向一家起着炊煙的門首，說明了我們要買點食物吃，那家的主人非常的歡迎，請我們進門去。通過小小的廳堂，在廳堂後面的廚房裏一張靠壁的方桌上坐下。方桌正對着一道後門。門外是一片敞場。廚房的另一邊是一個長灶頭，正在煮着豆漿。原來那家人家是做豆腐生意的。據說平時是送進武昌城裏去賣，自戰事發生以來已經有好幾天沒做生意，今天因為“南軍”勝利了，他們又才開起火來，準備午飯時挑進武昌城去。
村上的人，看見我們到了，便有好些人圍集了來，探聽軍事上的消息。我們根據着數日來的長驅直入，滿相信着先頭部隊是已經進了武昌。村上的人的相信比我們還要堅決。他們說，昨天下午三點鐘吳佩孚、陳嘉謨坐着的火車跑過。接着便是崩潰下來的北兵，接着便是追趕上來的南軍，和吳佩孚的火車相隔得只有兩三個鐘頭。以後便一直連夜連晚都在過兵，過到了現在還沒有過完。村裡人就像自己打了勝仗的一樣，非常高興。他們都稱我們是“南軍”，有的還在“南軍”上加上“我們”兩個字。他們說：“我們南軍怕有好幾百萬人馬啦。”
主人把煮熟了的豆漿和現成的飯、現成的豆腐乾來犒享我們。我們一面吃着，一面和他們談笑。說也奇怪，我們也並沒有向他們宣傳，事前也不會有人向他們宣傳過，他們總口口聲聲地說：“南軍是搭救我們老百姓的，南軍勝利了，我們老百姓就有出路了。”受着老百姓這樣期待的“南軍”自然會打勝仗；但是打了勝仗后的老百姓的出路呢？
突然在後門的敞場上有喧嘩的聲音起來：“把他捉着！……把他狗娘的打死！……把他吊起來！……”大家涌到後門外去看時，一群村上的人在敞場邊上一排楊柳樹列下圍集着，又在嚷，又在打。我們也走上前去看時，原來他們是捉着了一位改了裝的北兵。
那北兵被眾人揪打着，口口聲聲地說：“咱不是北兵，咱是南邊人。”但他一口的北方音怎麼也不能改變。
——“你這北方拐子！你還在扯謊！你這狗娘養的！——你昨天清早偷了我的雞。——你這身上的衣裳是偷來的。——打！把他打死！……”
有用拳頭的，有用腳蹴的，把那北兵的鼻血打出來了，哀號了起來。
我們把下手的人制止着了，叫大家把那北兵解開。我們對大家說，那位北兵也是我們的兄弟，是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也是被逼得沒有出路才來當兵的。他從前就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他一個人不好，是他們的官長不好。又對他們說，南軍裏面也有北邊人，北軍裏面也有南邊人，並不是南邊人就好，北邊人就不好。德甫是山東人，在這兒他自然提出了一個現身說法的實證。
大家都了解了我們的意思，把敵愾和緩了下來。那位北兵歡喜得流着眼淚，一翻身便向我們磕了幾個響頭。他回答着我們的詰問，說他是河南人，他是參加過南口戰事的，從河南調到南口，又從南口調到湖北，他們的軍隊有兩個月沒有發餉。
——“你現在要往哪兒去？”我問他。
——“咱要回家鄉去啦，副爺。”
——“你可有路費嗎？”
——“連一個銅板也沒啦，副爺。”
我們把了幾塊錢現洋給他，他接到手裏便撲咚一聲又在地下磕起響頭來，向著我們三個人每人磕了一個頭。
——“三位青天大老爺，三位救命的活菩薩！咱要賭咒，咱一輩子不再當兵了。”
那人起來向著大家打拱；很狼狽地走了。有的人在他的背後叫着：“老鄉，你回去傳傳名啦，看我們南軍的官長是怎樣有良心。”
那人把頭點着，沒有掉過身來。
把剩下的飯吃着，豆腐店的主人對我們說：
——“南軍的官長，你老不要着急，隊伍是一定進了城的。你老吃完了飯可以不要再走路了。你老打從鐵軌路線上去，走不好遠便有一道橋，橋下是有船的。你老可以趕船到武昌，可以趕到文昌門進城，比走路來得快，也來得舒服。”
我們聽着他的話，着實很愉快，並也決定照着他的指示，趕船。心裏還暗暗地在擔心，怕所說的船通被北軍拉走了。
把飯吃完了，充分地付了一些飯錢，辭別了店主人出門。他們還把我們送出了村口，遠遠地向我們指示着那趕船的地方。
精神百倍地走回到鐵道路線，雜在一些隊伍裏面走了不遠，果然有一道橋，但是橋下是連船的影子也沒有的。我們還以為船是一定被北軍拉走了，說不定也怕是被自己的軍隊拉走了，不得已只好還是走路。
一二
愈朝前走，路線上的本軍隊伍愈見稠密，走到後來隊伍是停止着進行的。我們便一直向前超越過去。在八點過鐘的時候，走到了停止着的隊伍的最前頭。在鐵路的正中看見了鄧主任和鐵羅尼顧問，和另一位背立着的人在那兒在討論着什麼。他們也看見了我們。擇生把左手的拳頭高舉起來，滿高興地向我叫着：
——“呵，你們到了！”
背立着的那個人掉過了頭來。是一位中等身材、古銅色面孔的人，面孔的印象是平面的。口裏含着一支大雪茄。
鐵羅尼照例把兩手來握着了我的兩手，連連地叫着“Ge
osse
K,Ge
osse
K”，他那黑色的高加索人的一雙眼睛充滿着光輝和喜悅。
擇生把另一個人為我介紹了，那便是第四軍的第一師師長陳銘樞我是第一次和他見面的。
——“還沒有進城嗎？”我問着。
——“敵人跑得太快，”陳銘樞說，“我們趕遲了一刻。”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們是走到了最前線，一方面高興着我們還可以參加最後的一戰，一方面笑着向德甫和德謨說：“我們幸好沒有趕船，如果真的由文昌門進了城，現在是成了俘虜啦。”
周圍的風物漸漸映到了稍有餘暇的心境裏來。空氣是異常清澄的，近處的樹木戴着青翠而新鮮的葉冠，有的還在點滴着夜來的宿雨。
稍後幾步，有一位肥胖而白皙的人，嘴上有八字鬍須，頭上戴着尖頂的京帽，穿着長衫和坎肩，坐在路軌上面。擇生把他頤指了一下，對我說：“那是咸寧縣的偽知事。”在那人的旁邊還有幾位穿長衫的人，想來也是由咸寧帶來的。
我注意着看那知事，看他的樣子很鎮靜，但他操在膝前的一雙手卻掩不着他內心的恐怖，不住地在發抖。旁邊穿長衫的人有一位像是他的跟隨人，問他冷不冷，他只把頭搖着。
我問擇生：“把他帶到前線上來是什麼意思？”
擇生帶着一種惡作劇的微笑說：“我們是要駭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還在替吳大帥辦差，那曉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這樣的下場。”
擇生們還沒有吃早飯，不一會有人擔了一桶飯來，他們便踞在鐵軌路線上吃。附近的農民圍集了好些人到我們周圍來，他們也異常高興。有些人特別送來了飯菜。
——“把一支槍給我們吧，”其中有一位很勇敢地向著我說，“我們也要跟着你們去打仗啦。”
——“打仗不是好玩的，要經過訓練才行。”我對他說著，“我們的戰火還很長，將來要打到北京去。把武昌打下了的時候會招兵，你來應募好啦。”
正在這樣說著的時候，在那澄清的空氣中突然轟的響出了一聲大炮。圍集在我們周圍的農民就像一群鳥雀一樣驚散了。
——“哦，開火了！”在後邊的隊伍中不期然地有好些人叫着。
我特別把那位咸寧縣的知事看了一下，看他的臉色駭得碧青，嘴唇變成了紫色，牙關連連地在發戰。
作戰的計劃早已是定了的，第三師長的張發奎已經先到洪山去了，由洪山的高處炮擊賓陽門一帶。停留在鐵路沿線上的隊伍進攻中和門和保安門。陳銘樞的隊伍擺在南湖一帶作兩方的策應。目的是希望敵人出城來應戰。
敵人的大炮接着又響了幾炮，是正對着鐵路沿線上打來的。炮彈來得很高，在我們的頭上拉着風遠遠飛到後邊去了。洪山方面也有炮聲，似乎我們的炮隊也在應戰。在鐵路沿線上的左翼軍採取了散兵線要開始進攻了。陳銘樞帶着了一部分隊伍從田塍上向南湖走去。咸寧縣知事是一同帶了去的，那人不知是遭了釋放，還是遭了槍斃。
敵炮的間隔愈來愈密促，中間夾着步槍的射擊聲。擇生聽着那槍聲，他很高興地說著：“嚇，敵人開城應戰了！”
俄顧問尤其高興，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我，照例又用着德國話說：“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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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的軍號吹起來了，隊伍逐次前進。我們是沿着大路走的，鐵羅尼走在最前頭，其次是擇生，其次是我，其次是德甫和德謨。敵人的炮接二連三地從我們頭上的空中響過，我每聽見一次炮聲，心裏總要冷一下，頭是不知不覺地總要低一下的。但我看到前頭的鐵羅尼和鄧擇生時，卻不免又慚愧起來。那矮小的鐵羅尼，他是騎兵將校，革命戰役時右邊的膝頭上受過傷，因此在固有的騎兵式的步法上更添着一層顛簸的意思，愈見像一隻水鴨，但他的頭部卻絲毫也沒有動顫。曾做過團長的鄧主任也照常把頸子昂在右邊，把胸脯挺着直黨黨地在走。我自己便也儘力地鎮靜着，想不讓我的頸子動，但到了炮聲一響，頸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隨意筋的一樣，又一齊都收縮了起來。自己太不好意思，回頭去看看德甫和德謨兩人，他們也和我一樣在把頸子縮動。我自己暗地嘆息着：“沒有實戰的經驗究竟是不行的。”
一三
起初每人相隔得五尺遠的光景魚貫進行着，敵彈來得愈見密接了，鐵羅尼和鄧主任教我們走下路邊去向田塍上散開來。他們說路線來得高，五個穿着官長服的人進行着是容易成為敵人的目標的。我們服從了他們的指揮向左側的路旁走下去。一離開了路線，斜坡上被昨夜的暴雨打濕了的土是很疏鬆而泥濘的，異常難走。
走下了坡時看見了詹大悲，他是逼緊着坡腳走的，身上白色的汗衣和小衣已經有好幾處被泥染污了，他似乎跌過好幾跤。看見了他那樣狼狽的情形不免又生出了一番奚落他的心事，我向他嘲笑着說：
——“詹大老，你很有軍事上的經驗啦。”
——“怎見得？”他問我。
——“你懂得借路塍來抵擋大炮。”
沒有等待他有回答的餘裕，又是轟的一聲飛過，詹大老把杖着的洋傘舉起來在頭上擋了一下。
下邊的田地里是採取着散兵線進行着的我們的軍隊。人人都帶着一個嚴肅的面孔，進行很遲鈍，一些下級的軍官叫破嗓子地在督促着。看那情形的確是可憐的一幅圖畫，要說是和驅着羔羊上屠場一樣，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前面並沒看見敵人，但聽見有槍聲，有些槍聲來得也很近。驀地有衝鋒的軍號吹奏起來，下級的連、排長高撐起指揮刀吶喊着衝鋒，向前面突貫，軍隊跟着突貫，我們也跟着突貫。
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沒有遮攔的地方，看見了武昌的城郭了。那連接着的通湘門和中和門上的城樓在慘淡的白光中縹緲着，卻沒看見一個敵人的影子。在前頭領導着的軍官不期然地把步武停止着了，士兵們也把步武停止着了。敵人從城牆頭上不斷地把大炮轟來，但那些炮手們似乎很少經驗，也怕是由於接連的大敗已經是驚惶失措，一炮二炮地都打從頭上飛過，落得很遠的後方去了。炮到不能打准，漸漸失掉了它的威嚴；我自己的頭公然也不再為它低下去了。我感覺着一種嘲笑的趣味，覺得敵人是在放花炮。尖銳的步槍聲，拍拍拍拍地連響着的機關槍聲，也就好像是一些鞭炮。
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次的衝鋒真是有點奇異。不知道是什麼原故，那些軍事上的指揮官在開始衝鋒之前竟沒有派遣斥候去探伺敵情，只聽着槍炮聲便往前沖，結果是向著空氣沖了一陣。這兒自然有一個心理上的遺算。大家以為敵人一定會要背城借一地出城迎戰，但哪知敵人是駭怕了的，衝鋒的結果，只是明白了城裏的敵人是想採取堅壁清野的戰術。
不知道是從哪兒傳來的消息，又說敵人是由保安門出了城，有一部分隊伍又沖向保安門，我們也跟着衝去。
保安門外是有市街掩護着的，街坊上很熱鬧，賣飲食的店子早已經在開門做生意了。兩側佈滿着的我們的軍隊，都停止着沒有作戰。看那情形知道保安門的敵人也還是沒有開門。我們三個人便一直沿着街側往前進，有些下級的軍官注意我們，叫我們留心着流彈。城上的敵人時時在對着街路上射擊，街上的居民和本軍不斷地有遭受流彈的人。愈朝城邊走，街面愈見慘淡，鋪口都是掩閉着的。我們一直走到看見了城門口的地方，看見了那嚴閉着的城門。這一閉關真是有點令人失望，同時也有點令人憤恨。一座封建時代的古城，兩扇木製而矇著鐵皮的城門，就和中國的封建餘孽一樣，到了二十世紀的今天還在發揮着它們的威力。我想到那樣的古城，就拿大炮來轟也一定是可以轟破的，但可憐的是在本軍的隊伍中竟連那樣的大炮也沒有。有幾尊新捕獲的野炮已經運到洪山去了。後來才知道那架在洪山上的大炮想要打進武昌城都沒有打到。
從城門邊上又退轉去，在街面的右側找着了左翼軍的司令部，我們走了進去。在裏面的一間客廳里看見了鐵羅尼和鄧擇生。他們在一座炕床上對坐着，詹大悲也坐在擇生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在和他商量着什麼事情。有好些穿長衫的街坊上的紳士們很匆忙地進出着。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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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點幽默味的鐵羅尼假裝着一個失望的樣子對我說。
“Vielleicht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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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用我的“不落肯”的德語來和他應答。
客廳正中的方桌上堆着無數的肉心饅頭，我和德甫、德謨三人不期然地都同時伸出手去拿了來吃，自從離開長沙以後，整整一個禮拜，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吃食。
敵人既採取堅壁的辦法，白天的戰事是沒有進展的可能的。大家所期待着的敵人或許會於夜間出來襲擊。擇生和俄顧問都要參預軍事計劃，政治部的事情照例又全盤託付了給我。計算起來比我稍緩一步的由石城磯來的部員們在日內或者會到，政治部不能不找一個臨時辦公處來集中這一部分人。萬一在日內或者夜間攻進了武昌，各種標語和佈告絲毫也沒有攜帶，是應該臨時寫作的。還有附屬於各軍的各級政治工作人員，也應該召集起來，討論一下在城外四鄉及入城以後的工作的步驟和範圍。政治部的臨時辦公處決定設在了南湖的文科大學（後來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我和德謨兩人便和他們分了手。紀德甫是要跟隨着俄顧問作翻譯的，自然也就不能和我們再在一道了。
敵人從城牆上時常有槍炮射出，我們退到着彈距離以外迂迴着向南湖走去。途中經過一些農家，他們於驚煌之中都帶着親睦的氣象，對於我們表示出滿腔的歡迎和信賴。他們並沒有逃避的情形，有些農家在屋子裏的土面上挖了些坑陷來躲避子彈，讓孩子們踞在那兒。
一四
在文科大學遇見了李漢俊和幾位湖北黨部的人，還有在暑假中留在學校里的幾位學生，其中有兩位是我們四川人，我已經把他們的姓名忘記了。多蒙他們的幫助，在學校後部的一段樓房裏，找了幾間房間來做辦公處。學校的中樞部和樓下的全部已經被軍部駐紮着了。
那天又忙了一下午，不外是寫標語，做傳單，同時利用着大學的學生們向四鄉去宣傳。
一直到了晚上，我們所期待的朱代傑所帶領的一批人還未見到來，反是在長沙留守着的一大部隊人和黨紅會的一些女同志（是由廣東附隨着政治部出發的）趕着火車先到了。正在為安置他們忙亂着的時候，擇生派了人來把我和德謨找去。
我們被引到了一座小巧的洋房裏，那不知道是鐵道局的附屬物，還是外國宣教師的住家，暫時在做着軍司令部。在一間精巧的客廳中，很雜亂地呈現出一些軍事上的主要人和俄國顧問，鄧擇生和鐵羅尼都在那兒。興高采烈地有好幾種聲音，好幾種言語，在作着軍事上的雜談。淡巴菇的煙子和氣味是很濃烈的。
擇生看見了我們，他第一聲問我們的便是吃了飯沒有。由他這一問，才想到午前在保安門外吃了幾個肉心饅頭之外，還不曾和飯見面。他吩咐了那兒的護兵替我們送了兩份來，我們坐在一個角上和大家的談話不相干地吃着。說也奇怪，在有好些重要的事情都已經忘記了的我，卻把那晚吃的菜記得很清楚；我記得是吃的清燉雞，火候很適宜，味道也很合口。
擇生在眾人的談話中是最熱心的一個，因為他在前本是軍事上的人，第四軍的主腦部都是他的舊友。他能講德國話，能夠直接用德國話來應對俄顧問的一部分談話，或者替他們翻譯。在談笑之中也時而有軍事上的報告送來。有一次是第一軍的劉峙師長派人送來的報告，說他的隊伍開到了沙湖，他本人是駐紮在鐵路工程處。但那報告沒有遵守軍事上的格式，也沒有記明時刻。會集在那兒的軍官們便拿來做了譏評的中心，擇生譏評的特別露骨。
——“連軍事上的ABC都不懂，也在做師長。”
第一軍從廣東出發時是派了兩師人參加的，在未到長沙以前部下的隊伍已經逃走了不少，一直沒有上過火線。在長沙時其中有一團人成立黨部，我代表着總政治部去出席，那一團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長沙新補充的隊伍，有好些還穿着長衫。但到北伐軍已經兵臨武昌城下了，那劉師長卻也神速，用火車載着了自己的兵趕到了武昌城下。
——“名將的用兵是‘始如處女，后如脫兔’的。”說這話的是那頗以儒將自命的陳銘樞。
擇生又來問了我們一些工作上的情形，我把下半天所做了的一些事情告訴了他。向他說留在長沙的大部分隊伍乘火車到了，反是代傑所帶領着的一部分先遣隊和胡公冕所帶領着的一部分的宣傳大隊還沒有到。
——“他們大約在路上沒有趕上火車。還是我們幾位的腳跑得快些啦。”擇生又很得意地說著，但他卻沒注意到他的話是有點誇張：因為他忘記了他自己的腳是踏在馬鐙上的。
他又簡單地告訴了我們一些軍事上的情形，在那一下半天沒有什麼進展，只是漢口的劉佐龍派了代表來輸誠，交涉還沒有辦妥。吳佩孚在昨晚崩潰了下來便渡過了江去，大約連夜逃向河南去了。我們這一方面有第八軍派了一部分隊伍由白沙洲繞道渡江，已經取得了漢陽，早遲要向武勝關進軍，以截阻北洋軍隊的來援。城裏的敵人沒有什麼動靜，想來是要死守着以等待吳佩孚的來援。但當晚自然要提防他們的夜襲，那倒是很值得歡迎的事。
——“他們要出城來夜襲，那是他們自己掘自己的墓坑。”擇生用着他愛用的表現法來這樣說。
待我們把飯吃完了之後，聚集着的軍事上的要人們大都分頭去就自己的部署去了。擇生和鐵羅尼是要留在司令部里的，我便和德謨又回到文科大學。
一五
那一天晚上敵人沒有動靜，第二天上午也沒有動靜，軍事上的人們有些焦躁起來了。攻城的大炮沒有，飛機也沒有。（有由俄國朋友駕駛的小飛機還沒有到，但也不是軍事用機。）對着一座封建時代的古城簡直沒有辦法。
軍事上的人們在中午時分開了一次會，決定組織敢死隊，在當晚乘着夜陰去爬城。本來是沒有工兵隊的革命軍，政治部在這時候又成了臨時的工兵隊。好在這時候代傑所領率的一批先遣隊和胡公冕所領率的宣傳大隊都已經到齊了。政治部派了許多人到四鄉去徵發梯子和麻繩。梯子是兩塊錢一架，由政治部發出徵發券。被徵發了的人家可以憑券到政治部來領錢。
徵發隊一派遣了出去，絡續便有好些梯子徵發回來，有些是嶄新的，有些舊得來怕已經有百年以上的高壽。凡是舊的梯子大概都很短，大約是用久被折斷、被鋸短了的緣故。爬城的地點是選定在賓陽門的東北角上一段小丘上，那兒的城牆比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長的梯子連着兩架，短的連着三架，是可以搭上的。梯子被堆積在南操場上，部里留下的工作人員和勤務兵，便一同在那兒綁紮起來。由我自己的手也綁紮了三四架。綁紮好了，又抬到學校門外去。
在夜半的時候，由各軍所挑選出來的敢死隊到南操場來齊集。分成了十人一小隊，每小隊一乘梯子。梯子有四十架，就由四百名的敢死隊扛荷起去。
擇生是要跟着去督隊的，鐵羅尼顧問和紀德甫也要同去。我自告奮勇也要求去，擇生不允許。他說我也走了，部里沒有人主持，主要的工作還是在明天進了城之後。竟連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在東江之役本是有陣地經驗的人，他都不肯讓他去，只挑選了十名的宣傳員帶着一道去了。
由南操場送着敢死隊出校門，已經是兩點過鍾了，看着他們荷着長梯，向黑暗中消逝。天上仍然沒有星月，燈火不用說是不能點的。看着這樣的光景，不由得不把《易水歌》在腦里的銀幕上浮現出來，不斷地起着寒慄。
在敢死隊出發后，一方面作着第二天清早進城的準備，一方面靜候着前線上的消息，但是消息是很沉寂的，只在天色向明的時候，稀疏地聽見了一些槍炮的響聲。爬城的計劃顯然是失敗了。在五點鐘的時候我叫胡公冕到總司令部去探聽消息結果是不出所料。因為敢死隊走到城近處時天已經發白，敵人已經有了準備了。
在前線上雖然沒有直接的交綏，但仍然有中了流彈的士兵被送轉來，總司令部的衛生處是組織得最不完善的，有多少傷兵便一直送到了政治部。政治部的衛生股只有一位股長和兩位股員，仍然不濟事，好在黨紅會的一些女同志是附屬在政治部的，她們也很踴躍地幫着做救護的工作。
但是到了九點鐘，鄧主任和俄顧問都還不見回來，同他們一道去的十位宣傳員也都沒有一個影子。我便決心和宣傳大隊長鬍公冕同到前線上去視察，同時也帶了一位宣傳員同路。那便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時在做着小隊長。
從文科大學向北走去，不遠更折向東首時，途中有一段路在小春地里和通湘門以東的城牆平行着，全無掩蔽。城樓和城牆很鮮明地現在左側，城上的敵兵都隱約地可以看出。路旁有些短梯子拋撒着，自然是昨晚的綁紮不牢，在途中解脫了的。賓陽門一帶的附郭居民，為避免前線上的炮火，負荷着家財向鄉下逃難。男男女女在田塍上絡繹不絕。
走到洪山的寶通寺近處，路上有鮮紅的還未凝結的血，過路的士兵對我們說：剛才有一位兄弟在這兒中了流彈。
寶通寺是衛生處駐紮着的，成了臨時的野外病院，門前呈着很雜亂的情形。但我們沒有工夫進去，又往前走。
走到了關帝廟，那兒是前敵司令部的駐紮處。從那廟門走過時，陳銘樞含着一枝雪茄剛好從左側的大門中走出。我那時候很佩服他，覺得他很沉勇，就像是關聖帝君顯了神的一樣。連那在他的後面跟着的兩名護兵，也就像是周倉和關平。
我問我們的關聖帝君：“擇生是不是也在裏面？”
關聖帝君曰：“不在，怕還在前面的長春觀裏面。”
他也是要往前線去的，我們便跟着他一同走出了關帝廟的東轅門。
從那兒走出了之後，左側是一兩家人家的背後，右側是一段空地。空地盡處，左側的人家也盡了，接着在道路的右側又有一排和城牆正對着的人家。那些人家的門戶都是掩閉着的，同時怕已經都是逃空了的。前面的道路上有晌午的陽光照着，城牆上明顯地可以看出的敵人，不斷地向那陽光中放射出啾啾的槍聲，把那兒的光景渲染得異常慘白。但無論你怎麼用力地凝視，那些神秘的子彈你是看不出來的。我們的關聖帝君長嘆起來了。
——“頓兵于堅城之下，如何是好呵？”他站在路口上，用着唱京戲的口白這樣說，同時又迴向着他的兩員站將，提着駁殼槍的周倉與關平。
——“你們到這屋後去看看，看有沒有背道好走。”
兩員護將去探尋了一會，轉來報告的是：“沒路好走。”於是我們的關聖帝君把頭搖了幾下，又走回關帝廟去了。
一六
我們和關聖帝君分了手，向那慘白沒有掩蔽的道路上走去。三個人，我走在最前面，周恩壽走在中間，胡公冕走在最後，每人相隔五六尺遠。開始走出四五十步的時候是心驚膽戰的，保不定究竟是在那一步上便要和那些啾啾地叫着的神秘的東西相遇。但到走過了那四五十步，覺得退轉去也還是一樣了，愈朝前走便愈見冷靜了起來，是由死心塌地中生出來的冷靜。奇妙的是想起了老子的兩句話，所謂“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頗感覺着一種輕淡的幽默趣味。
就那樣恍兮忽兮地走着，眼前用紅牆圍着的長春觀真好像就是長春的天堂。
在那天堂的門首遇着了獨立團的團長葉挺。他也帶着了兩名護兵由那兒出來。
——“喂，趙子龍，怎樣？”我這樣簡單地向他打招呼。我們當時在對外宣傳上是稱他為趙子龍，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卻不曾知道奉上這個徽號的便是我。
他只是把頭搖着。
——“擇生是在裏面嗎？”
——“我也在找他啦，裏面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
——“他該不是戰死了嗎？”
——“不會的，我們今天清早一同踞在這兒，隔着牆和城牆上的敵人對打。他叫我去找陳師長，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轉來便沒看見了他。他是和鐵羅尼一道的。”
——“陳師長我們在關帝廟的門口碰着，一同走了一段路，他又退轉去了。”
——“糟糕！”神經質的趙子龍憤慨着，失了眠的充着血的眼睛放着異樣的光，嘴唇在戰顫。
我們又各人離開來，先先後后地退轉去，葉挺折進關帝廟去了。
由關帝廟的西轅門退出來的我們，走不好遠，在路的左側一座花園的柴門口遇着了鄧擇生和鐵羅尼。他們兩人坐在那門檻上，紀德甫和擇生的兩名護兵立在他的面前，都帶着一個很疲倦的面孔。鐵羅尼的眼膛分外的黑，眼仁充着血，向著我微笑。擇生卻很不高興地問着我們：
——“你們來幹麼？”
——“來看看前線上的情形，同時來找你們的，怕你們陣亡了啦。”我回答他。
擇生苦笑着。
公冕問那十名宣傳員的去向，擇生說：“那幾位小傢伙駭倒了，在關帝廟前面的一家人家裏躲着不敢出來。死是不會死的，你不要擔心他們。他們到了晚上會爬出來的。”他又回過來問着我：“你們走到了前面的哪兒？”
——“到了長春觀，遇着了葉挺。他進關帝廟去了。”
他硬着頸子偏着頭點了幾下，扁着的嘴邊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
——“今天是不會再有戰事的，我們回去睡覺去吧。”擇生這樣說著站了起來，又用德文來向著鐵羅尼說了一遍，鐵羅尼也站了起來。
大家默默地走着歸路。走過了洪山，在一個小小的庄落上遇着上前線來的總司令部的一群人。其中有總司令的蔣介石，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勇名嘖嘖的張發奎——那時候我們是稱他為張飛。但這位近代張飛的身子很矮小，臉也很尖削，頭上一頂軟軍帽，俄國式地朝天戴着，身上穿一套洗淡了的青色布軍服，褲腳敞着，腳上穿一雙綠色的膠皮鞋。這麼一個貌不驚人的樣子，在不認識他的人看來，一定會把他當成勤務兵。
兩來的人一接頭，兩種國語的會話各自分開來了，各各報告着前線上的情形。立着談了一刻，擇生和鐵羅尼又隨着總司令部的一團人折向前線去。他們要到前敵司令部去開臨時軍事會議。我和公冕們便同他們分了手。
一七
時候已經過了正午，因為口渴，我們便走到一處人家去求一點茶水。那家人家的前面是一列三間的新修的房子，左手的掛角上有一帶耳房，後面還有一排老房子，看那情形大約是中等地主而兼帶着自行耕種的農家。我們向那左手的耳房邊走去，因為那兒的後面在起着炊煙，表示着是廚房的所在。
耳房裏坐着好些女眷，又縱橫地放着好些包袱，自然是城牆附近的居民到這兒來避難的。我們說明了來意。廚房裏出來了一位中年的農婦替我們捧了一壺茶來，並且請我們往外面最右側的一間廳堂中去休息。那家裏的男主人也出來了，是一位很樸素的中年人，很客氣地來陪我們坐了一下。他問明了我們還沒有吃中飯，又留着我們吃飯，叫他的女人替我們殺一隻雞。
在飯沒有送出之前先送了一壺酒來，有兩盤花生和豆腐乾做下酒菜。公冕是不喝酒的，恩壽也推說不喝（大約也是因為大隊長在面前有點忌憚）。我一個人便自斟自飲起來。酒是黃色而帶甜味的，和我們四川鄉下釀的蔭酒相同。那種酒的酒母是糯米制的甜酒，有時摻些燒酒在裏面，又泡些香椽皮和佛手柑片以取香味。那主人所拿出來的酒也有香椽一類的香味，大約泡製的方法是完全一樣。這種酒在成分上是一種混成酒，喝時很可口，喝后卻很醉人。
我不客氣地把起初送來的一壺酒喝乾凈了，主人把飯送了來，雞是紅燒的，另外還炒了一盤雞雜，他看我很能喝酒，便把壺拿了去，又替我換了一壺來。我已經有幾分醺醺的醉意，推諉着不再喝了。
——“你老不要客氣，”主人說，“你老是軍人，軍人是能夠喝酒的。”
——“他不是軍人呢，”公冕對他說，“他本來是大學堂的先生。”
——“哦，怪不得總有幾分斯文氣象啦，”他說，“這酒是不醉人的，你老，不要緊，你老再喝一壺吧。”
說著便提起壺來替我斟酒，還說了一些菜不好的話，便退下去了。我索性又自斟自飲起來，把第二壺也喝得乾乾淨淨，足足怕喝了兩斤蔭酒，醉意可有七八分的光景。
把飯吃完了，公冕和我把錢包傾倒了出來，湊集了三塊錢，把來交給房主人。他推着不受，他說：“你老在替我們老百姓出死力，這點我們是應該孝敬的。”——在這些地方足見得當時的農民對於革命的信賴和歡迎。當時的革命軍比較上還有點紀律，而還沒有掌握着政權的所謂革命黨人在標語上、傳單上、乃至宣傳員們的口頭演說上，發行了無數不兌現的軍用票，如像“打倒貪官污吏”、“剷除苛捐雜稅”之類，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
我們在那一次不用說也賣了一下膏藥：“我們革命軍是不虧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東西總要付錢啦。”
把錢放在桌上，告辭着又走出去。仍然是我走在前頭，恩壽走在中間，公冕走在後邊。走不好遠，走到了那段全無掩蔽的地面來了。從對面有一大隊夫役挑着擔子走來，是送稀飯到前線去的。那些夫役沒有軍事上的人指揮，走得異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處和他們接了頭，轟充的一聲一個大炮打來了。這第一炮沒有打攏，離我們有八九尺遠的光景，落在了那乾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陣土煙，沒有爆發。
公冕在後面叫着：“大家趕快走，把隊伍隙開來，每人離過五尺遠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搶着往前走，對於他的命令如像馬耳東風。他又更加大聲地叫出第二次時，話還沒有說完，又是轟充的一聲飛到了。這第二炮又打過了一些，超過我們有五六尺遠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陣土煙，也沒有爆發。
夫役們更加忙亂起來了，我醉醺醺地向公冕叫着：“城牆上的炮手打得還不錯啦，只可惜那炮彈怕是劣貨madei
Japa
的。”
——“這兩炮都不錯，也怕是地面松的關係，要是爆發了，今天的犧牲是很不小的。”公冕這樣說。
夫役的一隊人把正中處走過了，我自己的尿意來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對着武昌城酒尿。尿正灑在中途的時候，又是轟充的一聲。這一炮正落在我背後的路上，爆發了；夫役的隊尾子混亂了一下。
——“這一炮大有進步啦，嚇！”我一面灑着尿，一面感嘆着。
隊伍把那段路已經走過了，連公冕和恩壽也一同踉蹌地退了轉去，只剩我一個人立在地里。
公冕立在後面的一座農家外面的草墩上向著我叫：“有人受了傷，快轉來，快轉來！”
我退轉去走不幾步，看見路上倒了一擔稀飯，路旁的番薯地里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兒呻喚。
我問他：“你受了傷嗎？”
他指着他的左腳的腳頸：“哎喲，吊那媽，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傷的伕子等着，回頭便去替他叫擔架來。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時，看見恩壽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喚，左腳的腳背在流着血。農家的人跑了好些出來圍着。
——“恩壽也受了傷嗎？那邊番薯地里還睡着一個呢。”
——“我已經叫同來的夫役們去叫擔架去了。恩壽也是不能走路的，怎麼辦呢？讓我回部去叫人來抬吧。”公冕這樣說。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說，“我們就在這兒找一扇門來，不可以抬回去嗎？”
公冕贊成了我的說法，結果是在農家裏找了一張楊妃椅，四腳朝天地翻過來，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就了一台擔架。
恩壽被移進了那架臨時擔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一八
九月三號和四號都沒有動作，只是敵人早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學是革命軍司令部，時常有大炮對着這個方向打來。因此在夜間是不準點燈的，有點燈的必要時都須得在燈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們所住宿着同時兼帶着辦公室的房間是在樓上最後的一排，背面的窗口正對着武昌城。在四號的晚上，在兩個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軍服來罩在馬燈上，我和胡公冕、朱代傑、李德謨幾個人在擬訂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軍去的政治工作人員名單。正在這時候，鐵羅尼顧問和紀德甫兩個人走進了來。他們和鄧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間空出了的講堂里的。
鐵羅尼是很有趣味的一個人。他雖然是騎兵將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知識是很正確而豐富的，而且還有文藝上的教養。他很喜歡詩，特別喜歡往年自殺了的俄國的薄命詩人葉賽寧。在行軍途中，他隨身帶着的一冊約先寧的詩集，有時我以紀德甫為介，請他把那清新的歌詠農村的詩，替我們在口頭上翻譯過。
大約因為我也是喜歡文藝，而且也特別喜歡詩的緣故，鐵羅尼和我很能相得。自從從廣東出發以來，一有閑暇，他每愛和我作個人談話。在那樣的時候自然總是靠着紀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們把名單擬訂，公冕和代傑拿着出去派人作準備的時候，我們又才談起話來。
鐵羅尼問我進了武昌城以後的工作步驟，我把預計着的梗概告訴了他，他特別注重對學生方面的宣傳。他說：“武昌的師範大學有不少的學生，那兒聽說是國家主義派的根據地，現在雖然是在暑假期中離開了學校，不久便要開學了，他們是又要轉來的，你用怎樣的理論來破除他們的國家主義？”
這個問題，我在半年以前還沒有到廣東的時候便曾經思索過的。因為在上海宣傳國家主義的人，如像“醒獅派”和“孤軍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學，有過半數和我相識。我知道他們有好些的確是有愛國熱誠的，他們是看到中國的積弱，總想用最良的方法來把中國強盛起來。他們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謂國家主義。“醒獅派”的人很籠統，他們的國家主義只是一種熱情，一種聲浪，更具體地說，只是所謂“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兩個口號。內的國賊是什麼，外的強權是什麼，怎樣去除，怎樣去抗，他們並沒有充分的素養來分析。雖然在曾琦口中也曾經提出過飛機潛航艇政策，但是可憐，他老先生卻沒有想到飛機和潛航艇不會從天飛下來，從海里浮出來的。他們對於經濟問題還沒有睜開眼睛，極簡單、極捷近、極可痛心的一個實證，每天呈在眼面前，他們都沒有見到，那便是他們的機關報《醒獅》用的正是洋紙！
“孤軍派”的人比較起“醒獅派”是要“醒”得一點。他們比較上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方案，主張恢復約法，主張裁兵，也特別把經濟問題提出來討論過。他們大體的傾向在擁護個人資本主義。這一批人大體上是日本留學生，所以他們更有一個具體的信念，便是要仿效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和中國一樣是經濟落後的國家，但自變法維新（便是由封建制度變成資本制度）以來不數十年，一躍而成為了世界第一級的強國。日本正好是中國的指路碑，日本人用那樣的方法強盛了，為什麼中國不能夠？——這個提示正是他們和一切的常識家所共同具有的根本信條，他們是相信中國一定能夠。但其實這兒正是一個問題，問題便是：日本人用那樣的方法強盛了，為什麼中國不能夠？
中國人要效法日本——這是中東之戰以來的中國的國是。自甲午以來中國送到日本去的留學生，沒有詳細的統計，我想至少總在三四十萬以上，就是我們自己便是由這種國是中所產生出的一個世代。但我們效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效法日本其實是間接效法歐美，更具體地說，便是在暗默間想怎樣來把中國數千年沉滯着的封建社會轉化為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除派遣留日學生之外，派遣到歐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個總數和留日學生也會是不相上下的。但那仿效的結果又是怎樣呢？
中國人效法歐美，事實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歐美以前。舉出些簡單的例子吧。日本耶教徒的《聖經》是從漢譯本重譯過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時代乃至大正時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國鄺氏著的《英文熟語辭典》！然而這個情形在四五十年後恰恰顛倒了，中國人甚至要採用日本人編著的中國史了。
問題的面貌在這兒更加顯明了起來，便是日本人效法歐美成了功，為什麼中國不能夠？
我的答案很簡單：日本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為有地大物博的中國替它做了擋箭牌。歐洲的資本主義侵入東方來，日本是同樣受着患害的。但那個已經人滿為患的幾個日本島子，在歐美人看來，比較起中國自然是沒有多麼大的殖民價值。因而在資本主義的進軍向著中國萬箭齊射的時候，日本人便在這短時期內培植成了自己的資本主義。中國要仿效日本，想在今後成為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國更好的殖民地來緩和歐美的以及日本的資本主義的進攻，就如像日本有中國替它做了擋箭牌的一樣。然而這個條件已經是無法具備的了。中國今後要想成為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國主義者在火星或者別的星球上發現了廣大而有價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這樣的意見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敵人的炮火轟擊之下，對着鐵羅尼談出，他很表示贊成。他說：“土耳其近年的國權運動的成功也有同樣的意義，便是近東問題已經解化成遠東問題了。”
——“土耳其的外觀上的成功，英法帝國主義的援助不是最大的原因嗎？”我多少帶着反駁的意思這樣說，“意思不是在掣肘蘇聯嗎？”
——“那是自然，”鐵羅尼說，“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於英美帝國主義的援助那樣，那時又是在掣肘沙皇時代的俄國。日本假如沒有日英同盟的掩護，恐怕它的成功也沒有那樣的快。不過根本還是中國做了烏龜。”
烏龜這個表現我起初沒有懂到他的用意，覺得有點奇怪。我又問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說的神道碑下的贔屭。那在行軍途次他是看見過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來。不錯，我們的背上的確馱着很大的神道碑，碑上刻寫着有舊時代的殘骸“軍閥”和“官僚”，在那上面更狼藉着無數的帝國主義者的商標。
話正談得高興，突然有一聲大炮落得很近，而且爆發了。室外起了一番嘩噪的聲音。
代傑走了進來，說：“大炮落在圍牆的外邊，打破了一隻牆角。”
接着又有人來傳達嚴密熄燈的命令。鐵羅尼和紀德甫便起身告辭，拿着手電一開一閉地從廊道中間向前面的講堂里走去了。
一九
五號晚上又決定了要去大規模地爬城。南湖附近農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已經徵發乾淨了，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鑒於前一次去遲了，遭了失敗，這一次不能不早些動手。在四號下午便已經派人到咸寧附近去徵發。主持其事的仍然是總政治部。五號上午已經有梯子絡續送來，堆積在南操場上，大家又來從事綁紮。紮好了的便抬到學校門外去停積着。
這一次的梯數比前一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斷斷續續地送來的，因此綁紮的工事便很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軍所挑拔出來的混成敢死隊在南操場齊集的時候，還剩下好些梯子沒曾綁好。操場上沒有可以工作的餘地了，大家把那還沒有綁好的梯子都抬到校門外去，又在那兒繼續着工作。
天已經黑下來了，全靠着幾盞馬燈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適逢其會有好幾盞馬燈的洋油都點盡了，燈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氣。總司令部裏面是有燈油施發所的，洋油盡了可以到那兒去取。在場的人們沒有人知道那施發所的所在，替他們說出地址來時，但那大學的內部大家也不熟悉。於是我自己便把馬燈收集起來，左右兩隻手各提了三四盞走進施發所去討油。進去時燈光是很幽晦的，倒沒有感覺着什麼，出來時因為油份充足，燈光倍加明亮，左右兩手各提着三四盞，自己都覺得好像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飛起來的一樣。走到校門口恰好碰着一群軍事上的將官們迎頭走來，有幾位俄顧問參在裏面。陳銘樞和張發奎在最前頭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沒有打招呼。在那一群人的後部有一位年輕的軍官，臉色白皙而清秀，身材長而細，他招呼着我：
——“哼，你這傢伙，點起那多亮真好玩啦！”
話中含蓄着責備的語氣。他沒等我的回話說出，又把從扎梯處跑來的鄧主任拉着了。
——“喂，擇生，這位尊駕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寶貝吧？”一面說，一面把我指着。
——“怎麼？”擇生驚訝着回問他。
——“毫沒有軍事的常識！在敵人面前點着那麼多的燈，好做炮靶子啦！”
——“你真神經過敏，”擇生回答他，“那一座大學堂在背後擋着，敵人會有千里眼看見這些燈光？”
那軍官沒再說什麼，匆匆跟着前面的人走進去了。擇生也跟着進去了。
在混成隊出來就道的時候，所有的梯子也剛好綁完，部署是和前次的辦法一樣，只是人更多，氣象更加悲壯。
剛才的那一群軍官們又走出來了，擇生和鐵羅尼也在裏面。
剛才責罵過我的那位年輕的軍官呈着笑容走來向我拉手。
他說：“剛才得罪了，我是黃琪翔。”
黃在那時還是張發奎部下的團長，在軍中有美男子的稱譽，但我們還不曾見過面。
我也笑着和他拉了手。
擇生和我拉了手，鐵羅尼和我拉了手，其他相熟的人也和我拉了手，最後是紀德甫走來。
德甫自來是少說話的，從廣東出發以來，尤其是自長沙出發以來的這些天，我們雖然時常在一道，他和我竟直可以說沒有直接談過一次話。他的身材高長而瘦削，面孔也瘦削而帶黃色，但也不是病態，年紀只有二十五六歲，青春依然還留存在他的一切的態度里。他穿的依然還是從汨羅以來的那件黃色的布軍服，到了武昌以來連換洗的時候都還沒有。他除背着圖囊和皮帶之外還背着一桿駁殼槍。
他和我拉手，拉得特別用力。他說：“今晚上我們無論怎樣是要打進城的，打不進城我不回來見你了！”
他是說得很爽快的，我回答得也很爽快：“哪要你回來？我們明天趕上來相見。”
在那時候誰都相信當晚一定會打進城的，雖然免不了是有不小的犧牲。混成隊中的士兵們有的自然也在吐着怨言，但大多數在沉默之中含蓄着必勝的勇氣。他們的路似乎只有兩條：不是死在武昌城下，便是活進武昌城內。他們每個人雖然都有金錢上的犒賞（數目我不記得的），但那不足以污損他們的英勇。因為獻身的精神，敢死的氣魄，終不是金錢可以買得來的。
我們彼此拉了手之後，指揮敢死隊的軍事上的人們向那深不可測的、和死境似乎並無區別的黑暗中消去了。
二〇
誰都想到在五號的夜裏一定可以攻進城，當晚留守着的人，特別是政治部，要準備第二天進城的工作，大家都沒有睡覺。
敢死隊出發後有兩個鐘頭的光景，炮火的聲音特別地猛烈起來，想見戰鬥是異常的激烈。炮火的聲音一直到天快見亮的時候才漸漸衰竭了。在那時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我軍已經攻進了武昌，正在城裏巷戰。進城的門道有的說是賓陽門，有的說是通湘門，有的又說是武勝門。先進城的軍隊有的說是第四軍，有的說是第八軍，又有的說是第一軍。消息雖然有各種的歧異，但是在已經攻進了城的一點上是一致着的。
每來一次消息，大家都要狂喜一次，但一根究起那消息的來源時又多是渺茫無着的。我們希望着擇生從前線上會有什麼確實的消息送來，但是始終沒有。消息傳來得很頻繁，蓋然性也逐次地增加，我叫胡公冕到前面的總司令部去問過兩次。第一次他回來的報告是：會着了白參謀長，講那攻進了城的消息是有的，但還沒有得到前方來的確報。第二次他是見到了總司令，說他正在和前線打電話，說的確是攻進了城，是第一軍的第六團，由武勝門攻進的，大約賓陽門在現在也已經攻破了。
得到了這第二次的報告，自然是再無可懷疑了。政治部的全部是已經把出發的事情準備好了的，便頓時在南操場內整起隊來，時候是七點多鐘。在要出發的時候，我自己又親自跑向總司令部去，正待上樓，碰着了已經任命為湖北財政廳長的陳公博由樓上下來。他先對我說，武昌的確攻破了，他也要立刻進城去。
我聽了他的話便也沒有再上樓去，折回南操場，讓部隊出發。
胡公冕騎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馬走在最前頭，領率着宣傳大隊。其次是我和代傑、德謨諸人領率着政治部的全體人員。政治部的兩面大旗是由兩位宣傳員在前頭打着的。
走出了文科大學的校門大家都很有點威風。特別是那騎在馬上的胡公冕，儼然像是一名凱旋將軍一樣。
路上不斷地有逃難的人挑着家什行李跑來，看見我們威風凜凜地在向著城走，都遠遠地便把擔子放下了。我們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要逃難，城已經攻破了。”他們聽見我們這樣說，有的便立刻又挑起擔子轉向城一邊走。
走到了那要分路的三岔路口上來了。那兒有三條路，向直走是通通湘門，左手是朝保安門走，右手是朝洪山走的。在那兒又遇着了陳公博，他騎在一匹皂驪馬上正在躊躕。向直走自然很捷近，但那兒異常的慘淡，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他決定朝左手走，我們是朝右手，覺得由賓陽門攻進更要可靠一點。
向右手走不好遠，便要走到那段全無掩蔽的地面上來。公冕的那匹青馬本來是沒有經過訓練，也沒有見過仗火的凡馬。但那傢伙的神經似乎比人還要敏感，一要走上那段地面時它便啰唣起來。無論怎樣鞭策它，它都不肯走，甚且人立了起來。終竟使我們的胡大元帥不能不趕快從馬背上跳下。走在最前頭的馬，讓馬夫拉在最後頭去了。
大家走上了那段土面。
天氣是很晴朗的。自從在八月三十一號的晚上下過一次暴雨之後，接連着好幾天都是晴天。地面乾燥得就和沙漠一樣。武昌城遠遠地在陽炎中橫陳着，腳根是看不見的，白蒙蒙地好像是一座蜃氣樓。
剛剛走到那段地面的正中處，我正向旁邊的德謨指點着說：“我們前天捱大炮的地點便是在這兒了。”話還沒有十分落腳，忽然地，乓的一聲，炮彈剛好落在隊伍的中間不及三尺遠的光景。地里起了一陣土煙，部隊裏也起了一陣人煙。炮彈沒有爆裂，隊伍卻是爆裂了。沒有經過訓練、沒有見過仗火的人，無論平常是怎樣的熱心，怎樣的誇口，一到臨場便是要露出馬腳。政治部的好些勇士們聽見了一聲大炮，便駭得雞飛狗跳起來。有的把手裏拿着的標語和傳單統統拋棄了，有的駭得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有一位四川人姓曾的，駭得當場便吐了一口血，把腰勁駭軟了，幾乎連路都不能再走了。
接着又來了兩聲大炮，都打得很準確。但都要感謝那騙錢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把些不中用的廢彈賣給了中國的軍閥，一個二個都沒有開花。而我們總政治部的好些不打便開花的大炮們，要收拾起來走過那段危險地面，真是很費了力氣。
走到有掩蔽的地方了。公冕很讚歎地對我說：“敵人還不錯，城裏在巷戰，公然還有這樣的鎮靜。”
——“怕有點靠不住吧，”我懷疑了起來，我是不相信敵人會有那樣的鎮靜的。“進城的消息真是老總親自對你講的嗎？”
——“是的啦，是他親自對我講的。”公冕很堅決地肯定着。
——“我怕他也是受了騙。”我這樣說，一種誑報軍情和冒功圖賞的那類卑劣事迹，在我的腦中浮泛了起來。
搬家逃難的人是絡續不絕的。從前線上也時而有散兵下來，抓着他們詰問時，都不知道有攻進了城的那麼一回事。由種種情形的歸納，覺得那個消息是很可疑的。我便把部隊的進行中止了，由我和公冕和幾位願意同行的同志往前線去探聽，待把消息探聽的確了，再定行止。
二一
我們走到離洪山不遠的地方，從對面有一架擔架抬來，後面有一位背着駁殼槍的護兵跟隨着。
擔架愈見抬攏來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雨衣把面孔遮蓋着的。在黃色的馬褲上裹着黑皮腿套，兩腳長伸着沒動。我的注意力是完全集中在擔架上的，我想到那負傷的一定是一位官長。
當那擔架從我們的身旁擦身過的時候，那後面跟隨着的一名護兵突然叫着我：
——“秘書長！主任……”
那人原來就是鄧主任的護兵楊異，我大大地吃了一驚，連忙問着：“主任怎樣？受了傷嗎？”
——“無系，系……”
我沒等他把話說完，由那服裝已經喚起了我的記憶和判斷。我已經知道了那擔架上的人是誰了。連忙跑到擔架旁邊去，揭開那蓋着面孔的雨衣來看，紀德甫的面孔現了出來。兩隻眼睛睜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黃色的臉色轉化成了蒼白色。嘴是隙着的。在我們學過醫、看慣了死屍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經死了。眼淚頓時在我眼裏鼓盪了起來。
——“主任有信。”楊異從自己的懷中取出了一封信來給我，是擇生寫給我的。信是寫在抄本的一頁上扯下來的，那誠懇而簡單的幾行文字至今還一字不易地留在我的腦里。
××同志：
攻城計劃仍歸水泡，敵人尚在頑強抵抗。德甫同志於今晨正七時陣亡於賓陽門外長春觀內，哀痛至極。後事望兄從厚料理。
Ye
daDe
七時四十分於長春觀
擇生的署名是慣愛把自己的名姓用德文字母寫成“演達·鄧”的，他這幾行手書就像一股電氣一樣，一霎時使當場的同志們都嚴肅了起來，有好一陣大家都沒有聲息。
攻進了武昌城的消息不用說完全是假造的。因為誰都相信當晚的夜襲一定可以攻進城，而先攻進城的部隊在論功行賞上自會掌握武昌乃至湖北全省的統制權，這便構成了那假造情報的動機和目的。但是為這種小小的陰謀所欺騙了的不愉快，卻為紀德甫之戰死所喚起的嚴肅而悲壯的感情，所鎮壓着了。大家在默默地佇立了一會之後，又只得回到全體的部員們所等待着的地方，叫把旗幟卷了起來，把隊伍分散開，三三五五地折回南湖。敵人的炮手，大約也是因為有城牆的保護完全恢復了他們的鎮靜，在人少的時候他們是不肯開炮的。一些成了驚弓之鳥的部員們，算也誠惶誠恐地、先後把那段危險的地面通過了。
走回南湖的途中，楊異用他那很難懂的廣東話把晚上夜襲的情形告訴了我。話雖難懂，但也得到了一個梗概。
敢死隊有一部分人是到達了城下，而且有少數的人是爬上了城牆的。但是敵人也早有防備。遠處的用機關槍掃擊，近處的用手榴彈投擲。爬上了城的人因為眾寡不敵，都被打下了城來。其中有一位曹連長，爬上了城，也被敵人打下了。他的部下為去搶回他的屍首，死傷的很不少。
鄧主任的馬也被打死了。他們在前線上督隊，一個子彈打來，端正地打中了馬的腦殼。那子彈從鄧主任的左脅下穿過，軍服的袖子打穿了一個洞。人沒有受傷，馬是頓時倒了。
清早他們退到了長春觀。那兒的地方高，和城牆的一角幾乎在同一個水平上，和城牆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遠的光景。他們就躲在那土牆背後，用駁殼槍和城上的敵人對打。把頭伸出牆頭去，打一槍立刻又縮下牆來。敵人也曉得這邊是有人埋伏着的，用着機關槍對準掃射，但都沒有把牆打穿。打進了園子裏的槍彈，真是就和雨點一樣。這邊不應戰，敵人也把槍准掉過了方向，不再對準着這邊。但你一伸出頭去打得幾槍，他們又來向你下一陣子彈雨。就這樣來複了好幾次。最後一次是紀德甫把頭伸出去探看外面的形勢，正回過頭來報告坐在牆腳下的鄧主任和鐵羅尼的時候，突然地有槍彈打中了什麼的聲音：他立地便要朝地下倒。鄧主任趕快把他扶着，曉得他是受了傷，順着勢子把他放橫在地上。
鄧主任和鐵羅尼都來關照他，他用很低微的聲音說：“我不要緊，請你們留心着敵人。”他就只這樣說了這一句話，以後便沒有聲息了。
毫無虛飾的楊異斷斷續續地把這些情形告訴了我。我聽着他那木訥而低抑的聲音，看着他那勞瘁了一夜而氣色很沉悶的相貌，曉得他的內心是虔誠地在替德甫哀悼着的。特別是德甫臨終的那句話，很打動了他，他向著我反覆了兩三遍。一個人臨到了死的關頭，完全忘卻了自我的存在，而顧慮着同在患難中的友人。——在這種精神的面前是誰個也會低頭的。更何況楊昇是和他同處在一個死地的人，在他那樸素的心中，和山裏的溪泉一樣沒有什麼渣滓和塵埃夾雜着的心中，自然是會有更清澄更透徹的印象。
——“我不要緊，請你們留心着敵人。”
二二
紀德甫的屍首抬回了南湖文科大學，停放在臨着南操場的樓上的一間講堂里。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置辦棺木和衣衾，另一方面得着幾位部員和勤務兵的幫助，把他身上的軍服解開來了，檢驗他的傷痕。
槍彈是從後頭骨的左側打進去的，從後頸窩下穿出；又從右肩打進胸部，由肩腫骨的右側穿出；最後又打穿了右側大腿的右側的皮部。子彈的余勢已盡，籠在軍褲裏面熔斷成了三個顆粒，連布制的軍褲都沒有打穿。
就這樣一槍貫穿了三處。頭部和胸部的都是致命傷。血流得不多，但那內部的出血不用說是很厲害的。
接着又檢查他隨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類之外，手上有一隻手錶，衣包里有一個錢包。那個錢包是皮製的，已經很舊了，當著眾人面前我替他打開來。從那裏面取出的內容是：兩個銅板和兩張當票。當票是廣東的當鋪所開的，寫的是很奇怪的字，不知道那所當的是什麼物品。但照我的推想說來，怕只是被條和書籍之類，因為出發時不能隨身帶走，所以才採取了那樣的辦法，交給了當鋪。
“兩個銅板”——這層或者有人要懷疑，以為我是在有意地誇張。其實這倒是不足怪的，自廣東出發以後直到武昌城下，沒有正式地發過薪水。（自然，假如有需要，是隨時可以向財政股支用的。）每天吃着公家的伙食，在行軍中誰也不感覺有什麼用費，所以德甫的錢包里也就只有那樣的一點財產。不過這也可以表示他的淡泊。我是在努力寫着實話，毫無意思做小說。假如我要做小說，在這兒也正好誇張一下，可以替他編出一部日記或者編些信札出來。為投滿臉騷瘡的年輕的男士或女士的嗜好，或者還可以編出幾封戀愛的書信。但那是無聊到萬分的，那樣只會污辱了我們的德甫。
德甫的錢包我是交給了德謨他們替他保管着，那下落是怎樣我不知道。只有那斷成了三個顆粒的槍彈，我是把來當成紀念品保存着的。但在第二年的八月，我在江西的德安遇着危難的時候，我的一口皮箱遭了搶劫。那個貴重的紀念品，和着好些重要的資料，一齊遺失了。
在那天的午後，棺木和衣衾都採辦了回來，德甫便立即收殮了。我因為工作忙，沒有臨場。收殮后的棺木是暫時停寄在學校後庭的一個庫房裏面的。
在那天午後還做了些什麼工作，我現在全無記憶了。只記得夜裏我睡在床上做過幾首哀悼德甫的詩，我現在把它們記錄在這兒。
一棺蓋定壯圖空，身後蕭條兩板銅。
沉毅如君偏不祿，人間何處吊英雄？
回思夜襲臨歧語：不破堅城矢不歸！
今日成屍橫馬革，難禁清淚滴君衣。
患難相隨自汨羅，陣中風露飽經過。
人生自古誰無死？死到如君總不磨。
一彈穿頭復貫胸，成仁心事底從容。
賓陽門外長春觀，留待千秋史管彤。
第二天清早七點鐘，在要把德甫的靈柩送到鄰近的寺院裏去停寄之前，政治部全體人員連同勤務兵，都聚集在後庭的那座小庫房前面為他展吊。小屋是磚砌的，就和汽車的格納庫一樣，前面的門敞開着。因為天氣熱，棺材下已經有血水流出，同時也有臭味了。這樣的情景尤其是觸動哀感。
由胡公冕贊禮，大家在棺前沉默了五分鐘之後，組織股長的李鶴齡報告德甫的履歷。大意說他是山東人，在中學畢業后便到蘇俄留學，留學期間不長，為中國的革命所迫提前回了國。但他是很努力的，他的俄語程度和理論水平已經可以有把握地作政治上的談話和翻譯了。他是共產黨員，是在莫斯科加入的。但他的家世是怎樣，他是怎樣到的俄國，他是山東那一縣的人，我現在都不記得。
接着是鄧主任代表政治部全體的人致哀詞，報告了他陣亡時的情況。接着是俄顧問鐵羅尼用法國話致哀詞，由鶴齡替他翻譯。
鐵羅尼的確是很悲哀的。他一面演說，一面流着眼淚。他說：革命陣營里失掉了一位很忠勇的同志，同時他也失掉了一位很好的伴侶。他平時對於他太生疏了，對他沒有充分的認識，他自己是很失悔的。
他的失悔很明顯地有一部分是表現在他的眼淚里的，鐵羅尼本是一位富有浪漫性的詩人，他是由於他的浪漫的熱情而成為了革命家。他喜歡幽默，喜歡詩歌，喜歡在規律的生活之外作些餘興。但是紀德甫的性格卻恰恰和他相反。德甫是很寡默的，平常除必要的談話之外，連開口的機會都很少。從廣東出發以來和他共同了兩個月的生活，我是很少看見過他有發笑的機會的。因此他們兩人在平時便不很投合，鐵羅尼早有換掉他的意思，德甫也很想調換工作。但是德甫的莊嚴的一死把鐵羅尼對於他的感情完全改變了。
二三
自從紀德甫死後，武昌城下的軍事行動沒有怎樣的進展。爬城的計劃失敗了兩次，犧牲了好些同志，以後便沒有再行採用了。在兩三天後大家所系望着的飛機由俄國同志的操縱從廣東飛了來，但那飛機並不是轟炸機，也沒有炸彈，只在武昌城上空把通常的手榴彈投了兩次，散了幾次傳單，結果只是把敵人恐駭了一下。
這兒卻有一個小小的插話。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手榴彈，有一顆是把武昌美術師範學校打中了的，並且還打中了一位知名的藝術評論家華林。華林當時在那兒教書，也就在那兒寄宿，那炸彈的破片打傷了他的足趾。他為此受了一些痛苦。後來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後，對於革命軍曾經加以詛咒，而那詛咒的余沫更曾經飛濺到我的身上來過。
我現在把這段插話寫在這兒，倒也並不是心存報復地要來奚落華林先生，我是想請他做一個活的證人，證明飛機投過炸彈的事情是實。而且更希望他為我們提供出些資料來，他在武昌城裏過過四十天的籠城生活，像他那樣有文筆的人，最好把那段生活記錄出來，寫一部“武昌城內”。
飛機的威駭沒有用處，繼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護的地方打地道通到武昌城下去。這樣的工作不免要曠日持久，武昌城外的革命軍便只有採取着待命的形勢把武昌包圍着。
到了八號，因為漢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緊，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漢口採辦，非得有機關在漢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決定了在漢口設立辦事處。起初本是擬訂由朱代傑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準備都已經停當了的晚上，擇生又來找着我說：漢口的事情還是要我去主持才行。於是預備好了的規模又不能不改變一下，代傑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選了二三十名精悍的同志，帶了十名警衛兵，在九號清早向白沙洲出發。這一行人中，代傑、鶴齡、德謨和我，便是核心人物。
到了白沙洲時，暫時駐紮在那兒的武聖廟裏，因為所要搭乘的小火輪要載第八軍的軍火，一時很不容易載齊。中飯是在那兒用的。由白沙洲渡過鸚鵡洲時天色已經黃昏，再從漢陽城外走過時更已經黑下來了，便點起了馬燈照着走路。這個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敵人自然是看見了，隔着江便不斷地有槍炮射來。槍聲和炮聲在夜氣中響得更加透徹，但是卻沒有一個子彈打中。
漢水上面是搭着浮橋的，由那浮橋渡過寶慶碼頭時，馬燈的光映在水中，水是異常的清淺。渡過漢口后當晚在旅店裏過了一夜，和前兩天派來的人接了頭。在第二天，十號的清早，才搬進了設在後城馬路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里的辦事處去。
公司是有四層樓的西式建築，樓下正中是大門，左側是公司的門市，右側是銀行式的一個大廳，那兒在前做過銀行。在軍事期中是做着逆軍的軍需處的。樓上是舊勢力的俱樂部，因此便被認為準逆產，由我們所派來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對於公司的營業沒有加以妨害的範圍內，我們把樓上樓下非公司的部分都佔據了起來。樓下銀行式的大廳便成為了總政治部的辦公廳。左側前面當門的一隅有一間小室，便作為了主任室，主要的幾個人便聚集在這兒。我自己是時常在這間小室中的一尊沙發上過夜的。
當時的漢口還是舊勢力潛伏着的巢穴。吳佩孚逃走後還不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他會捲土重來。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都還沒有開市，各種報紙也都還是沒改換舊時的論調。劉佐龍所領率的鄂軍集中在那兒。劉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號，隱隱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對於南北兩方都採取着不即不離的態度。此外，還有好些新附的軍隊，那在名義上雖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實質上是形同敵國。我們跳進這樣的環境裏去，所負的使命便是要擴充革命的認識和革命的氣勢，來鎮壓周圍的敵人。
我們開始把報界拉在手裏，封了兩家很反動的報館。同時組織了一個新聞檢查委員會，所有的報紙都要經過我們的檢閱才能夠發行。民眾團體的組織加緊地進行，各種工會有組織的公開強化了起來，無組織的便重新加以組織。甚至如像省市黨部的公開都是在我們的掩護之下成全了的。
就這樣聚精會神地幹了一個禮拜，各種宣傳機關都拉在了手裏。有一種美國人辦的新聞也被我們把它拉了來。民眾團體逐漸地產生，民氣高漲了起來，漢口的市面便頓然改了舊觀。我們自己在這幾天中所過的生活要算是最緊張、最有趣味的生活，晚上睡覺的時間很少，多不過三四個鐘頭，甚至連熬幾個穿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這樣自以為痛快的時候，卻於不識不知之間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二四
在移到了漢口的第五天，碼頭工會的工友們把一位著名的工賊郭聘伯逮捕了來，這人在一年後的武漢政府時代是槍斃了的。最初送到部里來的時候，部里的同志們便主張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規定上政治部並沒有殺人的權柄，我便決定暫時把他扣留起來；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鄧主任請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狀和我們主張槍決以鎮壓反革命勢力的意思。
犯人送來時是清早，待到傍晚時分，突然有一營人的隊伍開到了政治部的門前，對着政治部陣列着。照那服裝看來，知道是劉佐龍部下的隊伍。這是犯人的黨羽去慫恿了劉佐龍，要他用威駭的手段來把犯人奪回去的。部里的人不免有些驚惶，因為我們自己的武裝力量就只有十名警衛兵，每次派兩名在大門外輪流守衛。這十人的力量無論怎樣是不能和那一營人抵擋的。我自己也隱隱地懷着不安，但我想到那來的人不會便有膽量動作。他們不過是來向我們示威，我們卻也不好向他們示弱。我壯着膽子叫人去傳那營長。那營長卻很恭順，他一個人走了進來。我在主任室傳見了他。那是一位將近五十的人，瘦削的臉上滿臉都帶着煙屎，嘴上有點稀疏的八字鬍須，身材也不高，穿的是臃腫的北洋軍服。
我先開口問他：“你們來是什麼意思？”
他有點狐疑不定的神氣，吃格着說：“我們不知道貴台是什麼機關。”
——“什麼機關？”我反應了一聲，“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
——“是，是。”他愈見地恭順起來。
——“你們來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又逼着問他。
——“聽說貴部……唉……逮捕了人。”他囁嚅着說。
——“逮捕了人怎麼樣？”我沒等他說完又搶着詰問他，“你是來要人的嗎？”
——“不，不，不，不是那樣，”他連連地把兩手舉起來擺着，“因為外邊有不好的風聲，我們是奉了上台的命令來……來……保護貴部的。”
我聽他說出了這樣的話，幾乎忍不住要發出笑來。我也把我的態度漸漸地緩和了。
——“多謝你們的好意。但我們自己有警衛隊，就有什麼動靜，我們自己是能夠對付的。你們的軍隊不好這樣輕易地調動，反而要惹出不妥當的風聲。我請你從速把你的隊伍調回去。”
那營長誠惶誠恐地便告辭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轉——走！”的號令聲，那開來的隊伍又從原路開回去了。
就好像是串演了一場空城計，在營長的司馬懿走了之後，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場。
但就在營長退去后不上二十分鐘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請示的人回來了，帶來的鄧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我為然。他說我們政治部沒有捕人殺人之權，在目前革命勢力還沒有鞏固的時分，尤其是不可任性動作。他叫我們把犯人嚴加看管着，再聽候發落。
我得到他的來示自然不很滿意；但我也私自慶幸，因為我慎重地請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夠先意承旨地體貼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準殺，誰還敢妄殺呢？一場高興不用說已經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還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負號來。
第二天清早，武昌方面又派了人來傳達鄧主任的命令，叫我把郭聘伯立即解過武昌。這個命令是表示着對於我們的絕對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們嚴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們解過武昌。他怕我們不遵守他的命令，會要任性槍斃的。我自己很不瞭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捕殺一名罪惡昭著的工賊會有這樣的嚴重。在我的意思，初到漢口來，在革命勢力還未鞏固的時候，正好雷厲風行地做些行動出來示威，藉此也可以收攬民心；然而上司的見解和我們的卻是正相反對。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時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漢口送往武昌卻不是輕易的事情。萬一路上有了差池，誰好擔待呢？於是又只得把十名警衛兵，留下兩名在門外站哨之外，統統派遣去，護送着郭聘伯老爺過江。門衛的換班暫時也只好用勤務兵來假充了。
二五
事實是這樣。在我們的請示到達武昌之前，郭聘伯的神通已經先到了彼岸。他的黨羽在總司令部告了狀，說碼頭工會的人任意捕人。這個消息把武昌方面的軍事中樞歆動了一下，就在第二天便由總司令部出過一張佈告，對於民眾團體任意捕人的事嚴加禁止。一有我的請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經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們又主張槍決。這是很把鄧主任作難了一下的。他還有更嚴厲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我的請示還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過江去了。
事情只是這樣的結束，在我雖是覺得不甚痛快一點，但也沒有什麼，因為逮捕的下手人並不是我們。我們雖主張槍斃，但僅僅是一個主張，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請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條江水，鄧主任對於我們的誤解卻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在十八號的晚上那時在總司令部秘書處擔任着工作的蔣先雲給朱代傑寫了一封信來，就為處理郭聘伯的事責備他們不懂策略，辦事太幼稚，同時敘及鄧擇生向他訴苦，說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說是我們幾個四川人有點跡近把持，不應該在部中激成了廣東派和四川派的對立。
這個非難真是有點像晴空霹靂，而且對於我們幾個人也可以說是頂門一針。我們幾個——代傑、鶴齡、德謨和我——太不湊巧地都是四川人，又都佔着重要的位置，但我們並不是有意識地團結攏來的。代傑是政治部的元老，他起初擔任着庶務科長，後來在要出發的時候因為我加入了宣傳科，又兼帶了行營秘書長的職務，他便以輔助我的意義，改為了宣傳科的副科長。——這個名目都是臨時定出的。組織股長的鶴齡本是黃埔軍校的教官，在出發的前一天才轉過政治部來。德謨入政治部比代傑稍後一些，他一直在擔任着秘書。我們幾個人都是個別地進的部。我在上海時雖和德謨相識，但並沒有怎樣的深交；代傑和鶴齡更是到了廣東后才認識的。就這樣完全是偶然集合的我們，在拚命做着工作，連自己的性命都是置諸度外的時候，不料才激起了同人中的黨派觀念。在代傑、鶴齡諸人都很灰心，而在我自己尤其是憤慨。我自信自廣東出發以來是很能遵守紀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不辭勞苦地幹了兩個月，卻落得了一個感情家的評語，我心裏真是不舒服。而這個評語不是擇生直接向我說出，而是間接的訴苦，尤其是使我難耐。像這樣羊頭狗肉的革命工作，我決心不再幹了。當晚便寫就了一封辭職的信，請另簡適當的人來負責。在第二天清早的一早便派人送過了江去。
十九號下午擇生過江來了。到了政治部時已經是晚上，我迴避着他沒有直接和他談話。他在主任室里和代傑諸人談論了足足兩個鐘頭，談話的內容我沒有過問。
二十號清早還在六點鐘以前，擇生派了人來把我請到他留宿着的旅館裏，那是同在後城馬路，離煙草公司不遠。
我穿着便衣走進他的房間裏去，他已經把軍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們在一張方桌旁坐下了。
擇生帶着一個愁蹙而又含着怒氣的面孔問我：“你是在鬥氣，還是認真要不幹的？”
——“兩來都是，”我索性不客氣地回答着，“氣也要斗，職也要辭。”
在平常我們對他是很客氣的，因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說的話都是絕對的命令，我們是只有唯唯聽從的。這一次他看見我的態度反常，他就好像吞了一口熱湯，悶了一下，有好一會沒有說話。
——“在現在革命的工作異常緊張的時候你要辭職，你這不是反革命嗎？”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無論做什麼事情，一樣可以革命。”
——“你打算要到什麼地方？”
——“打算到上海。”
——“目前在孫傳芳統治之下你能夠去嗎？去了你有什麼事情好做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腦袋子已經不會在頸子上的。”
——“那倒痛快些，像目前這樣的半死不活，羊頭狗肉的革命，真是吃不消。”
擇生又沉悶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緩和地說：“你對於革命的現狀究竟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滿意便是萬事都講‘策略’。目前革命的勝利只有軍事上的勝利，政治上是絲毫也沒有表現的。像我們政治部對於民眾發出了許多的口號，但是一點也不能兌現。軍事上的勝利一半是得到民眾的幫助，但是對於民眾的迫切要求，我們卻萬事都講‘策略’。我們對於舊時代的支配勢力太顧忌，太妥協了。結果民眾是受了欺騙，我們自己會轉化成舊勢力的繼承者。所謂革命只是一場騙局。”
我這樣抽像地說了一遍之後，又舉出了些事實來證明，同時也提到郭聘伯的逮捕這件事情來。我說：“為愛全一位著名的工賊，而失掉幾萬工人群眾的信賴，這樣的‘策略’我真是不懂。”
擇生說：“你的見解是很正確的，但是實際上是舊社會的力量太大，我們的力量太弱。我們革命軍的內部便有極大的舊勢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說不出來的苦處的。總之，我們和衷共濟地緩緩地做去吧。凡是關於政治部內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老總不久要向江西出發，他希望着你去，但我們都委婉地謝卻了。武漢的工作無論怎樣是不能離開你的，我已經派了黨務科長季剛去江西。你無論如何應該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幹下去。我說你是感情家，並不是罵你的意思，革命家沒有強烈的感情是不能夠革命的。不過在目前，對內對外的策略都是應該講的，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還有部內分出了黨派的話，是有少數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無那樣的成見的。我也相信你們決不是那樣腐敗的封建餘孽。”
他誠懇地這樣說著，說得快要流出眼淚來的樣子，我為他的誠懇卻不免打動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緩和了下來。
他最後又嚴重地下出一個結論：“總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夠離開這兒的。就是代傑、鶴齡、德謨，都不許有一個人離開！你們離開了，政治部只好垮台。”
他說的話委實也是實際情形。在當時一切工作計劃是由代傑經手，一切來往文電是由德謨經手，鶴齡是長於演說的人，並且又通英、法兩國的語言，所以對外的宣傳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擔任的。他們三個人的確是一尊寶鼎的三根柱腳，我不過是代替着擇生總成其事而已。他們三個人要走了一個，政治部的事情一定會辦不動。又假使我走了，他們的興趣也是會減少的。我本來有一多半是鬧着感情，聽了擇生的一席話把氣平了下來，只好答應他又維持下去。
那一整天擇生都留在漢口，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過江去了。
但在夜間在主任室的辦公桌上我找出了一張寫了幾行沒有寫完的信箋，是擇生寫給廣東的留守主任孫炳文的。信里有這樣的話：“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們的氣難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戰死。……”
二六
九月下旬，總司令部終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戰事的中心已移到江西。總政治部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來歸附的軍隊很多，凡是有來歸附的軍隊，他們最先所請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員。所謂政治工作在當時的舊軍閥們看來，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樣，是成為了革命軍的必要的徽章。他們並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軍和北軍在組織上的重要的不同處便是在這種工作的有無。有了這種組織的南軍打了勝仗，就覺得這種東西是使軍隊強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個時代的寵兒。各方面來歸附的軍隊既多，所派遣到各處去的工作人員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帶領的一個宣傳大隊，所有的宣傳員，不久便被派遣一空。連公冕本人也就不得不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總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后，有行營設在漢口，行營主任便是擇生。同時湖北省政府也相繼在漢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擇生。他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自然很忙，因為工作關係留在漢口的時候多，頓在武昌城下的時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數政治部人員在九月尾上索性統統移到了漢口來。附屬着的黨紅會也分遣到武漢各軍的軍醫處服務去了。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擇生所要過江去的工賊郭聘伯又鄭鄭重重地護送過了江來，仍然關閉在煙草公司三樓上一間小樓房裏。
政治部一搬過了江來，工作人員添多了，同時內部的負責人員也由擇生調動了一下。他把編纂委員郭冠傑改任為總務科長，把屬於總務科的財政股長也改換了。
冠傑是擇生的同鄉，也是陸軍小學的同學，後來是改習了法政的，曾經在法國留過學。他因為和我是同姓，時常稱我“宗兄”。他是擇生最親信的人，時常肯把擇生的私話來傳遞給我。他初到漢口來的時候對我說：“擇生時常說，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強，擇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長沙時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漢口來的工作便雜亂得一點，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緣故。”
他一接了事之後，照政治部的規定，總務科長本是有批核一切來往公文的權限的，他便把德謨素來擔任着的工作一手接過去了。但他對於這層卻沒有經驗，每天幾十百件的公文堆積在他的案頭不知道怎樣處理。過了三天又由鄧主任的命令叫把所有的來往公文仍歸德謨辦理。
湖北省政府在當時真正是一種魚龍漫衍的模範政府。那個委員會五花八門地是什麼人品都有。有的昨天還是罪該萬死的舊軍閥，而今天便一躍而成為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勛。在咸寧以後和我們一同馳驅過兩天的詹大悲和李漢俊在其中要算是錚錚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內部組織是分成四科，科長秉承委員會的意旨受各委員的指揮以執行政務；其中的教育科，擇生要叫我去擔任，連委任狀都下了，是總司令部第七號的委任狀。但這項委任我堅決辭退了。
有一天擇生到政治部來，他問我：“為什麼要辭退教育科長的事？文化工作正應該大幹一下，除你而外沒有再適當的人。”
我的答話很直率，我說：“我是來革命的，不是來做官的，受你的指揮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員們的意旨我卻辦不到。”
——“你不幹誰個好乾？”
——“漢俊正是很適當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擔。他以委員而兼科長，就和詹大悲一樣，辦事也會順手。”
在我明確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後，大悲和漢俊也到政治部來找過我。他們起初以政府委員的資格，說要委屈我，要我一定把教育科的事情擔任起來。
我仍然說：“我不願意做官。”
大悲說：“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
——“不同的只是名目罷了。”我說。我在這兒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擔任着委員而兼任實業科長，還有湖北礦務局的局長，你老先生不和前清時代的道台一樣嗎？”
大悲先生不動聲色地笑着說：“這是策略問題啦，你知道我們是兼差不兼薪的。”
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對於他總有一種先天的厭惡。我自從認識了他以來便不高興他，他的一切派頭不外是一個官僚的模範。他老先生是慣愛講策略的，說不上十句話便會有五個“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當時的中央委員，自從軍事一進展到武漢以後，他儼然就像是鄧演達的執掌鵝毛扇的軍師。鄧對於他也就和劉玄德之於諸葛孔明，如魚得水了。
——“你不幹誰個好乾呢？”漢俊說。
——“你正好乾啦，我已經向擇生推薦了你。”
結果是漢俊說，他暫時為我代替着。又說他打算組織一個教育編製委員會，由省市黨部的宣傳科長、省政府的教育科長，以及其他適當的人物來構成，要我去做**，但是我也謝絕了。
二七
江西的戰事沒有初到武昌城下時那麼順利。舊曆的中秋第六軍曾經攻進過南昌一次，但受到敵人的反攻。以眾寡不敵反遭了一次慘敗。戰線綿亘着南潯鐵路一帶，敵人據着南潯鐵路，以徐家埠為中心，上下策應，和他應戰的有第七軍、第一軍、第二軍、第三軍。一共好幾師人，支持了許久，終不容易把敵人打破。在九月尾上孫傳芳的軍艦公然有兩隻開到了黃石港來，竟連武昌圍城的兵士都不能不開了大部分去抵禦。這個消息是保密的，但城內的敵人和漢口租界的帝國主義者有連絡，卻早知道了，乘着圍城的兵力稀薄時，有一夜公然敢於派遣了一部分人縋城而出。適當其沖的是葉挺的獨立團，混戰了兩個鐘頭，算把出城的敵人統統殲滅了。獨立團也遭了很大的損失。那一團人經過幾次的激戰，所有的下級官長几乎是陣亡乾淨了的。
炸城的工事也遭了好幾次的頓挫，有時是挖得太深，出了水；有時又挖得太淺，地面凹陷了下去；更有兩次挖到了城濠，自己把地道穿破了。每遭一次頓挫，總要使前功盡棄，又來重起爐灶。因此工作便十分遷延，武昌城的攻破遙遙無期。京、滬等地及國外的報紙竟把守城的敵將劉玉春英雄化了，把他稱讚得就和田單、張睢陽一樣。
但是糧食的封鎖是收了很大的效果的。武昌城有二十萬人口，圍到了三四禮拜上來，城內的糧食估計早已用盡了。城內的人和漢陽、漢口的人大抵非親即友，因此漢陽、漢口二地水面上的人物們便發起了營救運動，想把城裏人救出。這在本軍方面自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和城內費了種種的交涉，在十月初頭，便有開城放出饑民的事。約定了每天上午在一定的時間內由漢口派船去迎接，船上插着白旗為號。
頭一次開城似乎是十月三號，饑民為要擁擠出城，在文昌門的城門口竟擠死了兩個人。那些出城的人的確是很狼狽的，據說一般沒有積蓄的人在頭一個禮拜便已經絕了糧。吃草根，吃樹皮，吃貓，吃狗，吃老鼠，只是還沒有鬧到吃人的地步。有人把那饑民吃的土饅頭給我看過，外皮是一種黃垢色的黏土和着一些谷糠，內面包着些狗肉和貓肉的心子，然而這恐怕要算是上食了。有儲蓄的人自然又不同，但籠城期間過久，他們又有他們的焦愁和恐怖，這在事實上是促進了開城的原動力。
在那開城的前後，敵人已經失掉了鬥志。城內的敵兵鬧到一天只能吃得一二碗稀飯，城上的人每每有向城下的人打話的時候，他們向城下的兵士要飲食和煙草吃。城下的兵士問他們為什麼不開城，他們把手棱在頸子上，表示他們的官長要砍他們的腦袋子。
但他們的官長，劉玉春和陳嘉謨，也派過私人到第八軍去通過款曲。他們要求保全他們的實力回河南去，要南軍讓他們出城，開出一條路來讓他們退走，南軍不加以攻擊。但這個要求是遭了拒絕。
就在這陳、劉二人想投降而尚存着觀望的期中，他們的部下有一位旅長卻着了他們的先鞭，首先派了人來投誠，約定了在十月九號的晚上裏應外合，把賓陽門打開來迎接我們。這位旅長似乎姓劉，名字我忘記了。他的一旅人是編配在唐生智部下的。後來在武昌下游的鐵路工程處成軍的時候，唐、鄧和我去監誓，各人作過一般訓話。
雙十節到了，在武漢要算是空前絕後的一次盛大的國慶紀念。
會場設在漢口北郊的華商跑馬場，開會是在上午九時。參加的群眾當得在十萬人以上。團體旗、黨旗、國旗的飛揚，國際歌、先鋒歌、革命歌的合唱，口號的絕叫，萬歲的絕叫，講台上如火如荼的演說，各種音樂隊的演奏，把那廣大的跑馬場化成了一片澎湃的大海。
正在開會中，武昌城攻破的消息傳到了。這在我們本來是早已預知了的消息，但在一般的民眾是出其不意的。消息當場傳布了，民眾的熱狂真是到了絕頂。十萬人以上的群眾一時轟動了起來！脫帽，搖旗，揮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濤，就像要捲成海嘯，把那十幾萬的群眾都卷到天空裏去。
怒濤一激動了起來，沒有可以使它立地靜止的力量。慶祝會的預定本來是還有好些人的演說，但都停止了。——演說已經是沒有人聽了。——於是便照着預定的路線開始遊行。這對於漢口租界的帝國主義和在帝國主義掩護下的反動勢力真是絕大的示威。
湖北總工會也是在這一天成立的，在漢口公會堂開成立大會。我參加了跑馬場的慶祝會後又到這兒來。這兒聚會着的是各種工會的代表以及來慶賀的各機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這兒是革命的鹽，革命的火車頭，雖然沒有那群眾大會那麼熱鬧，但所給予人的是堅實的鐵槌般的感覺。
武昌方面在我們的軍隊進城之後，到了下午，又由第四軍把劉玉春活捉着了。這個消息傳到漢口來時是快要黃昏的時候，我們頓時印出了傳單來散發，利用種種的方法來公佈這個消息。有一個方法大約是代傑想到的，他叫人買了白布來用紅水寫着“劉玉春活捉了”的幾個大字，把來圍在一駕汽車的周圍。讓那汽車在漢口全市馳騁，同時又從汽車上散佈傳單。這一個消息，和公開這個消息的奇妙的手段，把在熱狂中還未鎮靜的民眾和市民愈見煽揚了起來。漢口全市都轟動了。汽車走一路，民眾便簇擁在它的後面跟隨着，到汽車把漢口巡遊了一遍折回到后城馬路來的時候，群眾擁集在政治部門前不肯散，愈集愈多，把后城馬路那條很寬闊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政治部前面的出入竟開出了一條火巷子來。
這仍然是那駕汽車所生出來的效果。
汽車本是從前吳佩孚坐過的一乘硃紅色的轎車，用白布在三面圍着，車窗恰被遮掩了，車的內部是看不出的。大家以為劉玉春便被囚在那駕汽車裏面，因此都要等那車門打開，看着劉玉春出來。這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一種收穫。在晚上鄧主任和鐵羅尼過江來的時候，他們費了很大的工夫才到達了政治部。鐵羅尼大為驚嘆，他對我說：“這樣的群眾在莫斯科以外是不能夠看見的。”
二八
第二天清早八點鐘，鄧主任由歆生路的總司令部行營到了后城馬路來，因為八點半要開一次部務會議。
部務會議列席的人是各科的科長、股長，以及秘書，**便是主任。鄧主任所主持的會議，名目雖叫會議，照例是一種軍事獨裁，他是先在自己抄本上寫出幾條大綱，接着便用命令式宣佈。
他這回所宣佈出的命令，是要政治部全部遷過武昌，駐紮在舊省議會裏面，以後的工作是偏重在農民運動方面。
這個步驟本來是應該有的，但要全部遷徙卻是出於意料之外。我的意思是仍然以漢口為本部，而於武昌設立支部。因為漢口無形中已經成為了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武漢三鎮的社會中心，對內對外的工作都以這兒為方便；而且政治部的工作在這兒已經有了一個月的基礎，不應該完全拋棄，搬到那偏僻的在各種工作技術的運用上都不靈便的武昌。注重農民運動的工作在漢口也可以做，武昌設立一個小規模的辦事處也就可以呼應了。
我把這層意思表示了出來，擇生反對着說：“目前的漢口雖然是政治中心，但這是一時的現象。武昌已經攻破了，政治中心是要移到武昌。不久省政府、省黨部，都要次第地移過去。還有是政治工作人員應該過艱苦的生活，久住在漢口是會墮落下去的。”
決議自然是照着了他的意思，等待那做着第四軍軍部的省議會空出之後便搬過江去，同時漢口的辦事處留下幾個庶務員看管，只當成一個購置物品的機關。
在會開完后擇生過江去了，我在那天下午得到空閑也渡過了江去。城裏的情形自然是十分蕭索的，商家都閉着店門，居民都瘦削憔悴得像木乃伊。我的去向是往省議會。議會前面的廣場中停集着好些北軍的棺材，有些是南軍進城后才收殮了的。天氣還熱，棺材都是些菲薄的木匣子，屍臭異常地熏人。
走進省議會時已經是天快黑的時候了，四軍軍部正在搬家，我叩問了幾位負責人，知道第二天上午便可以空出。政治部也就決定了在第二天搬來。
那時被活捉着的劉玉春是關在省議會的樓上的。一位副官把我引到那間房間裏去。那是在樓上第一排右側的第一間小房間，裏面是黑洞洞的，只在一張桌上放着一盞馬燈。進門在右側的角上放着一張木板床，劉玉春面着壁蜷卧在上面，有一個跟隨的人在服侍着他。引我進去的副官打了招呼。劉玉春起了床來，很客氣地請我坐。
劉很白皙而肥胖，足見他在四十天的圍城生活中是絲毫也沒有受苦的。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雖然在縲紲之中，大約也是狃於素來的威勢吧，態度很能鎮靜。
我在那時和他談過一席話，在第二天的《革命軍日報》上發表過。我開首恭維他，說他能忠於職守，能把一座孤城死守了四十天，是難得的事情。
他也謙遜着，說他只是一介武弁，只曉得服從上官命令，上官要叫他守城，他便守城罷了。
——“但是，”我說，“你所服從的上官，吳大帥，一從賀勝橋潰敗了下來，便渡過江跑回河南去了；而你一個人偏偏要來頂着擔子堅持，使武昌城內二十萬居民，為了你一個人受盡了四十天的水深火熱的痛苦。你們又在武勝門外放火，燒毀了無數人家，使多數負郭居民無家可歸，這無論怎樣怕是該你負責的。”
——“在軍事上是出於不得已，軍人是只曉得服從命令，只曉得打勝仗的。”他回答着。
——“你這樣的話，”我又說，“怕不見得是出於本心。軍人的天職是在保衛人民的，所該服從的命令是保衛人民的命令，要打勝仗也是為的人民；不是專為某一個人效奔走犬馬之勞，不是為要保全一二人的身家性命而屠民以逞。我敢於替你把本心話說出來，你是相信着吳大帥會捲土重來，吳大帥一時是決不會崩潰。所以你能夠多支持一天，你的功勞更大，你會多得一重犒賞的。”
——“我決沒有那樣的心，我可以對天地神明發誓！”他搶着話頭來辯駁。
——“你不用掩飾吧，”我說，“這種想頭是誰也應該有的，你、我也並不是聖人。不過就是為了你這一念，武昌城內外的居民，你想，是怎樣地受了災難？”
他沉默了下來，隔了一會又再說時，聲音愈見和軟了。
——“我們軍人的腦筋很簡單，”他說，“我們沒有深刻的心思。”
照那語氣上看來，似乎有悔恨的意思在他的腦中盤旋。我最後又問到他的家族。他說，他最罣念的是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母親。萬一“國民軍”的長官肯鑒諒他，使他能夠保全生命，回家奉養，他以後決不再做軍人，他要做一名馴良的老百姓。
和他談了一席話，覺得他很真率，似乎並沒有什麼狡詐的地方，在舊軍人中的確要算是難得的一個人物。他在我的談話中似乎也感受了好些慰藉。當我把話說完了，和他拉手告別的時候，他很和藹地對我說，他希望能夠和我再見。他說他自從失掉了自由以來，來和他談話的人都好像法官拷問囚犯一樣，沒有人像我這樣的和氣。
和劉玉春一別之後，在第二年的夏天他終竟恢復了自由。那時張發奎在做第四集團軍的總指揮，我在做黨代表，我們在舊督軍署的總指揮部中還見過一次面。他還記得我，同時也還記得我們那一次的談話。但他後來的情形是怎樣，是不是做了“一名馴良的老百姓”，我不知道。
二九
政治部移到了武昌，駐紮在省議會的右半部，左側的半部是要讓給省黨部的。幽囚過劉玉春的那間小房間開放了出來成為了會客室，在那東側的一間大房間便是主任辦公廳，其餘的各科各股都分設在各個小房間裏去了。
第二天清早，便是開城后的第三天，因為閑着，我自己便帶着了一名對於戰地的情形比較熟悉的副官和一名勤務兵，向賓陽門走去。那道城門離省議會最近，在那崎嶇不平的一條街道上走不上四五分鐘便可以看見城樓了。城牆內面的腳部，挖出很多地坑，是北軍躲避飛機的工事。
出了城，先走到左手的一段高丘上去，那高丘上的一段城牆比較低，那兒便是九月初旬兩次夜襲所選來爬城的地方。陣亡了的人很不少，屍首在城下暴露了足足四十天才得以收殮。我去時，屍首已經是被收殮了，但在那兒壓了一個月以上，被壓着的草，腐化了，因此在那青草地上狼藉着的手榴彈的殘骸中，還縱一個橫一個地呈出一些人體的烙印。
在那高坡上立着悵望的時候，有一群日本的新聞記者也走了來，其中有幾個是我在漢口認識的。他們見了我，便來和我客氣了一下，拍了好些照片。日本人對於中國時事的關心，對於中國情形的偵察，真正的是無微不至。南軍佔領了武漢的時候，日本的各個報館、各個通訊社，都派有專門的訪員，勤勉地訪查四面的消息；但是上海方面的本國的報館和通訊社的訪員，我卻不曾看見過。中國的訪員和記者，似乎只消用一瓶漿糊、一把剪刀、幾份外國文的報。
城濠對面也聳立着一個丘陵，丘陵頂上有一座廟宇，四圍有紅色的牆圍着，那便是長春觀，紀德甫的陣亡處了。我悵望了一會，徐徐地走下了高地，想踱過長春觀去憑弔。從那城濠的石橋上踱過，在對岸的右側現出了一個窟窿，副官指着對我說；“那便是最初一個地道，打穿進了城濠來的。”
地道工作的根據地是在長春觀下負郭市街最前頭的一家茶店裏。那家人家幾乎被挖出的泥土所堆滿了。屋頂、屋壁和堆積的泥土上的彈痕不計其數。
立在地道工作的洞口上看了好一會，我想上長春觀的心事又改變了。我想緩幾天等到擇生或鐵羅尼有了閑暇的時候，再約他們同去，好問明紀德甫陣亡時的地點和情況。因此我便離開了那兒，沿着城濠邊，向通湘門方面走去。
走不好遠，在城牆頂上呈現出一個缺口，副官指示着對我說：“九月下旬敵人出來夜襲的時候，便是從那兒縋城而出的。在那城濠里死了的敵人很不少，從昨天起一樣地在收殮，但因為火材匣子不夠，屍首還沒有收完。
收了屍的火材匣子有好多還堆積在城壕邊上，沒有收殮的屍也還東一個西一個地腐化得不成形狀。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奇臭。
走到通湘門，城門是閉着的。城門外也還橫着好些屍首，有些是我們自己的人。我冒着那濃烈的屍臭，在一些死屍間向那城門走去，在那城門洞下也橫陳着好幾個屍首，都是穿着革命軍的軍服的。屍首大都偃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動了的，是靠着城門洞的左壁坐在地上的一個，兩手叉着，頭部是摺疊在胸上的。這些陣亡了的勇士不用說都是受了重傷，爬到了這城門洞口來暫時躲避敵人的彈雨的；但他們的傷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陰爬回自己的本營都不能夠辦到，便睡的睡着，坐的坐着，整整地在那兒餓死了。想到他們的徹骨的疼痛，想到他們的焦灼的饑渴，想到他們的絞心的憂慮，憂慮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鄉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熱的眼淚在眼睛裏洶湧。但我那時候的感觸卻是沒有流於感傷：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死是光榮的，他們的血是有代價的，他們是死得其所，是死而無憾。……但在七八年後的現在我寫到這兒，我對於當年的誇張的感想，只能夠自己對着自己冷笑了。
離開通湘門又朝前走了一節，走到了鐵路的路線上來，有幾架敞車陳列着，車上近城的一側樹立着五六尺高的鋼板。那鋼板上大孔小洞的彈眼，很像是暴雨落過後的沙面。很想再朝前走，由中和門或者保安門折進城去，但覺得路太走遠了，費了已經不少的時間，怕部里有什麼事情要找我，又只得從原路折回。
三〇
自從移到武昌以後，很像是已經失掉了彈性的橡皮帶子一樣，比在漢口時清閑得不可比擬。
在這時又是我煩悶開始的時候，我很想辭掉那時的位置，索性回到上海或廣東去做點更稱意的工作；要是不能夠，便索性再退回書齋。
在武昌究竟做過了些什麼事，我現在已經很模糊了。但奇妙的卻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記得異常鮮明。
政治部駐紮在舊省議會，本是在圍武昌城以前便預定了的步驟。武昌開城以後，不料湖北省黨部也預計着要設在那兒，他們在擇生處辦了交涉，又只得由我們讓出一半來彼此分住。
我們先進去，因為是政府機關，自然便把國旗掛在屋頂正中的旗竿上了。省黨部隔了有一個禮拜的光景又才由漢口搬過來，部里的人也很替他們幫了一下忙。
省黨部一來，自然是又要升掛黨旗的。在要升旗的一天，他們要政治部把國旗下下來，讓他們把黨旗升上去。開首是在下級人員間有了一番爭執，部里的同志走來告訴我，叫我無論怎樣不要退讓。
接着很興奮地來了兩位省黨部的人，他們來會我，說明要換旗。一個說：“‘一切權力屬於黨’啦，黨部是在一切政治機關之上。”一個又說：“黨部是革命力量的中心，我們應該‘擁護革命的中心力量’啦。”他們都在把我所編擬的口號來作為大前提，對着我大發議論。
我對他們說：“國旗已經掛上了，又要下下來，未免不成體統。省黨部的黨旗，能夠在前庭正中另外立一根旗竿來掛上，是再好也沒有的。”
兩個人看見我沒有退讓的意思便退出去了，又搬了一員大將來。
來的是T,T是湖北省黨部的委員，同時又是省政府委員，又是共系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我對於他，平常是懷着敬意的。
他很幽默，沒有初來的那兩位年輕人那樣地劍拔弩張。他說：“黨部辦事的人總是很迂緩的，沒有政治部的人辦得敏捷。”他希望我們敏捷地另外樹一根旗竿，把那屋頂中央的旗竿讓給他們。
這本來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但因為要顧全部內同志的意氣，我也不好由他的一幽默便軟化下來。
我也帶着幽默的意味說著：“國旗已經升上了，不好無故地扯下。要說省黨部是黨部，是在一切政治機關之上，但是總政治部在出發時受了中央黨部的委託，是有指導並解散地方黨部的權限的。……”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T把他的態度改嚴重了。他說：“你要那樣說時，那我還是中央委員啦！”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說：“你是路易十四的新翻譯家，路易說‘朕即國家’，你現在把它改成‘我便是黨’。”
T辭去了，結果仍然是在前庭中樹了一根旗竿來，把國民黨的黨旗掛上去了。
這件事情想起來真是無聊，但那時的革命同志們大多數也每每愛鬧着這樣無聊的意氣。三分來是革命，七分來是做官。
和這同樣的閑氣，初到漢口時也和市黨部鬧過一次。德謨辦了一通公文給市黨部，他因為政治部受過中央黨部的委託，便把市黨部當成了下級機關，公文送了去，由市黨部的人附箋退了回來，說“本黨部不便接受這樣的公文”。結果是把中央的委託文件發表了出來，市黨部雖然沒有再說話，但是彼此之間的感情便弄得很有隔膜。他們對於德謨的批評特別嚴格，說他的“官僚氣太重，不甘淡泊”。
到武昌來又由換旗這件事情鬧得和省黨部不和睦了，他們在外邊對於我的批評，又是說“書生氣太重，不甘寂寞”。
荏苒之間也就到了十一月初旬了。天氣逐漸地寒冷了下來，江西的戰事還遷延着沒有解決。幸好武昌攻破后，把第四軍的勁旅抽調了大部分人去應援，在馬回嶺的一戰徹底地給予了敵人以致命的打擊，九江在六號的清晨終被南軍佔領了。這個勝利的消息到達武漢時，是七號的晚上，那天正舉辦了紀念蘇俄革命的慶祝大會，在那大會的興奮還未平復的時候得到九江克複的消息，和在雙十節的慶祝會上得到了武昌攻下的消息一樣，把武漢三鎮都歆動了。
就在那天晚上，擇生由漢口打了電話來，叫我作出發的準備，到九江去。他說：“九江攻下了，南昌不日便會攻下，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異常吃緊，非我去主持不可。”
接到了命令，自然風急火速地準備了起來，挑選了六個我認為是能幹而必要的同志和我同去。李德謨便是其中的一個。
但那時在九江和武漢之間，像黃石港一帶，是還在敵人手裏的。我們要往九江，便非改裝不可。恰好在八號晚上有一隻英國船要開往上海，我們便決定了搭乘那隻船。八號清早過江去，在漢口置備了衣履，把裝束改了，成了名實相符的便衣隊。
因為要避開人的眼目，在晚上上船時只有兩位便衣同志送行，都是漢口的負責同志。話頭自然是每易回顧到我們初到漢口的當時。那時也是在反動勢力還在蠢動的局面下跳進去的，他們都承認我們多少是做了一些墾荒的工作。有一位是市黨部的組織部長P，為德謨用上行下的公文和我在一次公開的會議上略略爭執過的，到這時把所有的怨嫌都化除了，他特別懇切地同我和德謨握手，祝我們健康，祝我們前途無恙。
把送我們上船的人送上了岸，立在甲板上看着燈火中的武漢在我們的眼前移動了起來。素來是很沉默的德謨，在這時候立在我的旁邊自言自語地說：
——“這回可惜沒有德甫和我們同路。”
他這一句話正道破了我那同一瞬間的悵觸。
——“德甫停喪的地方你曉得嗎？”我問他。
——“S同志是曉得的，我幾次想約他去看看，還沒有得到機會，S便派到江西去了。”
——“我連要到長春觀去看看，都沒有去成。”
我們當時對於武昌城的留戀似乎就只有這一點。在半年以後我們雖然也回過一次武昌，但那長春觀我至今沒有去看過，德甫停喪的地方我至今也不知道。只有那汨羅江畔的露營，崇陽山中的跋涉，咸寧道上的奔波，賓陽門外的流血，就像已經舊了的影片一樣，時而在我的腦幕中浮動着。
後記
這篇回憶錄在《宇宙風》上分期登載了十五次，算登完了。我現在把全部重讀了一遍，稍微添改了一些字句。在雜誌上發表的本是三十一節，因原先的二十七、二十八兩節太短，為保持全體的均衡，我把它們合併成了一節，故今成三十節。就盡它們以這樣的形式作為我的定稿吧。這兒有一件事應該附帶着提一下。本篇在發表“中途”，上海有一家幽靈出版社，把前二十五節盜取了去，作為《北伐途次——第一集》而“出賣”了。那兒公然還標揭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樣。所謂“侯門仁義存”，真正是有趣的一件事。有好些朋友說，中國人不懂幽默，但據這件事情看來，我卻感覺着我們中國人是第一等幽默的民族。——
敬錄該《第一集》的代序之頭一節，以為本《後記》的尾聲吧：
“一九二五一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途雖然被人出賣了，但不論怎樣，它在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歷史上的烙印，是永遠不能磨滅的。”
1937年2月15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