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代

自呱呱墜地時起，便要從母親學習言語和一切知識，人生的開始應該就是學生時代的開始。我母親事實上是我真正的蒙師，她在我未發矇以前就教我背誦了好些唐宋人的詩詞了。但我的發矇是在四歲半的時候。家裏有一座家塾，面對着峨嵋山的第二峰，先生命名之為“綏山山館”，先生姓沈字煥章，是犍為縣的一位廩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裏來教書了。家塾里除掉偶爾收納一兩位親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裏的人，人數在十人上下。但這點小人數的家塾，拿程度來說，卻是大、中、小學乃至幼稚園都有。

發矇時讀的書是《三字經》，司空圖的《詩品》，《唐詩》，《千家詩》。把這些讀了之後便讀《詩經》、《書經》、《易經》、《周禮》、《春秋》和《古文觀止》。庚子過後，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漸漸起了革命，接着便讀過《東萊博議》、《史鑒節要》、《地球韻言》，和上海當時編印的一些新式教科書。先生又得到一部教會學堂用的《算數備旨》，根據着這書來教我們的算術。當時我們還寫不來阿拉伯數字的草書，因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書，而且算數不立程式，只是算草，但那樣，在我十二歲的時候，已經把開方學完了。

科舉制改革的初期是廢八股，改策論，重經義，因此有一個時期乾嘉學派的樸學，就在嘉定也流行過一時。沈先生是不長於這項學問的，有族上的一位長輩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經書院讀過書，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華溪開館。我的大哥橙塢先生曾經往那兒去就過學，因此又從那兒把樸學的空氣輸入了家塾來，教我們抄《說文部首》，讀段玉裁的《群經音韻譜》，但這些東西在當時一點也不感覺興趣，只覺得是痛苦。

做對子是六歲開始的，做試帖詩是七歲開始的，後來就改做經義論說，算還沒有學做過八股。數學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數備旨》裏面的每一道問題都不曾忽略過。點讀《御批通鑒》也是日課之一，而且還要抄御批，這項也是一樁刑罰，一長串的人名字點不斷時，最感覺頭痛。

是乙巳年（一九〇五）罷，科舉廢了，各地興設學校。我們那偏僻的鄉鎮也有了蒙學堂的設立。省里有武備學堂和東文學堂出現，我的大哥進了東文，二哥進了武備。但我們的家塾並沒有廢，我們的學課內容比蒙學堂的還要充實一些。我們只跟着蒙學堂的先生學過體操，同時在家塾的園子裏也備了一些運動器械。接着嘉定城裏有高等小學堂的設立，我考進了那個學堂，於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終了。這是乙巳年年底的事。

嘉定的高等小學堂設在北門外的草堂寺內，學生的年齡程度極不整齊，有三四十歲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二三歲純潔無垢的新少年。課程也極其零亂，凡是新式的課目與數學格致之類，教師都不能勝任。對於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經學習過的人尤其不能滿足。我是鄉下人，年紀輕，因而常受城裏的老學生們欺負。第一學期的成績最優，老學生們嫉妒，發生撕榜風潮，並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先生們不能制止，反而屈服。因我在端午節曾請假數日回家，便扣了我六分的總平均分數壓到第三名，重新改榜，算把風潮平息下去了。這件事對於我一生是第一個轉扭點，我開始接觸了人性的惡濁面。我恨之深深，我內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小學堂里新的東西沒有受到什麼教益，但舊的東西如國文、講經、地方掌故之類，卻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帥平均先生的《今文尚書》講義是我最喜歡的一門功課。帥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尊經書院出身的王壬秋的門下。帥先生的講義和我在家塾里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學”得到印證，因此特別感覺興奮。這種感覺在別的同學們的心裏似乎並沒有。

嘉定是適宜於讀書的地方，環境很好，山水十分秀麗。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向青衣北岸的凌雲山和烏尤山去遊覽，遠望磅礴連綿的峨眉山，近接波濤洶湧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氣中令人有追步蘇東坡之感。在凌雲山上有蘇東坡的讀書樓，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題字，也還有好些遺迹，如洗硯池，載酒時游處之類。凌雲山的岩壁上，正當著舊大渡河口，與峨眉山正對着，鑿了一尊大佛。這是很有名的，是唐代海通和尚所鑿。在那大佛腳下河水匯為一個深潭，地方上的人說“是和海相通的”，雖然是荒謬的俗傳，適足以表現其處之深。在那深處產一種魚名叫“墨魚”，全身黑色，這是因為水太深，罕與太陽光接近而致，但俗傳是吃了東坡先生的墨水。這些都覺得富有詩意，而墨魚也確是可口。

在這高小時代，我讀到《西廂》、《花月痕》、《西湖佳話》之類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使頗以風流自命，大做其詩。在學的後半期成為了最愛鬧事的一個代表。第二年在端午節前後，我曾經被斥退過一次，但不久又把我的學籍恢復了。原因是學校的處置遭受了學界上一部分人的反對。

嘉定中學開設了，高小學生中成績好和年齡大的便升入中學，我的高小學程於是一年半便告結束。新開設的中學，更是一塌糊塗，笑話百出。講地理的人說朝鮮在中國的南方，講博物的人把烏賊的嘴當成肛門，甚至連講國文的人，不懂得“望諸君”是樂毅的封號，而講為“盼望你們諸君”。一位英文教師把日本正則學校的課本來教我們，幾個拼音就教了我們半年。在這兒不是讀書，簡直是養老。我在這時候只想離開故鄉，近則想跑成都，遠則想跑北京、上海，更遠則想跑日本或美國，但家裏不肯讓我們跑遠，自己也找不到那樣遠走高飛的機會。因而有一個時期便自暴自棄，吃酒的習慣是在這時養成的。

在中學裏面感覺興趣的仍然是經學。黃經華先生講的《春秋》，是維繫着我的興趣的唯一的功課。黃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他也很喜歡我，在課外還借了好些書給我看。有一次我吃醉了酒，罵了一位從日本回來的監學，這人並沒有多麼大的本領，只是愛弄詭辯，異常的專制，我特別恨他。我醉了，罵了他，他一定要斥退我，還是黃先生力爭，又把我保全了下來。後來這位監學就在那年暑假，患白喉症死了。但我在下學期又因為別的事情依然遭了學校的斥退。

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後，第二年的春初晉省，插入當時成都高等學堂的分設中學丙班。這是庚戌年（一九一〇）的事。學校的課程雖然好得一點，但也好得有限。關於新學一方面的，如數學、物理、化學之類，因為教者本身都還不十分精通，怎麼也引不起興趣。——不僅引不起，反而養成了我不喜歡這些課程的傾向。

在成都的一段學生生活中，根本沒有學習到什麼。張升楷先生的歷史講義比較感覺興趣，但他不善講授，詳時詳到無以復加，略時略到只舉帝王的年號。他畢竟不曾征服史料，而是為史料所征服了的人。

沒有東西可學，只是讀些課外的東西。林紓譯的小說，梁任公的論說文字，接觸得比較多。章太炎的學術著作當時也看看，但不十分看得懂。我自己是喜歡讀《莊子》的人，曾經看過章太炎著的《齊物論釋》，他用佛學來解《莊子》，覺得比《莊子》的原文還要莫名其妙。

遊山玩水、吃酒賦詩的名士習氣愈來愈深。東門外的望江樓、薛濤井，南門外的武侯祠、浣花溪、工部草堂，是常游之地。連學校在停課試驗期中，都把課本丟在一邊，和一些興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內撞詩鐘，和韻，聯句，講小說。

因是省會的關係，學生的政治運動便比較活躍。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但不知怎的，總每被選為學生的代表。頭一年的年底便參加了立憲請願的風潮，當時是趙爾巽做四川總督，學生請求他代奏，要清廷提早立憲，鬧到全省罷課的地步。起初學校當局大抵都是縱容的，但到後來趙爾巽下出嚴烈的命令，要學生複課，不然就要嚴辦。分中的校長自然也就奉命唯謹。但要學生上課，卻誰也不肯上課。他卻想到了一個妙法，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課以為表率，我沒有遵從他的命令，就在當天便離開了學校。學校說是要斥退我，但因種種原因，依然沒有斥退。到第二年還讓我補受了學年試驗。

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參加了有名的反對鐵道國有的風潮。這是開始於保路同志會，繼而成為保路同志軍，結果和辛亥革命的大運動合流，而推翻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這在當時的學生界中也惹起了一個天翻地復的變革，有好些學生便借這個機會離開了正規學校，而轉入了軍界或政界。特別是法政學校的設立風行一時，在成都一個省城裏，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學校出現。大家都想做官，幾個月速成畢業之後便有考法官的資格，於是祖孫父子同學的佳話四處都是。因此也惹起了一種反抗，稍微嚴肅一點的學生，大家都討厭學法政。我自己也就是這裏面的一個。

但就留在正規的學校里罷，依然沒有可學的東西。而且在那鼎革的時期，學校多是奉行故事，有好些稍諧人意的教員也都轉入了政界，剩給學生的便是焦躁、無聊、空虛。在當時有機會的人，便朝省外、國外跑，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陷着熬資格了。我自己在當時真是苦悶到了絕頂，要考省外的學校或留學罷，起碼要中學畢業資格，然而中學還沒有畢業。因此便錯過了很多的機會。在這樣苦悶狀態中，被逼着愈朝吃酒賦詩、遊山玩水的道路上走。幸好這時期還不算很久，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學合併，再熬了一年，算把中學畢了業。第二年又進了高等學校，熬了一學期，便考上天津軍醫學校。我便得到了離開四川、也離開了那種煩悶生活的機會。

天津的軍醫學校是國立的官費學校，民二的夏間在全國各省招生，四川省被攤派六名，我被錄取了。暑間離開成都首途，但到了重慶，便遇着二次革命爆發，又折回成都。等那次的革命平息之後，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發，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罷，記得經過黃河大橋時，已經在飛着雪了。

自己當時，事實上並沒有存心學醫，應考軍醫只是想借一個機會離開四川，離開當時的苦悶。到了天津之後，雖然經過複試，仍被錄取，但卻沒有心腸入校，我便獨自跑到北京去了。當時我的長兄橙塢先生在做川邊駐京代表，雖然到日本、朝鮮去遊歷去了，但早遲是要回來的，我有這樣靠背，所以便決心跑去找他。這兒又是我一生的第二個轉扭點，我到後來多少有點成就，完全是我長兄賜予我的。

我到了北京，在一個同鄉京官家裏住着，等到年底，長兄才從國外回來了。起初他對於我的求學也很感棘手，後來決定把我送往日本。我是三十號離開北京的，由火車經過山海關、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在朝鮮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

在釜山領事館裏面住了一個星期的光景，因為那時的領事柯榮階先生是長兄的同學。之後便又渡過日本，直達東京。在這兒開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時期。長兄送我離國的時候只給了我一條重六兩多的金條，叫我到東京去變換成日幣，作為學費。他希望我能夠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官費學校，不然將來的學費就難以接濟。當時中國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契約，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高等師範學校、高等工業學校，千葉的醫學專門學校，山口的高等商業學校（這一學校因有一次發生事故，便無形中停止了收中國學生），這五個學校都招納中國學生，凡是考入了這五個學校的留學生也就由中國政府發給官費。這五個都是日本的國立學校，考上了又有官費，因此為留學生所競爭的目標，也就最難考，有的考了八九年都還沒有考進去。我是初去，想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那簡直是沒有把握的事。而且幾個學校招生在那時多在暑期，我是正月到的東京，要在當年的暑期應考，事實上還不足半年。但假使不考，那又非延到明年的暑假不可，學費便要成問題了。因此我在當時實在是拚了命，拚命地學日文，拚命地補習科學，結果我終竟以半年工夫，考上第一高等學校。這在當年聽說是沒有比我更快的了。

日本的高等學校約略等於我們的高中，是大學的預備門。在當時是分為三部，第一部是學文哲、法政、經濟等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醫科。在應考時便得分科，因此便發生自己的選業問題。當時的青少年，凡是稍有志向的人，都是想怎樣來拯救中國的。因為我對於法政經濟已起了一種厭惡的心理，不屑學；文哲覺得無補於實際，不願學；理工科是最切實的了，然而因為數學成了畏途，又不敢學；於是乎便選擇了醫科，應考第三部。這時的應考醫科，卻和在國內投考軍醫學校的心理是完全兩樣了。我在初，認真是想學一點醫，來作為對於國家社會的切實貢獻，然而終究沒有學成，這確是一件遺憾的事。

考入高等之後，有一年的預科是和中國學生同受補習的。預科修滿之後再入正科，便和日本學生受同等教育。三部的課程以德文的時間為最多，因為日本醫學是以德國為祖，一個禮拜有十幾、二十個鐘頭的德文。此外拉丁文、英文也須得學習。科學方面是高等數學，如解析幾何、高等代數、微分、積分，以及物理、化學、動植物學的講習和實驗，都須得在三年之內把它學完。功課相當繁重。日本人的教育不重啟發而重灌注，又加以我們是外國人，要學兩種語言，去接受西方的學問，實在是一件苦事。

我在高等學校三年畢業之後，升入九州帝國大學的醫科。當時日本的大學其它各科都是三年畢業，只是醫科是四年半。開始兩年是基礎學問，如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醫化學、病理學、藥物學、細菌學、精神病理學等；后兩年便是臨床學問，即內外兒婦、皮膚花柳、耳鼻咽喉、眼科齒科，乃至衛生學、法醫學。所有一切的部門都要通盤學習。這四年也確是嚴重的四年。學問是嚴整的一套，你不能夠躐等，也不能夠中斷。日本人的醫學相當可觀，在他們是很盡了心力的。

但我學醫學終竟沒有學成功，雖然大學是畢了業，我也得了醫學士的學位，但我不曾行過醫，我也沒有意思行醫。在醫科開始的兩年很感覺興趣，那時所學的可以說是純粹的自然科學，人體的秘密在眼前和手底開發了。我自己解剖過八個屍體，也觀察過無數片的顯微鏡片；細菌的實習、醫化學和生理的實習，都是引人入勝的東西。這差不多等於在變戲法，實在是一些很好玩的事。然而學到后兩年的臨床功課上來，我便感覺着無上的痛苦了。原因是我自己的聽覺不靈，我不能夠辨別打診和聽診等微妙的基本醫術。

我在十七歲的時候，那時還在嘉定中學讀書，在中秋前後患過一次極嚴重的熱症。後來回想起來，很明顯的是重症傷寒。病了一個多月，接着耳朵便受了波及，脊椎也受了波及。兩耳因中耳加達爾而重聽，脊柱因腰椎加列司而彎曲不靈。這兩項缺陷苦了我很久，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可能恢復。我的一生便受了這一次重症的極大的影響，我的學醫終竟沒有學成，就因為有了這生理上的限制。

兩耳重聽，沒有可能把醫學、特別是臨床醫學學好，因此在大學中途的時候，又來了一次極端的苦悶，而終於逼着我走上了文學的路途。自己在國內所涉獵的，主要的就是文學。到了日本雖然把文學拋棄了，但日本人教外國語，無論是英語、德語，都喜歡用文學作品來做讀本。因此，在高等學校的期間，便不期然而然地與歐美文學發生了關係。我接近了泰戈爾、雪萊、莎士比亞、海涅、歌德、席勒，更間接地和北歐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都得到接近的機會。這些便在我的文學基底上種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覺地便發出了枝幹來，終竟把無法長成的醫學嫩芽掩蓋了。

我在大學的中途曾經休學一次，回到上海組織創造社，實際從事文學活動。這是五四運動后不久的事，一般的朋友大概都約略知道這一段歷史，我不必縷述。但我回上海不足半年工夫又跑到日本去了。我把醫學的課程是學完了的。是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三月畢的業，從此便和學生生活告了別。雖然我並沒有行醫，但我覺得我的醫學知識比文學知識更有根底。

我是衷心尊重醫學的一個人。唯其尊重它，所以我不敢行醫。我恨死一般不負責任的西醫，不負責任的中醫我也看成是一種罪惡。

形式上的學生生活雖然終結了，但我感覺着我一輩子都還是學生。天地間值得我們學的事體太多，不到我的生命和世界告別時，我的真正的學生生活是不會終結的，也不應該終結的。不過這篇文章，是應該在這兒終結的時候了。

1942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