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彝銘進化觀——錄自《古代銘刻匯考》

——錄自《古代銘刻匯考》

周代乃青銅器時代。存世古青銅器，其有銘者已在四千具以上，大抵乃周代遺物。周代以前之器，確可斷定屬於殷末者亦稍稍有之，然不及十數。前人於器之有以甲乙為名者盡以屬之於殷，然以日為名之習至周之中葉猶有遺存，舊說未可盡信也。秦、漢迄今，亦未嘗無銅器，所異者在兵戎、享祀、飲食、服御之器悉以青銅為之，而以戎器為尤著。周代鐵兵迄未有見，而漢代以後，則銅兵罕見諸實用矣。

鑄器習用青銅，故於青銅冶鑄之技藝獨精，遠為後世所不及。且器之愈古者其技愈精，揆其所由，要亦不外熟則生巧。多鑄則熟，少鑄則生，不鑄則其技全廢。此乃事理之常，非關古人之獨神異也。嗜古者不察，每謂今人之不如古，而以浩嘆系之，是猶見長尾猿之善用其尾，而嘆人類之不如猿猴也。

鑄器之意本在服用，其或施以文鏤，巧其形制，以求美觀，在作器者庸或於潛意識之下，自發揮其愛美之本能，然其究極仍不外有便於實用也。間或施之以銘，銘之為用，其初殆私人圖記之類，於器本無足輕重。知者，有銘之器少，無銘之器多，如新鄭曩於一墓中所出古器近百事，而有銘者僅二，此其證一。銘勒於器，多在底里，如盉爵之類則每在鋬陰，所佔地位實等附庸，此其證二。器之古者銘恆簡，間僅一二圖形文字而已。同樣之圖形文字間亦施於銘之成文者之首若尾，或則以亞字形范之，或則於其下系以冊字。亞字形者如後人之刻印章而加以花邊。冊者題識之謂，某某冊猶言某某人題也。

《禮記·祭統》有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又云：“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勛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此所言於祭器之例，大抵近是。然存世古器，其名己之功烈慶賞者實多，追述其祖若考者尚在少數。且於祭器之外有媵女之器焉，有服御之器焉，有兵戎之器焉，有嘉量之器焉，而大抵勒之以銘。是知《祭統》僅據一《孔悝鼎銘》所賦與之銘義，實偏隘而未能得當。然而其“銘者自名也”之說，則終古不刊之論也。

是故銘文之起，僅在自名，自勒其私人之名或圖記以示其所有。銘之有類於圖畫者乃古代圖騰之孑遺，非有異義存於其間。前人不明此意，每好逞臆度，見有人形文則釋為子孫，見有戈形文則說以武功，見有獸形文乃至如蛙黽之類，亦以享祀之牲牷為解。此乃蔽於後世禮家之說，隨其成心而師之者矣。

文化遞進，器銘加詳。入后更喧賓奪主，乃有專為勒銘而作器之事。《周官·司約》“凡大約劑書於鼎彝”，此專為書約劑而鑄器也。證以存世古器則如舀鼎、鬲攸從鼎、格伯簋、散氏盤之類皆是。《墨子·魯問篇》云：“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此為記功而鑄器也。證以存世古器，則如小盂鼎、宗周鐘、大克鼎、兮甲盤之類正舉不勝舉。凡此乃彝銘之第二階段進化也。此階段之彝器與竹帛同科，直古人之書史矣。

古人於文字發明之初或其尚未普及之時，並無專門著書立說之事。文字為宰制者所擅有，非尋常人所能近，能近之者，宰制者自身及其子孫姻婭也，故書說無所致其用。其有事須書，有言須記者，率臨時斷片為之，所謂或書之竹帛，或鏤之金石，或銘之鐘鼎，皆此類也。竹集之而成冊，帛集之而成卷，日久而典籍以成，故古人之書乃於時辰累進中所自然集成之史也。帛之用不知始於何時，竹則自殷代以來。《書·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卜辭亦有典冊字，揆其字形固竹簡之彙集也。存世古簡出自西北流沙者僅漢、晉物，殷、周古簡已不可見，帛固無論矣。古之所謂金石，稍有異於後人。後人稱金，指鐘鼎盤盂之屬，而《墨子》則以鐘鼎盤盂列諸金石之外。《魯問篇》文已如上述，其《兼愛篇下》云：“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非命篇下》亦云：“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是則古人所謂金乃別有所指，古有所謂金版玉版者殆即古之金石也。秦詔版與秦刻石即金版玉版之遺，而秦以前之物迄未有見，庸尚有淹埋於地而待人發掘者未可知也。金玉竹帛之書版雖不可見，而鐘鼎盤盂之典獻則優有遺存。以器而言固鐘鼎盤盂，以銘而言直可稱為《周書》之逸篇。《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作火以鑄刑器”。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是則鑄於鼎器者，古人亦直稱之為書矣。

彼周秦諸子，廣義而言，余謂均可稱為金石學家。墨子曾通讀金石盤盂之書，其言已自明。儒家典籍如《尚書》之周代諸篇及《詩》之《雅》、《頌》，余謂殆亦有琢鏤於金石盤盂之文為孔子所輯錄者。《尚書·文侯之命》，其文辭與存世《毛公鼎銘》如出一人手筆，而鼎銘尚矞皇過之，則《文侯之命》安知非本器物之銘？《大雅·江漢》之篇與存世《召伯虎簋》之一，所記乃同時事。《簋銘》云：“對揚朕宗君其休，用作列祖召公嘗簋。”《詩》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文例相同，考乃簋之假借字。是則《江漢》之詩實亦《簋銘》之一也。《公羊疏》引閔因敘曰：“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疏》謂：“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為戒，故云寶書也。”余案“寶書”當即鐘鼎盤盂之銘，鐘鼎盤盂為寶，故其銘稱曰“寶書”。孔子與其弟子周遊列國，於列國寶器必多目驗，蓋曾一一紀錄其銘辭以為修史之資。書得百二十國，而國名之見於《春秋》者僅及其半，蓋其無足輕重之文獻未經採納也。

要之鐘鼎銘文在其進化之第二階段有書史之性質。此性質以西周遺器為最著，自春秋之中葉以降而衰微，蓋竹帛之用已繁，文史亦逐漸茂密，不能為鼎彝所容也。東周而後，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如鍾鎛之銘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鏤刻於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又如齊《國差銘》亦韻語，勒於器肩，以一獸環為中軸而整列成九十度之扇面形。凡此均於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然以彝銘而言，則其第三階段之進化也。逮至晚周，青銅器時代漸就終結。鑄器日趨於簡陋，勒銘亦日趨於簡陋。銘辭之書史性質與文飾性質俱失，復返於粗略之自名，或委之於工匠之手而成為“物勒工名”。此彝銘之第四階段進化，亦即其死滅期矣。

以上為彝銘進化之四階段，以歲時喻之當於春夏秋冬，以人生喻之當於幼壯老死，整個青銅時代之進化亦復如是。

此文乃一九三一年纂集《兩周金文辭大系》的所擬序說之一節，因嫌蛇足，未及印入。後於一九三三年出《古代銘刻匯考》時，乃收作附錄以當註腳。今復轉錄於此。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