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器形象學試探——錄自《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

——錄自《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

中國青銅器時代大率含蓋殷、周二代。殷之末期銅器製作已臻美善，則其濫觴時期必尚在遠古，或者在夏、殷之際亦未可知。周乃後起民族，武王以前器未見，成、康以來則勃然盛興。其因襲殷人，固明白如火。據余所見，中國青銅器時代，大率可分為四大期。

第一，濫觴期——大率當於殷商前期。

第二，勃古期——殷商後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

第三，開放期——恭、懿以後至春秋中葉。

第四，新式期——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

濫觴期目前尚無若何明確之知識，然為事理上所必有，蓋銅器脫胎於陶器、石器等之幼稚時期也。此期有待於將來之發掘。

勃古期之器物，為向來嗜古者所寶重。其器多鼎而鬲罕見，多“方彝”與無蓋之簋（舊稱為彝）而無簠，多尊鹵爵斝之類而無壺。盤匜所未見。有鐸而罕鍾。形制率厚重。其有紋繢者，刻鏤率深沉，多於全身雷紋之中施以饕餮紋，夔鳳、夔龍、象紋等次之。大抵以雷紋、饕餮為紋繢之領導。雷紋者，余意蓋脫胎於指紋。古者陶器以手制，其上多印有指紋，其後仿刻之而成雷紋也。彝器之古者，多施雷紋，即其脫胎於陶器之一證。饕餮、夔龍、夔鳳，均想像中之奇異動物。《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先識覽·先識》）古蓋有此神話，而今失傳。《皋陶謨》云：“余欲觀燕、趙諸國壤土相近。“杕氏壺”，新式期器之翹楚也，實中山人所作。”中山之俗，古稱好康樂歌謠，則其人蓋亦藝術的民族。是則外來影響，蓋由中山人所介紹。又古稱中山人為“白狄別種”，或者其即斯基泰人之混血人種耶？此事大有待於地下之證據（參見《金文叢考》第四〇三至四〇四葉）。然新式期之有墮落與精進二式，固皎然也。綿延至於秦、漢，隨青銅器時代之退禪，墮落式日趨於墮落，而終至消亡。精進式則集中於鑒鏡，而構成文化之別一環矣。

以上時期之分，除第一期外，均有其堅實之根據，事且出於自然。蓋余之法，乃先讓銘辭史實自述其年代，年代既明，形制與紋繢，隨即自呈其條貫也。形制與紋繢如是，即銘辭之文章與字體亦莫不如是。大抵勃古期之銘，其文簡約，其字謹嚴。開放期之銘，文多長篇大作，字體漸舒散而多以任意出之。新式期亦有精進與墮落二式。精進者，文多用韻，字多有意求工，開後世碑銘文體與文字美術之先河。墮落者，則“物勒工名”之類也。諸項之關係，大抵平行。然亦偶有錯見者，如末期之“楚王熊鼎”，其形制與紋繢為精進式，而銘辭字跡則墮落式也。又其時代之相禪，亦非如刀截斧斷，決然而判然者。大抵穆、恭、懿、孝為第二第三期間之推移期，春秋中葉為第三第四期間之推移期。其或屬前屬后，視其時代色彩之濃淡為準則。

更有進者，形制、紋繢、文字之三者，均當作個別之專論，方能蕆事，而尤以形制論為非從個別入手不為工。蓋后二者通於各器物，多有一般之傾向，而形制則器類繁多，各類各有其獨立之系統也。今暫以鐘鼎二類為例以示其大凡。

殷人無鍾，鍾乃周人所造，大率起於第二期之末造。然其形制，實有所本，即古器中，昔人所稱為鐸者是也。其形狀與鐘相同而小，器之古者，口向上，有柄，執而鳴之。有銘者，多僅一二字而刻於柄。有紋者，多僅用饕餮紋。器本無自名，亦無自注其年代者，然可知其必為鐸，且必為商器，蓋其器之演進，入第四期於徐、越諸國有所謂句鑃者在也。鑃躍，即鐸之音變。而越器之“姑馮句鑃”，言“鑄商句鑃”，猶後人言胡弓洋琴，足證鐸實商制也。蓋商人文化，多為徐人所保，越又受徐人之影響，故其器制亡於中原者，而存於“化外”。徐人之句鑃又自名為征城，別有器名為鉦者，是又鉦鐸為一之證。蓋鐸之始以木竹為之，其聲睪蜀，故呼之為鐸，為鐲。后以金為之，其聲丁寧，故舊文獻中即呼之為丁寧，而器銘則書之為征城，若鉦。其後更簡稱為鉦也。此鉦鐸本身之演進，形制固不無差異。古鐸形較短，徐、越之器形較長。紋繢銘體亦迥有時代之別，然其一脈相承之跡，不能掩也。

古器亦有自名為鐸者，文曰“傳乍寶鐸，其萬年永寶用”，以銘辭字體觀之，固是周器，而銘則倒刻。所謂周因於殷，有所損益也。周人之鐘，亦即殷鐸之倒耳。周人因殷鐸而大之，大則不能舉，於是昔之柄者，今乃成為甬，昔之仰持者，今乃成為倒懸矣。鍾既倒懸，因有長甬突出，故不能不於甬之中央近舞處，設為斡旋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山龍當即夔龍，華蟲當即夔鳳（古者鳥亦稱蟲），蓋星辰之象也。象紋亦見《呂氏春秋》，言“周鼎著象（即犀象之象）為其理之通也”（《審分覽·慎勢》）。然彝器上之象紋，率經幻想化而非寫實。故此時期之器物，美言之，可雲古味盎然，惡言之，則未脫野蠻畛域。試觀台灣高山族或澳洲土人之土木器，可以恍悟。舊時有謂鐘鼎為祟而毀器之事，蓋即緣於此等形象之可駭怪而致。

開放期之器物，鼎鬲簠簋多有之，“方彝”絕跡。有器名“須”（下或從皿）者出。酒器則鹵爵斝觚之類絕跡，有壺出而代之。盤匜初見。鍾鎛之類漸多。形制率較前期簡便。有紋繢者，刻鏤漸浮淺，多粗花。前期盛極一時之雷紋，幾至絕跡。饕餮失其權威，多縮小而降低於附庸部位，如鼎簋等之足。夔龍、夔鳳等，化為變相夔紋，盤夔紋，變相盤夔紋，而有窮曲紋起而為本期紋繢之領袖。《呂氏春秋》云：“周鼎有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離俗覽·適威》）。揆其紋意，蓋仿於鬼柳或櫸柳之木理。古器多以木為之，《莊子》云：“百年之木，破為犧樽”（《外篇·天地》），《孟子》云：“以杞柳為桮棬”（《告子上》），《考工記》“梓人為飲器”，皆其證。鬼柳等之木理至幻美，或如盤雲，或似長虹，又或類龍蛇飛舞，故鑄器亦仿效之也。象紋絕跡，有鱗紋回紋等出現。凡此均本期紋繢習見之定式。大抵本期之器，已脫去神話傳統之束縛，而有自由奔放之精神，然自嗜古者言之，則不免粗率。

新式期之器物，於前期所有者中，鬲甗之類罕見，須亦絕跡，有敦諸器新出，而編鐘之制盛行。形式可分為墮落式與精進式兩種。墮落式沿前期之路線而益趨簡陋，多無紋繢，其簡陋之極者，幾與後來之漢器無別，舊亦多誤為漢器。精進式，則輕靈而多奇構，紋繢刻鏤更淺細，前期之粗花一變而為極工整之細花，發明印板之使用。器之紋繢多為同一印板之反覆（印板之使用，就“秦公簋”及“楚王酓鼎”觀之，最為明了。——作者注）。紋樣繁多，不主故常，與前二期之每成定式，大異其撰。其較習見者，為蟠螭紋，或蟠虺紋，乃前期蟠夔紋之精巧化也。有鑲嵌錯金之新奇，有羽人飛獸之躍進，附麗於器體之動物，多用寫實形，而呈生動之氣韻。古器至此期，儼若荒廢之園林，一經精靈之吹歔而突見奇花怒放。讀者如念及近年于山西李峪村、洛陽韓君墓、壽縣楚王墓所出之古器群即可知余言之非夸誕矣。此期之物，近時海外學者多稱為“秦式”，命名雖雲未當，然有疑曾受斯基泰藝術之影響者，於事殊有可能。斯基泰人於春秋戰國之時，曾擴充其版圖於外蒙古北部，與中山、以側懸之。此斡旋亦非周人之創製，蓋古鐸有於柄之中央處設橫穿者，揆其意，蓋以備擊鐸之物之貫擊，兼備掛置。此鐸柄之橫穿，即斡旋之前身矣。

較鍾稍後起者為鎛，鎛乃鍾與拊之合體也。鎛與鍾之異，在鍾用甬而鎛用紐，鍾枚長而鎛枚短，鍾銑侈而鎛銑弇，鍾於彎而鎛於平。鎛僅第三期之物，入第四期，與鍾合而為一。故如秦公鍾、宋公戍鍾、沇兒鍾、兒鍾、許子鍾等，形均是鎛，而自銘為鍾（此中“沇兒鍾”，紐適墜，故於舞上僅存六孔。徐中舒以為無甬無紐之鐘，謂“孔之下端相連可系以繩”（《氏編鐘圖釋》二頁），非是。——作者注）。又如者鍾、子璋鍾、氏鍾等，雖銑侈於彎如有甬之鐘，而枚短用紐則如鎛。鍾之形制，至第四期而大變矣。故第三期以後無甬鍾，第四期以前無紐鍾，有之者，乃偽器也。鍾較晚出，第四期中無墮落式可言。

其次論鼎。鼎之為物，蓋導源於陶器之鬲。其通狀為圓體，二耳三足。勃古期之鼎，口微斂，腹弛，耳在鼎沿直上，足為直立之圓柱形而較高（以全器之比例而言），多於全身施以雷紋及三饕餮紋。每饕餮各含一足而鼓出，故器體分為三股，此即鬲之三款足之演化，甚顯著也。此時期之器，可以獻侯鼎及盂鼎為標準。開放期之器，則口弛而腹稍斂，耳有附於鼎外者，足較低，彎曲作勢而呈馬蹄形，克鼎、鬲攸從鼎，其標準也。鼎之新式期，其墮落與精進二式之分最為顯著。墮落式，沿第三期之路線而前進，口愈弛，腹愈斂，足愈低愈曲，多無紋而有蓋，宋公鼎、大梁鼎等其確例也。精進式，則花樣繁多，難於概括。或與相連而為鼎，或與匜相連而為釶鼎，大抵樣式奇，花紋巧，耳附外，有蓋者多，蓋可卻置。凡新式期之鼎，無論墮落式與精進式，大率耳附外而有蓋，此實為本期之一特徵。《爾雅·釋器》云：“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鈛”，此足證其成書之晚。又器物亦無自名為鼒鈛者，疑是秦、漢人之新語也。鼎有體方而四足者，每自名為，此亦鬲所演化，蓋鬲亦有四足者也。多第二期之物，三期以後罕見。有“毛公旅鼎”，乃三期中葉之物，長方而刓角。李峪村所出，有有蓋而呈孿繭形者，韓君墓所出，於橢圓有蓋之外更於蓋上加飾如著王冠，大抵均之流派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書至此輟筆，此外欲論之事項尚多，然以牽於種種人事，不能盡情敘述，讀者諒之。

（附註一）“叔夷鎛”與“秦公鍾”，見黃晟《三古圖》。版本全同，初疑有一為誤，檢視別本，則二器亦如出自一范。蓋黃晟本以其形象相同，遂僅繪一圖以通用也。“秦公鍾”年代自宋以來久為懸案，其所言“十有二公”，自非子起算則作器者為成公，自秦仲則為共公，自襄公則為景公。近人羅振玉又創一新說，謂自秦侯始，作器者為穆公。案羅乃因銘中有“烈烈桓桓”之語，遂聯想至穆公，更倒數十二世而得秦侯耳，毫無根據也。今知與“叔夷鎛”形象相同，斷為景公無疑。景公與齊靈公同時，故有此現象。此亦應用形象學之一例。

（附註二）上述鍾鎛之演進頗有穿插，今為豁目之便，別為圖以明之。

（進路中經過不明者以虛線表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