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金文辭大系》序

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尚書》自當以今文為限，今文中亦有周、秦間人所偽托，其屬於周初者，如《金縢》、《洪範》諸篇皆不足信，周文而可信者僅十五六篇耳。而此十五六篇復已屢經傳寫，屢經釐定，簡篇每有奪亂，文辭復多竄改，作為史料，不無疑難。而彝銘除少數偽器觸目可辨者外，則雖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跡也。是其可貴，似未可同列而論。

雖然，有遺憾焉。彝器之傳世者雖多，而其年代與來歷亦多不明。間有傳其出土地者，大抵因農人鋤地或他種土木工事之偶爾發現。發掘者本不具學術知識，發掘后又未經調查紀錄，地層關係既已無由確知，而其表面遺迹亦復終遭湮滅，甚可惜也。至於著錄之書，自趙宋以訖於今，頗多名世之作。或僅采銘文，或兼收圖像，或詳加考釋，或不著一語，雖各小有出入，然其著錄之方率以器為類聚。同類之器以銘文之多寡有無為後先，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實則於年代國別之既明者猶復加以淆亂，六國之文竄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載數卷，視《尚書》篇次之有歷史系統之條貫者，迥不相侔矣。

夫彝銘之可貴在足以征史，苟時代不明，國別不明，雖有亦無可征。故歷來談史地之學者每置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於不顧，甚或加以鄙夷，而談古器物古文字之學者，於史地之學亦復少所貢獻，王氏國維所謂“於創通條例，開拓閫奧，慨乎其未有聞”者（見《殷虛書契考釋序》），殆謂是也。顧條例之當如何創通，閫奧之當如何開拓，卓犖如王氏，則亦秘而未宣。閑嘗觀其所曾為，多文字考釋，器物鑒別之零什，雖饒精當，而與古法無多殊。其兩《金文箸錄表》僅就已成之書而為之作通目，亦未足以當此。王氏殆有志而未竟者耶？

頻年以來頗有志於中國古代社會之探討，乃潛心於殷代卜辭與周代彝銘之譯讀。卜辭出土於一地，其出土地之地層，近由發掘，亦已略得明其真相，據為史料，無多問題。然至周彝則事乃迥別。彝器出土之地既多不明，而有周一代載祀八百，其綿延幾與宋、元、明、清四代相埒，統稱曰周，實至含混。故器物愈富，著錄愈多，愈苦難於駕御。寢饋於此者數易寒暑，深感周代彝銘在能作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歷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

整理之方將奈何？竊謂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此法古人已早創通，《尚書》、《風》、《雅》、《國語》、《國策》諸書是也。《尚書》諸誥命，以彝銘例之，尤疑錄自鐘鼎盤盂之銘文。周代王室之器罕見，其列王重器或尚埋藏於地而未盡佚者亦未可期。故謂《尚書》為最古之金文著錄，似亦無所不可。

國別之徵至易易，於銘文每多透露，可無多言。年代之考訂則戛戛乎其難。自來學者亦頗苦心於此，其法每專依後代歷術以事推步，近時海內外承學之士尤多作大規模之運用者，案此實大有可議。蓋殷、周古歷迄未確知，即周代列王之年代亦多有異說。例以恭王言，《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帝王世紀》雲在位二十年。《通鑒外紀》雲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後世《皇極經世》諸書復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為定說。然今存世有《趞曹鼎》第二器，其銘云：“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龔王在周新宮，王射於射盧。”龔王即恭王，謚法之興當在戰國中葉以後，此之生稱龔王，猶《獻侯鼎》之生稱成王，《宗周鐘》之生稱邵王，《遹簋》之生稱穆王，《匡卣》之生稱懿王。本器明言恭王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視此可知專據後代歷術以推步彝銘者之不足信，蓋其法乃操持另一尺度以事剪裁，雖亦斐然成章，奈無當於實際。學者如就彝銘歷朔相互間之關係以恢復殷、周古歷，再據古歷為標準以校量其他，則尚矣。然此事殊未易言，蓋資料尚未充，而資料之整理尚當先決也。

余於年代之推定則異是。余專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懷若何之成見，亦不據外在之尺度。蓋器物年代每有於銘文透露者，如上舉之“獻侯鼎”、“宗周鐘”、“遹簋”、“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豐簋》雲“王衣祀於王丕顯考文王”，自為武王時器；《小盂鼎》雲“用牲啻（褅）周王、口王、成王”；當為康王時器，均不待辯而自明。而由新舊史料之合證，足以確實考訂者，為數亦不鮮。據此等器物為中心以推證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貫之脈絡可尋。得此，更就其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參驗之，一時代之器大抵可以蹤跡，即其近是者，於先後之相去要亦不甚遠。至其有歷朔之記載者，亦於年月日辰間之相互關係求其合與不合，然此僅作為消極之副證而已。

本此諸法，余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大抵均王臣之物。其依據國別者，於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器則大抵屬於東周。故宗周盛時列國之器罕見，東遷而後王室之器無征，此可考見兩周之政治情形與文化狀況之演進矣。

國別之器得國三十又二，曰吳，曰越，曰徐，曰楚，曰江，曰黃，曰鄀，曰鄧，曰蔡，曰許，曰鄭，曰陳，曰宋，曰鄫，曰滕，日薛，曰邾，曰邿，曰魯，曰杞，曰紀，曰祝，曰莒，曰齊，曰戴，曰衛，曰燕，曰晉，曰蘇，曰虢，曰虞，曰秦。由長江流域溯流而上，於江河之間順流而下，更由黃河流域溯流而上，地之比鄰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綜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諸國南系也，黃河流域諸國北系也。南文尚華藻，字多秀麗，北文重事實，字多渾厚，此其大較也。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而徐多古器，舊文獻中每視荊、舒為蠻夷化外，足征乃出於周人之敵愾。徐、楚均商之同盟，自商之亡即與周為敵國，此於舊史有徵，而於宗周彝銘，凡周室與南夷用兵之事尤幾於累代不絕。故徐、楚實商文化之嫡系，南北二流實商、周文化之派演。商人氣質傾向藝術，彝器之製作精絕千古，而好飲酒，好田獵，好崇祀鬼神，均其超現實性之證；周人氣質則偏重現實，與古人所謂“殷尚質，周尚文”者適得其反。民族之商、周，益以地域之南北，故二系之色彩渾如涇、渭之異流。然自春秋而後，民族畛域漸就混同，文化色彩亦漸趨畫一。證諸彝銘，則北自燕、晉，南迄徐、吳，東自齊、邾，西迄秦、都，構思既見從同，用韻亦復一致。是足征周末之中州確已有“書同文，行同倫”之實際，未幾至嬴秦而一統，勢所必然也。

綜合兩周彝銘，其年代國別之可征或近是者，凡得三百二十又三器。於存世之器雖未及十分之一，大抵乃金文辭中之精華也。儵忽相鑿而渾沌果死，幸莫如之。

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初版錄成時所序。其後為增訂版重錄之，除於國名次第及器銘數目有所更改外，余均仍舊。

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