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之際的儒者

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儒者的動向是怎樣？特別是秦二世元年陳涉、吳廣所領導的農民革命爆發以後，儒者的動向又是怎樣？這似乎不失為一個有趣的題目。就《史記》和《漢書》及其他資料去考察當時的情形，可以看出有這樣的幾種事實：

一、一部分人還是在秦朝任官職；

二、一部分人在埋頭研究或著書；

三、另外一大部分人參加了革命。

任秦官職的人，李斯不用說便是絕好的代表。李斯是荀卿的弟子，當然是一位儒者，入秦之後曾為呂不韋門下的舍人，但到呂不韋失敗，即一棄其所學，而以權謀術數，嚴刑峻法以媚秦。焚書坑儒之議就是他發動的。他要算是很會做官，然而結果為趙高所讒殺。

李斯是這樣，他門下還有不少的“賓客”，大約也有不少的儒者在裏面。這些人和李斯一道遭了“收捕”。李斯既身被五刑而夷三族，他們的大多數總是難免於一死的，詳細的情形書中別無記載。

除了李斯及其賓客之外，論理也還有不少的儒者在做秦朝的官，可考者是還有些沒有坑完的儒生與博士。此事見《叔孫通傳》。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征，待詔博士（候補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偷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令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

據這個故事看來，可見在秦焚書坑儒之後，還有不少的儒生在做博士或候補博士，秦代的坑儒並沒有把儒坑完。同時秦代的焚書也並沒有把書焚完。我們看李斯所上的焚書令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可見就是《詩》、《書》、百家語，所燒的只是民間私藏，而官家博士所掌管的是沒有燒的。但《詩》、《書》、百家語結果是受了燒殘。在這兒還有第二把火，便是楚霸王項羽的“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埋頭研究或著書的人是怎樣呢？

在我看來，荀卿似乎就是一位最偉大的代表。

荀卿是得見李斯為秦相的，《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睹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為相當在始皇三十四年，已是兼并天下后的第九年。雖然有人認為荀子活不到這樣遲，那是因為把荀子的生年太推早了的原故。荀子十五始遊學於齊（據應劭《風俗通義·窮通篇》），被《史記》與劉向《敘錄》誤為了五十。《韓非子·難三篇》言：“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這位“孫卿”，疑字有誤，應該不是荀子。把荀子的生年推后些，活到八九十歲儘可能及於秦代。在這兒《荀子》書中有一個內證：

為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睹，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示）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博也。

這是《荀子》最後一篇《堯問篇》的最後一節，原文還有一半光景，盛稱荀卿為聖人，不亞於孔子。這不用說是荀子的門人所加的讚辭，但從這段文字看來就可以知道荀子是明明活到了秦皇統一天下以後，他曾以佯狂示愚，明哲保身。一般的研究家不知道怎的，卻不甚注意這一段文字。在我想來，荀子晚年一定是相當窘的，他在《成相篇》裏面也有好些牢騷不平的話，特別是下列二章值得注意：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

春申君是用過荀子的人，這章的末句應該說的是春申君失敗之後楚國不久也就亡了。

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

這應該指斥的是秦政，言秦以霸術得天下，並非王者之道，秦政是有充分的墨家色彩的。

荀子善言《易》，今存《易傳》應多出自荀子或其門人。這是一種煙幕，因為卜筮之書不在禁止之列。《漢書·藝文志》中所列農家、方技、醫術、蓍筮、雜占、神仙諸書，多假託神農、黃帝，應該也怕是秦火以後沒有出路的一些儒者之所為，因為醫藥種樹之書也是不在禁止之列的。那些書多已經亡了，無從知道它們的內容。但如現存的《黃帝內經》，把一些陰陽五行的玄理附會在醫理裏面，恐怕是有所為而作。不幸原意隱晦，竟束縛了中國的醫學二千多年，一直到現在都還不能盡量擺脫。

漢儒於六藝差不多都各有一套傳授系統，如《詩》的浮丘伯、申公、穆生、白生，《書》的秦老博士伏生，《易》的田何，《禮》的高堂生，《春秋》的公羊子之徒，應該都是秦、楚之際的埋頭研究者。浮丘伯是荀卿的弟子，他一直活到了呂后時代。

《叔孫通傳》上的魯兩生，也應該是這一派的人物。叔孫通參加了項梁的隊伍之後，不久他又投到了漢高祖的麾下，幫助他把項羽打敗了，得了天下，他便為他制朝儀。在這製作典禮的時候，除掉自己的學生百餘人和高祖左右的“學者”之外，他還到山東去聘請了“魯諸生三十餘人”來參加。在去聘請時卻有兩位魯生看不起他，拒絕受聘。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汝）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征三十人西。

大抵魯儒多好學，《儒林傳》稱：“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項羽本紀》亦載其事，言：“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在圍城生活中都還在“講誦，習禮樂”，平常也一定“弦歌之音不絕”，是可以想見的。不過這種情形應該是革命爆發之後才恢復的，因為秦令“偶語《詩》、《書》棄市”，誰還敢公開地講誦而弦歌呢？

另外還有大批人卻是參加了革命，有的在事前就有秘密活動，有的在事發時便立即參加了。

第一，我們應該舉出孔甲。他名鮒，是孔子的八世孫。《孔子世家》上說：“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儒林傳》說得更詳細：“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司馬遷把這件事情看得相當重要，但可惜他沒有更詳細的追求。看陳涉在起事的倉卒之間便設置了博士，可見得他並不是一位象楚霸王那樣的有勇無謀的貴族暴徒，也不象漢高祖那樣動輒謾罵儒者的流氓無賴，司馬遷把他寫得太少了。

第二，我們應該舉出張良。張良在初本是一位儒者，《本傳》上說他“嘗學禮淮陽”。但就在這“學禮”的時候，他“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看這情形，所謂倉海君，也應該是當時的一位儒者而兼帶着在做秘密工作的人。到後來，陳涉一發動，張良也就響應了——“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

第三，我們應該舉出陳餘。“陳餘好儒術”（《本傳》），又“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淮陰侯列傳》）。他和張耳兩人早就是為秦所注意的人物，曾懸出賞格求他們：“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他們只好改名換姓地到陳去做着“監門”過活。秦人購求他們，他們也若無其事地以門者的資格購求自己。但等“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從此陳餘也就成為了革命軍的一個領袖。

第四，我們應該舉出酈食其。《本傳》說他“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涉、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后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間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汝）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是一位儒者毫無問題，結果他見了劉邦也就被罵為“豎儒”——在《張良傳》中還捱過第二次這樣的罵。他卻給他一個譴責，把劉邦屈服了。劉邦的初期戰略和政略實在多賴他策畫，及至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可以說是他的最輝煌的時期，然而結果是便宜了韓信的軍事進攻，被齊王把他烹了。他假如不凶終，他在漢室的功臣地位，我想是決不亞於留侯張良的。

第五，我們應該舉出陸賈。“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他後來“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曾著書“二十三篇”，《漢書·藝文志》是把他列在儒家的。

第六，我們應該舉出朱建。朱建也是楚人，是陸賈的朋友。他曾經輔助過黥布。“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後來“高祖賜號平原君”。《藝文志》有“《平原君》七篇”，也是列在儒家的。

第七，我們應該舉出楚元王劉交。他是劉邦的同父少弟，“好書，多才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既為沛公，……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漢六年……交為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這是根據《漢書·本傳》，關於學《詩》及傳《詩》諸點為《史記》所無，但此與古今文之爭無涉，諒非偽托。真沒有想到在見儒即大罵的劉邦之下，還有這樣一位深於《詩》教的異母弟。然而他並不是天天死誦着“關關雎鳩”，而是跟着他的阿哥奔走革命，運籌帷幄的。

第八，我們應該再提起叔孫通。叔孫通拋棄了秦博士官而跑去參加革命，開始是跟着項梁，其次是楚義帝，其次是項羽，其次才是劉邦。“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這位博士的性格很能圓通順應，和酈食其不同，但他也不是純粹的書獃子。他投降劉邦的時候有“弟子百餘人”跟隨着他，這一定是他參加革命之後所招收的。但這一百多弟子雖是跟着革命了，卻都不過是一些分吃一碗革命飯的傢伙。先生很識時務，在戰爭期間，他所推薦的人專門是那些“群盜壯士”。學生們罵為“大猾”，因此學生們都不平，以為得不到一碗飯吃。到後來，天下打平了，要定朝儀的時候，這些弟子們得到使用了，都做了官了，於是乎大家滿高興，又恭維叔孫通是“聖人”，“知當世之要務”。革命隊伍裏面的一些濫竽分子的醜態完全暴露了。

以上是儒者在秦、楚之際的活動情形，雖然只是一個大略，但比別的學派也就夠熱鬧了。

別的學派的動向所可考見的很少，但如陳平是道家，《史記》說他“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漢書》也說他“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

田叔是道家，《史記》說他“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漢書》還說他“喜任俠”，足見俠之中也有道家的人。後來人家舉他起來做了張耳的兒子趙王張敖的郎中。張敖的部下趙午、貫高等謀殺漢高祖的計劃泄漏，張敖被逮，漢廷有詔“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但“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髠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他這種態度也是夠有俠氣的。

曹參也應該是道家，雖然是後來的事。當他在惠帝時做齊國的丞相，“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後來他承繼蕭何做漢丞相，也是這一套無為而治的辦法。這些雖說都是後來的事，但一定是他本來的思想和生活態度有道家的傾向，故爾才走上了這樣的步驟。

張良是由儒而轉入於道的人。自從他會過那位黃石公之後，讀了《太公兵法》，他的生活態度是有些改變了。“《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藝文志》是列在道家裏面的。後來他竟成為了神仙家。“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這要算是他聰明，自己取了消極自殺的手段，免得別人用積極的手段來殺他。

象這些例子也足以證明道家者流對於秦漢之際的革命也並不是一味的消極。陳平、曹參、張良都是革命隊伍中的領袖，而樂巨公、蓋公、黃石公之流也應該是革命前夜的一些地下活動者。

張蒼是陰陽家。“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就這樣他從逃亡的官吏，參加了革命，後來做到丞相。他是長於律歷的，有“張蒼十六篇”，《藝文志》列在陰陽家。

勸淮陰侯韓信三分天下的蒯徹（通）是縱橫家。“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漢書·蒯通傳》）。他這書，《藝文志》是收在縱橫家裏面的，曰“《蒯子》五篇”。還有他的朋友安其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也怕是一位縱橫家吧。項羽的軍師，“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的，恐怕也是這一流人物。

象這樣陰陽家縱橫家之徒我們也可以找得出參加革命隊伍的人。

然而有一個負號的現象值得注意的，便是在韓非子的時候都還是“顯學”，與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在革命隊伍中卻一個也找不出！或許有人會說，遊俠就是墨，但遊俠不是墨，我已經在《墨子的思想》一文中論述過了。

《淮南子·氾論訓》裏面有下列的一段：

秦之時高為台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稾，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俊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溪壑，出百死而紿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勵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

淮南王安著書時，距漢初僅六十年左右，當時故老多有存者，即淮南門下也應該還有目擊或身預陳、吳革命事的老人。他這所說的大抵是事實，雖然關於儒者我們找到了好些反證，但關於墨者的反證卻一件也無法獲得。

那些墨家顯學，在那個革命時代究竟往哪兒去了呢？而且在那個革命運動之後，墨家也完全絕跡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兒我所能理解的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墨家參加了秦人的保衛戰而遭了犧牲。墨家尊天明鬼，尚同非命，非樂非儒，為秦政所蹈襲，大有類於秦代的官學。荀子所嘆息的“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可見得不是無的放矢。

第二種可能性是墨家改了行，所謂“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看見風頭不好，搖身一變，便都“豐衣博帶”起來了。

這兩種可能性都不是我在這兒“投井下石”，我是從理論與史實歸納出來的，兩種可能性都能夠同屬於事實。特別是第二種，在上揭《淮南·氾論訓》那一段話的下邊，接着便這樣說：

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輅，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

在漢初天下奠定的時候，墨已經成了儒的附庸，而“總”之“鄒、魯”了。這從儒家的立場上說來，是墨家的進化，從墨家的立場上說來，是墨家的墮落，而在我們現代非儒非墨的立場上說來，卻是儒墨的總墮落。先秦墨家固然滅亡了，先秦儒家事實上也完全變了質。秦以前的所謂“儒”和秦以後的所謂“儒”，雖然在其本身也有傳統上的關係，但那傳統是完全混淆了的。所有先秦以前的諸子百家，差不多全部都匯合到秦以後的所謂儒家裏面去了。打的雖然同是孔子的招牌，但有的是吃陰陽家的飯，有的是吃道家的飯，有的是吃法家的飯，近來也有人吃起名家的飯來了。墨家是不是真的消滅了呢？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歷代的王朝不是都在尊天明鬼嗎？不是都在尚同貴力嗎？就是號稱為儒家中興的宋明理學，除掉在骨子裏吃的道士飯、和尚飯之外，也充分地保存着墨家的衣缽；他們的宗教性很強，門戶之見很深，而對於文藝都視如不共戴天的仇敵。例如朱夫子所說的“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豈不是墨子“非樂”理論的發展嗎？宋以後能彈七弦琴的找不到幾個人，箏瑟箜篌都喪失了。有幾部大小說足以誇耀於全世界的，卻定不準確它們的作者為誰。可憐呀，男子弄文藝固然不道德，女子弄文藝尤其近於伎女，竟成為了封建時代的家庭教條與社會教條。吃人的禮教到底應該歸誰來負責？所以從名義上說來，秦以後是儒存而墨亡，但從實質上說來，倒是墨存而儒亡的。到現在還有人在提倡復興墨學，這和提倡復興孔學的人真可以說是“魯衛之政”。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