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初見秦篇》發微
一
現在《韓非子》的第一篇《初見秦》，在《戰國策·秦策》裏面是收為張儀見秦惠文王時的說辭，足見這篇文章的作者在漢時已經就有兩種說法。
宋人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沙隨程氏說：“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鑒》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舉韓之論見《初見秦》，程氏認為范雎書，雖然所引列的根據並不怎麼堅實，但總不失為一種新說。
從前的人讀書大抵是篤信古書的，凡是黑字印在白紙上的東西似乎都可信，而且要愈古的也就愈見可信。准此，《初見秦篇》的作者在以前的看法大抵是分為兩派，不是認為韓非所作，便是認為張儀所作，沙隨程氏說是不大為人所注意的。
“五四”以來，讀書的方法更加科學化了，對於一種書或一篇作品，假使有可疑的地方，我們曉得用種種方法去考察，在書外求證，在書內求證，總要把它弄得一個水落石出。有時考證所得的結果確是很精確的，讀書的方法確是比前人進步了。
關於《初見秦》作者的這個問題，近年來比較有貢獻的是容肇祖先生。他有一篇《韓非的著作考》（初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一集四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四冊）認為《初見秦》是“縱橫或遊說家言混入於《韓非子》書中者”。在這時他是傾向於張儀說的，以為“勸秦滅六國，當是張儀之言”，他也引到沙隨程氏說而表示懷疑：“以張儀說為范雎書，不知何據？”但他是堅決地反對韓非說的。
其後容氏又寫了一篇《“韓非子初見秦篇”考》（初載同上《周刊》五集五十九、六十期合刊，后亦收入《古史辨》第四冊），對於這問題，作了更深一層的研討。他詳細地考察了“文章的內容”，約略把這文的時代考出了。因為文中多載秦昭王時事，足以證明絕對不是張儀所作。又據引文中下列一段史實而加以推論，也推翻了韓非作的說法。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國策》作“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逾華、絳、上黨，代四（《國策》作“三”）十六縣，上黨七十（《國策》作“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
這毫無疑問是指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趙於長平，四十八年昭王聽范雎之謀，“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時候的事，故爾容氏說：
從上引的《初見秦篇》一段看，明是秦昭王時事。中間屢稱大王，所謂“大王以詔（‘詐’）破之”，“大王垂拱以須之”，可證確為秦昭王時人所說的。……稱秦昭王作大王的，就是與昭王同時的人，斷不會為始皇十三年入秦的韓非所說。
這樣又把韓非說從根本推翻了，確實是很犀利的一個揭發，比較起一向的人所說的韓非忠於韓，不應人秦即勸其“舉韓”，或與《存韓篇》相矛盾的那樣心理上的證據，自然是更加可靠的了。
《初見秦》的時代既已約略考定，其中的話“確為秦昭王時人所說的”，那麼是不是就如沙隨程氏所說便是“范雎書”呢？沙隨程氏提出了范雎來作為本篇的作者，他的根據為王應麟所引列的，可惜過於簡略，但我相信，他大約也是見到了上引長平之役的一段，知道了是昭王范雎時事，故爾他才推定為范雎的吧。不然他這樣的結論是無法得出的。但可惜程氏的注意還欠周密，他已經觸到了時代的邊緣，而對於作者卻是規定錯了。容氏說：“《初見秦篇》所謂‘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為和，是謀臣之拙也’的話，都是暗指范雎的，不應是范雎書”，這真真是一語破的，“沙隨程氏的話”也的確是“不攻自破”了。
作者既非范雎，但總得與范雎約略同時，是不是有什麼線索可以斷定為誰的呢？容氏關於這一層是很謹慎的。他說：
《初見秦》一篇的作者，既不是張儀，又不是韓非，又不是范雎，而是在昭王時，范雎稍後的一人。究竟何人，尚沒有確實的證據。或者急卒一點的會說是蔡澤。但是蔡澤是由范雎進用的，似乎初見秦時不當即數范雎之短。總之這篇說辭，或是一位不大著名的人所作。日久失名，或附之張儀說，或附之韓非書，與“舜、禹，天下之美皆歸焉，桀、紂，天下之惡皆歸焉”的事情相類。
這兒提出蔡澤說出來，雖然採取的是否認的態度，但卻不失為一個新的啟示。不過同在《古史辨》第四冊裏面，又收輯有一篇劉汝霖先生的《“韓非子初見秦篇”作者考》，和容氏第二篇文章的見解大抵相同，而寫得更為扼要。容、劉二氏在文字中彼此都沒有提到，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劉文沒有標出寫作年月（就《古史辨》而言），也不知道是誰先誰后，或者是各不相謀地所謂“英雄所見大抵相同”的吧。但是劉氏是較傾向於蔡澤說的，在這一點上與容氏稍微不同。劉氏說：
我看本篇歷舉秦人的失策，最後說到長平之戰，一連五次稱大王。可見上書時的秦王就是圍大梁和長平之戰時的秦王。我們知道這幾次戰爭都發生在秦昭王時，可以知道這篇著作的時代必在秦昭王時。裏面又說到前二五七年圍邯鄲的事，知道這篇必作於前二五七年以後。自這年到秦昭王之死，不過七年的工夫。這七年之中，東方說客到秦國而見於史書的，我們僅見到蔡澤一人，所以假定這篇是蔡澤或蔡澤之徒所作，有最高的可能性。
這雖然也並不是肯定了就是蔡澤，但是是從正面提出了蔡澤說的，與容氏從反面來提出的態度不同。照情理上推測，或許是劉文在前而曾為容氏所見到的吧？假使是這樣，那麼打破了張儀說韓非說與范雎說，而提出了蔡澤說出來的功績，便應該是寫在劉氏項下的。
二
憑着容、劉二氏的開拓，我曾經對於這篇文章也過細地玩味過，覺得蔡澤說也依然不正確，而有另外一個更適當的人。
先請說出我所得到的線索吧。
《初見秦》這篇文章，驟看時好象泛泛地在反對一般的合縱，這是有點迂闊的。因為秦自惠王以來即採取連衡政策以破當時的合縱，而且在時間的經過中合縱的局勢已經在漸就崩潰了。何勞你這位說客再來泛泛地反對合縱呢。照道理上講來，他應該是專為某一次緊急的事態而進說。因此我們便應該注意他在開首一說到本題時便吐露出的這一句話：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韓（《戰國策》作“收餘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戰國策》無“強”字）為難。
這是點破了當時的時勢。這一句話應該是很重要的主眼。這兒對於關東六國，在字面上獨沒有舉出趙國，統言“天下”，也太含糊，到底是誰在“連荊”，誰在“固齊”，誰在“收韓”，差不多成了一個無頭公案。因此，以前的人把這一句話便很忽略地看過了。我說是很忽略，有什麼證據呢？有的，你從對於“陰燕陽魏”的陰陽二字的解釋上也就可以看出。對這兩字的解釋有兩種：《國策》高誘注以為“陰小陽大”，而《韓非子》舊注則謂“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象這樣如以大小南北為說，那麼，楚在六國中為最大，而且最南，何以不說“天下陰燕陽荊，連魏固齊”呢？這不是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而大家都沒有十分注意的證據嗎！我的看法是——在這兒所隱去的趙國其實就是“連荊固齊收韓”的主謀，它的地望正是“陰燕陽魏”的。再請看後文要收尾處的那幾句話吧：
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
這兒便把趙國點出了。而且反過來又說：
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
無論反說正說，都是把“舉趙”列在第一位的。這正足以證明在說者進說時這一次的合縱是以趙為盟首。趙國正在打算聯合關東諸侯以與秦國為難。但關東諸侯也並不是全面參加，而是局部合縱的形勢。何以見得呢？你看說者在言“舉趙”之外，對韓則言“亡”，對荊、魏則言“臣”，而對燕、齊則言“親”，便明白地透露出了這個消息。這便是說者在進說的當時，正有着這麼一次的合縱運動，除以趙為主動之外，韓、魏、楚是響應趙國的。而燕、齊則採取的是中立態度，不用說是對於趙的好意中立。這是一個重要的線索。象這樣以趙為主動，以韓、魏、楚為同謀，而燕、齊中立的攻秦舉動，在長平之役乃至邯鄲解圍以後，秦昭王逝世之前，在史冊上是不是有可考見的呢？有的。這樣的一件事情就發生在秦昭王五十一年的五月！
我們再請翻閱《史記·趙世家》吧。那兒在邯鄲解圍后的次年，也就是秦昭王五十一年，明明紀錄著：“五月，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這在《六國表》，於魏書在安釐王二十一年，言：“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於韓與楚，各書“救趙新中”。可見這一次的軍事行動正是趙主謀，而韓、魏、楚為同盟，而且是承繼着邯鄲解圍的勝利余勢而來的。信梁，據張守節的《正義》，是秦將王齕的號。在這一次，王齕又是打了敗仗的。
這件史實既有證據，那麼《初見秦篇》的絕對年代便更可以推定了。據《秦本紀》，昭王五十年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足知邯鄲解圍在秦昭王五十年十二月。而本篇的作者即是在這時之後，並在王齕再敗於新中之前進說的，可見《初見秦》的絕對年代便是在秦昭王五十一年的頭三四個月裏面。
就這樣把本篇的絕對年代限定了，於是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斷定：蔡澤說也不能成立。
怎樣說呢？請看《史記·蔡澤列傳》吧。蔡澤本是燕人。曾經遊歷趙國，被逐。后入韓、魏，在路上又遭到搶劫，砂鍋土罐都被人搶去了。繼后“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考《范雎傳》，鄭安平降趙在秦昭王五十年，“后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則在昭王五十二年。蔡澤既在“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之後入秦，可見他的入秦年代是在王稽伏誅之後，即不得早過昭王五十二年。這和《初見秦》的絕對年代不合，故爾作者為蔡澤或其徒之說便不能成立。
三
蔡澤或其徒之說既不能成立，本篇的作者是不是還有可以推想的餘地呢？
我認為是有。
先且把我所想定的人說出來吧，那便是後來為秦庄襄王和秦王政的丞相的呂不韋。
呂不韋初入秦的年代本有兩說，據《史記·呂不韋列傳》是在秦昭王四十八年前。秦王政即位時年十三，逆數上去，當生於昭王四十八年的正月。不韋入秦為子楚（即後來的庄襄王）運動王位繼承權的事是敘述在秦王政誕生之前的。那麼呂不韋的初入秦便是在昭王四十八年以前了。
據《戰國策》則在秦昭王死後，孝文王在位的時代。按照情勢上講來，《戰國策》是錯了的。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而死，孝文王即位僅一年而又去世，如除掉服喪期（據《秦本紀》僅一年），則在位僅僅“三日”。在這樣短促的期間而且又有喪事，呂不韋在這時才開始活動是有點不近情理的。
呂不韋初人秦之年應該以《史記·本傳》為正，但《本傳》把這件事敘在秦王政出世之前，即呂不韋初人秦當在秦昭王四十八年之前，與《初見秦篇》作於昭王五十一年初頭的考定不合。那麼我怎麼能說這《初見秦篇》的作者是呂不韋呢？要解答這個疑難是可以不費事的。《初見秦篇》的文字本身裏面並沒有“初見秦”的字樣，題為“初見秦”只是纂輯《韓非子》的人任意安上的名目而已。當然文中也說“臣昧死願望見大王”，這如標題為“初見秦王”是說得過去的，但並不能解釋為作者的初次入秦。再者文中已自稱“臣”，說出“為人臣不忠當死”的話，可見說者已經是秦的屬吏，故所以又說“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完全是內秦而外中夏的口氣，而且把秦已經稱為“吾”了。這更足以證明作者決不會是初次入秦的說客了。
那麼我們更應該探討，呂不韋在秦昭王五十年與五十一年之間，是不是有過入秦的事實呢？有的。《呂不韋列傳》恰恰敘述着有這麼一件事：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據此可以知道在邯鄲圍城的時候，子楚是丟下了自己的妻子，同着呂不韋逃走了。“脫亡赴秦軍”究竟是在五十年的哪一月雖不得而知，但他們“遂以得歸”，應該是在邯鄲撤圍，秦兵退卻的時候，即是當年的十二月。再加上途中的時日，那麼子楚與呂不韋的回秦便約略在五十一年的初頭了。這與上面所考定的《初見秦篇》的絕對年代恰好相合。因此我敢於推定《初見秦篇》的作者應該就是呂不韋。
說為呂不韋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沒有呢？我感覺着絲毫也沒有。
第一，呂不韋早就在做子楚的“傅”的，他早就是秦的屬吏，故爾他盡可以稱臣而效忠，內秦而外六國，以秦國為自己的國家。
第二，他在五十一年的入秦雖不是初次，但他的得見昭王可以是初次，甚至是一直沒有機會得見到昭王。而在四十八年前初次入秦時，他僅僅是以珠寶商人的資格從事秘密活動的，那時是更沒有資格得見昭王的了。
第三，呂不韋是由邯鄲的重圍中脫出，由趙歸秦的，趙的現狀和軍事活動在他當然明了，這和《初見秦篇》作者的條件也恰恰相應。作者由於熟悉趙國，而且秦、趙當時正糾纏不清，故爾一開口便是“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把主動者的趙竟至“心照不宣”了。
第四，怎樣“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文中雖然沒有說及，但說到“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又說到“戰戰慄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可見作者並不反戰，而卻主張戒慎，與《呂氏春秋》裏面所表現的思想頗相符合。（參考《十批判書》中《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
第五，戰國時的政治主張本有三種作風，即是王道、霸道、強道。商鞅初見秦孝公的時候，先說以王道霸道，不合，后說以“強國之術”，始見信用（《史記·商君列傳》）。《荀子》也說：“王奪之（其）人，霸奪之與，強奪之地。”（《王制》）“強”是純粹的侵略政策，用現代的情形來比附，有點象法西斯主義。《初見秦篇》屢言“王霸”，而隱隱反對“強”的主張，這種思想的色彩也和《呂氏春秋》的思想體系沒有什麼抵觸。
准上，我感覺着：
一、《初見秦篇》的著作權實在是應該劃歸呂不韋，假使改收在《呂氏春秋》裏面作為附錄，倒是更合適的。
二、題目不應該標為“初見秦”，應該改為“呂不韋說秦王”，或者還他個無題也可以。
三、《戰國策》是冠以“張儀說秦王曰”，這可見《戰國策》一書有漢代纂錄者的主觀見解的竄入。
四、誤收入《韓非子》的原因，是因為呂不韋與韓非的時代銜接：《韓非子》第二篇的《存韓》，性質與《初見秦篇》相類，在秦博士官所職掌的官文書中大率是同歸在一個檔案裏面的，後來纂錄《韓非子》的人得到這項資料，沒有細讀內容，便糊裏糊塗地弄成張冠李戴了。
五、因此《韓非子》一書中的各篇的著作權都應該從新審定。其中必然還有性質相同而被誤收的東西。例如《解老》與《喻老》便又是一個例證。這兩篇的作風和見解都不同，而且所據的《老子》的底本也有文字上的出入——如《喻老》引“咎莫憯於欲得”，《解老》“得”字作“利”；《喻老》引“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解老》“輟”字作“絕”。象這樣，兩篇也同樣不會是出於一個人之手。我的看法，《喻老》是韓非的東西，《解老》是佚名氏的，理由此處從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