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回憶與隨想
王劍虹
我首先要介紹的是瞿秋白的第一個愛人王劍虹。
一九一八年夏天，我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師範預科學習的時候，王劍虹已經是師範二年級的學生了。那時她的名字叫王淑璠。我們的教室、自修室相鄰，我們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見。她好像非常嚴肅，昂首出入，目不旁視。我呢，也是一個不喜歡在顯得有傲氣的人的面前笑臉相迎的，所以我們從來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雙智慧、犀銳、堅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覺得她大概是一個比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學吧。果然，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后，我們學校的同學行動起來時，王劍虹就成了全校的領頭人物了。她似乎只是參與學生會工作的一個積極分子。但在辯論會上，特別是有校長、教員參加的一些辯論會上，她口若懸河的講詞和臨機應變的一些尖銳、透闢的言論，常常激起全體同學的熱情。她的每句話，都引起雷鳴般的掌聲，把一些持保守思想、極力要穩住**、深怕發生越軌行為的老校長和教員們問得瞠目結舌，不知如何說，如何作是好了。這個時期，她給我的印象是極為深刻的。她像一團烈火，一把利劍，一支無所畏懼、勇猛直前的隊伍的尖兵。後來，我也跟在許多同學的後邊參加了學生會的工作，遊行、開講演會、教夜校的課，但我們兩人仍沒有說過話，我總覺得她是一個渾身有刺的人。她對我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也許她覺得我也是一個不容易接近的人吧。
這年暑假過後，我到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後來又轉岳雲中學學習。在這兩年半中，我已經把她忘記了。
一九二一年寒假，我回到常德，同我母親住在舅舅家時，王劍虹同她的堂姑王醒予來看我母親和我了。她們的姐姐都曾經是我母親的學生，她們代表她們的姐姐來看我母親，同時來動員我去上海，進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原來，王劍虹是從上海回來的，她在上海參加了婦女工作，認得李達同志的愛人王會悟等許多人，還在上海出版的《婦女聲》上寫過文章。她熱忱於社會主義，熱忱於婦女解放，熱忱於求知。她原是一個口才流利、很會宣傳鼓動的人，而我當時正對岳雲中學又感到失望，對人生的道路感到彷徨，所以我一下便決定終止在湖南的學業，同她冒險到一個熟人都沒有的上海去尋找真理，去開闢人生大道。
從這時起，我們就成了摯友。我對她的個性也才有更深的認識。她是堅強的，熱烈的。她非常需要感情，但外表卻總是冷若冰霜。她是一個失去了母親的女兒。我雖然從小就沒有父親，家境貧寒，但我卻有一個極為堅毅而又洒脫的母親，我從小就習慣從痛苦中解脫自己，保持我特有的樂觀。……
但現實總是殘酷的。我們碰到許多人，觀察過許多人，我們自我鬥爭，但我們對當時的平民女校總感到不滿，我們決定自己學習，自己遨遊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獄。當我們把錢用光，我們可以去紗廠當女工、當家庭教師，或者當用人、當賣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讀書、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佔的位置。
一九二三年夏天，我們兩人到南京來了。我們過着極度儉樸的生活。如果能買兩角錢一尺布做衣服的話，也只肯買一角錢一尺的布。我們沒有買過魚、肉，也沒有嘗過雪糕，去哪裏都是徒步，把省下的錢全買了書。我們生活得很有興趣，很有生氣。
一天，有一個老熟人來看我們了。這就是柯慶施，那時大家叫他柯怪，是我們在平民女子學校時認識的。他那時常到我們宿舍來玩，一坐半天，談不出什麼理論，也談不出什麼有趣的事。我們大家不喜歡他。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沒有感到他來這裏是想追求誰，想找一個女友談談戀愛，或是玩玩。因此，我們儘管嘲笑他是一個“爛板凳”（意思是說他能坐爛板凳），卻並不十分給他下不去，他也從來不怪罪我們。這年，他不知從什麼地方知道我們在這裏，便跑來看我們，還雇了一輛馬車，請我們去游靈谷寺。這個較遠的風景區我們還未曾去過咧。跟着，第二個熟人也來了，是施復亮（那時叫施存統）。我們認為他是一個好人，他是最早把我們的朋友王一知（那時叫月泉）找去作了愛人的，他告訴我們他和一知的生活，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女兒。這些自然引起了我們一些舊情，在平靜的生活中吹起一片微波。後來，他們帶了一個新朋友來，這個朋友瘦長個兒，戴一副散光眼鏡，說一口南方官話，見面時話不多，但很機警，當可以說一兩句俏皮話時，就不動聲色地渲染幾句，惹人高興，用不驚動人的眼光靜靜地飄過來，我和劍虹都認為他是一個出色的共產黨員。這個人就是瞿秋白同志，就是後來領導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取代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後來又犯過盲動主義錯誤的瞿秋白；就是做了許多文藝工作、在文藝戰線有過卓越貢獻、同魯迅建立過深厚友誼的瞿秋白；就是那個在國民黨牢獄中從容就義的瞿秋白；就是那個因寫過《多餘的話》被“***”誣為叛徒、掘墳揚灰的瞿秋白。
不久，他們又來過一次。瞿秋白講蘇聯故事給我們聽，這非常對我們的胃口。過去在平民女校時，也請另一位從蘇聯回來的同志講過蘇聯情況。兩個講師大不一樣，一個像瞎子摸象，一個像熟練的廚師剝筍。當他知道我們讀過一些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的書的時候，他的話就更多了。我們就像小時候聽大人講故事似的都聽迷了。
他對我們這一年來的東遊西盪的生活，對我們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都抱着極大的興趣聽着、讚賞着。他鼓勵我們隨他們去上海，到上海大學文學系聽課。我們懷疑這可能又是第二個平民女子學校，是培養共產黨員的講習班，但又不能認真地辦。他們幾個人都耐心解釋，說這學校要宣傳馬克思主義，要培養年輕的黨員，但並不勉強學生入黨。這是一個正式學校，我們參加文學系可以學到一些文學基礎知識，可以接觸到一些文學上有修養的人，可以學到一點社會主義。又說這個學校原是國民黨辦的，于右任當校長，共產黨在學校里只負責社會科學系，負責人就是他和鄧中夏同志。他保證我們到那裏可以自由聽課，自由選擇。施存統也幫助勸說，最後我們決定了。他們走後不幾天，我們就到上海去了，這時瞿秋白同志大約剛回國不久。
上海大學
上海大學這時設在中國地界極為偏僻的青雲路上。一幢幢舊的、不結實的弄堂房子，究竟有多大，我在那裏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並不是由於它的廣大，而是由於它不值得你去注意。我和王劍虹住在一幢一樓一底的一間小亭子間裏，樓上樓下住着一些這個系那個系的花枝招展的上海女學生。她們看不慣我們，我們也看不慣她們，碰面時偶爾點點頭，根本沒有來往。只有一個極為漂亮的被稱為校花的女生吸引我找她談過一次話，可惜我們一點共同的語言也沒有。她問我有沒有愛人，抱不抱獨身主義。我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也不打算去想。她以為我是傻子，就不同我再談下去了。
我們文學系似乎比較正規，教員不大缺課，同學們也一本正經地上課。我喜歡沈雁冰先生（矛盾）講的《奧德賽》、《伊利亞特》這些遠古的、異族的極為離奇又極為美麗的故事。我從這些故事裏產生過許多幻想，我去翻歐洲的歷史、歐洲的地理，把它們拿來和我們自己民族的遠古的故事來比較。我還讀過沈先生在《小說月報》上翻譯的歐洲小說。他那時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但是不會接近學生。他從來不講課外的閑話，也不詢問學生的功課。所以我以為不打擾他最好。早先在平民女校教我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的英譯本時，他也是這樣。我同他較熟，後來我主編《北斗》時，常求教於他，向他要稿子。所以，他描寫我過去是一個比較沉默的學生，那是對的。就是現在，當我感到我是在一個比我高大、不能平等談話的人的面前，即便是我佩服的人時，我也常是沉默的。
王劍虹則欣賞俞平伯講的宋詞。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課，全神貫注於他的講解，他搖頭晃腦，手舞足蹈，口沫四濺，在深度的近視眼鏡里，極有情致地左右環顧。他的確沉醉在那些“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蘊蓄的詞句之中，他的神情並不使人生厭，而是感染人的。劍虹原來就喜歡舊詩舊詞，常常低徊婉轉地吟誦，所以她樂意聽他的課，儘管她對俞先生的白話詩毫無興趣。
田漢是講西洋詩的，講惠特曼、渥茲華斯，他可能是一個戲劇家，但講課卻不太內行。
其他的教員，陳望道講古文，邵力子講《易經》。因為語言的關係，我們不十分懂，就不說他了。
可是，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幾乎每天下課後都來我們這裏。於是，我們的小亭子間熱鬧了。他談話的面很寬，他講希臘、羅馬，講文藝復興，也講唐宋元明。他不但講死人，而且也講活人。他不是對小孩講故事，對學生講書，而是把我們當作同游者，一同遊歷上下古今，東南西北。我常懷疑他為什麼不在文學系教書而在社會科學系教書，他在那裏講哲學。哲學是什麼呢？是很深奧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學！但他不同我們講哲學，只講文學，講社會生活，講社會生活中的形形**。後來，他為了幫助我們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語言的美麗，他教我們讀俄文的普希金的詩。他的教法很特別，稍學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讀原文的詩，在詩句中講文法，講變格，講俄文用語的特點，講普希金用詞的美麗。為了讀一首詩，我們得讀二百多個生字，得記熟許多文法。但這二百多個生字、文法，由於詩，就好像完全吃進去了。當我們讀了三四首詩后，我們自己簡直以為已經掌握俄文了。
冬天的一天傍晚，我們與住在間壁的施存統夫婦和瞿秋白一道去附近的宋教仁公園散步賞月。宋教仁是老同盟會的，湖南人，辛亥革命后犧牲了的。我在公園裏玩得很高興，而且忽略了比較沉默或者有點憂鬱的瞿秋白。後來施存統提議回家，我們就回來了，而施存統同瞿秋白卻離開我們，沒有告別就從另一條道走了。這些小事在我腦子裏是不會起什麼影響的。
第二天秋白沒有來我們這裏，第三天我在施存統家遇見他，他很不自然，隨即走了。施存統問我：“你不覺得秋白有些變化嗎？”我搖搖頭。他又說：“我問過他，他說他確實墮入戀愛裏邊了。問他愛誰，他怎麼也不說，只說你猜猜。”我知道施先生是老實人，就逗他：“他會愛誰？是不是愛上你的老婆了？一知是很惹人愛的，你小心點。”他翻起詫異的眼光看我，我笑着就跑了。
我對於存統的話是相信的。可能秋白愛上一個他的“德瓦利斯”，一個什麼女士了。我把我聽到的和我所想到的全告訴劍虹，劍虹回答我的卻是一片沉默。於是我們的小亭子間寂寞了。
過了兩天，劍虹對我說，住在謝持家的（謝持是一個老國民黨員）她的父親要回四川，她要去看他，打算隨他一道回四川。她說，她非常懷念她度過了童年時代的四川酉陽。我要她對我把話講清楚，她只苦苦一笑：“一個人的思想總會有變化的，請你原諒我。”她甩開我就走了。
這是我們兩年來的摯友生活中的一種變態。我完全不理解，我生她的氣，我躺在床上苦苦思磨，這是為什麼呢？兩年來，我們之間從不秘密我們的思想，我們總是互相同情，互相鼓勵的。她怎麼能對我這樣呢？她到底有了什麼變化呢？唉！我這個傻瓜，怎麼就毫無感覺呢？……
我正煩躁的時候，聽到一雙皮鞋聲慢慢地從室外的樓梯上響了上來，無須我分辨，這是秋白的腳步聲，不過比往常慢點，帶點躊躇。而我呢，一下感到有一個機會可以發泄我幾個鐘頭來的怒火了。我站起來，猛地把門拉開，吼道：“我們不學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來！”立刻就又把門猛然關住了。他的一副驚愕而帶點傻氣的樣子留在我腦際，我高興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得意地聽着一雙沉重的皮鞋聲慢慢地遠去。為什麼我要這樣惡作劇，這完全是無意識和無知的頑皮。
我無聊地躺在床上，等着劍虹回來。我並不想找什麼，卻偶然翻開墊被，真是使我大吃一驚，墊被底下放着一張布紋信紙，紙上密密地寫了一行行長短詩句。自然，從筆跡、從行文，我一下就可以認出來是劍虹寫的詩。她平日寫詩都給我看，都放在抽屜里的，為什麼這首詩卻藏在墊被底下呢？我急急地拿來看，一行行一節節啊！我懂了，我全懂了，她是變了，她對我有隱瞞，她在熱烈地愛着秋白。她是一個深刻的人，她不會表達自己的感情；她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她可以把愛情關在心裏，窒死她，她不會顯露出來讓人議論或訕笑的。我懂得她，我不生她的氣了，我只為她難受。我把這詩揣在懷裏，完全為著想幫助她、救援她，惶惶不安地在小亭子間裏踱着。至於他們該不該戀愛，會不會戀愛，她們之間能否和諧，能否融洽，能否幸福，還有什麼不妥之處，在我的腦子裏沒有生出一點點懷疑。劍虹啊！你快回來呀！我一定要為你做點事情。
她回來了，告訴我已經決定跟她父親回四川，她父親同意，可能一個星期左右就要成行了。她不徵詢我的意見，也不同我講幾句分離前應該講的話，只是沉默着。我觀察她，同她一道吃了晚飯。我說我去施存統家玩玩，丟下她就走了。
秋白的住地離學校不遠，我老早就知道，只是沒有去過。到那裏時，發現街道並不寬，卻是一排西式的樓房。我從前門進去，看見秋白正在樓下客堂間同他們的房東——一對錶親夫婦在吃飯。他看到我，立即站起來招呼，他的弟弟瞿雲白趕緊走在前面引路，把我帶到樓上一間比較精緻的房間裏，這正是秋白的住房。我並不認識他弟弟，他自我介紹，讓我坐在秋白書桌前的一把椅子上，給我倒上一杯茶。我正審視房間的陳設時，秋白上樓來了，態度仍同平素一樣，好像下午由我突然發出來的那場風暴根本沒有一樣。這間房以我的生活水平來看，的確是講究的：一張寬大的彈簧床，三架裝滿精裝的外文書籍的書櫥，中間夾雜得有幾摞線裝書。大的寫字枱上，放着幾本書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寶；一盞籠着粉紅色紗罩的枱燈，把這些零碎的小玩藝兒加了一層溫柔的微光。
秋白站在書桌對面，用有興趣的、探索的目光，親切地望着我，試探着說道：“你們還是學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麼，你一個人來的嗎？”
他弟弟不知什麼時候走開了。我無聲地、輕輕地把劍虹的詩慎重地交給了他。他退到一邊去讀詩，讀了許久，才又走過來，用顫抖的聲音問道：“這是劍虹寫的？”我答道：“自然是劍虹。你要知道，劍虹是世界上最珍貴的人。你走吧，到我們宿捨去，她在那裏。我將留在你這裏，過兩個鐘頭再回去。秋白！劍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沒有母親的，你不也是沒有母親的嗎？”秋白曾經詳細地同我們講過他的家庭，特別是他母親吞火柴頭自盡的事，我們聽時都很難過。“你們將是一對最好的愛人，我願你們幸福。”
他握了一下我的手，說道：“我謝謝你。”
等我回到宿舍的時候，一切都如我想像的，氣氛非常溫柔和諧，滿桌子散亂着他們寫的字，看來他們是用筆談話的。他要走了，我從桌子前的牆上取下劍虹的一張全身像，送給了秋白。他把像揣在懷裏，望了我們兩人一眼，就邁出我們的小門，下樓走了。
事情就是這樣。自然，我們以後常去他家玩，而俄文卻沒有繼續讀下去了。她已經不需要讀俄文，而我也沒有興趣堅持下去了。
慕爾鳴路
寒假的時候，我們搬到學校新址（西摩路）附近的慕爾鳴路。這裏是一幢兩樓兩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統住在樓下統廂房，中間客堂間作餐廳。樓上正房住的是瞿雲白，統廂房放着秋白的幾架書，秋白和劍虹住在統廂房後面的一間小房裏，我住在過街樓上的小房裏。我們這幢房子是臨大街的。廚房上邊亭子間裏住的是娘姨阿董。阿董原來就在秋白家幫工，這時，就為我們這一大家人做飯，收拾房子，為秋白夫婦、他弟弟和我洗衣服。施存統家也雇了一個阿姨，帶小孩，做雜事。
這屋裏九口之家的生活、吃飯等，全由秋白的弟弟雲白當家。我按學校的膳宿標準每月交給他十元，劍虹也是這樣，別的事我們全不管。這自然是秋白的主張，是秋白為著同劍虹的戀愛生活所考慮的精心的安排。
因為是寒假，秋白出門較少；開學以後，也常眷戀着家。他每天穿着一件舒適的、黑綢的舊絲棉袍，據說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遺物。他每天寫詩，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給劍虹的情詩。也寫過一首給我，說我是安琪兒，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感謝我對他們戀愛的幫助。劍虹也天天寫詩，一本又一本。他們還一起讀詩，中國歷代的各家詩詞，都愛不釋手。他們每天講的就是李白、杜甫、韓愈、蘇軾、李商隱、李後主、陸遊、王漁洋、鄭板橋……秋白還會刻圖章，他把他最喜愛的詩句，刻在各種各樣的精緻的小石塊上。劍虹原來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就較好，但如此的愛好，卻是因了秋白的培養與熏陶。
劍虹比我大兩歲，書比我念得多。我從認識她以後，在思想興趣方面受過她很大的影響，那都是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對人生的狂想，對世俗的鄙視。儘管我們表面有些傲氣，但我們是喜群的，甚至有時也能遷就的。現在，我不能不隨着他們吹吹簫、唱幾句崑曲（這都是秋白教的），但心田卻不能不離開他們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我嚮往着廣闊的世界，我懷念起另外的舊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計劃。而這些計劃卻只秘藏在心頭。我眼望着逝去的時日而深感惆悵。
秋白在學校的工作不少，後來又加上翻譯工作，他給鮑羅廷當翻譯可能就是從這時開始的。我見他安排得很好。他西裝筆挺，一身整潔，精神抖擻，進出來往，他從不把客人引上樓來，也從不同我們（至少是我吧）談他的工作，談他的朋友，談他的同志。他這時顯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來仍然興緻很好，同劍虹談詩、寫詩。有時為了趕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點上支煙，劍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譯一萬字，我看過他寫的稿紙，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氣氣的字，幾乎連一個字都沒有改動。
我不知道他怎樣支配時間的，好像他還很有閑空。他們兩人好多次到我那小小的過街樓上來坐談。因為只有我這間屋裏有一個燒煤油的烤火爐，比較暖和一些。這個爐子是雲白買給秋白和劍虹的，他們一定要放在我屋子裏。爐蓋上有一圈小孔，火光從這些小孔里射出來，像一朵花的光圈，閃映在天花板上。他們來的時候，我們總是把電燈關了，只留下這些閃爍的微明的晃動的花的光圈，屋子裏氣氛也美極了。他的談鋒很健，常常幽默地談些當時文壇的軼事。他好像同沈雁冰、鄭振鐸都熟識。他喜歡徐志摩的詩。他對創造社的天才家們似乎只有對郁達夫還感到一點點興趣。我那時對這些人、事、文章以及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爭論，是沒有發言權的。我只是一個小學生，非常有趣地聽着。這是我對於文學上的什麼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以及為人生、為藝術等等所上的第一課。那時秋白同志的議論廣泛，我還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見的要點，只覺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種意見之上的。
有一次，我問他我將來究竟學什麼好，幹什麼好，現在應該怎麼搞。秋白毫不思考地昂首答道：“你么，按你喜歡的去學，去干，飛吧，飛得越高越好，越遠越好，你是一個需要展翅高飛的鳥兒，嘿，就是這樣……”他的話當時給我無窮的信心，給我很大的力量。我相信了他的話，決定了自己的主張。他希望我，希望劍虹都走文學的路，都能在文學上有所成就。這是他自己嚮往的而又不容易實現的。他是自始至終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是一個文學家，他的氣質，他的愛好都是文學的。他說他自己是一種歷史的誤會，我認為不是，他的政治經歷原可以充實提高他的文學才能的。只要天假以年，秋白不是過早地離開我們，他定是大有成就的，他對黨的事業將有更大的貢獻。
這年春天，他去過一趟廣州。他幾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紋紙寫的信，還常夾得有詩。
暑假將到的時候，我提出要回湖南看望母親，而且我已經同在北京的周敦祜、王佩瓊等約好，看望母親以後，就直接去北京，到學習空氣濃厚的北京學府去繼續讀書。這是她們對我的希望，也是我自己的新的夢想。上海大學也好，慕爾鳴路也好，都使我厭倦了。我要飛，我要飛向北京，離開這個狹小的圈子，離開兩年多一天也沒有離開過、以前不願離開的摯友王劍虹。我們之間，原來總是一致的，現在，雖然沒有什麼分歧，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愛人，而這不是我理想的。我提出這個意見后，他們沒有理由反對，他們同意了，然而，卻都沉默了，都像有無限的思緒。
我走時，他們沒有送我，連房門也不出，死一樣的空氣留在我的身後。阿董買了一簍水果，雲白送我到船上。這時已是深夜，水一樣的涼風在靜靜的馬路上飄漾，我的心也隨風流蕩：“上海的生涯就這樣默默地結束了。我要奔回故鄉，我要飛向北方。好友啊！我珍愛的劍虹，我今棄你而去，你將隨你的所愛，你將沉淪在愛情之中，你將隨秋白走向何方呢？……”
暑假
長江滾滾向東，我的船迎着浪頭，駛向上游。我倚遍船欄，回首四顧，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獨自長途跋涉，我既傲然自得，也不免因回首往事而滿懷惆悵。十九年的韶華，五年來多變的學院生活，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我只朦朧地體會到人生的艱辛，感受到心靈的創傷。我是無所成就的，我怎能對得起我那英雄的、深情的母親對我的殷切厚望啊！
在母親身旁是可以忘懷一切的。我盡情享受我難得的那一點點幸福。母親的學校放假了，老師、學生都回家了，只有我們母女留在空廓的校舍里。我在幽靜的、無所思慮的閑暇之中度着暑假。
一天，我收到劍虹的來信，說她病了。這不出我的意料，因為她早就說她有時感到不適，她自己並不重視，也沒有引起秋白、我或旁人的注意。我知道她病的消息之後，還只以為她因為沒有我在身邊才對病有了些敏感的緣故，我雖不安，但總以為過幾天就會好的。只是秋白卻在她的信后附寫了如下的話，大意是這樣：“你走了，我們都非常難受。我竟哭了，這是我多年沒有過的事。我好像預感到什麼不幸。我們祝願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
我對他這些話是不理解的，因此，我對秋白好像也不理解了。預感到什麼不幸呢？預感到什麼可怕的不幸而哭了呢？有什麼不祥之兆呢？不過我究竟年輕，這事並沒有放在心頭，很快就就把它忘了。我正思慮着做新的準備，怎麼說服我的母親，使她同我一樣憧憬着到古都去的種種好處。母親對我是相信的，但她也有種種顧慮。
又過了半個月的樣子，忽然收到劍虹堂妹從上海來電：“虹姐病危，盼速來滬！”
這真像夢一樣，我能相信嗎？而且，為什麼是她的堂妹來電呢？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樣才好。千般思慮，萬般躊躇，我決定重返上海。我母親是非常愛憐劍虹的，急忙為我籌措路費，整理行裝，我只得離開我剛剛領略到溫暖的家，而又匆匆忙忙獨自奔上惶惶不安的旅途。
我到上海以後，時間雖只相隔一月多，慕爾鳴路已經完全變了樣子，“人去樓空”。我既看不到劍虹——她的棺木已經停放在四川會館；也見不到秋白，他去廣州參加什麼會去了。劍虹的兩個堂妹，只以淚臉相迎；瞿雲白什麼都講不出個道理來，默默地望着我。難道是天殺了劍虹嗎？是誰奪去了她的如花的生命？
秋白用了一張白綢巾包着劍虹的一張照片，就是他們定情之後，我從牆上取下來送給秋白的那張。他在照片背後題了一首詩，開頭寫着：“你的魂兒我的心。”這是因為我平常叫劍虹常常只叫“虹”，秋白曾笑說應該是“魂”，而秋白叫劍虹總是叫“夢可”。“夢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譯音。詩的意思是說我送給了他我的“魂兒”，而他的心現在卻死去了，他難過，他對不起劍虹，對不起他的心，也對不起我……
我看了這張照片和這首詩，心情複雜極了，我有一種近乎小孩的簡單感情。我找他們的詩稿，一本也沒有了；雲白什麼也不知道，是劍虹焚燒了呢，還是秋白秘藏了呢？為什麼不把劍虹病死的經過，不把劍虹臨終時的感情告訴我？就用那麼一首短詩作為你們半年多來的愛情的總結嗎？慕爾鳴路我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我把如泉的淚水，灑在四川會館，把沉痛的心留在那凄涼的棺柩上。我像一個受了傷的人，同劍虹的堂妹們一同坐海船到北京去了。我一個字也沒有寫給秋白，儘管他留了一個通信地址，還說希望我寫信給他。我心想：不管你有多高明，多麼了不起，我們的關係將因為劍虹的死而割斷，雖然她是死於肺病，但她的肺病從哪兒來，不正是從你那裏傳染來的嗎？……
謎似的一束信
新的生活總是可愛的。在北京除了舊友王佩瓊（女師大的學生）、周敦祜（北大旁聽生）外，我還認識了新友譚慕愚（現在叫譚惕吾，那時是北大三年級的學生）、曹孟君（我們同住在辟才衚衕的一個補習學校里）。我們相處得很投機，我成了友誼的驕子。有時我都不理解她們為什麼對我那麼好。此外，我還有不少喜歡我或我喜歡的人，或者只是相親近的一般朋友。那時，表面上，我是在補習數、理、化，實際我在滿飲友誼之酒。我常常同這個人在北大公主樓（在馬神廟）的庭院中的月下，一坐大半晚，暢談人生；有時又同那個人在朦朦朧朧的夜色中漫步陶然亭邊的墳地，從那些舊石碑文中尋找詩句。我徜徉於自由生活，只有不時收到的秋白來信才偶爾擾亂我的愉悅的時光。這中間我大約收到過十來封秋白的信。這些信像謎一樣，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在這些信中，總是要提到劍虹，說對不起她。他什麼地方對不起她呢？他幾乎每封信都責罵自己，後來還說，什麼人都不配批評他，因為他們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夢可”才有資格批評他。那麼，他是在挨批評了，是什麼人在批評他，批評他什麼呢？這些信從來沒有直爽地講出他心裏的話，他只把我當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諒他的那樣一個對象而絮絮不已。我大約回過幾次信，淡淡地談一點有關劍虹的事，談劍虹的真摯的感情，談她的文學上的天才，談她的可惜的早殤，談她給我的影響，談我對她的懷念。我恍惚地知道，此刻我所談的，並非他所想的，但他現在究竟在想什麼，為什麼所苦呢？他到底為什麼要那麼深地嫌厭自己、責罵自己呢？我不理解，也不求深解，只是用帶點茫茫然的心情回了他幾封信。
是冬天了，一天傍晚，我走回學校，門房攔住我，遞給我一封信，說：“這人等了你半天，足有兩個鐘頭，坐在我這裏等你，說要你去看他，地址都寫在信上了吧！”我打開信，啊！原來是秋白。他帶來了一些歡喜和滿腔希望，這回他可以把劍虹的一切，死前的一切都告訴我了。我匆匆忙忙吃了晚飯，便坐車趕到前門的一家旅館。可是他不在，只有他弟弟雲白在屋裏，在翻閱他哥哥的一些雜物，在有趣地尋找什麼，後來，他找到了，他高興地拿給我看。原來是一張女人的照片。這女人我認識，她是今年春天來上海大學，同張琴秋同時入學的。劍虹早就認識她，是在我到上海之前，她們一同參加婦女活動中認識的。她長得很美，與張琴秋同來過慕爾鳴路，在施存統家裏，在我們樓下見到過的。這就是楊之華同志，就是一直愛護着秋白的，他的愛人，他的同志，他的戰友，他的妻子。一見這張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我沒有興趣打聽劍虹的情況了，不等秋白回來，我就同雲白告辭回學校了。
我的感情很激動，為了劍虹的愛情，為了劍虹的死，為了我失去了劍虹，為了我同劍虹的友誼，我對秋白不免有許多怨氣。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訴了譚惕吾，她用冷靜的態度回答我，告訴我這不值得難受，她要我把這一切都拋向東洋大海，拋向昆崙山的那邊。她講得很有道理，她對世情看得真透徹，我聽了她的，但我卻連她也一同疏遠了。我不喜歡這種透徹，我不喜歡過於理智。譚惕吾一直也不理解我對她友誼疏遠的原因。甚至幾十年後我也頑固地堅持這種態度，我個人常常被一種無法解釋的感情支配着，我再沒有去前門旅舍，秋白也沒有再來看我。我們同在北京城，反而好像不相識一樣。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忽然收到一封從上海發來的楊之華給秋白的信，要我轉交。我本來可以不管這些事，但我一早仍去找到了夏之栩同志。夏之栩是黨員，也在我那個補習學校，她可能知道秋白的行蹤。她果然把我帶到當時蘇聯大使館的一幢宿舍里。我們走進去時，裏邊正有二十多人在開會，秋白一見我就走了出來，我把信交給他，他一言不發。他陪我到他的住處，我們一同吃了飯，他問我的同學，問我的朋友們，問我對北京的感受，就是一句也不談到王劍虹，一句也不談楊之華。他告訴我他明早就返上海，雲白正為他準備行裝。我好像已經變成了一個老人，靜靜地觀察他。他對楊之華的來信一點也不表示驚慌，這是因為他一定有把握。他為什麼不談到劍虹呢？他大約認為談不談我都不相信他了。那麼，那些信，他都忘記了么？他為什麼一句也不解釋呢？我不願同他再談劍虹了。劍虹在他已成為過去了！去年這時，他是一種怎樣的情景，如今，過眼雲煙，他到底有沒有感觸？有什麼感觸？我很想了解，想從他的行動中來了解，但很失望。晚上，他約我一同去看戲，說是梅蘭芳的老師陳德霖的戲。我從來沒有進過戲院，那時戲院是男女分坐，我坐在這邊的包廂，他們兄弟坐在對面包廂，但我們都沒有看戲。我實在忍耐不住這種悶葫蘆，我不了解他，我討厭戲院的嘈雜，我寫了一個字條托茶房遞過去，站起身就不辭而別，獨自回學校了。從此我們沒有聯繫，但這一束信我一直保存着做為我研究一個人的材料。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時，我曾把這些信同其他的許多東西放在我的朋友王會悟那裏。同年我被捕后，雪峰、適夷把這些東西轉存在他們的朋友謝澹如家。全國解放以後，謝先生把這些東西歸還了我。我真是感謝他，但這一束信，卻沒有了。這些信的署名是秋白，而在那時，如果在誰那裏發現瞿秋白這幾個字是可以被殺頭的。我懂得這種情況，就沒有問。這一束用五色布紋紙寫的工工整整秀秀氣氣的書信，是一束非常有價值的材料。裏邊也許沒有宏言讜論，但可以看出一個偉大人物性格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狀態。這束信沒有了，多麼可惜的一束信啊！
韋護
我寫的中篇小說《韋護》是一九二九年末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韋護是秋白的一個別名。他是不是用這個名字發表過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過“屈維陀”的筆名，他用這個名字時曾對我說，韋護是韋陀菩薩的名字，他最是疾惡如仇，他看見人間的許多不平就要生氣，就要下凡去懲罰壞人，所以韋陀菩薩的神像歷來不朝外，而是面朝著如來佛，只讓他看佛面。
我想寫秋白、寫劍虹，已有許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裏，我模模糊糊地感覺一些。但我卻只寫了他的革命工作與戀愛的矛盾。當時，我並不認為秋白就是這樣，但要寫得更深刻一些卻是我力量所達不到的。我要寫劍虹，寫劍虹對他的摯愛。但怎樣結局呢？真的事實是無法寫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結局時，我寫她振作起來，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戰鬥下去。因為她沒有失戀，秋白是在她死後才同楊之華同志戀愛的，這是無可非議的。自然，我並不滿意這本書，但也不願捨棄這本書。韋護雖不能栩栩如生，但總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憶，可以做為後人研究的參考資料。
一九三〇年，胡也頻參加黨在上海召開的一個會議，在會上碰到了秋白。秋白托他帶一封信給我。字仍是寫得那樣工工整整秀秀氣氣，對我關切很深。信末署名赫然兩個字“韋護”。可惜他一句也沒有談到對書的意見。他很可能不滿意《韋護》，不認為《韋護》寫得好，但他卻用了“韋護”這個名字。難道他對這本書還寄有深情嗎？儘管書中人物寫得不好、不像，但卻留有他同劍虹一段生活的遺迹。儘管他們的這段生活是短暫的，但過去這一段火一樣的熱情，海一樣的深情，光輝、溫柔、詩意濃厚的戀愛，卻是他畢生也難忘的。他在他們兩個最醉心的文學之中的酬唱，怎麼能從他腦子中劃出去？他是酷愛文學的，在這裏他曾經任情滋長，盡興發揮，只要他仍眷戀文學，他就會想起劍虹，劍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兒，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話）；而他對他後來畢生從事的政治生活，卻認為是凡間人世，是見義勇為，是犧牲自己為人民，因為他是韋護，是韋陀菩薩。
這次我沒有回他的信，也無法回他的信，他在政治鬥爭中的處境，我更無從知道。但在陽曆年前的某一個夜晚，秋白和他的弟弟雲白到呂班路我家裏來了。來得很突然，不是事先約好的。他們怎麼知道我家地址的，至今我也記不起來。這突然的來訪使我們非常興奮，也使我們狼狽。那時我們窮得想泡一杯茶招待他們也不可能，家裏沒有茶葉，臨時去買又來不及了。他總帶點抑鬱，笑着對我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你現在是一個有名的作家了。”他說這些話，我沒有感到一絲嘲笑，或是假意的恭維。他看了我的孩子，問有沒有名字。我說，我母親替他取了一個名字，叫祖麟。他便笑着說：“應該叫韋護，這是你又一偉大作品。”我心裏正有點懷疑，他果真喜歡《韋護》嗎？而秋白卻感慨萬分地朗誦道：“田園將蕪胡不歸！”我一聽，我的心情也沉落下來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愛《韋護》，而是愛文學。他想到他最心愛的東西，他想到多年來對於文學的荒疏。那麼，他是不是對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厭倦了呢？後來，許久了，當我知道一點他那時的困難處境時，我就更為他難過。我想，一個複雜的人，總會有所偏，也總會有所失。在我們這樣變化激劇的時代里，個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那時我沒有說什麼，他則仍然帶點憂鬱的神情，悄然離開了我們這個雖窮卻是充滿了幸福的家。他走後，留下一縷惆悵在我心頭。我想，他也許會想到王劍虹吧，他若有所懷念，卻也只能埋在心頭，同他熱愛的文學一樣，成為他相思的東西了吧。
金黃色的生活
一九三一年，我獨自住在環龍路的一家三樓上。我無牽無掛，成天伏案書寫。遠處雖有城市的噪聲傳來，但室內只有自己嘆息的迴音，連一點有生命的小蟲似乎也全都絕跡了。這不是我的理想，我不能長此離群索居，我想並且要求到江西蘇區去。但後來，還是決定我留在上海，主編“左聯”的機關刊物《北斗》。我第一次聽從組織的分配，興緻勃勃地四處組稿，準備出版。這時雪峰同志常常給我帶來魯迅和秋白的稿件，我對秋白的生活才又略有所知。這時秋白匿住在中國地帶上海舊城裏的謝澹如家。這地址，只有雪峰一人知道，他常去看他，給他帶去一些應用的東西。為了解除秋白的孤寂，雪峰偶爾帶着他，趁着夜晚，悄悄去北四川路魯迅家裏，後來，他還在魯迅家裏住了幾天。再後來，雪峰在魯迅家的附近，另租了一間房子，秋白搬了過去，晚上常常去魯迅家裏暢談。他那時開始為《北斗》寫“亂彈”，用司馬今的筆名，從第一期起，在《北斗》上連載。“亂彈”內容涉及很廣，對當時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等，都加以諷刺，給予打擊。後來又翻譯了很多稿件，包括盧那卡爾斯基的《解放了的唐吉訶德》。特別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寫的評“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種人”蘇汶等的論文，詞意嚴正，文筆鋒利。秋白還大力提倡大眾文學，非常重視那些在街頭書攤上的連環圖畫、說唱本本等。他帶頭用上海方言寫了大眾詩《東洋人出兵》，這在中國文學運動史上是創舉。在他的影響下，左聯的很多同志也大膽嘗試，周文同志把《鐵流》與《毀滅》改寫為通俗本，周文後來到了延安，主持《邊區群眾報》，仍舊堅持大眾化工作。
秋白還闡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他論述的範圍很廣，世界的，蘇聯的，中國的。他的腦子如同一個行進着的車軸，日復一日地在文學問題上不停地旋轉，而常常發出新論、創見。為了普及革命文化，秋白還用了很多時間研究我國文字拉丁化問題。
以前，我讀過《海上述林》，最近我又翻閱了《瞿秋白文集》。他是一個多麼勤奮的作家啊！他早在蘇聯的時候，一直是那麼不倦地寫呀，譯呀。而三十年代初，他寄住在謝澹如家，躲在北四川路的小室里，雖肺病纏身，但仍是夜以繼日地埋頭於紙筆之中，他既不忘情於社會主義的蘇聯，又要應付當時黨內外發生的許多嚴重複雜的問題，他寫的比一個專業作家還多得多啊！
他同魯迅的友誼是光輝的、戰鬥的、崇高的、永遠不可磨滅的友誼。他們互相啟發，互相砥勵。他們在文學上是知己，在政治鬥爭上也是知己。他為魯迅的雜文集作序，對魯迅的雜文，對魯迅幾十年的鬥爭，最早作了全面的、崇高的評價。他讚譽魯迅“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他是魯迅的好友，但他在與世訣別的時候，還說自己“一生中沒有什麼朋友”，以維護魯迅的安全。魯迅也在自己病危之際，為他整理舊稿，出版《海上述林》。這都是我們文壇上可歌可泣的、少有的動人佳話。秋白這一時期的工作成績是驚人的，他矢志文學的宿願在這時實現了。我想，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稱心的時代，是黃金時代。
可惜，這個時代不長。一九三四年初，他就不得不撤出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去了。他到了蘇區，主管蘇區的文化教育工作，他儘可能去接近農民，了解農民的生活。這在他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秋白過去是沒有條件接近農民的。這正是秋白有意識地要彌補自己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有心去實踐艱苦的脫胎換骨的自我改造。他在蘇區還繼續努力推行文藝大眾化。後來，如果他能跟隨紅軍主力一起長征，能夠與紅軍主力一起到達陝北，則他的一生，我們黨的文藝工作，一定都將是另一番景象。這些想像在我腦子中不知縈迴過多少次，只是太使人痛心了，他因病留在蘇區，終遭國民黨俘獲殺害了。
在這個期間，我在魯迅家裏遇見秋白一次，之華同志也在座。一年來，我生活中的突變，使我的許多細膩的感情都變得麻木了。我們之間的談話，完全只是一個冷靜的編輯同一個多才的作家的談話。我一點也沒有注意他除此之外的任何錶情，他似乎也只是在我提供的話題範圍之內同我交談。我對他的生活，似乎是漠不關心的。他對我的遭遇應該有所同情，但他也噤若寒蟬，不願觸動我一絲傷痛的琴弦。
但世界上常常有那麼湊巧的事：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我要求參加共產黨，很快被批准了。可能是三月間，在南京路***酒家的一間雅座里舉行入黨儀式。同時入黨的有葉以群、田漢、劉風斯等。主持儀式的是文委負責人潘梓年。而代表中央宣傳部出席的、使我赫然驚訝的卻是瞿秋白。我們全體圍坐在圓桌周圍，表面上是飲酒作樂，而實際是在舉行**的入黨儀式。我們每個人敘述個人入黨的志願。我記得非常清楚，我說的主要意思是，過去曾經不想入黨，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後來認為，做一個左翼作家也就夠了；現在感到，只做黨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願意做革命、做黨的一顆螺絲釘，黨要把我放在哪裏，我就在哪裏；黨需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潘梓年、瞿秋白都講了話，只是一般的鼓勵。
《多餘的話》
我第一次讀到《多餘的話》是在延安。洛甫同志同我談到，有些同志認為這篇文章可能是偽造的。我便從中宣部的圖書室借來一本雜誌，上面除這篇文章外，還有一篇描述他就義的情景。我讀着文章彷彿看見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敵人有篡改過的可能）。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麼的熟悉啊！我一下就聯想到他過去寫給我的那一束謎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傾吐過他這種矛盾的心情，自然比這篇文章要輕微得多，也婉轉得多。因為那時他工作經歷還不多，那時的感觸也只是他矛盾的開始，他無非是心有所感而無處傾吐，就暫時把我這個無害於他的天真的、據他說是擁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作為一個可以聽聽他的感慨的對象而忘情地剖析自己，儘管是迂迴婉轉，還是說了不少的過頭話，但還不像後來的《多餘的話》那樣無情地剖析自己，那樣大膽地急切地向人民、向後代毫無保留地譴責自己。我讀着這篇文章非常難過，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時的坦蕩胸懷。我也自問過：何必寫這些《多餘的話》呢？我認為其中有些話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會被某些思想簡單的人、淺薄的人據為話柄，發生誤解或曲解。但我決不會想到後來“***”竟因此對他大肆誣衊，斥他為叛徒，以至挖墳掘墓、暴骨揚灰。他生前死後的這種悲慘遭遇，實在令人憤慨、痛心！
最近，我又重讀了《多餘的話》，並且讀了《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陳鐵健同志寫的重評《多餘的話》的文章。這篇文章對秋白一生的功績、對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細的分析和恰當的評價，比較全面，也很公正。在這裏我想補充一點我的感覺。我覺得我們當今這個世界是不夠健全的，一個革命者，想做點好事，總會碰到許多阻逆和困難。革命者要熬得過、斗得贏這些妖魔橫逆是不容易的，各人的遭遇和思想也是不一樣的。比如秋白在文學與政治上的矛盾，本來是容易理解的，但這種矛盾的心境，在實際上是不容易得到理解、同情或支持的。其實，秋白對政治是極端熱情的，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堅定不移的。他從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就“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思想，都比較有興趣”。“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秋白臨終，還堅定明確地表示：“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他畢生從事政治鬥爭，就是由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為了政治活動，他不顧他的病重垂危的愛人王劍虹。在“八七”會議時，他勇敢地挑起了領導整個革命的重擔。他批評自己的思想深處是願意調和的，但他與彭述之、陳獨秀做着堅決的路線鬥爭。他有自知之明，他是不願當領袖的，連諸葛亮都不想做，但在革命最困難的嚴重關頭，他毅然走上黨的最高的領導崗位。這完全是見義勇為，是他自稱的韋護的象徵。這哪裏是像他自己講的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自己又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哪裏是像他自己講的“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什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我認為秋白在這樣困難的時候奮力衝上前去，絲毫沒有考慮到個人問題，乃是一個大勇者。在《多餘的話》的最後，他說因為自己是多年（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五年）的肺結核病人，他願意把自己的“軀殼”“交給醫學校的解剖室”，“對肺結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當他這樣表示的時候，在他就義的前夕，在死囚牢裏像解剖自己患肺病的軀殼一樣，他已經在用馬克思主義的利刃，在平靜中理智地、細緻地、深深地剖析着自己的靈魂，挖掘自己的矛盾，分析產生這矛盾的根源，他得出了正確的結論。這對於知識分子革命者和一般革命者至今都有重大的教益。他說：“要磨鍊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里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里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劇。”
他這樣把自己的弱點、缺點、教訓，放在顯微鏡下，坦然地、盡心地交給黨、交給人民、交給後代，這不也是一個大勇者嗎？！我們看見過去有的人在生前盡量為自己樹碑立傳，文過飾非，打擊別人，歪曲歷史，很少有像秋白這樣坦然無私、光明磊落、求全責備自己的。
在“八七”會議以後，秋白同志在估計革命形勢上犯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是說得非常清楚，是極為正確的。我想，在那樣複雜、激劇變化的時代，以秋白從事革命的經歷，犯錯誤是難以避免的；換了另外一個人，恐怕也是這樣。何況那些錯誤都是當時中央政治局討論過的，是大家的意見，不過因為他是***，他應該負主要責任而已。
但是，事隔兩年，人隔萬里，在王明路線的迫害下，竟要把立三路線的責任放在秋白身上，甚至把正確地糾正了立三路線錯誤的六屆三中全會也指責為秋白又犯了調和路線錯誤，對他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他開除出中央政治局。秋白寫《多餘的話》時，仍是王明路線統治的時候，他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暴露黨內實情、批評黨內生活的，他只能順着中央，責備自己，這樣在檢查中出現的一些過頭話，是可以理解的。
正由於我們生活中的某些不夠健全，一個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就被揪着不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種過左的做法，即使不是秋白，不是這樣一個多感的文人，也是容易使人寒心的。特別是當攻擊者處在有權、有勢、有幫、有派，棍棒齊下的時候，你怎能不回首自傷，感慨萬端地說：“田園將蕪胡不歸”？而到自己將離世而去的時候，又怎會不嘆息是“歷史的誤會”呢？
古語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這句話是有缺點的。“慷慨成仁”也不易，也需要勇敢，無所懼怕，而“從容就義”更難。秋白同志的《多餘的話》的情緒是低沉的，但後來他的犧牲是壯烈的。秋白明明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經臨近，不是以年、月計算了，但仍然心懷坦白，舉起小刀自我解剖，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又當法官，嚴格地審判自己。他為的是什麼？他不過是把自己當做一個完全的布爾什維克來要求，並以此來品評自己的一生。這正是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品質，怎麼能誣之為叛徒呢？革命者本來不是神，不可能沒有缺點，不可能不犯錯誤，倘能正視自己，挖掘自己，不是比那些裝腔作勢欺騙人民，給自己搽脂抹粉的人的品格更高尚得多麼？
秋白在他有生之年，在短短的時間裏，寫了許多重要文章，他卻說自己是“半吊子文人”，也是一種誇大，是不真實的。但秋白一時的心情還是帶有一些灰暗，矛盾是每個革命者都會遇到的，每個人都應該隨時隨地警惕自己，改造自己，戰勝一切消極因素。特別是在極端困苦之下，對人生，對革命，要保持旺盛的朝氣。
秋白的一生是戰鬥的，而且戰鬥得很艱苦，在我們這個不夠健全的世界上，他熏染着還來不及完全蛻去的一絲淡淡的、孤獨的、蒼茫的心情是極可同情的。他說了一些同時代有同感的人們的話，他是比較突出、比較典型的，他的《多餘的話》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也有些遺憾，它不是很鼓舞人的。大約我跟着黨走的時間較長，在下邊生活較久，嘗到的滋味較多，更重要的是我後來所處的時代、環境與他大不相同，所以，我總還是願意鼓舞人，使人前進，使人向上，即使有傷，也要使人感到熱烘，感到人世的可愛，而對這可愛的美好的人世要投身進去，但不是惜別。我以為秋白的一生不是“歷史的誤會”，而是他沒有能跳出一個時代的悲劇。
飛蛾撲火
秋白曾在什麼地方寫過，或是他對我說過。“冰之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誠然，他指的是我在二二年去上海平民女校尋求真理之火，然而飛開了；二三年我轉入上海大學尋求文學真諦，二四年又飛開了；三〇年我參加左聯，三一年我主編《北斗》，三二年入黨，飛蛾又飛來撲火。是的，我就是這樣離不開火。他還不知道，後來，三三年我已幾瀕於死，但仍然飛向延安；五十年代我被劃為右派，六十年代又被打成反革命，但仍是振翅飛翔。直到七十年代末，在黨的正確路線下，終於得到解放，使我仍然飛向了黨的懷抱。我正是這樣的，如秋白所說，“飛蛾撲火，非死不止”。我還要以我的餘生，振翅翱翔，繼續在火中追求真理，為謳歌真理之火而死。秋白同志，我的整個生涯是否能安慰死去的你和曾是你的心、在你臨就義前還鄭重留了一筆的劍虹呢？
1980年1月2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