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記憶中的老舍先生

今年2月是老舍先生95周年誕辰。想起一些往事。

44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東單三條一間屋跟朋友聊天，那裏是“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一間客廳，大家在等候開會。上次會我沒來，偏偏那天老舍先生來了。他們談對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聽他們談的帶有太多恭維、崇敬色彩，跟我從小說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樣。我想像他是跟拉車的、開店的都能論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們說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頭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陣腳步聲，從門外走進幾個人來。最前邊是位大高個，頂着幹部帽，穿着件清河制呢廠出的粗呢幹部服，褲子上有香煙燒的洞；中間一位穿着嶄新的棉幹部服，沒戴帽子，微微有點“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後一位個頭不高，戴一頂英國呢子禮帽，穿一身剪裁合體、面料考究的絳色西裝，戴金絲眼鏡，手執“司提克”，活脫是個洋紳士(我並沒見過洋紳士，這洋紳士的印象來自狄更斯的小說)。

前邊這人我認識，是尊敬的趙樹理同志。中間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這最後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老舍沒對上號！

人們站起來搶着握手，端木沒戴帽子趙樹理不摘帽子，兩人握手都應付自如。老舍右手拄着文明棍，一進門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兩手都不得閑，就有點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處瞧了下說：“找不着釘子，帽子還是掛在頭上吧。”把帽子掛在頭上，這才騰出手來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卻面不改色，一本正經地跟大夥寒暄。

散會時，他對身邊的人說：“明兒個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們帶豆腐乾花生豆怎麼樣？”回頭又沖我找補一句：“你還小，就別跟我們學壞了！”

我覺得跟想像中的平民作家對上號了，還覺得老舍就該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後來有一次在他家中見他身穿長袍，腳蹬老頭樂棉鞋，才覺得這樣更對路。

“大眾文藝研究會”是北京文聯成立前，由李伯釗、趙樹理、康濯、馬烽等挑頭的一個文學團體，是團結“大眾大學”作家的一個團體。北京解放后寫武俠、言情、偵探小說的通俗作家和小報撰稿人，一時沒了章程。如李薰風、陳慎言、鄭證因、梅娘等，一向賣文為生，沒有固定的工作單位。如今照老路子寫的作品沒市場了，“革命小說”一時還寫不來，又沒大鍋飯吃，生活發生困難。連張恨水、還珠樓主也很拮据。“創研會”就組織他們學習，採訪，寫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並設法幫助一些人安排工作。從解放區來的作家和剛從大學出來的文學青年參加進來，一面向他們學習，更主要的是協助工作。那天開會談的題目就是怎樣幫助通俗作家們寫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決他們生活困難。老舍先生出主意說：馬上寫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難，可以從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點民間傳說，替曲藝界、戲曲界改點舊段子、舊劇本。他說：“拿大鼓說，有的段子人們都聽熟了，會背了，可是誰也不懂什麼意思，因為要麼太文要麼不通，唱的聽的都糊塗多少年，解放了總不能再糊塗下去了吧。把它們改順了，能聽懂，這用不着學多少革命理論，伸手就能辦嘛。拿《白帝城》說，是名段子，開頭幾句你們聽得懂嗎？”說著他點着一支煙哼了起來：

“壯懷無可與天爭，淚灑重衾病枕紅。江左仇深空切齒，桃園義重苦傷情。必根傲骨支床瘦，一點雄心至死明。閑消遣酒後茶餘談今古，唱一段先主託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着問：“什麼叫‘無可與天爭’，怎麼個‘重衾病枕紅’，‘一點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壯懷’、‘傲骨’又太文了，誰的耳朵能聽懂？相聲該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給你們找唱家，找地方發表。要嫌這活小丟了身份，我帶頭先干。”

他剛從美國回來，家還沒安下，人們把這話只當表態，並沒當真。誰知沒過幾天，大眾創研會的刊物《說說唱唱》就登出了他寫的“太平歌詞”《中蘇同盟》，電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聲段子《維生素》。隨後《光明日報》就連續發表了他改編的相聲段子《繞口令》、《假博士》和《鈴鐺譜》。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說說，是動真格的，這時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頭，知名作家，從美國回來竟用這些作品打炮，不僅令人叫絕，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熱情愛國，助人為樂，不擺譜，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這對別的文學青年有什麼影響，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個新段子叫《張樹才捨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寫出來的。是我終生惟一被演唱的曲藝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開了第一屆文代會，成立市文聯，老舍先生當選為**。我也調到文聯工作，就幾乎天天見面了。老舍先生這**當得很認真，風雨無阻，每日上午必到機關辦公。但他又是我見過的最不像**的**。對屬下像對家人，只有平輩與晚輩之別，沒有職務高低之分。跟我們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別注意儀錶的整潔。我在《說說唱唱》編輯部工作，他常上編輯部來閑聊，他的整潔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就住在編輯部對門，有天我就穿着褲衩背心進了編輯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兒，他看見我先是一愣，隨後笑笑說：

“小鄧，把衣裳穿齊了再忙事兒吧，大小咱們也是個衙門不是，來個人看見招人笑話！”我從此開始注意整潔。我們寫的習作他不僅親自過目，而且評點。有次我寫了篇涼山彝族的故事·裏邊有段描寫！說：“山谷中的霧氣，夜間落到草葉上變作露珠，太陽升起后又化作白雲升到空中……”寫完自己還很得意。交給編輯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幾個字拿回給我，上邊說：“雲是雲，霧是霧，露是露，你別瞎攪和。”那時我正崇拜蘇聯文學，連文風都模仿翻譯文字。寫文章絕不說“河邊有三棵樹”，而要寫成“樹，一棵，兩棵，三棵直直地美麗地拉開距離排列在那看得見激流聽得見水聲的河上，挺立着。”有回我問老舍先生：“人家說我文章寫得不順溜，您說怎麼才能順溜？”他說：“寫完了自己關上門先大聲吟念兩遍，自己念着順嘴，不打夯兒，它就順溜。要是連自己念着都繞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順眼廠這點教導，我受用了一輩子。至今寫完文章還要關上門先念一遍。有不順溜的地方，堅決改過。

除去公務，老舍還愛攬“閑事”，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內的事哪是分外的事，甚至有點“公私不分”。解放初期不光寫舊小說的作家生活困難，國畫家們日子也不好過。齊白石的畫在中山公園展銷，一幅中堂定價40元人民幣還賣不動。陳半丁，於非間更不用提，有位名畫家揭不開鍋，裱畫師傅知道老舍愛畫，出於同情，拿了幾幅畫去找老舍說：“這位先生過不去年了，好歹您留下他幅畫得了，價錢由您定……”老舍先生掏出幾十元錢給來人說：“這點小意思拿去請他先墊辦一下，畫我不敢留，藝術是無價的，我哪能隨便留人家畫？”事後就跟文聯的同志們說：“這國畫家也是我們團結對象，得替他們想想辦法。”在他倡議下成立了個“北京市新國畫研究會”，組織大家學習和寫生，幫助解決生活困難。當時正重，新翻修天安門。他就以文聯名義跟有關領導請求，把天安門內部宮燈、隔扇的繪畫工作全為國畫家們包了下來，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總在衚衕里碰見兩個算命的盲人，見他們生活困難非常同情，又跟文化局和文聯同志們說：“解放了，人們不迷信了，這算命的瞎子沒生意了。他們裏邊多數人都能彈會唱，把他們組織起來，教他們為新中國唱歌，既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又擴大了我們宣傳隊伍，不是一舉兩得嗎？這事咱文聯、文化局也該管吧？”就在他的倡議、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盲藝人學習班”。他們下鄉下廠，演唱歌頌新中國的節目很受歡迎，還整理了一批傳統的曲藝段子，成為一個出色的殘疾人演出隊！

1957年因為陰錯陽差，我被錯劃成右派分子。開批判會時，老舍先生對我一言未發。我去勞動改造后，有一次放假回家，見到老舍先生在場，我想躲避，但他看見我了，忙叫道：“這不是小鄧嗎7你躲什麼？”我紅着臉說：“犯了錯誤，不好意思見您。”他沉默半天，說道：“好好乾吧，你還年輕呢不是？來日方長嘛。”

後來我去了東北，再沒跟他聯繫。東北有個劇團，演出了老舍的劇本《女店員》。1965年那劇團派人到北京給老舍先生送演出稅。老舍看他的介紹信，便問：“有個北京去的鄧友梅，你們認得嗎？”那人說認得。老舍就說：“回去告訴他，我問他好。叫他好好乾。”那人回來後轉告了我，我很感動。過了一年，那劇團搞什麼運動。那人忽然跑來找我說：“老鄧，你得幫我個忙，不然我沒法活了。”我吃驚地問：“什麼事？”他說劇團里有人誣告他貪污，他不承認，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先生家查證。不料，老舍先生家記的賬真跟他交的收條數目不合。賬上比收條少好幾百元。那人哭咧咧地說：“老舍先生肯定記錯了，他要不給我作證，我這輩子就毀了。我要自己到北京找他老人家去問清楚，怕他不見我。他既是你的老領導，求你寫個信請他見我一見……”我說我自犯了錯誤，跟老舍先生已不來往。他說：“我去時他還叫帶話問你好呢，你不能見死不救！”

我實在不好推脫，就冒昧地給老舍先生寫了封信交給他。信中只說此人有事求助，請老**見他一見。對此事我不了解，一切由他面談。

過了些天，那人回來了。歡天喜地來看我向我道謝。我問他到底怎麼回來，他把老舍先生寫的證明抄了一份拿給我看。上面說：“該同志送來的演出稅確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餘300留下買煙抽了。特此證明。”看完我不由得大笑。春節期間，我回北京探親，有天去青年宮看戲，正碰上老舍先生。我這回沒躲避，趕緊湊上前去問候，並說：“我那封信寫得很冒昧，您沒生氣吧？”他笑着說：“你解人之難，我生什麼氣？做人就該這樣。”我又笑問道：“怎麼您還留私房錢？師母不至於管得這麼嚴吧！”他小聲說：“說實在的，我也記不住他給了我多少錢。見他處在生死關頭，我想我認了這筆賬比他認了強。萬一我記錯，冤枉了人家，我這一輩子受良心責備；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這次教訓他也會改過的……”他說得很輕鬆，我聽了真想掉淚。

“*****”開始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老舍先生拂袖而去的消息我卻是在極奇特的方式中猜到的。

“*****”中，造反派每次對我“觸靈魂”時，大牌子都掛在我身上，上面寫着“右派分子、現行反革命、文藝黑線爪牙”等一串封號，打滿黑X。有一回在戲院裏開大型鬥爭會，拉上台挨斗的足有十多人。每人除去身上牌子外，還在面前另立了個牌子，字朝外，不叫本人看，但“黑幫”們互相卻能看到的。立着的那個牌子上寫的都不是挨斗者本人的名字，而是名氣比本人大得多的“黑幫頭面人物”。斗誰時叫誰舉着牌子站到台前去。發言也跟平日不一樣，批判那立着牌子上的人比批判本人的內容多。鬥爭我時我一走向台前，台下就高喊：“砸爛文藝黑線，打倒反動文人老舍，掃清他的黑爪牙。”批判發言的內容也有點特殊，專說老舍罪行如何嚴重和我與他有“不可告人的關係”。舉出的事例就是我寫信為那人要來證明信，證明他沒貪污。拿出來的物證則是從我家抄出來的畫。那畫是我結婚時林斤瀾特意到老舍先生家中取來的。當時老舍一邊替我找畫，一邊說：“友梅是山東人，我得找個跟他有點關係的畫才稱心。”費了半天勁找出一幅松小夢的畫來。他親筆寫道：“松年字小夢，為宦山東，以書畫名。老舍，一九五三年三月。”因我對此畫愛不釋手，發配到東北我還帶着它，不時拿出來觀看。我一進牛棚，造反派連我的被褥都拿去自己蓋上了，這畫自然也就早成了他們的戰利品。挨斗的時候我還沒明白這是怎麼回事。等我被斗完，站在一邊為別人陪斗時，我忽然發現那些寫在立着的牌子上的名字，多是已經過世的人，心裏馬上咯噔一下。再一回憶造反派們批鬥我時，反覆說“死有餘辜”、“遺臭萬年”之類的話，我突然心有所悟，估計他已離開這紅海洋了。

開過會後，造反派頭頭還找我談了幾分鐘話。問我：“你對今天的大會有什麼想法？服氣不服氣？”

我說：“我服了。”(後來看到有些朋友寫的回憶錄，才知道別人都那麼錚錚鐵骨般與造反派英勇搏鬥，我真感到無地自容。只能腆見着臉活着就是。)

造反派頭頭說：“你有進步嘛，為什麼這一回服了？說說活思想。”

我說：“要是老舍都已經被打倒在地踏上了一隻腳了，我就沒什麼可委屈的。”

“就這一點？沒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說：“那倒是也有一點。就是我只是在老舍領導的部門工作過，還不夠做他黑爪牙的資格。更稱不上他的徒弟或學生。你太抬舉我了。”

他說我這是狡辯，推脫罪行，原則認罪，具體否定，是反革命分子已經用慣的壞招，造反派決不上我的當！

永遠的巴金

巴金先生百年壽辰，對有社會責任感的中國文人，對有理想追求的讀者，都是一個喜慶的日子。

50多年前讀先生的書，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嚴肅。“*****”結束不久，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團長是巴金，我被任做秘書。第一次在這位大家身邊工作，就出了個大漏子，剛到東京賓館，就發現團長的行李不見了。到機場去找，機場說北京根本沒運來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見巴金和全團。巴老的衣服和準備送大平首相的禮品都在行李中。這下可把巴老女兒小林、翻譯陳喜儒和我這個秘書急壞了。日中友協古川先生和我國駐日文化參贊聽到后親自出馬和機場交涉，請他們與北京聯絡。查問結果是巴金的行李被發往上海去了。急得我們連晚飯都不想吃了。巴老雖然也着急，卻不生氣，反倒和顏悅色地來安慰我們說：“先去吃飯嘛，這又不是你們的責任。不要急！盡量想辦法補救。看看誰還帶有合適的禮品，另選一件。給我臨時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們急壞就更麻煩了，是不是？”

幸好經過多方聯絡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運到了東京，解了燃眉之急。從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紕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時，我身邊的日中友協負責人秋崗先生突然問我：“鄧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們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無準備，一下被問懵了。“*****”剛過去，我謹言慎行，從沒跟人說過自己在日本勞動的經歷。沒想到日本人的檔案卻如此清楚。我慌忙說了聲：“謝謝，請讓我跟團長商量后再回答您。”馬上走到林林副團長身旁，膽怯地向他忙做彙報，並說明我決沒有對日本朋友說過我的歷史，是他們主動提出來的。林林同志點點頭，低聲說：“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團長商量以後再作回答。先謝謝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崗先生再次致謝意，坐下來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領導研究起來一定要很費時間。車子到遊覽地，剛下車就見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聲商量起來，不一會就招手把我叫了過去。林林同志笑着說：“團長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溫和地笑着對我小聲說：“去吧，去吧。當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國作家代表團身份回來，顯示了中國的變化嘛！好，好！”

這樣。到達廣島后。全團都去宮島參觀時，由秋崗家榮先生陪着我去了山口縣德山。本來我對這一個人活動很膽怯，正是巴金先生這幾句話，大大增強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使我重訪30年前的勞動故地之行，順利而得體。

自此之後，我對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細心閱讀，進一步體會到巴金先生潔身自律，真誠做人的高尚風範。他像一面鏡子，面對其慎獨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們會照清自己靈魂中的不潔。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賢祠”的盧梭銅像下站住了腳步，耳邊就響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這座銅像下的獨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個下着雨的黃昏，我站在這裏，向‘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傾吐我這樣一個外國青年的寂寞痛苦。我從‘懺悔錄’的作者這裏得到了安慰，學到了說真話。”

從那時開始，半個多世紀以來，不論是“激流三部曲”那樣的巨著，還是有感而發的隨筆散文，發出的都是一個愛國者，一個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人心聲。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青年，有無數人是看過《家》《春》《秋》后，決心推翻專制，腐朽，殘酷的舊社會，投身參加革命的。撥亂反正後又有多少人讀了“隨想錄”的“說真話”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個新境界。

“說真話”三個字，絕不像有人譏諷的只有“小學二三年級的水平”。說別人的事講真話不易。講自己說真話就更難。“*****”已經過去近30年，當年緊跟“旗手”裙帶、批鬥別人起家，靠寫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樣板戲受寵的人物，今天談起往事時，能“說真話”的占幾個百分點？但巴金先生曾在當時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隻腳，卻仍在反思中自我懺悔，早在1978年撥亂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個人苦難來訴說歷史，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

說真話，做真誠人，要以道德為準繩，敢於並勤於對自己的靈魂開刀，自責自審。達到“慎獨”境界。“說真話”，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層次。本人經過十年磨難，重新出土后，也曾寫過傾訴，揭示過某些人在那歷史環境中的惡行，白以全是“真誠”，但很少談自己當時隱蔽的心態。更沒想到我本人對這場“*****”也有應負的責任。經巴金先生這塊明鏡一照，就看到了自己靈魂深處的軟弱和虛偽。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樣說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長大的，受到舊社會舊家庭各式各樣的教育，接觸了那麼多的舊社會，舊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覺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承認。說我寫《激流》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我也承認；1970年我們在農村“三秋勞動”，我給揪到田頭，同當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頭認罪……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並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因為“造反派”不諒解我這番用心而感到苦惱，我暗自對自己說：“他們不相信你，不要緊，你必須經得住考驗”，每次批鬥之後，“造反派”照例要我寫《思想彙報》……我總是承認批判的發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鬥真是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記得70年代初我在奉賢“五七幹校”的時候，有一個參加監督組的造反派(也作過我的專家組或“打巴組”的頭頭)發表過一篇“看牛小記”，很得意地嘲笑“牛們”的醜態……我在病床上反覆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斷責備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變成“牛”，主要責任還在我自己。

在那個時候我不曾登台批鬥別人，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徜使我能夠上台亮相，我會看作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在“早請示，晚彙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麼我也會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

撫躬自問，像這樣的心理活動，我又何嘗沒有過？在20幾年的監督改造中，我想過。做過的醜事遠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沒勇氣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懷着懺悔心情把剖析自己靈魂的結果公之於眾，恰在這無情的自剖中閃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隨想錄”，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復蘇，因為他在審視自己在這些運動中的表現時，看到了與自己當年確立的道德人格標準有了差距。脫離了他在20年代翻譯克魯泡特金的“論理學”時所信奉的正義、互助、自我犧牲等做人標準。他承認在歷次運動中沒有用這些準則去生活去做人，而是為了保全自己而去寫檢查，去講假話，去批判人。這無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華。

他在世界筆會東京大會上演講“文學生活50年”時講到“*****”，他說：“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別處發生。”

演講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趕上前來對他說：“你批評了自己，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人這樣講，別人都是把責任完全推給‘***’。”巴金先生當時只是笑笑沒說什麼，事後巴金先生對我們說：“他的話是我沒有料到的，使我頭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離解剖自己，還差得很遠，要繼續向前，還得走漫長的路。”

朋友們對他如此嚴厲地自我解剖，自審自責，也有不同看法，有人為他擔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說：“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經不行了，還是躺下來過個平靜的晚年吧。”也有人說：“永遠正確的人不是有嗎？你怎麼視而不見？聽我勸不要寫了，不要出什麼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紙上的文字，那麼你也就不會錯了。”還有人更直率地說：“你還要接受審查？難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厭倦？”

但是巴金先生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更重要的是藝術的良心。”“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堅定地說：“我還要續寫《隨想錄》我是從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寫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靈魂。必須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難。寫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樣，我要努力寫，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費的。”

巴金所以有這勇氣與毅力，因為他60年前就立下過誓願：“就讓我做一塊木柴吧。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給人間添一點點溫暖。”

今天，對巴金先生百年壽辰最好的紀念，是記住他的座右銘：儘可能多說真話；儘可能少做違心的事！

恭送孫犁師長

在香港報紙上，突然見到京津文人與孫犁遺體告別的照片，愕然良久。再次感到一個令人信仰、崇拜的文學時代，一個招人敬佩、追隨的文化群體，從我們身邊遠去了。

我想讀讀悼念他的文章而排解我的哀思，但在香港看不到內地有關文章。我想寫篇回憶文章表達後輩的懷念，但心中一片痛亂，集中不起思想來。只模糊地想到，孫犁在文學上獨特的成就已得到無可置疑的公認。這是人們經過數十年審視、琢磨、體味而得出的結論。半世紀前似乎還不是這樣。

孫犁許多名作如《荷花澱》等，都是抗戰期間在延安報紙上發表的。我在新四軍當小兵時很愛讀書，有空就去隨軍新華書店裏免費看書。劉白羽的《無敵三勇士》，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艾青的長詩都在那裏見到的，但沒見到孫犁的名字和他的《荷花澱》。也可能解放區處於被分割狀態，書籍交流不易。但報紙上介紹延安等地出版的名作也沒太提孫犁這個名字。

建國後進北京，我住霞公府，出門拐彎就是新華書店，這裏經常宣傳、推出熱點名作，如榮獲“斯大林文學獎”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如《李家莊的變遷》、《種穀記》、《王貴與李香香》、《新兒女英雄傳》、《高乾大》、《火光在前》、《漳河水》……也許是由於我的粗心，仍然沒在顯眼位置見到過孫犁的著作。也許在那時孫犁的著作沒被視為熱門作品。

我讀的第一本孫犁著作《采蒲台》是在疑有統戰色彩的“三聯書店”買到的。讀完之後頗感意外：寫的也是抗日軍民的艱苦鬥爭，畫的也是根據地的革命圖像，卻不像喝胡辣湯那樣熱血沸騰，慷慨激動，而是像嚼青果般淡醇爽口，清心明目，餘味無窮。原來歌頌抗戰，可以有不同的節奏和音色，同樣描繪人民，可以有不同的構圖和色調。原來文學是允許有個性的。可以在同一革命目標、人生理念之下，各有自己的心靈感受，語言風格，審美視角，從而寫出不同的作品。桃花紅梨花白，各按各的意思開，這才叫百花齊放！鶯啼鳥叫，各有所好，這才算百家爭鳴。

閑聊中發表了對孫犁的讀後感，很快得到一位朋友的善意提醒：“青年同志還是多讀點正面反映革命鬥爭、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好。”我說：“孫犁寫的也是根據地生活呀。”他說：“你沒發現對他的作品宣傳不那麼熱嗎？”我說：“為什麼？”他說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但直覺上感到孫犁作品是知識分子味兒的，是用知識分子語言寫知識分子眼睛看到的抗戰生活，弄不好就有小資氣。我說：“我覺得他的作品讀起來蠻有味的嘛。”他說：“所以我勸你還是多讀點正面寫鬥爭的。有的人還為寫作中改不掉小資味苦惱呢，你何必趕着去學？”

我並沒想到在作品風格、氣質上去模仿或學習孫犁同志。此屬天性，是學也學不來的。但在文字使用上力求嚴謹、簡練、乾淨、準確，我確暗以孫犁同志為師。

朋友對我的勸告，當時沒起作用。因為沒過幾年，反右運動一來，我被認為思想上已達到“資產階級右派”水平，“小資情調”根本不值一提了。所以，我在勞動改造時，箱中仍藏着那本《采蒲台》，有機會就拿出來翻翻。一直翻到“*****”，翻到“***”倒台，翻到***領導改革開放，翻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社會上、文壇上一致肯定孫犁，連攻擊過、反對過、批判過、嘲諷過孫犁及其作品的人都改口稱讚時，我才悟到孫犁堅持按自己的人生觀作人，按自己的文學觀作文，要有多大勇氣，要有多高涵養。只要合上書閉眼想一下：以孫犁同志的文字功底，生活素材，要寫兩部被炒紅、作者又出風頭的作品並不困難，可是他沒寫。以他老三八式的革命資歷，魯藝教員的資格，建國后混一官半職也是合情合理，可他沒進官場。不當紅星，不入仕途也罷了，晚年以其文學成就，革命資歷，社會名望，做名副其實的文壇名流，在某些社會活動中亮相該是順理成章的吧，他卻婉拒謝絕，退避三舍，靜悄悄地躲在他芸齋窗下寫他的隨筆短論。我沒見他寫過鼓吹淡泊名利，淡泊人生的文章。但他事實上畫出了一幅忠實於自己人生觀、文學觀的當代革命士人的標準像。細看這幅像才發現，一個不吹不擂，不爭不喊，靜心為文，默默奉獻的人，要比另一類人勇敢，堅強，有毅力，還要比他們更有本事。

孫犁同志對年輕學子的關心與愛護，韓映山、劉紹棠等文友的文章和談話中有更豐富而親切的描述，我沒有多少話講。我感激孫犁師長關心過我的作品，並寫文章鼓勵的往事。也曾暗地以他的文章為範本，在寫作語言上作過點磨鍊。但從不敢承認有做他學生的資格。我只能承認自己是他們那個文學時代的受益者和追隨者。那是個將傳統中國文人品質與現代革命精神結合的時代。他們本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精神，以筆代槍走上抗日戰場；他們懷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心情，為新中國建國或歌唱或呼喊；他們把寫作視為革命手段，但並不壓制自己的文學個性。他們自覺改造世界觀人生觀，恰恰因此而對真、善、美有更真誠的熱愛。他們有得意的時候，越是得意之時越看到自己的不足處，從不得意忘形。他們有很多被曲解受委屈的時候。越是這種時候他們越顧大局、識大體，堅信“退一步海闊天空”。

中國好文人很多，好人類型也不止一種。孫犁師長只是其中一類，是這一類的典型。我敬愛這一類型，敬愛孫犁師長。為他的離去深深哀痛。像這樣的文人太少了。

長存人間光未然

去年我寫了段“會余雜談”，說老作家們來開第六次作家代表大會多帶有“告別”心態。文章剛發表，就傳來張光年先生謝世的消息。作家協會召開“光年同志追思會”，我回憶起一些往事。

我12歲參加抗日軍隊，學會兩首軍歌，一首是“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長坂坡前逞英雄”，另一首就是“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老兵唱一句我學一句，既不知歌名叫啥更不知作者為誰。過了兩年，新四軍文工團需要演小孩的演員，見我能說國語臉皮也厚，調我進了文工團，這才知道“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是北洋軍閥時代的軍歌，早已過時不唱了。而“風在吼，馬在叫”則是革命歌曲經典節目《黃河大合唱》中的一段，日本投降后，為接待馬歇爾、周恩來、張治中三人領導的“和平執行小組”，我們又重新排演了《黃河大合唱》，“光未然”三字深深印進我的心中，並奇怪地想：寫出這麼震撼人心的作品還叫“光未燃(然)”，怎樣才算“燃”？

新中國成立不久，我參加“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去大涼山，在西昌小市上收集到一隻彝族特有的工藝品——鷹爪杯。用鷹的腿、爪和腹皮做成高腳杯，以生漆刷成紅、黃、黑三色。彝族朋友說這杯很貴重，我無意間得了件珍寶。北京同來的人中有一位音樂家杜矢甲，曾在延安魯藝任教員，我唱過他寫的歌“什麼花開放朝太陽？”此人資格老卻沒有架子，跟我相處很好。我買回鷹爪杯時他看了一下，沒說什麼。訪問團工作結束，回到北京，他對我說：“把鷹爪杯原價賣給我吧。你拿它沒用，我卻十分需要。”我說：“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文物，我很喜歡。你有什麼特殊需要？”他說：“我要去看個人，想找件有民族特色東西送他作紀念，一直沒找到。只能求你割愛。”我問：“你要去看誰，如此令你敬重？”他嚴肅地說：“光未然！”

沒想到對我無限遙遠的一顆明星，被他一句話就拉近到了身邊。我二話沒說，把鷹爪杯交給了他，並拒絕他回報任何東西。他只好說：“那就算咱倆人送的好了。”

此事過去也就忘了。過了兩年，工作變化調整住房，我搬到了北京鐵獅子衚衕三號。這裏是周邊四合院圍着中間一棟洋房。洋房中住的有曹禺、沙可夫；南北平房中也住有歐陽予倩和賀敬之。洋房大屋夾縫中的簡陋小屋，就住着幾個文藝圈的無名小輩。初來乍到，另外幾處房住的是誰就不大清楚。有天晚飯後，隔壁一個小夥伴來問我：“你會不會打撲克？黃葉綠同志找人打撲克，缺一個人。”我說：“黃葉綠是誰？”他說：“見面就認識了，你在院裏見過。”我就隨他去了院子東北角的堂屋，一見黃葉綠果然面熟。在參觀她家書房時，我忽然發現那隻鷹爪杯就擺在柜子上！我問道：“這杯您是從哪裏得到的？”她說：“是杜矢甲送給光年的。”領我來的小夥伴這時才說：“你還不知道葉綠是張光年同志的愛人呀？那你總該知道張光年就是光未然吧！”

張光年就是光未然！我剛才還真沒轉過這個彎來。經此一提，才明白我正坐在他家裏。

玩了幾圈牌，光年回來了，才知道我天天都在院中碰面，穿一身粗呢中山裝，戴頂幹部帽，走路子穩，說話很慢，40來歲的這位中年人就是張光年，也就是我景仰多年的光未然。

借了鷹爪杯的緣分，從此開始與光年半個多世紀的聯繫。奇怪的是，幾十年來我始終未能把跟前的張光年和心中的光未然合成一體。一位是熱情，敏捷，是易於親近的浪漫詩人；一位是作風嚴謹，深沉，有政治修養的文化官員。對前者崇敬，親切，感情上有呼應；對後者尊重，信服，卻隱隱有一點間距。

1957年，我被劃為“右派分子”，斷絕了與多數朋友的往來，當然也不和光年接觸。“*****”中，作家協會已被紅衛兵衝垮砸爛，其領導成員都被定為黑幫黑筆杆子。我在外地勞動，聽說老師張天翼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我放心不下，回到北京后冒着危險，混在看大字報的“革命群眾”中擠進作協大樓探聽消息。一進門就碰到幾個紅衛兵手執皮帶，監督幾個帶着白色袖標的老年人在勞動。最前邊張光年和張天翼抬着張大辦公桌正往門外走。我脫口“啊”了一聲。他兩人一看是我，忙用眼睛示意叫我不要跟他們打招呼。然後，又故意裝作沒看見我。疾走出大門。我與他倆擦身而過，只好嘆口氣去看貼滿牆的大字報。其中有好多就是“揭發深挖反革命黑幫頭目張光年”的“反黨罪行”。從這裏知道張光年曾為文藝界一些人和事說過公道話，甚至為某些人物和事件去奔走求助。看過大字報也就會想到：在作家協會主持日常工作併兼文藝報的主編，天天處理具體的、麻煩的、並牽扯到一些人切身利益的事務，能不得罪人嗎？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十件事中處理錯一件只佔他工作量的十分之一，而對當事人而言其傷害就是百分之百，並由此結下仇怨。更何況有的事雖由他出面處理，實際上是他在遵守“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看來紅衛兵“揭發罪行”也起到點好作用，就是使人增加了對官場人員的了解與同情。

“***”垮台，***領導撥亂反正，文壇再現生機。一批1957年被打下文壇的作家又成了出土文物，成為“重放的鮮花”，張光年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分久必合，我又被調到光年麾下工作。經過幾十年磨難，間距似乎消失了。他以前和小輩之間只談工作，我們在他家打牌。他也從不參與。這次重聚，他有時竟談起私房話來。有一天我搭他的車從作協回家，在車上閑談時，從我的《煙壺》談起，他說他以前對逛小攤，收古董也很有癮頭，50年代常到琉璃廠去以“撿漏”陶冶性情。不然杜矢甲也不會把鷹爪杯從我手中要來送給他了。我問他那隻鷹爪杯還保存着嗎？他笑道：“這真是緣分，“*****”紅衛兵抄家，把所有書畫、文物，不管真的假的，一律沒收抄走。搬不走就當場砸爛燒毀。只留下兩件東西沒有動。一件是個古瓷畫缸。當時我故意用它裝了水，他們以為是小水缸，留下了。其實這倒是很有價值的一件。再一件就是那個鷹爪杯，當時扔在牆角里，滿都是土，他們用手摸摸說是‘牛皮做的！’就扔了，結果保留了下來。等一會兒到我家下車看看再走吧，也算紀念。”

30年前我是他鐵獅子衚衕那個家的常客，30年來他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打倒，一會兒住北京幹部宿舍，一會兒發配到外省幹校去勞動改造。今天他家不知變成了什麼樣？哪知我到他新家一看，竟然還是那副簡樸的格局。書畫擺設反比當年還少了。因為被紅衛兵抄走後沒退回來。惟一比當年多出的一件“現代化”產品是台黑白電視機。

不久，應日本友人之邀，光年當團長，帶作家代表訪問日本。我當時正負責作協對外聯絡工作，和他商量出訪日程時，便對他說：“您那個黑白電視機太落後了。這回帶個彩色的回來吧。那邊彩電質量好，價錢低，不像咱們要購物票，咱們出國人員都有一個指標。”

他卻苦笑着低聲對我說：“人家票是不要，可錢還是要的喲。我哪有這麼多外匯買彩電呀！”

他見我似乎不信，便解釋說：“我寫作旺盛期，正在抗戰，沒有稿費可拿，現在有稿費拿。我沒時間寫作了。就靠這點工資生活，哪裏有錢買彩電？”

我聽了真的很震動。一位國內外知名的詩人，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人，唱了半個多世紀唱遍國內外，今後還要繼續唱下去《黃河大合唱》的作者，竟然連買個彩色電視機的財力都沒有。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90年代，光年才算完全從繁瑣的行政事務中撤到二線，操勞奔波半個多世紀，得到安心寫作機會，已年過80。因此，在一年前連續接到光年託人送來他簽名的新作《語體翻譯本》和厚厚兩冊《日記選編入令我欽佩不已。連夜給他寫了封感謝信連同我的兩本著作叫作協轉交給他。相識半個多世紀這是我第一次寫信給他。

去年底中國作協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與大家合影時，恰好光年與我的座位挨得最近。我伸過手去與他握手，見他雖身體清瘦，但精神抖擻。我說：“您看起來身體很好！”他苦笑着小聲說：“癌，又有新的發現。”

我震驚得一臉茫然，不知說什麼好，他反倒安慰我說：“暫時還沒什麼，不必擔心。”

會開完我就到香港。沒出十天，就看到了他西行的消息。

張光年同志走了。但詩人光未然，在《黃河大合唱》的旋律伴奏下，長存人間。

致苗得雨“談丁玲的一次講話”

得兩：

意外地在《今晚報)上讀到了你(記丁玲在文講所第二期的輔導談話》的稿子，想為你請功(只是一時不知向誰去請)。丁玲那次講話對我們那批人有很大影響，你的記錄對當代文學史研究極有價值，很可能是孤品。因為那天丁玲來我們宿舍事先並沒通知，來后也沒特意集合學員，隨隨便便。誰碰上誰參加。到場人不多，記筆記的人更少，(她反對說點什麼學員都記。)經過40多年風霜雪劍，同學們有的離開人間，有的退出文壇，我等的筆記文稿又麻煩紅衛兵、造反派們多次查抄燒搶，早已消失殆盡。你居然保留住這珍貴的記錄，文壇何幸，學界何幸！我寫這封信並公之於眾，就是想為你作證。證明你的記錄是真實的。除因口音關係，有個別字聽錯，其餘全部真實。

記錄十分寶貴，不過她當時談得很零碎，記也難成系統。有些“話出有因”之處，不了解其背景，只從字面很難領會其中奧妙。你說：“因系記錄，每個意思會有一些前(言)后語，應全面並有分析體會。”我想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吧！

為此，我覺得有些地方作點註釋怕是必要的。只舉一處為例：

你記有這麼幾句話

“有人讀書，讀了后就明白了這書的主題、構思、人物、場面。我這人不同，我不同意這種讀書方法。看書要滾到生活里去，書里的情感，與自己的情感貫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論”的人，往往沒意思……

“我們讀書是教條的，按着幾條去讀，幾條讀出來了，證據是有了，但裏邊動人的地方倒忘了。

“讀書是一種享受。讀着(此二字苗得雨記錄為‘鬥爭’，錯了。)有一種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腦子裏形成一種愉快的東西，有一天碰到一種思想，構成了一個主題，這些享受都活了。”

話挺簡單，但只從字面讀懂，並不能理解真正含義。因為她有的放矢，是針對二期學員的活思想說的。

咱們二期學員和一期一樣，專招革命歷史較長，寫出過有影響的作品，但沒有機會進學校受正規教育的青年作者。他們有較厚實的生活積累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有主動自覺的學習態度有學以致用明確目標。初入學時所里怎麼教大家怎麼學，如飢如渴，頗為滿意。但學過一學期后，感到這套教法和學法頗有不足之處了。

50年代初的“一邊倒，學蘇聯”，雖沒像“*****”中學老三篇那樣要“當作座右銘來讀”、“活學活用，急用先學”，卻也形成了一套模式。有人把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捧為文藝工作者的不二法門。把信奉不信奉這套學說看做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線。在這個政治性的前提下，不同藝術門類又搬來各自樣板。如演戲的，就要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子演。有個京劇班要排《群英會·借東風》，新派來的“導演”就要演員寫諸葛亮“角色自傳”，替曹操找“內心獨自”！科班出身的老伶工一夜之間忽然都變成“丸子”。要寫詩，不學馬雅可夫斯基也要學萊蒙托夫、普希金，甚至模仿他們的造句(大家不懂俄文，實際上模仿翻譯的文字)。有同學開玩笑，模仿“蘇式詩”編了個順口溜：“某某詩來作，看見馬雅可，廁所講衛生，保衛那和平……”

聽課也聽出一套程式：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不管講屈原、曹雪芹還是講歌德、但丁，內容都相似：一、時代背景；二、作者生平；三、主題思想；四、故事結構；五、人物塑造……(也就是丁玲說的“主題、構思、人物、場面”)論述詞彙也多蘇聯式的套話，再生動的作品經這麼一講也變成一篇政治圖解，枯燥無味。

我們的學習是自學為主。按文學史的順序讀書。讀書又分精讀和瀏覽。凡馬、恩、列、斯(當時還不包括毛)等革命導師肯定過的作品屬“經典作品”，都要精讀。這本來是我們喜歡的好事。但要求按講課堂上那套程式解讀，讀完還要按“時代背景，作者生平……”這套規矩寫論文，就變成苦差事了。像我這樣悟性低的人，有的作品儘管革命導師誇好，可我就看不出興趣來。導師誇獎歌德，可我一讀《浮士德》就打盹；導師肯定但丁，可一讀《神曲》就犯困！硬着頭皮當作革命任務讀了，讀着如同嚼蠟，讀完腦子發矇，什麼也記不住！

我們把學習中這些困惑反映給所里，並請他們直接彙報給丁玲。大家明白這套模式是經領導認定的，有政治含義的，故做好了被丁玲反駁，挨丁玲批評的準備。

沒想到丁玲竟做了這樣的回答！我們說按“主題、構思……這套順序來讀書，讀倒是讀明白了，可寫作時一點用不上。”她竟說：“有人讀書，讀了后就明白了這書的主題、構思、人物、場面。我這人不同，我不同意這種讀書方法。”

“我們讀書是教條的，按着幾條去讀，幾條讀出來了，證據是有了，但裏邊動人的地方倒忘了！”

那應該怎麼讀呢？

她的主張是：“看書要沉到(書里描寫的)生活里去，書里的情感，與自己的情感貫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論”的人，往往沒意思……

對讀書與創作的關係她說：“讀書是一種享受。讀着(此二字苗得雨記錄為“鬥爭”，錯了。)有一種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腦子裏形成一種愉快的東西，有一天碰到一種思想，構成了一個主題，這些享受都活了。”

坦白地說，這些觀點和主張，在那個時代是“另唱一個調子”。用現在的活說有點新潮、前衛！我們這些年輕人聽了又震驚又喜悅耳目一新。我們再讀書、寫作就可理直氣壯改用我們贊同的辦法。但她的話傳到別人耳中也引起了另一種反映。1957年丁玲被錯划右派后，二期學員全都召回講習所集體解毒。有的同學被錯劃成右派，原因之一就是向別人傳達過丁玲這次講話。

得雨，我覺得只有了解這些背景材料，再讀你的記錄感受會大不相同，也會對丁玲有更多理解。順便說一句，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說她保守，叫她“老左”，我們同學中就沒一人對此表示過同感，就因為我們了解她。因為我們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求實、熱情坦直、快人快語的丁玲，我們看着她為此付出了過重的代價。

謝謝你保存並發表了這篇記錄。今年是我們老所長丁玲同志謝世12周年，你發這篇記錄是最好紀念。

祝你

身健筆健

鄧友梅

一笑泯恩仇

近幾個月，北京文壇飄起一縷不大不小的溫馨之風，吹得銀髮一族淚眼含笑。連中青年也跟着激動感慨。風源來自兩封信。而信又是由徐光耀的一篇文章引出的！

徐光耀寫了一篇2萬多字散文《昨夜西風凋碧樹》，發表在今年初文學刊物《長城》上。寫的是1957年那場風暴中，他在文學界，特別是中國作家協會的親身經歷。寫了他從青年作家落進右派分子泥潭的經過。中國作家協會反右的第一大案就是“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光耀和我都是丁玲任所長的“中央文學講習所”學員，被視為“丁玲小集團”的成員，光耀寫了他奉命違心地揭發丁玲“罪惡”，卻仍沒逃出自己也被劃為右派的命運的經過。

文章寫到了許多人和事，有一段寫的是當時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人劉白羽先生。批判丁玲的大會多是由劉白羽主持的。徐光耀寫他奉命參加大會，會前有人用勸告口氣指點他：“你是丁玲和陳企霞的學生，對這場鬥爭應該有明確的態度。這對你是有好處的。你考慮，是否可以在大會上發一次言呢？”又囑咐他，發言稿寫出來，先交大會**審閱。

徐光耀並不掌握丁玲“犯罪事實”，而不發言又不行。苦思了通宵，只得把以前回答作協調查寫的信中不利於丁玲的“事實”單挑出來列為罪狀，重點放在對丁玲的“批判”上。最後(對丁玲)寫道“我以你學生的名義，籲請你痛改前非，爭取回到黨的懷抱中來。”

發言稿開會前就交給了劉白羽，會上卻沒叫他發言。接着徐光耀寫道：

大會又開半天。臨散，背後有人捅我，說劉白羽叫你。轉身一瞧，在大圓柱子那裏，果有劉白羽在候着。他那張本來很白皙的臉，此刻更白了。嘴角緊閉，一雙眼直盯着我走到他跟前，右手忽的一擲，我那發言稿就向胸前飄過來。我急忙抓住，到聽清“你還‘籲請’啊！”這句話的時候，他已轉過脊背，走到圓柱後邊去了。

……

光耀文章引起轟動，尤其是我們有共同遭遇的同學，讀來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同時，我在閱讀中也產生點疑問：像劉白羽先生這樣被真名實姓寫到的當年領導過反右的人，看了有何反應？會下會把已經淡漠了對立情緒又提升起來7

過了不久，河北省召開《昨夜西風……》的研討會，我們幾個同學趕去參加。除了向光耀熱烈祝賀並稱讚他的傑作外，我也悄悄問他除了我們這些人之外可曾還聽到來自另一方面的反映？他拿出一封信來給我看。我先看了一下署名，只見恭恭正正簽著三個字：劉白羽！

我急忙從頭看起：——

光耀同志：

友人傳了一冊《長城》給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風凋碧樹》讀完，字字血淚，正義之言鞭撻着我的心靈，你在那歷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慚，我慟心，我無顏要求你原諒，但我要說出我永恆的遺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時代，我對你不禮貌的行動，我只有遠處向你深深的謝罪，謝罪。

光耀同志！其實我是敬重你的，因為抗戰時，我到過冀中、冀南，我多麼希望有一本血與火的書，終於讀你的《平原烈火》你為受盡折磨的人民，你為枯骨如霜的死者，發出忠貞之聲，只有真正的共產黨員，才能寫出這樣崇高的書。我們向你致黨的敬禮！

如果可能請出版社給我一本2000年1期《長城》(即發表徐文的一期)，因為手上一本還要還。我沒有你的詳細地址，只好寄出版社。……

劉白羽

我看得眼睛被淚水模糊起來。我說我很感動。光耀說：“我也很感動。可是也有人懷疑這信是否出於真心。”

我說：“懷疑什麼？白羽同志是80多歲的人了，大部分時間住在醫院。對名利皆無所求，無所求就無所懼，而且沒人逼他，勸他表態，出自良心寫下這自責自疚的文字，我們敬重還來下及，怎麼可以懷疑？有幾個人做到這一步！懷疑白羽是作秀？倒退一萬步講，就是作秀也比死不認賬的人強，至少是承認當初錯了。你沒見有些*****的受益者，至今還花言巧語粉飾他們當年的行徑呢！”

光耀點頭說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已經給白羽同志寫了回信。準備得到白羽同意后，兩封信一塊公開發表。

果然，不久報刊上和白羽的信一起登出了光耀的回信：——

劉白羽同志：

接到您3月29日信，很感動——我們全家都很感動，一下子使我對你的思想品德有了新的認識。糾正了我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您是一位有黨性的高尚長者。

但您對待自己仍然過分了，過鐠是有的，談不到罪孽，也無須謝罪，以往的種種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間的恩怨造成，那是一個時代，一種體制所造就的錯誤，個人可以承擔某些責任，但不能承擔主要的，更非全部責任。個人是承擔不起的，您我都有對黨的無可懷疑的忠心。我們都是儘力按照上面來的精神行事的，悲劇是這種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調換了位置，我整起您來也會毫不手軟的。所以，從個人說，最大的教訓之一是迷信。

在戰爭年代，我讀過您不少小說，那個在馬背上飄着一隻空袖筒馳騁疆場的政委形象，至今記憶猶新，那時我們的心貼得有多麼緊！可惜，後來的“階級鬥爭”把我們“分裂”了。造成這種慘劇的原因是一定要深刻總結的，我非常贊成一位詩人說的話：在歷史的長途上個人的恩怨得失自不足道，而血肉換來的經驗，卻該認真記取，前者宜粗不宜細，後者宜細不宜粗。

謝謝您的來信，它不僅啟發我想了一些問題，也使我對您更加敬重了。以超過八十的高齡，能睜眼面對以往的過失，勇敢而徹底地否定它，這比起那些以發表假日記，假書信來美化自己的人來，真真高下自分，不可同日而證語的。衷心祝願您撫平創痛，保重身體，健康愉快。

致

敬禮

徐光耀

2001.4.3

我逐字逐句把兩封信都抄下，交大公報轉載，因為覺得這是一字千金，將傳於後世的大塊文章。比那些半尺厚的假話廢話要有價值得多。從這裏才知道什麼是中國文人的品格，氣量和信念。

寫到此我這文抄公的任務本已完成。忽在當日中國作協出版的文藝報上看到《第二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名單》，在《1997．2000全國優秀散文雜文獲獎作品》一欄，赫然印着《昨夜西風凋碧樹)的篇名。我感到又一股和暖之風迎面撲來。這樣的人，這樣的文，得到中國最高級的文學獎項。令我想起一首歌：愛我中華，愛我中華，愛我中華！

心香祭故人——送別端木

端木同志謝世，我等候訃告，準備告別，始終沒有消息。後來才知道，他留得有話：不舉行儀式，不通知親友。耀群同志忠實於他的囑託，悄悄把後事辦完了。

我該早想到這做法，這才符合他的秉性。只得呈心香一，送別故人。

建國之初，端木剛從香港回到北京，還沒安排工作就參加“北京市大眾文藝創研會”的活動，我在會上和他相識。北京市文聯成立，端木任創作部長，我是他的“部下”。我倆同時入黨，又並排站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台下舉手宣誓。近半個世紀裏，不論順境和逆境，都沒斷了聯繫。這該算作緣分！多年來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實不論按自然年齡還是按文學輩份，我都應尊他為長輩。我在文工團唱過《嘉陵江上》，初學寫作就讀他的小說。想像中他是個才華出眾，倜儻不群的樣子。所以那天看到一個30多歲，謙恭平常的人隨老舍、趙樹理走進“創研會”客廳，壓根沒想到是端木！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裝筆挺，頭戴禮帽，手持司提克，標準的英國紳士；趙樹理穿粗呢制服，腳蹬家做千層底布鞋，典型才進城的“科以上幹部”。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買乍做的幹部服；腳上卻蹬着質高色亮，尖頭刻花港式皮鞋。不洋不土又洋又土。趙樹理一說他的名字，大家驚叫着站起來歡迎，他有點手足無措。開會時他還有點拘束，坐在一邊點頭，撿笑，卻不發言。有人請他發言，他說：“剛回來，聽什麼都新鮮，很興奮。先聽吧，熟悉了才有話說。”

我覺得他夠慎重的。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時候。過了不久，報上批判電影“武訓傳”他不甘寂寞，熱心寫了篇文章。發表后卻被認為“明批暗保”。文聯開座談會他檢討過失。文章內容我已忘記，但他作檢討時樣子忘不了。據說是頭一次當眾檢討，他聲音壓得很低，充滿自責卻說不清錯在哪裏，為什麼會錯！有人問他：“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什麼？”他瞠目結舌，攤開兩手像回答別人又像是責問自己：“除了想做點工作，還能有別的動機嗎？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只是困惑，自責，並沒有反感和氣惱。我第一次發現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時候。

此事過後，他到大紅門，鹿圈一帶參加農村改革，深入生活，加強改造去了。在下邊時不斷寫信來，把工作感受與思想變化向黨組織彙報。這哪像剛從外邊回來的專家？解放區來的幹部也未必都能做到。同志們很讚佩。不久之後，他成為新回來的人中最早入黨的一位。反沒人感到意外了。

入黨後端木自律頗嚴。他沒想好新的寫作路數，暫停寫他擅長的小說，散文。但並沒停筆。他配合宣傳“婚姻法”把趙樹理小說改編成評劇“羅漢線”，為“反對武裝日本”與人合編京劇“戚繼光斬子”。“羅漢錢”發表了但沒演出，“戚”劇演出後效果平平。他都處之泰然，他思想有準備：只要完成政治任務，不計較個人得失。我無能力評判這樣做對文學運動的利弊，但確信他是出於政治責任感才這般行事。

那以後端木沒再因為發表作品惹麻煩。但從胡風事件起，直到“*****”，過去的人與事，文壇舊案，士群傳聞之類仍使他沒得到幾天安寧。

寫作停頓，端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與熱愛，只能從讀書和生活情趣上看到了。

端木和趙樹理是我們宿舍藏書最多的兩人。他倆希望我把小說寫好，都主動借書給我。樹理拿給我的是“七殺碑”；端木則借給我選了“宋人話本七種”。一位勸我“參考其寫法”。一位叫我“領會其神韻”。兩位的忠告我都聽了，對我的寫作風格都起了作用。我還隨他兩人逛過街。端木愛去琉璃廠，樹理去鑽和平門破爛市。端木買小瓶小罐，壽山石、山核；樹理則買生鏽的鋼筆架，日本三弦琴。端木沒事拿着放大鏡看他的小古董，賞心悅目；樹理閑來彈日本弦子，有板有眼。這增加了我的文化情趣，為後來寫“煙壺”種下了遠因。

端木還曾經喜歡過臨帖寫字和種花養草。種花成績不佳。養了一棵河柳，不死不活。種的蘭草。也沒見開花。臨帖卻大有成績。文聯開會曾請他為會場寫過篆字楹聯。但寫字也給他添過麻煩。有位朋友初學國畫，卻自視過高，以專家自居，聽不得批評。有天畫了幅寫意“紅牡丹”。堅請端木為之題詞。端木礙於情面，不好拒絕。思忖再三，題了數行。大意是“人說洛陽有白牡丹，色如何純潔，形怎樣完美，堪稱蓋世絕倫。”完全是誇好。我看到后問端木：“這是您題的？”他說：“人家要我題字，我怎好拿架子？”我猶疑着說：“這畫有這麼好嗎？”端木笑着說：”‘你沒看明白，我誇的洛陽白牡丹。他這畫的是紅牡丹……”

瞧他這機敏勁！既表達意見又不傷感情。可見在創作上施展才情的機會如果更多些，他為人們留下的佳作更多！

那幾年，端木文采也曾有兩次閃光。批判“紅樓夢研究”引起的熱潮中，他在文聯內部作過個“紅樓夢札記”的學術報告。大家公認“真有學問”，“真下功夫”、“真有見解”！另一次是1956年秋一1957年反右前，他連續發了“馬戲”，“山核桃”等幾篇隨筆，看得我目瞪口呆，至今連篇名都沒忘。我相信那是解放之後，撥亂反正之前，最見端木本事的作品。才華，靈氣決不在“科爾沁旗草原”時期之下。且有上升之勢。

也就是在發表這兩篇作品之後，北京文聯開展了“大鳴大放”。熱心人出了張牆報起名叫“仙人掌”。要發揮端木書法特長，請他題寫報頭。端木當然答應。答應后卻沉吟起來。小聲說：“仙人掌，渾身是刺，這有點犯忌吧。”抬頭見我在旁邊，就問：“小鄧，有一種開花挺漂亮的仙人掌科植物，叫什麼？”我說：“你說的是不是令箭荷？”“令箭荷？對，就是令箭荷！”他爽朗一笑，鋪紙潤墨，提筆寫下了七個大字“仙人掌上玉芙蓉”！自己端詳着說：“不光有刺，也有花，好！”

結果也沒好到哪兒去，編輯和投稿者大都攤上事了。端木擦邊兒，雖沒有戴帽，從此卻步履維艱。談不上寫什麼作品了。

“*****”中，造反派忙於狗咬狗無暇旁顧時，我溜回京探親。悄悄到北京文聯，想看望一下故舊。剛進樓門就看到一個老年人，舊毛衣外套件破棉背心，一手拿笤帚，一手端簸箕，低眉塌眼，彎腰駝背在大字報縫中掃地。我走近時他一抬頭，我倆都愣住了。他骨瘦如柴，面色死灰，亂髮夾有白絲，額頭帶有傷痕。眼神先是意外，隨後惶恐，再后悲凄。“端木”兩字我還沒出口，他吸口涼氣，做出不認識狀，扭轉身低下頭繼續掃地去了。不一會有隻貓從大字報后竄出來到他面前，他不高不低的沖那貓說：“別顯魂了，快走吧！別人躲還躲不及，你上這兒來找麻煩！”說完頭也不回，匆匆端着簸箕走到樓後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默默離開了北京文聯，這個引我走上文學之路，又使我落進苦難深谷的所在！

千幸萬幸我們熬到了***同志舉起帥旗的年代。趕上撥亂反正，幸逢改革開放。我們等到了第二個春天！端木不僅寶刀不老，而且創作上進人了第二個青春期。當我拿到“曹雪芹”第一卷時，我為端木，也為我們一群朋友感到幸運和安慰！

當我為端木晚年的成就而慶幸時，不會忘記這也有另一個人的心血辛勞，為此我藉此機會向耀群大姐道一個謝字。你以自己的整個生命、默默地支撐着端木的拼搏，從而才使他的理想實現，把你們共同的心血化作文字，呈獻在讀者面前。

端木一生逆境比順境多，但對新時期以來難逢的機遇悟得早，把得牢，在賢內助支持下，短短數年完成了本需大半生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為我輩做了光輝示範。

只要中國有文學，小說有讀者，端木蕻良這名字是不會被忘卻的！

安息吧。兄長！

端木書房

近日見解放日報發表舒乙兄文章，談慶祝回歸5周年，“中國現代文學館”香港舉辦展覽。展出三個書房的佳話。“文學館”是由巴金先生髮起並捐贈自己的稿費啟動，經***同志批准，政府資助承建的。收藏大量珍貴資料。“作家書房”就是一項。展覽舉辦時我恰在香港。碰巧這三間書房原址我都曾到訪過。就回憶起一些往事。

且說端木的這間。1949年冬，端木剛由香港到北京時住在***招待所。1950年春北京市文聯成立，端木被任命為創作部長，搬進“霞公府5號”北京文聯。這個日式樓房是淪陷時期日商“清水組”的公司。三層以下是辦公室，四層是宿舍。東西一條通道，兩側對列房間，房間都一般大，不到lo平方米。我和後來任全國文聯副**的羅楊兩人住一間，兩床之間剛能走過一人，沒地方放桌子。端木是名家兼部長，獨居一室，就有書桌和座椅。靠牆還有固定的書架。那桌椅的擺法。和今天展出的相似。但要擁擠雜亂得多。桌椅之外，地上還擺了箇舊貨攤上買的瓷缸，缸中泡着棵半枯的樹枝。他說這是“水柳”，葉子長滿后很好看。只可惜從沒見它長滿過葉子。牆上還掛着他自己寫的字幅(當時他在練寫篆書)，和舊貨攤收來的畫，有次他把舊畫取下換上一幅朋友畫的“紅牡丹”。上邊有端木自己題的款，說“洛陽有名花黑牡丹。美得舉世無雙……”(大意，原文已忘)。我看后坦直地說：“我看這畫不如你原來掛的舊畫好，你鄭重掛上，是為了尊重作者吧？”他說：“人家特意畫了送我。我當然要鄭重掛上。”我說：“既是朋友就該實話實說，你這題詞誇得過分點了吧？”他笑笑說：“你沒看懂。再瞧瞧，我誇獎的黑牡丹呀，他畫的是紅牡丹……”

屋子小無法待客。來訪的人也不多。惟一常來找他的就是吳祖光。那時端木單身，祖光也是獨行俠。他有空就騎輛從香港帶回來、被北京人視為高檔品的風頭自行車來找端木，一聊就是半天，我就是在端木屋裏認識的祖光，後來同時當了右派，重新出土后，我的小說《那五》發表后，祖光頭一個寫文章給我鼓勁，此乃后話。

端木在這間書房中寫過幾篇作品，很少被人談到。其實這幾篇東西反映了建國初期端木的創作心態。他從香港回來滿腔熱情要寫作，但以當時的文壇氣候，他感到寫他熟悉題材卻與現實不搭界，寫工農兵又缺乏生活。於是他就放棄小說，與文聯的編輯，多爾袞王爺嫡系後人金寄水合寫了京劇本“戚繼光斬子”，為解放台灣鼓勁；接着又配合宣傳“婚姻法”，把趙樹理小說“羅漢錢”改編成了評劇本。另外，他還邊讀邊寫，寫下了厚厚一本“紅樓夢札記”。其文並未發表。但在“批判紅樓夢研究”學習時，他曾以此為據寫一兩篇評論。他後來寫“曹雪芹”，我相信這材料起了不小作用。

20世紀50年代中，北京文聯搬家到北京西城六部口，端木的房子大了點，但桌椅筆硯還是原套，書房格局保持原狀，仍同樣的亂。不久我成為右派離開北京。“*****”期間，我趁回京探親機會，混在看大字報的“革命群眾”中溜進文聯樓內打探熟人消息。剛進門就看到一個戴着白袖標的駝背老人彎着身子掃樓道。人來人往從他身邊走過，他既不抬頭也無反應。一看正是端木。便走近他身邊，故意輕輕咳了一聲。他歪着頭輕輕掃了我一眼。先是一愣，和我對視了有兩秒鐘，馬上又低下頭繼續掃地，臉對着地面自語般小聲說：“還不快走，叫人發現想走就走不了啦！”然後頭也不回匆匆走到樓後去了。我帶着一心酸楚離開，一走又是10年。70年代末作為“出土文物”又回到北京文壇，和林斤瀾一起去看他。這時他老夫妻還擠在“虎坊橋”一間小屋中。所有的書籍，稿件都像垃圾樣堆在過道。像是難民營模樣。又過數年，***領導撥亂反正，取得了很大成績，中國文化界這才起死回生，開始欣欣向榮。北京文聯建成了和平門裏這套高級住宅。端木搬進新屋，又有了書房。但經過數十年變遷，端木書房竟並沒變其基本格局。最根本的變化是有了太太打掃收拾，不再雜亂而整潔舒適，如現在展出的這樣，像個名家書房了。

90年代作協召開代表大會，香港曾敏之、劉以鬯、潘耀明等作家來京，我帶路去看望端木，大家就在這書房裏喝茶聊天的。那天端木剛剛拔了牙，指着自己的嘴說：“幾年沒見。看看，我已成了‘無齒(恥)之徒’了”。那竟成了最後一次見面。

在香港圖書館看到他這間“書房”，真是百感交集。

草明同志——文學紅色娘子軍

去香港探親回來，知道草明同志西歸，默默悼念良久。往事湧上心頭。

解放初期，我因只熟悉戰爭生活，不了解和平建設，寫作上有危機感，便努力找反映工業建設的文學作品補課，找來的頭一本書就是描寫鏡泊湖水電站的小說《原動力》。從這本書上初次看到工業戰線複雜鬥爭和產業工人的光輝形象。因為對作者極為敬佩，記住了作家草明這個名字。

1951年我參加“赴朝慰問團文藝創作組”，到大連去寫作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來自各地的創作人員先到瀋陽集中，再一起去大連。林斤瀾、路翎和我幾個年輕人隨組長田漢、支書田間和安娥、黃葯眠等老作家到了瀋陽，一下火車就見到一大群當地領導人揮手迎接。我們知道人家是來迎接田漢先生的，就悄悄的往後捎，跟老作家們拉開距離站住。看前邊的人寒暄問候一陣開始往外走時我們再跟着走，忽然從前邊朝我們走來一位女同志，個子不高，笑容滿面，用帶有廣東腔的話問：“路翎同志呢？哪位是路翎？”路翎馬上向前走了一步，笑着伸出手說：“我是路翎”。那位女同志握着他手說：“我是草明。”我聽了一驚，沒想到這位樸素的大姐就是《原動力》的作者。她和路翎寒暄后就走到我們面前來，我報名說：“我叫鄧友梅。”她笑道：“小鬼嘛！你批評武訓傳的文章，可老氣橫秋的……”

在瀋陽她先做主人招待我們，然後也參加了我們創作組一道去大連寫作。並且擔任了臨時支部的委員。但她不是一個人來的，還帶來一個10多歲既活潑又靦腆的小姑娘。我們問她叫什麼？她小聲說叫“娜佳”，我覺得是個蘇聯式的名字。休息時大家就逗小姑娘玩，她的出現給我們組增加了快樂氣氛。但草明帶着孩子，顯然她比我們要辛苦得多。背後大家都為她的拼搏精神感動。

從這時起，開始了我和草明同志半個世紀的交往。1962年她在鞍鋼掛職，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調到了鞍山，她特地約我到她家相會，去之前她還特意收拾了一下房間，把她收藏的各種貝殼擺出來供我欣賞。談話中她關切地指出我要注意的問題又給了我不少鼓勵。過了兩年她調到北京文聯工作了，她聽說我來北京探親，又特意找來北京人藝《茶館》的戲票請我和陳淼看戲。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后，我也調回北京文聯工作，頭一天去報到就碰見了她，她說：“《我們的軍長》、《話說陶然亭》我都看了，姜還是老的辣喲。”我說“再老也老不過您去吧？”她哈哈大笑，然後真誠的說：“你總算熬到出頭之日了，以後別的事少管，好好寫點東西吧。”80年代中，我們又先後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工作。家也搬到了一個樓上，成了鄰居。常見到有一位中年女士全身心陪伴她，照顧草明工作，使她毫無顧慮的全心投入工作。過了好久，有次和這女士閑談起來，才知道就是50年前和我們一道在大連玩耍的那個小姑娘。名字叫“納嘉”，不是“娜佳”，純粹中國名字。

半個世紀相處，我對草明同志的印象一言可蔽之：這是位文化界的“紅色娘子軍”。

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文學創作中。而且是絕對嚴格地依照毛**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精神，長期地五條件地深入到火熱鬥爭中去。長期任職在工業建設第一線，熟悉勞動人民和革命幹部，熱情表現他們的業績和人格，表現她們的生活和感情。《原動力》、《火車頭》、《乘風破浪》……這些真正來自生活第一線的文學作品，一部接一部出台，幾乎與現實生活中的工業發展同步前進。只看名字就可意會到中國工業的階段性。直到晚年，她焦慮的仍是寫作。去年作協領導聽說她身體欠佳，前來探望，坐了好久，她反覆只說一句話：“我現在寫東西有困難，我難過……”

草明同志出身於工人，又是老黨員，她對黨和勞動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她從鞍山調北京時，全國經濟剛脫離“三年困難時期”，她的生活也很艱苦。可是她在動身之前，把半生積下的幾千元稿費全部從銀行取出交了黨費。我和她一起訪問日本時，有次在京都，我們去瞻仰周總理詩碑。從平城京乘木船，由船夫手划木槳，沿保津川順流而下，這一路山南水深，石多浪急，十分驚險，船夫們的拼搏精神令人起敬。下船後文友們互相結伴拍照。草明卻坦率地向主人提出個要求：“我想跟船夫一塊拍個照，我最喜歡勞動人民。”船夫聽了異常感動，馬上登岸來和她握手拍照……

我聽到草明同志去世消息后，第一個想起她的往事恰就是這件事。由此才回憶起對她的整個印象。草明同志走了，也因為這件事，更使我感到草明的作品和作風，帶有走過艱苦革命歷程、直接受到毛**政治、文藝理論教育和影響的一代文人的共性特徵。這是為中國革命、為中國革命文學做出不可替代成就的一代文人。

漫憶汪曾祺

曾祺西歸，報刊約我寫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亂糟糟的，幾句悼文能表達多少哀思？安定下來后，再冷靜記述回憶更好些。曾祺人緣好，朋友們寫的悼念文章各報刊都能見到。並不缺我這一份兒。

汪曾祺和林斤瀾是建國后我結識得最早的朋友。說這個沒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塵莫及，是後來的事。47年前還處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階段。曾祺雖已出過小說集，是沈從文先生入室弟子，但這沒給他戴上光環，倒還掛點陰影，被認為曾是另一條道上跑的車；斤瀾在台灣是地下黨員，蹲過國民黨軍事監獄，九死一生跑回來后只着迷寫劇本，寫的不少卻一部都沒上演過(至今也沒聽說有人上演)，相比之下當時處境最順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寫工農兵，在“批判武訓傳”等“戰鬥”中表現得既“左”又“粗”。文章雖寫得平平卻被認為“黨性較強”。我與曾祺、斤瀾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還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

他倆沒嫌我“左”得討厭，我也沒覺得他們“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對這二人細品起來還有區別。跟斤瀾是北京人藝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進北京文聯。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煙，誰也不等對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撿。他要煙卻目標分明。給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鳳凰，鳳凰，你有好煙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煙拿出來共享。對曾祺我當兄長對待。寫文章虛心地聽他批評；讀書誠懇地請他指導，連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東單三條，文聯在霞公府，上下班經過王府井。路邊有個小酒鋪賣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進去“吃一盤麻豆腐”，他約我去，由他付錢，麻豆腐之外每人還要二兩酒。他並不勸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對我說：“光吃麻豆腐太膩，要潤潤喉。”說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趨，吃一口麻豆腐潤一下喉，沒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階！

訃告上說曾祺“終年77歲”，可我怎麼也不相信，那時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國人提倡“老要張狂，少要穩當”，汪曾祺算個典型。若只見過他古稀之後的“張狂”相，絕想不出他年輕時穩當樣兒！他30歲時的扮相是：清瘦臉上常帶稀疏絡腮鬍楂，背微駝腰略彎胸脯內含，穿一件藍春綢面出鳳灘羊皮長袍，紐絆從未扣齊；腳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夾着根香煙，右手裏端着一杯熱茶。說話總是商量的語氣，沒見他大喊大叫過。有次文聯內部開會，某領導人觀察了他一會，發言時增加了點新內容。他說：“現在是新中國了么，我們文化幹部也講究點扮相么。要整潔，要充滿朝氣，別弄得暮氣沉沉好不好……”他擔當的角色。也沒法不暮氣。他是老舍、趙樹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說說唱唱》編輯部負責日常工作。《說說唱唱》本是“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專門團結、聯繫北京城的閑散文人賣稿為生的作者(跟現在的專業作家不是一個意思)，如社會言情小說作家張恨水，陳慎言，武俠技擊作者還珠樓主，原《紅玫瑰畫報》主編陶君起，大清國九王多爾袞的王位繼承人、專欄作者金寄水，參加這裏工作的還有來自解放區的革命藝人王尊三、大學教授吳曉鈴、既會演話劇還會寫單弦的新文藝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絕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燈。汪曾祺卻應付自如，開展工作結交朋友兩不誤。這些人之間有時還鬧彆扭，卻沒聽過誰跟曾祺有過節兒。這就靠了他的“穩當”作風。汪曾祺辦事處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憑一副真面孑L，一個真性情。對誰都謙虛有禮，樸素實在。真談起問題來，你才發現此人學問有真知灼見，寫作有獨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愛而不生煩。

汪曾祺最令我服氣並為之不平的，是他為公忘私，個人利益服從工作需要的作風。他：是上過舊大學的知識分子，是曾有過小名氣的作家。按理(政治課上學來的革命道理)他得滿腦袋個人主義，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請入黨時支部曾責成我與他保持聯繫，進行“幫助”。結果我發現他的政治覺悟比我還強，個人主義不說比我少也要比我隱蔽點。我正在寫作上衝刺，為了保護寫作時間，凡對我創作有影響的事我一律推開。汪曾祺第二本小說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壇轟動。轟動聲中來到北平，轉過年就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19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從此當起了編輯。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從參加革命起到他定為右派止，沒有再寫過一篇小說。他全部精力都奉獻給編輯工作了。那時期《說說唱唱》和《民間文學》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勞動痕迹。他從不為自己失去寫作時間叫苦，更不肯把編輯工作付出的辛勞外傳。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與汪曾祺有關。

《說說唱唱》設在一幢日本式小樓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櫥，專放廢稿。來稿每天以百件計，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櫥里廢稿如一座小山。想從這裏發現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寶。新收到的來稿還處理不完，也沒誰花功夫到那裏鑽探。可汪曾祺竟從這裏沙裏淘金般淘出篇名著來。他為什麼和怎麼去那裏開礦的，我已忘記。只記得那篇稿子塗抹很亂，滿紙錯別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書一般。任何編輯初讀此稿，都會望而生畏，讀不完三兩頁就照理扔進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讀完了后，認為思想，藝術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強能辨認的錯別字，把它呈到了主編趙樹理面前。樹理看着拍案叫絕，索性親手又改寫了幾段。潤色了幾處。這才拿到《說說唱唱》發表，結果一鳴驚人，中國從此有了篇小說名著《活人塘》，升起顆寫作明星陳登科，卻不知汪曾祺於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學，我對他的創作成就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對他“欲與倉頡試比高”的雄心壯志卻不敢恭維。舉例來說，他那原稿中寫了好幾個“馬”字，下邊都少四個點(即簡化字那一橫)，前言后語的情節也都跟“馬”不相干，汪曾棋面對這字抽了半合煙，最後也沒認出來。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馬看不見四條腿，那不是趴下了嗎？”為慎重特別去信問陳登科，他回信證明就是念“趴”，並為編輯能認出他創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這類難題有多少？他從來沒跟人談過。

當然汪曾祺辦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氣。部隊裏出了個能人祁建華，發明“速成識字法”，為掃盲工作創造極大成績。汪曾祺要找人寫“通訊”(那時還不興叫“報告文學”)供“說說唱唱”發表。他不便指揮別人，就叫我隨他和姚錦一塊去採訪。我問由誰執筆寫？他說採訪完再商量。採訪完他和姚錦像商量好似的說：“三人你最小，當然由你干，你交個初稿，我們倆修改，算集體創作。”我當天開了點夜車，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們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說，卻署了個頗為奇怪的名字：“錦直。”我問汪曾祺：“這名誰起的？錦直是什麼意思？”汪曾祺說：“姚錦起的，錦直就是姚錦的侄子！”我說：“她這麼寫你也不改改？”姚錦又搶着說：“他改了，原來我寫的是汪錦侄，是汪曾祺、姚錦兩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刪去了……”我這才知道上了這大當。

那時沒人認為汪曾祺懂京戲，連他自己也不這樣認為。北京文聯有人專管戲曲改革。副**中有一位就叫梅蘭芳。而且文化局與文聯合署辦公，戲改科就在編輯部樓下，哪個團要演新戲，都要請他們去指導、審查。文化局和文聯的業務幹部，差不多都有一個“審查證”，什麼時候要看戲，進劇場通行無阻。我們那個辦公樓里幾乎人人會唱戲。連通訊員都能紮上大靠上台唱《界牌關》，可就沒人聽說汪曾祺也懂京劇。

曾祺看戲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見解不是那些裏手們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議論：“很有點兒希臘悲劇的韻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責和內心恐懼折磨得發瘋，白日見鬼，好，想像力豐富，編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這種大寫意的表演法是中國傳統戲劇藝術的優勢！”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對劇本的編排結構，對裘的唱功作功，他讚不絕口。演到姚期父子綁上法場，他擊節叫好說：“真是大手筆，好一出大悲劇。”但演到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並帶姚剛到前線殺敵立功，他像氣球泄了氣，連連搖頭。全場觀眾都出口長氣露出笑容時，曾祺卻遺憾地再三嘆氣說：“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劇，叫這麼個輕佻的結尾毀了！”

比起看戲來，曾祺更愛讀書。有一陣曾祺讀《儒林外史》挺入迷，看稿累了就跟我們聊幾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認為最精彩的部分是對范進老丈人的描寫。平時他對范進舉手就打，張口就罵，范進中舉后高興得發了瘋。要靠他打范進嘴巴來治病了，他手舉起來卻哆嗦得打不下去了！這看起來滑稽可笑，細一思忖卻讓人心跳。中國人有這種心態的豈止只有屠夫？

可誰也沒想到在這陣閑談之後，有天他拿來部釘成本的稿件，帶點惡作劇的神情對大家說：“閑着沒事我寫着玩，弄了個這個。你們誰想看看連解悶？”看到題目是《京劇劇本·范進中舉》，屋裏人都嗯了一聲，好像說：“就憑你這洋派、沈派、現代派的小說作者，也會寫京劇？”

幾個朋友先後都看了，得出的意見幾乎一致。人人欽佩，沒有誰說寫得不好。有的說：“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說：“遣詞用語玲瓏剔透！可算得高雅遊戲之作。”可也沒有一個人說適合上演，在舞台上會紅！

這劇本就擱在那兒了。劇本是1952年，或1953年春天寫的。那時他和我都還在北京文聯工作。此後我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他調到“民間文藝研究會”，都離開了北京市文聯。

1956午我從文學講習所畢業，響應偉大領袖“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要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號召，到建築公司作了基層幹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電話：“喂。范進中舉由奚嘯伯排出來了，星期天在慶樂綵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實講連這劇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綵排當然好。不光我去了，還帶了公司一位曾在劇團拉過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傳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柵欄。

看綵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戲改科同志和文聯同事。大多數是內行。

奚嘯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頗有文人氣質，是梨園界少數幾個懂書法會寫字的人之一，演范進中舉怕是再難找到比他合適的人了。不過奚先生嗓子有個特點，音色好音量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雖然身上不錯，但纖巧而欠誇張，因此這齣戲聽起來有味而不叫遠，看起來有趣欠火暴。這一來就突出了這劇本適宜讀而未必適於演的特點。所以戲看完，朋友們都覺得詞雅意深，但未必會得到普通觀眾接受。但戲改科的同志對此還是十分支持的。他們跟我說：“曾祺頭一次寫戲，能達到這水平就不錯了。他以後要能接着再寫，準會越寫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時高興，不會拿寫劇本當正業。

果然，不久就來了個文藝早春。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召開，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報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親切平和了，文章的題材、體裁、風格多樣化起來，真有點輕鬆靈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沒再弄劇本，倒是寫起他拿手的散文來了。《公共汽車》、《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學》上，在《詩刊》上一篇接一篇發了出來。發一篇招來一陣掌聲。這是他進入新中國后第一次在全國性的大刊物上發表純文學作品。也是我們相識后我見他最意氣風發、得意而不忘形的時期。可惜好景不長。剛進入1957年5月，報紙上就發出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反右派鬥爭！

汪曾祺這樣的人，命里註定是脫不了反右這一關的。儘管他從來不鋒芒畢露，也沒寫冒尖帶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請回北京文聯參加座談會，我說了話他沒說話，可還是和我一樣被錯劃成了右派。但當上右派后我倆運氣卻來了個剪刀差。我一頭跌進深坑，再沒緩過氣來。他卻因禍得福，先是碰到個比較講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單位，使他在勞動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嚴和閑心。碰到1962年與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續寫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說。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他發表的首批小說。接着在安排工作時，靠了北京有關單位和熱心老朋友們的幫助和支持，以他寫過《范進中舉》為理由，把他調進了北京京劇團，當起了專業編劇。當時我在邊遠的改造地點，獲得回京探親機會，立刻約林斤瀾一起找到曾祺為其祝賀。我們避而不談文學，只講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蓮花白”。做了一個冰糖肘子，一個炒雞蛋，他頗為得意地說：“你們知道嗎？以前飯館招廚師，考他做菜手藝炒雞蛋。雞蛋炒得好，別的菜不在話下……”

沒想到這一調動還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和她培植的“樣板戲”，但我還得承認“樣板戲”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還曾背着個歷史問題黑鍋，所以他在北京文聯積極申請入黨而難以如願。幸虧他搞“樣板戲”得到旗手賞識，有關方面認真調查其歷史，才發現所謂歷史問題是個荒唐的笑話，掀去了扣在他頭上20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憑這一件，能否挺過“文革”十年，很難猜測。

汪曾祺靠“樣板戲”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門。但始終保持清醒，從沒有燒得暈頭轉向。這時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隻腳。這時他已搬到城裏住了，我回北京探親，事先沒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驚喜。談話中我表示為他的境遇高興，相信他在順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說：“我還有這點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從沒有過非分之想。知進知退，保住腦袋喝湯吧……”在那種形勢下，他頭腦不熱，神智不昏，因之“***”倒台後，他沒有說不清楚的事。既沒與人結下仇，也沒給人下過絆，順順噹噹進入了撥亂反正的時代。當然經過這場大風波，他感到有點疲勞，嘗過一**起落對世事有點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陣。這時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瀾知道曾祺的心態，跟我說過多次：“咱們得拉着他一塊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50年代幾個人的舊作，編為一套叢書。王蒙、斤瀾、劉紹棠和我都在冊，但沒有曾祺。林斤瀾就建議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見，曾祺自己卻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願收，解放后的不夠數。斤瀾知道后找到他家與其爭論，連批評與勸說。要他儘快再趕寫出一批小說或散文來，湊夠一集出版。他被諍友赤誠感動，這才又拿起筆來寫小說和散文，由此激發了汪曾祺寫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寫過“樣板戲”的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學界仍然閃光，但他並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飾臭名昭著的“樣板戲”。這很顯示他的人格和魄力。當有人懷念、留戀、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樣板戲”，甚至辯解說“**跟樣板戲並沒多大關係”時，汪曾祺卻不怕丟人，敢於露醜，現身說法。以自己經歷的事實證明**是怎樣奴役藝術界，使其為“***”反動政治服務的。汪曾祺並不因為自己受益於“樣板戲”就顛倒黑白，誤人保己。我曾在一個會上說過，就敢於否定樣板戲這一點來說，汪曾祺是位英雄！

再說汪曾祺

曾祺和斤瀾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幾十年，我們在文學上卻談得不多。缺乏主動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無能並無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談文學尤其少。算起來總共不超過十次。平均五年談一回。

50年代中，與我同輩的幾位青年作家，如紹棠、谷峪都出了書，我還沒一本集子，看着挺眼熱，想把已發表的作品編在一塊出本書，可又覺得分量不夠。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說：“出也行，不出也罷。”便不再多說。這話我反覆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態度，又找到他說：“接受你的建議，不打算出了。”他笑道：“急着出書幹什麼？要急就急在創作路子上。你現在的題材、觀點、文風都不錯，跟時興的路子一致，容易發表也容易被看好，這點你比我強。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這是我頭次聽說作品還要找到作家自己。從此自覺不自覺的總想找找自己。1957年反右之前，斤瀾在北京日報發了篇小文章，談文藝觀點，一千來字。字斟句酌，行文嚴謹，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卻對我說：“你見到斤瀾跟他提一聲，講究語言是他的長處，但過分考究難免有嫻巧之虞。這麼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瀾轉達了，斤瀾聽了蠻服氣，不斷笑着點頭自語：“嫻巧，哈哈哈，嫻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調到《民間文學》雜誌任編輯部主任。他來電話說：“我記得你到大涼山去的時候，收集過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嗎？”

我說：“有，整理了幾首，上百行，一直沒拿出去。”

他說：“我給你發了吧，寫幾句序言一塊寄來。越快越好。”

重讀那些民歌引起對大涼山多少回憶，感情衝動之下，序言寫得就如脫韁之馬，又臭又長。曾祺看后說：“民歌很好，只是您這篇序言怕要動動刀剪吧？個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單寫散文好了。就別擱在這兒了。這兒就介紹彝族民歌。”我說：“好。不過要由你來刪，我自己有點手軟。”他說：“行！”接着又建議把關於一位土司的記述也刪掉。他說那位土司既當過“國大代表”，又兼軍閥部隊的武職，是有出賣自己民族利益的劣跡的。雖然起義了既往不咎，我們寫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傳。當時我聽了，真覺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練。於是我又為他因歷史問題總是不能入黨而暗表同情。

《彝族民歌選》不久在《民間文學》上發出來了。這是彝族民歌首次與全國讀者見面，涼山月色瀘沽風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許是有意嘉獎，曾祺寄來稿酬超過百元！是我50年代拿得最多的一次稿費。

他寫文章談論我的作品，是80年代以後的事。《煙壺》發表后，《文藝報)要發篇評論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問我找誰好？我說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說他就寫了。文章發表后我向他致謝，他說：“先別高興，我還有話沒寫上呢。你那個庫兵不行。是個多餘的人物，這篇小說沒他什麼事也礙不着，只因為你對這種人物有興趣就寫上了。這不行！破壞了結構的嚴謹。我只在文章中說你九爺寫得好，沒提這寫得不好的庫兵，給你留點面子，當面這意見還得告訴你！”

他對《煙壺》這條意見，我沒跟別人說過，不想泄這個底。為了紀念曾祺，今天我公之於眾。他完全說對了，我心服口服，不過我不想改。

他對《戰友朱彤心》持否定看法。這篇東西是他女兒汪朝先看的。汪朝看小說很有眼力，開始邊看邊說：“鄧叔叔這篇東西寫得不錯，寫得不錯。”可越看越泄氣，看到後來把雜誌往桌上一扔說：“挺好的開頭，結尾砸了，全完！”聽女兒這樣說，他才拿來看。他說：“開頭真不錯，以喜劇手法寫人物的悲劇性格，多好，而且已經完成大半了，怎麼突然弄；出個正面結尾？真沒勁，真糟蹋材料！”我有點懊悔地說：“原來我是寫成此人一事無成的，刊物主編看后說，這樣有趣是有趣，但主人公一生只鬧笑話，毫無作為，是不是太沒意思了？不過改不改隨你，這只是我個人看法。我聽了這意見后才改成這樣……”曾祺說：“不在人家提意見，而怪你自己沒主見，沒主見說明你對生活理解、判斷得還不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說：“不錯。我也確實感到主編意見有道理。”他聽了連連搖頭：“可惜了，可惜了！挺好素材糟蹋了！還是我這女兒有點眼光！”

汪曾祺近年來被人們稱為“美食家”，我很高興。也為斤瀾抱不平。50年代斤瀾的烹調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溫州萊“敲魚”在北京文化界獨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種也多樣。曾祺桌上經常只有一葷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盤花生米。

我倒是常看到曾祺做菜。那時他一家三四口只住一間屋。有個煤球爐子，冬天放屋裏，夏天放門外。趕上做飯時間到他家串門。汪曾祺准在圍着爐子忙活。50年代曾祺做菜還不出名，作的品種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黃瓜，冬天拌白菜，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乾絲”和“醬豆腐肉”。前者是揚州做法。但北京的豆腐乾與南方香乾有別，不是那個味，汪先生有時就用豆腐絲代替，味道也過得去；後者是他耳聞加獨創的吃法，聽別人說了自己又揣摩着做的。質量不大穩定。1951年冬天一個星期日，我逛完王府井到東單三條曾祺家喝茶歇腳，一進門就聞到滿屋醬豆腐味。爐子封着，爐蓋上坐着小砂鍋，隔幾秒鐘小砂鍋“朴”地一響。我問他：“大冷的天怎麼還封爐子？”他說：“做醬豆腐肉。按說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鍋好，可我怕煤氣中毒，改為白天。午飯吃不上了，得晚飯才能燉爛。”我歇夠腿告辭，走到院裏碰上九王多爾袞的後裔金寄水。閑聊中我說到曾祺怎樣燉醬豆腐肉。寄水搖頭說：“他沒請教我，這道菜怎能在爐子上燉呢？”我問：“在哪兒燉？”他說：“當年在王府里我見過廚子做這個萊。廚房地下支個鐵架子，鐵架子底下放盞王八燈。砂鍋的鍋蓋四邊要毛頭紙糊嚴，放在鐵架上，這菜要二更天開燉，點着王八燈，廚子就睡覺了，燈里油添滿，第二天中午開飯時啟鍋……”他說王八燈是鐵鑄的油燈，黑色，扁圓型，有五根芯管，看着像王八。

第二天上班，我問曾祺醬豆腐肉味道如何？他沒說好壞，只說“還得試”！

後來我在他家吃過兩次“醬豆腐肉”。兩次味道、顏色都不盡相同，看來整個50年代都還沒定稿。

1957年後我倆各奔東西。斤瀾也下鄉長期勞動，只在每年春節回北京探親時三人相會一次。見面都在曾祺家，一是他年長，本應我們去看他，二來跟他烹調手藝長進也有關係。斤瀾廚藝落在他後頭了。

“*****”後期，我提前退休，斤瀾被分配在電影院領座，長期休病假。我倆有了閑空，曾祺卻忙得邪乎，打電話總找不着人。有天終於在電話中聽到了他的聲音，就約好時間去看他。他非常高興，認真做了準備，把這些年練的絕活都亮了一下，嫂夫人和孩子不在家，我們三人冷熱葷素竟擺滿一桌子。雞粽，鰻魚，釀豆腐，漲蛋……雖說不上山珍海味，卻也都非平常口味。我在底下改造得太艱苦了，酒又喝多了一點，一時大意把好大一個肘子吃下去3/4。從此每逢我到他家吃飯，他都預備肘子，而且一定放在我面前。

早年沒見過曾祺畫畫兒，也沒聽說過他會畫。知道他有畫家朋友，如黃永玉弟兄，都是畫水彩，刻木刻的洋畫派。還有個篆刻家朋友，是嘉興寺的和尚，一塊參加土改結下的交情。我見過他給曾祺刻的印章，也見過大和尚本人。稱得上法相莊嚴，刻藝古樸。但沒見過曾祺跟國畫家交往。解放初期北京國畫家一度生活困難，碰上中央整修天安門，老舍先生特意給中央寫信，把城樓上畫宮燈、屏風的活兒替國畫家們攬下來，實行按件付酬，暗含着“以工代賑”，如此以陳半丁、於非廠(此處讀庵)等為首的北京國畫家都跟文聯常來常往。來時我見到只有兩人跟他們應酬。一是美術編輯，一個就是金寄水。沒見曾祺參與應酬。我想他的畫大概跟烹調一樣也自學成材。中國書畫同源，他有書法底子，看過芥子園畫譜之類的書，又有傳統文人氣質，練起畫來順理成章，而且還確有獨創之處。十幾年前，我有天收到個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來的。趕緊打開看。裏邊是一幅畫，畫的鐵乾梅花。樹榦樹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謂“臘梅”。畫中夾着個字條，上邊說：“你結婚大喜我沒送禮，送別的難免俗，亂塗一畫權作為賀禮。畫雖不好，用料卻奇特。你猜猜這梅花是用什麼顏料點的？猜對了我請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兩月硬沒猜出來。有天開會見到曾祺。我說：“我們猜到今天也沒猜出來。肘子不吃了。告訴我那梅花用的什麼顏料吧！”

他沖我齜牙一笑，說：“牙膏！”

我早知道他毛筆字寫得不錯。當年《說說唱唱》印信封信紙，刊名和地址用手寫體，都是汪曾祺起稿。他挺愛干這件事。顏體，歐體，柳體，三種各寫一張。楷書，行書各寫一行，請全編輯部民主挑選。人們評頭論足，叫好的人不少，但沒人因此稱他書法家。更沒人求他的字。不是那時寫得不如後來好，而是那年頭寫好字不稀奇。我們不到100人的小機關，能寫好字的夠半打：老舍寫魏碑，端木寫小篆，王亞平、柳倩寫行書，都有兩下子。有次政治學習，上邊交待討論時要作詳細記錄，以備檢查。組裏選人做記錄。主持人端木蕻良問：“選寄水行不行？”大家都說好，一向“逆來順受”的金寄水卻把手舉得高高的喊道：“不行不行！”有人問他：“你向來不是寧當記錄也不願發言嗎，這回怎麼不幹了？”他說：“干也行，我有個要求。”端木問：“什麼要求？”寄水說：“允許我用毛筆記。彆強迫我用鋼筆。”端木一笑說：“就這要求呀？批准啦。”寄水鬆口氣說：“這就沒說的了。有，同志提過意見。說我愛用毛筆不用鋼筆是甘於落後，不求進步的表現，其實是我用鋼筆跟不上趟……”

我現在手中還保存着寄水自己寫的名片，放在書法展覽會上決無遜色。但他連書法家協會大門朝哪兒都不知道。

曾祺書法出名，首先是他寫得好，其次也得承認他有福氣，趕上了好機遇。

人們對曾祺與酒的關係說法頗多，認為連他的飛升也是憑藉酒力，懷疑他不久前參加五糧液酒廠的筆會有不利作用。對此我持否定態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40餘年共飲，沒見他喝醉過。斤瀾有過走路撞在樹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來的謙虛，曾祺頂多舌頭硬點，從沒有過失態。他喜歡邊飲邊聊，但反對鬧酒。如果有人強行敬酒，鬧酒，他寧可不喝。我跟他一塊參加宴會，總要悄聲囑咐東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勸，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裝看不見他，他喝得最舒服，最盡興。

從80年代起，家人對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門買菜就帶個杯子，買完菜到酒店打二兩酒，站在一邊喝完再回家。這種喝法非他獨創。當年趙樹理就是這個喝法。北京文聯在霞公府，拐個彎就是王府井，從南口到劍匕口，沿途有兩家酒店，到八面槽往西則是山西大酒缸。樹理拉我們去吃山西刀削麵，從南口開始，見酒店就進，進去多了不要，只打一兩，站在櫃枱前一揚脖喝完，繼續前進。這樣到大酒缸時已有酒打底，再要二兩酒四兩刀削麵一盤香椿豆。連飯帶菜就算全齊。曾祺繼承這個喝法稍有變化。三年前他小病進了醫院。我去看他的，他說大夫講他現在的病沒什麼，要緊的倒是要馬上戒煙停酒。不然後果堪憂。他打算執行。這以後我就有好長時間沒見過他。隔了半年多在一個會上再見面把我嚇了一跳。只見他臉黑髮膚暗，反應遲鈍，舌頭不靈，兩眼發獃，整個人有點傻了！吃飯時有人給他倒了杯啤酒。他說：“就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兩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馬上眼珠活了，說話流利丫，反應也靈敏起來。我回家后就給斤瀾打電話，我說：“老頭不喝酒有點變傻了。你最好跟他家裏人說說，是否叫他少量喝一點，要不老頭就傻了。他兒子王朗還是開通的。只是他那臉色太暗，缺乏光彩，這怕不是好兆頭……”

也許我這話起了極壞的作用，此後吃飯他又喝點酒了。絕沒有放開量喝。這次去宜賓，雖是在酒廠開會，備得好酒，他也喝得很有控制，我和朋友們一邊暗地監視，並沒見他失控過。倒是他應酬太多，令人擔心。不斷有人要他寫字畫畫，常常忙到深夜。我曾勸他：“別太客氣。累了就不要寫。這麼大年紀了，不是小孩。”他說：“沒事，寫累了倒下就睡着，倒也好。”

從感情上說。我倒覺得他臨離開這個世界前，興緻極好地喝兩杯未必是壞事。若在告別人生之前，連回味一下酒趣也沒辦到，反倒大小是個遺憾。

曾祺曾給我和朋友們講過一件趣事：京劇團有個老演員參加體檢。醫生看了他的各項化驗后說：“您的身體不錯。可是不能再抽煙喝酒了，只要你下決心馬上戒煙斷酒，再活二十年沒問題！”

老演員說：“不抽煙不喝酒了，那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在潛意識裏，曾祺可能是欣賞這位演員的煙酒觀的。

我和斤瀾都剛恢復工作，《北京文學》一位編輯陪同我們三人去一趟絲綢之路。到了吐魯番，伊犁，酒泉，敦煌，蘭州。因為只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幫忙”，沒有官方的“公事接待”，這一路走得很艱苦。有時因為借不到車，關在旅館中幾天無所事事。有時車借到了司機大老爺卻架子很大，拿我們當盲流對付。從烏魯木齊去伊犁時，那位司機帶的私貨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縫中，還對他說：“老頭，你給好好看着點！”到了伊犁，《伊犁文藝》一位資深編輯陪我們去察布查爾山中訪問哈薩克牧區去，那編輯批評了司機幾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時司機竟把編輯扔在草原上……儘管受了許多氣，吃了許多苦，但因做夢也沒敢想今生今世還有機會享受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樂在其中！特別是曾祺，再艱苦他也沒叫過苦，再受氣他也不生氣。我有時管不住情緒想發脾氣，一見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靜，馬上氣散火消。從新疆回來之後，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壇經》找出來從頭讀了一遍。

我跟曾祺相識近50年，沒見他人前發過火，沒聽他人後貶過人。幾十年裏我只聽他流露過兩次“不以為然”的情緒。一次是對當年把他定右派的某位領導人，一次是對個別新潮派。他有次與二位文學新星一道外出參加活動，這二位嫌酒店檔次低要搬家，嫌介紹時把他們排在後邊要退席，說起話來氣沖斗牛，一舉一動都透着小人得志。有人談起孫犁同志的文學成就，說他是少數幾個真懂得什麼是文學的人，他的語言是只能體會，不能模仿的。他們把嘴一撇說道：“可是孫犁也缺乏自知之明之處，對我們這批人也想指手畫腳，他寫文章惹我們，我們就聯合起來轟他，怎麼著，他還不是叫我們轟在讀者眼裏掉了價？！”

曾祺搖頭，跟我小聲說：“我不信未來的世界就是這些人的！他們要掌了權，一點不比‘***’時期日子好過，他們當了政我絕不再干。咱不吃這碗飯啦行不行？”這是見他最激動的一次淡話。

從60年代初算起，汪曾祺在京劇界幹了30多年，使他對京劇由愛好變成裏手。多年在梨園行浸泡，使他性格上起了微妙的變化。以前他也說笑話，但比較文雅而含蓄，從不手舞足蹈。近年開朗了許多，說話增加了梨園界機智、幽默和俏皮。舉手投足模仿舞台動作還滿像樣兒。有次他給我學一位武生念定場詩的舞姿。念到“魚書不至雁無憑”時，做了個舞姿，一手高舉，一手托底，抬腿仰頭，頗為英武。我叫了聲“好！”他說：“好？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我說：“不知道。”他說原來他也不知道。他看排戲，排到這兒就問那位角兒，“這手勢表示什麼？”那武生說：“汪先生你這不知道？煙霧瓶！火花瓶呀，這兩手是抱着花瓶的姿勢啊！”說著他也笑了。並說：“過去京戲是口傳心授，演員演了一輩子的戲，不知道台詞是什麼意思。”他對京劇創作確實也有了感情。新時期以後他繼續寫過幾個劇本，但再沒有樣板戲那樣健的鋒頭。他很下功夫寫的《裘盛戎》，也只演一兩場。我怕他傷心，主動拿到香港，在《大成》雜誌發表，卻在海外引起反響。

經過斤瀾一片愛心的動員與勸告，他又拿起小說之筆。剛發表第一篇《大淖記事》，反應不錯。第二篇還沒寄出，又引出一段趣聞：北京市文聯研究創作工作，一位京劇團老朋友發言說：“我認為對作家們的創作思想領導上還要多關心些。現在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不搞樣板戲，不弄三突出當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講思想性啊。曾祺前兩天寫了個小說給我看，寫小和尚戀愛，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題思想是什麼？有什麼教育意義呢？……”大家聽了只是笑，卻被有心人記在了心裏。此人就是《北京文學》老主編李清泉。會一散他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來看。一邊看一邊拍案叫絕，看完決定發表。這樣推了他的第二篇名作《受戒》從此一篇接一篇發個沒完，小說比他的樣板戲更成氣候。

有《受戒》這件趣聞提醒，朋友們認為他既然以寫小說為主，就不必再占劇團的編製，建議把他調到文聯當專業作家。領導也表示同意了。沒想到他卻拒絕。他說跟京劇院有感情。力所能及還願為京劇服務。這樣直到去世，他再也沒離開京劇團。

曾祺對劇團有感情，劇團對他也夠意思，對他十分照顧。寫什麼，到哪兒去，從不干涉，能幫忙的還一定幫忙。不過有些事劇團想幫卻力不從心。比如住房比較擁擠，劇團就難以解決。曾祺住房本來是太太單位新華社分的。當年孩子小，兩室加半間也夠住了。多少年過來，不光兒子女兒大了，還有了孫子外孫。老頭只能連寫帶睡都擠在那半間裏。好在作協領導和中宣部都很關心此事，新華社也給與支持，經過研究新華社慷慨地答應在八角村新蓋的樓里再分一套大房子給他，面積幾乎比原房大了近一倍。這消息傳來，作家心中都感到很溫暖。

不過直到去世，曾祺也執意不肯搬進那新居。王朗不忍看老爹老媽再擠，把自己分的房子讓給了他們，兒子兒媳仍守在擁擠的舊居里。去年春節我陪翟泰豐等領導給曾祺拜年，就去的王朗獻出來的這個虎坊橋新家。比原來寬敞多了，但仍然擺設得很亂。給他們放下了年禮，說完拜年話，告別時我悄悄問他：“老翟多次奔走，好容易給你弄來一套房子，你怎麼不去住？要佔王朗的房子？孩子們不容易呀！”

他小聲跟我說：“那地離八寶山太近，一看見那邊的大煙囪，我就心裏格恙……”

我理解他的情緒。我們都老了！

漫說林斤瀾

《隨筆》發表評論汪曾祺、林斤瀾二位作品的文章，很有收穫。作者凸凹先生如此有見地，令人讚佩。

談這二位的作品，已有不少文章。對其為人，還沒有太多人來寫。如果汪先生會唱歌，在歌壇上有文壇上這般地位；或是林先生長得像國共兩黨中任何一方的領袖，成了演藝界大腕，只怕副刊、小報上早填滿介紹其生平瑣事、個人私隱的特寫、探秘之類的文章了。那樣我或許也藉機發點小財。因為我認識這二位都快半個世紀了。

兩位中我先認識的誰，有點馬虎了，可能是林先生。

如今林先生已經是頭髮斑白，背部微駝，還少了顆門牙，一派老作家形象了。我們相識時，他可是風度翩翩，胖而不肥，兩眼有神，面色紅潤，發黑齒白。有一年北京市舉行戲曲匯演，我和林先生同時拿到戲票，我臨時有事看不成，把票送給了文學研究所一位女同學肖慎。肖慎回來我問她戲怎麼樣。她說戲倒不錯，可是身邊挨着個唱小生的，油頭粉面，引得許多女士都看他，使她坐在一邊很不自在，弄得連戲也沒看好。我極力為林辯白，說他是作家不是演員，天生長得漂亮，絕沒有誠心修飾。肖慎說：“作家長得這麼漂亮，大概有少不了的浪漫新聞。”

這可是天大的誤會。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見過愛情最忠貞，婚姻最美滿的男人。他在台灣鬧革命，被國民黨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監獄送飯，立下“情願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兩人結伴躲進貨船煤艙，返回大陸，這才實現了“相愛同生”的願望。舉案齊眉。從沒發生過口角。林先生處理家庭關係有一套學問。舉例來說，我相信廣告，看到“新產品”就買，買了新鮮玩藝又愛做宣傳。最忠實的聽眾就是林太太。於是，我買一件她就跟着買一件，我上當她也就跟着上當。林先生心中不快，只是衝著我發火，從不向太太表示不滿。對我發火不生效，就派小姐來進行說服：“鄧叔叔，求你了，別再上我們家宣傳你買的新產品，我家的廢物已經沒地方放了……”我改正了錯誤，林先生不記舊惡，再去他家，他仍以酒相待。

不過我家人又埋怨，是他培養了我喝酒的壞習慣。

50年代初，我們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創作組工作，我才剛滿20歲，不會喝酒，他已經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窮。誰拿到點稿費，或是開春后賣掉了冬裝，總要打一次共產主義牙祭。每逢這時他就提出買酒，酒買來他喝得最多。林先生雖愛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認。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給他打包帶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樹上。菜也灑了，褲子也髒了。回來后見他如此狼狽，我問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搖頭說：“沒有的事，我早看見那棵樹了，我判斷照直走會撞上，就為了試試我判斷的是否正確，才直衝它走去的，結果證明我判斷的完全正確，非常清醒。”

他剛進劇院時的任務是替老舍先生採訪寫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寫個一家之內出了幾名人民代表的故事。採訪對象有好幾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過採訪的是她們的父母。數年後我有幸到這個家庭去時，向梅小姐也還在上中學。而季梅小姐只扯着別人的衣襟，連喊帶叫地瞎搗亂，還沒顯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讚許，作為獎勵，常常在他彙報完一段材料后慈祥地說：“這段材料不錯，留着你自己寫吧……”

林沒寫過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響和採訪中得到的體會，都對他以後寫北京味小說起了啟蒙作用。他剛從江蘇調到北京時，說的還是尖團不分的官話，後來他在小說中出色地寫出了北京人的風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話。他是下功夫磨鍊過的。

說到磨鍊，得感謝他帶領我走進讀書之路。他有學問，但從不以此自居。我是從他言談中，從他對作品作家評判中感知到他有學問的。我印象中他花時間最多的是讀書。在一起工作時我見他讀了許多劇本，也讀了許多小說。不過他讀書不肯跟着潮流走。那時正時興讀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著作。他卻偷着在屋裏讀沈從文、周作人的作品。我從小失學，沒正規讀過書。看到他讀這些書才引起我讀這些書的願望。他對這些書的評論，對我起了導讀的作用。我甚至懷疑我有些錯誤觀點是不是也受他的影響。不過我堅信，如果我在寫作上有點什麼長進，這位朋友對我就是起了引導作用的人之一。

從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覺察到他讀書所受的影響的。翻開《台灣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嗎？

除了讀書，林先生年輕時感興趣的就是看戲看電影，他把這也當作學習。他很少有娛樂活動。他不打撲克(會打橋牌，技術不怎樣)，不跳交際舞(他是會跳舞的。在大後方時他還跟着戴愛蓮先生正經學過舞)，也不下象棋。有時下下圍棋。下圍棋耍賴。我跟他下圍棋，他贏了就叫我數子兒。他輸了就搶着自己數，在數時做手腳，把我的活子當死子給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時參加了中央土改團。我到安徽，他到湖南。這期間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進行改組，創作組被取消了。我早回來一個月，被調到北京文聯工作。一個月後，早晨我上街去吃早點，忽看見林先生瀟洒地順王府井大街走來。我問他何時回京的，要去哪裏。他說剛回來不久，劇院要他自己聯繫工作單位。他去電報局給延邊的一個朋友打電報，打算去延邊工作。我想延邊是朝鮮族自治區，對他這南方人來說未必合適。就說：“你等等再發電報，我跟文聯領導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聯，何必要去延邊？”他表示無可無不可，對是否留在北京並沒太大熱情，但也不反對。我就去跟文聯秘書長、詩人王亞平談了一下。王亞平馬上說：“這個青年可用。來吧。”就把他調到北京市文聯，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評書藝人(現在時興叫表演藝術家)連闊如，副主任是位老報人，一位研究員是相聲藝員孫玉奎。林到來不久，領導號召文藝工作者下廠下鄉深入工農生活。連先生和孫玉奎有演出任務，老報人年紀過大不適應艱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人生活的代表，一頭鑽進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編外村民。我曾隨他到八角村去住過幾天，正碰上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分配到北京的兩位青年來這裏鍛煉。村幹部忙於春耕，叫林先生照顧這兩位青年，向他倆介紹村中的情況，領着他們參加勞動。前兩年，北京電視台播出名震一時的電視劇《紅樓夢》，我越看大導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覺得熟悉，後來想起，就是那兩位學生中的一位。

林斤瀾深人生活的踏實勁，在別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見。除去開會，過年過節，他極少回城。過年過節回來，是因為太太谷葉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上學，只在放假時才能來京。林平時節儉，但太太來時則保證她過兩天輕鬆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時對寫小說沒有興趣，醉心於戲劇創作。戲劇中只限於話劇，話劇里又單寫喜劇。所以，寫的劇本沒有地方發表，更別提排演。太太上學，他拿不到稿費，按說應常處在“經濟危機”中。可他竟能打點得滿舒服，還不用借債。其秘密除去平時節省外(其節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鍋頭，若我請客就指名要西鳳)，還從不進百貨公司。買什麼都上舊貨攤或寄賣店。他的鞋是在舊貨攤上買的，小工藝品是在舊貨攤買的，惟一的書櫥也是舊貨攤買的。給太太置辦貴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幣40元，也是花在寄賣行里。太太來京，他就能用小電爐做點吃的表愛心，每逢這時，不管請不請我，我都趕去吃。不過他造廚的手藝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並論。他看家菜譜是煮紅棗加花生米，雪裏紅燒黃花魚，外加一盤豬頭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記不清。他下鄉后好久我才進文學研究所進修(后改為文學講習所，丁玲同志創辦並任所長)，我畢業了他還沒回來。他去時是個不為人所知的小幹部。等我畢業，他已發表了《新生》、《春雷》等紅極一時的小說。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裏高興，馬上就寫了篇評介給以讚揚。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寫的第一篇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從文學研究所畢業后，響應“到生活第一線，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號召，轉到建築工地上做基層工作去了。那裏也是林斤瀾輔導的單位。林常來工地上和業餘作者們見面，替他們看稿，提意見，開座談會，並把改好的稿子推薦給《北京文藝)等刊物。像《台灣姑娘》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於輔導之餘，擠休息時間寫的。

1955年，我發表了《在懸崖上》，他很為我高興。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講究的毛病。後來我寫作注意在文字上嚴格要求自己，這跟他的提醒分不開。

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青年作者會議，我倆一起參會。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團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會時，把我倆也列入代表之中，這是誤會。

1957年那場風暴，林斤瀾逃脫了。我認為這要歸功於他的女兒。坦白地說，當時某位有權勢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熱情很高，大概在預備打成右派名單中我是排在他後邊的。他僥倖逃過此難，得感謝他的女兒和醫院。正是召開“鳴放大會”那天他女兒出生了。過了幾天開第二次會。醫院偏巧又給小孩開錯了葯，差點造成事故。而參加這兩次會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動言論”，都是這兩次會上的發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壓力極大。有人是叫他用揭發、批判我來表明他的立場的。他什麼都沒講。而在此後20年間，不管我是在北京勞動改造，還是“發配”東北時，他都是我最親近的朋友。我忙不過來，他替我送妹妹上學；我不在北京，逢年過節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親；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務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個電影院當勤雜工，但因病沒有上班，沒事在家中練習寫篆字(曾給我寫過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從康熙字典抄來的)，我三天兩頭到他家聚會。有一天我在公園打拳，忽聽到廣播中報告重要新聞時，沒提偉大的旗手和張春橋、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別人討論。我就忙去他家，故意賣關子說：“有件重大新聞，你知道了沒有？”他問：“什麼新聞？”我說：“今天的廣播你聽沒聽？”他說：“聽了沒發現什麼。”我就說了我的發現。他也覺得不一般。我倆猜了一陣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這回輪到他賣關子了。他說：“你聽到什麼消息沒有？”我說我不知道什麼。他端着架子說：“我這才是重要新聞，可不能隨便就告訴你。你得付點代價。”我聽了就再三追問。並答應如果消息真有價值，我請他喝酒。他才告訴我說，昨天我走後他就去了楊沫那裏。從楊沫處知道了打倒“***”的消息。聽了又驚又喜，又怕是誤傳。經過分析，兩人都認為這樣的謠言是沒人敢造的。興奮得想歡呼，但又還不敢聲張。他不堅持要我請客，自己找出瓶酒來我倆舉杯慶祝。幾年來我們沒少在一塊喝酒，但從沒像這天喝得那麼痛快、高興。

形勢發展飛快，我倆又有權拿起筆寫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個人選集，林斤瀾說：“出北京作家的選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對此卻不熱心。他對編輯說自己建國后寫的小說不多，字數不夠，不出也罷。林知道后馬上去找汪曾祺，激動地說：“你的小說有自己的風格。為什麼不出呢？字不夠趕寫幾篇就成了嘛。你積極點好不好！”汪很感動，趕緊又寫了幾篇。這一寫不僅把這本書的字數湊齊了，而且從此又燃起了寫小說的熱情，掀起汪曾祺小說寫作第二次高潮，新時期文學史因此多了極為光彩的一頁。

1984年我奉命到中國作協工作。在北京文聯的同行給我送行的會上，斤瀾坦率地說：“友梅去當書記，對他個人還是對工作，都未見得是好事。是得還是失很難說，恐怕還是失多得少。因為他的性格就是個作家，並不適合擔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國作協后，工作有了成績，他表示讚許。有失誤他更毫不保留地當面指責，卻從不怒形於色。我們相識數十年，他對任何人都沒有怒形於色過。他會氣得發抖而不會氣得發火。最惱火時也只是搖搖頭結結巴巴地說：“你瞧，你瞧，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我呆的地方是個是非焦點，我工作上、做人上確有缺點，但人們對我也常有不少誤解。我極想離開這個崗位，但出於從小養成的組織觀念，不得到批准，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這在特殊時期就引起非議。斤瀾聽到過非議，並且同意人們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議論，也不因此而疏遠我，而是當面對我說：“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適可而止吧。”我很為他的誠懇和友情而感動。林斤瀾是個好人，是個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為有這樣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

好您哪，宗江大哥

寫這篇東西我沒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寫，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寫，大主意還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來閃展騰挪，東遛西竄，無意中竟跟黃氏五傑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黃宗洛沒有接觸，可還是先後同事——50年代我在北京人藝搭過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團來了個新戰士黃宗江。聽說是紅極一時的明星，週遊世界的水手，《賣藝人家》的作者，《大團圓》的編劇。他怎麼來當起小兵拉子呢？聽到過傳說，說法有幾種，我也沒考證哪一說最可靠。一說是於伶先生建議他參軍的，一說是沈西蒙主動求賢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說是白文把他轉讓來的——白文當時正任特縱的文工團長，到上海招新兵，黃宗江到他那兒報名，白文覺得自己廟小，供不下這個大菩薩，就把他推薦到了軍區文工團。

所以有此一說，因為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師和上級，我在他手下當過差，他是戲劇股長，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區前是上海“苦幹劇團”人台柱，《視察專員》演縣長，《秋海棠》演副官，《大馬戲團》裏演慕容老頭，紅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鋒頭也更健，人們把他和石揮並列，連白文都承認演技上頗受宗江啟發。上海人把石揮捧為“話劇皇帝”，在評議中認為惟一有資格與他較量的就是黃宗江。可宗江聲明不參與競選。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話劇丞相”的烏紗非他莫屬，白文也少不了弄個“尚書”之類頭銜。不料這兩顆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後失蹤了。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聞，人們做過各種猜測，可誰也沒猜准。因為連他們倆對自己的“下一步”都沒猜准。原來白文本是中共地下黨員，以演員身份作掩護進行抗日活動。正在一順百順之際，有人把個什麼名單弄丟了，情況緊急，後果難料，組織上命令名單上的人立即轉移，他就連夜帶着老娘去了解放區，到解放區后就分到文工團當了我的頂頭上司；宗江是報國心切，不肯在日寇佔領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後方去了，到了那繼續演戲(這倒是他自己計劃好的)，可演着演着從舞台上一跳，跳到軍艦上當水兵去了。

我聽馮二哥(亦代)說過這件事。他說當年在重慶，有一天他上劇場後台聊天，看見位瀟洒小生坐在化妝枱上看書。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書，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這裏的愛國劇人他熟識，這位卻從沒見過。聽說上海來了個黃宗江，他估計八成就是他，便客氣地問道：“您大概就是黃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禮，操一口京片子說：“不才是我，敢問您的台甫？”亦代指指書上原有的簽名說：“在下就是馮亦代，請多指教。”兩人臉對臉看了一會，都大笑了起來，馬上就成了朋友。從此後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親戚同屋休息，那親戚正準備投考海軍，和宗江也一見如故，關上門他倆又接着聊。聊些什麼不知道，總之天亮后再見宗江，他就宣佈“投戲從戎”，說完跟那親戚一塊去報名去了，隨後就換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訓，在英美扮演了個風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頭奔向兩個方向，誰也沒想到何時再見面，等白文穿着軍裝帶着手槍回到上海時，宗江又重登上劇壇了。海軍訓練一完日本就宣佈投降，宗江乘着軍艦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轉一陣后，一回到上海就又來個“投戎從戲”。白文替特縱文工團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時確也說過：“我要報名參軍。”於是，以訛傳訛，就說成宗江參軍是由白文去引薦；其實宗江是有更大的來頭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們小字輩震動，像他這樣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團結的氣氛下，到哪兒也少不了他一個位置、一份尊重，要參軍也會得到照顧。身邊例子很多，有位並不出色的什麼家，一進門就享受團級待遇，也還過不慣，呆不住，幹了幾天又走掉。可黃宗江卻堅持要從小兵當起，不要任何優待。我估計很少人知道黃宗江離休時的軍階硬是按照班排連營團師的台階一級不拉爬上來的。他頭一炮就來個錘震四平山！

當年像我這樣行伍出身的文藝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對新兵看不慣的時候多。新出校門的學生文化水平比我們高，可在藝術上不如我們有經驗；名家藝術成就比我們高，按革命資歷又沒我資格老。對誰我也敢說三道四，惟獨對宗江卻只有服氣。人家放着現成的統戰對象、明星班頭不當，自願從最低級的文藝兵干起，沒點真格的行嗎？這就叫革命性、事業心，不服你來呀！

他對名利既然不屑一顧，也就不故作深沉狀，對上級、下屬、同伴都一視同仁。隨隨便便，坦率真誠，連對我這年齡、成就上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輕視。見面小鄧長小鄧短總要扯幾句。我剛學寫作跟他打聽點學問，有問必答，既不擺架子也不講客套，平等中透着親切，指導時不失尊重。那時剛進城，生活還相當艱苦，紀律約束也嚴，可他咬着牙適應，決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謙虛把大家征服了，熱誠和懇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們中間能互相交心的一員。其實他總還有點知識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別人身上就會受到挑剔，對他卻沒人計較。比如：軍裝穿在他身上總比我們的板正乾淨，他自己買的皮鞋也比我們發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還自己帶點肉鬆之類小菜來，我們不光不說他特殊化，還湊上去夾一筷子。(註：對這點他堅決予以否認，說我誣陷他。我在此鄭重把他的抗議註上，也同時補充一個細節：我還記得吃肉鬆的地點，是南京國民黨最高法院二層樓的陽台。)

宗江參軍後頭一個任務是籌備開國大慶的演出。他和當時在南京的老藝術家戴涯、路翎等現編了一個戲，叫《國民黨一團糟》。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門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他們就開始在玄武湖公園義務演出。這是出鬧劇，寫解放大軍渡江后國民黨一批要人的狼狽情景，劇中妙語驚人，洋相百出，逗得觀眾前仰後合。宗江演一位穿長袍的國民黨元老，至今我還記得他神經質地高喊：“報告大家個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了！”據白文說他那“聲音化裝”的本事就是從宗江這裏學來的。這次是我親耳聽到他的“化裝聲”，覺得他挺有本事。但這次演出給人主要的印象還是那股歡樂和團結的氣氛。宗江回憶這件事時也說：“要是後來我們始終保持那樣的大團結該有多好！”

1949年冬天，我調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會從此中斷，有點遺憾。

我到北京文聯報到，副秘書長王松聲叫我隨一位年輕同志先去熟悉環境，安排住處。那位同志搶過我的背包說：“來，你就跟我住一間屋好了。咱們文聯的團員也都編在一個小組，我是小組長，名叫黃真，原名黃宗淮。”我笑道：“黃宗淮！有意思，我有個同志叫黃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倆。”他說：“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這一來我倒跟宗江的關係更近了點。他來看黃真也跟我親切地聊一陣。過了兩年他也調到北京來了，還新結了婚，娶的竟是我們文工團的元老，榮任前線話劇團副團長的阮若珊。由於歷史原因，我對阮若珊和對茹志鵑一樣，始終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關係更近一步。當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檔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團的資歷來壯膽，可在若珊面前我永遠是新兵，甚至還是孩子，我想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過，宗江還是叫我小鄧。只在寫文章時後邊加個註：“叫友梅的那個小老頭！”)。

他是在《海魂》寫完后正式調到北京來的。《海魂》有一部分題材來自起義的“長治號”軍艦。“長治號”起義到南京我是最先採訪的人之一，電影劇本的幾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聽他們的創作情況，這才知道他碰上多麼尷尬的事。《海魂》劇本寫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載人電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創作過程卻是另一出好難演的鬧劇。宗江在裏邊扮演了個覺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寬大，忍辱負重的一面。宗江是個人道主義者，是個君子，不摻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論什麼行當，不管什麼流派，不計年齡檔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頭即無山頭。”這句話對我做人頗有影響，但要學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脫隨和，內心是非清楚、愛憎分明，正義感和責任心極強，強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遠。本來他能寫的題材極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種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讀的是原文不是譯本；要土的他書香門第，博覽群書，真要弄什麼京音律韻，我這樣的根本不是個兒，在他寫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後有位負責人跟他說：“你總這樣跟工農兵不着邊不行啊，得深入工農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猶豫地深入工農兵去。下農村，進西藏，隨後就寫出了熱鬧一時的《江山多嬌》、《縣委書記》和一部名垂永久的《農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圓滿了，可他還要再接再厲，竟視死如歸地去了美國正進行“地毯式轟炸”的越南前線，並且在彈片橫飛中寫下一部劇本。天可憐見這劇本還沒發表就被偉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單。等他從美國炸彈下返回北京，便帶着一身罪名，發往大西北“充軍”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中的生命危險絕不比在越南小。可死裏逃生后想乾的第一件事還是寫作。“*****”過後我倆頭次見面他就談他正在寫和正要寫的作品，不久就給我送來兩個劇本，一本是寫一個連隊，另一本是寫一位被“***”殘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說：“我知道這倆戲都不能拍，可我不寫出來對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我寫出來了，哪怕只給朋友們看看我也算了結一番心愿。”我無法評判過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為人民，為事業的這種熱誠勇敢勁頭我是永遠崇敬的。別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里洋場出過大風頭，卻絕不是文學、藝術前邊加個“玩”字的公子哥兒。

宗江是個多棲、全才的藝術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只看到凡是派給他的活他都干。50年代有一陣聽說他在寫越劇《春香傳》，那劇綵排時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後忙活，可說明書里並沒他的名字；又聽說寫了話劇，卻又不見下文。有天我和畫家彭彬在長安聽侯寶林的相聲。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過一半，我覺得亮光一閃，有位穿藍綢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緊挨我坐了下來。那時穿旗袍的人已經不多，何況小姐眼光在我臉上掃了一下，我便扭過頭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則已，一看招來幾句好話。

“對不起，打擾您了，耽誤您聽段子了。”

“嗨，我當是誰呢，言小姐！”

“沖您點了半天頭您理都沒理，原來您還認識我呀。”

那一陣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鬧氣兒，不是一般的氣，是氣得要自殺。我既和她那位對手一個衙門裏辦公，挨幾句搶白也算活該，我就連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煥發，不像要自殺的樣兒，搭訕說：“您最近在忙什麼？”她說：“排《春香傳》哪，是宗江給幫的忙，作家裏還是有人夠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幫她排《春香傳》。

果然，《春香傳》演出時門口牌子上寫着“藝術指導黃宗江、鄭律成”。

戲不錯，得了獎，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員之一。論功底，論扮相，論嗓子，論梅派戲的地道味，沒幾個人能趕上她。在這點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過他還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長處。他說《春香傳》連編劇帶導演其實都是慧珠自己乾的，他只幫了點忙，慧珠卻堅持要把他的名字寫出來。這和他在另一出戲裏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過宗江剛看到門外牌子時還有點不安。他說：“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鄭律成前邊呢。人家是《延安頌》的作者呀。”後來又看到說明書，他心裏才踏實。說明書上印的是“鄭律成黃宗江”。由此宗江得出個結論：“言慧珠才女也！”

可嘆才女命運多舛，不久后自殺一次，幸好被搶救過來，但到“*****”時終於還是拂袖而去了。

後來我還看過她一些戲，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時演的《鳳還巢》和與宗江合作的《春香傳》此外還有出《百花贈劍》，我覺得誰也沒她演得好。

最先鼓勵我寫電影的是黃宗江，雖然我至今也沒寫成一個電影劇本，但這份關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懸崖上》發表后，接到在電影學院要畢業還沒畢業的董克娜的電話，約我去談談。意思是要我把它改為電影劇本，他們作為畢業論文來拍片，後來桑夫同志又來約，說北影會拍得更好。但我對電影把握不大，興緻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時結婚不久，住在西單大院衚衕。我去時他正享受天倫之樂，就背着小女兒，拉着大女兒跟我談話。聽說丹娣如今也做了媽媽了。我不知二小姐長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時給我的印象是十分可愛卻頗欠文靜。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斷地笑和叫，有時還加上跳！我們整個在她震耳的歡笑聲中費勁地談了一晚上。宗江聽她的叫聲像聽交響樂，精神更能集中，思維更加敏捷，聽完我訴說后極力鼓勵我寫，還在二小姐的伴奏下為我出點子，指出小說中哪些細節閱讀起來雖有趣味，但無法用視覺藝術表現，並教給我如何改成可視形象。就這樣我也還下不了決心，過了好久都沒動手。

1957年4月30日這天大清早，接到黃宗江一通急電：“喂，小鄧，你上我這來一趟好嗎？”

“什麼事？”

“來了再說。”

“多咱去？”

“吃了點心就來，越早越好。”

我當時正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築公司深入生活，連住也住在南禮士路的公司里。這時，宗江住在雙柵欄。騎車到了西單，看看時間尚早，我先去同春園吃早點，然後又故意在報攤上磨蹭了一會才去雙柵欄的黃公館，我進屋時他正坐在床邊發愣，不光還沒洗臉，連襪子也還沒穿。我說：“看樣你才起來，那剛才的電話是……”他說是早上想起這事給我打了電話，打完電話他又回來躺下了。

他一邊忙活一邊神聊，話卻不談到正題上：“趙青從舞蹈學校畢業了，想替她找個師傅學點傳統舞蹈，你說找誰好？”我說：“當然是韓世昌。你看看他的《學舌》《鬧學》《遊園》，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說：“我們也想到他了，可《滿城爭說十五貫》之後，崑曲的行情見長，韓先生正籌建北方崑曲劇院，怕是沒工夫教徒弟。我們想找小翠花，你以為如何？”我說：“那也好，《紅梅閣》的魂步是一絕呀。於先生最近倒是總閑着。”他說：“對，趙丹正在北京，今天他們就決定這件事。”我問：“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他喝了口牛奶說：“沒關係，找你來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請客。”

祖光我倒是認識，他常騎着英國飛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這兒來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對門，總碰見祖光上廁所，他總不會為這個請我吃飯。

我就問：“祖光請誰？”

他說：“請趙丹他們。”

我說：“那我去幹什麼？”

他說：“趙丹想拍你的‘懸崖’，要跟你談談。他明天就回上海，沒工夫單獨約你了，咱就湊一塊去談，他們談趙青拜師的事，咱們談劇本的事，各行其是，兩不耽誤。”

“人家不是要吃飯嗎？”

“咱跟着吃唄，反正祖光花錢。”

“晚上吃飯現在就去？”

等他漱口，凈面，剃鬚，熱奶，沏茶，着裝，登履，升冠……這套忙完，就將近中午，天安門前已經人山人海。我倆在人堆中鑽空子前進，走到新華門對面就再也走不動。只見畫家彭彬擠在人群中翹首相望，眼睛盯着天安門方向。我們就湊過去閑聊。過了半個多小時，從那邊傳來歡呼聲，又過15分鐘，近處人頭開始轉動，前邊的人往後退，後邊的人往前涌，隨後就看到毛**跟伏羅希洛夫兩位站在一輛敞篷車上緩緩而來，車經過處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萬歲！”“歡迎……”但並不整齊——那時距“*****”還有好些年，還沒定出歡呼致敬的儀式和規格。多的是發自內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場的形式。我也喊了“毛**萬歲！”還把腳踮得更高些瞻仰領袖的風采。誰知離我們還有數丈遠時兩位卻坐了下來，車子也加快速度，拐彎進了新華門。儘管兩位都是巨人，坐下後人們也還是看不清楚。我跳起來看了一眼二位領導的後背，就退到後邊去休息。人散開后我們繼續前進，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點鐘，宗江說：“中午咱們省了一頓，這晚飯還不知什麼時候吃上，咱先吃點什麼墊補墊補吧。”就到東單三條口，吃了頓奶油炸糕，到帥府園吳府時離吃晚飯時間不遠了。

祖光家裏好熱鬧，一進門就聽見滿是上海閑話，吳儂軟語。黃宗英、上官雲珠、趙丹……足有七八個人，擠滿了東廂房一屋子。還有幾位生臉：一個漂亮小伙，說是趙青的全權代表，趙青有事不能來，他替她來談拜師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人名叫岑參，剛從香港回到內地。正準備拍一部戲曲片。當時我還沒經過當右派的磨鍊，麵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面前有點自慚形穢。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鳳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師的聯絡人，正和趙丹、宗英、趙青的代表商量有關細節；鳳霞是女主人，要忙着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煙。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謹寂寞，就拉過上官說：“小鄧有點認生，你來照顧他。”我和上官在上海只有一面之交，並不熟悉。她卻認真地照顧起我來，拿過一盤鳳霞母親做的炒紅果說：“他們講話咱們就吃，談談你最近又在寫什麼。”隨後又把香港演員送她的一把尼龍傘打開給我看——那時我們市面上還沒有尼龍製品。她想叫我看個新鮮，我從這裏卻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師事務談完后王雁和趙青的代表就告辭而去了，祖光就領着大家步行上新開路康樂飯館。我跟趙丹在路上就進行談判。講好3個月之後交稿，在這期間我要請創作假，創作假期間我是不領工資的，趙丹答應簽訂合同后就先預支一筆稿費給我做生活費，走到康樂時我們已達成協議了。

那時的康樂還是家庭飯館，住房改的營業廳只能擺下一張圓桌。白天賣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只做兩桌，所以要提前訂座。我們來時前邊那一桌還沒吃完，掌柜的說：“多包涵您哪，屋裏沒地方，先在這門道里站會吧您哪。”這幾位大明星、名導演就都站在那兒雜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煩，不知外邊走路的哪個人認出了趙丹，就伸過頭來看。北京人有從善如流的好習慣，只要有一個人伸頭看一會後邊就站上一幫。還有人自來熟，湊過來問：“早來了？開會了是吧？”大家就提議進裏邊站着，寧可叫裏邊人討厭也別惹外邊入圍觀。祖光帶頭進了屋，一進去就響起一片寒暄聲。原來梅蘭芳先生在請客，蕭長華、姜妙香都在座，請的是老明星徐來夫婦。大家既都認識，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別的幾位也舉着筷子讓座，亂了一陣他們匆匆吃完把桌子讓給我們。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櫻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於職守，吃飯時仍拉我坐她身邊，見我愛吃什麼總是為我多布些。結果我吃得最實惠。

幾杯酒下肚，談話海闊天空起來，有兩個話題我最感興趣，一是宗江談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請鳳霞演女主角；一是風霞講起評劇演員王度芳一件往事。舊中國時王度芳在台上唱戲，一抬腳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飛到台下正砸在一個特務的頭上，那特務跑到後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頓嘴巴。王度芳有氣沒地方出，當晚就請自己吃了一頓紅燒肉。上官建議我把這個細節寫進將來的小說里。因為她問近來在寫什麼時，我說想要寫一個反映戲曲藝人生活的小說。

我想大家看到這兒准煩了，吃頓飯用得着這麼噦嗦嗎？別急，你往下看，下邊還有文章。

過後不久趙丹寄來300元預支稿費，我請創作假回到北京文聯寫劇本，劇本沒寫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300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勞動改造后，有天放假，溜到西單劇場去聽崑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我覺得沒處躲沒處藏，宗江卻依然如故，親切地問我身體如何工作怎樣，既不提我當右派的事也不問我劇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筆賬一定要還，可眼淚直轉怎麼也說不出口，這股欠債難還的愧疚一直拖到“*****”。

“*****”中正蹲“牛棚”，有一天來了兩位外調人員，轉彎抹角地啟發我證明趙丹、吳祖光等開黑會的問題。我沒的可說，那兩人就火了：“不開會你怎麼能拿到趙丹300元？怎麼就按計劃炮製‘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鬥爭會，會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對我說：“你小子直到如今沒跟我們露過參加黑會的事，就以為我們不知道嗎？連日期地點我們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別想散會！”

雖然丟人，我也不想塗改歷史，說我“跟造反派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照實說我是低頭哈腰，老實承認了接受300元炮製“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問我還策劃了什麼大陰謀。我說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腐蝕青年靈魂這陰謀夠不小了，還要怎麼大法。

造反派賞了我一頓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簡直想哭，因為我挨了頓嘴巴連吃碗燉肉出出氣都辦不到。

此事我和誰都沒提過。我為我的認罪瞧不起自己，覺得對趙丹、祖光和宗江都欠着份情。

我讀金庸

不久前從外地回北京，正趕上“2000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開幕，很高興。金庸先生是我喜歡和尊敬的作家。

參加會就要發言，但在多位大教授面前我有點膽怯，因為我只上過4年小學，我這個作家純屬瞎混出來的。上完4年初小我就參軍了，日本投降后，部隊送我到中學去學文化，我當兵當野了，在課堂上又坐不住。正好新四軍文工團演戲需要小演員，到學校找人，見我會說國語，臉皮也厚，一個調令就成了文工團員。有小孩的劇目不多，沒戲演就叫我趴在幕後念劇本給台上“提詞”，人演一齣戲我念一個劇本，一年下來肚子裏就裝了幾個劇本，潛移默化會了點編故事寫對話的技巧。演的多是秧歌劇，念唱詞又給我打下點合轍押韻的基礎。還養成了讀書習慣。解放戰爭打響後到前線作火線鼓動工作，要求反應及時，現編現唱。受過正規藝術院校教育的大同志一時還沒適應過來，我無意中學來的本事卻派。上了用場。行軍時看到走過來炊事班。隊長說：“快，編幾句快板鼓動一下。”大團員還沒構思好提綱，我這順口溜就數出來了：“同志們，走向前，前邊來了炊事員。炊事員，真能幹，又做菜來又做飯。戰士們吃的飯菜香，又打鬼子又繳槍……”有個“火線報”的編輯在旁邊聽到了，叫我用紙寫下來給他，他就拿在油印小報上印了出來，隨後送來一斤生四個柿子算作稿費。不過說我寫的錯字太多，他花了不少力氣修改，這稿費要兩人分享！這就是我發表的處女作和今生第一筆稿費！我說這段話是想說明，我從事寫作沒受過正規訓練，既沒理論基礎，也缺乏學識準備，純粹是模仿讀過的作品開始的！寫快板如此，寫小說也如此。

戰爭期間沒別的消遣，有機會我就讀小說。最早讀的就是武俠小說！那時讀書無處去借和買，只能在打掃戰場時撿。軍紀規定“一切繳獲都歸公”，破書爛紙公家不要，我撿來自己背着有空就看。國民黨軍隊裏有各色人，也有各色書。一場大戰打完，戰場上東一本西一本什麼書都能遇到：歐美文學，蘇聯小說，傳奇話本，武俠言情，霍桑探案，福爾摩斯……碰到什麼撿什麼。撿多了背不動，就要選擇。我沒有“政治挂帥”的覺悟，又沒有深厚高雅的學問，惟一的選擇標準就是“好看”！我撿到一本“十二金錢鏢”，同時還撿到一本載有張愛玲小說的雜誌“萬象”。扔掉張愛玲留下“十二金錢鏢”，完全沒有政治原因。只是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養成了粗枝大葉爽快磊落的性格，張小姐那嬌滴滴甜膩膩的情場瑣事不對胃口，“十二金錢鏢”行俠仗義刀光劍影讀來倒精神振奮。那時我沒學過文學理論，更不知道學術界對武俠小說是何評價，反覺得我們軍隊也像是剷除人間不公，解人民疾苦的大集體，並因此而自豪！

建國后我調到北京文聯任編輯，刊物需要散文、小說，不用快板唱詞，我就試着寫小說，本錢也就靠多年的生活積累和讀各類小說，包括武俠小說受到的技法啟蒙。第一篇小說經趙樹理同志的手發表后，他鼓勵我繼續寫，為幫助我寫作水平，他主動介紹一些書供我學習，頭一次給我拿出來的書就是兩本“七殺碑”！他說：“別管他的思想內容咋樣，寫作技巧可以學。懂得老百姓胃口，寫出的書人們才愛看！”

我才知道樹理大師把“群眾愛看”掛在心頭，他的小說才受到工農大眾歡迎，於是我就把“好看”暗自定為自己努力方向。我心中的“好看”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有趣，二是有益。“益”不只限於政治內容，在道德、文化、心理、感情以至知識等方面，只要能有助於辨別是非，懲惡揚善都算有益。總要叫人讀過我的小說后他清楚啥叫好啥叫壞，做好人不當壞蛋！

因此，後來我讀到金庸小說時，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符合我這“好看”標準，既有趣又受益。

我個人認為，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的一個小說品種。跟西方的騎士小說“俠盜羅賓漢”之類不同，也不同於日本的公案武士小說“捕物帖”。它主題單純，情節離奇，結構奇特，想像豐富，武打技擊，懲惡揚善！不管怎麼說，多數武俠小說讀完后，人們總是讚美崇敬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見義勇為捨身忘我的俠客，厭惡欺壓善良、橫行霸道的惡棍。有的武俠小說也完全可能給人些壞影響。因為“武俠小說”是一個品種，內容好壞影響如何要依這品種中具體作品而定。

由於文學觀念和理論上的自我束縛，50年代開始，社會言情，武俠偵探之類的通俗小說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了。日本人稱作“大眾文學”的小說品種恰在我們提倡“文學大眾化”的時候退出了舞台。言情小說家張恨水改寫“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也要拿到香港去發表；“十二金錢鏢”的作者宮白羽專靠經營書店謀生。我們常用一個標準去衡量不同的品種小說。事實上除了高雅、嚴肅、有深刻思想內涵的純文學小說外，還有一種不以作品思想載體為主，只供人們休息消遣的小說。這是兩個不同的物種。出發點不同，素材來源不同，寫法也不同，達到的目標也不同。用把尺子去衡量這兩種不同產品，再由此決定“優勝劣汰”，包括武俠小說在內的通俗讀物就消失了。

有些年我以為中國特產的武俠小說就此斷種絕跡了，改革開放之後才知道，世界上凡有華人存在的地方，武俠小說就有市場，既有市場就有貨源。大陸斷檔，港台接續。這時我才看到了金庸先生的作品。發現他不僅繼承了中國武俠小說傳統，而且有所突破、發展、提高。使這一品種文化品位起了質的變化，思想內涵有了深廣擴大。而且好就好在他是按着這一品種本身的路子提高，不是也不想提高到成另一個品種上去！它是更好的“大眾文學”而沒有硬躋身於另一類文學，成為四不像。

金庸小說土洋結合，雅俗共賞。人物情節雖是無中生有以虛代實，卻寫得有鼻子有眼有趣味有學問。讀者在消閑解悶中不知不覺增加了中華文化知識，歷史知識，風土人情，最終導致我們對中華文化的熱愛與尊重。

我認為這就是金庸的對中國文學的貢獻！

我高興能參加金庸先生的作品研討會。

老頑童黃春明

讀過台灣小說的都知道黃春明是個愛國的好作家，卻不知他除去寫作外還有許多好本事。

前不久在香港，晚上和太太一起看電視，把頻道調到台灣中天電視台時，正好看見黃春明在一個大會上演講。題目似乎是“要振興中華必須首先發揚民族文化”，內容好，口才好，表情好，衣着也格外整齊。

估計那天台北的氣溫至少在30℃左右，從電視上看，在場聽眾大多隻穿襯衫或T恤，而他卻整整齊齊穿一套西裝，領帶打得非常嚴謹。於是就見他一邊演講一邊滴汗，恰好說到最激動的剎那，汗流到眼睛裏了，他不得不停住嘴，趕緊伸手抹眼。抹完眼不接着往下演講，卻朝台下四處張望，並大聲問：“我太太坐在哪兒啊？太太，我脫了西裝行不行？”

大概是看到太太在台下招手同意了吧，他這才大喘一口氣，很快把西裝上衣脫了下來，使勁扔到了地上去，並小聲嘀咕說：“這麼熱的天，太太非叫我穿西裝，真是的！”電視台麥克風非常好，把他這句話一字不落全播放了出來。

我忍不住大笑。不料這時我太太卻發了話：“笑什麼？你要好好跟黃春明學習，你看他多聽太太的話！”我不服氣，便說：“好。不過，要學春明我就全面都學，包括他演的雜技！”我這一說她不吭聲了，因為這裏有個典故。

去年秋季我和太太與春明夫妻及海外一批華文作家曾到雲南採風，所到之處受到各少數民族同胞親切接待。我們高興之餘都覺得年輕了30歲。用春明的話說，就是：“我們難得有‘客觀瘋’的機會！”

我們參加了許多篝火晚會，晚會多半在打穀場或野山坡上舉行。上百人圍着火堆席地而坐，大碗喝村民自釀的米酒，大塊吃現殺的魚和肉。與苗、瑤、彝、壯等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唱歌跳舞，衣裝不同卻能融為一體，語言各異卻又親密無間。

有一天晚上的節目是苗族鄉親踩高蹺。少數民族踩的蹺比漢族的高，難度也大，看得我們鼓掌不止。高蹺演完后各民族的姑娘小夥子們輪番表演節目，我們看得眼都直了，誰也沒注意黃春明的動向。

一個節目演完之後，忽然人們眼光都朝出場口望去，我也朝那邊看。不看還好，一看大驚，只見那裏走上來一個3米多高、上尖下粗的東西來。走到燈光之下才看出，上邊只有一個人頭，下邊卻有四個人頭。原來下邊是左右各有兩個人抱着一條上邊綁了高蹺的人的腿。於是，便八腿抬着兩腿一點點往台上挪。上邊那個人兩手扶着下邊人的腦袋，還左右搖晃，併發出像笑又像哭的叫聲。直到這時人們才看清，那被捧在空中的不是別個，乃黃春明是也！

霎時間全場響起歡快的笑聲，就在這笑聲中，下邊四個人歡呼一聲同時撒手後退兩步，黃春明就在尖叫聲中揚起雙手作要飛之狀，只是沒向上飛，而朝地下撲，似鞠躬又似磕頭般趴着，直等抬他出來的少數民族兄弟當眾替他解下綁在腿上的高蹺，他才爬起身來，正正經經做了一個謝幕的姿勢。

那天我太太也教導我，說：“瞧見沒有，你們倆是這群人里最瘋的。”

曲木阿呷

四川有句諺語：“清風雅雨建昌月”，建昌即今之涼山自治州首府西昌。

我第一次見到西昌，是1950年夏秋之間，胡宗南剛從西昌撤走三個月。我作為“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先遣組從雅安騎馬到達西昌，由此進入涼山，住在舉行武裝起義、配合我軍擊敗地方軍閥的彝族支頭羅洪大英家。進山前，依上級指示，請當地有關部門為我們增派了兩名翻譯。一個是羅洪大英的弟弟羅正洪，是我們的地下工作者，羅大英起義就是由他策劃的；另一個是一個叫曲木阿呷的小姑娘。

曲木阿呷那年十五六歲。在大家面前愛說笑會唱歌。但當她單獨一個人時，臉上常常露出成年人才有的憂傷。那時涼山是個與外界隔離的奴隸社會，以血統分階級。奴隸主是黑彝，也稱“黑骨頭”，尊稱為“支頭”；奴隸屬於白彝，也叫白骨頭，俗稱“娃子”。一個奴隸主的領地加上奴隸就是一個獨立家支。各家支之間互不統屬。沒有統一的領袖和統屬。歷代王朝任命的上司住在彝漢雜居的交界區，只管收租斂稅，不干涉彝人內部事物。由中央政府派人進入涼山，我們是破天荒頭一回。在北京，中央首長給我們交代的任務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數民族慰問，宣傳民族政策，促進民族大團結，解放全中國。歷代統治者搞“大民族主義”給少數民族造成極大傷害。我們要以行動體現共產黨“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其風俗習慣。至於各民族內部的改革工作，只能等該族人民自己覺悟，自己解決。我們只可幫助其思想發展，促進覺悟，決不越俎代庖。對彝族的方針，不管是奴隸主還是奴隸，只要擁護共產黨擁護新人民政府，我們都視為同志。

在北京學習這條紀律時，覺得執行起來挺容易。到達涼山後才知道要經歷多大的困難，要有多大克制能力。

我們看見最低等的奴隸沒日沒夜地幹活，吃飯時卻跟狗一起蹲在主人腳下撿主人扔下的土豆皮、野菜根充饑。主人對奴隸有生殺之權，出了錯就可能遭到剁腳、挖眼等酷刑懲罰。一個老奴隸幹活不慎弄壞工具，大腿被挑斷一根筋，留下一條腿叫他好拄着棍給主人幹活。看見這種情形，阿呷把頭低得搭在胸上。

有一次我們路過一個奴隸市場，看到河邊有幾十個半裸奴隸按男、女、大、小分類蹲在地上。買主圍着他們轉，看上哪個就拉起來摸摸腿、打打胸，甚至指着地上一塊大石頭叫他扛起來跑兩步，然後就跟賣主兩人伸手比劃着討價還價。我問同去的彝胞是不是壯年男娃子最貴，他說不，成年男娃子最便宜，最貴的是女娃子，其次是小孩。我問為什麼這樣？他說：“母雞不是也比公雞貴嗎？她能生小娃子呀！小娃子現成就可以幹活。干幾年還能賣。大娃子干幾年就累垮了，再賣就沒人要了。”

我們看得驚心動魄，曲木阿呷低頭一言不發，眼裏卻滿含着淚。我問她：“以前你見過這場面？”她說：“我就是白彝。爸爸受不了黑彝的折磨冒死逃出了涼山，逃到山外一個小縣城，在舊縣衙當了雜役，因為是官差，才沒被抓回去斫斷手腳。可我祖父母被分開照這樣賣掉的……”她父親在漢人居住的地方增長了見識，悟出個道理：奴隸要改變命運必須學知識，他省吃儉用也要叫孩子上學。阿呷的哥哥讀過私塾後進了南京專收少數民族學生的“蒙藏學校”，她則起了個漢族名字，進了小學，成了有史以來第一批認識字的彝族女娃兒。她還說，羅洪家是黑彝，她不願住在他家。只因為這是參加革命工作，她才忍住性子住進來。不過羅正洪這人挺好，很理解她的心情，總是有意地避開使她受刺激的場面。看來參加革命的黑彝也會變好。‘

在涼山工作幾個月，完成任務要回北京時，傳來中央民族學院招生的消息。曲木阿呷要求隨我們到北京上學，幾個月合作中她工作一直很出色，團長劉格子立即批准了她的要求。從這天起，阿呷臉上最後一縷愁雲散盡了。我們騎馬從西昌到雅安，再乘卡車從雅安到成都，然後經重慶、貴陽，直到長沙才換上火車。不論騎馬還是乘車，一路都見她興奮得發紅的臉，聽到她止不住的彝家歌聲。

初到北京時，星期天我還常跟他見面。我問她生活習慣不習慣，她說別的都好，就是馬路太平，走得人腳板疼，沒有爬山好走。後來我離開了民族事務系統，再後來在加強階級鬥爭聲中被打人另冊，跟所有老朋友都斷了聯繫。

感謝***同志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政策，使我獲得第二次生命。40年後，我尋到了一個機會，再次來到西昌。這時的西昌，已是彝族自治區首府。本來，我是多麼想聽到曲木阿呷突然見到我時發出那非常熟悉卻有40年沒聽到的驚喜的叫聲。可是從自治區到縣、區、鄉，看到一批年輕能幹的彝族幹部，卻沒看到阿呷的身影。最後，我忍不住了，向接待我的領導人打聽：“你們這裏有個叫曲木阿呷的女幹部嗎？”對方聽了我的話，先睜大眼睛看看我，然後嘆着氣，低聲說：“她早去世了，你不知道嗎？”

“她去世了？什麼時候？怎麼死的？”我愣了。急問。

“50年代她被反對改革的人殺死的。那一年她還不到20歲。要活着現在該60歲了。”

我請他詳細跟我說說經過。他說50年代中期曲木阿呷從北京學習回來，省里看了她的檔案。見她學習成績極好，就把她分配到省婦聯擔任部門領導工作。不久涼山進行民主改革，她知道后堅決要求回涼山參加改革運動。省領導在其革命熱情感動下同意了她的請求，派她到西昌參加自治區改革領導小組。但到了西昌后她又堅持深入第一線，隨工作隊深入到涼山基層村寨。正當全體彝族同胞為跳出落後於世界的奴隸社會一步跨進社會主義新時代之時，一小撮反動奴隸主為了保住他們對奴隸的生殺予奪的權力，發起了武裝暴動，朝曲木所在的工作組攻來，兩名帶槍同志堅守在他們住的小土樓上作掩護，其他的人倉促退到附近一條山溝中分散隱蔽，等候援救。不料阿呷剛躲在一個山洞裏，一支暴動匪徒就追進了山溝。帶頭奴隸主對着洞口叫道：“女娃子，我看見你躲在山洞裏了。你出來吧，你是彝人，我不殺你，只要你發表個聲明反對改革，支持我們一夥，我馬上放你！”曲木阿呷為了給其他同志爭取隱蔽時間，爬到洞口朝外喊道：“我勸你們還是放下武器，爭取寬大處理的好。你們幾個人是擋不住歷史發展的，彝族一定要改革，奴隸一定要解放！我死了沒關係。改革必定會成功……”

奴隸主毫無人性地下令，機槍火槍朝洞內齊射，還扔進一顆手榴彈……

奴隸主見這個反抗奴隸制度的女娃子死了仍不罷休。把她的遺體又拖出來，大聲喊着：“躲着的共產黨們你們聽着，再不出來投降，就要你們跟這女娃子一樣，死了連屍首都落不下……”說著就拔刀朝阿呷身體斫去。

解放軍消滅了暴動分子之後，並沒有尋找到她的全部遺體。因為遺體被分割成了幾塊扔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已經找不着了。大家只是在跟她半部遺體埋在一起的背包上認出那是她。因為書包里有她情人給她寫的信。那一年她不到20歲，還沒有結婚。現在，烈士陵園的墓中，實際上只埋葬着曲木的部分骨灰和這個背包。

我禁不住熱淚長流。我要求他帶我去一下烈士陵園，最好現在就去。

他們說現在去不行，來不及準備，連花圈都沒有。我不再說什麼，只問了一下烈士陵園的地址。

這天恰好是農曆七月十五，天黑后，一輪明月如車輪般大小，慢慢從邛海中升起，證實了“建昌月”美名不虛。友人散去了之後，我一個人悄悄走出賓館，急急走向烈士陵園。

陵園沒人看守，很大，很荒涼。月光下，我逐一辨識着墓碑上的姓名。尋了半個多小時，我終於看到了“革命烈士曲木阿呷之墓”幾個字。我深深鞠了幾個躬，然後手扶着墓碑，仰望着明月，任憑熱淚順着耳邊往下流着……我抬頭望着，月光閃耀的夜空，彷彿躍動着阿呷說笑時的面容。直到聽見身後傳來腳步聲，我猛地回頭，看見有兩個人影在不遠處靜靜地站着。我在這裏，似乎呆得太久了。那兩個人輕聲問了我一句：“是鄧先生吧，我們接你回去啦。”我邁着沉重的腳步，隨他們朝賓館的路走去。我忍不住回過頭來，看着墓碑，心中升起一輪永不墜落的涼山月。

含淚送葉楠

葉楠西行，我沒趕上遺體告別，甚為歉疚。國文兄勸我說：“你的性格我了解，參加後幾天緩不過情緒來，沒參加也罷。寫篇文章寄託哀思吧。”

寫文章心情也並不輕鬆。

記不清和葉楠初期見面是哪一年了。

1947年打完“洛陽戰役”，部隊轉移時有兩位陳謝部隊的同志掉隊，臨時隨我們文工團行動。我們穿黃軍裝，他們穿灰軍裝，挺引人注意。行軍中我們班有個人過去跟他們聊天，回來說那個愛說笑的小夥子和我團調往東北一位老同志同名，也叫“白樺”！因此就留下點印象。

建國后我在北京工作，從《人民文學)雜誌看到寫雲南邊疆的小說《山間鈴響馬幫來》、《無鈴的馬幫》……一篇接一篇發表，署名就是“白樺”。雲南是二野防地，就又想起那個掉隊的友軍戰友。並為他的成績高興。又過了些時間，我到八面槽一個劇場參加個會。身旁空着個位子，開會後匆匆走來一個海軍軍官，客氣地問我：“勞駕，您這兒沒人吧？”我擺擺手，他坐了下來，還抱歉的笑了笑。我看這人像見過，想了一會就小聲問他：“你是白樺吧？”

他笑着說：“我是白樺的弟弟，葉楠。”

“葉楠？白樺的弟弟？你們倆的作品風格可比長相差別大多了。”

我報了姓名，兩人就熱情握手，開始丁幾十年交往。

相處幾十年。對葉楠我只能說兩個字：“好人”！

不是指他當海軍工程軍官的業績好，那早有部隊作了評定，也不是指他寫的作品好，那自有讀者、觀眾和專家的認可。我講的只是朋友相處中，對他“為人”的體會。屬一己之見。

中國人講“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從葉楠身上品到了“水”的清淡透徹。有人說文藝業者愛搞小圈子。這不公平。人類是群體動物，哪一界也有類似現象。但哪一界也都有超然圈外的獨行俠。葉楠就帶點獨行俠味道，他這獨行不是跟別人不交往，而是在大同前提下的跟各路文友都保持友好。誰有事請他他都到，到誰那裏又都謙居末座。幾十年來文學圈波浪翻滾，潮起潮落，各人的境遇也不斷跌宕起伏。葉楠臉上卻總保持其謙和、友好的笑容。假定作家某甲今天吉星照命，事業興旺，貴客盈門，讚揚之聲貫耳。葉楠也會在座，但只是淡淡一笑，絕不跟着吹捧；明天斗轉星移，甲兄又運交華蓋，門庭冷落車馬稀，閑言碎語四面傳了。葉楠會仍照常探望，仍然親切而清淡。如果甲兄主動傾訴自己的境況，或是打聽外人反映，他還是淡淡一笑，搖頭說：“我早說了，你是個作家。管那麼多幹啥？寫你的東西唄。”

葉楠也有熱情外露的時候。20年前，有次我聽說他家人外出，只一人在家寫作。便打電話說想去看他。他說：“一言為定。太太一齊來，我等着。”轉天到他家閑聊一會，我們拉他出去吃飯。他淡淡地說：“知道你們來，我能不準備，還要出去？”說著把飯桌一拉。轉眼就拿出幾個菜來。並說：“等會兒，還有熱的。”轉身又進廚房，給每人又捧出一碗熱乎乎的紅菜湯，就是上海叫做羅宋湯的名菜。舞燕喝了一口，拍着大腿叫好。說：“真地道，你是在留蘇學的吧，教我怎麼做行不行？”葉楠熱情來了，熱心講授起羅宋湯的做法。我聽那麼麻煩，就問他：“你一個人這麼忙活，怎麼連點風都沒露！早說叫舞燕來一塊做不好嗎？”這時他又冷靜了。淡淡地說：“嗨，這點小事，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

如今羅宋湯已成了我太太的拿手菜。

我原以為葉楠那淡化心境是他天性使然，觀察后才發現這是堅韌刻苦自我修鍊的結果。這看他對自己不同境遇所持的態度才能悟到。

先說順境。葉楠在事業上達到的成功度，許多人可望而不可即。小說、散文、電影：電視劇……樣樣都寫，著作等身。讀文學，看影視的人誰不知道《傲雷·一蘭》、《甲午風雲》、《巴山夜雨》、《木棉袈裟》、《花之殤》……政府獎、金雞獎他都得拿過，同行間誰不服氣？可他卻從不炫耀自己並保持謙恭謹讓之態。別人當面說他作品好，他只是搖頭擺手，很少答話。有一次答話了，我說：《巴山夜雨》會在電影史上留下一筆，他說：“那得感謝李准。是他給了我幫助。”空話好講，真做到得意而不忘形，是要在自我修養上下點真功夫的。

再說逆境。晚年他遇到了最大的下幸。4年間動5次手術，作九回化療！身體消瘦頭髮掉光，生理和心理都受到極大折磨。可是他謝絕朋友到醫院探視，朋友們暗地替他捏着把汗。只要一出院我們就接他出來與幾個老友聚會。見面他仍是笑容滿面，從不露一絲痛苦和悲哀神色。六次作家代表大會期間，張賢亮、魯彥周幾個外省老友想看望葉楠，國文把他接到民族飯店小聚，他仍然是滿面春風，笑容可掬地說：“你們看，我這不是挺好嗎？別擔心了。”他表現得那麼自然，沒有一絲造作，沒有半點勉強。他卻不提是才從醫院出來分別後還要進醫院。

我這時才懂得，做到這樣淡泊平靜，禍福下驚，葉楠在自我修養上是經過頑強艱苦磨鍊的！

葉楠走了。他那平和淡雅，謙讓友好的形象會長存朋友們心中。

悼紹棠

紹棠逝去，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心中反覆一句話：世界上少了一個好人，共產黨少了一名好黨員，文壇又損失一位好作家，自己少了個好朋友。

去年他住院，我和張鍥、泰豐同志去看他，特意帶了一篇文章讀給他聽。40年前團中央開反右大會，我曾奉命上台發言，批判紹棠下鄉不該帶饅頭！事隔數十年我們再次相會，友情依舊，紹棠從未提起過此事，但我不能忘記，一直想找個機會公開道歉。文章10年前就寫下了，由於氣氛不合，朋友建議暫不發表，便壓了下來。如今大家都年過花甲，我想早點了結這份心愿，我趁着兩位作協領導在場，便在病床前把我道歉之文宣讀了一遍。紹棠聽后含淚揮手道：“咱們倆誰不了解誰？內情我明白，我全明白，用不着……”

兩位作協領導也說：“過去的事了，提他作甚？”

後來紹棠出院，我倆再見面。他責怪我不該在醫院提那件事。我說：回首往事，有人負我處，也有我負人時。人負我一筆勾銷，我負人永記不忘。紹棠說，他贊同這想法，不過我倆之間不存在誰負誰的問題。不該這樣小題大作。

我舉這例子，說明紹棠本質的寬厚，不像他外表給人的印象：心窄性急。

寫小說要塑造典型，紹棠本人就是個典型。是50年代先被文壇“器重”，后被“錯划右派”的那批“新生力量”的代表。年輕，愛國，愛黨，受中國革命文學和蘇聯文學影響甚深，連優點帶缺點全都接受。他們可能有各種缺點，卻絕不會喜歡“資產階級專政”。而他們的青春年華卻要戴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帽子度過。做夢也沒想到趕上***同志領導撥亂反正的時代，沒想到還有第二個春天！一旦復出，就以整個生命擁抱新時代。不摻假的擁護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放聲歌頌改革開放，歌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過20多年磨難，他們對黨、對共產主義事業愛得更加真摯深沉。對往事多持諒解態度。紹棠則更激進些，談起“五七”年事，他說那是“母親打孩子，打錯了，做兒子的也不該抱怨！”他們一旦重新得到寫作的權利，便夜以繼日，不顧性命地拼搏，忘記了自己不再是40年前的毛頭小伙，只見“夕陽無限好”，忘記“只是近黃昏”。心態與年齡不同步，主觀與客觀欠協調。本要多出點成果，卻過早倒了下去！

紹棠算得是這類人中一個典型！

我認識紹棠時他17歲，40餘年來，風風雨雨，我們沒斷交情。1957年曾有人把我們劃為北京市文學界的同一個“小阿飛集團”；“***”垮台後不少舊友是通過他又和我聯絡的。積數十年之觀察，我認為他最大優點是政治上堅定，對黨、對社會主義從無二心，即使遭到錯划也毫不動搖；第二個長處是保持傳統文化、傳統道德的特色，看不起崇洋之舉，容不得媚外之人。他古道熱腸，助人為樂，處人際關係不以功利定厚薄。即使戴着帽子在農村掙工分時，同命運的朋友有事求到他，他也傾全力相助。錢票糧票，沒多有少，決不叫人空手回去；發配外地的朋友回京，他總要熱心招待。哪怕是鹹菜下酒，也要一歡而散，臨走時送上火車。

說不清是他把生命獻給寫作，還是寫作給他以生命。在餓着肚皮勞動的時候，在被剝奪寫作權的狀況下，我怕抄出來作為罪證，連日記都戒絕，他卻還關緊門窗趴在炕上寫小說。寫完自己看一遍，又偷偷地埋葬。待***同志再給我們寫作權利時，他才敢去挖取，也才發現早已腐爛成泥了。我為他痛心，他卻說：“那也沒白寫，總是滿足了我的寫作願望！不然活得多沒味廠。

這樣的人復出后怎能不爭分奪秒地拚命？我曾和他多次一起出差和出國。他總是同行者中惟一帶着稿紙，每日定量寫作，不做完“功課”不休息的人。不然你沒法想像，新時期以來10多年間，他怎能寫出五六十本作品，是我產量的10倍！

紹棠熱心助人，不管是長輩是下級，只要有事求到他，他沒說過不字。能辦的辦，不能辦替你託人辦。他關心社會活動和公益事業。不論是大事小情，研討聯歡，只要找到他助威捧場，幾句好話一說，他坐着輪椅也趕去參加。除此之外他沒有個人的業餘消遣。他去世前兩天，一位退休老編輯找我談申請入會的事，拿的又是紹棠的介紹信！蠅頭小楷寫滿了介紹意見欄目。這可能是紹棠最後的文字。

人無完人，紹棠是出色的作家，不是聖賢。(聖賢去世之後也常被人揭出種種不足！)看紹棠一生，大節可贊可賞。相形之下，小疵不足道之！如果沒有性格的多側面，那還是劉紹棠嗎？近年隨着年齡的增長，我發現他在悄悄地彌補自己的不足，改正某些缺點。比年輕時理智思維多，意氣用事少了。不計較人事上的是是非非。更關心文學界的團結狀況。他不止一次對我說：“黨號召文學界團結起來。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學而奮鬥，我們幾個老人帶個頭不好嘛？我們都是發小的兄弟，沒有過不去的坎兒。找機會大家聚一下，什麼也不用說，杯酒釋疑猜。咱們團結起來，年輕人會跟着學！”

第五次作家代表大會，實現了他的願望。朋友們歡聚一堂，學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顧全大局，不計私怨，共商繁榮文學大計。紹棠很高興，不顧病痛，盲到開完會沒請一天假。只是又一次苦了我們弟妹，既不敢惹他掃興，又怕他病情加重。一邊推着輪椅一邊悄悄看他的臉色，低聲嘆息。

紹棠走的很安心。但我們仍要把增進團結、繁榮創作的局面更推進一步，這是對他最好的悼念。

1997年3月19日北京

記住這位“洋委員”

今年是全國***議換屆的年頭。5年參政議政，留下不少美好回憶。舉例來說，有幾位中國籍的“洋委員”(應叫做華籍洋人)，就給我極深的印象！

政協休會期間，我參加“外委會”活動。有次到一個鄉鎮企業辦得出名、經濟效益顯著的縣城視察。看過與外國合資的服裝廠、皮革廠、玩具廠，接下來與當地幹部座談。這地方是作為先進典型公開介紹過的，在發展經濟、脫貧解困方面確實有明顯成績，當地幹部也聽慣了捧場話。有幾位開頭髮言的人在提出意見同時，也免不了附加幾句讚揚。我身旁坐着位大鼻子黃頭髮的“華籍洋人”政協委員。別人發言時，他作了個不以為然的表情，就低下頭喝水，一聲不吭。過了一會，會議主持人忽然叫着他的名字，客氣伸出手說：“請您說幾句吧！大家歡迎廠說著帶頭鼓掌。等掌聲停歇，那位委員用帶洋腔的中國話說道：“我說話不好聽，怕你們不歡迎！”當地同志馬上說：“歡迎批評，什麼話我們都愛聽。”那委員便站起身來：“既然這樣，我就說兩句。請問門口那輛奔馳轎車是誰坐的？”人們一下都被問愣了。會場裏嘁嘁喳喳，卻沒人正式回答。那位委員便提高嗓門又問了一句：“那輛高級轎車到底是誰坐的？”一位企業負責人舉手，小聲應道：“是我坐的。”那委員馬上衝著他說道：“你知道在西方這是什麼人坐的嗎？”不等對方回答他便氣哼哼地說道：“那是大資本家，高級官員坐的！連發達國家也只有富豪才坐得起，咱們不還是發展中國家嗎？你們這裏不是剛脫貧嗎？一個廠長就坐這種豪華車？你坐得安心嗎？”

會場一下子靜下來了，鴉雀無聲。那位委員又指出我們參觀的合資工廠，在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勞動條件等方面有嚴重的不合格狀況。有位企業負責人想辯解，說曾經有關部門檢查過，領有合格證。他搖頭：“這一套我懂！可我也懂什麼叫危害工人的健康！我就是大夫！”他憤慨地責問：“這種情況在他們歐洲和美國允許嗎？他們不允許乾的事為什麼到我們中國來干？中國人不是奴隸……”“說得好！”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比他發言開始時熱烈多了。

我對他肅然起敬。方才記起有本材料上介紹過，他是和白求恩一樣，當年為支持我國人民抗日，漂洋過海從西方世界來到這個東方國度的。經過幾十年戰鬥，他跟這塊土地和它的人民結下深厚感情，他離不開它了，決心加人中國國籍，由貴賓變成了它的主人。

我曾想：他那麼直率發言，是否跟西方人一向直來直往的習性有關？也許他還沒學會中國式的含蓄和謙遜？

去年視察、參觀陝北，我又和他結伴。在西安革命博物館，人們看到有張歷史照片，拍的是毛**接見外國專家，照片上那位外國專家正是我們身邊的這位委員，頓時歡呼起來。他卻連連擺手，躲到一邊獨自看展覽去了！有人還喊他，同來工作人員小聲說：“別叫了，他原來跟前邊那隊人走的。知道有這張照片，進門后故意落在後邊，沒想到又趕上了我們這一撥……”這時他一面急忙離開人群，一面舉起手中的說明書擋住了半邊臉。我才明白：原來他很懂得什麼叫含蓄和謙遜，也習慣於中國人的習性！上次發言完全是出於一個政協委員的責任感！胸懷坦蕩，盡職盡責！也許他的話欠全面，也許當事人還有理由解釋，但誰也不能否認它表達的作為政協委員的使命感和崇高品格。

世紀末還鄉游

讀過(徐霞客遊記》、《老殘遊記》、《赤壁賦》、《桃花源記》等文章，誰還敢再寫記游文章？偏在2000年接近尾聲，趕上一場特殊的旅行。要寫怕出醜，不寫憋得慌。造成我世紀末最後一次苦惱。

一是地點特殊——雲南文山。雲南名地甚多：傣族有版納；納西在麗江，大理三月好風光，瀘沽湖邊女兒國，我都有幸到過。對文山這個“苗族壯族自治區”卻從未想去過。畫家黃苗子就用廣東腔說過：“我這個苗子是假的啦！真苗族在湖南呀！”中國作家協會副**韋麒麟是壯族，家則在廣西。我想文山未必有典型性。這次一看，才知道這裏竟是壯、苗、瑤、彝、侗、佤等好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地。頭一天參加廣南縣對河村聯歡，在村外小橋邊手捧酒杯邊舞邊歌來迎接我們的村民就不少於五六個民族。服飾多彩，語言多樣，禮儀有別。有的先唱歌后敬酒，有的先敬酒後唱歌。這邊是小伙自己先飲一口后再敬給你。那邊是敬你喝完姑娘才舉杯沾一沾唇；有的幾位老人來敬酒，你舉杯沾唇老人就躬身後退了；有的一群姑娘來敬酒，酒不喝乾姑娘們就不停唱歌……只一個敬酒就有這麼多學問！

第二特殊，是我們這批遊子真正來自“四面八方”！有來自台灣的黃春明、吳夢樵；有來自美國的少君、周瓊；香港的海辛，澳門的梁淑琪；加拿大的馮湘湘；日本的華純……而且大都不是一個人來。吳夢樵由媽媽帶領，余國英有先生跟隨，黃春明請太太監護……我也是由太太領導着來的。平時連外省都沒去過的少數民族同胞碰到這批來自世界各地惟獨沒接觸過本國少數民族的來訪者。雙方都有點驚奇興奮之狀。而聽當地幹部介紹情之後，目光中都充滿新鮮和好奇。待到兩邊人手拉手圍坐到篝火下，開始喝酒談心，卻發現陌生歸陌生，親切卻照樣親切，究竟是同胞骨肉，說起話來推心置腹，跟訪問外國或迎接外賓的心境絕不相同！這就引出了第三個特殊性，100年前的中國人是在烽火血淚中走出19世紀的，今天他們的子孫竟能聚在一起歡聲笑語迎接21世紀、是巧合也是幸運。中國人這一百年沒白過。下容易，也夠英雄！沒理由不相信中華民族在21世紀創出更大奇迹。

寫到這就要說兩句感謝話了。這次旅行辦成首先要歸功於《世界華文文學》雜誌。這雜誌因為改版，今年最後一期就收攤兒了。多年主持其工作的白舒榮女士力倡要用頒獎會來向多年合作過的作家們表示謝意。出版社領導謬力女士極為支持。於是從該刊近年發表的小說中評出十五位獲獎作者。獎好評可沒錢辦不好事，她同時就與“鵬程文化基金會”會長陳志鵬先生聯繫，在陳的協助下又與熱心以文化建設回報社會的“雲南昆明盤龍區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理張彥生先生搭上線。條件是獎項定名為“盤龍杯獎”，活動經費由“盤龍公司”負擔，再與正在文山區廣南縣召開的筆會合作，一拍即成，三廂情願。不聲不響的為一批作家圓了回故鄉採風心愿。

誰也沒想到“風景這邊獨好！”像桂林山水那樣奇特秀麗，卻又有它自己的特色。這裏的溶洞怪、多、深、闊；在像灘江那樣亮麗的水上乘船到山前划進洞內，繞過九曲十八彎竟能從山後另一側重返江湖！這裏一切都還保持着自然本色，因為尚未開發，因而也還沒太多人為破壞。

這裏的少數民族同胞也像其山水一樣保留着太多善良本色。在他們親切純樸，赤誠熱情接待下，我們一下也變得天真無邪了。記不清遊了多少天，走了幾處地，只記得有時走到村邊就碰到上百人邊歌邊舞歡迎；有時直進到深谷才見鄉親們坐在篝火旁等候。有一個被稱作“公主墳”的山溝。那裏原來埋的明朝流亡皇帝永曆的妹妹。去的路上人們還為這位金枝玉葉亡國之後，貧病而死在逃難路上感到凄苦。那知還沒到那墳地，卻路邊山坡站着十多位彝族鄉親向我們載歌載舞，一問才知道這片山上有一個彝族村寨。村民聽說作家要來看公主墳，自動趕下山來敬酒恭候。因為當年公主病死山下荒坡，就是這裏的彝民先人發現后，感念明朝天子對彝家的團結寬厚政策，冒着被清兵懲治的危險把她收殮起來的……聽到這話，我對公主的同情被對少數民族德行善舉的感佩所代替了，甚至覺得這位公主比他哥哥幸運。因為她去世后沒多久，哥哥就被他的漢族寵臣吳三桂殺死在昆明。並以此向清王朝請功。

我們還做了事先不作任何準備，即興式採風。路過一個村莊，想進去看看就闖進村去。這裏的氣氛和平安靜，家家門戶洞開，你從門口一經過，主人就請你進屋裏喝茶。見到有女作家，村裡姑娘們就迎上來問候，並主動當嚮導作解說。領我們看村中公共活動室，看各家主房大廳。也看彝族女孩特有的，離開父母自己獨居的“花房”。有人小聲問：“你會在花房約會男友嗎？”她們大方的說：“不，我們跟男朋友相會有專門的地方。叫‘情人房’。離父母更遠。”同來的人有一位要看“情人房”，那姑娘卻搖頭說：“我們的習慣，情人房不能叫別人看。”這本來就很夠友善了。不料竟有位當地寫文章的年輕人大模大樣的堅持說：“習慣是可以改的嘛！叫我們看看好了！”那姑娘立刻臉紅成片，含着淚把頭低了下來再不說話。我為同來者感到羞愧，忍不住大聲說：“小老弟，老鄉們這樣尊重我們，我們也學着點尊重別人行不行？”那朋友訕訕地走開了。姑娘竟帶着淚痕向我們致謝。堅持請我們到她家喝一杯茶，到他家后她用彝語跟媽媽說了幾句話。老媽媽立刻端出茶壺來沏新茶。悄悄用漢語說“謝謝你幫我姑娘攔住，沒看情人房，我們這裏習慣，領外人看了情人房，情人就要跟她絕交的……”

春明聽到這件事，憤憤地說：“我要提個建議，雲南朋友熱心招待我們我感謝。但是不能什麼要求都答應，不能把外邊來的人慣壞了！”

除去這件小事，其餘時間都在歡笑聲中度過。篝火聯歡，我們不僅欣賞而且參與。各自表演自己的拿手戲。雖然都是不折下扣的中國人，可是竟能唱出來這麼多種語言，跳出這麼多不同舞態。黃春明太太用福建方言唱台灣歌，春明就站在一邊用國語翻譯，不僅翻譯得一字不錯，連表情都力爭與太太同樣動人。我這次才知道黃春明除去會寫小說，會作演講，還會表演雜技！有一天聯歡會開場是苗族踩高蹺。木蹺比漢族的高、表演也難。大家用掌聲把高蹺表演者送下台後，便欣賞壯族，瑤族，彝族等一個個民族節目，誰也沒注意黃春明失蹤。四五個節目演完，正在等待新節目上場時，突然發生一陣騷動，目光都朝上場口看去。我也跟着往那邊瞧、不瞧還好，一瞧大驚失色。因為看見從樹林之後黑暗之處眾人擁戴出一個怪物般高人來。此人足有3米多高，下粗上細，很像個軟而活動着大肉垛。等到燈光之下，才發現上邊只有一個人頭，下邊卻有四個人頭，原來是下邊左右兩側各有兩人抬着上邊那人一條綁了高蹺的腿。也就是說下邊八條腿抬着上邊兩條腿在一點點往前挪。上邊那人用手扶着下邊人的腦袋，卻還左搖右晃。還不斷發出又像笑又像哭的驚叫聲。直到這時人們才認出那位被抬在半空中的不是別個，乃大寫家黃春明是也。於是滿場響起春雷般掌聲，就在這掌聲中，下邊四人撒手後退一步，與此同時黃春明先生就揚起兩手作要飛之狀，只是不向上飛而往地下撲來，似鞠躬又叩頭般、連叫帶笑趴到了地下，由抬他的少數民族兄弟當眾解下了高蹺他才站起身來，正正式式作了個謝幕的動作。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分手時大家都戀戀不捨。黃春明感嘆地說：“多少年沒這樣瘋過了，過得真痛快！”

真的，我們瘋得很痛快，終身難忘。我最不能忘的是這次行動竟是幾位房地產和文化界的熱心朋友在毫不聲張，默默奉獻，幕後努力的情況下實現的。事前沒宣傳，事後也沒吹噓。以至人們甚至記不得主辦人出資者的姓名頭銜。最多只記得“盤龍區房地產公司”和文山區、廣南縣等幾個政府文化機構的名稱。從這裏似乎感到了中國人正在加強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關注。我認為這是21世紀華夏兒女生活上的好徵兆。

巴黎城內的山東大嫂

我和香港影星岳華去巴黎，是為拍攝電影《煙壺》打前站的。到巴黎之前，我沒想到會碰到山東老鄉。所以在巴黎繁華的街頭，我看見這女人穿着大襟小褂，千層底繡花布鞋，梳着沂蒙山區農村髮式，開着漂亮的轎車飛馳而過，我真不相信這是事實，懷疑眼花了產生錯覺。當我正疑心自己的神經是否有病，漂亮轎車拐進岔路停下了。駕車女士朝我們走了過來，笑着對我說：“你就是才從北京來的鄧大哥吧……”身邊華僑朋友肥仔為我介紹說：“這就是蘭英，徐教授的夫人。”我這才明白這就是我們正等候的人。

我問為什麼太太開車來，徐先生不來，是不是他不在家？肥仔說老徐來也沒用，他不會開車只佔個座位。不如叫他在家為我們準備茶水晚飯。“看來老徐離開太太什麼也玩不轉。”肥仔笑着說：“徐太太確實能幹，在巴黎華人社會中，她法語說得最好，繡花繡得最美，治家治得最精。人們說她是賢妻良母的標本，中國女性的驕傲……”聽他們這樣說，我認為徐太太是位歐化了的華裔女性。想不到穿裝打扮，神情口音還保持着沂蒙山區土風土味。怎麼看都還是個中國農村婦女。這使我產生了好奇心。這天下車在他們家，我把全部時間都用在了解她的出身、經歷上。

我從他們的婚姻打聽起，答案竟令我大吃一驚。我問老徐：“太太從什麼時候定居巴黎，你們是什麼時候結婚的？”老徐說：“*****後期中法建交第二年，我回國探親訂的婚。那以前她連濟南都還沒到過。”我問：“那太太是先受中文教育了？”徐太太說：“在家裏時就上過10天掃盲班，發現我是地主子女，就被清除出來了。文化學習是到巴黎后開始的。一人手就學的是法文。”老徐拿起本法文小說：“你看，她現在也還是只能讀法文書。看香港電影也只能看帶法文字幕的，中文字幕的看不懂。給家裏寫信她先寫法文，我再替她譯成中文才能寄回去。”

於是，我就請他們從頭介紹他們結合的經過。

定親

徐先生叫徐廣存，山東臨沂人。60年代初從台灣到了法國，是巴黎第三大學的中文教授。當時老徐青春年少，交了不少金髮碧眼的女友，在華人中博得“風流才子”的雅號。有朋友勸他早日成家，他卻遲遲難下決心。一直到老徐回大陸觀光了半個月，回來后就正式宣佈他已訂婚，找的是中國山東沂蒙山裏的農村姑娘。大家還以為他說笑話，不久一位去中國辦事的法國華人，真的給他帶了個年輕漂亮的大姑娘來。大家才知道老徐找媳婦的過程。

老徐回大陸雖是自費旅行，但中國政府非常重視，所到之處都熱烈歡迎。老徐最後回老家，一到山東，他就跟招待他的僑聯負責人交了心，說此次回來除去看望分別多年親屬外，還想辦件大事。要找個媳婦。希望家鄉的父母官和華僑團體多給幫助。

這位幹部雖說話時也是滿嘴政治口號，但人確實相當好。見老徐來求助，便坦率地對他說：“現在就問你一句話，別的都好，可就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你要不要？”老徐問：“啥叫出身成分不好？”“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子女，剝削家庭的後代。”“我是要找媳婦，又不是組織政黨，什麼家庭出身礙我啥事了？只要姑娘好，啥人家我不在乎。”“有這話就好辦一半了，她沒文化，你對這方面挑剔不挑剔？”“沒在中國上學，就去法國上學。沒有別的文化基礎，一上來就學法文，更容易。”那幹部兩手一拍說：“若是這樣，還真有點眉目了。有個姑娘他爺爺那輩是地主，她可是連地主什麼樣都沒見過。就因為家庭出身，一直被監督勞動，儘管她身材面相都夠得上美人水平，熱情善良，天生一對巧手，能吃苦耐勞，可是在這裏就沒有一個青年敢要她。如果你有意，你們自己面對面談談可好？”老徐連連稱謝，卻不知道在那年頭，幫這種忙是要擔政治風險的。

那位幹部先裝作對姑娘進行思想教育，把她叫到自己家中，悄悄對她介紹了一下后，就約好了時間面談。那天老徐先到幹部家。他本沒抱過高的奢望，誰知姑娘挎着籃子一進門，他頭一眼就看呆了，做夢也沒想到自己能尋到個這麼水靈秀氣、體型健美的女孩！看得那姑娘臉一紅低下了頭。

屋裏只剩下兩個人時，那姑娘就大大方方看着他問道：“既約我來見面，有啥話就說吧。”“他們跟你說清楚了，為啥叫你來？”“說清楚了，叫我來相親。”“你的意見怎麼樣？”“我同意。不同意就不來了。”“連面還沒見，你怎麼就能同意呢？我要是壞人，把你騙出去賣了呢？”“我不了解你，可我了解介紹人，他是好人，不會害我，他相信你，我就相信你。”“可是嫁給我，要去外國。”“嫁雞隨雞(她沒說下半句)。我既嫁了你，你上天我也跟着你。”“那地方啥都跟咱這兒不一樣，連說話都得從頭學，你不怕困難嗎？……‘餓着肚子下地，頂着大雪挖河，挨斗，受管制我都受過，去外國也不會比這更難多少！”“那，咱就算談成了？你就不提點條件？……‘條件是有，得等你表示了意見再提。你要壓根兒不同意，俺廢那個話幹啥！”“我？當然同意。我做夢都沒想到會遇到你這麼好個人才，模樣、脾性都比那些洋妮子對我的心思。”“那好，不要金的銀的，只要你保證，跟了你以後，萬一過幾年你嫌棄了我，你可以把我休了，叫我離開，叫我自己去找活路。可決不能再把我送回來。”“為啥要這麼個條件？”“這地方我太寒心了，只要出去我決不再回來……”老徐聽了很同情，馬上答應了她的條件。

老徐接著說：“巴黎到這裏很遠，花錢不算，就怕擠不出時間來。如果辦完手續我來不了，找一個到中國出差的朋友把你帶去行不行？”她痛快地說：“只要拿着你的證明信，我就跟他走。”

兩人這才算全部談定。隨後就一切按計劃進行了。

結婚

他們舉辦了個很隆重的婚禮，幾乎把巴黎華人和學中文的法國朋友全請到了。婚禮上蘭英反對穿租用的西式禮服，她穿了身自己做，自己繡的中國式紅綢嫁衣出現在禮堂，引起轟動，有人給拍照拿到時裝雜誌發表，有人想托她為自己做身同樣的嫁衣。然後，他們便到法國南部的海岸度蜜月去了。

他們來到一小城，找到一家熟識的旅館住下，白天兩人遊玩，晚上找來位老太太教她法語。幾天之後，老徐突然說有急事要回巴黎辦，便乘火車走了。當晚從巴黎打來了電話。以毫沒商量口氣對她宣佈說：“巴黎華人太多，你回來學不好法語。你就留在那邊學法語吧。什麼時候能用法語說話，我再去接你。”

蘭英聽完只說聲“好！”便把電話掛了。

老徐從此再沒給蘭英打電話，但總給旅館打電話，向經理打聽蘭英的情況。開始時經理說：“太太很苦惱，已經兩天沒上海邊了。每天只在屋中念法文字母。”過兩天說：“太太屋裏傳出了笑聲。”再往後只說：“太太一切很好，其他的無可奉告。”老徐說：“你能不能具體講講？”對方說：“不行，太太交代過，沒她的同意，什麼也不能說。”

老徐放下電話高興異常，但又奇怪，既然能夠用法語交代事情，為什麼不給自己打電話？是不是生自己氣了？又等了兩天，他急了，於是他就給蘭英打電話，從上午到下午，一遍又一遍一直也沒人接。他做了各種猜想，每種猜想都使他很擔心，他開始懷疑自己這硬逼她學法語的辦法是不是有欠周到。萬般失望之際回到家。

到家時，天已經黑了，抬頭一看，自己家窗戶燈亮了。他有點喜出望外，急忙跑到樓上。蘭英竟然扎着圍裙做飯呢。他驚訝地問：“你幾時回來的？”她用法語說：“餃子都包完了，還先到超級市場買了趟麵粉。得有3小時吧！”他用漢語問：“你坐的那班火車？”她仍用法語說：“誰告訴你我乘坐火車了。”他也只好改用法語說：“你乘飛機回來的？”“有錢沒地方花去了，這點路我乘飛機？我租了輛汽車。”他忙問：“誰開車送的你？”“咋把人看得這麼扁？怎麼非得叫人開車送我，就不許我自己開車回來？”老徐沒想到自己的媳婦這麼能幹，比那些花錢上大學的留學生強多了。忙心疼地說：“又學法語又學開車，這幾個月把你累壞了。”蘭英說：“連監督勞動的零頭都算不上。倒是今天一通忙活，有點累，吃過飯你把門口那輛車送還租車公司吧。放到明天又多花半天錢。”老徐紅着臉笑笑說：“跟你服個軟吧，我來巴黎這些年，還沒學會開車呢！”

老徐有了個溫暖、幸福而又舒適的家。過了一年光景，蘭英的治家本事和她的法語一樣，在巴黎華人中被傳為奇迹了。她不認識中文，但能讀寫法文。從法國報刊上學會西餐烹調、服裝剪裁和縫紉機操作，並且練會了使用理髮工具，從此就不許再到外邊買衣服、理髮。請客也是自己下廚。她自己動手腌鹹菜，磨豆腐，按山東習慣把新買來的襪子底剪開，鑲上一雙綉了花的布襪底才給丈夫穿。這本是山東人為使線襪多使用幾天採取的加固措施，不料卻收到美學和商業的效果。有天老徐跟一位藝術品商店的朋友去日本料理餐館，老徐脫了鞋，露出腳上這繡花襪底的襪子，把那位藝術商人看傻了。問道：“我的天，你是皇帝嗎？怎麼把這麼高貴的藝術品蹬在腳下？”老徐說：“這是我太太做的。”那人仔細欣賞半天後，堅決請老徐把太太找來，蘭英來后，就在餐桌上那人與她談妥了一筆生意：長期收購她的刺繡品。法國人把她綉好的襪底，幾個一組，捏成花形、八角形，鑲進玻璃鏡框內，掛在牆上跟油畫一樣當裝飾品。那位商人買斷了他今後所有作品，獨家經營，在巴黎很出名。

到了這時，老徐只有對太太心服口服，把家裏這片天下，雙手交與她去大權獨攬。老徐說不清蘭英如何運籌，只知道自己的薪水沒增加，生活水平卻大大高於以前，而且還有了積蓄存款。當拉丁區有一幢地段很好，質量也佳的房產要出售時，蘭英竟毫不猶豫買了下來。

回國

經濟狀況改善後，老徐很想為家鄉做點事。但想到太太提出的永不回鄉的條件，知道家鄉在她心裏造成的傷害，估計很難獲准。這筆款項不是小數，又不能先斬後奏。便硬着頭皮，繞着圈子跟蘭英商量：“蘭英，自從有了你，咱這家才興旺起來。這是你給我帶來的福氣，可要是沒有咱家鄉的幫助，沒有咱中國的文化，山東的民風，我上那找你蘭英去？”蘭英笑笑說：“有啥話你說，別跟我繞脖子。”“我想謝謝生我養我的家鄉。”蘭英半天沒吭聲，最後眼裏含着淚說：“再叫我寒心，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啊，你要捐錢我不攔着，可我絕不跟你回去，也別寫我的名字。我希望忘了那邊的人，也希望他們忘了我。”

老徐第二年隻身回中國，給那裏的小學捐贈了些電教用品和資金。背着蘭英還是用了他們夫妻二人的名義。

看來一切都那樣如意。不料過了兩年，卻有本小說傳到了海外。小說中寫了有一海外華人，回家鄉找了個老婆，以此招搖撞騙，說他如何愛國，國內也有人替他吹噓，誰知有一天他醉酒後吐露真情，人們才知道他患有“性無能”痼疾，在外國根本找不到老婆，才回中國干此缺德事。因為只有中國女人才會為了錢嫁給個天閹之徒。這一下人們才看到他醜惡的真面貌……小說是寫得極有才氣，博得幾記掌聲。作者在掌聲中又在報上發表聲明：“本書是概括典型，絕無影射攻擊成分，若有人自己對號人坐，作者概不負責。”

這一來反倒引起好心人的猜疑：歐洲華人中，跟國內農村姑娘結婚的惟有老徐一人，偏是這位老徐得罪過寫小說的人，世界上就有這麼巧合的事！

原來以前中國去了個什麼代表團，在巴黎作公開演講。老徐和他幾個學生也在下邊聽。有位先生的講演老徐和他的學生聽着都不大讚同。老徐為人耿直，等那人講完便站起來提了個問題，以示對其言論不為以然。不料這就得罪了那位不可一世的人物。當場給以回擊。而這又惹惱了老徐的法國學生們。這一來，又引起了新聞界的注視。巴黎出的左派中文報紙《歐洲時報》便就此發了篇報道。演講先生看了很憤怒，回國后就採取打官司搶原告的方針，散佈說此次出訪一切都好，就是在演講時有個台灣政治背景的人出來搗亂。偏有人愛較真，寫信到巴黎向有關人士打聽實情。有關人士回電卻說老徐是出名的愛國人士，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

當人們把小說一事告訴老徐。老徐聽完一笑說：“真是罵我又怎麼樣？人生一世，誰還沒挨過蚊子叮，臭蟲咬？罵人的丑還是被罵的丑，人間自有公論。”

朋友們特別同情蘭英，這樣一個從苦難中掙扎出來的善良的女性，連中文小說都沒看過，卻無緣無故遭舌刀筆劍之害。背後放箭者又讓她無處辯理，豈不欺人太甚了？正當大家為蘭英鳴不平時，這個用笑臉面對世界的女強人，突然放棄多年的誓言，帶着4個孩回到了中國來。

我見他們夫妻連背帶抱，把4個挨班大小，長得如一個模子中刻出來的孩子拖下飛機，既同情又可笑。我問：“平時你們把孩子交給老太太照看，這麼遠道回來，怎麼不留兩個在那邊？非全帶回來不可呢？”蘭英說：“我就是為了孩子們才回來的。叫他們看看祖宗生活的地方，也叫家鄉人看看孩子們。”

旁邊有位來接他們的鄉親說：“都回來的好。叫人們看看，沒做過缺德事的人，不怕人詛咒斷子絕孫！”

陶然亭的朋友

春節去香港探親，歸來后見到訃告，郭少衡先生去世了。我們陶然亭的“聊友”又少了一位，心中又一次說不出的惆悵。

少衡是名老生郭仲衡的兒子。郭仲衡先生是“春陽友會”名票，後來下海與程硯秋先生長期合作。少衡大概是繼承了父親的做法，一邊上學一邊學戲，中學畢了業戲也學成了。因為有仲衡先生的關係，所以他有機會向張連福、雷喜福、陳喜興、陳彥衡、陳秀華諸名家討過教，後來又正式拜楊寶森為師。

據朋友講，少衡學藝是非常刻苦的，所以練就幾手絕活。他唱《潞安州》最後自刎時。頭上的甩髮先豎直，然後朝四邊均勻散開，俗話叫“萬朵蓮花”或“蓮花蓋臉”，似乎這手活在近幾年來已無人會使(記得劉斌崑先生早年唱活捉，也有這個表演)。少衡在《臨江驛》中的跑傘，也是一絕，先看圓場，雨傘突然像被風颳起，在空中連翻幾個身，他在底下一個吊毛過去，恰好接在手裏。

少衡一生對於充實自己的文化修養，從不放鬆。他從張大幹學過畫。他畫工筆仕女、花鳥很有風采，我見他畫過一幅荀慧生先生“紅娘”的畫像，不僅神似，而且把京劇化妝的色彩和手法運用到了繪畫上，極有特色。他還愛好書法，隸書寫得很有氣勢。他是名角，卻從來不拿架子，忙的時候畫佈景、搬道具，什麼都干，為人又謙和。50年代京劇一度上座不好，他主動提出降低自己的待遇，把一百分戲份降為十五份。所以曾不止一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出席過全國的“群英大會”。

我和少衡認識，是“*****”後期，在陶然亭避難之時。當時一些被趕出正常生活的“牛鬼蛇神”們無處可呆，就到陶然亭來以打拳練氣功為幌子，呼吸口較自由的空氣。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些戴紅袖標、唱樣板戲的革命造反派們在顯眼處晃着膀子橫行；划人另冊的專政對象們自然就遠離他們，專找山背後樹林深處活動，久而久之，常在一個地方練拳的人就聚成一夥，打完拳也坐在一起聊聊天。當然不談政治，不說國事，專找廢話和閑話說。我們這一伙人的核心就是前北京戲校的副校長、著名京劇音樂家沈玉斌先生，成員雖不固定，常來的即有錢富川、荀令文、侯玉增、唱八角鼓的曹寶祿、唱梅花調的尹福來。少衡也常來，他來時多半坐在一邊，靜聽別人說話，換個笑，自己從不插嘴。有一年桂花開放時，沈玉斌先生用桂花熏了點鼻煙，分給我一包，我請大家品嘗。我用煙壺往各人的手掌中倒，有人說：“這不能倒，應用煙鏟來挑。”我說市面上早已買不到煙鏟了。少衡在一邊說：“我還保存着一個，送給你吧。”我想人家保存的東西，不便奪人之愛，連忙謝絕。可是第二天他仍把它帶來了，是一柄象牙的極精緻的煙鏟，應是武壺中用的，如今成了我們友誼的一件紀念。我把它和幾個名貴煙壺收藏在一起。很少捨得用。

為什麼在陶然亭聚集這麼多的文藝界尤其是戲曲界的朋友呢？這有點歷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大清國時代，戲院不準開在內城，倡優也不準在內城居住。而前門外西半部，是各省進京的要道。古時南方各省進京，有水旱兩路，水路走通州，順通惠河進東城，碼頭在什剎海一帶；旱路則由長辛店、盧溝橋進來，進廣安門。北京城內的街道是方方正正的，只有兩個地方有斜街，一是什剎海旁的煙袋斜街，是水路來的客人們上岸后奔鼓樓走出來的；另一處就是前門外靠西這一片地方，什麼櫻桃斜街、王寡婦斜街等等，是走旱路的客人進了廣安門后，為了儘快到達前門大柵欄一帶的鬧市，取捷徑走出來的。這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這裏既是必經之路，進城來的人走乏了，就要休息，於是客店應運而生；住店還要吃飯，於是飯館就平地而起。外地進京之人，除去放生意、辦公事還要應酬、消遣。倡優不準進城，這裏又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何不在此發展呢？於是這裏便成了北京的頭一個“紅燈區”，賽金花、小鳳仙全是從這裏出來的。有色尚需有聲，當然也少不得聽戲品曲的所在，所以戲院也就集中在這裏。三慶、慶樂、中和、廣德全在這一區內。要唱戲少不得立科班，斌慶社、富連城相繼成立，也在這一片地方。人們登台於斯、教學於斯，住也就盡量在這一塊地方安居。而且舊社會藝人地位低下，大家聚居一起，成一個社區，要比與其他人雜居舒服些，所以上至王瑤卿、梅蘭芳、譚鑫培，下至打下串的，箱倌跟包，也住在這。這一帶就成了戲曲藝人的大本營。

陶然亭的地址在先農壇西，虎坊橋南，距離藝人們的住區不遠，地面開闊，有水有樹，便於早上遛彎、喊嗓、練功。陶然亭再往西，是梨園界的墓地和“梨園先賢祠”。先賢祠正殿供着梨園界前輩靈牌，過年時這裏有祭祀；藝人們有了糾紛，也常在這調解；平日有幾個武功師父早晨在此設帳，教梨園行子弟練基本功。這近百年來就成了戲曲藝人天天遛早的地方。解放后陶然亭辟成了公園，環境變了，人們的習慣並沒變，何況中國、北京兩大戲校全都設在陶然亭隔壁，所以直到今天它還是戲曲界同人經常去的地方。

“陶然亭”這三個字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那個不像亭子的“亭”，一是指這一帶地方。

“亭”建在靠城牆根的一個土崗上。這裏原來有建築，乃“文昌閣”。因為各省進京科考的秀才們也多住京城西南這一帶，所以香火很盛；秀才們吃飽飯愛掉文袋，燒完香往四處看看，見城樓堞牆，綠葦紅葉滿有詩意，就給這土崗起名叫“錦秋墩”。康熙年間有位文人做了工部郎中，名叫江藻。大概工部郎中派工用料可以占公家便宜，全部報銷，他就在這錦秋墩上、文昌閣旁蓋起一圈廊宇，四面開窗。秋天在這地方喝酒談詩很敞亮，便取自居易的“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的詩意，取名“陶然亭”。解放后這裏開過茶座，還開過飯館，賣陶然亭湖裏打上來的活魚。後來發現當年毛**、李大釗都在這地方進行過革命活動，便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然茶座和飯館就搬家了。剛打倒“***”時，作家協會創辦《民族文學》雜誌，編輯部沒地方辦公，曾租了這地方的幾間房作編輯部，無奈文物保護單位不許生火，喝水吃飯都困難，冬天取暖也受限制，只好搬家。

陶然亭下是一片湖水，過去是有蘆葦的。這地方本極荒涼，光緒甲午年間忽然傳出水中出現了水怪，吼聲如牛，有人說看見它半夜從水中躍出，頭如磨盤，兩眼光芒刺人，張着血盆大口，並聲稱專吃洋鬼子。一傳十十傳百，全北京的閑人與忙人就都趕來看，小販們見是做生意的好時機，就在湖邊擺起各種吃食攤、雜貨攤、香燭攤。大清國京兆尹下令禁止觀看，誰也不聽，只好派兵到湖中抓水怪，說是兵從東邊下水，水怪在西邊吼叫；兵趕到西邊，水怪又從東邊冒頭。皇太后見“剿”法無效，改為“撫”法。請二百名和尚道士來建法棚，作法事，誦經拜佛，焚表燒香，要和妖怪交朋友。沒幾天日本人在大東溝外打起仗來，整個北洋艦隊泡湯了，才把這妖怪的事不了了之，而湖邊也就形成個小市場。

湖北岸也有個土崗，上邊也有幾間房屋，但名稱沒有南邊的雅，名叫“窯台”，是明朝燒磚瓦的地方。湖水中有幾處高坡，原有樹林，樹林中有不少墳墓，石評梅高君宇合葬在此，有位以喝酒聞名的“醉郭”墓在此，賽金花墓在此。還有兩個墓一叫“香冢”，一叫“鸚鵡冢”。“香冢”前有墓碑，碑文頗有文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日缺。鬱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又詩云：“蕭騷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又濃李，不堪重讀瘞花銘。”而更有警世意味的倒是“鸚鵡冢”的銘文，那隻鸚鵡很靈巧，會背詩，主人不在家時被貓咬死了。主人寫給它的銘文說：“文兮禍所伏，慧兮禍所生，嗚呼！作賦傷正平。”

四

說到陶然亭來的戲劇界朋友，多半是來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后所認識的這幾位朋友，卻一個也不喊嗓。因為那時是“*****”正在“徹底完成”之際，這幾位朋友是被革出藝術界的，不敢再喊。我們只是默默地打拳，小聲地閑聊。我們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歲，身穿紅衛兵的假軍裝，張口就是：“聽罷奶奶說紅燈……”再不就：“朔風吹，林濤吼，萬千氣象。”一聽這個，我們就趕緊縮緊頭，把臉扭向山坡。我們的“首領”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戲校創始人，第一任副校長。有人就小聲開玩笑說：“沈先生，彆扭頭啊，這是您的學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說：“別罵我了！您聽聽，滿嘴牛黃馬料，我有這種學生嗎……”所以至今我一見到站在台上或電視屏幕前，厚着臉噴吐“牛黃馬料”，並大言不慚介紹自己的“成功之路”者，總想起沈先生來。單就這句唱詞看，本沒什麼不好，但一聽這唱詞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王”和他們製造的地獄，就不由得毛骨悚然。這是符合巴甫洛夫條件反射論的。如果我們面前有個孩子，你每天叫他聽貝多芬的《月光曲》，聽一個樂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複幾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聽到這樂曲也會渾身發抖。你再罵他說“貝多芬的音樂是美的，你不會欣賞是愚蠢的表現”，他也還是厭惡那音樂的旋律，這是彈琴的人無法理解的。

在我們這一群朋友中，只有一個人唱樣板戲而不遭到我們反感。此人姓勵，人稱勵八爺，他是電話局職員，從北京有電話局那天起，他就是職員。他給荀慧生、馬連良、譚富英都安過電話；他是戲迷，從小就住在黑窯廠，是賽金花的鄰居，也是參與為她治喪的一個人。他和許多著名演員不僅認識，而且從孩子時就跟他們在陶然亭一塊遛彎。他的記性又極好，凡朋友們唱的戲，他都會唱。因為他都給他們捧過場，不是會唱一段或一場。每場戲從鑼鼓點到胡琴譜全會。不管哪個行當哪個流派，他全會。有的演員學“馬派”，忘了一段詞，就來找他，“八爺，《十老安劉》那一段怎麼使腔？您給我捋捋！”“好！”他馬上整齣戲給你唱一遍。可他沒上過台，他的嗓子不好。他惟一的消遣就是早上進陶然亭，一邊遛彎一邊唱。一齣戲從開場唱起，圍着公園遛一圈，恰好唱到閉幕。他邊唱邊白邊做手勢身段。別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樂。可“*****”一來，壞了，他進了公園剛念一句引子“金井鎖梧桐”，一群劇團的紅衛兵把他圍上了：“怎麼著小子？你敢放毒？”嚇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戲比生病還難受，幾天下來，又黃又瘦。他說：“這怎麼辦？不讓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們只好勸他：“沒法子，你就改唱樣板戲吧！我們不怪你！”從此他就改唱樣板戲。可紅衛兵聽見了還是要斗他，因為他唱的比哭還難聽。

五

勵八爺除去會的戲多，一天唱一出自娛，還有兩大特點：收集戲報、小報，熟悉陶然亭的掌故。他大概從民國初年就收藏海報，每看一齣戲，便把海報保存下來。要查哪一年北京的什麼戲院演過什麼戲，誰參加演出，你去找他，決不會叫你失望。這個愛好保持下來，到了“*****”期間沒海報可收集了，他就收集各種油印、鉛印的傳單、小報。什麼“打倒彭羅陸楊”啦，“擊退二月逆流”啦，他全有。“*****”過去后，文物部門發出啟事要收買“文物”，他捧着這些去賣，人家看了一眼，說這算不上文物，不予收購，他心中十分委屈。我本有意把他這些東西買下來，認為這實在也應算難得的“文物”，又怕他礙於朋友交情不肯收費，遲遲未開口，後來聽說他一怒抱到收廢品處，當爛紙賣了。我後悔不及。

他從小就在陶然亭轉，原來“大悲院”有個和尚還是他的表親。他對陶然亭一草一木瞭若指掌。當初陶然亭一帶有許多出名的墳，每個墳前都有石碑。陶然亭公園修起后這些墓大部分還在，“*****”時統統給毀了，墓碑也不知扔到了什麼地方。那些造反派以為從此就再也不會受這些死魂靈們的干擾了。誰知有位勵八爺在，事情就麻煩。他不僅記得每座墓的地址，還能背下每塊墓碑的碑文。我寫小說《話說陶然亭》，要引用幾句“香冢”的碑文，向八爺去請教，他立刻背誦出來，一字不差。他自己偶爾也寫詩，不過詩寫得和戲詞差不多。周恩來總理逝世不久，北京發生“四五”事件，他也寫了首詩。可不敢拿到天安門去張貼，就在我們幾個拳友中朗誦：“我哭周公痛無聲，舉起白首望長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說良心話，全是“水詞”，倒也真情一片。後來“***”把“四五”運動定為“反革命事件”，到處追查寫詩文的人，凡寫過詩的都惴惴不安，惟有八爺安之若素。他相信聽過他朗誦的幾個朋友誰也不會出賣他。也曾有人來打聽：“那天姓勵的在這兒背的什麼詩？”我們說：“他多咱背詩了？他不是天天唱樣板戲嗎？背的樣板戲戲詞呀：天王蓋地府、寶塔鎮河妖！”

他退休后仍在電話局做臨時工作，替電話局看房子，早晨仍到陶然亭來。1984年我去日本參加國際筆會，回來后不見他了，說腎臟有病，他錯吃了治腸炎的葯，進醫院了。從醫院帶來話，大夫說不要緊，過幾天就可以出來，但從此再沒出來。因為他實際上得了癌症。臨終前有朋友去探望他，問他可有什麼事要辦。他說：“別的我無遺憾，就想再去一趟陶然亭，跟朋友們再聊聊天。”

六

陶然亭的朋友在粉碎“***”后先後去世了五位。引起我第一次大震動的是老辛的去世。

老辛在這群朋友中並不算最老，才70來歲，看上去像60左右。他從來收拾得乾乾淨淨，灰中山服，白襯衣，圓口布鞋，一塵不染。他留平頭，天天刮臉，總像才進過理髮店。為人謙和，說話不緊不慢，帶着三分笑。他是做書畫生意的，自己也會畫也會裱，可從來不露，和張大幹、徐悲鴻、於非廠(讀“庵”)、陳半丁皆有交往。他替他們賣畫，也替他們買畫，據人說他也與某些畫家合做假畫，他做假古畫有套絕技。我問他自己可存有好畫，他說沒有，全出手了，只有一幅徐悲鴻的馬，是徐悲鴻畫壞了，四條腿都畫成了前腿(也許是都畫成了後腿)。他從徐那裏買來時沒注意，到家后發現不對，賣不出去，他對徐說了，徐叫他拿回去重換一張。他說：“不換了，我留下作個紀念吧。”徐又給了他一張作補償，他便把這幅保存了下來。他說這畫有兩層意思：一是徐悲鴻畫了一輩子，像這樣的錯畫不會有第二張，這是一絕；第二是他鑒別書畫一輩子，出這樣的差誤也是沒有第二回，也算“絕活”。

我問他鑒別字畫本事是怎麼學來的，他說是逼出來的。年輕時他在琉璃廠當學徒，師父參加拍賣行買貨，他跟着抱畫。出師后他給人家跑街，自己參與拍賣。在拍賣行買貨不同於在大學或博物院作鑒畫工作，叫出價錢后，買與不買要當機立斷。買了假貨柜上自然不高興，是真貨而沒有買到手也是過失，這就逼着你練出一套用最短時間找出關鍵性證明的本事。他說這些知識不是書本上能學到的，而且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訣竅，他要死了他這套本事也就失傳了。他向我建議，有時間由他口述我幫他記錄，寫出一本關於鑒定書畫的書來。我答應了，可是當時我前途吉凶未卜，又覺得天天見面，有的是時間來做這件事。不必急於動手。1979年冬季在陶然亭見到他，他滿面愁容，說是兒子在固安縣得了重病，他要到固安去看看。我勸他寬心，早去早回，誰知一去就沒回來。聽說他到了固安，見兒子病重，一着急腦溢血了。兒子沒事，他倒先死了，就在固安安葬。他說話是河北口音，也許固安是他的原籍。

老辛在“*****”中的遭遇怎樣我不清楚。當時我們幾個朋友有個不成文的默契，誰也不打聽誰的遭遇，免得生是非。但我知道他做書畫生意積下一點財產，公私合營時書畫店便辭退了他的工作。北京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中，書畫業有個行規：離了店后可以從事別的職業，但不準再私自做書畫買賣。他這些年大概找了點別的事做，但也難免偷偷做點書畫生意，海外不少內行知道他，偶然回北京要買畫不會不找他，這樣的話，“*****”中怕不會平安無事的。我們認識他時他已過了險關，看樣生活也不困難。

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後悔沒幫他把書寫出來。為了紀念他我寫了篇小說，就是《尋訪畫兒韓》。

七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個個的小集團。有幾位是專扔圈的，用麻繩或電線、藤條纏幾個圓圈，外邊包上棉花，再用舊布縫成外皮，幾個人站成圓圈，互相投扔；有幾位是練拳的；有幾位專門圍着湖走路；還有幾位打坐練氣功。我們這一集團以沈玉斌先生為核心打太極拳，打拳時各打各的，有陳式，有吳式，也有楊式。打完拳聊天就湊到一塊。有幾個人是天天必到，連到的時間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並不屬於這個集團，但碰上就坐下聊幾句的。

老生演員貫盛習不是這個集團的。他哪個集團也不加入，只是一個人繞着湖走路。過去我只看過他的戲。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戲妻》，身上、唱功都不錯，後來就不見了廣據說到外省某個京劇團做了團長。他弟弟貫盛吉的戲我看得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臉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種獨創的鼻音念白，可笑而不輕佻。在生活中他也忠厚。有一陣貫盛習嗓子不好，約角的不約他；而貫盛吉則紅得發紫，幾個班社搶着要。他跟約角的說：“約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點包銀，我哥哥的戲份不能減。”此人對生活也充滿幽默感，晚年得了絕症，家人們給他預備壽衣，他要穿上先演習演習。家人無奈就給他穿上。他對着鏡子照了照說：“我死了敢情就是這模樣啊？不怎麼樣！”此事我系傳聞，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說起過，和我的傳聞有小異，當然他的準確，但避免抄襲之嫌，我還按我聽來的說。貫盛習則是另一副模樣：人清癯瘦削，留一綹齊胸長髯，無論冬夏總穿一件米色風衣，長袍大袖，仙風道骨，說話聲音低沉。他患心臟病，長期住在北京，但服務卻在河北省石家莊。他每逢走到我們一夥面前，就——點頭問候。我們問問他的病情，他總說：“還行，控制住了，不敢累着。”

再一位常來的是馮玉增，他是老北京戲校學生，沈先生的弟子。玉增為人精明能幹，個頭不高，衣裝整潔，動作靈活。他不練拳也不跑步，早晨來了就到湖邊找個椅子，鋪上他自帶的坐墊坐下，從書包里掏出副竹板來，打起竹板唱數來寶。他是唱小花臉的，演出用不着數來寶，可這是他的個人愛好，也許是健身之道。我看過他唱《昭君出塞》的王龍，歌舞俱佳，十分精彩。唱完數來寶，他又開始遛彎，一直遛透，來到我們群里聞鼻煙閑聊。他說每天早上這一頓遛是幸福保障。什麼叫幸福？他答曰：“活得舒服，死得痛快。”

八

陶然亭這批朋友，包括了京戲行的前後台、文武場、生旦凈末丑、龍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行行俱全。

按年齡算，比較年高的怕是兩位打鼓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白登雲，一位是勵五爺。

白先生早已過了古稀，花白頭髮，身材偉岸，風度瀟洒，手裏提了個棕竹手杖，大步流星地散步，身後常跟着賢慧的白師母。白師母手中提個北京人時興的手袋，她眼睛不太好，走路較慢。常常是白先生疾走一陣，然後站住腳和碰到的人聊天，順便等她。白先生終生打鼓，耳朵背，和他說話要大聲喊。他告訴我，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練出來的。小時候拿着兩根木棒，無論冬夏早上到陶然亭來打石頭，夏天打得渾身出汗，冬天雙手裂開多少血口子，天長日久竟把一塊光面石打得中間凹陷下去。這幾年他給李世濟打鼓，給趙榮琛幫忙。還有一位老教師是勵五爺。勵五爺年紀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講究穿戴，總是一身灰中山裝，紐扣很少扣嚴的時候。他不遛彎，而是打吳式太極拳。他和白先生兩人一見，說起話來十分費力，他沖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沖他耳朵喊，然後兩人相對彎腰，鞠躬：“您慢走。”“您坐着。”白先生精神氣色都比勵五爺好。

過了兩年，發生了變化，白師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來了，偶然來一趟，衣着也不像以前那麼整潔，精神也不像以前那麼旺盛。白先生一生醉心藝術，對處理生活瑣事相當的無能，白師母不在他連吃飯、喝茶都困難。身邊又沒有別的親屬，實在令人同情。有時碰見我們勸慰他兩句，他只是搖頭嘆氣，說是想接一位親戚來幫忙，不知後來怎樣。勵五爺倒始終是老樣子，他身邊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寧願事事自己動手，保持獨立，反倒不見頹唐。

晚年耳聾，看來是京劇音樂行當的職業病。我小時學過“武場”，儘管是秧歌劇的鑼鼓，也是先從小鈸打起，然後小鑼、大鈸、大鑼，最後才學打鼓。一天練幾個小時，停下后耳朵嗡嗡的許久靜不下來。大鑼大鈸是挨着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風”，三個段落一個緊過一個，一層響過一層。如果唱武戲，真有點玩命。我一直打大鑼，初練時左手提一塊磚，右手五指伸開，只靠食指套着鑼槌甩動，要槌槌打在磚心上，待到正式提鑼時，要打出幾種不同的聲響和節奏來。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斷幾根鑼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經受多大的震蕩力，一生幾十年打下來焉有不聾之理呢。現在科學發達，物質條件也好，應想出點措施來保護音樂工作者的健康。近來國內唱京戲，台上都裝擴音器。我聽過幾場，感到音量太大，音樂變成噪音。不知劇場的音響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為什麼就不能把音量壓低一點，使觀眾舒服一些呢？

九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去年我去英法兩國，在巴黎和倫敦逗留一個月，回來后積下一大堆信件，頭一封是沈先生的，來信說病情嚴重，托我催辦一下他的著作出版事宜。而第二封就是治喪委員會的訃告，通知我去和他的遺體告別。兩封信只相差七天，我想沈先生給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中寫的最後的一封信。

沈先生出身於梨園世家，是“六場通堂”的名琴師，早年焦菊隱先生主持北京戲劇學校，就請他當教員，是該校最年輕的老師。著名的四塊玉、吳素秋，全是他的學生。50年代焦菊隱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導演《虎符》，要在話劇中加中國打擊樂器，又請沈先生做音樂顧問，負責設計全劇的打擊樂。解放前沈先生曾長期被選為北平市梨園公會會長，建國后他奔走聯絡，建立了第一個私立戲校“藝培戲曲學校”。“藝培”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后，又任副校長。1957年被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中斷了在學校的領導工作。我弟弟是“藝培”的學生，我正正經經應稱呼他先生，可是後來命運相同，在陶然亭結為忘年交，就“亦師亦友”相處了多年。他的父親沈福山，是著名花臉演員，會的戲多，功夫紮實，但嗓子後來變壞，改做後台管事。這位老先生有個脾氣，終生不肯收徒弟。不收徒弟不等於不教戲，他在“雙慶班”管事時，侯喜瑞在這搭班，扮上戲以後，有時間還向他討教。當時雙慶還有個花臉，叫蔣少奎，是侯喜瑞的內弟。蔣少奎唱壓軸時常唱《貪歡報》，演的是水滸英雄張順和安道全的故事。一般戲裏張順是武小生或武生，可在這出戲裏卻是花臉，勾白臉黑眼窩，所以是武二花應工，由蔣少奎唱。蔣少奎唱這齣戲和當時的許多花臉一樣，由安道全嫖妓演起。這樣一來時間就不夠長度，和大軸之間還要墊一個《定計化緣》過場戲。沈福山先生無意間就說了一句：“當初我們唱這齣戲，前邊有《張順截江》，一出下來時問正好。”蔣少奎聽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沈先生家，恰好沈老先生上街買菜去了。玉斌接待丁蔣少奎，問他有什麼事。蔣說沒事，就是來請個安。過了一會沈老先生回來了，蔣少奎一見就行禮。沈老先生問：“您這是幹什麼？”蔣少奎就說：“求您收我做徒弟，教我這出《張順截江》。”沈先生忙說：“收徒我不敢，說戲可以。”說著隨手拿過一根雞毛撣子當大刀，就給蔣少奎說了這齣戲。教完戲沈先生說：“告訴你吧，連你姐夫侯喜瑞也不會這齣戲，便宜你了。”此後幾十年，果然只有蔣少奎唱《貪歡報》帶《張順截江》，但很少人知道是沈福山教的。

蔣少奎扮相、嗓子都像沈福山先生，常年在濟南唱戲。所以那時一些演員去濟南走碼頭，常常不帶武花臉，人們說蔣少奎在那兒了，不用再約武二花。

十

沈玉斌正式搭班操琴也是在“雙慶班”。大概民國六年前後，俞振庭組的這個班子。老生余叔岩、張鳴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陣風，花臉是侯喜瑞。所以直到晚年每唱《戰宛城》，於連泉必和侯喜瑞搭檔，就有這個歷史緣由。沈玉斌原來跟班效力，有天給壓軸拉琴的琴師臨時未到，管事讓他頂了上去，從此正式拿戲份，每天四吊錢。而這時侯喜瑞已是每天八塊大洋的角兒了。沈先生從底層干起，就比較能體諒班底和場面上的苦處，後來他任梨園公會會長，辦了幾件為貧苦同業謀福利的事，受到一些同業的擁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我問過這些事的經過。他嘆口氣說，在那時候辦事真難。舉個例子，當時梨園界的人仍多數住在前門外虎坊橋一帶，有些戲院則設在城裏，比如“吉祥”就在“東安市場”。從天橋、虎坊橋到東安市場坐電車只花3個銅板，可許多班底連這3個銅板都拿不起，每天走去走回，來回30多里路，掙的錢只夠買2斤玉米面。碰上下雨天就糟了。名角一看天下雨，上座不高，打個電話去把戲回了。下邊的人不知道，也沒電話，幾十里地冒雨走去，看見個回戲的牌，再冒雨走回來，這一天就要“扛刀”(挨餓的意思)。我說戲是憑名角的牌子賣錢的，你拿八千，拿一萬，這都應該，可同業們來回走路至少該買雙鞋吧，給他漲點錢也窮不了名角啊。班底們要求加錢，沈先生以會長身份表示支持，並從中斡旋，有人就譏他為“共產黨”。所以解放后他又被錯劃為右派，就怎麼也想不通。

建國后梨園公會改為“京劇聯合工會”，沈先生是副會長之一。臨近解放時，許多京劇界子女失學，他又倡議由藝人集資辦一個私立的戲校。由於同行們支持，就在“梨園先賢祠”舊址上，辦起了“藝培戲校”，由郝壽臣任校長，沈先生管業務教學。在政府接收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前，這個學校慘淡經營，培養了不少人材，張學津、孟俊泉、萬一英、李玉芙、關靜和，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沈先生自學不倦，晚年已有很好的文學修養，致力於京劇音樂的著述工作。他寫了一部《京劇群曲彙編》，極有學術價值。可惜由於種種出版技術上的原因，至今未能與讀者見面。但熱心的人還是多的，我提出朋友們掏錢為他自費出版，荀令文等幾個朋友就都表示不管多少，他們也出一份資金。《北京圖書信息報》青年編輯李布青、上海文藝出版社幾位編輯知道后全都熱心支持，說不必自費，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京劇界的朋友聞訊也紛紛來信預訂。我想也許出版有望了，但願它早日問世。

十一

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后，為他出書的事奔走最熱心的朋友應當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慧先生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識也有幾十年了。“藝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學校的工作人員。令文多年擔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戲校學習時，十分調皮搗蛋。校方為此找家長談話，有兩次就是令文和我談的。但我們較密的過從則是在“*****”後期，陶然亭的把式場上。那時人們雖然強作歡笑，但總在眼底壓着些苦色，尤其是文藝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樣板戲中撈到好處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壓抑，唯獨這個荀二公子，臉上從來不帶愁苦相。挺高的個子，穿着件破舊的棉大衣，扣子掉了兩個，兩肘見了棉花，腳上一雙“貓窩”棉鞋也是打過掌的，可臉上總是笑嘻嘻，很像廟裏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個小廣場上繞着圈子跑步。跑步時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裏，一邊跑一邊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沒有不認識的。認識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這“嗨，嗨，嗨”，是連呼氣帶招呼兩用；他也有不來的時候，他如果這天不來陶然亭，必定是到別處遊玩去了。他買了張郊區通用月票，香山、卧佛寺、櫻桃溝、西山八大處，想上哪兒登車就走，第二天見面他准帶回一兩件趣聞，逗大家哈哈大笑。這些趣聞他有的是親眼所見，有的我懷疑是他編的。有次他去頤和園，回來說園內有的地方隔離開來另外賣票。有一處門口還有兩個人站崗，完全清裝打扮，馬褂、箭衣、纓帽，腰上還挎了把腰刀，但兩個人卻是完全的現代青年，紅線帽下邊是長發。觀眾就在一邊議論說：“這兩個人不像。”兩位站崗的聽人議論難免有些不高興，有一位就小聲說：“像，像你爸爸！”於是，引起一番爭執。我問他：“可是你親眼所見？”他說：“當然親眼所見，我只把情節組織了一下。”

沈先生去世后，我為他的書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費替他印。令文聽到后，鄭重寫封信來說，他雖不富裕，印書他出一份錢。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答應出這本書了，圖書發行部門要徵求一下訂戶。令文又到處寫信，徵到了不少訂戶。誰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書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後”去，訂戶們收不到書，紛紛寫信責問他，批評他，他又——寫信去道歉，並勸我：“別生氣，別得罪出版社，多說點好話，托託人早點印出來比什麼都強，別的事我全兜着，你就管這一樣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帶個手袋，回去路上尋找人口之物。他本是學唱老生的，後來又對京韻大鼓入迷，但始終沒當正式演員。他哥哥令香倒是從父親那裏學了些荀派的拿手戲，現在專教荀派戲，而且專教30年前荀先生的戲，如《香羅帕》、《荀娘》。

令文說：“我們大爺這手弄對了，紅娘人人會唱，用不着咱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