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強制連行”生活雜憶

在二戰勝利50周年之際，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歡慶和反思聲中，從東瀛三島也傳來點嗡嗡叫的不協音：日本軍閥發動的那場戰爭是對亞洲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使人懷疑這幾位先生是沒受過掃盲教育還是心理反常。在日文的漢字中，也是把侵入他人國土、姦淫燒殺、擄他人作奴隸等行為叫做“慘無人道”，發動這種戰爭叫做“侵略行為’’的。

這幾位先生應當是參加過那場戰爭的，也該記得在中國進行的那場“狩兔之戰”，也就是遵照東條英機內閣決議，在農村全副武裝的侵華日軍抓擄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或以招工名言騙押中國人民，強行裝進貨船，運往日本，從事奴隸勞動。

我是1944年被招工者押往青島，並與“礬土面岩”一塊裝進貨艙運往日本的。那個船很小，只有3000噸。前後兩個貨艙，蓋嚴了艙蓋，留下個只能通過一個人出入的孔道，從這裏竟裝進去近300名華工。人擠在礦石堆上，不僅不能躺卧，就是坐着也伸不開腿。從青島到門司，要航行10來天，每人只在上船時給背上一壺淡水，不夠半天飲用。一天兩頓發霉的混合面窩頭是用海水合面做的，無法下咽。對馬海峽附近風急浪大，不少人上吐下瀉。而船上的廁所，只供他們日本人使用，300多名華工只用一隻懸在船體外被海浪衝激着的破木箱。華工中老人和孩子要爬過那齊胸高的船舷非常困難。人們連暈船帶生病，早已衰弱不堪，爬過去抓不穩也會落水而死，有人瀉肚便在褲子裏，日本人說是得了“虎列拉”，活着就被扔進海里。

擁擠、顛簸、悲痛、無人能夠入睡。艙內沒日本人看守，挨着的人就悄悄談話。從談話中聽到，這三百多不幸的人中五行八作、工農商學兵，什麼人都有。每個人都經歷番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

一個泰安吐絲口附近的農民對我說，他是帶着老婆和6歲的孩子去丈人家時，半路踫到一隊日本鬼子在前邊公路上行進，一家三口嚇得趕緊鑽進高粱地躲藏。日本鬼子眼快，發現了他們，就有三個端着槍追了過來，一邊鳴槍一邊喊：“出來出來，不投降死了死了有！”他們想自己是老百姓，出來說幾句好話也許就放了，他抱着孩子，妻子提着包袱就鑽了出來。剛一露頭，過來個日本鬼子兵把孩子從他手猛地拉開，扭轉他的雙臂，另一個鬼子兵就用繩子把他捆綁起來。他妻子嚇得跪下求饒：“太君，我們是老百姓……”一邊說一邊把手中包袱打開舉給他們看。日本兵罵了聲：“昆你牙路！”用刺刀挑起包袱往空中一揚，衣眼、鞋，還有一疊剛攤好的煎餅，全散在空中，落在地下，鬼子兵哈哈笑着推他就走了。孩子不顧一切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褲腿，鬼子兵回身一腳，用大皮靴把孩子踢出丈多遠，連推帶拉把他押上了公路。他聽到背後哭叫聲，回頭看看，只見孩子獃獃地愣在路邊，妻子瘋子似順他走過的路一邊爬一邊叫：“俺跟你們無冤無仇啊，抓走他毀了俺一家人哪！老天爺你開開眼，你開眼吧……”

我身旁蜷伏着50多歲的老人，是濟南郵局的郵差，在執勤送信時碰到戒嚴，日本軍人把他的車子和車上的信往路上一扔，就把他抓住押上卡車送到了集中營。他抽泣着對我說：“你還小，將來還有回國的機會。將來你回國給我家送個信，告訴他們我死在日本了，叫孩子記住這筆仇！唉，我給人送了一輩子信，沒想到臨死卻無法給自己家裏報個信！”

東條內閣的決議，字面上規定只要40歲以下的人作勞工，實際在“獵取”時不分老幼，見到男人就一律抓走。一個叫大木仲治的日本士兵後來回憶說，他們在山“狩獵”時，接到的命令就是：“見到中國男人，一個不留，全部抓走！”所以被“強制連行”押往日本的華工既有80歲以上老人，也有十一二歲的孩子。我當時13歲，已經不算最小的了。日本侵略者究竟抓過多少勞工，無法作精確統計。“狩兔之戰”一直進行到1945年春才停止。根據極不可靠的文字資料，4年內被運往日本的中國勞工有38439人，死在日本有7000多人。這裏不包括被抓后還沒等到上船就折磨死的2800多名和上了船沒等到達工作地點死去的人，更不包括送到中國東北去的勞工。被送到偽滿的勞工，命運同樣悲慘。例如，1944年被押往大興安嶺修工事的五千多華工，工事修完后，全部被日本軍隊槍殺，無一倖存！

那些昨天發動“狩兔之戰”，今天又把它稱作“解放亞洲人的戰爭”的先生們，對他們曾經怎樣對待抓到的華工，是心裏有數的。

前邊說的那個老郵差，上船前被關在濟南“新華院”集中營，出發前有個難友知道要被送往日本，冒險逃跑，被日本人抓回來后，衣服脫光，綁在操場一棵樹上。命令全體華工集合，叫大家看着他們怎樣用刺刀把這人刺得體無完膚，然後喊狼狗把他撕碎！

在船上的情形我已經簡略談到了，下了船以後怎樣呢？

船沒進門司港，就先上來兩名警察，不由分說就把一個在船上曾經偷過日本人生菜吃，並不肯聽日本人命令在甲板上下跪的人戴上手銬抓走了。與此同時押解我們的日本人把他們帶來的幾壇汾酒，兩袋麵粉給警察送到了汽艇上，然後船才開進門司港，一直開到門司、下關之間一個孤島上，全身扒光，像屠宰場趕畜類一樣被趕進消毒室消毒，同時把華工的衣物全部收去檢查。

華工們消毒出來，赤身裸體蹲在草地上，就來了各產業部門的接受人員，押運的日本人陪着他們走到華工面前，叫大家立正站好，拿着名冊點名，被點到的人走出隊來，湊夠一組時，領取消過毒的衣服穿上，由各產業接受人員再押着登上小木船，分頭運往不同勞動地點。

到了勞動地點華工們又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想抄一下“昭和十九年(1944年)”釜石警察署所作的規定，人們就會從中想像個大概。

設置：

1．必須在“華人勞動者”宿舍牆外七尺處設鐵絲刺網，刺網出人口用繞了鐵絲刺網的木柵欄擋；

2．院牆出人口也必須用加了鐵絲刺網的木柵門；

3.也可以木板牆與鐵絲刺網兩道並用；

4．每個華工的衣服上必須用墨寫上番號；

5．在作業場所必須建立可以監視的哨所；

管理：

1．看守人必須經常巡迴宿舍內外；

2．到勞動場所時必須由監守人員押送，勞動期間監守人員也要不斷巡視；

最後還有“其他”，如：

華人勞動者絕不允許持有現金；

華人勞動者任何時候都必須穿寫明番號的衣服；

華人勞動者絕不允許帶有火柴、火藥等危險物品；

嚴禁華人勞動者與外部華人、朝鮮人、一般日本人(不論男女)接觸；

嚴禁華人勞動者單獨外出，不準其在宿舍外單獨活動；

必須將華人勞動者的照片、名冊分送給鄰近各縣警察署，共同監視；

規定很長，我想只要看看上邊這一點也就夠了，試想一下在這樣的嚴密監管下，華工過的還算人的生活嗎？

這還只是“生活管理”的部分，進了廠礦、作業部門還有一套勞動管理條例。工作時間是每班12小時，早上5點鐘就要進廠，先集合在操場上和日本人一起作“東方遙拜”，背“社訓”，聽宣讀“天皇詔書”，作早操。6點鐘開始幹活一直干到下午6時，中飯都只能在工作間隙吃。每逢月末，都要干幾個“徹夜”，就是今天早6時上班，明天早6時下班，連續勞動24小時。休息12小時后，晚上6時再上班，一直要干到後天晚上再下班。幹什麼活呢？當時日本廠礦已經有40％的體力勞動都由“女子勤勞報國隊”、“學生勤勞奉仕隊”和各種女工擔任，連推“軲轆馬”的都是穿着破衣爛衫的年輕女性。給華工乾的當然是最繁重、最危險和有害的工作。我年小體弱，承擔不起搬運之類的重活，就干危險和有害的活。如在料池中清理“重曹”，鹼性極強，不發手套，給的那雙膠靴連底都掉了的。一天下來手腳全部燒破出血，第二天裹上點水泥紙袋上撕下的爛紙照常勞動。在碳酸鎂間幹活時，叫我守着皮帶運輸機整理濕料，我個子小夠不着機器，只能腳下墊個破木箱，冬天也要裸着雙臂，就這樣碳麻粉塵也無孔不入沾滿身體，夜裏渾身痛癢難以入睡。最可怕的是到“苛性曹達”車間，“苛性曹達”就是火礆，連在這樣的地方幹活，日本人都不發合格的勞保用品，干幾天活就弄得體無完膚。

如此沉重的體力勞動，每頓飯只給一小碗飯兩塊鹹菜一碗菜湯，絕看不見點油星。飯也不全是用糧食做的。起先飯中摻1/3白薯，隨後摻一半蘿蔔，再往後摻大部蘿蔔葉。華工餓得受不了，逼得在勞動空暇到海邊撿海草，從船上扔下的桔子皮，拔野菜充饑。日本監管人認為這違犯了“擅離職守”和“單獨行動”兩條紀律，發現后就狠狠懲罰。我有次到海邊撿了點海草吃，被工頭髮現后打了一頓后又報告給華工管理人員，下班后全組人都為我挨了幾個耳光外，還罰掉我的晚飯，並且命令我：“飯不許吃，可是晚飯禱詞要跟大家一塊念！”日本人規定華工吃飯前要面對飯碗背一遍祈禱詞，閉上眼默禱三分鐘才可以動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數日本人，不把中國人當人待，視華工生命如草芥，常常為一點芝麻小事，甚至毫無理由的殘害華工。秋田縣鹿島組一個老華工，也就像我一樣餓得受不住，從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燒紅的烙鐵燙他，華工忍無可忍，奮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場嚇人聽聞的“花崗慘案”！

日本法西斯分子對華工的思想統治更為殘暴。常常在勞動一天之後，睡覺正熟時警鈴大作，日本監督拿大棒把華工打起來，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鋪位前，衝進一批警察來進行突擊式搜查。發現有人偷着寫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紙，馬上扣上手銬逮捕。

在勞動場地，日本軍方派來監管華工的“勤勞部”人員，也進行突然性襲擊。有天我正幹活幹得連氣也喘不過來，一個勤勞部(軍方派駐廠中管理華工的部門)卻把我叫下機器，冷不防問道：“你說蔣介石跟汪精衛誰是好人？”幸虧我當過八路軍交通員，馬上意識到這是兩個政權的代名詞，就裝傻充愣反問他：“這兩人是哪個車間的？我怎麼一個也不認識？”他打了我個嘴巴，罵了聲“混蛋”轉身而去。答得稍有差錯，就得送進警察署“懲戒”了。

還有一次我帶病勞動，被監工認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頓后，心中痛苦萬分，無意間在破水泥紙袋上寫了“忍耐”兩字，不巧被勤勞部的人發現，他們就追問我：“你寫這兩字是什麼意思？是對這裏不滿意嗎？”我只好說：“我在生病，我要叫自己忍耐住病痛……”那小於斜了我一眼說：“你的病大概是偷着到海邊挖蛤蜊吃，撐出來的吧！”事情過後，難友們都替我鬆了一口氣，一個平時不說話的人批評我說：“以後不要胡寫，有什麼話只在肚子裏說。你唱一百遍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他們也聽不見。啞巴吃黃連。苦在肚子裏算了！”

在強制勞動的同時，日本還加強奴化教育。他們規定華工對日本只能稱作“內地”，不能說“什麼時候到了日本”，要說“什麼時候回到內地”。在僅僅上過一星期日語課後就下令，即使只有兩個華工在一起時也不準說中國話，必須用日本話交談。早晨進廠后要作“東方遙拜”，幹活前要背“社訓”，飯前飯後要念禱詞……

四

敵人的壓迫和殘害，更增強了華工懷念祖國，嚮往抗日的熱情。恐怖手段並沒有能壓熄華工的反抗怒火。憑直覺我知道有幾個人是有來路的(回國後知道了他們身份，證明我的估計不錯)，即使在那樣的條件下他們也不動聲色地做了許多：仁作。有人用僅有的換洗衣服跟工人換來白糖，而不久有的電機就燒毀了，同時華工中就悄悄傳播白糖摻進潤滑油中澆人電機內可以造成燒機事故的“秘訣”。諸如此類的事不斷發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辦法追查許久，到我們回國也沒查出個究竟。坦白地說，一群在國內時政治信仰並不一致的人，來到敵國都站穩了“自己是中國人”這一立場，團結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難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國土上第一次讀到的《大眾哲學》和《革命人生觀》這兩本書。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樣嚴密檢查，反覆搜索下這些書是怎麼弄到日本，並在華工中傳閱而又始終沒被發現的！只這一件事就堅定了我們一個信念：“中國不會亡！”

當然在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時，我也不會忘記善良、友好、愛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張海迪同志訪問日本時，那位義務替她推輪椅；中國山東兒童藝術團訪問日本時，義務照顧孩子們生活，領他們旅遊的老人中元幸廣，當年就是我們的舍監之一，是惟一不打華工的舍監。多少年來他獻身於中日友好，退休后每年自費來中國學習中文，以便有中國朋友訪日地他能更好的服務。那年，他從報紙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從山口縣趕到東京，跟會務人員說：“我是來向鄧先生賠罪的，他在這裏受苦時我沒能儘力保護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們能叫我見他一面。”在我開會期間，他竟然在我住的飯店對面小旅館中租了一間房，只為了每天在我休息時跟我見上一面。我問他為什麼對中日友好這麼熱心？他說：“中國人給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兩國人民不是敵人，我們共同的敵人是戰爭，是殘暴的軍國主義分子，我們兩國人民應像兄弟那樣相處……”當年與我一同在那工廠勞動過的一個小姑娘現在已經作了祖母的朋友，聽說電視上出現了我的形象，馬上要求電視台專為她放一遍認一下是不是他認識的那個人。電視台應邀放過後，她就打聽我的行蹤，一直把電話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頭一句話就說：“真對不起，當年沒法保護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戰爭後期完全死在廣島的不幸中了。(我勞動的地方距廣島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殺人放火、侵略別國領土、擄人為奴的戰爭至今仍謊稱是“解放亞洲人”之戰的先生們，他們只講日本是遭到過***轟炸的惟一國家，卻從不講為什麼***會落在日本，更不講是誰使發動侵略戰爭的後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為如此，中日兩國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為不使歷史悲劇重演而攜手奮鬥！

重返德山

去廣島有前一天，秋岡先生輕聲問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時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還在北京未出發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關切地問過公木同志：“聽說鄧友梅先生小時候在日本勞動過，是真的嗎？”

多年來我是絕口不提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我很遭遇些艱難困苦，但有兩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話)我一直不願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橫行年代天昏地暗的歲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當年，像豬羊一樣，被趕進堆滿礦石的船艙。一千多噸的小船像落在滾水鍋里的一隻餃子，反轉顛簸七天七夜，終於靠在下關碼頭上。那時我剛滿13歲。船上二百來名中國工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各處，用各種手段“集中”來的。在下關檢疫所脫光身子消毒后，我們一批四十人，就換乘機動木船，沿瀨戶內海被押往山口縣。

半夜，船在一個工廠的破爛碼頭邊靠岸了。穿過滿是管道的曹達工廠，走過黑沉沉、空蕩蕩、一付破敗景象的市街，走進一處鐵絲網圈着的華工宿舍，還沒進去就聽見沉重的毆打聲和壓抑着的**聲。魚貫進門后，只見沿牆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個赤膊的中國工人，兩手舉着凳子，一個穿着馬褲馬靴面目猙獰的日本人，正揪住一個中國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懲罰偷懶的人！”押送我們的人說，“在這裏要守紀律，不然就受懲罰。你們就站在這兒看看吧！”

由此開始了名為“養成工”，實際是“徵用工”的生活。每當回憶起來，就像個鐵蒺藜一樣刺得心頭出血。所以，數十年來除去在入黨時我講過一次外，就是對母親和愛人也沒說過那些細節。在女皇**肆虐的時代，他們在千人大會上宣佈我“從十三歲就當賣國賊”，“雙手沾滿了鮮血”時，我倒是力爭要講講這些細節，但一張嘴就被一位雖沒穿馬靴馬褲、卻有同樣猙獰面目的漢子一拳打得張不開嘴了。

不願重去揭那已結痂皮的傷口，所以，這次到日本我一直沒有提出去德山的願望。主人是太殷勤，對誠心誠意與中國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談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們還是攜起手來共建中日友好的未來吧！但是，隨着在日本停留時間的延長，我想看看德山的願望愈來愈強烈了。

在德山做工時，我在碳酸鎂車間。那時，日本青壯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們並肩勞動的只有婦女和未成年的“勤勞奉仕”的學生。日本軍閥從日本人民身上吸幹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幾歲的姑娘勞動時穿的是露肉的爛布片。正常勞動一天12小時，到月底要干幾個徹夜。“勤勞部”的監督員，騎輛車在各個車間轉，到處搜尋“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們宣佈每一個日本公民都是“戰勝者”，都有權管理、督導“中國徵用工”。可是共同命運抹去了民族的界線，我們躲在一個角落裏偷偷歇氣，一看到勤勞部的人趕緊互相關照；我們在一個防空洞裏躲避轟炸，互相把安全形落讓給對方；我們在一塊河灘上撈取海草，烘乾后一起分食這些珍寶。有一次，我病了，幾個大嬸把我藏在車間角落裏休息，慷慨地把我份內的勞動空額分擔下來。沒想到她們剛把車推走，勤勞部的人就過來了，把我從高燒的昏迷狀態中踢醒，吼叫着：“誰叫你偷懶？你對大東亞聖戰不滿嗎？”大嬸們一聽到這聲音，撂下車全圍過來，爭着說：“他在發燒，我們叫他休息的。”勤勞部的人又叫：“你們有什麼權力？你們能負責嗎？”她們說：“我們替他把勞動額分擔了，怎麼不能負責？”那個人還要糾纏，一位老大娘悄悄轉到爐旁按了下電鈴開關，出爐的鈴聲震耳欲聾地響了，人們喊着“出爐了！”拉起我向爐門擁去。勤勞部的人只好罵罵咧咧地溜出車間。他一出門，人們鬨笑着又拉我迴轉爐後去休息。原來並沒到出爐時間，電鈴是拉來攆他的。大家說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卻把我摟在懷裏哭起來。她說她的孩子被徵兵走了，現在也在外國，她惦記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媽媽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廠里有一些年輕的女工，住在叫做“愛國寮”的集體宿舍中。有時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監又派我去給住院的傷病號送飯，送飯時要到“愛國寮”捎帶上女工們的飯盒。她們當中有的只有十六七歲，小孩子容易熟悉，她們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個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個車間勞動。她在實驗室上班，每天在車間門口走過，總要客客氣氣鞠躬說：“鄧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車間來取樣時，總找機會向我打聽一點關於中國的情形。聽我講起家鄉的情形，她總是把眼睛睜得大大地說：“是嗎？這樣子嗎？跟宣傳的可不一樣呢！”

有一次為一件事我和監督人爭了幾句，那個人就打我，一邊打一邊問：“你還敢頂撞？”我說我聽不懂他的日本話，他伸手就把我剛打開還沒吃的飯盒奪過去扔到水溝里。正這時百合子取樣兒來了。一看見她，我就感到恥辱像火一樣燒得我全身顫抖，我不顧一切朝那個人叫罵起來。那個人抓住我，發瘋似的毆打。百合子趕過來拉住那人說：“廠長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開后，輕輕對我說了聲：“真對不起。”然後低着頭，滿臉通紅噙着淚走開了。我無心再顧那個飯盒，一個人躲到角落去飲泣。過了一陣，一個女工拿着飯盒找到我，說是百合子揀回來，托她送來的。打開盒蓋，見裏邊放着下個用紫萊包着的飯糰。

在那軍國主義統治全日本、中國人到處受敵視和蔑視的環境裏，一聲“鄧友梅先生”，一個紫菜包的飯糰，代表着多麼祟高的正義感和真誠的友情啊！正是這種人民之間的同情友愛戰勝了法西斯製造的殘暴與偏見，歷史才得以進步和發展的吧！

戰爭的局勢終於倒轉，工廠停產了，工人被趕去拆毀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難的大嬸大娘哭哭啼啼，被趕進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軍閥高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口號聲中，我回到了祖國。幾個月後我在新四軍聽到***在廣島爆炸的消患。廣島距德山不遠，那些共患難的大娘大嬸，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輕夥伴都安全嗎？我希望***只射向日本軍閥，不要傷害那些和我一樣吃苦的窮人。這當然是孩子的想法。

時間過去35年多了，我又來到了日本。我怎麼會不想探望一下德山這塊土地，再見見共同度過艱苦歲月的老朋友呢！這種嚮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覺了，他們熱心地為我做安排。

秋岡先生像個老大哥，他主動提出陪我一起去。

八號那天，雨後初晴，一早晨，中國新聞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館來接我，一起乘坐新幹線“光”號快速列車去德山。比起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紙畫了一張德山的簡單地圖，標明了當年工廠、宿舍、車站、醫院幾個位置。我指着圖簡單地講述一些當年生活情況。聽到中國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難，他們的面色都沉鬱下來，山田先生極力把頭扭向窗外，以掩飾眼中的淚光。我忽然想到，這次來，我是找朋友敘舊情的，那些應對侵略戰爭負責的人，歷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為了扭轉氣氛，我把草圖交給山田先生，問他：“你看，畫得還對嗎？”

山田長長吸了口氣說：“我只能說你畫的工廠、車站兩個位置還對。舊的德山我沒到過，戰爭後期這裏已經炸成瓦礫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廣島到德山，坐新幹線火車只要20多分鐘。山田先生指着窗外說：“這就是你幹活的工廠，德山曹達株式會社。”

我在德山時，曹達工廠是最大的工廠，除去附近還有一個水泥廠和一個較小的東洋曹達工廠外，再沒有工業。現在望去，沿海一片數十里，全是銀白色工業建築物，要在它們中間分辨出德山曹達工廠來，是很困難了。

我們在中國新聞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問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畫的草圖交給他。他說：“請稍等一下。”便拿着這張圖走出去，過了三四分鐘他笑嘻嘻地回來說：“我為你複製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圖，想不到您畫的這張圖大體方位和地圖是一致呢！”大家聽了都伸過頭來拿兩張圖比較。西村說：“可惜你要看的許多地方看不見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僅房子沒有了。那條街也不存在了。那時德山只是個小鎮，現在已成為現代化的都市了。”我說：“看到德山這樣興旺、發達，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興。”他說：“發達也帶來新問題。這裏是日本污染嚴重的地區之一，震動世界的水俁病就在這一帶。我們在為這個鬥爭呢！”

德山曹達工廠派人來接我們，驅車直到辦公樓。這一路應當是我最熟悉的，我卻找不到一絲相識的痕迹了。工廠的董事、人事部長、專務齊集樓門口歡迎我。到會客室剛坐下。董事長友清英雄先生熱情地趕來，他正在召開一個會，臨時把會停下趕來了。人們告訴我，當年我在這兒做工時，董事長還是個20多歲的青年工程師。戰後這個廠被封閉四年，原來領導人根據他們對侵略戰爭應負的責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現在的領導層是戰後新起用的。董事長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說：“熱情歡迎您來，在那個年代，您在這裏吃苦了。”

我說：“侵略戰爭給中國人帶來苦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苦難，我這次來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

董事長說：“是的，現在咱們廠正在為日中友好努力工作。化肥車間的產品就是為中國生產的，全廠用的原料也大部分來自中國。希望中日兩國人民永遠友好。”

當年和我一起勞動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許多人已經四散。聽說我要來，人事部的朋友費儘力氣找到兩名和我同一車間的工人。兩位老同事急忙趕來見我，男的叫貞本勝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50歲以外的人了。貞本先生和我不熟識，可是藤井光子一見我就愣住了。望着我足有幾分鐘，眼睛閃着淚光說：“啊，你的模樣還能認出來，好幾十年了，又有見到，這是真的嗎？”

我依稀記得藤井先生的面貌，但這名字卻想不起來。我說：“你是住在‘愛國寮’的吧？”

“愛國寮？”她激動地說，“這個名字多久沒聽人講了，現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後不久。這裏遭到一次轟炸，‘愛國寮’炸毀了，有五個女工被炸死……”

我問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麼地方？在座的人誰也說不出這個人落到了什麼地方。

我心中有些悵然。

工廠全變了。他們填海建廠，把面積擴大兩倍多，產量則增長了許多倍。廠房、設備、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過，可是廠內道路走向仍保持着原來的規制。當汽車慢慢駛過一座小橋時，我說：“這地方沒有變，當年我們在這撈水草充饑的！”車開過工廠的碼頭，那裏停着巨大貨輪，正裝載運往中國的化肥。我對朋友們說：“這個海灘、這個碼頭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這裏卸過從中國運來的原料。那時，這裏是裝載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誼的橋樑。我希望我們兩國人民攜起手來，再不讓那樣的歷史悲劇重演。”齋藤先生說：“您是作家，您把這一切寫下來吧，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大知道那個時代了，而這是不該忘記的。”

我們在車間外面逗留一會，然後把汽車開向附近最高的一個山頂。這山我來過，當年曾從山上背竹子下來蓋防空洞，現在站在山頂，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在過去1乃世紀裏，我們跨過了多麼長的一段歷史進程。當年我來日本時，我的祖國正在流血，滿目瘡痍。這裏迎接我的是侮辱、飢餓和奴隸般的無償勞動。經過30多年的戰鬥，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已經屹立在東方，在國際上我們有真摯的朋友，但也只是在我們強大了之後，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國內，我也曾不滿足於我們的貧窮和落後，對我們的缺點和錯誤，我曾滿懷激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鄰國的山上，才看清幾十年來我們已取得了多麼大的勝利，這勝利對每個人的命運又有多麼深刻的影響，這次來日本，我見到每一張歡迎的笑臉，聽到每一句充滿友情的談話，都使我充滿了對我們國家的感激和熱愛。我希望我的國家變得更富強更美好，為了她的富強，我甘願獻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廠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宴會。席間，齋藤先生再次提議要我把和德山的關係寫下來。工廠原有個文學愛好者小組，今後要改成“鄧友梅作品研究小組”。我對他們的厚意非常感謝，我認為用我的筆為日中友好儘力，是無可推卸的神聖責任。

回到廣島，我還久久不能平靜。我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悅，也為自己承受了過多的友誼而激動。但是沒有打聽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悵！這種悵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飯時，“講談社”的朋友佐藤先生興高采烈地跑來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給她打電話！”

“哪裏來的？”

“光市，一個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電話號碼撥了過雲，一聽到回答，急忙說：“我是鄧友梅，哪一位找我？”

“鄧友梅先生嗎？”我答應以後，那邊停頓一下，依稀聽到壓抑着的哽咽聲，終於說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又問了一遍，才相信說話的正是她。她說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個朋友告訴她，在電視上看到我訪問德山，她不相信，要求電視台為她重播一次。在電視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趕緊打電話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遺憾哪，沒能和你見面。”

“三十多年前，聽到廣島落***的消息，我很為你們擔心，你家裏人都好嗎？”

電話里沉寂好長一段時間，然後一個低微的聲音說：“全死了，只活了我一個人……”

我找不到任何話來安慰她，只能祝願她今後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見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無法再找出獨自活動的時間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現在生活美滿，她的丈夫托她向我問候。

臨行前，我又打電話向百合子告別，我們幾乎說了同樣的話：共同度過那段艱苦時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視這患難友誼，讓我們留下的這些人繼續為日中友好而努力。

補記

寫完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後隨夫姓本村)寄來的信。她是由於許多當年夥伴在電視上看見我以後，給她打電話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說，聽到我在革命后成為作家的消息，心裏很激動。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孩子都已經大學畢業，結婚後獨立生活了。現在她和愛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雖然年過半百，滿頭華髮，但35年前相處時的情形，還像是近在眼前。35年來，高興的事很多，悲傷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講得完的，以後一點點地談吧。35年日本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只有友誼沒有變，希望我們兩國人民永遠友好下去。

又到扶桑

1997年11月，應“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之邀，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島。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對我很關照，問我對活動內容有何建議，個人有什麼要求？我說希望到少年時勞動之處再看一眼，會兩個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驚動官方、會社與傳媒。他們接受我的請求，一改請代表團從北京直飛東京的習慣做法，要我從福岡入境，派橫川健先生在福岡迎候。然後陪同我們先在地方上活動，最後再到東京。

我寄去想要會見的朋友名單，請他們幫助聯絡。

戰爭時期日本的工廠中沒幾個精壯工人，除了中國和朝鮮的“苦力”，多是殘疾人、女工和“勤勞奉仕”學生。戰敗后工廠因戰爭責任受到懲罰，被佔領軍封閉，人走鳥散。過了十年恢復生產，人員和設備全部更新。那廠里是沒有熟識的人了。幾經打聽、查詢，發現還有三個相識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廣。

在華工營地，日本管理人員分“教官”和“舍監”兩種。“教官”權大位高，窮凶極惡；“舍監”位卑職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廣是“舍監”中地位最低、年紀最小的，那年他不過十七八歲，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絲毫沒有武士道的剽悍與兇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給他找了個吃飯的地方，我們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兩個中元從裏到外沒一點相像之處。大中元是公開的特務機關派駐人員，陰狠毒辣，喜歡面帶笑容手執皮鞭把華工打得皮開肉綻；小中元膽小厚道，從不打人，私下裏還跟華工說一兩句玩笑話。多少年過去了，管理人員姓氏大都忘記，惟有兩上打人最狠的和兩個從不打人的姓氏牢記不忘。其中就有這兩個中元。

1984年我到東京參加國際筆會，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樓下辦公室打電話來說：“有位日本老人要見你，你能見他嗎？”我問：“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事嗎？”電話中說：“中元幸廣，他說以前做過對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來賠罪……”正說著，話筒換了人，換成一個發顫的聲音說：“我是小中元，你還記得我嗎，你能原諒我嗎？”

我跑下樓，看見大堂角落裏站着一個又瘦又矮的老人，還保留一點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聲“中元君！”他踉蹌跑過來，抱着我肩膀就失聲痛哭。他說從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從山中縣趕來的，很怕我不肯見他。他說戰後不久他說投身於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並為中日友好效力，現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協會”負責人。當年沒有能設法保護我，他感到很內疚，不來當面認錯，他要受良心折磨……說著拿出他的名片給我看，才知道他靠經營汽車配件為生。參加工人運動，為日中友好奔走是盡義務。

知恥近乎勇！這樣的人在日本見得並不多，我當然要拿他當朋友，並為久別重逢而高興。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館住下來，陪我在東京閑聊了好幾天。交談中才知道，他從小沒有父母，曾隨人流浪到中國，在中國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識的中國人救了過來。他問那人姓名，發誓要報恩。那人說：“不必記住我，但要記住中日兩國歷史上是朋友。中國文化滋潤過日本民族，現在日本兵來中國燒殺搶掠，這是恩將仇報，禽獸不如。你要還有人心，就別跟着他們欺負中國人！”

從那以後，他對中國有種特殊的感情。為此招來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圍別的日本人的輕視。

從此我們經常通信。過兩年他退休了，就自費到中國留學，成了北京語言學院短期班年紀最大的留學生。學中文，每期三個月，每年學一期，連續學四五年，竟學會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有中國代表團去長崎，他說義務任翻譯，自費當陪同。張海迪去日本訪問，回到北京給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為她推輪椅的正是這位“中元叔叔”；中國“兒童藝術團”到日本訪問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這位“中元爺爺”！做這些事他都是義務工作，伙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來留學了。

臨動身前，中元從長崎打來電話，他說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已經把我去的消息告訴他了，他決定和老伴倆人到福岡會我。還說他把這消息打電話告訴了德山的濱田，濱田又找到了一個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飯的河穀子……

他在電話中說：“喂！我要陪你去德山！”

德山市是個小地方，瀕臨瀨戶內海，距廣島18海里，地方偏僻，二戰中是海軍後勤和化工基地。因化工業對自然環境嚴重污染，戰後成了“水俁病”原發區。這裏的方言與東京話差別挺大。標準語太陽叫“歐西沙馬”，它叫“歐福沙馬”！被人笑為土包子。一般人很少到這地方來。橫川健先生就半開玩笑地說：“我要謝謝你。不然哪有機會到德山！”

我要去德山，隱隱有個心愿：年近古稀了，再看它一眼，告別少年時代的血痕淚跡。

10多年前來過一次德山，忙於應酬，沒機會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1980年我隨巴金、冰心等前輩訪問日本，是我離開35年後第一次重來。“文革”留下的陰影尚未散盡，我謹言慎行，既沒跟任何人談過自己的經歷，更沒向東道主提出個人願望。乘車從京都去嵐山的路上，身邊的秋崗家榮先生突然問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嗎？清水正夫先生說了，如果想去，我們替你安排！”

日本人的信息靈通使我大吃一驚！我立即把這消息報告給副團長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全團遊覽宮島，秋崗家榮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勞動過的工廠聯繫，消息透露到新聞界，從廣島上火車就有電視台攝製組隨行，到德山下火車又有當地新聞社迎候。廠方隆重熱烈歡迎，禮貌周到接待。領導人既為不幸的過去表示了歉意，又宣佈成立“鄧友梅研究小組”作為友誼象徵。陪同參觀，舉行宴會，一片喜悅氣氛。傳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對侵略戰爭客觀公正立場進行報道。可就是全部時間都用在接受採訪、公開講話、社交禮儀、題字簽名等公眾活動上，沒得一個人自由活動、查記舊跡吟嘆滄桑的機會。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對早年的情況並無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債子還的意思。他們也努力找到兩位老人，但我一個也不認識。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車間，華工不許到處亂走不同車間的人也不許接觸，就沒找到話說。另一位是女辦事員，本也不認識，但她當年住在集體宿舍愛國寮，我給住院工人送飯到那裏取過便當，就找到了相通的話題。我問：“愛國寮房子現在還有嗎？住在那裏的女工後來都怎麼樣？”她一聽馬上嘴唇抖了起來，低聲說道：“怎麼，你不知道嗎？房子叫美國飛機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裏邊。愛國寮，多少年沒聽到這三個字了。你該跟這裏的年輕人講講這些，他們都不知道什麼叫戰爭……”

這人就是濱田。從這以後她每到過年都給我寄一張賀卡。她到中國旅遊還專門到北京看過我。

這次我想多有點個人自由，不驚動廠方和新聞界。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滿足了我的願望。

中國作家代表團於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岡。

全團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鎮南、何申、格非、李錦琦分別屬於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學十年一代”的說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岡跟中國關係密切。歷史上中國文化在日本傳播，有兩個中轉站，一個是奈良，一個就是福岡。說奈良離不開鑒真大師和唐招提寺；講福岡少不得榮西和尚與聖福寺。榮西和尚把禪宗帶到日本，在福岡建起聖福寺，“鳥羽上皇”為它寫的匾額就是“扶桑最初禪窟”。禪宗弟子講究飲茶，榮西也傳播了中國茶道，他送給日本將軍源實朝一本《吃茶養生記》，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讀到的茶道專著。從中國也傳去了吃食。中國的“素麵”跟“饅頭”就是宋朝時留學的日本和尚帶回福岡的。當時福岡還是中國的“外貿重點”，富商謝國明先生長期在此坐鎮，跟帶饅頭回去的聖一法師交上了朋友，贊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岡值得看的東西這麼多，我們卻只停留20小時。

一下飛機就見到從東京來接我們的橫川健先生。他帶來白土吾夫、佐藤純子等老友的關切，也帶來了我們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岡這20小時，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還有三件：一是當晚與當地女作家高樹共進晚餐。高樹是交流協會會員，代表協會為大家洗塵；二是要拜訪福岡市政府；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國總領事陸琪先生為我們準備的宴會。然後從那裏就直奔火車站。

宣佈完日程，作家們先說“完全贊成”，贊成完又問：“那我們什麼時候參觀市容，遊覽參觀名勝呢？”

我含糊地說：“上邊說的只是公事，參觀遊覽權作私事對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顧。”

這話對我自己更適用。中元幸廣夫妻來到福岡，我必須擠出時間與其相會；我是福岡“亞細亞文化獎”的委員，既到福岡，總要到委員會打個招呼！

正思慮得頭昏腦脹，突然有了個轉機，原來陸琪先生在長崎也做過總領事，跟中元不僅認識，還對他有極好的評價。他多發一張請柬，我們聚會地點就定在總領事的宴會上了。

這20多個小時，我們像腿上安了加速器，動作比在國內快了數倍。結果該辦的公事全辦完了，逛街購物，夜市觀光，河邊散步。燈下飲茶，登上百米高的電視塔觀看博多灣形勢和福岡市全景，一樣都沒耽誤！

四

中元太太坐6個小時火車趕到福岡，就為見我一面，把她給我家人織的毛線圍脖交給我，打聽一下我太太和小外孫女的近況。飯後一起到火車站，她就揮手告別，走向去長崎的站台了。我看她背着包孤零零的，過意不去，追上去問她：“要不你跟我們一塊到德山走走？”她搖頭說：“我沒有參與你們當年的事情，不必去了。那些事聽起來叫人很傷心的。”

我獃獃地站在那裏看她走遠。中元為扭轉氣氛轉移我的注意力，開玩笑說：“你還是跟我太太去長崎吧，不要去德山了。但是，山崎在德山等着你呢！”

他沒想到這句話我聽着如炸雷！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頓時從我眼前耳邊消失，回到50年前的一場噩夢中。

53年前在下關、門司之間一個孤立的小島上，一群剛從裝礦石的貨船上趕出來的中國人，赤身裸體蹲在太陽底下，像牲口市上的牛馬，無奈地聽憑命運擺佈。來自軍用廠礦的日本人，倆人一組，一個手持木棍，一個拿紙執筆，在人堆中走來跳去。前邊人把木棍捅到哪個華人的頭上，後邊的就把那人拉出來，問了名字編上號，趕到一邊排隊。最後所有的華人被分成幾隊，押上不同的小木船，分頭飄往了不同去處。

我乘的船深夜來到一個工廠的小碼頭，上岸后被帶隊人領着離開海邊穿過一個城鎮，來到圍着鐵絲網、開着探照燈的華工營地前，帶隊人下令“原地停步”！已經一天一夜沒吃沒喝，飢餓勞累得快要暈倒，已到目的地，以為會有頓飯吃，人們長吁了口氣，振作了一下精神。這時從樓里走出個上身赤膊、下身穿着馬褲馬靴的日本人，站住腳看了看我們這隊人。話也沒話，走到隊前掄起拳頭就打。從排頭第一名打起，一連打了五六個人，才停下手退後一步，叫喊起來。他叫喊完，帶隊人翻譯道：“這位是山崎教官，他說這是皇土奈雞，不是支那，站要有站的樣子坐要有坐的規矩！像你們這樣耷拉歪斜地站着是不允許的……

山崎發聲口令，扭頭先走進去。帶隊人喊口令整頓隊形，帶我們走進樓門。從樓門防空用的水缸上，看到“松竹映畫”幾個字，才知道這是座廢棄了的電影院。走近拆掉座椅空蕩蕩的觀眾大廳，只見沿牆跪着四五名衣衫襤褸、瘦骨嶙峋的中國同胞，每人手中舉着一個板凳。正當我們進門時，有個人胳膊一軟舉着的凳子掉到了地上。山崎先發個命令叫我們原地立正，然後跑過去拉住那人的胳膊，大吼一聲反身一背，把那人用力朝前一甩，憑空扔出去幾尺遠，摔到水泥地上……

山崎轉過臉衝著我們說：“看見了嗎？在奈雞不守紀律就要受處罰，你們進去先別睡覺，先想想以後要怎麼幹活！”

這一切使我觸目驚心，但沒明白他說的“奈雞”是個什麼東西。直到過了數月，學會了些日語。才明白這是“內地”兩字的日語發音。山崎認定中國是他們的殖民地，將扶桑三島自稱為“內地”。

中元拿山崎跟我開玩笑，無意中觸到我的心病。不久前我才在日本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說當年日本是為東亞人的“解放”而戰，日本沒有把中國、朝鮮當作殖民地的打算。這說明山崎並沒有絕種！

中元看我發獃，拉着我的手問：“老弟，老弟，你怎麼啦？我提起山崎叫你不高興了？”

我說：“沒有沒有，不是不是，我只是累了點，不要擔心！”

看看走上天橋的中元大嫂，看看中元和橫川，心中安定了許多。過去50餘個春夏秋冬，世界在變日本也在變，究竟中元幸廣、白土吾夫、橫川健這樣的好人是日本人的多數，所以才有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聲，所以我才會懷着友好心愿重新登上扶桑三島！

五

中元大嫂登車不久，我們也上了火車。

跟中元挨着坐下，他告訴我濱田找到了叫河谷安子的老太太，他問我對這人還有沒有一點印象？

我說有印象。

半世紀前日本發動的那次侵略戰爭，在中國燒殺搶掠，罪惡滔天，給日本老百姓帶來的也是一場災難。青年男人被趕到前線賣命，老人婦女在後方饑寒交迫缺衣少食。街頭標語寫着：“一顆糧食等於一粒子彈！節省口糧，支援聖戰！”料理糧食的伙房跟料理金錢的銀行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華工什麼臟活累活都要干，唯獨做飯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們單招兩個女工做炊事，一個就是河谷安子。

她是那種文化不高但很能幹活的鄉村女人，對中國人不太歧視，有時還透露一絲同情。

我們的勞動時間，平時是12小時工作制(加班就要連續24小時)，日夜兩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覺，山崎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掃衛生、收拾廁所、運糧運煤等活全交給打夜班的人干，包括中午給住醫院的日本人送飯。

送飯這事不累，但很麻煩。警察局規定華工只准上下班時間在居留營地到工廠這條路上通過，這時間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門發的通行證，證上寫明持證人姓名，走的路線和通過時間，發現有與證明不符處，格殺勿論！曾有位華工送飯路上到菜田裏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論處打得死去活來。廠方並不心疼中國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幹活對廠方就是損失。為此就要派老實點的人干送飯這件事。“勤勞部”是軍方專管華工的部門，老實不老實他們有記錄。

我剛13歲，挨了日本工頭打，痛苦難忍又無人可說，便不經心地在一張破水泥袋上寫了“忍耐”兩字。不料叫“勞動部”的人發現了，來了一高一矮兩個人，把我帶到車間門外樹底下進行審訊。高個兒板著臉問道：“你寫忍耐兩字是什麼意思？對內地的生活不滿意嗎？”

我搖搖頭說：“我寫着玩的，沒想過這兩字的意思。”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麼事？”

“餓。餓了渾身哆嗦。”

高個兒靠樹抽起煙來，換了矮個兒笑眯眯地問道：“你說蔣介石跟汪精衛兩個人誰好？”

要是現在我會說誰都不好，但那時不行，國共合作並肩抗戰，蔣委員長還是中國政府的代表，而汪精衛已經在南京掛牌當漢奸了。可我知道一說蔣介石好汪精衛不好我就別想活了。說汪精衛好又對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裝出苦相說：“我的事沒學好，你的話我聽不懂。”

矮個兒說：“聽不懂？沒關係廠撿起一根樹枝來，在地上寫上蔣介石、汪精衛兩個名字。又笑眯眯地問道：“哪一個好？隨便說，沒關係。”

我衝著兩個名字想了半天，抬頭問道：“他倆是電影嗎？演什麼的？”

矮個兒站起身結結實實打了我個大嘴巴，道：“你跟我裝傻？混蛋！”

我說：“我不是裝傻，知道他們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們演過什麼來了。”

“放屁！”

矮個兒火了，左右開弓打我的嘴巴，高個兒歪在樹根上笑。他們知道我在裝糊塗，我也知道他們不信我的話，反正我下定決心不再多說一個字了。結果就不了了之。他倆回去要向勞動部交代，有問題沒查清得算失職。他們只好說我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隨手練習寫字，並沒有複雜的意思。

這樣的小孩倒是適合給病號送飯，便把這件事交給了我。我就跟河谷有了接觸。我到食堂領便當時，她總是笑臉相迎，當面點數。她不像教官教我們的那樣數：“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數：“喜豆子，復達子，米子，油子……”而是用農民的數法：“西、福、米、油……”我聽着新鮮，就學着念，她見我在學，就叫我念給她聽。念錯了她為我糾正。等我念會，她看看窗外沒有人，急忙撿起個飯糰塞進我衣兜里，小聲說：“快走，到路上沒人處再拿出來吃！快走！”

新幹線速度不低于飛機，山川城鎮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頑童傾斜着追逐着飛速從窗外劃過，很像是人生縮影，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從福岡到德山要直往東北跑。穿過“關門海峽”，由海底進入“中國地區”(日本地區名稱，與我們這個中國無關)。“關門海峽”，我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在這地方登的岸。

六

經過日出日落一萬九千多次，我又到了德山。

一下車就看見滿頭白髮、步履蹣跚的老婦人匆匆趕來。但直跑到我的面前，我才意識出而不是認出這就是濱田。10多年前還是個滿頭青絲、動作敏捷的女人，怎麼一下變成了老太婆？但她認得我，跑過來抱住我用力拍我的背：“真沒想到還能再見面……”說話含糊不清。中元告訴我她剛從醫院做了手術出來。我看看她身後，見沒有別人，就問：“河谷女士呢？”濱田說：“她沒來，也許直接去旅館等你們了。她年紀比我大，來車站不方便。”我問：“河谷君今年多大歲數？”濱田說：“80出頭。”

濱田義務當嚮導，說旅館不遠，不用坐車。我們就在她帶領下提箱攜籠走上大街。穿過兩條街還沒到，橫川健就小聲跟我說：“看來還不近呢，這地方人樸素，這麼遠都不打車。”

旅館樓房很小，設備陳舊，面積和設備趕不上中國縣城級賓館。迎門有個長長的櫃枱，櫃枱前擺了兩對沙發，靠牆再加一排木椅就算是營業大廳。我們幾個人放下行李就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了！橫川先生抱歉說：“真對不起，我沒想到這裏條件這樣差。現換也來不及了。”我說：“只怕要換也沒地方換。大家是因為我吃瓜酪，該我道歉。”橫川說：“我倒要感謝你，不然我沒機會到這裏來。”中國作家也說：“別的代表團來只走東京、京都等大城市，哪有這個好機會。”屋子裏沒有河谷。濱田帶着焦急的臉色跟櫃枱上的人打聽，營業員說沒有人來過。

橫川辦大家辦住宿手續，中元聲明他的手續自己辦，房費也自己出，只要求和我挨着住。辦好后橫川一邊分發鑰匙一邊說：“安頓好請馬上回到這裏集合，我們趕快吃飯去，已經快7點了。”

我洗過臉再下樓來，橫川健和中元正站在當地爭論。橫川說：“你參加接待工作，是幫我們的忙呀，怎麼可以不吃飯？”中元說：“參加接待工作我向來白盡義務，不能打破我自己定的規則。我要跟濱田女士一塊去吃飯，請你們自便吧。”橫川說：“沒有濱田女士帶路，我們連飯店也找不到！”中元說：“鄧先生認識路，雖然房子另建過，但街道名稱並沒變。方位也沒變。老弟，你領他們到銀座大街去好了，就是當年那裏有個遊戲場的地方……”橫川過意不去，請我幫助做動員。我問他倆到底能不能去？濱田說：“我們還要在等候河谷，她到現在沒來，我怕她出什麼事！”

我們只好自己去。

同伴們聽不懂日語，出門后就問兩位老人為什麼不一塊吃飯？李錦琦把剛才談話內容告訴他們。大家很為這種公私分明、一絲不苟的作風驚訝。格非說他這是第一次接觸普通日本老百姓，跟想像中的日本人頗為不同。我說多跟日本人民接觸一些，會發現他們許多優點。國土不大，資源不多，人口密度卻不在中國之下，既受過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也有過閉關鎖國的歷史，還走過軍國主義的錯路。能成為亞洲最發達的國家，其國民素質起了很大作用。

橫川說：“我們也有不足的一面。表面發展，內里也有泡沫經濟，多呆幾天你們就會有所發現。”

沒等多呆幾天，幾分鐘后我們就看到了另一番景色！

這時剛7點鐘，上海、北京正是熱鬧時刻。我家住在北京安定門外，只能算是二三流商業區，每天看過電視新聞我到街上散步，都要穿過萬頭攢動的人海。路過商店門口，稱得上步履維艱。德山街上這時卻商店落鎖，路曠人稀，一派蕭條景象。一所漂亮的高樓卻燈火全暗，細一看門口貼了封條，原來是剛宣佈破產的“野村證券”。有家“千元商店”開着門，堆積如山的貨物之間只有一位客人閑看。大家議論說：“這是廉價商品店，日本人收入高，怕是更願去高檔商店。”說時遲那時快，轉過街角就到了一家高檔服裝公司門前。它也還沒打烊，窗前門內，擺着既有幾十萬元一套的西裝，也有上百萬元一身的和服，從店容到設備都比剛才那家店豪華得多，但比那邊還慘，竟連一個顧客也沒有！見我們到來，女老闆和售貨員遠接高迎。問我們想看些什麼？橫川先生介紹說，我們是中國客人，來參觀的。她們滿臉含笑說：“歡迎歡迎，可以買一件和服作紀念啊。”橫川問她們怎麼生意這麼清淡？她的笑容變成苦笑，說道：“我們主要做外地客人的生意。這是個工業城市，以前來談生意的外地人多，我們的生意也好做。現在外地來談生意的人少了，工廠產品積壓，我們的生意也清淡。沒辦法。”

我們來到一家食品料理店。偌大一個店堂只有一位客人在悶聲不響喝啤酒。我們幾個一進去，立刻顯得熱鬧了許多。老闆一邊鞠躬一邊讓座。李錦琦翻譯着菜單要在家自己點菜。價目比中國日本菜館便宜多了。大家點完后橫川先生覺得太簡單太節約了，不好意思，他又給大家增加了些食品。這是到日本后第一次在街上自由就餐，大家吃得高興談得熱烈。整整吃了一個多小時，除我們外只來了兩個客人，還都是吃非常簡單最省錢的飯菜。我們問老闆：“白天你這裏客人要比晚上多一些吧？”他嘆口氣說：“都差不多。本來我們這裏生意蠻不錯，近兩年不行了。外來談生意的客人少，本地工廠又減產裁人。沒幾個上街來吃飯了。生意很難維持呢……”

吃完飯出來，不過8點多鐘，大街之上不僅沒有行人，連車輛也不多。

回到旅館。見濱田坐在中元屋中談心，我也參加進去。她不安地說：“河谷至今也沒來，打電話去她家沒有人接。八成是又住進醫院了。”我說：“真不巧，看來這次是見不到了。我帶來一點小禮物，請你轉交給她總可以吧！”濱田說：“一定辦到。我明天送走你們就到她家找她。她住在另一個市，開車要走半小時左右，所以今天是沒法找她了。”我把給她的禮物拿出來，鄭重地雙手捧到她面前，把給河谷的一份也請她代轉。她拿着禮物很激動，說明天要跟大家一起參觀，我們三人能夠坐在一起談心的時間，只有這個晚上，她建議我們到還遠處一家咖啡屋去閑談。

這是個很小的咖啡屋，暗淡的燈光下老闆陪着一位客人，從牆角音箱傳出古代的日本謠曲。低沉的三味弦，柔和的女中音混合酒香，使人進入一個似真似幻，半醉半醒的境界中。我們本是要來談天的，坐下后抿着咖啡互相看頭上白髮，臉上歲痕，滿肚子話又不知從何說起了。顛顛倒倒，說來說去兩句話：“沒想到我們又坐在一起了！……‘友誼無價，我們要為中日友好儘力。”

午夜鐘鳴。濱田回家還有一段路，我們只好分手。看她走向車站方向，我和中元道過晚安，各自回房。

回到房間毫無睡意，我走到窗前，拉開窗帘想看看少年時代當奴隸的這座城市還能認出幾分。只見一輪明月高掛天邊，路燈下的市街上空寂無人，一陣風吹過樹上掉下幾片枯葉，枯葉打着旋兒朝遠處飄去，遠處是不高的幾座山巒……

此情此景確曾相識啊！

舊電影院是二層樓，我住在樓上。第40個人擠在一架雙層通鋪上。冬天午夜，勞累一天的人們正睡得死沉，突然鈴聲大作，驚醒后還沒明白身在何處，只見山崎掄着木棍沒頭沒腦朝還在躺着的人們打來，邊打邊喊：“起來！起來！立刻在鋪位前立正站好。不許穿衣服……”

我昏沉迷糊赤身裸體在鋪位前站好時，山崎已走到樓梯口，他扯着嗓子喊着：“原地立正，不許移動，不許說話，不準亂看，不許出聲，違反命令格殺勿論！”整個樓寂靜下來。山崎走下樓去的腳步聲和我左右兩邊傳來的喘息聲顯得格外響亮。

有汽車開來了。汽車在門外停住了。一片馬鞭聲走進了門。佩刀鐵環聲和山崎喊敬禮時鞋跟相撞的聲音帶有殺氣。

山崎為首的眾“教官”領着四五個全副武裝的警察上了樓。教官分散開，在各排華工面前站定，手持皮鞭瞪眼監視。警察結夥奔到一個華工面前，帶隊的警長問了問：“你是某某嗎？”對方剛答應一個“是”，聲音沒落地，打人聲、**聲和卡上手銬聲就亂成一團，雜亂的腳步由樓上響往樓下，響出了樓門。警察並沒走凈，剩下兩個在山崎陪同下，沿着鋪位慢慢巡查，每走到一個人面前，山崎就下令：“報告姓名，年齡，籍貫，原來的職業……”華工大聲報告，警察似聽似不聽，揚着臉往前走。不定在哪個人面前突然停腳，轉過臉發出一串問題：“你跟剛才抓走的人是同鄉嗎？怎麼不是！剛才你報告家鄉不是臨邑嗎？什麼，是臨沂不是臨邑？有三點水的沂，為什麼不說清楚？故意跟警察搗蛋？什麼？日語說不好？為什麼不好？你不愛學日語是不是？……”問一句打一耳光，答慢了打，答快了打，答錯了打，答對了也打。最後還叫你把床上所有衣物一件件抖開來供他檢查。這樣打了一個又一個，一直折騰到後半夜，警察走了，山崎叫人把被捕者的行李全部送進“事務室”。同時下令：“收拾好東西，準備上班。”對這一夜發生的事不作任何解釋。人們看着空了的鋪位，眼神流露出仇恨與悲憤。就是在那一刻，我為了轉移一下心境，把臉扭向窗外。看見一輪明月高掛天邊，路燈下道路上空寂無人，一陣風吹過從樹上掉下幾片枯葉，枯葉打着旋朝遠處飄去，遠處是不高的幾座山巒……

山河依舊，而人事全非了！這還是那個城市嗎？那到處懸挂的“一億一心，聖戰必勝”標語呢？那挎着戰刀滿街橫行的“神風特攻隊”呢？那空氣中交替響着的《大東亞進行曲》和B29轟炸機的空襲聲呢？……

戰爭狂熱，侵略野心，強盜邏輯，都像浮在水上的泡沫，被時代的風暴掃凈，被和平的浪潮沖光了。我那噩夢般的青春也將永不回返。但我希望人們將永遠記住這一切，不能忘記，忘記過去等於背叛！

電話鈴響了。服務台告訴我，本市禮品公司的公關經理前來拜會，希望我接見。一位穿着整齊的先生捧着精美的禮品盒走進門來，沖我鞠了一躬，把禮品盒高舉在我前。禮品盒上放着一封信。打開來看。上邊寫道：“知道你今日到達德山，可惜我正在土耳其旅行，無法相會，憾甚歉甚。特委託德山禮品店呈上粗品一件，略表友情與敬意。相信會有再見機會，來日方長。”署名是：西村百合子。

七

二戰後期，日本中小學校全部停課，學生到工廠“勤勞奉仕”，補充勞動力。藥品場分析室(化驗室)有個小姑娘叫山本百合子，每天到現場來取樣供化驗用。我在硝酸鉀車間幹活，產品有腐蝕性，見她沒戴手套，有時幫忙取出樣品放進她的盤裏，她會很誠懇發說一聲“謝謝”。有時也會站在一邊跟我聊兩句：“今天是大晴天，恐怕要有空襲警報，要小心了。”“中國的學生也上音樂課嗎？他們都唱什麼歌？”我如果給她哼兩句“長城外，古道邊”，她會說：“這是中國歌嗎？不對，日本也有這支歌呢。”

她很善良，講禮貌，是廠里唯一對我稱呼“您”，並且主動問“早安”的日本人。分析室的頭兒丟了根蔥，懷疑是我偷了，把我叫到車間門外問我，我不承認，又叫我在毒太陽底下罰站。她從這裏路過，看了一眼嚇得馬上把頭低得靠着胸，連脖子都紅了。經過我身邊時，用極低的聲音說：“真對不起……”

1945年春，希特拉完蛋，東條英機下台，美軍頻繁對日本空襲。海軍的油庫炸着了，工廠的機器炸塌了，工人蹲在防空洞的時間比開工幹活的時間長。政府命令市民疏散，不走的強行拆房。日本工人下不得手華工們就變成專業的拆房隊。大部分民房拆毀了推平了，華工也沒事可做了。日本人不願再供飯，因禍得福被送回中國。從此再沒聽到過百合子的消息。慢慢的連這個人都忘了。

事隔35年，***同志領導撥亂反正，右派改正，我隨巴金、冰心等前輩作家訪問日本。雖到德山，卻沒見到一個故人，悵然返回。這天來到奈良，夜晚正和朋友們把酒論文，對月談天，忽然電話鈴聲大作。日本朋友佐藤拿起話筒，問答兩句，瞪大了眼睛交給我說：“是你的，沒想到在日本還有人給你打長途電話。”我接過電話，對方一位女士問道：“你好。請問鄧友梅先生住在這裏嗎？”

我說：“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山本百合子，還記得嗎？”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裏邊繼續說了下去：

“您還記得我，是吧！是啊，我們有30多年不通音信了。前天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他在電視新聞上看見了你。我不相信。打電話問電視台，電視台說確實播放過中國作家鄧友梅訪問德山的新聞。我問能不能為我再重放一遍？聽說我們是小時候的朋友。他們竟答應了我的要求，重新放了一遍。我一看就認出來了，你還有小時候的模樣。我問電視台你現在在哪裏？他們說只知你已離開了東京，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我請他們打聽一下你的行蹤。他們為了中日友好也慷慨地答應了。今天來電話告訴我，你已到了奈良，住在這家旅館……”

我問她分別後的情況。她沉默了一會才說：“扔***時，全家都在廣島，只有我一個在德山……”她還說戰後過了一段很苦的日子，現在好了，“主人”是個成功的房產企業家，姓西村，所以她現在的名字叫西村百合子。她家現在住在光市，也屬山口縣管。兒女都已長大，女兒剛剛生孩子，她要照顧，不然她想趕到奈良來看我……

1984年我在東京參加國際筆會，她終於趕到東京和我見了面。她和一位福井女士同來看我。福井和她一起在德山曹達“勤勞奉仕”過，現在也是位大企業的老闆娘。她倆少年時的友誼保持到今天。從前一起勞動，現在一起旅遊。她們說有次帶着孩子去美國，走過美國二戰中陣亡將士墓地時，她們進去獻了一束花。孩子們不理解：是美軍打敗的日本，為什麼還要向他們獻花？西村說：“不，結束戰爭是有功於人類的好事。不管誰勝誰負，兩邊的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跟中國人民、美國人民並沒有仇恨。”

一周的會議期間，她一直住在東京。有空就來看我。中間我去京都，她仍在東京等候，直等到我回東京從那裏回國時，把我送到成田機場才揮手告別。

這次動身之前，我委託朋友從東京打電話通知她要去日本。她說真不巧，那段時間她正在土耳其，怕是趕不回來。我雖有點遺憾，但一忙很快就不再想它了。沒想到她卻打聽到我到達德山的時間，讓當地的禮品店準時送來了禮物。

我高興地跑到中元屋中把這事告訴他。他冷靜地說：“是我把你來德山的時間告訴她的。當然是衝著你。”

我對中元說不出的感謝。我知道在他眼裏西村是富裕階級的人，依他的信仰是不跟富人往來的，只是為了我打破了他的戒律。

但我很珍重西村這份友情。那是在不幸的時代、特殊的環境中少年人之間純真的友誼，純樸善良，天真無邪，不分民族，沒有國界。正如佛家言：“山川雖異，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共結善緣！阿彌陀佛。”

八

到德山的第二天，一早濱田就趕到旅館，領着我尋找舊日的足跡。我們看了我住過的地方(現在已是一座高級住宅，沒有一絲舊日痕迹)，看了當年日本人出入的宏大的廠門和中國人進出的側門(如今一個是更加宏大壯觀的正門，一個是只供運貨的側門)，隔着一條河看了工廠內我勞動的舊址(那廠日本戰敗后就廢棄了，現在成了空曠的存貨場)，還看了被炸平的女宿舍的舊址(現在是一座辦公樓)。每到一地我和濱田、中元湊在一塊回憶往事，要錦琦和橫川先生替我們把話翻譯給我的中國同行們聽。他們有時憤慨，有時感嘆，有時稱奇。我時時擔心的無聊和心煩的臉色，卻一直沒有出現。我明白這樣的參觀除當事人外，誰也看不出所以然，誰也不會發生興趣的。我由衷地感謝同行們對我的寬容和遷就。

其實我確也有點打算。一是趁我力所能及回味一下三災八難，會使剩下的歲月活得更加心平氣和，樂天知命；二是同行的夥伴文學上都很有成就，年齡上卻分屬不同幾個年代。我感到不同年齡段的同行間增進理解的重要性。請他們陪我重訪舊地，百聞不如一見，會有助於我們之間的溝通。

我幸運地發現，這兩個目的都超預計達到了。

這天早晨我們出門之前，就結算了旅館費，帶着行李去參觀。該看的地方看完，也到了我們去車站的時間。在德山曹達的側門(就是當年專供華工出入的那道門)，我們跟濱田握手道別，濱田卻縮回手說：“不行，最後我還有個要求，沒有滿足之前我不告別。”我問她有什麼要求儘管說。她說：“讓我請大家吃頓午飯。吃完我們再分手。”

一個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要請我們全團吃飯，這實在有點離譜了。我先表示謝絕，隨後橫川健先生也表示反對。等我把她的要求說給中國同行們后，大家感動，卻沒有人贊同。濱田卻早已打好主意，既不生氣也不改口，只是堅決不走。跟大家一起去了車站還一同進了站台。她只是跟我說：“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替我說服大家滿足我的要求。能和這麼多朋友聚會不容易，很難有下一次了。讓我盡一下心吧。我請不起豪華大宴，但盡點心意還是花得起的……”

沒辦法。我只得又轉回頭來替她說話，說服大家接受她的盛情，並說給我朋友面子也是抬舉我了。大家見我如此，便進了車站內的飯館。我對濱田說：“我把大家說服，接受你的款待了，你也要聽我的主張。由大家自己點菜，你不能干預。”她連聲說：“好，好，好。我既然要請大家，當然以大家滿意為上。大家隨便要，我帶的錢足夠！”

過了一會兒，服務員把大家各自點的飯菜送了上來，人們不約而同地“咦”了一聲。誰也沒跟誰商量，點的東西卻有個共同特點一都是最便宜的一種。最便宜的面，最便宜的飯，加上最便宜的菜。濱田看了大叫不行，堅持要大家各自再要一樣好點兒的菜肴。我告訴她，心意大家領了，可沒有時間再等菜了。她嘆了口氣，站起身來向大家鞠了一躬說：“謝謝，謝謝，你們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吃完飯告別時，她跟大家握手，跟我擁抱，一路鞠着躬退出站台。

我們跟中元一起順站台往更裏邊走，他只是埋頭走路什麼也沒說。到了天橋前要分手了。他抬起頭來，我才看見他已是淚流滿面。他擦擦淚，跟每個人都擁抱了一下，嗚咽着喊道：“世界上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愛中國！老弟，我愛你們……”

曾鎮南，何申，格非……這些專門研究人情人性的人，居然眼睛都閃出了淚光。又圍過去跟他握手，祝他健康。然後看着他一步一回頭地走向去長崎的候車處。望着他遠去的身影，格非才嘆口氣說：“沒想到，真沒想到，我本來還以為他是鄧先生的個人朋友。其實他是咱們大家的朋友……”何申說：“我都懵了，我的禮品打在包里都忘了拿出來！”曾鎮南只是說：“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火車來了。今天上車跟昨天上車相隔20多個小時，人們少了點新奇、陌生和拘謹神情，增加了些咀嚼、沉思和感慨的意味。

車開出很遠人們才開始聊天。

我對朋友們說：“對不起，叫大家陪我參加一趟拉練。好了，明天開始就可以進行真正的文學交流了。”

朋友們對我說：“謝謝老鄧叫我們體驗一下生活，進行了入學交流。”

我對我自己說：“再到扶桑，了卻一樁心愿。”

又到巴黎

正當德法兩國咬緊牙關反對向伊拉克開戰，美國有人把他們叫做“舊歐洲”的時刻，我碰巧去了巴黎。15年前和李瀚祥兄為拍電影《煙壺》，在巴黎住過一段時間。當時我國有些地方正在破壞古建築大蓋摩天樓。所以看到巴黎反對破舊立新，力保老模老樣，我既佩服又感動。打聽一下后才知道原來也曾有人趕時髦在塞納河左邊建起一座59層紐約、東京式的大樓，叫“蒙巴娜斯”大廈。建起后巴黎人一看就急了，大叫：“石屎成林，照這樣還像巴黎嗎？”還由此流傳起一個笑話。說一個美國人來巴黎旅遊，問一位偶然相識的法國人：“你住在巴黎什麼地方？”那位法國人說：“我住在蒙巴娜斯大廈樓頂上。”美國人說：“啊，你也喜歡這樣的大樓。”法國人說：“不，因為只有住在那頂上我才能看不見它！”

從那不久，似乎官方有了一項決策：建高樓只能在塞納河左岸，右岸從羅浮宮、香榭麗舍大道、共和廣場起，大小街道一律保持原狀。老樓壞了，只能照老樣重修。若有哪塊石頭原來砌錯了，修復時也不準改正，要照原樣錯着砌！當時我們住的日本現代派酒店“日光”就在河左岸，每天都要從鐵塔附近繞着過塞納河才能到巴黎市中心。如今美國人罵他們是“舊歐洲”，我還擔心巴黎因此要翻新呢。下飛機一看，上帝保佑，還是老樣子。市中心區倒也有地方在動工，我問他們在建什麼，他們說：“有些房子結構太老化了，重新改建，但裏邊改完后沿街外貌，仍要按原樣修復。換上新材料的還要作舊，要跟雨果、大仲馬他們當年看到的街景一樣！”

怎麼開口一說就是雨果呢？因為2002年法國定為“雨果年”，整整一年都是紀念雨果的日子，還趁這個年把大仲馬的墓由郊外移靈到巴黎專安葬歷代英烈的“國家陵園”。體現對歷史文化名人的尊重。

“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法，是“雨果年”活動的一個項目。我上次到巴黎拍片，雖也受到法國外交界朋友幫助和款待，但屬私人活動，參觀遊覽隨意而行並無重點。這次專為紀念雨果而去，有了主題。由此也較深刻地體會到法國人對傳統文化，對文人作家是多麼看重。在保護有關文物方面又有多種方法。多了不說，只舉兩個例子。

一是參觀了巴黎市政廳。這幢典型中世紀建築，既是文物保護單位，又仍是市政辦公地。一般不對外開放。我以前只在塞納河橋上遠遠瞻望過它的建築外形，那鐘樓之下是1848年巴黎人民慶祝革命勝利的“市政廣場”。這次因受到“副市長接見”，才觀賞到內部的宏偉瑰麗，美輪美奐。看到它就聯想到我們的府衙古建築，明顯感到東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藝術絕活。世界上少了誰都不完整。

最引人注意的是壁畫。那座建築內的大廳是長形的，比籃球場大，四壁和拱形屋頂上畫滿色彩濃重、構圖典雅的壁畫。內容有宗教典故，也有歷史場面。進門后我們剛要按中國習慣從左側牆壁開始觀賞，引導我們的女士卻站住了腳，回過頭來沖我們一笑，手往頭頂上一指說：“請先抬頭看看屋頂這幅畫像，我想你們認得他。”我們這才站住腳仰起臉朝上看，不看則已一看大驚。這市政廳迎門而坐的頭一幅人像，不是皇帝，也不是公爵元帥，卻正是我們的同行——雨果！

怪不得來參加“雨果年”活動的客人，副市長要出面接見，原來從一百年前他們就把雨果視為巴黎市的榮譽代表，他的地位在各路諸侯之上，畫在市府屋頂第一把交椅上了。

再一個例子就是參觀巴黎近郊的“雨果國際中心”。這個中心在巴黎郊區，不僅不是繁華市區，而且也不是居民區，正經說是個風景區。在青山綠水之間一個小山坡上，一棟造型優雅的二層小樓，附帶幾間廚房、馬號、車棚之類平房，環境幽靜空氣清新。這不奇怪。因為雨果本來就出身上層社會，23歲就被授予騎士榮譽勛位。後來又著作等身，晚年造這麼一所寫作修身之處並不困難。國際中心的工作人員盡職盡責，故居維修保護良好，遺稿文物展覽有序，這也不特殊，我們中國有些名人故居也已做到。令我驚奇的是，當我問這樣一重要文體機構屬於法國什麼部門，經費由何處撥付時，他們竟回答說：“這個中心由日本‘創價學會’創辦和管理。一切經費都由日本朋友支付。它的法人代表是池田大作先生。”

問過一大陣，我才大致明白了個道理。雨果故居本是私人財產，多年無力也無人維修照管，破爛不堪，不能維持了，一度改作小工廠。創價學會是個愛好和平、友誼和文化的組織，是與中國、法國等許多國家都有着友好關係的日本宗教、政治和文化的社會團體，池田先生也是個有遠見的文化人，他們知道這情況后，為表達對雨果的尊敬和對法國人民的友好，作為日法兩國人民文化交流的一項舉措，他出錢把它買了下來，按照雨果當年居住時的模樣修復整理。由日、法兩國專家和志願者組成管理經營機構。從全世界徵集、收購、整理、展出有關雨果的文物。因此，這裏正式名稱才叫作“雨果國際中心”！怪不得這中心有工作人員會說日語，連請我們吃飯都是吃的日本飯。

我曾有幸陪巴金、冰心二位前輩到日本時拜訪過創價學會和池田先生本人。我為他們熱愛文化和友誼的精神感動，當即代表中國作家們發了電傳向池田先生表示敬意。

這件事對我有很大啟發：有些作家，不論他出生於哪個國家哪個民族，一旦他作品代表世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表達了大多數人民的心愿，他的作品和他本人就成為世界人民的共有財富和榮譽了。因此，紀念他們，尊敬他們也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法國和日本在這件事上的合作也令人欣然。使人對某些保守的觀念重新思考。人類有許多事上原來都可以做到雙贏的。

德高文美長存人間

在紀念維克多。雨果先生200周年之際，到他的家鄉來表達敬佩、紀念之情，我想這是所有有社會責任感、對人民充滿愛心的作家的共同的願望。

60年前，我讀到的第一本譯成中文的外國小說就是雨果的“悲慘世界”，只是書名譯作了“可憐的人”。我從這本書中開始認識法國人，才知道遠在萬里之外，與我們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的歐洲人竟和我們有相似的做人準則與人生理想。中國的一些傳統觀念，如“與人為善，以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勿以強凌弱，應以富濟貧”、“理想的世界是公平和公正的世界”竟在這本書中有充分的表現。

那時我是11歲的孩子，生活在被日本侵略軍佔領的天津，生活在恐怖不安的環境中。惟一的課外活動是在學校圖書館讀故事書。有一天看到書架上擺了10多本這樣的書，出於好奇，我隨便拿出一本看了看，見封面上寫的是“可憐的人”。再一看，是法國人寫的。我：很奇怪，在租界地看到西洋佬都是穿着燕尾服、拿着司提克、嘴叼雪茄煙的紳士，難道他們那裏也有“可憐的人”嗎？我忙把書翻開，看了頭一行便被吸引了，上邊寫着：

在1815年10月初，距日落前約一點鐘，一個徒步的人走進了那個小小的狄涅城……他的領帶已經紐成和索子一樣的了，一條藍棉布的褲子已經破舊磨光了，一隻膝頭成了白色，一隻膝頭有了個窟窿；一件破舊不堪的老灰色布衫，在兩隻手彎上，補着一塊用麻繩縫上的綠呢布……

我驚住了！這不是我在街頭上常見到的中國流浪漢嗎？難道法國也有這樣的人？由此我還想到了在街頭被日本軍隊鞭打着修路的中國苦工，想到了衣不遮體、一臉病容、沿街乞討的難民。於是我就找座坐下來一頁頁讀下去。我為飯店不接待這個受苦人不憤，我對給他吃、給他住、銀器被偷走卻毫不忌恨的主教充滿由衷的敬愛……直到圖書館的管理員通知我到了關門時間，才發現屋中只剩下我一個讀者了。

從這天起一連幾十天，每天下學后都捧着這本“可憐的人”看到圖書館關門。我完全浸沉在書中的世界裏。看到芳汀就想起我一個去世的女親戚，見一家鄰居打罵寄養在他家的一個小姑娘，我就低聲叫他“湯那提！”並把那小姑娘叫作“珂瑞忒”！我上學路上看到偽警察頭目耀武揚威地抓人打人，認為這就是蛇威！從一些慈祥老人臉上又看見讓。阿讓的影子。儘管書上人的名字叫起來這麼拗嘴，可並不陌生。因為他們就像我身旁的中國人，事也是常從大人那裏聽到的中國事！啊，我這才知道西洋人和中國人的活法和想法竟有這麼多相同之處。

小孩子不懂什麼思想哲理、政治觀念，看完這本書卻加強了父母教導我的一個觀念：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好人一種是壞人，好人可愛壞人可恥！應該學做好人不做壞人。好人要像阿讓這樣慈悲、善良、充滿愛心，只作耕耘不問收穫，甘願付出而不要回報。

當時中國正在抗日戰爭時期，日軍殘暴燒殺，民不聊生，共產***的八路軍正在我家鄉山東與日軍打游擊戰。不久我從天津回到家鄉，在人民抗日熱情鼓舞下，12歲時就參加了抗日軍隊。我能邁出這人生重要的第一步，當然是受到愛國主義浪潮激勵，受父母、老師長期教育的結果，但也不能排除雨果作品潛移默化的影響。雨果作品堅定了我做好人的決心，那個時代在中國做好人，就要敢於跟燒殺搶掠的侵略者勇敢戰鬥，這是幫助受苦受難者解脫困境的惟一辦法！

我一邊當兵一邊自學。戰爭中只能讀戰友們帶來的書和從戰場上撿到的書。因為“悲慘世界”給我留下強烈印象，所以碰到雨果作品我都拿來一讀。我就這樣沒有系統地、時間不連貫地陸陸續續讀了一些雨果的作品，所以我談不上有全面理解，更不敢說有什麼研究。不過雨果的作品確實引我思考和感悟了兩個問題：應該如何做人和如何做文。

如何做人，什麼才是真正的人生價值？有的人為獲取財富而奔忙不息，有的人為陞官掌權而用盡心機，有的人為出名趨潮作秀，有的人為爭權奪勢奔波爭鬥。維克多。雨果出身於上層社會，16歲就當選為戶茲學院青年院士，23歲被授予騎士級榮譽勛位，44歲當選為法蘭西研究院院長，位列貴族院議員、制憲議會議員。雨果若要爭名奪利，坦白地說，他的起點比某些人高得多。退一步講，他只要安分守己保住已得到的名利，在安逸的環境中寫些消閑有趣的作品展示才能並聊以自娛，就可以安定舒適度過一生。但他卻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甩起長發投入到二月革命的戰場上，披起議員肩帶大步走進反對拿破崙的隊伍……儘管由此換來的是執政者重金懸賞其頭顱，遭到比利時、英國驅逐出境，流落到格濟恩島上苦度歲月。但他毫不後悔，一旦回國，他馬上又投身保衛巴黎的戰鬥，用自己的稿費製成大炮來保衛這個世界名城！因為他把為人民解除苦難看得比個人自由更重要，他宣稱：“我忠於自己良心許下的諾言，誓與自由一起流放到底，自由回國之日，才是我回國之時！”他認為“只要還有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被欺負者，還有正義者在流血、弱小者在哭泣，公民們，良心就要保持武裝。”他說：“人類如果沒有這樣的良心，生活將變得冰冷，歷史將會更加殘酷。”

更令我敬佩的是，雨果的眼光看到的不只是法蘭西的被壓迫者、被剝削者，不只是法國弱小者的眼淚。他那充滿愛與善的目光還注視到了我的祖國、我的同胞。我不敢說雨果是對中國人民最早發出友好與同情之聲的西方作家，但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寫給巴特軌上尉的信確實是我聽到的、最早來自西方的友誼之聲。他責備了英法聯軍毀滅圓明園的罪行后，慷慨激昂地說：“感謝你給了我抗議的機會，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於人的過錯；政府有時會是強盜，而人民永遠不會。”

雨果為中國人民仗義直言，震動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文化人的心！因此，102年前，中國革命文學先驅和導師魯迅先生首次把雨果的文章譯成中文在雜誌上發表，絕非出於偶然！它證明不論在中國在法國，在東方在西方，只要是善良的人，有高尚理想、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心靈都是相通的，不同語言和民族特點並不能成為我們溝通的障礙，反而證明不同文化群體之間，在最基本的善、惡、美、丑辨認標準上，有很多相通或相同之處。

確定了做人原則，對以寫作為業的人來說，就要具體地落實在“如何做文”上。世界上舞文弄墨的人成千上萬，寫作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把寫作只當作個人搏取名利的手段，也有人寫作只是為“展示自己才能，宣洩個人感情”。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在這市場經濟時代，只要不違法，就無可厚非。

但是，只有那些用寫作為廣大普通人、勞動者呼喊代言的作家成為寫作群體的脊柱，這個世界才有希望。中國文化人有個優良的民族傳統，講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要求自己的作品“寓教於樂”、“有益於世道人心”。我認為雨果在這一點上與中國文人的信念極相似。他勤奮一生，熱情洋溢地為法蘭西普通窮苦大眾爭取生存權而寫作；他始終站在時代的潮頭，以自己的思想照耀人民前進的步伐，推動歷史前進。雨果成功地用他的筆塑造了卞福汝主教、讓阿讓、馬呂斯和芳汀等人物，而我們恰又從這些人物上看到了雨果本人聖潔的心靈。因為在這些人身上，形象地體現了雨果的良知、道義和社會責任感。雨果堪稱他那個時代人道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最佳代表，他體現了令人尊敬的法蘭西民族精神！

200年過去了，雨果的許多理想在法蘭西、在全世界有了不同程度的實現。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但是當我看到電視上阿富汗人民在戰火中逃生的鏡頭，看到非洲瘦得皮包骨頭、為領一杯粥食排長隊的兒童，看到加沙、耶路撒冷倒在血泊中的人體，我們能說無愧於雨果前輩的期望嗎？

作為雨果的後輩同行，我確實感到任重而道遠。我想，繼承雨果的遺志，用我們手中的筆繼續完成他沒完成的事業，為世界勞苦大眾的生存權，為不同民族人民大眾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選擇權而呼喊奮鬥，這是對雨果的最好紀念！

漫步意大利

有些城市你雖然沒到過，憑照片和文字介紹你可以想像出它的輪廓，威尼斯不行，它是無法想像的。它的美，它的奇特，它那歷史與現在的交融感都無法想像。有人說蘇州是“中國的威尼斯”，又聽說貴州也有個“中國威尼斯”，還聽說東南亞什麼地方是“東方威尼斯”……真到威尼斯一瞧，發現按這些城市的模樣去想像威尼斯，越想越離譜。威尼斯世界只有一個，別的城市有別的城市的長處，但絕不會是第二個威尼斯。

有個最根本的區別：別的水城(如蘇州)是流水穿過房屋街道，而威尼斯則是街道房屋分隔了流水。別處是城中有水，威尼斯是水中建城。威尼斯的“陸地”是人們在4加多年的時間裏，從山上運來幾百萬棵大木樁，砸入水下海底。在100多個隨潮水漲落而出沒的小島上架起來的。它等於是架在木樁上的一個城市。人們習慣說威尼斯內有170多條河。其實準確的說法應當是“人們用建築物把一片淺海分割成多條河道，再用400多座橋把它聯絡起來。”

飛機場建在另外一個島上。下了飛機再乘船進威尼斯城，船一直開到旅館門口。威尼斯全城看不見一輛汽車，這裏也有“巴士”和“的士”，不過是標誌燈按在船頂上。乘這類公共交通船不比走快。河道曲曲彎彎繞來繞去，走路過橋更直截了當。人們也不喜歡這些冒煙古咚的機動船，它的煙霧和噪音污染了這可愛的環境。大家更愛乘古老的，由船夫划動的“貢都拉”。它又瘦又長，兩頭高高翹起，據說是照古代教士的帽子造成的。船夫一邊划船一邊口裏哼着小調，把船從兩邊大理石的亭台樓閣間搖過去，從三角梅，夾竹桃，凌霄花間搖過去，使你忘掉時光的流逝，地域的轉移，彷彿置身古代，置身於神話的世界中。

我寫日記，剛寫上“我們住的旅館在水邊橋頭”，我就把它抹了，因為這是句廢話。威尼斯沒有哪家旅館不在水邊橋頭。意大利旅館的名稱不好記，竅門是要記住門口那座橋的名稱，就會找到旅館。不過你要把方向弄准，旅館門外，左邊是橋，右邊也是橋，往前是橋，往後還是橋，街道只是橋與橋之間的聯繫線。商店開在路邊，也開在橋上。

威尼斯是個閃光耀眼，五彩繽紛的大集市。意大利的珠寶世界出名，全歐洲的首飾有百分之八十齣在這裏；意大利的玻璃出名，當年歐洲各王宮的鏡子，茶具等玻璃製品也大部來自這裏；意大利的服裝出名，至今還領導世界服裝新潮流；意大利的皮鞋出名，從政治家到影星名模穿着它在世界各地亂轉。威尼斯集中了這一切特色，目光所及到處都是珠寶，首飾、玻璃、水晶，時裝，皮鞋，此外還有數不清的旅遊紀念品商店、歷史悠久名聲顯赫的餐館和咖啡廳——這裏沒有哪個餐廳沒有一段古老的歷史，人坐之前最好看看你的座椅，說不定那張椅子背後掛個牌就寫有“福樓拜先生曾坐過此椅”，“拜侖先生曾在這桌旁寫下他的詩篇”。

我們常到旅館隔壁的一家餐館用飯，那餐館也有百多年歷史。門面很小，進去后侍者領我們穿過店堂到了後院。後院很大，種滿了花草，連四面牆上也爬滿藤蔓植物。牆不高，並有窗口，探頭一望窗外即是潺潺流水。院內綠陰遍地，花香撲鼻。喝着免費供應的礦泉水，我們向拉貝達請教應該吃什麼。她說到威尼斯有兩樣東西必吃。一是海鮮，二是麵條。這是馬可波羅久居的城市。中國人說麵條是他從中國帶到意大利來的，意大利人說麵條是他從意大利帶到中國去的。不管是從哪兒帶到哪兒的，反正麵條把中意兩國古老文化千絲萬縷地聯繫到了一起。

我要了碗海鮮麵條，才明白到儘管意大利麵條的造型、味道和中國麵條都相似，可吃法卻有根本性的區別。這簡直是對你用刀叉技術的一次考試。我自以為用刀叉已算熟練，此時方知連門還沒人。意大利人吃麵條也用刀叉，麵條特別長，既不能切也不好叉，也不能端起盤往嘴裏扒拉，這麼難對付的東西還不能吃出聲音來。我作了幾次試驗都不靈，只好偷眼觀察人家怎麼吃，只見美女拉貝達從從容容，先把這一團亂麻弄得有條有理，再用叉子挑住一頭不停地轉動，直到把它繞轉成不拖尾巴，分佈均勻的橄欖形，這才以優雅姿勢，不動聲色地送進嘴裏去。我照樣模仿，那麵條卻頑固的跟我作對，理也理不順，卷也卷不起，麵條沒吃到嘴已累得滿頭是汗。扭頭看看同伴，似乎只有宗福先稍夠水平，其他人也尚在努力學習中。我想這技術還是回國后慢慢去練吧，決定打破成規，先把麵條送進肚子裏再講文明禮貌風度。果然，思想一通，馬到成功，很快我就把那盤麵條弄進肚裏去了，悠然的喝着葡萄酒欣賞朋友們艱苦奮鬥。看看四外的客人，倒也沒有誰對我的吃法搖頭。

威尼斯的心臟是聖馬可廣場。我小時候在北京和天津的街頭常碰到教會散發小冊子，是聖經片斷，我拿到過的一本就是“馬可福音”，耶穌之外，馬可是我知道的頭一位基督教聖者。來到他傳教和安息的地方，我不由得帶着敬意。

這個廣場三面都是宏大的古建築物，這樣它就被三面的圓柱走廊圍成了一個封閉式廣場。馬可大教堂端坐在中央。它那玫瑰紅大理石的高大圓柱，純白大理石的鐘樓和綠色的尖頂是那麼的神聖莊嚴。門前兩側各有一個高人云霄的高塔，塔尖指向天堂。

這廣場上落滿了鴿子，以致看不清它的石板地面是什麼顏色。只有一種東西比鴿子還多，那就是人！來自地球各個部位，操各種語言，穿各式服裝，作各種表情的人，如雲集，如潮湧，從各個小巷流進來，流進教堂，流進總督府，流進古代監獄，流進現代商場，流進快餐館，流進咖啡座……他們甚至擠得鴿子都沒地方落腳，只好落到人的肩頭，人的臂彎，在人的手掌中嘬食玉米粒麵包碴。

在廣場四周，在人與鴿子兩側，整齊地堆放着許多許多長方形的木板鐵架，像剛拆下的腳手架。王教授叫我猜這是些什麼？我說：“是不是有團體照集體像時搭台用？”他搖搖頭。他告訴我因為威尼斯是建在木樁上的城市，高出海平面有限，每當大潮出現，這廣場是要漫上水來的。那時廣場就成了湖，人們只好把整個廣場都用木板架起來，讓人們在木板上行走，使鴿子也有落腳的地方。那時來參觀另有一番情趣。

在這人山人海中想要保持幾個人不走散是不可能的。我們約好集合的時間和地點，然後就各自動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人群中游泳。

我先去了教堂，然後就進了教堂左側的總督府。

這“總督府”的名稱是當地的嚮導告訴我的。他是大學的中文研究生，臨時出來掙點錢，中國話說得和我不滿10歲的外甥女一樣好。我那外甥女夜晚看見樓窗外燈火通明時就大聲喊：“瞧，滿燈！”春天看見樹長葉草發芽會感嘆地說：“好，通統綠。”這位嚮導朋友領我在教堂轉了一圈則說：“得，咱們完了！”所以我對這總督府的譯名總有點懷疑。

威尼斯在古代很長的時間內是個獨立的公國，主持政務的最高權威是大公，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則稱為公爵。這些名稱似乎比總督兩字更貼邊。但也有人把這建築物譯為“元老院”，老前輩劉白羽則乾脆稱它為故宮。不管叫什麼吧，總之是古代威尼斯最高政府所在地。

要想認識威尼斯。哪怕是初步的了解，不看看這兒不成。這等於是威尼斯的一本立體的簡史。

它的門口立着兩尊神。一邊是海神，一邊是戰神。這就形象的描述出威尼斯當年發達的基礎：它是靠着海洋和戰爭發達起來的。它的戰船在海上曾力壓群雄，打退多少次入侵和掠奪，爭取到特有的榮譽，在好些年間所有海上的戰船看到掛“聖馬可獅旗”的威尼斯戰船都要致敬！它的商船把意大利的商品撒向世界又運回世界各地的珍奇土產，使它成了世界最早的海港和商埠，成為貿易王國。莎士比亞最出名的喜劇之一就是《威尼斯商人》。那劇中人的生意就已經有了這樣的規模：“他有一艘船開到特里坡得斯，另外一艘開到西印度群島，他的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到英國去了，此外還有遍佈在海外各國的買賣……”

總督府門口這兩尊神像如同一段序言，把你引進它的正文中去。我們掀開了它的第一頁——走進了大門。

迎門正面是光彩奪目的樓梯。樓梯的欄杆上雪白大理石浮雕雕的不是天使，不是花草，是一個個美人魚。順着美人魚的行列登上二層。三層，進了一個大廳又進一個大廳，每座大廳的穹頂和四壁都被出神入化的壁畫所填滿。這裏是舉世聞名的“威尼斯”畫派誕生地，色調明快，韻味清新，畫的多是人間的英雄美女，威尼斯的文治武功。廳里傢具飾物，集中表現了威尼斯金屬鏤刻、珠寶鑲嵌等工匠的才能。這裏展出了不少古代武器，每一件武器也是一件精雕細刻的工藝品。同時還展出了他們在商戰和海戰兩方面的戰績。這時有戰爭中繳獲的敵人戰艦上的艦旗，海盜船上的桅燈，也有從各地運來的奇珍異寶。我記不清進了幾個廳，上過幾層樓，但記得最後看到的那間是公爵、或總督、或元老們進行會議和審判的大廳。巨大的壁畫之間排列着鑲金嵌銀的座椅。在一把座椅后也有幅巨畫，畫后卻是個暗門。嚮導領我們從那暗門進去，下了幾層黑暗暗的石階竟轉到一座過街樓上。經嚮導指點，我們從過街樓兩側的窗中向外一望，一邊是大海，一邊是長河，才看出這竟是座封閉的石橋。

嚮導告訴我，在古代威尼斯公國，抓到犯人都是先送到對面的地下監獄中關押，在開審的日子通過這座橋和暗道送到大廳中審判，判定罪刑后再通過這條橋送進監獄。大概是拜侖到這裏參觀后，在一首詩中說他幾乎能聽到犯人經過這橋上時的嘆息聲，從此人們就稱它為“嘆息橋”。

我不是犯人，但也禁不住嘆息數聲穿過了石橋。

跨過河就進入到另一個世界。這裏沒有五色繽紛的畫幅，沒有金碧輝煌的裝修，只有又厚又暗的石壁，又窄又陡的石階。下到底層是一間間互相隔離的牢房。我進到一間牢房中去細看，牢房的石牆上和送飯用的洞口，有不少古代犯人刻畫的詩句和浮雕畫。有一處深深的刻畫著一顆心，還有一處刻畫著海鳥。遙想當年這些犯人身邊是決不准許有鐵制器物的，他們用什麼小小的工具，用了多少年才刻下這生命遺痕呢？

這一切似乎是過去了，但過去得並不久。二次大戰中納粹分子最後還使用過這監獄。

我又看過左方的一個博物館，登了高塔，在福樓拜喝過咖啡的地方喝了咖啡，兩腿恢復些力氣了，這才到預定會合地點：總督府西側的小廣場。

這個廣場臨海，回頭向西看可以把總督府，教堂和半個大廣場全收眼下。這是我們最常見的威尼斯的風景照片的畫面。以前我總不明白為什麼拍聖馬可教堂和總督府的照片都是側景，很少見從正面照的。到了這裏才知道總督府在正面是照不成的。它門前的街道很窄，站到街對面的牆根也照不全它的大門。大教堂門前的廣場儘管夠深遠，可是它兩則都被圓柱走廊圍着，橫向里也拍不上大教堂的正面全景。只有站在海邊從它們的左側拍才能拍到整個總督府的全貌和大教堂正面全景。

小廣場有個很大的石牌坊。像個小型的凱旋門，上邊有兩組雕塑。這組雕塑曾被拿破崙掠走，在法國陳列了許多年。前些年才從法國討回來重新安裝到原來的地方。

過了石牌坊就是海邊了，海邊停着成千上百的貢都拉招攬遊客。到威尼斯沒人不乘一下貢都拉。只有乘上它在小小的河巷中穿行才能領略威尼斯的真面目。

我們也登上了貢都拉。船夫划著船從“嘆息橋”下進入河道。在大理石和雕塑叢中穿過，在綠葉搭成的牆壁和紅花如火的河岸穿過。這裏每戶人家都有船栓在門旁，從寬大的石階從水面一直可通向門廊大廳。過了無數的橋，從橋下仰首看橋上的貨攤，商店，和熙熙攘攘的遊人，另有一番風味。

我們一邊瀏覽一邊和船夫、嚮導閑聊。我問威尼斯每天有多少遊人？他說；“因為海灣戰爭，今年的遊人少了點，去年全年有80多萬人，人們一般的總要住三五天到一周，所以每天街上的人總不會少於10來萬，比本地居民要多。前幾年這裏還有30多萬居民，近年來銳減，已經不滿10萬人了。”為什麼會這樣呢？他說：“威尼斯在衰落，別的地方更容易掙錢。我們不會走，划貢都拉的人都世代相傳子承父業，外人很難插進來，我們也輕易不會改行。我們愛這個行業。”

四

我們用了一整天的時間遊覽威尼斯的古街舊巷和逛商店買紀念品。

我們懷着崇敬的心情去看了馬可波羅的故居。這是個被四面樓房圍着的一個陋巷，一個穿堂似的小天井，樓房黃色的表面已經剝落褪色，地面的石塊已踩得坑窪不平，一塊牌子上寫着馬可波羅1299年後一直在這塊地方居住，並沒指定是哪一幢樓哪一間屋。我倒覺得這更近於真實。

當我們要登上一座小橋時，嚮導要我回頭看一下小巷口的一個木牌。那木牌上寫的是“1708年歌德先生曾在此居住”。我在這裏停留了更長的時間。我對馬可波羅只有傳聞中的了解，只讀過他的遊記片斷。哥德卻是我一直崇敬的前輩同行。《浮士德》和《少年維特的煩惱》是我讀過的重點書之一。我曾拜謁過他在魏瑪的故居，在他吟詩的草坪上散過步，還在《浮士德》中寫過的那間地下室啤酒館中休息，一邊看魔鬼靡斯菲爾德騎在酒桶上房的塑像，一邊品嘗地道的德國啤酒。在萊比錫我也在他的銅像前流連忘返，如今來到他客居的地方，有點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

但這種忘情的心態後來就很少了。因為在威尼斯拐彎抹角都會碰到名人故居，這裏果弋里喝過酒，那邊契訶夫吃過飯，拜侖居室的窗戶，格林散步的河岸……目不暇接就少了點感慨。

海上航線的開拓，商業的發達，城市的繁榮，使威尼斯的市民很早就擺脫了歐洲封建時代清教徒式的生活模式，在這些小巷中也能窺視到遺迹。這有古希臘移民的聚居區，脊信仰東正教民族立的教堂，有狂歡節跳假面舞會的小廣場。有一處樓頂有一塊突出的平台，比一般陽台小比窗檯大，嚮導說那是古代威尼斯婦女染髮的地方。古代威尼斯女人以金髮為美，她們發明了用一種草藥合海水染髮的辦法。在一個小巷深處牆上掛着一面鐵牌，上邊標的年號是1691年，寫的內容是“這裏收容棄嬰……”把這些聯在一起，你想到有位女士染了發到廣場上參加狂歡，過了一陣把個小寶貝送到這棄嬰收容處。這中間再補充些有趣的細節，豈不就是哥爾多尼的喜劇！怪不得哥爾多尼會有那麼多寫不盡的題材，揭不夠的醜惡，說不完的笑話。生活培育出了天才！我想哥爾多尼在世時必定是天天帶着譏笑在這些橋頭小巷中散步，冷眼觀看人們的種種活劇，來激發他的創作靈感的。果然，我的猜想在下一個小廣場上就被證實了。那裏街頭正好立着個哥爾多尼的銅像，那神態姿勢和想像中的一模一樣：披着件風衣，戴着寬邊帽，一手背在身後，一手拄着手杖，笑眯眯的東張西望。這位雕塑家也是位了不起的天才。還有比這更合適，更準確的神情的姿態嗎？哥爾多尼，那個嬉皮笑臉地把人們的醜惡指給人們自己欣賞的人，那個“一仆二主”等一大堆不朽喜劇的作者，當年不是這樣出現在威尼斯街頭還會是什麼樣子？

五

我是幾年也難得去一次商店的人，在這裏逛商店卻成了我極大的樂趣。這裏每個商店都珠光寶氣，每個商店都像在暗處安裝了磁石，把你衣袋中的鈔票往外吸，沒一個店在你離開它時不想再回頭看它一眼。

去得次數最多的是里亞爾多大橋。這橋是條商店街，只有站在它的遠處或側面才看出它是橫架在水上。你走在它上面時被街兩面的店鋪，貨攤上五光十色的貨物照得眼睛發花，絕想不到腳下還有湍急的河水。這一條綿延數百米的繁華街，順着橋延伸出去，輻射開來，成為一個不規則的現代化集貿市場。距它不遠是一條賣珠寶首飾和手工藝品的長街，那簡直是個首飾博覽會。不僅女士們會為那光彩四射的金銀珠寶吸引得挪不動腿，男人也會被玲瓏剔透的工藝品招惹得六神無主。頭一次到這街上我以旁觀者心情看那在商品前駐步不前的人，第二次走到這裏就用好奇的目光注視起櫥窗中的商品，第三次進了店門，等再一次來時就忍不住買下了一條帶彩燈的貢都拉小船，再來時可就給太太、女兒們買起首飾來了。並且向自己解釋說“今年我滿60歲，算給家人的一點紀念”。當然我只買得起低檔品，低檔品的價錢按里拉算也是五位數。

我住的旅館門口，小街上也擠滿了首飾店、服裝店、鞋店和旅遊紀念品店。因為離得近，我晚飯後散步有時就在這裏轉轉，有家首飾店門面不大，貨品很全。店主是位猶太老人。見我在門中徜徉，就客氣地請我到裏邊參觀。我進去后他先引導我看看他的貨櫃。然後請我坐下，用托盤托出一批又一批的首飾來。對於猶太人會掙錢這一點我早有所聞，《威尼斯商人》劇中的那位夏洛克，幾乎成了慳吝狡猾代名詞。所以一見他如此殷勤，我警惕起來，趕緊緻謝說：“我不打算買這麼貴重的東西。”他並不因此而冷淡，回身又拿出幾件便宜但工藝頗好的小首飾供我挑選。我過意不去，就挑了兩件。他問我是日本人嗎？我說不是，是中國人。他說：“啊，中國人，我喜歡你們，你們是最沒有民族偏見的國家。”於是用筆在價目表一劃，主動給我減去20％的價格。

我回到旅館后把我買的首飾給朋友們看，他們向我打聽每樣東西的價錢和買的地方。到下午他們也各自買了一包回來。隨後，我發現他們在背後悄悄議論什麼，一邊議論一邊笑。我覺出有鬼。到了只剩下吳泰昌一個時我問他；“你們瞞着我一定在搞什麼鬼，告訴我是啥名堂。”他小聲說：“我們按你說的到那幾家店去看了。最便宜最誠實的是老猶太人開的那家。我們也買了一套你在大橋附近買的那種首飾。比你便宜了兩萬里拉。我們決定不告訴你，怕你知道了會影響情緒……”

我聽了倒挺高興，高興我碰到的第一個猶太人就使我打破了道聽途說來的偏見，更相信人的好壞是不能以民族劃分的。我體會到了歷史形成的對猶太這個民族的不公正。

六

當我又乘上汽船離開威尼斯去機場時，我心中對這個城市充滿了留戀。我不知是否還有機會再來這個奇迹般的城市，更不知再來時它會變成什麼樣子。我看到的威尼斯是迷人的，繁華的，但也看到它在衰落的跡象。人們告訴我機械船的泛濫，四周化工廠和礦山的建設，每天上10萬遊客的踐踏。威尼斯的城和水都受到了嚴重的污染。古迹建築被剝蝕。自然景觀被破壞，特別是自然條件變化使這裏增加了被水吞沒的危險。這個城市處在危急之中。意大利政府發出了向全世界的國際組織求援的呼籲。已有30多個國際組織向它伸出了友誼之手，但這是場艱辛的工作，目前還沒樂觀的保證。

威尼斯不僅是威尼斯人的，也不僅是意大利的，它是全人類的瑰寶。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保護它，搶救它！

和老索相處的日子

我是從報上知道哈里遜。索爾茲伯里去世的。美國發出的新聞說他的生命結束在汽車上，在從康涅狄格去紐約的途中。我馬上想起了新英格蘭那個與他同名，叫“索爾茲伯里”的小鎮，想起從那裏到紐約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開車走這條路，把我送往紐約。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哈里遜·索爾茲伯里因為二戰中與蘇聯軍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連續發出蘇聯戰場的消息而世界聞名，得過很權威的普立茲獎。任過作家協會**。他跟斯諾是朋友，斯諾早就建議他到中國採訪，向他介紹過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情況。由於種種原因，他直到年近80才終於來到中國。他為紅軍長征的事迹所感動，便帶着心臟起搏器，沿中國紅軍長征的路線艱苦採訪了一路，在中國在海外採訪了上百名與長征有關的，各方面的人物。書印出來時已過了80大關。在中國，這個年紀的作者多半會用從容的方式“發揮餘熱”。他卻像年輕人那樣又作起寫“新長征”的準備。與此同時，他與卡曾斯、里斯等專家學者，積極為開創中美作家間定期對話熱心奔走。在中國作家馮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這個願望終於實現，此後數年間連續舉行多次。按年紀按成就按家產，他已算志得意滿的人了。仍如此拼搏，是他把工作看成個人的存在形式。這使我很感動。

我1986年到美國參加中美作家會談。他熱情接待。會議由雙方共同主持。互諒互讓，合作得順利愉快。我擔心記者一個個把作家單獨調出去訪談，影響會議進行。他便決定開幕時發佈一次新聞，然後轉到海邊僻靜小鎮上關上門開會，謝絕採訪，會後再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建議參加會談的雙方作家，應包括各種不同觀點和藝術傾向的人，要最有影響，最負盛名的人。我們便將與會作家的名單事先通告給他們，徵求他們意見。結果會開得很成功，氣氛極融洽。大家暢所欲言交流了創作觀點，探討了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並為以後對談作了安排與設想。

“我要寫中國的新長征——改革開放。要採訪中國農村，這方面你能給我點什麼建議？”有次在海邊散步，他向我問道。

我說：“不要只看最好的，也不必專註最落後的。多看看中間的，一般的，傳統的中國農業地區，那是中國農村大多數。”

“具體地點你認為哪裏合適？”

我說：“可以去山東、那是中國典型、古農村區。”

再具體一點！

我說可以去我的故鄉平原縣。那裏從戰國時期就建立了縣治，而直到改革開放前，似乎還用傳統的辦法種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並請我為他作嚮導。

1987年他又來中國。先去了南方，從南方打電話來約我在山東德州會合。

德州是我的故鄉，對他很歡迎，安排周到。我領他看了抗日戰爭戰鬥遺迹，看了農村和鄉鎮企業，訪問了幾家養殖、運輸、工商個體戶。請老農、基層幹部給他介紹歷史和現在的情況，還找了位熟悉歷史的作家介紹當年義和團起義的史料。他非常興奮，白天跑了上百公里，參觀採訪。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戰的老打字機整理素材，不論干到多晚，不把一天採訪材料整理完決不上床。有天他約那位作家來談義和團。談到凌晨兩點還沒結束。我只得把作家叫出來，悄悄囑咐他適可而止。我說：“老頭是年過八旬的人了，不要累垮了他。”那位同鄉找個借口告辭了。後來老索知道這是我的主意，對我很不滿意的說：“你怎能這樣對待我，我是小孩子嗎？你的好意真叫人受不了。”

白天採訪，晚上整理材料。我倆只在車上才有空交談。有一天途中趕上了一個村逢集。他叫車停下，頗有興緻的到集市上走了一圈，他看中國農民，農民也看他。雙方都衝著對方笑，雖語言不通，但互相那友好的心意都表達無誤。回到車上他問我：“這地方是不是很少有外國人來？”我說：“今天可能是他們第二次見到外國人。”他問：“那第一次是誰？”我說：“二戰中的日本軍隊。”他聽了大笑。笑完說：“他們對我態度很友好，他們能分辨洋鬼子也有好壞！我喜歡這種毫無準備的見面，這才是真實的情形。”又說：“市場很興旺。當然生活水平還很低，但看得出溫飽已不成問題，而且有了閑錢。年輕人開始追求時髦了，你不見有人在買牛仔服嗎？***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這裏人說改革開放這幾年。比過去幾百年的發展還快，這是可信的。我明白了為什麼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深得人心。”有一天參觀一個個體戶養雞場。那戶主是個刑滿釋放人員。曾因替日本侵略者效力判過多年徒刑。服刑期間學會養雞，釋放后正趕上改革開放，就自己辦起了雞場。富裕后很熱心公益，受到了政府和群眾歡迎。那人對老索招待當然很隆重。可是老索冷淡，稍看看就離開了。在車上我問他：“你好像對這裏不大感興趣。”他說：“我對為敵人效勞的人心裏厭惡。到這裏我只為證實一件事：連這樣的人經濟活動都得到政府支持，可見改革開放的決心。”

最後一天我領他到我的村子去作客。他跟我們村長和鄉親們暢談了兩個小時，又在村中參觀。我們村的經濟情況是中間偏下的。但家家都住上新房。唯我家仍是土房，因為多年沒有人住，快要塌了。我的堂弟覺得丟人，不肯叫他去看，他諒解的笑笑，沒有堅持去。但在車上表示很遺憾。同時對我說：“你無論如何再到美國時到我家裏看看，住幾天。不是紐約那個公寓的家。是康涅狄格一個小鎮。那個鎮的名字就叫索爾茲伯里。”

我問：“是因為你住在那裏，才起了這個名字嗎？”

他說：“不是的，完全巧合。但因為這個巧合，我更不願意離開那裏了。那裏才是美國，到了紐約不等於到了美國！”

1988年我參加完漢堡的“中國文化周”，應約轉道去了去美國。

我在紐約下機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了州立大學所在地阿爾伯尼。一進於梨華的家門。她就告訴我索爾茲伯里來過電話，叫我一到就和他聯繫。我立即與他通話。他問我何時能去他家？說他現在外地講學，我定下時間，他如期趕回家去。我說我在東部共要在三個學校演講，最後一講是耶魯，他請我在耶律演講完就到那所大學附近的一個小鎮機場與他見面，然後一同去康涅狄格的索爾茲伯里鎮。

這時正是新英格蘭一帶樹葉變紅的季節，從阿爾伯尼到馬薩諸塞，從麻省又到耶魯，一路秋山紅葉，如火如荼，美不勝收。演講很順利，玩得也很盡興。在耶魯演講完，詩人鄭愁予夫婦開車送我到約定的機場，已有個中國女孩在等候，是張潔的女公子張棣。索爾茲伯里為我們交談方便，特請她一同前去作客，為我們當翻譯。小張棣當時正在衛斯里女子學院讀書，離耶魯不遠。恰好又有幾天假期可以陪我們。

索爾茲伯里穿着異常整齊，打了領帶，從一架小飛機上下來，擁抱住我說：“好極了，你到底來到我家了。”我介紹他認識愁予夫妻。他就請他們一道去他家玩。我們五個人兩輛車立即奔向康涅狄格。

走了兩三個小時，轉過幾道小山，看見一汪清亮湖水和湖中小船，繞到湖后，便看到有條岔路，路口兩邊的樹上橫拉着一道鐵索，上掛着木牌，牌上寫了幾個字。老索停下車，跳出車門伸手摘下鐵練，指着那條岔路說：“從這裏起是我的地界，你們可以先在我家門口欣賞一下風景。”

只見四周一片青綠，林木蔥鬱，流水淙淙，滿眼野趣。不聞市聲。不遠處有一幢白色民居小房，房前吊著條小船，靜悄悄不見人影。

老索說：“那是我最近一家鄰居，最近好像進了城，所以幾公里內只有我一家人了。”

他擺手叫張棣開車帶路，開進他的地界，他在後邊把鐵練拴好，上了張棣的車，繼續前進。

走了約摸一公里，才到他家門前。

這是個白色的二層小樓，小樓后拖着一長條平房。夫人聽到車聲迎出來在台階上站定，笑容滿面跟我們招手。車開過正門在側面停下。老索下車后幫我拿出行李領我從邊門進了樓，打開一間屋門說：“這是你的卧室，在這裏進來要少走路。”

我把行李安排好，從樓后又來了一男一女兩個中年人。兩人都穿工裝褲，戴着勞動手套，男的拿樹剪，女挎着一籃蘋果。索爾茲伯里介紹說這是他夫人的女兒和女婿，住在只距此幾公里的地方，是來幫忙摘蘋果的。我這才注意到窗外不遠就是個小蘋果園。樹長的並不好。蘋果個兒既小，顏色也不鮮亮。索爾茲伯里說：“我不用化學肥料，連化學殺蟲劑也不用。你不要嫌它難看，可是絕對沒有污染。”

兩個年輕人跟我們寒暄幾句，放下蘋果拿起小籃，到房前菜地摘菜去了。我帶着好奇心跟着到地邊看了看，見菜長得也是又細又蔫。菜葉上滿是蟲咬的眼兒，那位女婿向我連說帶比劃的笑着解釋了一番，我雖然聽不大懂，但完全明了他的意思：有蟲子咬過，證明是絕對沒用化學藥品的，沒有污染！

這晚上索爾茲伯里就用自己種的蘋果為我們洗塵。邊吃邊談，氣氛既熱烈又親切。那絕無污染的蘋果外貌欠佳。味道也平常。大家還是交口稱讚，索爾茲伯里像個孩子，聽了很高興。

第二天一早愁予夫婦告辭，我和張棣就住下來，過了幾天難得的安靜、悠閑生活。索夫人也是作家。索爾茲伯里寫中國紅軍“長征”，她寫了本“我隨索爾茲伯里長征”。寫她陪丈夫在中國採訪的經過。只剩下我們四個在一起時，最辛苦的是她。老索上午寫作，下午陪我們遊玩。三頓飯全由她操勞。雖然麵包和肉是存在冰箱中的，但青菜水果都要現吃現采，老索不愛趕時髦，他家的電器、灶具都很陳舊，是城市裏已經淘汰的東西。她的勞動很不輕鬆。

老索的住屋不大，但書房不小。書房是一間木板牆鐵皮頂的平房，牆壁和地板都不上油漆，而且凸凹不平。柱子不僅沒有刨光，上邊還有許多破損處。書桌和靠椅也是舊物。桌上那件老打字機。二次大戰在斯大林格勒就是用它，現在還在用，油漆磨掉露出了銅色。在中國我見到時就說過：“你這架機器可以送進博物館了。”他說：“要送的。我已說好，我去世以後把它交博物館保存。”我問他這房為何不刷油漆？他說這裏原是一個農場，書房是個馬棚。他不願失去馬柵的原樣，當然，馬糞是清理出去了，別的沒有動。這屋裏有一部電話機，也是那種古老的黑鐵盒子，斑斑駁駁。壁爐旁還堆了一堆木柴。我問他：“你這裏做飯、取暖都已用電，準備木柴幹什麼？”他說：“到了冬天我這裏常被雪封住，道路，電線也有被風刮斷的時候。有時想叫除雪車來除雪，連電話也打不通。我會被困在這裏，準備下木柴，至少人凍不死。”

靠牆根放着個有活門的木箱，像是捕鼠器，但大得多。我問他：“這是什麼？”他說這山裏有一種鼬鼠。常夜裏跑進屋來把他的東西搞得亂七八糟。他預備了這個東西，裏邊放進食物，鼬鼠進去就出不來了。我說：“抓住它怎麼辦？殺掉吃了嗎？”

“怎麼可以那樣？”他正色說“這種小動物很懶。他們吃飯後總愛睡覺，我等它睡着后搬上汽車，拉到20公裡外大森林裏去，打開箱門，等他睡醒后自由走開。我再把箱子拿回車上拉回來……”聽他那口氣，不像是怎樣對付鼬鼠，倒像是在談如何照看小孩。

客廳一面牆對着蘋果園。整面牆都是落地玻璃門窗。他站在窗前向外閑看，我坐在沙發上看畫報。他小聲叫我，神秘的招手。我走過去，他指指窗外。一我發現他的蘋果園裏進去了兩頭鹿，正在伸頭吃樹上的蘋果。但他窗外掛着許多條奇怪的裝飾品，使我看不清。那是用一根根長繩串着的幾十個易拉罐。我想拉開門到外邊草地上去看鹿。他卻攔住我說：“不要去驚動它們。對客人不能那樣。”我就問他：“既然要欣賞蘋果園和小鹿，你就不該再掛那些裝飾品！”他說：“那不是裝飾品。是給鳥預備的交通信號。我這窗太大，像一面大鏡子，從外邊看整個樹林都映在裏邊，小鳥常常受騙，照直飛過來一頭撞在窗上，撞得暈頭轉向。我掛上這些，風一吹他們會響會動，小鳥就不再上當了。”

我望着這個80多歲的孩子(他反對人們把他看做老人)，很難想像他在戰場上是個什麼樣子！但他確實是在硝煙中摸爬滾打過來的人。

下午，我們在他的領地和鎮上閑逛。這片領地中有幾個山頭，山上樹林很密也很雜，他不修道路，卻在最高山頭建了個茅屋，閑時坐在那裏看山下的湖，林中的鳥。要爬上這山頭，很費力。因為他對這山林的一切都聽其自然。活的就讓它隨自己意思活，死了它乾枯、倒落。山坡上滿是橫七豎八倒下的大樹，直立着許多一人高的粗大木樁，像是有意設下的路障。我問他這些木樁是幹什麼用的？他說最早從歐洲來的移民曾在這裏採過礦，廢棄怕也有100年了，這是留下的惟一遺迹。他捨不得清除它們。至於那倒下的樹，把它還給土地不正是最好的處理嗎？

我們上鎮上去總要捎帶着辦事。這裏遠離鎮區，沒有人來處理垃圾，每過一周他要把裝好袋的垃圾送到10公裡外的處理場去。然後從那裏再去鎮上。鎮很小。只有一個交通崗，還是位女警察，平時車輛來往不多，女警察盡可坐在樹下打盹。有個教堂，有個法院。但沒有監獄。我問他：“如果出現了犯罪，犯人關到那裏去呢？”他說：“寄放別的城鎮監獄。當然要付給人家租金。好在幾十年來就出現過一次這種事，是個酒鬼喝多了，醉中燒了鎮議會的樓，再有一次犯罪事件是有人偷獵了一隻鹿，沒有判刑，罰些款就完事了。省下了租用監獄的錢。”

我在的幾天，正是萬聖節前夕，在紐約應是熱鬧的購物季節，這裏仍然很清靜，就是街上多了個貨攤，賣萬聖節做鬼頭用的南瓜，攤下賣真南瓜。鎮上還有家百貨店賣假南瓜。假南瓜是塑料做的，挖好了鼻子、眼睛，孩子們買去套在頭上就行。我看看那些假南瓜，竟都寫着“台灣製造”！

老索到鎮上必去的地方是郵局。但郵局不在市中心。而是在鎮外一個只三四戶人家的居民點上。很低的平房，門口豎著一根高高的旗杆，高懸星條旗。門前靜悄悄沒有一個顧客。裏邊只有一位老太太辦公，櫃枱上沒放着信封和郵票，卻擺了些小絨狗、小兔子、變形金剛。老索向老太太介紹我，老太太聽說來了個中國人很高興。她說去年才到中國旅遊過，對中國印象很好。那是個很迷人的國家。我問她擺這些玩具幹什麼？是代賣嗎？她說不是。到這裏來的顧客都是熟人，辦完郵件總要閑談一會，若帶着孩子來，孩子聽大人閑談會不耐煩。預備點玩具。他們有東西玩，就不吵着要走了。

老太太送我幾張郵票作紀念，我把胸上帶的中國筆會的徽章送給了她。

我住了幾天，發現這裏幾乎全是英格蘭移民的後裔，沒碰到過一個黑人，也沒見其他少數民族，跟紐約完全是兩個天地。在紐約街頭你只消站上10分鐘，至少能聽到5種語言，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德語、法語和中國話、日本話，各說各的。這裏只有純正的英語。房子也是一種風格。白色的小二層樓，陽台上擺滿鮮花，車房在底層的右側。怪不得人們管這一代叫新英格蘭。張棣呆了兩天回校了，剩下我和索氏夫婦成天用手勢交談。臨離開的前一天，老索為我開告別派對，竟費盡心思請來了當地一位華裔。這位朋友見到我非常激動。他說他是這鎮上惟——個華人，平時很少有外邊人來，我可能是到這裏來的第一個中國大陸的客人。這位華裔美國人漢語已經詞不達意了，但仍熱心翻譯。當時正是美國大選時期，電視台每天在播雙方競選的節目。有時各自發表演說，有時雙方辯論。索爾茲伯里問我：“你對這兩人怎麼看法？”我說：“對美國的總統競選人，我怎麼好發表什麼意見？我希望誰當選都保持現在這樣好的中美關係。”他笑笑說：“我告訴你，這兩人一個是混蛋一個是傻瓜。不過誰當了總統，美國都會尊重他的權力。愛美國不等於要愛總統，遵守法令跟喜歡總統也不是一回事。他一旦當選他就不再是某個人了，而是政府的代表了……”

走的那天，他們夫妻開車一直把我送到紐約。到了紐約，夫人先下車回公寓去，老索把自己的車送進修車廠，又租了輛車把我一直送到華僑日報，這才告別。並約好過了年在中美作家會談中再相會。

後來我雖沒再去美國，但始終保持着聯繫。我的小女兒學英語，他極高興地和她建立文友關係，兩人不斷通信。他叫她督促我學英語，不能老是靠她翻譯才知道他信中的內容，他又請我女兒轉告我，他在美國見到賈平凹時是多麼高興。還向我報告，張學良將軍到美國時，紐約華人集會歡迎，他是惟一得請柬的外國記者……

有天我接到一封直接寄給我的信，我感到有點驚詫。打開請人翻譯后才知道這是訃告式的信，我們的朋友卡曾斯在打了一場開心網球后急促的離開這個世界了。他那沉痛的心情經過翻譯仍深深的感染了我。我在寫完對卡曾斯的懷念文章后立即給他寫信。請他也注意自己的身體。我沒有提“老”這個字。但我要他不要再無節制的拼搏。他回信說，他現在身體跟20年前沒什麼兩樣。不拼搏，為什麼活着呢？

是的，工作、拼搏就是他的生存方式，這個人只要一息尚存，就在奮鬥不已的。而且我也真的沒感到老字和他有什麼牽連。因此我聽到他驟然而去的消息，一時怎麼也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索爾茲伯里可以說跟我們是來自兩個世界的人，各有自己文化傳統，道德觀念和信仰。因而我們也有分歧。但這並沒妨礙我們成為朋友。到底我們共同的東西多些，大家都有一顆把世界變得更可愛的願望，都有為自己的理想和事業獻身的決心，有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熱心。所以我們的爭論不僅沒影響我們的友誼反而更加深了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世界上有老索這樣以心交心的朋友使人看到希望增加勇氣。世界上這樣的朋友不是很多，能結識到很幸運，所以我永遠會對他懷念。

1993年11月23日

瑞典散記

為了省點旅費，從赫爾辛基到斯德哥爾摩，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王元化、諶容、孫靜軒，還有我，決定乘船而不坐飛機。

第二天一早，當我們踏上斯德哥爾摩的碼頭時，不由為前來歡迎的“陣容”感到吃驚。為首的是皇家學院文學院士、著名漢學家馬悅然夫婦，後邊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漢語系主任、研究孟子的羅得壁先生，再後邊是我們的文化參贊、記者……整整一群人。馬悅然教授稍寒宣一兩句就搶着搬行李，急沖沖地說：“對不起，我們要快一點，市議長正在市議會大廳恭候各位，中午是瑞典議院議長在國家議會為各位接風，下午斯特林堡紀念館的負責人請你們參觀，晚上到我家先吃頓便飯，然後……”

原來瑞典人儘管不打仗，卻用打仗的精神做事情，那股玩命勁一點不比美國人差。從這天起，我們就像上足弦的陀螺一樣轉起來。瑞典朋友的熱情，使我們連累也喊不出口了。我們去參觀皇家圖書館，圖書館特意升起了五星紅旗；斯特林堡故居一些地方，是用玻璃牆隔起來的，諶容女士問：“可以進去看看嗎？”負責人說：“這裏只有四種人可以進去。一是國王王后；二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三是主管文化的政府首腦；四是中國作家。請進！”馬悅然教授是瑞典皇家學院終身院士、大學終身教授，在歐洲文學界有很高聲望。他一天不落地和陪同人員一起跟着我們東奔西跑。他夫人則親自下廚為我們做中國飯菜……

但主人是看出我們累了。第三天晚上，馬悅然教授說：“明天咱們鬆散一下吧。我領你們去參觀瑞典皇家學院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

瑞典皇家學院，人們習慣稱作“瑞典文學院”，就是每年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個機構。它頒發好幾種大獎，其中最著名的是諾貝爾文學獎。該獎自1901年開始頒發，已發了好幾十年。這個學院設在斯德哥爾摩老城的中心，這裏有個小小的廣場。廣場周圍有幾幢23層的樓房，以前是瑞典政治、經濟的首腦機關。現在這些首腦機關搬到新建的現代化大廈去了。其中最主要的一座樓房是當年的議會大廈，也不過三層，樓下變作交易所，樓上就給了皇家學院。這個安排很有趣：它證明文學家再清高，也還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做文章。

我們從學院專用的側門走進去，拐了幾個彎，上了一層樓，來到一個大廳。大廳中部有個講台，兩側相向放了100多張座椅。講台、牆壁、椅子的木製部分，全用北歐風行的白色加金線油漆，講台後方一座希臘式塑像，估計是奧林匹斯山上主管文藝的官員。這個廳只在授獎或新院士就職時用。平時院士們開會在隔壁一間小廳中。小廳一端是古斯塔夫三世的雕像，中間一個長條會議桌，兩旁放18隻座椅。皇家院士共18位，每人座位固定，從當上院士起到他告別這個世界止，始終坐在這位置上，不發生搶椅子的問題。因為一位不去，另一位就不能進來，誰走，何時走，要由上帝來決定。當然這也帶來一點麻煩，就是院士的老年化。平均年齡決不在70以下。因為入選時已多半不年輕，何況一直要奮鬥終生。這個麻煩隨着醫藥事業的發達，越來越沒希望解決。為什麼是18名？單數不是好表決嗎？不行，19人數太多，17在瑞典語中的發音像一句粗話，古斯塔夫國王下令，就是]8個了。

我們進入這個會議室，就被馬悅然先生讓到院士座位上坐下來。他說這時這屋子如此安靜，可是幾天以前，這裏曾有過十分緊張熱烈的爭論，而門外等消息的記者把門口和走廊曾擠得水泄不通。10月的一個星期四，是宣佈當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名字的日期，那天我們正在芬蘭參觀一家報社。報社一切機器都停着，所有工作人員都翹首等待來自斯德哥爾摩的消息，消息一到就馬上開機。在那裏我們就猜想到這裏的氣氛。

既然坐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決策桌前，話題自然就會談到這項獎的評選情況。馬悅然教授介紹說，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程序大體如下：每年從11月份起，向全世界各著名的文學團體、大學、專家、作家發出數百封徵求候選人提名的信件。沒收到信的人也有權提出候選人，提名信以次年2月底前寄出為有效。大致每年都要接到五六十位，甚至上百位被推薦人名單。所有的名單全交給從18名院士中選出的一個五人委員會去評審。到5月底，五人委員會評選出一個不足十人的小名單交給全體院士。同時學院就收集、翻譯這小名單中列名者的作品、資料。請世界上對某個候選人有研究的專家來作報告，介紹每個人的情況。再請對這位專家有研究的人來演講，對專家的報告作分析、評價。從5月～9月，院士們就埋頭讀這些作品、資料，聽有關報告，每周四聚會討論。9月份作一次模擬投票，模擬投票后目標可能又縮小了一點，大家再討論。10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四正式投票，當天就公佈名字。有時爭議不決，只好把投票往後推延。今年就后推三次，在第四個周四才公佈。

因為程序如此複雜，所以不可能當年提名當年就得獎，必須連年被提名，其名字才會在小名單中步步前移，其作品才會被翻譯、介紹到18名院士手中，才會因一年又一年的討論加深認識。有的得獎者是被提名十幾次才獲獎的。我想：獲獎者不僅要作品“出色”，也要有個好身體：熬得住年頭，因為此獎規定只發給在世的作家。被提了幾年名，忽然辭世了，也就失去被評資格。

據馬悅然教授說，提名、評審的全部過程是嚴格保密的，候選人名單不會外傳。

我問他，既然這樣，怎麼每年臨近評獎，總有許多報紙在猜測和估計呢？比如今年，臨公佈名單前10分鐘，還有個瑞典記者要和人打賭，說“不是艾青就是沈從文，反正是中國人”。

馬悅然笑道，這種估計、猜測甚至製造空氣，有多種原因，有的是出版社出了某作家的書，要擴大銷路，就放出空氣說這人會得獎；有時記者發現院士們在書店買了誰的作品，就此也會猜測這個作家會得獎。事實證明每年獲獎的名字與猜測的名字都不一樣。院士們是從不對這種猜測置一詞的，因為承認與否認都意味着泄密。

馬悅然教授是研究中國文學，介紹中國文學的。他被選人學院，人們認為意味着瑞典文學院開始把目光投向中國文學。馬悅然教授自己也表示過，他熱愛中國文學，在他的職位上為中國文學爭取應得的位置是他的奮鬥目標。這份熱心與友情，我們當然感謝，但我在一次談話中說，其實，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學有自己的評判標準。我們雖重視諾貝爾獎，但並不企盼它，我們企盼的是更深入地開展兩國間的文化交流，真正為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共享雙方在文化藝術上創造的成果作點好事。所以看到馬悅然夫妻在教學、研究之餘還翻譯、介紹了這麼多中國文學作品，為兩國文化交流不辭辛苦地奔忙，我們非常感動。他最近讀了李銳的《厚土》和錦雲的《狗兒爺涅槃》，連聲叫好，說中國不斷有好作品、好作家出現，真叫人高興，希望我們經常能提供點新的信息、新的作品給他。

他還說：“我知道國際上許多朋友對諾貝爾文學獎有意見，有不少意見是對的，這本來是一個國家設的獎，每年又只評一名，院士們雖都會一兩種外語，但多半是英、法、德幾種語言，這當然限制了他們的視角的廣度和選舉的多樣性、普遍性。真正要公平、全面地反映世界文學的成就，要靠多國設立多種文學獎來共同完成。我是搞中文的，擴大中國文學的影響，是我畢生努力的職責。”

從文學院出來，我們散步在老城的石頭街道上，先看了一座教堂，又逛了兩家古董店，最後買了一尊瑪雅文化的泥偶。抱着去赴宴，王元化笑我買的是假古董，諶容說不該在瑞典買墨西哥土產，我一律不回答。我有我的想法：墨西哥藝術品，瑞典買的，花一份錢留下兩種紀念豈不上算？至於假的，當然是假的，真的會這麼便宜？所以這一天我過得最高興。

遙祭諾曼·卡曾斯先生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來信，告訴我說我們的朋友諾曼·卡曾斯先生，在打過一場盡興的高爾夫球后，匆匆離開了他熱愛的這個世界，離開朋友們飄然而去了。我打電話把這消息告訴幾個和他相熟的作家，大家聽了都很驚愕，當然更為悲痛。

諾曼·卡曾斯先生是美國當代最有成就的專家名人之一，但很難說清應把他歸入哪一門專家的行列。他的工作範圍很廣。1980年他曾被美國作家記者協會選為該年度最優秀作家。他自己是美國普利策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又是洛杉磯加里福尼亞大學文學教授，任美國《星期六評論》雜誌編輯達35年之久，看來把他算作文學家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直到去世前他還兼任着加州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及生物行為科學系”的教授，是密蘇里大學醫學院諮詢委員。他還曾是紐約市“環境保護設計委員會”負責人。他不僅兼有文學、科學、法學等多種名譽學位，而且還得到過各種不同門類的大獎，比如，聯合國和平獎章、美國和平獎、國家藝術俱樂部金獎、加拿大政府獎、人類大家庭獎、廣島城獎、艾琳娜·羅斯福和平獎、艾里塔·萬·多倫書獎，以至於教皇保羅·約翰二十三世個人大獎……要弄清他共得了多少種獎以及每種獎代表的意義，怕要專門作點研究。

他和中國作家的交往，還是起因於文學方面。80年代初，由他和索爾茲伯里、羅伯特·里斯與中國作家協會的負責人馮牧先生等共同發起了中美作家對談這個有益的定期交流項目，每隔一年，由一方作東，請對方的朋友來自己國家作客，交談共同感興趣，雙方都關心的問題。每次會議，卡曾斯先生都不遺餘力地參與募集資金、籌備會務、主持會議等等繁雜的工作。雖然他戴着一大堆榮譽頭銜，在合作中卻是個極容易相處的人，給人以謙虛平易，祥和而樸實的印象。有時略為嚴謹，有長者之風，但毫無唯我獨尊，居高臨下之態。更沒有某些青年名流們那種盛氣凌人，不可一世之狀。

為了促進了解，兩國作家對談，這當然是個好主意，但真作起來並不簡單。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對同一名詞都可能具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更不用說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必有的立場觀點等方面的差異。這就會在工作中出現難以避免的爭論和誤解。有爭論和誤解而又不影響友誼與合作，這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是我們和諾曼·卡曾斯先生的合作卻是意外地順利和成功。我們推心置腹，暢所欲言，會上會下有時爭得不可開交，爭論的雙方並不以國籍為線，有時是一部分美國作家和一部分中國作家結成一體與另一部分美國作家和中國作家爭論，有時是兩國作家聯合一致表達對某一些集團或某一些現象的不贊同。數年來越談友誼越厚，雙方了解越深。能做到這一步，我們不能不首先歸功於諾曼·卡曾斯先生在整個進程中所持的合作諒解態度。

有次在美國開會，新聞界聽說中國和美國作家要坐在一起對話，興趣很大。有許多人要趕來採訪，這雖是好事，但也不是沒有可憂慮之處。因為記者先生雖然大多與人為善，客觀冷靜，但也不排除個別帶有某種成見，得罪不起的人物。會議一開，人家都忙得頭昏眼花，要再抽出精力去打點記者們的種種要求，很難作得滴水不漏，人人滿意，作家大多是感情型的人，在一起對談當然會口若懸河，舌如利劍，想到哪兒說哪兒，想說什麼說什麼。若得罪了某位先生，他想找點毛病，抓個辮子是不費吹灰之力的。這一來就會破壞氣氛甚至大家很難再暢所欲言了。這方面我們有過不愉快的記憶。在準備工作會議上，我就提了我的看法，請卡曾斯先生適當處理。他聽后馬上表示理解，等到開會時就作了個決定，除在開幕式上有個新聞發佈會，閉幕時開個記者執行會外，會議期間一律不接待記者。

我真的很感激卡曾斯先生這樣有魄力的決斷。我無法估計他做出這樣一個決定要承受多大壓力。

會談每隔一年進行一次，每次都要有2乃的新人出席。既要照顧到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文學觀點的作家都有出席機會，又保證會談是在友好與和諧的氣氛中進行；出席者既要有高知名度，又要照顧到有獨到成就而未被普遍了解的人，做到這些也是頗有難度的事，但數年來雙方在友好協商中都比較滿意地解決了，這就使每次對談，都成了中美作家交流經驗、加深了解、培植感情的節目。儘管卡曾斯先生擔負著多方面工作，每逢商討中美作家會談的工作時他都全力以赴地參加。雖然他因為身體不適常被迫放棄到中國來的機會，但每次輪到在中國開會時他都細心地幫助安排每一個項目，並為我們取得的成績而安慰。有一次我曾開玩笑地說：如果世界上各國軍事家、政治家們在一起開會時也都有我們這種友誼與合作氣氛，這個地球就比現在可愛得多了……他笑着說：“會的，我們會把這種精神傳播出去，和平友誼的力量總是比戰爭霸權的力最大。”他又說：“我們要想辦法擴大我們的對話範圍。”1989年我去美國東部，他聽說后請里斯先生打電話給我，約我回國前到他那裏去作客，並談一下我們下次對話的準備工作。

1989年秋天我又一次來到洛杉磯。他和里斯先生給了我極熱情的招待，我們商量有關下次對談的工作，講好了下次中國作家在美國旅行的路線、對談的話題，並且約定互相把要參加對談的作家的作品，提前翻譯成對方的文字，把有關的錄像、影片提前交給對方，讓作家們讀了對方作品再見面對話。此外還研究了邀請第三國作家，組織多邊對話的可能性。為了照顧我的生活方便，他請學校吳蘇女士和台灣來的一位留學生幫助我，安排我到美國學者家中去作客，並且請人陪我去荷里活參觀，使我一直生活在友情的溫馨中。

回國后我們一直就這個計劃不斷通信，即使是在前年那場風波之後，他和里斯先生也從未中斷和我們商量進一步開展交流的計劃，其中就談到當索爾茲伯里再次到北京時，我們具體地落實這一切，沒想到計劃尚未落實他卻先去了……

諾曼·卡曾斯先生是有偉大成就的好人，他的走使我悲痛，但他培植的中美作家友誼之樹，將會開花結果，永留一片芳香在人間，他會為此在九泉下含笑。

走馬觀花西西里

中國人很少到意大利，即使到意大利，也很少到西西里。因為意大利好地方甚多，可看的東西無數，排隊一時也排不到西西里。沒到西西里前，我對它的知識只有兩條：一是二次大戰中美軍曾在這裏登陸，二是這裏的特產是黑手黨！這兩條雖然一正一反，但都和武力有關。

這個與武字關係密切的地方，卻有個“文化基金會”，專門為世界各國的作家評獎。主持這項工作的人叫蘭提尼，本身職業是大法官，他發來請柬，請我去西西里參加發獎會。

我帶着點恐懼心理上了飛機。經羅馬飛往地中海岸。

飛機盤旋下降，我的心揪成了一團，不知會看到什麼樣粗野的景象。當我走出飛機艙竟看到一個乾淨、漂亮甚至還有點文雅的環境時，幾乎吃驚地叫了起來。別的不說，就看機場門外那幾位漂亮的警察吧。模特的身材，明星的長相，雖然一身戎裝，卻粉面桃腮，柳眉杏眼，未語先笑，顧盼神飛，個個都是女性！

我問接我的意大利朋友：“為什麼要用女警察管理交通？”他笑笑說：“鬧事的多是男性，由女警察來管，他們聽話些！”

車子沿着巴勒莫的主要街道穿行。巴勒莫市很整潔，現代的建築不多，除去最繁華的那條街外，大都是傳統的二三層樓，牆體厚重，間架寬大，多用石料，極少水泥。街上綠化程度很高，有點像深圳，到處開滿三角梅。仙人掌長得跟樹那麼高，不光開花，而且結果。

來接我的朋友隨着車子前進，不斷指點着窗外給我看，那神態和氣氛與我在別處見到的導遊小姐相似。不過導遊小姐嘴裏說的多是：請看這邊，這是某某名勝，是什麼時間建築的，有什麼藝術特點，在這裏發生過什麼歷史事件……這位朋友用的雖是同一種口氣，但說的是：“這是巴勒莫國家銀行，1989年某月某日大法官就在這個地方被黑手黨刺殺，身中10彈，這是他卧倒的地方……”“這是某某公司，某年某月黑手黨一次在這裏殺死7人。現在牆上還留着血跡……”

我聽得頭皮發炸，他卻泰然自若。我暗自慚愧，懷疑中國人勤勞勇敢的傳統在我身上只剩下了一半，勤勞還保留着，勇敢可就顯然不如這位意大利朋友了。

我住的旅館在蒙泰羅，是距巴勒莫數十公里遠的海濱。在出市區之前，朋友怕我一路口渴，停下來飲了一回咖啡。意大利的咖啡煮得真好，相比之下美國咖啡簡直成了兒童飲料。咖啡店旁有一個報攤，喝咖啡的人手一份，邊看邊喝，一副平靜安詳氣氛。我那朋友也買了兩份，一份自己看，一份給我。我不認字就看照片。打開第三版，整版都是大照片。照的是橫躺豎卧的屍體和冒煙的房子。我問朋友：“這是什麼照片？”他掃了一眼說：“黑手黨昨天殺的人。”我吃了一驚，問道：“昨天又殺人？怎麼這些看報的人都不理會？好像連看都不仔細看，就翻過去看別的了！”朋友笑笑說：“報紙上沒有兇殺搶劫的新聞，這裏人才會感到意外。有是正常的，不值得大驚小怪！”

會議就在我住的旅館進行。議程並不複雜，開幕前一天舉行個記者招待會，宣佈得獎作者名單。第二天正式發獎，每公佈一位獲獎者名字，由評委作一下介紹，作家本人上台講一下感想，穿插演一個文藝節目，再宣佈下一個。文藝節目每年請一個國家的藝術家表演。我去的這一年請的中國歌唱家，唱的有中國民歌，也有意大利歌曲，他們唱的意大利歌曲並不陌生，是中國人人都知道的《桑塔露琪亞》不過演出很受歡迎。

有充足的時間自由活動。旅館在蒙泰羅海濱，推開窗戶就是大海。藍天白雲與碧波白波上下交輝，氣候、風景都宜人。旅館是沿着海濱展開的，對着旅館成丁字形有一條小道，但沒有商店，最近的商店在一公裡外。那裏是個旅遊點，有條很短的商業街。一家百貨公司，一個郵局，一個洗印照片兼賣照相器材的商店，兩家快餐店和一個煙草專賣店。意大利實行煙草專賣很嚴格，除去專賣店，連酒店、餐館都沒有煙賣。專賣店不光專賣煙草，凡與吸煙有關的用具，如煙斗、火柴甚至裝煙絲的皮袋都只有那裏才可以買到。專賣店主要是賣意大利煙草，英美煙既少又貴。意大利人抽煙大多都抽本國煙，很少抽萬寶路和555。他們不把抽美國煙看得高人一等。而抽煙絲的人更非意大利煙斗不用。意大利出的煙斗，實在精美，個個都稱得上是工藝品。偶爾在街上會碰到背着包兒的阿拉伯人或是非洲人，小聲問你：“買煙不買？”這些私煙販子賣的倒是美國煙，而且價錢極便宜。不過買私煙違法，很少有人不自愛。

我每天飯後散步，都走到這條小街。在煙店門口總碰到一位來自前蘇聯的作家，他每次都買一包煙帶回旅館。

對這位朋友，我相當同情。發獎會開幕那天，主人介紹到會的外國代表。對中國代表團格外尊重，請到台上與大家見面，其他團不上台。介紹用語也非常客氣，大家報之以掌聲，氣氛也算熱烈。介紹到這位先生時，東道主先笑着搖搖頭說：“本來我們請了蘇聯作家代表團，可我們的會期還沒到這個國家就不存在了。只有一位朋友趕來參加我們的會，我們非常感謝，非常歡迎。不過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介紹他，弄不清他現在代表哪個國家……”

這地方吃飯，是在一個餐廳內有許多餐桌，各人自由結合。吃飯時別的桌都成群結夥，笑語歡聲，惟獨這位作家所坐的桌子只有他一個人，誰也不往前湊。我跟中國作家說：“當初不管是否心甘情願，跟他們總算是兄弟國家，瞧他那樣子真難受，招呼到咱們桌上來吃得了。”大家一致贊成。我就向他招手。他馬上高興地湊了過來，一再對我們表示感謝。邊吃邊談，我問他這幾天的感受時，他搖頭說：“以前他們把蘇聯當成敵人，報紙上天天罵我們，可我代表蘇聯來參加會，卻受到貴賓的待遇；現在他們說是我們的朋友了，報紙上天天為蘇聯解體歡呼，我來到這兒卻沒人理我！勢利眼！我看透了，在世界舞台上，作家個人成就大小都無所謂，看你代表的國家強弱。可惜這道理我明白得太晚了……”這是位名作家，中國許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對我說：“我這番話你回去可以寫出來，叫你的同志們看，但不要提我的名字，不要提。”

我們一起出去遊覽。大家都買點土特產作紀念。他除了煙什麼都不買。我問他為什麼不買點小東西。他說：“我這點錢不敢亂花。回去時我要在莫斯科住幾天才能回彼得堡，蘇聯買煙是要證的。我沒有莫斯科的煙證……”

我帶了一些中國煙給了他幾盒。他不僅感謝，簡直是感動，再三說中國和前蘇聯兩國作家間的友誼會永遠存在，因為我們不勢利眼。以前我出國時常想：什麼時候中國人在國外不覺得自己是最窮的，甚至還能幫助別人了，那滋味一定極愉快。這次是我第一次發現自己不是最窮的，並且還能小小地給人幫助，但心中一點也不愉快，反而有點悲哀。

在蒙泰羅可以到巨輪改成的餐廳參加酒會，可以游泳，可以曬日光，但沒什麼可遊覽之處，要遊覽得離開那裏。

距蒙泰羅不遠有座小城，叫蒙雪阿萊，城很小可是教堂極大。城因教堂而出名。這個教堂建於1174年，相當於我國南宋時期。從外表看沒什麼特殊，比米蘭、翡冷翠的大教堂既簡陋又狹小。一進到裏邊，卻不由得要大喊一聲：“哎呀，真絕！”原來從房頂到地面，從柱頭到窗口，不留一處空隙，全用帶顏色的玻璃片和碎瓷片鑲滿，拼成一幅幅奇妙畫面。大幅是聖經故事，小幅是人物造像，再小是花卉、風景，整個教堂竟是一個光彩照人、五色繽紛的玻璃世界！意大利不僅遠在800年前就有了這樣精美的工藝，而且在這個以戰亂出名的島上把它保存得這樣完整，紋絲沒動。

我還去了距巴勒莫不遠的一個山頂小鎮。一到那裏我就想到廣東石灣。小鎮不大，幾乎家家做陶器，賣陶器。有的工作案子擺在當街的店堂內，當眾彩畫、雕刻陶坯。架子上和后室陳列着製成的陶瓷器，既有藝術品也有實用器皿。餐具、彩盤、咖啡具、動物、人像，最精美也最有特色的是面具。意大利是流行假面舞會的。這些面具按舞會假面燒制，但不能戴上跳舞，只作為陳設品。做得非常精美，尤其是女性面具，在美麗中帶有妖氣，令人又愛又怕。還有一種瓷煙斗，每個“斗”都是一個人頭，個個不同，形神具備。我問了問價錢，要20萬里拉。我覺得很貴，猶豫再三沒捨得買。過了些天，稍熟悉些意大利的幣值和物價后，知道這並不算貴，卻已離開西西里到威尼斯了，這裏即使有也買不起。因為這類物品只可在它本鎮當工藝品賣，一出鎮就納人煙草專賣系列中去，煙草專賣品是要收高額稅金的。

使我略感安慰的是，在巴勒莫買了一個木偶戲的木偶。

在來西西里之前，我以為這裏只出黑手黨，沒想到它還生產這麼多的藝術品。這裏的木偶戲很精彩，足可以跟中國的福建、日本德島的木偶媲美。所以巴勒莫滿街都賣木偶人形。我買的這個是武士偶，黑色甲胄，紅色臉膛，銀色寶劍，頭盔上還插着根漂亮的羽毛。不過稱其木偶完全是出於習慣，它身上一塊木頭也沒有：盔甲是鐵的，面孔是塑料的。

在戲劇藝術中，西西里不只是木偶值得誇耀，我們還見到了世界稀有的占希臘露天舞台。它設在離巴勒莫不遠的特拉帕尼山頂，和另一座山頭上的塞傑斯達古希臘神廟遙遙相對，跟中國露天舞台建在廟門對過一樣，也和中國儺戲舞台建在山地相同，只是位置相反。儺戲是舞台建在山谷，神和人坐在山坡往下看；這裏是舞台在山頂，觀眾由下往上看。儺戲把舞台建在山谷，是因為這樣才聽得到聲音。若觀眾在山下，唱戲在山頂，就會光看得見動作而聽不到聲音。我問意大利朋友，舞台在山頂觀眾在山下能聽見聲音嗎。他說正因為在山頂，聲音才聽得清楚。說著他望山後一指。原來山後就是海面，那海風是由水面往陸地上吹的，正好把聲音送到山下來。從這裏我體會到一個道理，什麼事都要依不同情況作不同處理，絕沒有一成不變放之四海皆適用的統一模式。

四

西西里最為人們所知的又是人們最不想要的土產就是黑手黨。就在我到達西西里，朋友帶着我乘車走過巴勒莫市時，他就指着一處地方對我說：“前天，就是兩天前，在這個地方，本市服裝廠老闆格拉西先生被黑手黨殺掉了。”隨後又指着一處地方說：“1982年意大利中央政府派駐西西里的最高代表、巴勒莫總督阿爾是在這塊石板上被殺的……”

黑手黨在西西里歷史悠久，根深蒂固。他們是從封建時代的武裝團伙變化而來的。開始是封建領主為了爭奪土地和保護自己。僱用了一批打手和保鏢。這批人倒是“緊跟時代前進”，隨着封建領主垮台，資本主義興起，他們的組織形式、活動範疇、作案方式、使用的武器都不斷變化。只有一條不變，就是為非作歹！

意大利政權對他們有過幾次重大的打擊。但都是消停一時，過後又死灰復燃，而且越燒越旺。出人意外，鎮壓黑手黨最厲害的不是別人，倒是和黑手黨只一字之差的黑衫黨和其頭子墨索里尼！黑手黨原本向墨索里尼建議兩黑合作，利益均分。墨索里尼要獨裁，豈容權力與他人分享？這一來蠍子尾巴撞上了毒蛇牙，勢不兩立了。法西斯做事是和黑手黨一樣不擇手段的，墨索里尼的政策是凡沾黑手黨嫌疑，就堅決消滅。只要有人檢舉，即使毫無證據，也要嚴刑拷問，用鋼絲把黑手黨分子捆在比身體短的箱子上，先用牛筋做的鞭子抽打，后澆鹽水，再在嘴上插個漏子往裏灌辣椒湯。然後用鐵鉗拔他們的毛髮、指甲、生殖器……別聽黑手黨們拍着胸脯叫喊天不怕地不怕，酷刑之下一樣草雞。被抓的只得認命。還沒被抓的就趕緊逃命。西西里四面環水，法西斯也並不禁止這種土產出口，就結幫成隊地跑了出來。往哪裏跑？當然找自由度最高的地方。第一個目標就選擇了美利堅合眾國。從此美國的黑手黨勢力大增，成了意大利之外又一個黑手黨的根據地。只要看過電影《教父》，對這點就有所了解。戰後這兩股黑手黨勢力遙相呼應，其勢力又得到新的惡性發展。我回國不久，那位殺害巴勒莫服裝廠老闆的殺手被抓住了，此人剛35歲，已經有殺害巴勒莫市警察局長卡沙拉、偵探蒙多、前市長等50餘條人命的紀錄。

意大利政府近年鎮壓黑手黨的犯罪活動取得一些成果，看得出是下了極大的決心的。但黑手黨為患，有其社會基礎和生存條件，且年深月久，盤根錯節，即使決心清除，也非一兩日可奏效，只怕離徹底肅清還有一段路程。

難忘貝爾格萊德

近些天從電視中看到貝爾格萊德是硝煙瀰漫、火光衝天的景象時，我總是禁不住眼睛潮潤，心底作痛自問：這就是那個自尊自信，輕鬆瀟洒，熱情友好的貝爾格萊德嗎？

我目不轉睛地看那些用身體保護大橋的人。看在硝煙戰火中開音樂會的人。想找到小姑娘瑪莎，我作過許諾：中國允許城市中養狗時，我把消息報告她。那一年她6歲，在貝爾格萊德機場咖啡廳，她把我拉到一邊機密地說：“媽媽已經決定把我嫁給中國人了，可是我不願意。”我問她為什麼不願意？她說：“中國不許養狗。”我說：“也許以後會允許。”她說：“如果允許了，你很快把消息告訴我可以嗎？”我說：“當然可以。”她說：“好，那我就抱着我的狗嫁到中國去。”

轉眼14年過去了，中國早已允許在城市養狗，可我無法兌現諾言，我不知怎樣才能把消息傳給她。

我去過的是前南斯拉夫，有6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各有一個作家協會，在貝爾格萊德還有一個總的“南斯拉夫聯盟作家協會”。中國作協和“南聯盟作協”簽有“文學交流協定”。每隔一年做一次互訪。南聯盟作協的外事秘書是小瑪莎的媽媽波芭女士，跟我們有經常的工作聯繫。訪問過前南的中國作家，都記得波芭，她漂亮——南斯拉夫地處歐洲東部十字路口，多民族多文化交匯，盛出美女，在如雲美女中波芭還出眾領先；她能幹，全聯盟作協**、副**由各共和國作協**輪流坐莊，專職工作人員只有3名，秘書長負責全面工作，還有波芭和一位司機。外國作家來訪，都由波芭負責接待，從接機到安排吃住，兼做導遊，她做得從容親切而井井有條；她堅強，她是單身母親，白天上班早晚做家務，幼兒園休息她就帶着孩子上班。她請我們到她家喝咖啡，我看到一個舒適溫馨、情趣高雅的小巢。我說她煮的土耳其咖啡好，她說她做的菜更好，可惜沒時間請你吃！我覺得她那股自尊、自信的風度，體現了貝爾格萊德這個城市的性格。

貝爾格萊德給我的印象就是團結、刻苦、自尊、自信。他們頂住國際上的歧視和擠壓，把自己建設成丁東部歐洲最繁榮的城市。從莫斯科到此一下飛機，猶如從樸素的莊園進人繁華鬧市，商品琳琅滿目，充耳歡聲笑語，物價便宜，人心安定。鐵託故居處處見群眾懷念之情，羅馬古堡人人帶民族自豪之氣。我住的賓館窗外就是個露天咖啡館，午夜是它的上座高潮，隔着窗子看去，看得見幾個龐貝青年湊在一堆坐在地上彈結他唱歌；看得見青年情侶把臉擠在一堆輕聲細語；看得見老人跟他的狗對坐在桌前，跟狗竊竊談心……人們各按自己喜歡的樣子活，誰也不干涉誰，誰也不妨礙誰。那時中國還剛進入開放改革時期，南斯拉夫又是除蘇聯外我到過的第一個歐洲國家，她的繁榮景象和自由氛圍給了我極大震動，我彷彿從這裏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景，並為此感到振奮與幸運！

當然我也遇到過不大能理解，或不值得效仿的現象。比如有位作家，我帶着尊重的口吻跟他談對鐵託故居的感受，他卻說：“那種地方我從來不去，我不問政治，更不崇拜掌權者！”但就是這位“不問政治”者，在我們兩國互出對方詩集時，卻硬要把一位被別國尊為國寶的詩人作品收進來，我表示反對，他說：“他的出生地應屬於我國，現在的國界劃法不合理！這關係到國家主權問題，你不同意編他的詩，將來引起戰爭，你是要負責任的！”我說：“你別來這一套，中國人從來不怕嚇唬，我們決不介入你們的爭吵，我們不做不利於世界安定的事情。”整整爭論了兩年，才把那首詩撤掉。等詩集在中國出版了，書中作者的國籍卻又有了更多變化。連原來南斯拉夫聯盟作協也不存在了。

有人到貝爾格萊德去，我曾托他打聽波芭的下落。樓房已換了主人，原作協工作人員已走散，據說秘書長已去了別國，其他兩位下落不明。漸漸地我也就不再想起貝爾格萊德。

近日災難性的新聞，又把我的注意力拉向了這個給我留下過和平、繁榮、自由、富足等等美好印象的城市。於是每天晚上，我都目不轉睛注視着電視屏幕，結果每天看到的，都是當今世界最慘不忍睹的景象。有一天我竟然在火光衝天中，辨認出面前的一堆瓦礫，正是住過的酒店和窗外那個露天咖啡廳！我的心揪成一團。

南斯拉夫怎麼了？南斯拉夫人礙着誰的事了？

我去過西方一些國家，儘管他們在有些事情上跟中國人的觀念不同，但老百姓對待別人的家務事的態度，卻和中國人沒有差別，既尊重別人的權利又熱心互助。鄰居家裏吵架，能勸解的馬上勸解，不便勸解就靜觀其變，找機會再好心進言。最壞的也不過是只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絕不能趁人家鬧糾紛到人家裏去放火殺人撈便宜！而他們的政府，怎麼跟老百姓兩股道上跑車，拿別人鬧家務事作為他們發動戰爭的理由？把人家的工廠、橋樑、民居，以至於老百姓的生命都炸了，還說這是為了幫助那裏的人民，是為了保衛人權！

我是當兵出身的人，戰火硝煙中滾過，知道真正的戰爭跟電影完全是兩回事，因此我恨那些用戰爭威脅剝奪他人生存權的策劃者們。我對千千萬萬波芭，發誓用戰鬥保衛自己國家的不屈的精神，完全理解，充滿敬意。

1999年5月5日於北京

情寄馬六甲

我曾乘車作了次浪漫旅行——陸路穿過馬來半島。這一帶無處不美，而最使我難忘的是馬六甲。

到馬六甲之前，我先在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停留。先品嘗過了“娘惹”餐，接觸到令人眼濕的“峇峇娘惹”文化。

“告吝娘惹”不是個民族。“峇峇娘惹”發音是福建話的“爸爸，娘奶”，這是馬六甲地區一個社會群體。600多年前“三寶太監”下西洋時，帶來的工匠役人有些被留下沒回國，在此傳授技藝、開創基業。有他們打底，此後就不斷有華人到此謀生。來者多男性，定居后與當地女性結合組成家庭，久而久之就形成個特殊的群體：男人穿唐裝，女人着紗籠；房屋建築、傢具裝飾中國化，語言飲食馬來風。在家族禮儀，民俗風尚中完整地保留着中華文化傳統。

馬六甲最豪華壯觀，最有代表性的一條街，叫“陳禎祿街”。這條街在荷蘭殖民地時代稱作“荷蘭街”。二戰中日軍侵人馬來亞，殖民政府的軍隊投降了，華人僑領陳禎祿先生領導當地人民揭竿而起，與日軍艱苦作戰，堅持到二戰勝利。又為馬來西亞的獨立而鬥爭。獨立后的馬來西亞政府決定把這條街以他的名字來命名，以紀念他的豐功偉績。

找這條街不用看標牌。在歐式高樓、馬來棚屋間，這條街有其獨特風貌：長街兩側是白牆灰瓦，赤柱石階，前出廊后出廈的中式庭院。門前刻着對聯：“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兩扇大門上寫“河圖”，下聯對“洛書”。進得門去，大廳里供着關帝君，文武財神，八仙桌太師椅。福建雕漆屏風兩側擺的中國陶瓷古董。有客到來，男主人一身唐裝拱手讓坐，至此為止一切與華人家庭無異。但往下就變了。因為端茶敬客的女主人身着馬來“紗籠”講流利的馬來語，並做一手有特色的“娘惹餐”。這就是峇峇娘惹的發源地和聚居區。

娘惹們平時着馬來裝，但有一場合是非穿唐裝不可的，那就是婚禮了。告告娘惹婚喪嫁娶，逢年過節，嚴格遵守中華禮俗。迎娶前一天，新郎新娘要先“梳頭”后“拜天公”。頭要請族中兒孫滿堂的“全活人”來梳，一邊梳一邊唱喜歌。唱的是“一把梳得長，金玉堆滿堂；二把梳得深，多子又多孫……”梳完頭，父母各點燃蠟燭，引導新人到神案前。神案上擺着一桿秤，一把尺和五本線裝書。新郎新娘向這三樣物品磕頭跪拜。秤，表示結婚後夫妻二人要平等相待：尺，提醒新人成家之後作事要更講分寸；書，則提示生下子女要叫他們知書達理。

正式迎娶之日。新郎着長袍坎肩，新娘穿鳳冠霞帔。在彩旗執事引導下，吹鼓手樂聲中，花轎迎娶。新娘下轎先拜天地，后拜高堂，三拜九叩之後將新人送人洞房，洞房是金漆雕花架子床，床上掛繡花幔帳，桌有桌圍，椅有椅罩。一律是紅緞繡花。繡的是團龍彩鳳。

告眷娘惹遵守華族的敬老傳統，過年過節要給長輩行跪拜之禮，敬茶問安。他們也保留着慎終追遠的祭祖敬神，燒香上供。講究點的擺設三牲，將就些也要四盤八碗。

告告娘惹人保持着華人勤勞刻苦品性，繼承了中華文化傳統，從19世紀後期起，不少人在橡膠種植、商業經營領域獲得成功，為馬來西亞經濟發展做出極大貢獻。有的成了富甲一方的望族。他們的發源地既在馬六甲，這裏就成了祭祖聖地。我特地到馬六甲化地先祖的墓地，為我們共同的先人致敬。墓地在鄭和石像和他所開掘的“三寶井”背後山坡上。從明代到清代的墓，大部分都保護得很完整。看來一直有後輩在看守和整修，有的新粉刷過墓牆，碑文也用油漆重填過。

峇峇娘惹後代繁衍，群體擴大，如今已突破了馬六甲這塊生存空間。如今在吉隆坡，檳城，武吉南眉，甚至新加坡都有他們的身影。峇峇娘惹的生活方式也有變化。服飾，建築等不再拘泥於祖輩模式，但其風俗，禮儀，家庭制度仍嚴格遵守中華祖風，有些方面甚至“比純華人還華人化”！

西方國家最先佔領馬六甲並建立殖民統治的是葡萄牙人，隨後荷蘭人打敗葡萄牙人取而代之，峇峇娘惹發源地原來本叫“荷蘭街”。可是二次大戰中西方殖民軍隊一槍沒放就投降了日本軍，倒是當地華人勇敢地擔負抗日救亡的重任。二戰勝利后他們又和各族人民一起為爭取獨立而鬥爭，所以現在這條街以華人陳禎祿的名字命名。但人民更習慣稱它作“中華街”。

距這條中華街不算遠，就是聞名的三寶井所在地。井口甚大，是鄭和到達此地開掘的第一口井。至今清水長涌，甘甜清洌。但為了保存古迹，人們把井口加了蓋，只供瞻仰，不準使用了。

三寶井旁有座廟，名寶山亭。巨大硬木佛龕前是香爐，燭台，頂上吊著長明燈。院中左側有一尊三寶太監鄭和的石像。正殿內香案后佛龕中則立着一個被香火熏黑了金字神主。上寫“大伯公之位”。我問陪我的當地華人作家唐林：“這裏人稱呼三寶太監為大伯嗎？”唐林說：“不，這裏供的大伯公是最早到檳榔嶼開山闢田的華人祖先，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這三兄弟被我們統稱為‘大伯公’。”再深問他也語焉不詳。

此後幾天，我就用各種辦法探尋大伯公的來歷。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叫我打聽了個大概：

大清國乾隆十年(1745年)檳榔嶼還是個荒島無人居住，有一天有三個中國人遇到海難，抱着木板隨海浪漂到了這個島嶼。絕處逢生，三個人就捻土為香結成異姓兄弟，齊心協力在此地創造生存條件。最年長的叫張理，老二叫丘兆祥，都是廣東大浦人。老三名叫馬福春，是福建永定人。老大是村中教書先生，頗有學問；老二是鐵匠，老三是個燒炭工人。這三個人親密合作，找了間洞穴住下來，吃野菜，穿樹皮，鑽木取火，開山闢田，耕種漁獵，白手起家，當起了檳榔嶼最早的開發者。因為這島上有了人，此後才陸續又有人來謀生，但人口增加極慢。據文件記載：40年後，荷蘭探險家萊特上校到達了這個島上，他當時統計全島也只有58人居住，還大部分是流動的漁民。只有這三個中國人是長期定居的。

此後百年間才有更多的華人陸續來到島上。那時大部地區仍處在原始狀態，海灘上一片荒涼，原始森林中野獸出沒。面對這嚴酷環境，有人要退縮，先來者就以三位大伯作楷模，教育他們繼承華人勤勞刻苦，不畏艱難，赤手創業的族風。果然經過幾代人前仆後繼的奮鬥，檳榔嶼成了南洋聞名的寶島。一代代華人移民口口相傳，大伯公的業績成了他們在困境中奮鬥的精神支柱。大伯公的形象成為民族性格的化身。大伯公是華人心目中的神靈。後代們在大伯公的墓旁修了廟宇，香火極旺。傳說大伯公是中國夏曆四月十四日這天夜間漂流到這島上的。每到這一天，全島華人都要趕到廟裏來，先點着香在爐中悶着，大家屏聲靜氣，在月光下望着海灘上大伯公登岩處的一塊巨石，只等潮水一漫過巨石，燒燃香火，燒得火舌衝天，眾人齊聲歡呼，向大伯公頂禮膜拜。據說看那香煙火苗的走勢，可以定全島當年的運氣。所以連當地官員都要來進香看火，為本州當年發展前景作預計。政府還把市區最古老的一條街命名為“大伯公”街。但在人們心中仍把馬六甲這座廟視為中心。因為這是三寶公所在的地方，是華人祖先集中安息的地方。因為寶山亭背後，山坡上就是一個挨一個的華人墳塋。從明至清，一朝朝，一代代的墓碑排滿了小山。我朝墓地深深地鞠了一躬。對華族先人在海外艱苦創業的成就充滿敬意，作為華人一員站在此處怎能不感到自豪與驕傲？心中想：沉睡在這地下的華人，都享有一份開拓者的香火。“大伯公”其實是華人的一個整體形象。

我到過世界上不少地方，有的時過境遷，就淡忘了其風貌，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馬六甲！

馬六甲的鄭和像

3月份北京報上有一段小消息：“馬六甲博物館接受當地華人建議，更換失真鄭和塑像。”文章很短，發的地方也不顯眼。但我看完卻真的有點“心潮澎湃”。

事情發生在“馬六甲”！這地方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在世界上的知名度，絕不亞於大都市。這首先得益於它的地理位置。拿過地球儀在東半球面上划個十字，它正在中心附近靠上一點。北邊亞洲南邊澳洲東邊美洲西邊是歐洲和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一左一右，它正卡在兩海中間，和蘇門答臘相對構成長800多公里長的“麻喇甲海峽”。資本主義國家進入擴張時期，船堅炮利東征西侵，都要從這個小夾道通過。所以從16世紀開始，幾家西方強國都向此地伸手。葡萄牙最先搶灘佔地，把它建成另一個澳門；後來荷蘭的力量超過了葡萄牙，荷蘭遠征軍趕走葡萄牙駐軍，把馬六甲建成荷蘭要塞；大不列顛要在世界稱王了，又趕走荷蘭人把馬六甲划人大不列顛“海峽殖民地”，20世紀40年代英國在西方正全力應付希特拉轟炸時，日本武士道在東方也向馬來半島發動了突襲。鎮壓殖民地人民毫不手軟的英國守軍，卻在日軍面前匆匆舉起了白旗，“海峽殖民地”米字旗換了太陽旗。而手無寸鐵的當地人民，卻在日軍燒殺搶掠之下，奪取敵人武器打起了游擊戰爭。

馬六甲和全馬來半島人民一起，浴血戰鬥數年，迎來了日本投降。這時英國兵卻又耀武揚威開回來要恢復其殖民統治。這回馬六甲老百姓再不那麼好欺侮！從日本人手中奪回的國土豈容再讓他人逞王？舉起從日本人手中奪來的槍炮又跟英國殖民軍廝殺起來。經過一番苦戰，終於爭取到馬來西亞獨立建國。馬六甲人民才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日月循環轉，滄海變桑田！幾百年間不同國家你來我往爭奪，轉換對馬六甲的統治權。難道歷史上就沒有一個國家不存野心、不懷惡意，善良友好，來馬六甲播種友誼？

有的。500年前有一個國家，幅員、人口、經濟、文化、軍事等綜合國力比馬六甲大得懸殊。該國派官員率領龐大船隊六次造訪馬六甲。沒侵佔這裏一寸土地，沒奪取一草一木，不僅沒有野心和惡意而且誠心播種下友好的種子。

這個國家就是中國！他派出的使臣就是鄭和！

鄭和在國際上知名度頗高。知道他的名字的洋人比知道唐宗宋祖的多。15世紀西方國家仗船堅炮利四處亂竄時，初到一個地方，不論當地人已存在了多久，他們都要宣佈是自己的“發現”！不久前還紀念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500周年”！西方也到了馬六甲，甚至佔領過馬六甲，但從不宣佈他們的“發現”！就因為盡人皆知中國政府早就派人到過此地。不是一次，是來過六次！馬六甲第一口吃水的井就是率船隊來的三寶太監開鑿的。至今還在使用。名字就叫“三寶井”！三寶太監打這口井時，哥倫布先生還沒出生呢！

可是馬六甲有一組塑像。把鄭和“失真”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三寶太監是1371年出生於雲南的***，原姓馬。扶助燕王奪天下有功被賜姓鄭，是永樂皇帝的心腹。燕王當上皇帝后，為察訪建文帝下落，特命鄭和“通使西洋，招諭外國”。從1405年起鄭和就七次率船隊遠航東南亞、馬來半島、紅海，直到東非。訪問爪哇、蘇門答臘等二十多個國家。六次到達‘嘛刺加”，也就是馬六甲。

鄭和帶的船隊有長44丈、寬18丈的大船62艘，官兵兩萬多人。這份實力這份氣勢，坦白地說，在當時相對落後的南洋小國面前佔有絕對優勢。若像後來西方艦隊那樣打算侵地奪權建立殖民地，目的不難達到。但鄭和是禮義之邦的和平使者。只有通使和好之心，並無擴張侵略之意。既不要割地賠款，也不搞殖民統治。所到之處，只是向當地頭人“宣天子詔”，只要名義上承認中國的盟主地位，就將帶來禮品金帛“賜其君長”建立友好關係。惟一要求的是以後保持聯繫，定期交流。鄭和不僅帶去了禮品，還帶去了一批技術熟練的工匠。把他們留在當地授徒傳藝。這些人中一部分後來與當地女子成婚，在當地形成一個融合了中華文化和當地文化的獨特族群。其後代繁衍不絕，興旺發達。

萬想不到500年之後，在馬六甲博物館中，把鄭和塑成了一個其貌不揚，一臉鬍鬚，跪在當地統治者面前的“朝貢者”。他身後兩位梳着滿族式髮辮的隨從，也一同跪在地下。且不說歷史情景人物關係的荒謬離譜，就憑太監臉上長鬍須，明朝漢人梳髮辮這兩項“奇景”，就可知其製造者的粗陋無知！令人費解的是馬六甲原有一尊鄭和石像，形象威嚴莊重。卻被丟棄到了荒郊。偏又找人塑成這麼一套荒唐塑像！

馬來西亞是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懷有共同的信念：就是熱愛並效忠自己的國家！華族在人數上占第二位，經濟貢獻尤為突出。我在那裏看到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團結一心，友愛互助的情形很受感動。馬六甲有一條街道叫“陳禎祿”街，是以抗日戰爭和爭取馬來西亞獨立的華人英雄命名的。

不同民族的馬來西亞人都以此自豪。“塑像失真”事件招來華人不滿，其他民族都理解並支持。但此事無論如何使當地華人心靈上受到了傷害。因此今日得解決，實在是一大快事。雖然人們提意見的次數不少(年年都提)，拖延的時間夠長(不止三五年)，有關方面總算承認“失真”了。動手更換了，這就叫皆大歡喜、心想事成了！世界華人都為之高興，因此我把這條小消息看做大新聞。

我隨着年齡老化，思維有點顛三倒四。因以前在馬六甲見到“失真”塑像，近日決定更換時我又正在馬六甲。見景生情就產生些遐想：隱約感到冥冥之中“造像”事件的變化竟與中國的綜合國力、國際地位的發展；與中馬兩國關係的改善等過程有某種同步巧合。彷彿中國本身越是強大，中國與有關國家關係越親密友好，其他國家的華族人說話就越有分量，辦事也更容易些，我相信這確實是巧合，不過巧合得挺有意思！

最近這次去馬來西亞，我是和蒙古族作家劉成、’朝鮮族作家金學泉、壯族作家馮藝同行。回來后我問他們此行有何感想。他們沒說對那裏的印象怎麼樣，卻說：“不到外邊看看還感覺我們國家的民族政策有多好，多可貴！看過回來后我們更愛國了！”

漫憶老撾

去年我去了老撾，愛上了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

在萬象一出飛機，就是一片喜慶氣氛。老撾的文化官員和作家頂着太陽在機場等候，連我國大使也趕來迎接了！我們向大使請示注意事項。大使說，為我們來訪，領事館要開一次酒會，請我們空出時間。大使說完，有事起駕。我們也上車進城。

老撾作家協會經費很少，只有一名專職幹部，就是秘書長倫薩萬。他半天主持工作，半天幫太太擺攤做生意。為了我們來訪，政府雖撥了筆接待專款，但不撥給汽車。作家謝里帕去年訪問中國，和我與陳喜儒相處甚歡，聽說我倆來，自告奮勇提供車輛。在航空公司任職的作家蘇吉也把自己的車開來。這樣+我們就有了兩輛車的車隊。

謝里帕原來也在作家協會領工薪。老撾學習中國經驗，搞起改革開放。於是他學習中國作家張賢亮，辭職下海，經營花木和泡製藥酒，當起老闆來，很有經濟效益，一下買了兩輛美國轎車，雖說是二手貨，但全夠八成新。他對我們說：“你們在萬象的日子裏，除去開車的太太外，車子完全屬於你們所有了。”

中國作家訪老撾，雖是頭一次，但並不感到生疏，因為都是東方民族，又有類似經歷，什麼話一說就懂。不像跟西方人交談，有時一句話要解釋三小時，例如我有次在芬蘭參加宴會，跟身旁女士閑談。她問我的寫作經歷，我說因為戴過右派帽子，曾經停筆20多年。她就問：“那帽子是什麼做的？你不喜歡為什麼還要戴？為什麼還要等着別人來給你摘？……”我一聽趕緊改變話題，不然這頓飯誰也吃不好。在老撾就不一樣。琅勃拉邦有位領導人接見我們，說他正在黨校學習，是專門請假來和我們會晤的。他說，在黨校主要學***同志的講話和中國改革開放經驗。我說：“我們的經驗只供參考，老撾有老撾的具體情況。”他立刻說：“你這句話就有中國特色。以前我們學過別國的經驗，該國專家則說他們的經驗是惟一正確的，對任何國家都適用。事實證明，對他們自己也不適用。”我說：“這事我們也碰到過。幸虧中國領導人沒聽這一套。”說到這兒。我們對視着笑了起來。

老撾人的善良和質樸，完全是東方式的，我們感到親切。

據老撾朋友說，這裏很少有刑事案件發生。我完全相信，因為我看見有的女士提着一膠袋鈔票(老撾幣值低，買一點東西就要一大捆鈔票)在市場閑逛，膠袋就敞着口，非常放心。我在上、中、下寮旅行半個月，沒見有人吵架，也沒聽到大聲吵嚷。老撾較少現代化商場，多半是露天市場。新建的商場樓里仍是一個個攤點的組合。賣金飾品的挨着賣魚的，手織布攤邊賣肉湯米線，大家都和平相處。中國^講究“叫賣”，人家賣而不叫，以至安靜得叫你疑心是否走錯了地方！原來不叫也能攬生意。你走到水果攤前，賣貨姑娘會笑着點一下頭，說悄悄話似的低聲問：“買顆榴槤嗎？我要的價很低！”你說要看看，她馬上把貨物擺開任你挑選；你若搖頭，她會不好意思地表示遺憾，決不糾纏。他們多半不討價還價，偶爾討價還價，客氣得竟像是中國小說里君子國的對話：“價錢就按您說的，再給我加一包蠟燭可以吧？”“加一包蠟燭我虧本，加幾盒火柴得了，真正昆明貨，一劃就着的！謝謝你成就這筆買賣！”有天乘車經過一農村，看到有家門口擺着椰子，停車要買兩個解渴。那農民竟說：“這已摘下來半天，不新鮮，我留着自己吃。你們要，我現上樹給你們摘去。”問他新摘要多少錢。他說：“一樣的價，不多要錢，過路人渴了，沒帶錢也要給他吃呀。”

這樣一個善良敦厚、心慈面軟的民族，面對法國槍炮刺刀、美國飛機炸彈，不僅毫不退縮，而且經過一番較量后仍然照自己意思活着，實在令人驚訝。戰爭的激烈程度，從遺患中仍能令人體會到。就說那世界聞名的13號公路吧，經過美機“地毯式轟炸“，用“百孔千瘡”四個字來形容是遠不夠勁的。我團兩位團員，都已60開外，滿頭白髮。到巴色時，政府提供的一部舊蘇聯吉普，布篷已破。每天開出去不到10公里，兩位“鶴髮童顏”就變成赤發鬼劉唐了，因為老撾是紅土地帶！

這些慈悲善良，充滿佛性的人民竟能從戰爭中挺過來，擺脫殖民地地位，爭取到獨立，很令人起敬。論人力、武力、財力，老撾都不是入侵者的對手，可就硬是打贏了，逼得敵方從印度支那半島的這一角退了出去。可見有些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能只憑實力為所欲為。冥冥中自有公道。

萬象沒有現代氣派高樓大廈，沒有密集擁擠的商業街。

雖看到有掛着外資招牌的樓房在興建，但尚未完工。萬象目前最高的建築物可能還是我們住的旅館——總共3層。木地板、木床、木桌椅，清潔樸素。只在樓下餐廳里擺了一架電視機，收的是泰國節目。老撾自己沒有電視台，一切只憑自己眼睛去觀察。

我對老撾的觀察，是從第二天黎明開始的。

不到5點鐘，我洗漱完畢，輕輕下樓。街上每隔不遠便有幾個女人跪在路邊，面前放着個竹籃。老婆婆們都神情莊嚴，雙手合十，口念佛號。小姑娘和少女跪的姿勢極為優美，偶爾會把頭湊在一起，小聲咬着耳朵說幾句什麼。

從路口的拐角處，走出來一隊披黃色袈裟，提布袋食缽，光頭赤腳，雙目低垂的和尚。走在前邊的最年長，走在後邊的只有十來歲，成一列縱隊，每個和尚在每一位跪着的人面前經過時都停一下，雙手合十，口誦佛號。跪着的人便從籃中捏一小捏米飯放進和尚提着的缽中。一隊走完，一隊又接上。和尚向這群人化過緣，就轉向下一群如法進行。我掏出照相機搶拍了兩張照片。出於好奇，想數一數到底有多少和尚經過。但是，沒數幾隊就已到吃早飯時間，而和尚的隊伍還源源不絕……

在飯桌上，我問倫薩萬先生：每天有多少和尚化緣，多少施主舍飯？他說不用統計，全市有多少廟是有數的，廟裏有多少僧人就有多少人化緣。他們的齋飯都是當天化來當天食用，不留存貨。至於施主嗎，老撾人民個個都是施主，一個人出面代表全家。

我開玩笑說：“總要把共產黨員除外吧。”

他們說：“不，老撾政府明令規定佛教是國教。黨員敬佛是合法的，組織上並不要求黨員叛教。”

與此相關，老撾最可觀的建築物就是寺廟。

老撾在相當程度上還處於自然經濟狀態。城市建築有點像中國三四十年代廣西、雲南的中小城鎮。鄉村和中國傣鄉相似：竹樓、椰樹和水田風光。但比起西雙版納、瑞麗等地來，似乎貧瘠和蕭條點。惟獨寺廟卻比中國的“緬寺”(因緬甸大小金塔寺聞名世界，中國人稱南傳廟宇為緬寺)輝煌壯麗，數目也多。一座有一座的特點，佈局很少重複。

南傳佛教屬小乘，其廟宇和大乘與藏傳寺院不同。一是不設塔林，塔就建在院中，也並不只藏舍利或僧人肉身，國人都是信徒，親王、大臣多為得道之身，坐化后也可葬於寺，築塔藏之。這樣，塔的數目不僅增加得快，而且修得堂皇精緻，成為寺中一個景觀。二是信徒還願有再塑金身之慣例，誰許願得到了滿足，要塑一尊佛像送進廟內。所以，老撾廟內佛像總比和尚多。還願的佛像多是以木為胎，外包金屬膜，單捧一尊在手中觀賞，不見出色。但成千上百累積成一座佛山，感覺就大不相同。在琅勃拉邦，我們曾沿湄公河逆流而上，舍舟登山，沿着小路蜿蜒而上，來到一洞口，那洞深處就有兩座這樣的“千佛山”，在燭光照耀之下別有一番神秘氣氛。

從大伯公說到老廣

“羊城晚報”朋友命我寫篇“我說老廣”。在我眼裏老廣都系頂呱呱。都系大好人啦，從哪兒說呢？

信口說起來：

黨中央把最早的特區試點選在廣東，選在深圳，就說明對“老廣”的理解與信任。

老廣有極強的奮鬥精神，多麼艱難環境中都能生存和發展。我在馬來西亞，從檳州到馬六岬到處見到有“大伯公”廟，廟是典型中國式的廟，可這尊神我在中國卻從未見到過，打聽一下才知道，原來“大伯公”是三個華人的統稱。200多年前，檳州是一個佈滿原始森林的荒島，沒有人跡。乾隆十年(1745年)三個中國人抱着船板從海上漂流到這地方上了岸。死裏逃生，結為異姓兄弟，就在這野獸出沒的原始森林山邊找了間洞穴藏身，披樹皮，食野果，刀耕火種。開闢農田，成了檳州最早的開拓者，建設者。檳島從此才有了人煙，打魚船才敢來加水避風，陸續也就有中國人過海到此謀生。初來者碰到困難，難免有退縮情緒，先來者就以三位大伯公為楷模，教育他們要繼承先輩的開拓精神。經過幾十代人的艱苦奮鬥，檳島成了馬來半島繁榮發達的地區。人們不忘三位華人大伯開創之功，在他們墳旁修了廟宇，夏曆四月十四是大伯公登岸的日子，每到這天全島華人天亮前就聚集到廟前，眼盯着大伯公最先攀登上那塊巨石，只等潮水一漫上巨石，立刻點燃香火，燃放鞭炮，齊聲歡呼，磕頭禮拜，向大伯公表達他們的敬意。並以此教育孩子們繼承大伯公披荊斬棘，落地生根的堅強族風。大伯公的業績成了人們的精神支柱，政府把檳州最繁華、古老的一條街命名為“大伯公街”。三位大伯有兩位都是老廣，除老三馬福春是福建人外，最年長的叫張理，老二叫丘兆祥，都來自廣東大浦！檳州發展起來后，當地華人又從這裏走向四面八方，開拓新的領域，隨着他們的足跡，大伯公遍及馬來西亞各地。也可以說在馬來西亞各地都樹起了老廣的英雄形象。

老廣的優點還表現在善於接受新事物，適應新潮流方面。他們還把外來文化跟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出新的品種，新的風格。中國傳統藝術產品有許多“世界名牌”，可名牌中少不了“老廣”這一號。中國的古典傢具出名，傢具中就有“廣式”；中國人講吃，而離了“粵菜”、“潮菜”吃的滋味就不全；中國講穿，潮汕的抽紗有獨特的姿色；我研究過一陣鼻煙壺，知道中國最早製造畫有西洋人像西洋風景，專供出口的鼻煙壺也產在廣東。如今中國成了鼻煙壺製造藝術的王國，在這個王國中潮州產品決非其他品種可以代替。全世界的煙壺收藏者若缺少潮州壺，就決稱不上名家……

說到這裏，明友攔住說：“夠了，稿子每篇只要一千五百字，再說就超過了。”

我說：“可我還沒談到主題，主題是廣東女性天下最優秀……”

他問：“你這個北方佬，怎麼把老廣說得這麼完美？他們就沒有不足處？”

答曰：“太太是廣東人。有不足也不敢亂說！”

夢莉和她砌的小塔

一口氣讀完了夢莉的兩本散文，一本叫《煙湖更添一段愁》，一本叫《在月光下砌一座小塔》。

認識夢莉已經有幾年，零星讀到她的作品有更長一點時間。像這樣集中的讀她文章是頭一次。已經有不少評她這兩本書的文章。我不會評論別人的作品，連自己的作品，說不出青紅皂白。只是一個以爬格子為生的人看到另一個熟人爬的格子，產生些想法一吐為快。

文學有各種流派，作家有不同風格。深奧典雅，通俗平易，機智纖巧，敦厚純樸，各有所長。但我以為不論那種風格，那路章法，感人與否，成就高下都在於一上個“真”字。同樣一篇行瑰麗委婉文字，有真情就叫“情真意切，細膩深刻”，沒真情就叫“無病**，扭捏作態”。前者感人肺腑，後者令人生厭。

恰是這一“真”字最難求。且不說有人本就虛偽成性，以假亂真，有心求真，要得到真又談何容易？是的，我們都曾有過天真的童年。所以稱作“天真”，可見這份真情生來具有。但孩子是不會寫文章的。待到能拿筆爬格子時我們已經在人生的戰場上經歷了多少腥風血雨，在社會中嘗過了多少酸甜苦辣，挨過了多少黑臉，遭遇過多少暗箭。那純潔，平整的心境早已被打磨，損害得傷痕纍纍，銹跡斑斑了。到了這時，仍能保持對人對事的真情，真心，真感，說真話求真理，要拿出多大的勇氣，要做出艱難的自我鬥爭，是只有當事人自己才能體會的。

夢莉的文章使我最深的感動，就是她的真！

她這兩本散文集，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寫愛情，一是寫對人生(包括景與人)的觀察感受，一是回憶自己走過的路(包括歷史和身世)。

我的小說中也常寫到男女之愛。其實我是最不愛看寫愛情的作品，包括我自己的。因為愛情要寫得“真”很難。還不僅因為這一話題自古寫到今，能說的都說盡了，能寫的都寫完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生活中純真愛情極為珍貴，得到並保持着這珍貴情感者實在是鳳毛麟角。這樣的人又未必寫文章。真寫出來的倒多是些幻想多於實際，感情上的烏托邦。這樣的東西對十八九，二十左右歲，剛步人成人社會。卻又涉世不深的年輕人來說，自有它的吸引力，使他們讀着有神聖感，神秘感，崇高感，似乎人生的意義就在於找到一自己愛得要死的人和被人愛得要死。但在那些需要披荊斬棘，需全力拚搏才能爭得一塊立足之地成年社會成員中，就未必會找到知音。愛情雖是人生中要解的許多難題之一。卻不是非解開不能活的難題。我們的祖先，我們的兄弟，我們同代人有多少是得到了真正愛情的？他們照樣活着，當官作吏，買進賣出，生兒養女，傳宗接代。跟爭取生存和發展的環境來比，愛情即使不是奢侈品也絕不是生活要素的第一位。

懷有深厚，純真的愛情，並持之永久的人很少。他們寫出來的文章更少。因而極可貴。

無意之中發現夢莉恰是這樣的少數之一。因為有了這一點深情，她寫愛情的散文讀起來就打動人心。她的文字自然是美麗的，但章法上，結構上我並不以為有多麼精緻，多麼新奇，就因為有了真情，這種平實反倒使人讀着親切，純真。她不是要“表達”、“反映”別人的某種感情，而是自己內心感情的自然流露和宣洩，讀她的文章像是聽朋友說知心話，像是無意中聽到某個人自白。從而引起使存有這份真情的人共鳴，使這種心情被磨去了的人審視自我，有某種惆悵，追憶，併產生重新獲得、把握這珍貴的情感的願望。

一個在商業社會中拼搏半生，並獲得了成就的女性仍能保持這份真情，稱得上難能可貴。

夢莉在另外那兩類散文中披露了她一部分生活經歷。她也是個身上遍佈傷痕的人。人們今天看見的夢莉是穿着高雅時裝，在世界上飛來飛去，不知疲倦談生意，毫不吝嗇搞公益的成功者。可曾想到她的童年，少年時代是在怎樣一種困苦屈辱中度過的？她的父親因為抗日，在泰國蹲過監后被遣回原籍的中國廣東，父親從這裏仍然堅持抗日，出走後再也沒有回來。他一家三口，孤兒寡母受盡族人欺凌，母親被折磨得生了重病，這個不滿10歲的小姑娘就討飯，打工去掙三口人的口糧。9歲之前，這個小小的生命就曾賣給人當過童養媳，另一次則被拐賣到人販子手中，若不是靠了機警和勇氣從魔掌中逃出，不難想像她將更悲慘到什麼地步。這世界上那裏還會有位企業家和作家的夢莉？為了替她找條活路，剛滿9歲，母親就叫她獨自背着更小的妹妹隨“過番客”，“回”泰國。千辛萬苦奔上船，妹妹卻連凍帶累病倒了，聽說船上的人要把有病孩子扔下海去餵魚，他又央求船家把她們放下來。回到旅店后，偌大的破房中只有她們兩個人，寒風冷夜，沒有被褥，夢莉只得把衣服全脫下來蓋在妹妹身上，她光着身縮在牆角挨凍，到天明她自己也涼得發了高燒。一個發著高燒的小姑娘背着一個比她更小的小姑娘，就這樣在刺骨寒風中，連滾帶爬的奔上了旅程……

在中國，在世界這樣悲慘的童年並不罕見，我自己也是從九死一生掙出一條窮性命的。但難得的是，夢莉在經過難以想像的奮鬥，拼搏之後，發跡了，成功了，卻仍然沒有喪失那股對人生，對愛情，對故土，對國家純真愛意。心仍是那麼透明，愛仍是那麼深厚，情仍是那麼真摯。

看了她更多寫對人生觀察感嘆的文章，如《李伯走了》、《寒花晚節香》等，就發現她的愛心是對整個人類，整個世界的。愛情只是這整個愛的一個方面，是整個火球中一個最強烈，最燃燒的一團而已。

我無法猜透，夢莉怎麼能在生意上既是能手，在做人上又保持純真，在商戰中所向披靡，在文學上又滿紙童心！這個看來柔婉，斯文的女性哪來的這股堅強韌性，使她的心靈在百般折磨后仍然留得一片凈土！

我說過，我不會評論別人的作品，連自己作品也說不出青紅皂白。以夢莉這兩本書我仍然說不出什麼有條理的見解。因而我無法尋章摘句的來分析，品評她的作品，無法說她寫得如何好又有那些不足，我只是說我讀後的印象，這印象是：夢莉用她真情砌的這兩座小塔和用愛心點燃的塔中火焰，是什麼人也毀不掉，澆不熄的了。因為它給我們看到了強者的奮鬥和仁者的愛心，也引起我們的敬意和愛意，我相信泰國和中國文友們，讀者們也會愛她和她的小塔。

1992年12月26日

他的外國兒子

1月21日羊城晚報《花地》，發表《我的中國老爸》一文，讀之令人感動。有朋友聽說我與作者相識，要我介紹一下中國老爸的外國兒子，馬來西亞的陳凱希先生。

在中國陳氏是大姓。在馬來西亞華人中陳氏也是大姓。馬六甲有條陳貞祿街，就為了紀念一位在馬來半島抗日戰爭和爭取獨立的鬥爭中立下不朽功勞的華人英雄。“中國老爸”陳郁亭與陳貞祿是同時代革命者，只是沒等到勝利就被英國殖民者驅逐出境趕回故鄉中國來了。留下了他的10多個兒女。其中一位就叫陳凱希，是他30年代在居鑾華文學校任教期間生的。“凱希”，顧名思義，就是“凱旋的希望”。果然，這個兒子繼承了父親的理想與鬥志。一進入社會就投身工人運動。成為60年代馬來西亞勞工運動的領頭人之一。勞工運動受到挫折，帶頭人被處理。因他是當地生當地長，地地道道的馬來西亞人，不適用“驅逐出境”條款，便被剝奪自由，過了幾年艱苦歲月。

70年代中馬建交，陳凱希的處境從此好轉。不再參加勞工運動，作小買賣為生。其時當年一起搞勞動運動的夥伴，都生活得窘迫而艱辛。陳凱希時時尋找改變命運的途徑。

中馬政府共同努力，建立合作關係，兩國人民間友好氣氛越來越濃。大馬華人的故鄉情結也隨之高漲，中國商品越來越受歡迎。尤其是對中醫中藥，有強烈的信賴傳統和現實需要。但由於歷史原因，經營尚屬空白。陳凱希看到了發展事業的良機。但他自己兩手空空，只有靠集資才能起步。資本雄厚的大亨不會把資金投給一個搞工運的窮漢。他就向一起搞過工運，同樣苦寒的朋友求助。在這些人中他有高度威信，登高一呼，紛紛支援。朋友們少吃一口，省下來伙食錢來集資人股。擠出五千零吉的算大戶，投資一千零吉也不嫌少。不多幾日，80來個人集資16．8萬零吉。大概相當於6萬人民幣！陳凱希就以這點本錢開辦“海鷗企業公司”，英文名字是“HAI-OENTERPRISE”，專門經營中藥，藥酒和中國傳統營養品。因為資金是勞工界朋友集起的，他選擇了1974年“五一”勞動節作為開張吉日。

轉眼之間22個年頭過去了。陳凱希小雞啄米，集腋成裘，把海鷗企業辦得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如今成了製造、進口、批發、零售、旅遊等多項目的跨國集團，成為馬來西亞十大直銷公司之一，在中國也建立了兩家獨資公司和三家聯營公司。上一年財政年度的營業額達到1．5億零吉，稅前利潤是1200萬零吉，與其開業時相比，財富增長了多少倍，請讀者自己去算！我僅知道他新興建的六層樓“總部大廈”，投資就達千萬零吉。恰好是在那篇《我的中國老爸》文章發表前不久，“海鷗企業”股票在馬來西亞證券市場正式掛牌上市。發行400多萬股，每股面值1零吉，上市頭一天就漲到3零吉！

陳凱希年輕時就愛好文學，熱衷於讀進步文學作品。發財后大力支持文學活動。前幾年馬來西亞華文作家組團來華訪問。有天拜會冰心老人，談話到中間，冰心老人指着躲在眾人身後，悄悄為大家拍照的一位中年人問：“這位叫什麼名字？”人們說：“他就是顧問陳凱希，祖上也是福建人。”冰心老人笑着問：“你這顧問怎麼反倒躲在後邊？”陳凱希紅着臉說：“小侄不是作家，只是為大家跑腿。”冰心老人說：“你大概是這個團的真正後台吧？”一句話把大家說笑了，介紹說這次訪華就是陳凱希發起、組織，並在經費上資助的！冰心老人說：“不要總給別人照相了，我倒想跟你合個影。”陳凱希感動得竟擦起淚水來，至今那張照片擺在他公司的辦公室里。

陳凱希愛他的國家馬來西亞，也愛他的祖籍中國福建。他自己是以儒從商，也極力主張儒與商緊密合作。因此在去年他和馬來西亞華文作家雲里風等共同策劃，組成了大馬“儒商協會”。要使傳統儒家學說和現代商業經營緊密結合，促進馬來西亞經濟和中馬兩國友好發展，互利互補。不論在馬來西亞還是在中國，如果有機會，我們總要在百忙中抽空談心。他的事業很興旺，但花費的精力也驚人。成功路上有數不清的障礙，理不完麻煩。在處理這些繁雜事上，有時做起來是十分棘手的。但他都逢凶化吉般的料理清楚了。

我想：有陳郁亭這樣的“中國老爸”，又有陳凱希這樣的“外國兒子”。這個世界才完美、上帝是公正的！

司馬攻其人其文

泰華作家司馬攻聞鼻煙！全世界鼻煙愛好者中，文學界大概佔有四名。一位是老前輩蕭乾，一位是德國評論家阿諾爾德，其餘兩位就是司馬攻和我。司馬攻聞鼻煙外還喝功夫茶。我也愛喝功夫茶。面對茶盅，把玩着煙壺，漫談文學和人生，最適於感情交流，於是我倆成了好友。

司馬攻在泰國經商致富，隨後寫作出名。是個“儒商”。他祖上從潮州“過番”到泰國，傳到他已有數代。中華商人重視傳統文化。司馬攻從小就被送進私塾打基礎，後來才進現代中學受教育；所以他17歲到泰國后，商場文壇全能應付。

司馬攻的文章好。首先就好在其漢文純凈。近年來洋風中漸南風北漸，中國內地時髦人新潮派。還故意要捲起舌頭說“協合語”(司馬攻管這叫“遇着唐人說番話”)，身為泰國人，不忘華族本的司馬攻卻能寫出地道的華文文章，不容易。這不只是個風格或學識的課題，而是對故鄉祖籍，對民族傳統的深情眷愛心理的反映。

他文體多樣。小說，小小說，散文，雜文，專欄都寫。不說樣樣出色，也算得精彩之作“好多多”。我最欣賞他的散文。對作家來說，散文是基本功。散文不能用驚奇懸念，故事情節來包裝，要的是真文才，真感情，真思想。我認為司馬攻有的散文在世界華文文學中算得上出色作品。比如《故鄉的石獅子》和《檳榔》，一篇寫潮州鄉下景物，一篇寫泰國民風習俗，表達的卻是潮州遊子在海外和泰國女性隨丈夫回到“唐山”，各自都有的“剪不斷理還亂”地懷鄉念舊情懷。《明月水中來》，寫他從家鄉帶出來祖傳茶壺，卻有壺上“明月水中來”一這句詩，隱喻了湄南河水中的明月應自潮州漂來的遐想。這些文章看似恬淡，細品則催人淚下。而《遊河》，《考艾山之夜》等篇又表達了他對自己國家——泰國深情厚愛！就連他一些知識性、考證性的散文，如《紙船明燭照天燒》，《曼谷玉佛寺十二門神》也充滿了身為泰國人，滿懷泰國情的一片真心。而有些寫金店，鑽石，養雞，滾球等民俗畫散文，實際是為他的國家作最形象的介紹。

司馬攻的小小說也寫得極好。中國評論家江增培的曾說，他讀了司馬攻的小小說后“眼睛一亮，精神一振……其中一些篇章，可以毫無愧色地列於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第一流作品之林”！

司馬攻原名馬君楚，原籍潮州，祖上過番到東南亞經商，成為那一代有名的商業世家，他在家鄉上完中學，17歲踏着先人足跡來到曼谷，從此定居、人籍於此，邊經商邊為文。70年代就曾活躍於泰華文壇。泰國和中國的制度有別。在中國寫文章有人管飯，在泰國寫文章要往裏搭錢。寫了幾年，名氣雖有了，肚子也告急了。於是他當機立斷，懸崖勒馬，投筆從商，鑽到錢眼裏一口氣拼了10多年，終於坐穩了老闆交椅，沒有後顧之憂了，又回過頭再爬格子。這次“經濟基礎”不同了，搞“上層建築”做派也不同，他除了自己寫，還熱心支持整個的泰華文學事業，為發揚中華文化出錢出力，任勞任怨。他不止一次當選泰華作協領導人，又擔任泰國的“馬氏宗親會”會長。有時就把華文文學探源求知和華人宗族尋根祭祖兩事結為一體，組織、資助泰國華族團體到故鄉來訪問交流。可謂既“創業愛國”又“自費愛鄉”。這在世界華文文學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華文文學隨同華人的足跡，如今遍佈五大洲。用漢字寫成的文學作品已不是中國文學的同義語。而像英語文學，西班牙語文學一樣，跨越了國界，成為國際文學的一派。當然華文文學的母體只能是中國；主流、核心，大本營只能在中國。為此中國文學界也就有了努力研究、介紹世界華文文學成果的義務；有了團結世界華文作家，共同為中華文化的興旺發達而奮鬥的責任。有人說下一世紀將是東方文化在世界大放光芒的世紀，此論言之有據，證據之一就是近年華文文學作家的成就達到了新高度。

為此，我願有更多人讀司馬攻！

在國外的天津老熟人

我深情難忘在美國的天津鄉親趙伯溪。

我跟中國作家代表團從遊覽地(優山美地)出來，路上走錯了路。本來預定下午兩點到三藩市，結果快半夜11點才到。三藩市華人朋友約好請我們吃晚飯。從下午就一直等我們到半夜。我們十分過意不去，連連道歉。這時一位氣色好，精神足，50開外，60左右先生操一口天津話說道：“我這心裏一直七上八下，怕出了嘛事，可還不敢明說，看見你們到了比嘛都強。再晚點也認了。”坐下后，他正挨着我。我客氣遞上張名片說；“聽您口音，是天津人吧？”他看了一下名片說：“我不光是天津人，跟你們家離着不遠。你在32號路住過對不對？”我說：“您怎麼這麼清楚？”他說：“我不光看過你的小說，還看過你的小傳。”說著給張名片，在一大堆各種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頭銜下赫然印着三個大字“趙伯溪！”嘿！沒想到多年前聽家裏人談過的趙伯溪突然在我眼前了！

關於趙伯溪，我們幾家近鄰都對他有所耳聞。說這個人挺哏！從小愛聽戲，上學時為這個逃學。有一天馬連良在中國大戲院唱《借東風》，他背着書包又去聽戲。聽着聽着發現觀眾不斷起鬨，再過一會台上的龍套由四個變成兩個了。他拉過茶房來問：“這怎麼意思？怎麼帶抽籤的？”茶房說：“少爺，看看去吧，外邊發大水啦！”他到門口一看回家的路上水已沒腰了。不等借東風唱完趕緊回家。可英租界水大，他就順着乾的道走，一氣走到老龍頭。從那上了火車再沒回來。等過些年再聽到消息時，此人已成了大人物，先是聽說在重慶當上了哪位權威的英文秘書。後來聽說去美國發了財成了正兒八經的大老闆。

我把聽到的傳聞告訴他，問他有這麼回事沒有？他說：“前邊一段都是真的，他真是發大水那天從中國大戲院走出天津的。至於以後的事，就沒這麼簡單了……”這以後我們就常來往，他來中國投資，探親，陪太太唱戲都找我一聚。我到美國他家也就成了我的家。在別處忙公務累了，就躲到他那在三藩市郊外的家裏歇幾天。雖然如今已過古稀，他那愛聽戲的嗜好仍不減。他收藏的京戲錄音錄像我敢打賭，准比我們戲曲博物館的全。他太太也是戲迷，專攻程派。為了有機會討教，那年特意從美國回來，請程劇團的老人陪着在北京唱了幾場，花了幾萬美元后感到無比的光榮和幸福。有一年我去美國，從洛杉磯打電話給他說我在東部時就累垮了，事情辦完已買好機票近日回北京，就不去看他了。他聽后叫我立刻退票，並聲明由他替我定三藩市的票。我說：“那倒不必。”他說：“你要叫我省錢我就叫我兒子開他的飛機去拉你。那你可就苦了。他那飛機我們家都不敢坐！要想玩命你說話。”我依命去了，他和大嫂真像親兄弟那般照顧我。那時我抽煙，嫂夫人居然開車跑幾十公里給我去買煙。並且把居住在西部的幾個京劇界的朋友張文娟、李和生找來玩了一天。臨走嫂夫人把酒裝了夠一箱，我說：“這我怎麼拿呢？”她說：“咱自己人別說外話，這酒呀，別看你是作家，回家你就喝不到了。有賣的你也買不起，有錢你也捨不得買它！費點勁拿回去喝啵！”後來三藩市地震，我打電話去幾天都沒人接，真叫我坐卧不寧。但剛一穩定他們就來了信，說他們有驚無險。但夫人身體不如以前了。為此我常常挂念他們。每到春節時通過電話問候一聲，多少了卻我一點心愿。

在外邊碰到天津人，最愛談的話題自然是天津。談到當年天津的娘娘宮，出皇會，大家如醉如痴；談到現在天津的變化，發展，談到天津的改革開放，大家都由衷的感到欣慰。但什麼事都有例外。有次有個朋友跟我說起他回天津的事，卻是悲痛帶着憤怒。他說多少年沒回去，前年回去了，就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出於一種懷舊和認同的心理，他沒驚動接待單位，找親戚借了身天津人日常穿的便衣，隻身遛達到他出生的那條衚衕，找到了那個院子。他敲敲門，沒人應，推了一下門，門沒拴。他便走進去，站在門下喊道：“喂，勞駕，有人嗎？”說話間從屋裏出來位不算老的老太太，對他橫眉豎眼地問道：“幹嘛？”他說：“我來打聽點事……”我認得你是誰呀你來打聽事？出去！”他趕緊解釋說：“你別多心，我是……”“走走走！”正在為難，屋裏又出來個並不算小的小姑娘。小姑娘問：“你是幹嘛的？”他說：“勞駕，我從外地來，打聽個以前住這的人。”“打聽人上街道辦事處，叫你走還不快走廠這朋友連忙稱是，心想也許找一下街道委員會，說說來意能允許他拍張照片帶回給老人看，就問：“勞駕，街道委員會在哪裏？”誰知那母女齊聲說：“不知道。快走。”他前腳還沒出門後邊砰的一聲就把門關上了。他擦着眼淚離開衚衕再沒興趣找任何委員會。後來接待單位向他提出：“你多少年沒回來過，想不想到老家住的地方看一看？”他連說：“不，不。我已記不得我住在什麼地方了……”跟我說這話時，他仍轉着眼淚。他說：“我不願意鄉親拿我當外國人才換了衣服去了。沒想到老家的人就這麼勢利。要是我穿一套外國名牌時裝去說不定完全是另一種態度，要接待單位通過官方領我去，也許還拿我當貴賓，一句話只有我以外國人身份出現時才能得到重視。我以天津人自居是自作多情！算了，我跟天津絕緣了，再有掙錢的機會我也不去了。要掙錢哪兒都能掙，所以選天津就是有點戀舊之情！現在才知道沒什麼戀頭！”

此事已過了數年，我想天津人現在不會再是這樣。我曾想寫篇文章反映這件事。可又一想，我到底不算天津人。真這麼寫沒準又招來誤解。認為是外地人對天津指手畫腳，所以一直埋在心中，今天說出來若有得罪，還望天津朋友多多寬恕。

人生的畫卷——《雪娘》序

喜儒君把《雪娘》譯稿拿來后，我一鼓作氣讀完近400頁稿紙，心情很不平靜。豐田正子善良溫厚、頑強堅韌的面影在眼前久久不散，彷彿又置身東京日光大廈的咖啡廳，她一面聽我講少年時在日本的生活情形，一面點頭說：“是的，從前的日本就是這樣，現在的青年人對此一無所知，有些老人也像是把這一切都忘了，全都浸沉在物慾世界裏。所以我要寫，要把這一切告訴年輕人，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我們常說中日關係密切，兩國人民有悠久的交往史，互相比較理解。這是事實。但有時會忽略另一半事實：在部分中國人心目中的日本人的“典型形象”，過去是兇惡殘暴的軍人和浪人；今天是身着時裝，腰纏萬貫，拿着照相機滿世界飛的大款。與此相關，就認為過去的日本只有“武士道”，避之惟恐不急；今天的日本遍地是黃金，趨之惟恐不近。

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扶桑三島上也有豐田正子這樣善良忠厚而終生坎坷的日本才女和她筆下掙扎**在社會底層的日本勞動者。不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日本，這樣的人都大有人在，而且他們承擔著日本經濟、文化發展的主要負荷。

豐田正子出身於小手工業者家庭，家庭貧苦，從上小學幾乎就過着半工半讀的日子。但她發奮圖強。好學不倦，很快就展露出奇異的文學天才。15歲時寫的作文，被人編輯成冊以“作文教室”為題在“中央公論”出版后，頓時成了日本最暢銷的讀物，很快被改編成戲劇，拍成電影，灌了唱片。豐田正子的名字一時間轟動整個日本。1938年9月3日報道說，“現今日本已經沒有人不知道正子的作文了。”川端康成先生寫文章說，“豐田正子的‘作文教室’的魅力固然得力於她的性格和境遇，但它同時使我們懂得了文學才能的精彩表現方式……”

豐田正子出名了，但經濟狀況毫無改善。這位大名鼎鼎的才女仍靠在紐扣工廠做工得來的微薄工資餬口並養家。她根本不知道出版社給過稿費。不知道作品發表后還有德國讀者熱心為她寄來捐款以助她升學。因為她沒想到某些以虎狼之心對待中國人民的日本人搶掠欺騙自己同胞時也毫不手軟，沒想到編輯出版《作文教室》的大木先生會把她的全部所得吞為已有，連話都沒跟她說一句，以至大木先生得了病時她還辭去自己的工作，免費去看護大木先生，以報答他為自己編書的“恩情”！

從此，這位才女就在這個冷酷無情、爾虞我詐的世界上不斷受傷害、受欺騙中度過大半生。她名氣很大，但生活貧苦；他待人以誠，卻被人暗算；她愛情忠貞，卻屢遭背叛……慘痛的經歷使她認識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罪惡虛偽，品透人生三味，使她選擇了獻身社會主義革命道路。

我初次見到這位大姐時，她也已是年過半百的人了。穿一件中國臘染的小褂，不做髮型，不施脂粉，走在東京的銀座大街，我們都以為她是從中國來的家庭主婦。可是在她溫良、慈祥的外表下卻跳動着一顆熱情堅強的心。有一天巴金先生要作公開演講，擔心翻譯成日文後的講稿不能表達原意。沒想到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自告奮勇地把這差事攬了下來。她像個小學生那樣拿到講稿連讀帶揣摩，整整準備了一夜。第二天看到她紅腫的眼睛，我都懷疑她是否還有精力到台上宣讀，可是一上台，她換了個人。她不是念而是背，不是背別人的講稿而是宣揚她自己的心聲。台下上千人都被她充滿感情的背誦所震懾，先是一片寧靜，隨着就傳來感嘆聲，當她情不自禁地邊讀邊流淚時，台下就傳來晞噓聲和哭泣。講完后全場起立向巴金先生致敬同時也向豐田正子致謝。電台作了直播。會剛散聽眾就紛紛打電話來請求把豐田正子的翻譯再重播一遍，而豐田正子這時卻在向巴金先生鞠躬說：“謝謝您給我替您讀譯稿的光榮！”

《雪娘》是她嘔心瀝血寫的一部半紀實性的小說。主人公雪娘就以她勤勞、善良、貧苦終生的母親作原型。用20萬字的篇幅，真實地紀錄了下層人家的生活史。使我們透過戰爭的硝煙和繁榮的氣泡看到普通日本人的善良心地和生活艱辛。

雪娘是明治年間出生的鄉下姑娘。幼年父母雙亡，兄妹三人靠年僅15歲的哥哥養活。哥哥背着最小的妹妹出門打工，挑水、做飯等全套家務勞動就落在5歲的雪娘身上。到了入學年齡，哥哥拿不出學費，雪娘只能替染房老闆帶孩子，背着小孩去上學，人家替她交學費。學校的課椅小，一坐下小孩就哭，小學課程她是背着小孩站在牆邊聽的。念到13歲，正式進染房做了工人，和哥哥共同承擔起養家的責任。

從兒童時期就受到命運磨鍊，使雪娘養成勇敢堅韌、樂觀爽朗、倔強而善良的性格。她可以為老闆一句不公平的指責而絕食，逼得老闆親自道歉，但事後她干起活來比以前還更賣力；她可以在第一次梳上島田髻的大喜日子，為了跟男孩子們賭水性跳進激流里游水，但贏來的餅乾她卻毫不小氣分給大家吃。

她向命運挑戰，到了成家之年，毫不猶豫地闖到東京，嫁給了一個勤勞刻苦、膽小而忠厚的手藝人留吉。丈夫不知疲勞地幹活，雪娘掌家省吃儉用，省下錢來埋在後院，夢想有一天攢夠錢自己開個洋鐵作坊，擺脫貧窮困苦。他們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面對困難，以忍辱求生的態度吞酸咽苦，付出了畢生勞力。但他們不懂得在進入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主義日本社會中憑個人奮鬥是無力回天的。先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蕭條，使他們成為一貧如洗的失業者；隨後日本軍國主義瘋狂地發動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兩個兒子死在軍隊中。而惟一可以幫助他們的大女兒因長期營養不良得了嚴重的肺結核……在這大吞小、強食弱、步步陷阱、充滿危機的嚴酷現實打擊下，他們樸實而美好的夢想還是被打碎了！戰後日本雖然漸漸進入了經濟發展國家的前列，但勤勞儉樸的雪娘夫妻還要靠典當借債度日。子女們也仍沒擺脫窮困的陰影。好容易熬到兩個女兒結了婚，兒子也定下婚期，老兩口看到一點生活的希望了，丈夫因疲勞過度從高空作業跌下成了廢人，資本家推脫責任不給補償；兩個兒子在戰爭中死亡，政府卻遲遲發不下撫恤金。偏這時房價高漲，房東要把房子賣掉，如果他們不買就要被趕出門。百般煎熬，無情打擊使這位拼搏一生，從不低頭的善良女人倒了下來。失去生活能力的丈夫面對昏迷的妻子無告地說：“雪娘，你怎麼能扔下我一個人不管啊！”她在彌留之際又回到了滿懷信心和鬥志的青春時代，堅定地說：“好大的水呀……划，用力划呀！用力划……”

就是在這樣嚴酷的生活背景下，作者懷着真誠的信念寫了大女兒和女婿為社會主義理想奮鬥，寫了雪娘的子女們在姐姐、姐夫的影響下由自發走上自覺鬥爭道路的必然發展。這甚至使善良的雪娘出自階級本性也對革命者產生了樸素而由衷的信賴，對雖然貧窮，但已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新中國充滿嚮往。這裏沒有標語口號式的宣傳，沒有空洞的政治說教。作者只是用生活本身展示出日本普通人的理想追求和社會發展必然趨勢。小說科學而雄辯地說出一個明顯卻常常被人忽視了的真理。作為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來說是極大進步，但它有它的痼疾，它仍然要遵守發生、發展、衰落、死亡這個規律。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有它科學發展、經濟繁榮的光輝面，但也有其凄涼悲慘、殘酷陰暗的一面。

中日兩國人民確實有源遠流長的友誼史。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更應互相加深了解。我認識許多把終身精力都獻給中日友好的朋友，他們的成就稱得上可歌可泣。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靠的就是兩國這些普通人民之間的共同努力。豐田正子女士就是其中卓越的一位。

我們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喜惡，共同的文學觀世界觀，我們的友誼超越了國籍的差異，我尊敬地稱呼她為大姐。

正子歐內桑！祝你健康長壽，文運長久！

曼谷遇老鄉

今年7月，我從新加坡乘火車到馬來西亞，再從馬來西亞到泰國。

這天，我從海濱回曼谷。途中到“耶律花園”遊覽帶打尖。這園中除了有成片的熱帶植物林，還有看大象表演，把巨蟒纏在脖子上照相，叫猩猩上樹給你摘椰子吃等有趣的節目。

泰國華裔作家白令海陪我一起來的，下車后便溶人人群中，設走多遠，我就發生個錯覺，怎麼好像回國了？因為這群遊客男女老少加小孩說的全國是中國北方話。只見兩位青年男女正在一顆巨大折棕樹下擺姿勢，旁邊的同伴們給以指點：“哎呀，他小姨兒，這架式成了唱二人轉了。這扯不扯，咋不挨近點。”

“小心，那疙瘩有水，看把衣裳整埋汰了……”

這地道東北話聽着親切，我馬上湊上去問：“聽這口音你們幾位是從東北來的？”

周圍的老頭老太太、姑娘小伙一塊回答：“我們是瀋陽的，聽你說話咱離得不遠！”

“我從北京來，可是我在遼寧呆過多年！”

一位老道說：“那也是老鄉呀。哈，在這地場見老鄉不容易，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啊！”

東北人的爽朗熱情令我感動。我就跟他們一塊照相，一塊看景兒，找了位年紀相仿的老人邊走邊嘮。原來，他們都是些個體經營者。從瀋陽自費到曼谷旅遊。末了，老頭掏出名片說：“在這裏見面是個緣分！多咱到瀋陽，上我那吃餃子去，我請客！”

我也趕緊遞上名片，他身後一位女同胞，就把頭伸過來湊近看我的名片，看了一會，她“咦”了一聲，問到：“鄧友梅！你就叫鄧友梅？”

我說：“錯了管換。”

她追着問：“你是什麼地方人？”

我說：“山東。”

“山東哪個縣？”

“平原。”

“平原哪個村？”

“鄧庄！”

“我就是鄧庄的！”

說完她轉到眼前，沖我笑起來。

她50歲上下，戴副大光眼鏡，頭上已摻有白髮，健壯開朗，滿臉喜興。我們那村沒多大，可我就不記得見過這位體面大方的鄉親。

見我苦挖記憶，她又問道：“你認得張二德嗎？”

這句話聲音不高，對我卻真是“如雷貫耳”！

我忙說：“當然認得。”

“我是他的姑娘，叫張秉榮。”

這個張二德跟我可有一段歷史淵源。我們村當時有兩大家族，一個姓鄧，一個姓宋，姓張只他一家，是惟一的外來戶。我們那地方人不光種地，還愛練武，種地要犁、耙；練武要刀、槍。可沒人會打鐵。鐵匠出生在章丘，每年秋收之後春種之前，張姓父子兄弟結伴，用小車推着火爐風箱，鐵砧大鎚來到我村找活干，連打新的帶修舊的，年年都來，跟村人結下交情。終於有一次來了就再沒走。住在我家牆后。

抗戰開始后，我鄉成為抗日根據地。他們全家積极參加抗日活動，是可靠的堡壘戶。敵二科交通站就秘密設在他家。別人蔘軍都是換上軍裝，背上背包排着隊去入伍，很有氣派。我一參軍就當交通員，穿着便衣從我家出門走十幾步進了他家就算參加革命。那時張家仍然打鐵為業，張二德大概就是老二，他雖然住在家中，卻參加我們工作。為了工作方便，也出於親密感情，我們高站長認大嬸作乾媽，我也就跟着他喊幾個兄弟為大哥二哥。後來形勢變化，我南下編人新四軍部隊，數十年再沒回到過家鄉，張家兄弟在我記憶中漸漸淡漠了。

“文革”結束后，我收到一封從本溪鋼鐵廠來的信。信中說：“我叫張二德，是本溪鋼鐵廠老工人。我要找個人一直沒找到，最近從報上看到鄧友梅這個名字，跟我要找的人同名同姓，冒昧寫信打聽一下你是不是山東平原縣鄧庄人。抗戰時鄧庄有個地下交通站，你是否就在那裏當小交通員？”一下子，他們全家都在我心中復活了。我立即給他回了封信。他第二次來信說，找我的目的是請我為他參加抗戰的歷史作個證明，我當即給他寫了證明信。

我們恢復了聯繫，但沒機會見面。10年前，我隨陳玙同志應邀到本溪參加個會，報上發消息時提到了我。當晚老張拿着報紙就找到了賓館，相隔40多年沒見，誰也認不出誰了。他邀我到家中，跟他家人歡聚了一場，並沒見到他這位姑娘。

她看出我有點困惑，說道：“聽我爹說，那年你到我本溪家裏去過，我沒趕上。我自己家住在瀋陽……”

我再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我們一塊看大象表演，看獼猴摘椰子，坐在一起，邊看邊聊。她告訴我，她爹爹弟兄幾人，多年前就離開平原老家，扔下小鐵匠當了大鐵匠，兩個到了本溪鋼廠，一個在包頭鋼廠，現在都已退休，她的丈夫姓徐，門當戶對。她在瀋陽開了家抻麵館。雖然沒作過買賣，可山東人講實在，有熱心，靠真材實料招引顧客。幾年下來果然取得了顧客信任，生意紅火。經濟改善後，就想出國開開眼界。她眉開眼笑地說：“感謝黨政策好，既給咱指出掙錢之道，還為咱打開了出國的門。要不然哪就輪到咱出國了？”

她說得很平淡，可我像聽神話！心想：這真是我房后張鐵匠家的姑娘？祖祖輩輩拉風匣，打鐵砧，她爺爺帶着全家從章丘搬到我村時，用一輛小車就都推來了幾輩子攢下的家當。下一輩人就這樣揚眉吐氣地出國了，她手上這幾件金飾物就比當年那一車子家當值得多！

我們看節目，有個年輕人圍着我倆轉，拿着個攝像機給我們錄像，一位年輕女士還幫他打下手。見我奇怪，秉榮介紹說：“別在意，這是我兒子、兒媳婦。他給咱錄下像拿回去給他姥爺看。”

我吃驚地問：“怎麼，你們全家都來了？”

她說：“生意做得這樣，孩子們都沒少辛苦，我慰勞慰勞他們，把全家都帶出來了。”

我和白令海被安排在另外的餐廳進餐，看他們飯菜上來，我只好告別。張秉榮急忙叫孩子寫了個字條交我。上邊寫了瀋陽“老四季酒店”地址和三個電話號碼，並告訴我：“打哪一個都行。只要說是鄧友梅，咱家人沒有不知道的。”

我拿着這張紙仍然感到這像是夢境。腦子裏是推着小車，滿面飢色到我村找生路的張鐵匠一家；面前是坐着飛機，談笑風生在外國旅遊的張秉榮一家！怎麼也不能把兩組形象連在一個畫面上。

穿我唐裝走天下

自從*****同多國元首穿起唐裝，並排在上海APEC會場亮相以來，我在居住小區的地位發生了微妙變化。以前我出入小區總有人小聲笑我是落後保守“老古董”；如今我上下電梯，碰到的人們卻當面贊我是“人老心不老”的“新潮派”了。就因為此前此後身上一直穿着中式褲褂，按時髦的叫法就是“唐裝”。

為穿民族服裝，我吃過苦頭鬧過點笑話。“*****”中被視為“堅持四舊”遭“革命小將”圍攻，不得不套上件“革命外衣”，矇混過關。撥亂反正後有穿衣自由了，盛行洋為中用，我又成為落後於潮流的典型。有次我穿黑色唐裝參加政協大會，有兩位舉着攝像機的傳媒界年輕人追上來問：“您是宗教界委員吧？請談談宗教界情況……”

穿唐裝也給我帶來過快樂。

有次到國外參加個會議，同行幾個人動身之前都忙於做西裝，選領帶，買皮鞋……我則到小衚衕中找個體戶裁縫做了兩套中裝，買了雙布鞋，只花了他們置裝費的一個零頭。有朋友就笑我老土加吝嗇。到了外國，正式場合洋朋友穿的西裝不僅是名牌，而且領帶，鞋襪，錢包，手袋，香煙盒，眼鏡架，連手帕，打火機都要西裝同一品牌，成龍配套。與此相比咱們這些國產西式裝備就矮了半截。而惟有我這身手工紐絆封襟小褂，千層底圓口布鞋，卻叫洋人看直了眼。中國氣派和西方風格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特色，沒有高低，不分上下。休息時有人走過來跟我打聽做這一身手工衣服要多少錢？在哪裏能做？有位日本作家甚至提出要用他身上西裝跟我換，我還真有點動心，因為他那身西裝至少比我的貴lO倍，但為保持民族自尊，我傲然地搖了搖頭。

事後同去的朋友問我是否早就知道洋人喜歡唐裝，而對他們保密？

其實我穿唐裝就因為穿着它又舒服又省錢，並沒考慮其觀賞效果。穿中裝沒有打領帶穿皮鞋夾墊肩等板得那麼難受，而且只用買一條好領帶的錢就可做這滿意的衣服，何樂不為？若說秘密，也有一點，就是我作了幾年外事工作。知道外事活動有個慣例：正式場合穿西裝必須按國際着裝規範，穿本民族服裝則依民族習慣標準，穿西裝成龍配套嚴謹整齊是他們的講究；穿唐裝舒展瀟洒高雅大方是我們的品味。在外事場合穿民族服裝絕對合理合法。

穿中裝有時還能造成意外的感情交流。兩岸開始交流不久，我參加作家代表團去台灣。第一次越過海峽，下飛機後會碰到什麼場景沒有底，在飛機上大家就沒心思說笑，那次又是眾皆西服惟我唐裝，沉默之中我就有點孤立感。不料到台北一下飛機，看見迎接人群中竟也有人穿着唐裝，我這心一下子就感到股暖和，正這時從中走出一位穿唐裝長衫的長者，向我笑着問：“您是從北京來的作家吧？”我說：“是啊！我叫鄧友梅。”長者熱情地拉着我手指指旁邊的朋友們說：“他們還說從來沒見過面不好認。怎麼不好認，你這身打扮一瞧就是北京來的。中國人走到哪兒也認得出來！”原來長者正是台灣雜文作家協會會長吳延環先生，原來我認為愛穿唐裝只是個人習慣，從此才發現內中還含有民族認知情懷。

隨着我們送給外國領導人這批唐裝，近日似乎揚起民族服裝熱風。像是大家同聲唱起一首歌：愛我中華！

好人苟令文

荀派名伶孫毓敏同志打來個電話，告訴我說：“令文老師入黨了。他無法行動，入黨儀式是全支部的黨員到他家開的……”

我聽了直掉眼淚。

這位“令文老師”，打北京解放我們就認識。45年來沒當過官，沒發過財，沒出過名，可也沒惹過禍。只是個普通而又普通的市民。要說他有什麼特殊之處，就是寫了45年“入黨申請書”，打從新中國一成立就開始寫，年輕時寫，老了還寫，在職時寫，退休之後接着寫。心臟病告病危，腳出了毛病得截肢，只要一緩過神來，在病床上繼續申請。為什麼？他說：“我通過事實認識到了共產黨的偉大，我熱愛他。我願意為黨的事業奮鬥！”

有志者事竟成，終於在他家牆上掛上黨旗宣誓入黨了！就這股決心，就這份韌性，我沒法不佩服，不能不感動。有這樣的市民，北京才成其為北京。北京解放40多年，頭一件成就是造就出這麼一代北京人！

新北京是在老北京的基礎上發展的。老北京人有個變新的過程。撥亂反正之前，我這批朋友倒霉的多，得意的少。倒霉而又樂觀，以幽默洒脫的態度應付困境，堅持對共產主義的信任和追求，荀令文算是一個。40多年，他沒過幾天順心的日子，可我也沒見他發過愁。

荀令文人窮職位低，給自己立下個戒條：從來不對外人提他爸爸是誰。怕有高攀之嫌。他爸爸名叫荀慧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那個荀慧生。他說：“我別給老人家兒丟人！”

小時候荀令文學過旦角，可走不好旦角的台步；改學老生，戲學會了幾齣，自己覺得意思不大。荀慧生跟四大名醫之一的汪逢春是至交，汪老先生見荀令文上學挺熱心，文化水平不錯，想收他做徒弟教他學醫。他學了一陣只學會了汪老念方子的神情和聲調，沒學會看病。“孺子不可教也！”汪先生不教他了。

其實令文自有他的想法。他看到連四大名旦這樣的藝術家，也受盡軍閥、官僚們欺壓，覺得戲班這口氣不好咽。他想改換一下門庭，從軍從政，挺起腰板來做回人。由於歷史和社會的原因，他那時不了解共產黨，有錯誤的“正統觀念”，抗戰一勝利就投考了“中央政府”的“警官學校”，上那個學校是要集體參加國民黨的。他就參加了國民黨。等他看清國民黨的真面目，還沒等到畢業國民黨就垮台了。他不肯跟着國民黨往台灣撤，脫身回了北京。怎麼去的怎麼回來，可是混上了個“國民黨員”和上過“警官學校”歷史問題。他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確實是公正廉明，為人民服務。從心裏擁護，下決心要跟着黨幹革命。但他這歷史身份，想找別的工作就不大方便了。正好北京解放后“京劇公會”決定由藝人們自己集資辦個戲校。令文毫不猶豫地參加了籌辦工作。請名角們義演，找關係跑地皮，建校，招生……他樣樣效力，馬不停蹄。從籌備到建校一直到排戲、演出，他全力以赴地工作，一身數職：業務幹事，校長秘書，班主任，他全乾。可是直到學校改成公立之前，三年多時間他沒拿過一分錢報酬。公家派來的人有工資，有加班費；請演員來上課有車費有津貼。只有副校長沈玉斌和荀令文是白盡義務。後來政府接辦了這所學校，才給他定下一份工資。俗話說“家有三擔糧，不當小孩王”。他掙錢不多，管事卻不少，小孩王當得極為熱心。張學津現在是名角了，可他小時候有個毛病，一上台准鬧嗓子。每次演出前令文就領着他上醫院，看完病再送他回家，還得囑咐他怎樣保護嗓子，如何吃藥。我弟弟是這學校的學生，唱戲不出名可是調皮出名。北京戲校建在松柏庵里，周圍是一片墳地。當時正在搞建設，挖出來的空棺材就扔在學校門口，這孩子早上起來練完功竟鑽到棺材裏頭去玩，同學們一出門看見棺材裏鑽出個頭。嚇得要死，令文除去教訓他還得早早起來巡視，以免再惹事！

但比起十年“*****”，吃這點苦，受這些累就算不上什麼了。您想想，憑他這國民黨員，“反動警官學校學生”，再加上反動權威荀慧生的狗崽子的身份，日子好過的了嗎？挨斗歸挨斗，受批歸受批，早上我們在陶然亭遛早，他還那一副笑哈哈、大咧咧的樣子。專說逗樂話，叫大家開心。好像滿沒那麼回事，而且照樣寫入黨申請書。只是因為“砸爛黨委鬧革命”，沒地方交了。

十年浩劫過去，大家鬆了口氣，他的日子便更難過了。造了十年反，學生們除去會唱幾句樣板戲，沒一點真本事，耽誤了一代人。劇團恢復演出，想找個合格的琴師都困難。學校得加緊培養音樂科的人才，就把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令文和王國臣兩人。全校音樂科就有4位教師，教文場的只有一位。怎麼個加緊法呢？只有請臨時教師，這辦法學校同意了，但為了“防止教師藉機發財，成為新生的資產階級”，規定每堂課只准發一元錢教課費！您說，學校遠在小月河旁，北京城的西北角外。老先生們為這一元錢跑來跑去夠買鞋的嗎？

荀令文居然不講價錢，把差事攬下來了！而且完成的超出想像的好，竟然請的都是名師，連張派大名家何順信也請來上課了！

沒人打聽荀令文是怎麼把這些人請來的。人們至多說句俏皮話：“他有本事！”哪知他背後既要搭錢，還要賣臉，從來不提他爸爸的慣例也被迫打破了，到處磕頭作揖，要請哪位上課，令文先自己掏錢請客。在飯桌上敬禮求情，對方是老一輩，就說：“看在我爹的份兒上，您總得賞我個面子，大叔，這是為祖師爺傳道的善事，您能叫我做蠟嗎？”碰到平輩晚輩的，則說：“你們也是這麼學出來的，不能叫這一行從咱這輩斷了呀，幫孩子們一把，去上一課……”

名師出高徒，沒多久這學校音樂科就出了名，畢業時許多劇團搶着要人，點着名要畢業生。學校立功，劇團歡喜。卻沒人提過一聲荀令文名字。更沒人打聽為培養學生他跑壞幾雙鞋？說過多少好話？墊了多少錢？這些事他從來不對人說，人們只看見他家的東西是越賣越少，穿着也越來越破。荀慧先生在世時，怕孫子跟着令文慧挨餓。有一度每月還補助他20元錢伙食費，後來連這點補助也沒有了，令文的生活狀況可想而知。他不叫一聲苦，沒叫一次屈。仍然說說笑笑，東跑西顛。好像其樂無窮。還是照樣寫入黨申請書。高興的是這回有地方可交了。

令文也有不高興，沒笑臉的時候。那是他想起自己做錯過事情，對自己嚴厲自責之時。當年在陶然亭遛早，常在一起的還有沈玉斌先生。沈先生當了20多年右派，很為人們所同情。有次談起往事來，令文當著眾朋友面，難過地說：“諸位，反右派時我是犯了罪過。我也給沈先生貼了一張大字報，這件事我想起來就難過……”沈先生拉着他手說：“令文，你別這麼說，沒有你那張大字報我也照樣得到右派，這跟你沒關係，你那時也危險着呢，形勢所迫，你不寫行嗎？”令文卻說：“您越這麼原諒我越覺着自己不是東西。”後來，沈先生的著作《京劇群典》出版碰上困難，朋友們叫我幫忙想辦法。令文就找我說：“友梅，我的力量有限，可沈先生出書的事你別把我扔在外頭，不論多少，我得盡一份力！”結果他出的力比我們都大。

荀令文人老了，可又獲得了新生命。退休之後，身成殘疾，別的幹不成他就錄音寫信，把錄音或信寄給海外的同學、朋友，向他們宣傳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成就，動員他們回來參觀、探親和參加建設，並且就他所能，毫無保留地把荀派藝術告訴給荀派弟子們。

荀派高足孫毓敏如今是北京戲校的校長。舉行入黨儀式那天她和支部的黨員一塊來到這位老師兼師兄的家裏，提到這些年令文默默做的好事，她忍不住哭了。在座的都很動情。令文卻說：“別光說好的，我還有丟人的事呢！沈先生打右派，我寫了大字報呀，我那是為了救自己對人家做了昧心事呀，我對不起黨，這輩子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教訓！”

荀令文不是英雄，談不上超群出眾。只是個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他有那一代人的生活道路，思想歷程。這樣的人在北京成千上萬，盡職責守本分，說不上有突出的業績，但把生命溶入在革命洪流中，塑造了我們新北京人整體形象。

巴黎漫記

一位作家朋友曾對我說：“寫文章的人一個勁的追求‘知名度’，這是很傻的。知名度遠趕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對這番話的正確性我從未懷疑過，但對它真正有深切體會，是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岳華同行。辦理機票時，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見手執機票的是“大醉俠”，真是眉飛色舞，滿面春風，和言細語，有求必應。笑嘻嘻地在機票上籤了兩個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機艙緊急出口處的第一排，而前一條通道，可以伸開腿睡覺，站起身伸懶腰，萬一出了什麼事故，跳傘也比別人搶先，比起兩個月前去美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那次是14位作家，什麼張潔、李存葆、祖慰都是滿有度數的名字，上了飛機老老實實和我一塊擠在又窄又悶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帶了位不滿1歲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將來肯定會成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來嗓門又大，氣力又足，從太平洋西岸一直哭過東岸。耳朵聽着這哭聲，兩條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後來張潔實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給她換個位置。那是新加坡飛機，空中小姐聽她講華語，又是女性，這才動了惻隱之心，為她換了個離哭聲遠些的座位。根本沒問她會不會寫小說。

這次的旅行還有一個優越處：法航飛機上的酒好，而且滿足供應。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開腿閉上眼，一路上騰雲駕霧，就有點半仙之體了。當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為便宜酒喝多了些，飛機停在孟買時，糊裏糊塗隨人群走下飛機去轉了一圈。看到商店裏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頗為精緻，就買了一尊。第二天醒來再打開看，發現竟是一對印度青年在擁抱，春色濃艷，毫無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這驚訝與懊悔間到了巴黎。

到巴黎是凌晨。出門的人很多，我和岳華分別排在兩行。我這一行進展較快，邊防人員看看護照，沖我笑了笑，說了句法國話。我沖他笑笑，說了中國話。他蓋了個章我就出來了。他說的什麼我一點不懂，我說的估計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後走着的也是幾個中國人，我便問他們：“剛才那法國人對我說什麼？”他們熱心地向我解釋，為我翻譯，但他們的話並不比法國話更好懂。我費了半天勁，只分辨出他們講的是溫州話，話的內容還是不明白。

出了關，我就站在大廳里等岳華。他那條隊排得很長。等他出來，已沒有多少人了。我問他：“現在上哪兒去？”

他說：“哪兒也不去，等朋斯先生來接我們。”

我問：“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說：“沒見過，不過不要緊，中國人總會互相認出來。”

我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國人，而且他也沒見過。

我們的飛機提前到達了，天還剛拂曉，巴黎人大半此時還在睡覺。我百無聊賴地站在大廳看人、看狗——一個法國人運了一箱大小七條狗，狗長得都不像狗樣兒，方腦袋、圓腦袋、三角腦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種形狀，染成各種顏色，有點像我在美國和日本看到的應克頭髮。遠看巴黎的交通圖，因為不認識法文，越看越亂。正這時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話打招呼：“儂阿是岳華先生？電影上見到過的，還是格漂亮來……”原來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朋斯先生中等個兒，戴一副近視鏡，滿臉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見他就想起狄更斯筆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聰明、漂亮。先生不大說話，只是笑着點頭、握手、搶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問好，道歉晚來一步，說一口地道的上海話，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話，有時夾一兩句我聽不出地道還是不地道的英語或法語，總之我們在一片友好熱誠的氣氛中被送上汽車，朋斯先生駕車拉我們直奔往巴黎。

我對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為它的建築壯觀和市面的繁華，是因為它實在清靜。8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曬太陽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見人，偶然過一兩輛車，也是懶洋洋的。在北京擁擠慣了又到香港更加擁擠的過了幾天，一到巴黎馬上覺得格外的清靜、安靜、整潔、從容，遠遠看見了鐵塔。從凱旋門近處轉了個彎，艾菲爾鐵塔和凱旋門也睡意蒙。

朋斯先生把我們送到雨果廣場附近一個僻靜街上，這街生接連有幾家三星的旅館，我們住進挨近廣場的一家。三層小樓，房間不大，壁紙和傢具的顏色有點俗氣，令人想到左拉筆下寫過的巴黎小旅館。我估計這旅館年齡也決不會比左拉小。洗過臉后，朋斯先生請我們去飲咖啡。他領我們走出旅館，轉進一條街，來到直通凱旋門的一條街上，伸手掏鑰匙，打開一間咖啡店的門，屋裏空無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門關上，朋斯先生放下幾張椅子請我們坐下，他就到櫃枱後邊自己動手煮咖啡。我問朋斯太太：“怎麼店裏沒有人？”她說：“他們全休假去了。我們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鑰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開門來煮，喝完鎖上門走人。”

喝咖啡中間聽岳華和朋斯先生談話，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電影圈，是頗有修養和名氣的攝影師，後來洗手不幹，來巴黎開飯店開酒吧和咖啡廳，再後來則也不開飯館也不開酒吧丁，並且把咖啡廳也賣了出去，這間咖啡廳就是他賣出去的，買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開門自煮咖啡的權利。這次來巴黎拍片，翰祥約他當臨時攝影師。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戀他的老行當，欣然答允，重作馮婦，只是說：“我沒得機器！”

岳華說：“我們去租。”

朋斯說：“8月份，統一休假了，租不到。”

岳華說：“租個工作用電視攝像機也可以的。”

朋斯說：“沒有玩過那個東西，怕玩六靈光。”

他們約好睡一覺後去租機器，朋斯先生就鎖上咖啡廳的門送我們回旅館。他有一輛很新的雷諾車，車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輛車完全法國味，他二位身上法國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隨身總帶個小錄音機，錄音機里反覆放《蘇三起解入我問：“誰唱的？”她說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問她有小孩子沒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說：“我們的孩子上個月死了……”我抱歉說：“對不起，我不該這麼問。”朋斯先生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照片說：“這就是我們孩子的照片，蠻漂亮吧。”

我鄭重地接過來看，照片上是一隻小狗，蠻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做他的兒子，大概是公狗。同時我也為朋斯夫婦感到一點安慰，這樣的兒子我相信還可以再找到一個，不致使兩個善良的人成為絕戶的。

四

睡醒一覺后，朋斯夫妻果然來接我們。我們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說有兩個從北京來的琴師在給她們說戲。在票房門口我碰上北京來的母女二人。女兒早來定居了，似乎是京劇界的。老太太剛來，一聽我說北京話，大家就談得很親切。老太太不喜歡巴黎，覺得什麼也不對味。“您瞧瞧，滿街都說外國話。咱說中國話的倒成了外國人了！我怎麼也轉不過這個彎來。”我說：“您也常來聽他們唱幾段嗎？”她說：“我就來聽聽自己人說中國話。儘管他們說的事跟我多不挨邊兒，可我全聽得懂哪！這比唱的還好聽哪！”

我們到拉丁區一家出租機器店問了一下，那裏說9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機器出租，但打聽到在聖母廣場附近還有出租店。這時大家已經餓了，決定先去填肚子，順便看望岳華的老朋友劉先生和劉太太。

劉先生開的中國菜館叫錦豐園，中等門面。他隔壁一家同樣的門面房屋大敞着門，似乎在搬家。有幾個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傢具中間，彈着結他唱歌。這時已過了中午的開飯時間，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只有一個法國學生在吃餛飩麵，一個中國青年陪他聊天。劉太太和劉先生意外地看見岳華和朋斯先生，高興得笑不攏口，忙招呼我們坐下，先弄來點小吃和飲料，陪我們談天。劉太太說：“我才買來韭菜，我給你們包餃子吃，嘗嘗是不是家鄉味。”劉太太說話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鄉味，一問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劉先生則是台灣人。攀談幾句之後，我大致就知道了劉太太的情況：40年代末上學的時候，隨着學校逃到台灣。在台灣和劉先生相認、戀愛、結婚，隨後逃到了巴黎。幾十年下來，事業頗有發展。兩個孩子都長大了，一個在工作，一個大學將要畢業。坐在旁邊吃餛飩麵的那個法國青年就是他小兒子的同學。隔壁那個門面房是劉太太的，他租給了幾個黑人做生意，但那幾位卻賴着不交房錢，劉太太無法只好告狀。

我說：“唔，房子騰空后，餐館可以擴大一倍面積了，您的生意會更有發展。”可是劉太太說：“我不想再擴大了，現在收入很好。做兩年我們該領養老金了，孩子們也不需要我作資助，我們要歇一歇，過點清靜生活了。”

這使我很意外。我認識幾個定居美國的朋友，他們只要有機會就擴大自己的事業與收入，很少見過這種“知足長樂”的超脫精神。我對劉太太頓起敬意，並且懷疑這是法國風尚與美國不同之處。忘了以前上學時聽有位老師講過，說法國人懂追求安逸，樂於享受，與美國人那種事業競爭高於一切作風有所不同。我覺得有些道理。

我和劉太太談話間岳華去打電話，撥了許多號碼。終於找到了那位被稱作肥仔的朋友楊安明。恰好韭菜餃子端上桌時，肥仔來了。名不虛傳，這真是一個可愛的人。

五

肥仔實在是個可愛的朋友。沒見到人我先見到車，這是輛滿不錯的雷諾跑車，可是天知道怎麼弄得這麼邋遢，彷彿不是這裏少個螺絲就是那裏少個零件，若認真去檢查卻又什麼也不少。肥仔本人和他的車一樣，質地很好卻邋裏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碩大的圓襟襯衫(這襯衫很可能原來是白色的)、黑褲子，腳上一雙塑膠拖鞋，拖鞋的右跟已經很薄了。戴着副黑架近視鏡，滿臉笑嘻嘻，彷彿睡醒，問我們：“什麼時候來的？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聲音很甜，而且懶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話。這句話沒說完又對那吃飯的法國學生用法語說了句什麼，那學生笑了，隨後又向門外的一個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語，那孩子正偷着去捅他的汽車，一聽他說話撒腿跑了。這時坐在門外的幾個黑人就笑着大喊，肥仔探出頭去又用英語喊了幾句，這才笑嘻嘻擠進我們桌前坐下來。劉太太說：“巴黎好像沒有一個人不認識肥仔的，一樣去買東西，他都會比我們便宜些。”

岳華問肥仔現在作什麼？他說供應巴黎各中國餐館原料，這件事只用他早上的時間，我問他：“你要開車給各家送貨，一早忙得過來嗎？”他說用不着他送貨，告訴菜店、肉店、魚店要什麼，要多少，送給哪家就行了。我說：“這樣的採購，各餐館自己不可以辦嗎？”劉太太說：“有許多東西別人買不來，只有肥仔去才能搶到手。”我問肥仔：“那麼剩下來白天、黑夜還有好多時間，你作什麼？”他說沒事幹。事情是有的，他不愛干，錢夠用了，掙那麼多幹什麼？劉太太又來補充，說肥仔不斷的有新計劃，但多半沒實行，只有買房子是他的樂趣，買了賣，賣了又買。肥仔並不反駁劉太太，只說好多事干到一半沒了興味，他在楓丹白露買了一大塊地，計劃挖成水塘養殖中國金魚，可是8年過去了，塘也沒挖、地還扔在那裏。不過這幾年地價上漲，也許比他真養金魚賺的還多些。他還買了一幢房屋，專門接待中國來的留學生。中國學生住房免費，有的學生畢業了，回國后和他保持通信，請他回去參觀。他打算去，總在打算去，但始終沒去。劉太太說：“肥仔，你該成家有個太太。你的生活就正規了。”肥仔說：“我已經托回去的留學生為我找尋了，一找到合適對象，我就回國去見面，所以我現在並不着急回去。”我問他：“為什麼要從國內找對象？”他說：“法國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來作老婆還要中國人，我們這裏的老徐教授，回去找來個太太，過得好美滿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個新話題。他們說徐太太是當今巴黎華人社區中法語說得最好，車子開得最好的，又是最會持家的。岳華說打了好久電話，他家都沒人接。肥仔講：“不要找他。明天我開車去把他拉來給你就是。”

吃過飯肥仔開車拉我們去找旅館，為翰祥他們大隊人馬打前站。岳華前些年在巴黎住過一家旅館，對那裏記憶猶深，但他說不出街名。儘管如此，肥仔還是把它找到了，實在不如岳華說的那麼好。房間壁紙和地毯都是桃紅色的，叫人想起左拉小說中所寫的春光旖旎的場面。房間低矮，樓梯窄狹，甚至走的步子重一點腳下地板都顫抖，我們把它否定了。我說岳華所以對它有好印象，可能和當時旅館本身無關，另有原由。他說我這老大哥不厚道。

肥仔又把我們拉到另一條街，這街很僻靜，在鬧市的身後。也是二三層的舊式旅店，周圍不斷有些阿拉伯流浪漢轉來轉去。我覺得有某種危險性，肥仔咧開嘴大笑，說：“我是叫你們看看，還有比剛才那個旅館更神秘的地方，這地方當然不能住。今晚我們不找了，去夜總會聽歌去，正經事明天再說。”

肥仔拉着我們又一次過了塞納河，鑽進一個很深的地下停車場。然後乘電梯升往樓頂，進了一家夜總會。

這是一家華人夜總會，歌星、樂隊、侍應生和客人全是華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認識肥仔，肥仔——點頭、問好，然後找個角落坐下來，點了飲料、食品，也點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來的，肥仔點了兩首歌，扔下1000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點的歌時，他卻仰在椅上打起瞌睡來了，我推推他，他說：“她的歌我都聽煩了，沒趣味！”我說：“那你為什麼還點？”他說：“熟人了，不好意思了！”我說：“你常來？”他說：“天天都來坐一坐。”“天天都打瞌睡嗎？”“是的！……‘那為什麼要來？”“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別處也一樣沒意思，也要找瞌睡，交錢比這裏還多。”

肥仔睡完1000法郎，開車把我們送回了旅館。

六

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們上午決定休息一下，8月份的巴黎雨果廣場，真清靜到了通街不見人影，見車跡的地步。廣場上有一家餐館，在露天擺了幾副桌椅，我們就連吃館帶看街，客人除我和岳華兩人外，只一位中年婦人帶着一隻狗，但她一個卻要了比我們兩人還多的飯菜，並且不聲不響又極迅速地把它們全吃了進去，而我們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為止。周圍幾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賣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買了幾個，剝開嘗嘗，真正“味同嚼蠟”。岳華看了大笑，說這東西不是這樣吃法，應當用來做菜。我想不論做什麼我也不會再吃它丫，剩下幾個就扔在了旅館的垃圾桶里。

中午睡了一會兒，電話鈴響了，岳華接完電話告訴我，老徐要來。

七

徐教授是下午3時左右來的。

這幾年我也算走了10來個國家，最普通的衣着見了，奇裝異服也見了，但從未見過徐教授這麼普通而又這麼奇特的裝束，他穿了一身純粹中國大陸農村家庭縫製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國布鞋，連頭髮也是中國農村青年農民式的，若說普通，10年前大陸上8億農民中除去4億婦女和2億孩子，其餘兩億大概都是這樣的服裝這樣的髮式。奇特的是當今在大陸農村都已少見了的這裝扮竟出現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種中，我敢打賭徐教授這一身是絕無僅有的，真正的奇裝異服。

他的口音是山東味的普通話，性格也是山東式的直爽和執拗，他和我握過手，拉起岳華和我就走，說：“先去辦事，有話路上說。”走出旅館。他領我們去乘地鐵。從地鐵站出來，他領着我倆東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機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館，然後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懶洋洋地坐在那裏等我們，我們要了點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櫃前割了些香腸、叉燒之類，切成一大盤，先端過來。他說：“我既是這裏的東家又是供應商，吃東西錢要照付，但給自己動手的特殊。”

和老徐相識了幾個小時，現在才有時間坐下談家常。他家是山東臨沂北鄉的湯頭。40年代中期我在這一帶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過，有這麼一點因緣，話題多了，壁壘就少了；他是40年代末，隨着他上的中學：由臨沂而青島，青島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灣去的，在台北戲劇學校受完教育，到大鵬劇團，工作，20年前由台灣轉到法國，在這裏一間大學教中國文學。我認識的不少學中文的法國朋友，都聽過他的課。在法國漢學界也算是名人，我問他：“你在法國如此多年，何以還是這身國粹打扮？”

他說，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親手做的，頭髮也是太太給剪的。太太8年前離開中國山東農村的。這裝束、這髮式全是當時最時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時髦、最漂亮。老徐愛他的太太，只要太太看着滿意，他認為自己沒理由反對；於是他就成了現在這模樣，而巴黎這地方對服裝是持有兼收並蓄、見怪不怪、越奇特越有價值的觀點的。老徐這身打扮從沒有人認為不時髦，我聽了真想把這消息傳達給國內那些選服裝以洋化、港化為標準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滿臉像開了朵細辦菊花：太太名叫蘭英，他由衷地說：“我們蘭英真好，有了她，我什麼都變了：整個家像個家了，她帶三個孩子，還給服裝公司繡花，買菜做飯，做衣服理髮，從沒叫過苦，我娶了她，經濟上也改觀了，以前一個人生活也那麼多工資。雖不貧乏，可也不富裕，現在我買了幢房子，還有積蓄。”

肥仔說：“最重要的是給你生了三個兒子！”

“那當然，那當然！”老徐毫不謙虛地說：“現在兩個上學，一個還小。還會說點話，法國話。兩個大的能說點中國話，複雜的不行。在法國孩子也是份財產，生三個孩子，國家每月給母親和孩子各兩千法郎的補貼。等於我一年寫本書，而且是銷路較好的書。”

我說：“只對母親和孩子給補貼不公平，父親也付出勞動了！”

他說：“對父親也有優待，我乘公共車一律是收半價呢！蘭英車開得很好，可我還是乘地鐵，安全，便宜，比別人便宜一半。”蘭英是他們鄰縣，莒縣人，莒縣我也住過，這地方很貧瘠，但是出名人，劉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戶，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鐵修，抗日戰爭時帶着武工隊隻身打據點。日本人聞名喪膽，後來負了傷被日本軍隊捉住，用盡酷刑，毫不動搖，終於又被中國軍隊救了出來。他的事在家鄉像傳奇故事般到處流傳：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個劇團演過戲，而且就演丁鐵修的故事。一說蘭英是那裏人，自然感到親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說：“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來接你們，到我家吃中飯。”

八

老徐竟然有兩處住房，一個在塞納河邊距拿破崙波舒巴特的墓地不遠處的一幢樓上。他在這裏租了三間房子，房東老太太到過中國，十分善良，老徐結婚後，蘭英來到法國，第一位法語教師就是這位C夫人，C夫人教蘭英法語，發現這個學生這麼勤奮，這麼聰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這麼孤獨，於是自願地當了她的保護人，從蘭英生下第一個孩子開始，她又兼了孩子們的教母、養母和家庭教師，一句話三個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們吃、住、玩、清洗衛生、入學前的幼兒教育。孩子們管她叫奶奶，老徐和蘭英在不在家孩子們無所謂，可這奶奶若不在就沒了主心骨。老徐當然很感激這位房東，實際上也是拿她當親眷看。可山東人的怪脾氣實在難改，有時一犯脾氣就幾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無所謂，孩子們和蘭英照樣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獨立性”。又在聖母院廣場附近買了一處房子。這是一幢高層建築的最下一層。把着街角，因此兩個門開在兩條不同的街上，如果開商店，無疑這是個好地點，但老徐把前面門的鐵合頁門一開到底，從後門出入，這屋子地面之上，是一大間和一小間，大間有近30平方米，小間10多平方米，外加廚房和衛生間。而地面之下還有同樣大小的地下室。地面上這間大屋內，放着一個長餐桌，一套沙發，一架電視機，還有個書櫃，但沒有寫字枱，在小間裏放了一個摺疊單人床，在床、桌、櫃之間是各種有用和沒用的雜物，如玩具、兒童畫冊，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還有個兒童車，而偌大的地下室里，幾乎什麼傢具也沒有，上有一架錄音機和多得數不清的畫冊和兒童玩具。根據這些陳設，你怎樣也猜不出這間屋子做什麼用。給我只留下一個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現代西方，生活方式絕對是中國山東農村的。

我問老徐，這棟房子他平時作什麼用？他說這裏離兩個孩子的學校近，他們中午下學可以上這兒來吃飯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邊過夜。白天全家和孩子們一起到這兒來。孩子去上學，他就在這兒備課、讀書，蘭英可以在這兒繡花、洗衣、做針線。不過也不是每天大家都過來。總之要有一個大人陪着過來。如果他們倆都沒有空，也有房東夫人陪兩個大孩子過來的時候。善心的“奶奶”中午為兩個孩子做中飯，晚上再把兩孩子帶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開車送到這裏，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樣，自己下廚房去燒水、煮咖啡。老徐利用這個時間把扔在地上的畫冊、報紙和各種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這時後門外有了腳步聲。一個10來歲的男孩子用力推開門，大叫着闖了進來。接着又跟進來一個和這孩子一模一樣、除去喊叫的聲音外，其他都小了一號的孩子。再後邊就進來一位婦女抱着個又小了一號，和前邊兩個孩子長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這婦女無疑就是蘭英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我肯定見過這個人，甚至從她孩童時代就認識她：因為她的衣着、神態、語音都是我多年來看慣聽熟了的。我簡直不相信這是在巴黎，連在北京也很少見到這樣打扮的婦女了，只有在十年前的山東山溝里我才能碰上這樣的婦女。她們的聰明、美貌是那山區里人的驕傲，而她的衣着也就為那地方的少女們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紅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淺灰褲黑布鞋，頭髮齊領口。不吹不燙，只在左側卡了一個金色的發卡。她的身材是標準的中國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稱而不誇張。臉上仍保留在露天勞動時染上的陽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對她介紹過我，所以進門來頭句話就說：“友梅大哥還沒到嗎？”這樣純粹的山東鄉音我已多年沒聽到了。聽了無限親切。我正要回答她的問話。第二個孩子和肥仔談話的聲音大了起來。他倆都用法語。兩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摟着他。孩子說很長一串話，肥仔簡短的問了句什麼，孩子又指着他媽媽大聲說了幾句，這時蘭英忍住裝出一副嗔怒，沖他們倆說了起來。她的法語那麼悅耳、自然。雖然我聽不懂意思，但聽得出完全像她說山東話一樣地道，何以見得？我是從語氣、語感、神態上判斷出來的。這三個人說法語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說；肥仔半閉着眼——我懷疑他已有一半在睡着——附和着孩子說些什麼同情的話，蘭英一邊在做事情——將懷中孩子交給老徐，理正自己衣服，從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間去洗手，拿着青菜到灶間去洗做……一邊假嗔地反駁着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邊笑，我問老徐他們在談什麼？老徐說孩子在抱怨這兩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渾身是皰；肥仔說蚊子總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媽媽沒替他們把門窗關好和沒有用殺蟲藥去殺它們；蘭英申述自己不噴殺蟲藥和不應當把一切責任全歸於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們說中國話，不然我們至少有兩個人不能參與他們討論。大的和中自勺兩個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議，他們一張嘴我才知道，他們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東土語，他們發“躺着”叫“切着”，稱“我”為“俺”，一句長長的這種山東土話，中間還要加上不少法語詞彙，岳華聽了苦笑說：“我聽他們的中國話比聽法國話還要費力氣。”

蘭英就在和我們的答話中，洗了菜，和了面，拌了餡，並且動手包餃子，我們要大家動手，她說用不着，這幾個人吃飯不夠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10年，一度在華人社區以“風流才子’’聞名，黃髮白膚的女朋友交了一個又一個，最後打定主意：要成家還是得找中國姑娘。中國一般的地方還不行，必須是他的故鄉山東人。1978年，在他離開大陸30年之後，他第一次返鄉去探親。據他自己說，他是少小離家，思鄉心切回去的，並不是為了找對象才回鄉。我無意評價他這句話的誠實程度。總之他剛到山東省城；還沒有回到老家，他們縣裏已經有人知道他有意“找個媳婦帶出洋去成家”，並且替他認真籌劃了。

那時候中國的社會風氣和今天還不同。今天有親戚在海外定居，和有親戚在要害崗位當官一樣，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羨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誰家有親戚作了“外國人”，那可跟有親戚在蹲監獄差不多，是個令人側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兒誰會嫁給個假洋鬼子呢？

農民自有農民的心計，他們一下就把視線對準了蘭英。

蘭英人好，心好，模樣俊，能幹活，可是命運不好，她爺爺的爹是“地主”，儘管她生下來時整個中國大陸已沒有一個地主了，可“***”！仍要她為祖宗的剝削行徑負責。把她從青年農民的隊伍里區別出來，列入黑五類子女中去，讓她在眾人的歧視、蔑視、敵視下生活。村民背地裏同情她，盡量不難為她，但誰也不會拿屎盆往自己頭上扣，去和她家攀親戚。所以儘管已經過了當地姑娘們習慣的結婚年齡，她連個對象還沒有。老徐的到來，人們認為這是天賜良緣！一個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錯，還會嫌人家住在外國嗎？對於老徐方面呢，大家想在外國地主資本家既還沒打倒，蘭英的出身不會引起老徐的顧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們一提，對方就表示願意見面一次。見面談了一上午，兩邊就都笑嘻嘻心滿意足地把婚約定下來了。並且講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給蘭英辦移民手續，護照簽證一到手，立刻來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來不了，請個朋友來代他接，只要有徐的親筆信，蘭英就跟着去。

幾個月後蘭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問蘭英：“就見了一面，你怎麼就敢答應老徐？你怎麼知道他不會騙你？”

蘭英說：“這人一看就是實在人，出去幾十年，還不忘鄉下老家；他不嫌棄我我還嫌他什麼？”我說：“你以前出過遠門嗎？”蘭英說：“連俺們縣城我都沒到過，沒坐過汽車。”“那你怎麼敢上巴黎這麼遠地方來。”蘭英說：“嫁雞隨雞哩，不管多遠，他在哪裏哪裏不就是我的家嗎？”我說：“你也沒問問巴黎是什麼一樣？”這時老徐在一邊插嘴說：“她問了！巴黎遠還是新疆遠？坐飛機頭暈不？”

我笑說：“她沒問問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適應？”

蘭英說：“不問那個，再困難也不會比我在村裏的處境更困難，再辛苦也不會比我在山東種地更辛苦，我沒有受不了的罪。有個貼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別的啥也不怕！”

蘭英到巴黎後頭一個困難當然是語言關。老徐想，她連小學也沒上過，中國字還不認識幾個，這法文她能學會嗎？出乎意外，她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就成了巴黎華人社區中法語冠軍了。她說她就是用兩手掄鎬頭開山種地的勁頭來學法語的。現在她給家裏寫信要用法文寫，寫好請老徐幫她譯成中文；看香港來的電影，有法語對白她能全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竅、不通了。她用開荒種地的精神去學開車，結果車也開得很好，學會法語和開車兩項本領，她的生活就完全打開局面了。她本來在農村就學會多種手藝。她自己做豆腐、腌鹹菜，給丈夫和孩子縫衣、理髮。有餘暇還為一個服裝店做手工繡花。她繡的花很受歡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說：“自從有了我們蘭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還有了儲蓄了！她比我強！”

九

過了三天，李導演率隊來到了巴黎。

這一隊共6人。導演夫婦、李小姐、夏副導演、我內子。還有同路來度假的李導演的外孫女。李太太不辭辛苦為我們操辦伙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岳華，全部工作人員只有6人。這和國內我見過的外景隊那副浩浩蕩蕩大車小車排成隊陣勢相比實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臨時工，租車租機，自然是方便和節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細算做法有關。我發現李翰祥先生有個特點：個人生活講舒適，交朋友一擲千金；但在製片成本上精打細算。自己私房錢放手花，公用投資分厘必爭，這是個好作風。

我們從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輛小麵包車，岳華當兼職司機，把全隊人拉到我們住的旅館吃早飯，岳華報告了準備工作的情況。隨後就拉着全體人員和行李去找旅館，我們住的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幾家也不滿意，最後選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館，地處塞納河邊、鐵塔近旁。這是個公寓式的旅館，有廚房可用，李導演幾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過。房間分好后，進得屋中李太太四處一看，大聲叫道；“真有這種事廠用手指着牆上一顆釘子說：“這還是我住過的那間屋子。這釘子是我釘來掛書的！有此為證！”

趁安排行李之際，我辨認了一下方位，這旅館應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東邊是日光大廈，西邊是鐵塔、拿破崙墓地，南臨塞納河，最近的一條橋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條。這裏要說明的一點是，我所講的“東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覺而定，就是我假定面前的塞納河在南面，以左右為東西。本來我有一幅巴黎地圖，按圖述文是不會錯的。正動筆時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說得頭頭是道。讓讀者覺得我熟悉巴黎，作文嚴緊。就把圖交給徐教授，請他翻譯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應了，把圖拿去就從此回了巴黎。連地圖也隨他回了老家。這下就使我露了餡。

吃過中飯，我們就去看外景，頭一站是“紅磨坊”。我看過“紅磨坊”的照片，與照片相比，實地要差得多。那個“風磨”實在簡陋，完全是塊佈景片。街道氣氛，有點像紐約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擁擠些。由此我們又轉往香榭麗榭。8月份的巴黎，80％的人大概都集中在這兩條街上。不過巴黎當地人很少，從服飾、語言、膚色分辨，多是外國遊客，8月份巴黎人游出去，騰出巴黎讓外國人來游。大家都是這麼游來游去。世界熱鬧起來，交通業買賣興隆通四海，蠻不錯。

十

第二天開鏡，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個鏡頭：“鄧友梅和李翰祥、岳華三人在香榭麗榭閑逛，走進咖啡廳，坐在桌前閑聊。背後是一面玻璃牆。牆外遠處是凱旋門，近處是麗都艷舞廳。滿街的車，滿街的人，滿街的時裝和歡聲笑語。”朋斯先生把個攝影機放在我們對面桌上，開機拍攝，咖啡店的侍應生先有點莫名其妙，鬧不清這幾個黃種人搞什麼名堂，隨後就大感興趣。等他明白過來這是用他的地方進行工作應當收費和制止時片已拍完，李導演說聲“麥西”告別走了。當晚看樣片，發現自然的街景，生動的群眾演員使畫面十分精彩。導演先生還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為這個片的投資人感到高興。

片的主要投資人謝老闆，果然在第三天從美國也趕到巴黎來了。

謝老闆來的前一天，拍片之餘我們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場。這裏有幾家古董店中陳列着中國鼻煙壺。李導演是“大內行”，至少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大內行”。我是“二內行”，也是自封的。“大內行”在一家店看中兩個煙壺。正在討價還價之時，肥仔和岳華跑來告訴我說他們發現另一家有個煙壺很不錯，有位臨時幫助打燈光的華人小夥子說：“你要靈快去，不然李導演看見會搶去。”我去看看，是個料壺，內畫“風雨歸舟”和殘荷，有三條小紋。要價200法郎。我細看一下，題款是“樂元周氏”。我想法國人不懂中國事，周樂元豈是二百法郎能賣的？故意還他一百法郎，他痛痛快快賣了。當晚回來我們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傳閱。只見翰祥買的一個是仿任伯年“蘇武牧羊”圖，畫得頗精。題款是“一壺齋”。我告訴他“一壺齋”是王習三的畫室名，他大為高興。後來細看，有“子藝”二字。劉子藝是習三的登門弟子，也算名家。這個花了兩千法郎，價錢公道。另一個是彩瓷的，雖不錯，不算精。至於我那個，“大內行”說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一百法郎算什麼呢？我們都很高興。我回國后見到習三，拿壺給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遲疑地說：“假的！”並說：“中國寫煙壺的作家，跑法國去買件假古董，傳出去未免丟面子，你還是收起來吧。”從此我就把它人了庫。

“大內行”的煙壺卻有了出息。謝老闆到了巴黎，我們一起去塞納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請他當特約演員，把那隻好而不精的煙壺塞在他手裏，叫他一邊觀看兩岸風景一邊聞鼻煙。開麥拉就對他拍個不停。銀行家辦事大概是挺認真的。又是頭一次當明星，儘管不斷打噴嚏，還是按導演要求把整個鼻子都抹黃了。片拍完后，翰祥說：“你投資拍這片，又上了鏡，應該留下這煙壺作紀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讓給你，上邊貼價錢，我一個法郎瘟不多收你的！”謝老闆很高興，從此那煙壺就歸了他。

“大內行”此後又買了幾件東西，都是極真極好的。只有一件東西又和我發生點爭論。那是件孔雀藍小罐，他說是元朝的，我有點懷疑。他舉出各種理由證明確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堅持。過了兩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來訪，他叫那位朋友鑒定這是什麼朝代的？那朋友不說年代，只說這是波斯瓷器，李大導演雖不服氣，離開巴黎時他卻把這珍貴的元瓷送給徐教授作紀念了，徐拿回家給蘭英看。蘭英說：“這麼好看的罐子用來放鹽太可惜，放別的又不適用，擱在桌上當擺設吧！”不過我認為翰祥眼光不會錯，那東西可能還是元朝的，誰敢說元朝時波斯不會燒瓷器呢？何況這罐子是交了幾千法郎買來的？後來聽說翰祥在澳門開了間古玩店，名叫“古月軒”。我向他祝賀，並問他：“是你自己鑒定貨品嗎？”他說不是。另外請了專家主持店務，而他一位女兒在大學學的也是有關文物的課程，這當然就十分保險可靠了。雖然如此，我仍認他為“大內行”。

十一

在巴黎拍攝的重點是兩個地方，一個是羅浮宮前邊的古玩商場，一個是艾菲爾鐵塔。羅浮宮前的古玩商場是個幾層樓的大市場，佈滿了一個賣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樓上有一家店專賣中國古玩，收有石煙壺。老闆先生40多歲，頗有風趣。我們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們拍片，並且現身說法演這個店的經理。劇情是我逛到這兒買古董，碰上李導演和岳華。他們和經理在討價還價，評論煙壺的好壞，我插上一句話，幾個人就認識了。問起我來巴黎的原因，我說來觀賞巴黎珍藏在鐵塔上的一隻煙壺。這煙壺是李鴻章訪法時送給法國朋友的。小說里當然沒這一段。這是李導演的再創造，純系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國古董商很會演戲，他說他的法國話，我們說我們的中國話，但配合默契、嚴絲合縫。將來放映時一定會造成個效果，認為我們三個人都會說法語，或是那位老闆懂中文。這是有準備的，倒還好說。還有？段是我進入另一個店，老闆是法國老太太，事先我們沒告訴她攝影師朋斯先生躲在門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問我話，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無準備聽得莫名其妙！沖我笑嘻嘻地又說了一長串法文。我照樣回她一大篇中國話。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個怪臉，朋斯先生把這一切拍下來。晚上看樣片，竟像我們兩人談得很熱烈。我希望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錄音。因為我跟老太太說的是全不相干的話。而且一高興還說了幾句日文。我以為老太太是外國人，日文也是外國話，或許她能懂一點。可惜從表情上看她聽日文和聽中文完全一樣，都是一副苦惱的笑容。

上艾菲爾鐵塔拍片遇到了點麻煩。不僅要先向***登記，而且要收不少的費用。幸虧在法國外交部和***我各有幾個朋友，他們聽說要排我的小說，而且有宣傳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幫忙，廣開綠燈。隔了一天就發下許可證來。不僅不收拍攝費，連登電梯的票錢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國這項總結十分可貴，這次巴黎拍片，若沒有巴黎朋友們的熱心幫忙，決不會如此順利。拍戲需用幾隻好煙壺，徐教授就借來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着箱子陪我們東奔西跑。需用雜物、食品，要人領路作翻譯，肥仔義不容辭。肥仔自己對拍片沒興趣，開車把我們送到，他就找個地方去“吃點什麼！”我的事少，他就總拉我去，他總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攤檔。並且總有胃口“吃一點！”買東西還價他也最內行。似乎巴黎擺攤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們還請了一位女攝像師和燈光助手，全是華裔，熱情幹練得很，這位女攝像師住在風化區，我們要去見見世面她願作嚮導。我問她為什麼要住在那裏？她說：“單身女人住在這種地方最安全，到這裏來的人是花錢的，不會發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巴黎期間，最輕閑的是謝老闆和我們夫婦，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多觀光。拍片地點就在羅浮宮外，我幾次去羅浮看它珍藏的藝術品，看到維納斯、蒙娜麗莎的原作，實在是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穫。這兩件作品我都見過照片和複製品。“蒙娜麗莎”的照片，多半印製較好，大體上能傳達原作的形象。而維納斯的複製品實在太多，太劣了。見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麼美，而又被複製品、仿製品糟踏得那麼厲害，我想應該有個法律，禁止維納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複製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組現代派雕塑也極精彩，那本是容易仿製得像的，不知為什麼反倒沒有人仿製它，大概是沒有維納斯的欣賞者多吧。人怕出名豬怕壯，這話對雕塑也實用。

在凡爾賽和羅浮，都看到有關拿破崙的油畫。這使我聯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國時去魏瑪參觀歌德的故居，無意中在公園裏見到拿破崙的一輛馬車。他乘它從莫斯科逃跑回來，走到魏瑪馬車出了毛病，倉促間把馬車扔下，騎上馬逃回法國去了。這車便被當地人保存下來；二次大戰德國受到炮火的沖刷極烈，這馬車竟安全無恙，後來我到莫斯科時，又特意去看了當年拿破崙停留過的房屋。現在看這些畫，真有說不出的感慨，拿破崙一生，大起大落，轟轟烈烈，幾乎到了一跺腳地球亂顫的地步。到頭來不過為後人添幾處旅遊地點留幾句消閑談資。人生真如白駒過隙，倒還是盡自己所能，為人類進步種一株草，植一棵樹。砌一塊磚，加一片瓦。對人民對社會問心無愧，也就死而無怨。我欽敬托爾斯泰老先生。他創作的拿破崙比拿破崙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興趣的是觀察它的世俗民風。我覺得在法國的人比美國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閑適，比德國人輕鬆，比香港人從容，明顯地感到歐洲傳統文化素質。青年人雖也像美國和西德等處一樣穿着隨便，行為爽朗，但老年人則多半衣冠嚴正行為規矩。他們看艷舞時一定穿西裝、打領帶，女士則着夜禮服。“麗都”的艷舞表演也並非像人們想的那麼色情。場面壯觀，編排用力，演出時台上認真，台下嚴肅，很少有引起人邪惡念頭的成分，倒還是“美的展示”與“美的欣賞”成分居多。中國人不欣賞、不習慣、不提倡、不准許全可以，但不必用我們的尺度去量別人的鞋子。

巴黎當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業。並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歸，車子從“山東街”開過，看到幾位神女，身着黑皮夾克，左手執皮鞭，右手拿鐐銬，一副凶神夜叉模樣。據說巴黎正時興性虐待式的做派，在巴黎輕薄少年中這扮相最有魅力。這很好，因為中國人看了多半會嚇得落荒而逃，馬上聯想到法西斯集中營的嚴刑拷打，決不會被勾引落水的。有兒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結束，我們轉赴倫敦，內子因為到了巴黎才辦英國簽證。雖然法、英兩國的朋友儘力幫忙，但時間太緊，這時尚未辦下來，只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負起了照顧之責。弄了幾天，簽證仍未下來，我太太決定不去倫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氣不平，臨行前跑到英領館去發脾氣。誰知她把氣話剛說完，負責簽證的英國朋友就說：“太太，簽證下來了，我們正不知道到哪裏去找你呢！”馬上她就轉怒為笑。又把回香港的機票換成去倫敦的機票。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協助下辦的。包括她發脾氣的話也由肥仔作了高質量的翻譯，至今說起來，他對老徐、蘭英和肥仔還滿心感謝。惟一有點美中不足之處，是肥仔送她去機場的路上，開着車又打起瞌睡來，車子像舞龍燈一樣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動着飛跑，嚇得她兩腿發軟，下車後幾乎沒力氣上飛機。

從歐洲到美國

1988年秋天，中國作家代表團去漢堡參加中國藝術節。正式活動結束后，在斯圖加特附近一個小鎮休息了兩天。鎮很小，但出過一個大作家，名叫席勒。這個鎮似乎就成了個席勒紀念館。沾作家的光，這裏仍保持着一百年前歐洲小鎮的面貌。高聳的屋頂，狹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靜的庭院，爬滿青藤院牆，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連那淡淡的斜陽和藍天白雲也是百年前的舊物。使人一走進那古老的城門，彷彿不論空間和時間，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時代。我相信連我們住的旅館，也是當年的模樣。只是吃飯的時候，我一直以為會有個挎着美人騎着白馬的劍客從門前走過，他卻一直沒有來。

我們看了席勒的故居，參觀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學館，飲了咖啡，逛了街道。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協。幾個德國朋友正在等我們。為首的一位叫克呂克，很年輕，但留了大鬍子。一位中文說得很不錯的小姐，柯葛蘭，她在復旦大學學過兩年中文，對中國很有感情。可是現在做的工作，與中文毫無關係。還有一位正在大學學中文的姑娘叫海克。他們幫我們取下行李，暫存在友協，立即陪我們去看國際書展。

在車上閑談，才知道這個德中友協的工作人員，全部只盡義務，不取報酬。不僅不取報酬，還掏腰包捐助。他們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來的錢來維持。就連我們坐的這車也是他們自己私人的。但他們以此為樂。他們愛中國的人民，中國的文化，把促進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做自己的天職。他們冒着雨陪我們到了書展會場。

法蘭克福的書展是世界聞名的，已經有80年歷史。戰爭時期中斷了幾年，現又恢復。每年以一個國家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書展的攤位是出租的。為了使更多國家有參展機會，書展規定，不論公司大小，最多只能租兩個攤位，對第三世界的公司則減收租金。今年有80幾個國家，幾千個出版社參加，到會記者就有1000千多人。

本來只想走馬觀花看個大概，再抽出點時間去看看法蘭克福市容。進門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聯書店的彥火。他傳達了兩條消息，一是巴黎的阿蘭正找我，一是瑞士籍華裔作家趙淑俠請我們到她的展位去。阿蘭是個很可愛的小夥子，會幾句中文，給我帶來了巴黎朋友的信。收過信閑聊幾句，他那幾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辭。第二件卻費了時間。書展上在賣趙淑俠的《翡翠戒指》，她正為此開記者招待會，請我們參加，我們全團的人就都欣然赴會，原來是想參加個開幕式，禮節性地說幾句話就告退的，誰知欲罷不能。她租的廳很大，四面圍着會議桌足可坐幾十人，不料開會時來人很少，作為主人的出版社經理、編輯和趙淑俠本人坐上主桌之後，來賓和記者竟連一面桌也沒坐滿。我們幾個中國人成了基本群眾。趙淑俠頗為感慨地說：“我真羨慕你們國內作家的工作環境。你看一個中國作家在西方打開局面有多難。”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們當然堅持到把會開完才離開。而這時書展負責人發現有個中國作家代表團來參加會了，立刻派人請我們參加他的招待會，專門向我們介紹書展情況。同時就在會場餐廳用了自助餐。

從書展出來雨更大了。只能坐在一個咖啡店裏閑聊，直到參加德中友協的歡迎晚宴。

這天晚上友協安排我住在一個熱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這家只有一對老夫妻，已經退休了，曾經到中國旅行過一次，從此對中國產生了熱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積極分子。他們的住房並不大，似乎只有一間住房和一個廳。但他們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間讓給了我。使我很過意不去。這屋中掛了中國畫，擺設着中國工藝品，放了鮮花和水果，床鋪也安排得很舒適，看得出是為我精心佈置過。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只會說：“謝謝”、“晚安”、“早安”三個德語單詞，第三個詞半夜裏還用不上。兩位老人比我好，他們雖然也只會說三個中文單詞，但全能用上：“謝謝”、“你好”、“再見”。於是我們全把所會的對方語言說完，就各自進屋睡覺。

第二天一早打手勢吃完早飯，友協的朋友就來接我了，由他翻譯着匆匆而熱情地交談了幾句。老人說自從他們去過中國后，見到每個中國人都感到很親切。在街上若碰到中國來的朋友，他總要湊上去問候幾句。我問他：“中國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難分別吧，你們不會認錯嗎？”他們說：“不會，日本人有個特點，他們連上廁所都照相，很容易認出來。”從他家出來后我久久不能平靜，心想一對普通的德國老人，已退休，過着閑適寧靜的生活，忽然闖入一個連語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們卻滿腔熱情地留食留宿，問寒問暖，用手勢和目光來傾訴他們由衷地喜悅。只出於一個理由，客人來自中國！我很為此感動，並覺得這個世界看來要比想像的可愛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機場，在這裏又碰到我們代表團的同志們。安憶已從荷蘭回來，魯彥周荷蘭沒去成，張潔也從漢堡趕來了。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陣咖啡，我把他們送進候機室，從此就開始了我一個人的旅行。

我以前幾次在國外旅行，全是作為代表團的一員，生活有人安排。對話有人翻譯，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計劃，如今單槍匹馬，可就寸步難行了。從公告牌上看，我的飛機誤點了，誤點兩個小時。我需要先去洗手間，輕裝一下，然後找個角落定下心來休息。看到不遠處有幾位華夏同胞圍成一團，便湊了過去。走近一看是大家在聽一位戴眼鏡的同胞講話，講話人有40開外，滿臉精明，一口洋涇浜普通話，講得眉飛色舞，細聽其內容，乃傳授國外購物之法門也。我等了片刻，等他講到一個段落，就對離我最近的一位同志說：“勞駕，你幫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間……”話還沒講完，那位演講的同志，一個箭步沖了過來，沖我打量着說：“你是幹什麼的？我們對你毫不了解，不管！”這話使我頓生敬意，很為我們同胞這種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當場出醜之虞，無可奈何，也不顧民族自尊，只得向洋人求救。恰好身邊有幾個年輕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態，有位就過來問我：“我可以幫你什麼忙嗎？”我也不再調查他的家庭出身、個人成分，用手指一下行李，說了句：“wC．謝謝。”那洋人馬上就懂了，連說“0K”。我這才過了這一關，並仍然覺得這個世界很可愛。

二

我乘的這班飛機，是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從伊斯坦布爾經法蘭克福到紐約的航班。按規定應當是上午9點到法蘭克福，10點從這裏起飛。忽然晚點了，9點鐘時公佈晚點兩小時，12點時又公佈再晚點兩小時，下午l點總算廣播檢票登機了，宣佈2點起飛。我便拉着行李車排進了登機隊伍，排隊時還順便看了一眼公告牌，認準了是從42通道登機。這隊伍很長，因為要驗護照和機票，走得很慢。好容易過了海關和邊檢口，進到裏邊我就找42通道。找到一看，這裏也要排隊，而且入口處還要驗一次護照，比出關隊走得還慢。心想這德國人好奇怪，別處都驗一次護照就完事了，他們要驗兩次；誰再說我們中國出入境手續麻煩，我掌他的嘴！一邊嘟囔一邊就選一列較短的排了進去。足排了有20分鐘，距我驗證就3個人了，輪到一個土耳其人，那邊檢人員就沒完沒了地盤問。問到最後，邊檢人員從桌下拿出個小木牌掛到桌前，上寫兩個大字“NO”；用鐵鏈攔上通道，帶土耳其人進到後邊屋裏去了。我這一排人立即嘩然，咒罵著轉到旁邊一列排尾，從頭排起。這時距起飛時間只有不到5分鐘了。我拉着行李車拚命跑，連自己走道都不肯用。走着走着覺着不大對，怎麼這地方像是來過呢。這不是我進關前找人看行李的地方嗎？細一看，糟了，原來我跟着登機隊伍進了關，又跟着下機隊伍出來了。這時距起飛時間還有一分鐘！這一急非同小可，馬上汗就順脖子流下來了。我倒不怕誤機，問題是誤了之後不好辦。無論改變航班手續還是找朋友住旅館，我三句德語都不夠用！把我會的英語單詞加上也不行！想到此，當機立斷，拉起行李就再往裏跑，跑到海關，那兩個德國人愣了，攤開兩手互相說了一大串話，從那表情上看，似乎是說這個中國人好奇怪，怎麼拉着行李來迴轉腰子？我一急突然從嘴裏蹦出個英語單詞來“佛剃徒！”那德國人一聽還懂了。馬上把手朝旁一指，我這才看見原來42通道人口就在他身後。看看錶，按規定這時飛機已經起飛了。我想在中國人若沒到齊，飛機是要等的，便加快速度往裏跑。到了候機室。只見滿屋是人，沒任何要登機的跡象。我想糟了，大概我那班已飛走，這是等下一班飛機的。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廣播喇叭響了，說的是英語。雖然我大部分聽不懂，可聽懂了兩詞，一是我這班機的代號TWA，一是“隨當”！再偷看一眼別人手中的機票，果然與我的一樣。頓時福至心靈，突然明白了還是叫我這班機的乘客“隨當”，便放心地坐了下來。誰知這一“隨當”，就“隨當”了4個小時。儘管肚子餓得直叫，再也不敢離開。傍晚登機時，碰巧身後有人說日語，回頭看見是一對青年夫妻，黃膚黑髮，純粹亞人特徵。便上去用日語搭訕，果然一說就通。我問他們這架飛機為何誤點？他們說，發現從土耳其上來的旅客中，有人有劫機嫌疑，所以要整機作安全檢查。怪不得剛才邊防人員把那土耳其旅客帶進屋裏去盤問。謝謝他，不然我是決趕不上這架飛機的了。

天黑之後，飛機飛在大西洋上空飛得很平穩。吃過飯——說不清算中飯還是晚飯，睡了一會兒，空姐把叫我醒，遞給我一張報關單。給我出了道難題。

兩年前我初去美國，對美國的海關制度很留下點印象。他們的報關要填的項目繁雜，而且一個中文字也沒有。沒辦法，我只好又去找那兩位日本朋友。聽說我要他幫忙填報關單，他們馬上答應，並放了自己的先填我的。他問一句我答一句。問到國籍，我說中國。那位男士停下筆沖我看了半天，忽然說出句道地的國語來：“哈哈！，你原來是中國人！你剛才怎麼和我們說日語？”我說：“我聽到你們互相在說日語呀。”他說：“我太太是日本人，她不會說中文。我們倆在一起又不願說英語。”我問：“您是……？”他說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已定居美國20多年了，為了不忘記母語，他見到中國人總是用中文交談的。我們聊了一陣，他告訴我，到紐約人關時，還會有一次頗麻煩的問話，到時候他會幫助我。

晚上10點鐘到紐約。這位朋友打聽了一下找到我說：“不行了，我們是持美國護照的，只能從另一道進去。真抱歉。”我謝過他，正感到為難，忽然廣播傳來了中國話：“從漢堡來的鄧友梅先生下機后請在門口等一下，有人接你。”我想這一定是王渝，此人一向馬大哈，沒想到這次長了心眼，到飛機門口來接我了，不然真夠我戧的。

走出機艙，我就老老實實站在那兒一動不動。這時一位穿西北航空公司制服的小姐走過來問道：“您是不是鄧友梅先生？”我說：“是的。”她說：“我是西北航空公司職員，你的朋友托我們替他接你，我的中文說得不好，請原諒。跟我來。”

我問他：“我的朋友呢？”

她說：“他們早上來過，飛機一再晚點，他們沒法等下去了，就請我們公司代他接你。他說您不會說英語，要一個會說中文的人來接。公司就派了我，其實我的工作不包括這個。”說著她笑了起來。接人的工作是很麻煩的。她領我辦出關，辦入境，因為已是午夜了，偌大個大廳除去幾個夜勤工作人員，只有兩個旅客。另一位又是阿拉伯人。他在我前面，邊檢人員把他叫進屋內好久沒有動靜。那位小姐告訴我說：“這個人有點麻煩，似乎是無證人境，可能叫他隨下班飛機離開美國。對不起叫你久等了。”美國是每個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候機樓的。我在的這個大樓，是西北公司的。工作人員也都是同事，互相全認識。看我們坐在那兒沒事，幾個沒事幹的值勤人員，便湊到我們面前來閑聊，那小姐替我當翻譯。有位黑小姐，問我對他們公司有什麼印象？我說服務態度非常好。我的朋友沒來你們居然派人來接我。她說：“這就算服務好嗎？不這樣還能怎樣，難道可以放下客人不管嗎？唔，你們中國人真好相處。唔，還有什麼印象？”我說：“好像你們的女僱員都很漂亮。”她指指接我的那位小姐：“你是指她吧？”我說：“不，當然包括您，您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嗎？”她聽了大笑，說道：“這又是你們中國人的性格吧？你記住，在美國千萬不要當著一位小姐的面，誇獎另一位小姐漂亮……”這時邊檢人員出來作個手勢，表示不用再辦手續；我可以出關了。我匆匆和幾個人告別，仍由那位小姐領着出了大樓，她替我叫了的士，並講妊地點車價，這才告別回去。

紐約機場不在紐約，而在新澤西，這條路很長，我是知道的。但上次是第一次到紐約看窗外一切都很新鮮，尚不覺太累。這次本已在德國就折騰得夠累了，又乘了十幾個小時飛機。一上汽車就打哈欠，車子開動不久，就昏昏睡去。司機把我叫醒時，車正停在一棟公寓門口，司機按過門鈴，又衝著對話器說了什麼，不一會兒就從門內跑出幾個年輕人來，問道：“是鄧先生嗎？”我應了一聲，他們七手八腳拿起行李領我走向電梯。我心中奇怪，這是到哪兒啦？我在紐約確有幾個朋友，但來前我都沒通知他們。只有於梨華和王渝知道我來。梨華在奧伯尼，距紐約市有幾小時火車路程，王渝是個急性子，聽見車響必會跑下樓來埋怨我報錯了航班。兩個都不像，那麼是誰家呢？正在尋思，電梯停了，只見門前站着個靚女，雙手插在胸前，嘴角露出冷笑，見我下梯。劈頭蓋臉一頓責問：“沒見過這麼糊塗的人，航班報的也不對，時間也不對，連航空公司名稱也是錯的，害得王渝去了兩次機場，等了四五個小時，最後才打聽清楚，要半夜才到，好，沒法等了，叫我把你收留下來，我這正舉行派對，你參加玩玩吧，明天我送你去梨華那兒，王渝和咱們在火車站見面……”

不是別人，大名鼎鼎的台灣女作家曹又方也。她的熱心與快嘴是出名，落在她手，除去低頭認罪別無他途。我只得連連告罪。她領我進屋。只見屋內坐着站着，談話飲酒，仨一群倆一夥，已有一二十人。她介紹了一聲：“這是北京剛到的鄧先生，”大家客氣地打了個招呼，她就領着我去安排住處，指點洗手間、飯廳的位置，並宣佈紀律說：“不許抽煙，抽煙到樓道去抽。”我問：“可以聞鼻煙嗎？”答曰：“可以，但不許打噴嚏。”

明確了紀律，我就參加到人群里去。在座的全部是青年，有寫詩的，有作文的，也有學音樂、學攝影、學法律的，大部和文藝都有點關係。又方這時負責中報文藝副刊，這些人大多是她的投稿者。他們的打扮豐富多采。一位男士，頭上留着幾尺長的髮辮，身穿武士道式的短裝，正和一位西裝筆挺、打着領結的紳士閑談，見我過來就客氣地打招呼。我說：“看樣你們各位都在美國很久了吧？”紳士就笑道：“鄧老師你猜猜我來了有多久？”我說“3年。”他笑了，說道：“我剛來兩天。前天下的飛機。”我說“你別逗我。”旁邊的人就證實說，他確實剛到兩天。我問是來定居還是上學的？他說是來開會，和我參加同一個會，就是艾倫。金絲伯格召開的中國詩歌朗誦會。我問他貴姓？一旁的E就說：“原來鄧先生還沒見過他。這就是大名鼎鼎的B呀！”我聽了暗地叫聲慚愧，我不僅沒和他見過面，實在連這個名字也未曾聽說過。在德國我就體會到了我國詩界藏龍卧虎的局面和自己孤陋寡聞，沒想到剛到美國又馬上重演。那次是碰上位定居法國的著名中國青年詩人，在德國電台和晚會上朗誦他的詩。德國人問我中國國內對這位詩人評價怎樣？我卻從沒在中國任何刊物上見過他的詩。在德國我聽到了他的朗誦，有一首還頗有印象。這詩最大的優點我想在於它的好記。詩雖然不短，但只用了一個字。

的題目叫“門，”整個詩讀起來就是：

門

門門門門門

門門門門門門門

門門門

門門

門門

門門……門……門

這些“門”用高低快慢，抑揚頓挫的聲調和節奏讀出來，德國人覺得奧妙無窮，鼓掌是很熱烈的。在中國刊物上能否發表，我確實說不準。因為中國人讀中國詩，總會和德國人感受不同吧。好在我聽朋友告訴我，說那位詩人已經發過誓，決不在中國詩刊上發表詩作。中國的讀者因此欣賞不到這麼有特色的詩，我替他們難過。

現在面對的這位詩人是在國內生活和寫作的，我卻無印象，便很為自己的無知而羞慚。馬上就用轉移話題來打馬虎眼：“這個這個，您真是新潮，作風氣派都看不出是才來美國的……金絲伯格的會倒是也給我發了請帖，不過和我在美國時間安排有點銜接不上，看來怕參加不成了。”

幸好這時E把話頭接了過去，遮掩了我的窘態。

E說他正幫助金絲伯格籌備這個會。我的詩稿就是他在翻譯，希望我還是盡量參加……說到這E要抽煙，我倆就溜出屋，到了過道。我見身邊沒人，就問E，B是否也是發誓不給國內詩刊投稿的，E說關於這些，他們之間流傳着個笑話：有一天他們幾個青年詩人湊在一起，正各自表示不給詩刊投稿的決心，碰巧來了位詩刊編輯。那編輯老遠就打招呼說：“太巧了，你們幾位都在這兒，省得我跑郵局了。”

說著交給他們每人一個大信封。他們收到信封都急忙往包里塞，不肯叫別人看見內容。有一位好事者向那編輯打聽：“裏邊是什麼？請帖？稿費？”編輯說：“不，全是退稿！”

正在說著，曹又方來喊我們進去。我們一進屋，她就把門關上，宣佈說：“各位，我這請客可不是白請，現在除去老鄧，其餘人到這兒領稿紙，每人留下一篇千字文再走。題目是‘我對未來的展望’，誰寫完誰走，好，開始。”

我自己去洗了個澡，便回屋睡覺，迷迷糊糊間聽到不斷有開門聲，到醒來時天已大亮，又方還在高卧未起，睡得很香，估計她的約稿任務完成了。

王渝來了個電話，先埋怨我報錯了航班，隨後說哈里遜·索爾茲伯里來過電話，叫我把去他那裏的日期定下來。我說：“我的老闆是於梨華，一切要見到她才能定奪。”

四

又方匆匆起床，待她化了妝，我們就奔紐約的中央車站，在車站的電子廣告牌下找到了王渝，登上去奧伯尼的火車。中午時分到了奧伯尼。下車後車站上除去我們3個人，連個鬼影也沒。又方說：“梨華大概又記錯時間了，快打電話給她。”王渝就去打電話。回來說：“家裏說她早就出來了，自己開的車。”曹又方說：“糟糕！這比記錯時間還壞。”我問：“為什麼？”她倆說：“梨華從來不記得路，鬼知道她會把車開到哪裏去？”

還好，只等了20分鐘梨華就到了。進門先一個個擁抱，然後就催促說：“快走，馬上我還要去機場接陳若曦，剛才走錯路，把時間耽擱了。”

出了車站就是一幢古堡式的大樓。梨華說這是大學辦公樓。她先生是這所大學校長，宿舍在十幾里路外的一個小山坡上。山上滿是橡樹、楓樹、松柏，還有葡萄。楓葉剛剛轉紅，松柏依然青翠，紅綠之間隱現出幾棟小小樓房。車子從幾棵大楓樹間穿過，停在一座樓門口。梨華把我們送進屋，指點了咖啡糖塊放的地方，又領我們認了各自居住的房間，便開車去機場了。

安排好行李，洗過臉，煮開一壺咖啡，梨華已把若曦接了回來。

這屋子從此便熱鬧了起來，先是互相問好，然後互相詢問近況，後來話題轉到我報錯航班的事情上，便七嘴八舌對我批評起來。

梨華在忙着做飯，叫她們去幫忙。她三人光答應卻不動。梨華說：“你們有什麼要緊事非現在說不可？吃飯再說不行嗎？”

我說：“一個女人三面鑼，三個婦人一台戲，此之謂也！”

陳若曦馬上說：“對，我們在唱一出好戲，三娘教子！”大家樂得人仰馬翻，梨華說：“那我也先不做飯了，先跟你們聊聊再做。要餓，先吃點蘋果餡餅吧。我接若曦時買的，還熱呢廣。

大家提議，乾脆午飯免去，吃蘋果餡餅，喝咖啡，坐在這兒聊天。

下午倒是聊的正事多，主要是安排我的日程。我一共有五個學校要去講學。這裏，麻省和耶魯，耶魯距康湟狄格近。耶魯講完去索處，至於金絲伯格的會只好婉拒了。因為我這邊幾個大學講完，距他的會開幕還有十幾天，這些天我住在紐約沒事幹。

而西部卻又等我去辦事。去了西部再回來，回國時還要再返回去，未免太折騰。為此我給金打了個電話。金很遺憾。這老頭是個好人，名氣雖大，可窮得厲害。為籌辦這次中國詩歌周，費了很大勁，拒絕他我心中也很不安。

晚上校長回來了，見我們都到齊，非常高興。為我專門開了一瓶白蘭地，並在梨華指揮下親自下廚。梨華一副總指揮的派頭，我看了有點驚奇，後來多走幾家，發現凡娶了華裔夫人的美國人，一般都同時引進了我國“氣管炎”的光榮傳統，便不足為奇了。

五

第二天開始正式的學術活動，在學校開座談會，討論我和若曦的小說。

美國的大學有一點和我們不同，沒有院牆，沒有大門，更沒有穿假警服的門衛，當然更無填會客單、簽字這套手續。車開到一個游泳池邊，看到許多人在玩水時，我還以為到了游泳池或體育館。梨華說到了她們教室門口了。我想，他們這麼不重視保衛治安工作，這學校一定常丟東西，還是我們這裏安全。

先到中文系辦公室休息一下，有兩位女士已經早到一步在等我們。一位張信生，一位是卓以玉。

張信生女士出身豪門，丈夫在西部教書，但她要自強自立，獨自帶着女兒在這裏教書作研究。她的拿手學問是講易經，為人誠摯得出奇，樸實得出奇，風度極高雅。

卓女士我是久聞大名了，早在香港時就從朋友口中知道了這位名教授、女強人的名字，並知道她是黑教密宗傳人凌雲大師的高徒。

凌雲大師在海外，特別是華人社團中，名震遐邇，德高望重，是我們北京人，幼時居雍和宮附近，天生異秉，慧根深遠，被雍和宮喇嘛發現，收入佛門，得黑教密真傳，數十年前，為普渡眾生，漂洋過海，適彼異土，一燈長燃，佛光普照，信徒日增，化被四夷，渡人救世，法力無邊。據朋友介紹，小則卜吉凶，測未來；大則呼風喚雨，起死回生，無所不能，我認識的許多華人學者或夫人，有不少是他的信徒，卓女士道行很深，有半仙之稱，今日一見，果然兩目炯炯，不同凡人。

她在西部工作，今天趕來參加我們的會，有一篇論陳若曦小說創作的論文宣讀，會散后馬上還要去華盛頓參加一個畫展的招待會，所以我們請她先講演。

會場設在一個大教室，到會有五六十人，這在美國已是難得的盛況了，黑板上貼了一張杏黃色的傳單，上邊有個男人頭像，這份傳單一下汽車我就看見過，游泳池旁的柱子上就貼着有，我沒注意看，現在一看，大吃一驚，上邊印有我的名字。英文我只認識不到10個單詞，我的名字是頭一個，我悄悄問若曦：“這是畫的我嗎？”

她說：“這是你講學的傳單，不過畫的像李小龍了。”

曹又方說：“便宜你了，至少多來20人。”

我就不再說話。

這會場的佈置，和中國差太多，雖說叫座談會，卻是大多數參加者坐在學生席，講台那一面放一張長桌，會議主持人和我們外來客人坐在台後，面對聽眾，卓女士講話時倒還正常，等我往中間一坐時，台下笑了起來，我左右一看，不由得背上一陣冷汗往下流。台上一共7人，左邊是陳若曦、張信生、曹又方；右側是於梨華、王渝、卓以玉。6位女強人不僅筆下生花，而且口尖舌利，12隻眼睛往我這兒盯，我的舌頭就有點不聽使喚。我只好結結巴巴地向聽眾說：“各位看看我的處境，一定會有所同情，一定會原諒我今天講演可能出現的差錯，我相信只有‘超人’才能在6位女士的監督下正常講話，可我只是個普通人，寫小說的，我祝願朋友們以後演講時不會落到我這種境遇……”

台下一陣鼓掌，會場活躍起來，下邊談我自己的創作道路，就順暢得多，還得感謝幾位女同胞，在座談中多方為我創造條件，使我能暢所欲言而又避開了麻煩的話題。會議順利結束了。

會一散就送卓以玉去華盛頓，然後回家休息，養精蓄銳，晚上去參加亞馬遜河上的招待會。

招待會的主人，是位猶太裔的美國地產商，紐約著名富豪，他有一隻豪華游輪，每年春夏兩次舉辦答謝晚會，感謝各界知名人士對他事業的幫助，實際上藉此進行社交活動、聯絡感情，請帖本是只請校長夫婦的，但梨華說我們都去他會格外高興。

從校長家到碼頭，要走好遠一段路程，天黑才到達，主人已80多歲，但身強力壯，毫無老態，戴一個船形帽，穿一身海關服·一副船長服裝束；夫人也年已古稀，看來卻像40多歲，穿一件鱷魚皮大衣，二人站在甲板入口處歡迎賓客。看我們幾個華人同到，梨華又介紹了各人的身份，老夫婦十分高興，特別感謝校長為他帶來的尊貴的客人。

我們先參觀了一下船，這船上中下3層甲板，按同樣模式佈置成3個客廳，一樣的餐桌，一樣的燈飾，在同一個位置上安排下同樣人數的樂隊。中國人講究不偏不倚，我們選擇中層甲板一個靠近樂壇的桌子坐下，取來飲料食品，海闊天空地神聊一通，有兩個題目聊得最久。一個是關於中國人的“風症”，什麼事都會成“風”。大陸上甩手呀，氣功呀，特異功能呀，家用電器，一哄就是一陣風，台灣也不示弱，前兩年興吃蘑菇，就處處蘑菇，餐餐蘑菇，直吃到看見蘑菇就想吐，這才罷休；近來又看風水，紫微斗數，玩古玉，炒股票，真是一風未住一風又起，她們偶爾回趟台灣，要被看成土老帽兒，因為趕不上風氣！

第二個題目關於西藏，近來達賴在美國發動宣傳攻勢，美國人被說得大動“側隱”之心，達賴的人開演講會，門票賣40美元一張座無虛席，若曦去聽過一次，講什麼呢？說中共政權殺死西藏人]20多萬，若曦提問：“西藏一共有多少人口？殺死這麼多人還剩下幾個人？”演講的人答不上來，一些美國人卻噓陳若曦，說她有意為中共辯護。幾個有愛國心的華裔人士，自備經費去西藏考察，回美國作演講介紹真相起了不小作用，他們為進一步作好這件事擬請西藏作家訪美，現身說法介紹一下情況。

看到我們總坐在那兒不動，美國朋友好奇怪，便邀我們下場跳舞。我們便離開桌子，跳狐步、跳倫巴、跳迪斯科。最有趣的是樂隊指揮領導全場跳集體舞“雄雞”，把手舉在頭上作冠子，彎着身，弓着腿，一邊邁步一邊唧唧叫。

散會時已是午夜，主人親自把客人送上碼頭，再次對我們光陸表示感謝，我們開車回家時卻出了岔子一於梨華的車在後邊，不知拐哪個彎時她又走丟了。

好容易找到梨華，把車開到家門口，大家說：“感謝上帝，總算平安到家了。”

我說：“先別高興，我覺着不那麼平安。”

她們問：“怎麼了？”

我說：“我的皮包忘在船上了。”

“裏邊有什麼？”

“有護照。”

這一下又炸了窩，大家趕緊下車打電話。電話打到碼頭，碼頭說船已開走了，只好等天亮打電話到地產公司，打聽游輪的去向。

校長說：“你們安心睡覺吧，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六

第三天一早，梨華又囑咐校長一遍，叫他派人去找我的皮包，我們仍按計劃進行我們的活動。

上午張信生女士陪我去拜訪了此地作協**。下午我在梨華的課堂上給學生講了課，然後又為教師和研究生們作了個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狀況的演講，兩次講演成功失敗都各佔一半。凡講到理論部分，美國人都冷漠；講到具體例證，他們就活躍起來。聽眾中有不少華人，台灣來的和大陸來的都有，台灣學生提問專註於藝術方面，倒是大陸學生總想問點敏感性政治題目。我的回答是勸他看人民日報海外版，那上邊比我說得清楚。

晚上校長為舉行家宴，學校派來兩名廚師和兩位女服務員。我們回到家時，菜都準備好了，可是校長卻不在，梨華大為生氣，說馬上客人就來了。他上哪兒去了呢？不一會兒，校長風塵僕僕地走了進來。笑着說：“抱歉得很，我回來晚了，我給鄧取包去了。這是個人私事，我不能派公務人員去，只能下了班我自己開車去，現在好了，大家可以安心說笑了。”

我除了向校長致謝，實在不知說什麼好。

晚會到了幾十個人，和我談得最久的，一位是與辛格合作寫劇本的女作家，一位是東歐某國前駐越南大使。女作家對幽默文學有研究，和我討論中國幽默與西方幽默的異同，大使先生到過中國，對中國懷有友好情誼，我也到過他的國家，自然話題就多些。

為了禮貌，我特別稱讚了兩位廚師，我說：“今天的菜真好吃。”女作家說“聽說校長夫人的中國菜更好吃，可惜那是校長的專利，別人很難吃到。”我告訴她：“校長夫人的菜我已領教了好幾天了，如果她不是我的同胞，我真想說她學中國菜學得很像了。”

女作家說：“這是中國幽默。”

七

第四天送走了王渝，張信生女士開車帶我們去看紅葉。

美國的紅葉，不像北京西山，一點一點，也不像日本奈良，一片一片。而由北往南，幾百里方圓海潮一樣鋪地而來，匆匆而去。

我們跑出去很遠，我懷疑已出了紐約州的範圍，登上了一座小山。山頂還蓋上一層新雪，天朗氣清，望下去從淺紅、金黃、杏紅到紫紅，一片錦繡的海洋，令人心曠神怡，但山風陣陣，頗有寒意，拍了幾張照就下山了。在附近一個“麥當勞”吃快餐當午飯。

飯後閑談時，信生女士要為我看一下手相，信生女士也是凌雲大師的信徒，雖不及卓女士有半仙之譽。但人們稱她是：“四分之一仙。”我本不大想看，我想，如果看得不準，白搭時間；若看得准更糟，比如到來之前天天盼着多急人。反過來，若看出我幾年後會交厄運，我先知道了又會天天犯愁，豈不把眼前的歡樂也錯過了？但信生女士誠摯可信，我不由得把手伸了出去。

不看則已，看后她說出一番話來，不由我不認真了。

她先說我過去。說得很准，准得可怕；又說我未來，我謹記在心，不敢大意。至於什麼內容，事關天機，又有個人私隱，我是絕不對外人講了，只是這一夜又睡得不大安穩，次日起來，由梨華、信生、又方3位押解去馬薩諸塞時，一路上頭腦都不大清楚。

八

到麻省去又是浩浩蕩蕩一大隊人，除去王渝已回紐約外，梨華、若曦、曹又方和張信生全一起前去，說是陪我，其實她們也藉機會玩玩，雖說都在美國，紐約距馬薩諸塞也不遠，平時各忙各的工作，來往機會也並不很多。

從奧伯尼到麻省，一條大路直往正北，這時楓葉正從北往南紅過來，一路上我們就走走玩玩，足走了三個多小時，路邊景色越走越紅，麻省大學就像紅葉海洋中的一片小島，這地方和奧伯尼一樣，仍分不出城在哪裏，大學在哪裏，梨華開車在前邊帶領大家轉了許久，像是在城裏轉也像是在大學校園內轉，忽而在古典、現代、超現代各派建築樓群中穿行，忽而在火紅、金黃、翠綠、彩色斑斕的樹海中漂流，最後承認無法找到鄭清茂家了，便把車開到一間賣意大利皮札店前，派又方進去打電話詢問，又方回來高興地說：“鄭清茂家就在我們旁邊五十米外，他在自家窗口看我們半天了，想看看我們到底還想往哪裏轉。”梨華就說：“我說我不會把路領錯，你們不信，怎麼樣？我們到他家門口了吧？”又方按問來的路線指揮着把車子調個頭，拐個彎，就看見鄭清茂拉着兩條狗迎面走了過來，我們要停車，他連連搖手說：“你們先到家去，秋鴻在等你們呢，我得先陪狗去散步回來再陪你們。”

在美國，遛狗是件大事，狗在家庭中的地位，大概相當於中國的獨生子女，甚至還有過之。美國有狗旅館，狗醫院，狗託兒所，狗學校，狗賓館，狗殯儀館，有專為狗做時裝的時裝店，有專為狗作美容手術的美容院，律師們不時還要出庭為狗作辯護，有時狗官司從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去，曾經有位參議員在最高法院為他的狗打官司時向大陪審團發表了一篇演講，題名為“狗的禮讚”，演講后得到一片掌聲，於是當地人就為他的狗樹了座紀念碑，把這演講詞刻在碑上，至今這碑已成了密蘇里州的一景。由此可知，在美國到達了遛狗時間，把客人放下先去照應狗，誰也認為理所當然，沒有人會對此有異議，於是大家就對清茂說：“別客氣，您快陪着狗先去遛吧，我們會找到。”清茂往身後一指道：“找什麼，就在這兒，”抬頭一看，原來樹后就是他家門口。

清茂的夫人秋鴻正在門口等我們，仍然是那一套程序：車子停好，先領我們看好各自的住處，然後聚到廳里喝咖啡神聊，一般客廳和餐廳都靠着，所以女士們可以一邊聊天一邊準備晚飯。

鄭清茂的家是二層樓，一進門就是樓梯的中間，往上走一半是上層，往下走一半是下層。清茂的家從傢具到陳設都有濃郁的日本風味，只是門口和樓梯轉角處掛了許多風鈴和鏡子，是地道中國產物，這是受凌雲大師指點用來驅凶辟邪、招財迎喜的。他們夫婦和大師是朋友，不同於師徒關係，以前大師不那麼忙時，還常到他家來作客，大師一來，前呼後擁，總要跟着雙位數的門人信徒，一時鄭家熱鬧非常，很有節日氣氛，有次大師來時，恰好半仙卓以玉女士在此。她一見大師，立即行五體投地參拜大禮，口中念道：“參見二哥，我的一切都是二哥給的……”使清茂夫妻看了十分感動，作為朋友，秋鴻曾數次陪大師出遊過，她告訴我確實親見過大師呼風喚雨的本領，有次在印度，大師與印度僧人盤法，大師手中握着硃砂和糖食，雙眼微閉，念着咒語，霎時間飛沙走石，只見幡桿上旗幟呼啦啦擺動不停，那印度僧人認出是神來臨，趕緊下拜……不過大師一向謙和，從不許人叫他師傅，只准人稱他二哥，所以卓女士口稱二哥。

他們在做飯，我插不上手，看到一個盤裏有幾個蔥頭似的東西，便想幫着剝皮，秋鴻一看忙說：“你別亂動。那是我買的水仙花。”我問：“水仙花怎麼這個樣子？”答曰：“美國的水仙就長的這個模樣。”這時兩條狗先後躥上來了，隨後清茂也上了樓。他倒了兩杯酒，我們就坐在一邊閑聊。清茂是道地台灣人，中學以前受日本教育，中文是光復台灣以後才學的，不久就寫起小說來，而且滿有成績，大學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學的是歷史。此後就在美國教書，從此也就放下了寫小說的生涯，中、曰、英文都一樣的運用自如，他教的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平日生活，社交用英語，而使用的許多資料又都是日文的。有次我和他在一個餐館吃飯，餐館小姐為了表示歡迎，唱起日本小調來。每唱一個他都跟着哼，許多幾十年前的歌曲，連現代的日本青年都不會唱了，他還會唱。他學問廣博，在美國學術界有滿高的聲望。但還沒熬到終身教授的檔次，這教席仍不算十分穩當。前兩年，麻省大學換了位領導，是位少數民族，就碰到場危機。因為這位領導要在學校擴大他那民族的學科，便宣稱中國文學歷史等課程沒有存在必要。想由此擠出經費來實現他熱愛自己民族的計劃，過去我們對美國的少數民族和有色人種受的苦難，介紹不少，記得黑人教士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時，我們的領袖還發表了極為動人的聲明。每當我們談到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是我們最可靠的朋友時，當然把美國少數民族朋友列在其中。從美國國內角度來看，華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有着共同利益，按理說中華文化也是會得到支持的。不料世界上的事常常和我們想的不完全合拍。偏偏是這位有色人種的領導人，向華人文化使出了殺手鐧。只是這件事牽扯的面太大了，引起了美國所有中文學者的憤慨，大家聯名寫呼籲書給國會才把中國文化在美國大學中的地位保留下來。鄭清茂也才保住飯碗。

清茂是極有風度也極有修養的人，談什麼都不慍不躁。談到這件事時也仍然感慨多於憤怒。他說民族偏見不只是大民族有，少數民族也有。那位先生是想多擠出點經費開展他那個民族的文化研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國學者在這裏受到不公正待遇是常事，許多學校中國老師教的學生出來當了系主任，當了研究室負責人，而老師仍然在學生領導下當他的教員。這是屢見不鮮的。他已投身教育多年，無法再改變，只能認命。他不明白有些在國內極為有成就、有名氣的作家、詩人，何以要放棄在國內的優越地位，上這裏來改行謀生。想來總是有難言之苦吧。

在家政管理上，秋鴻看來比於梨華要強得多。這晚上她做的一頓中國飯，是我從出國后吃的最好的。有醬菜、什錦火鍋，還有海鮮，而且喝了地道的功夫茶。台灣近來受日本茶道影響，也在喝茶上下功夫了，成套的茶具中，除了壺、碗，還有一套聞杯。茶先倒進聞杯中，端起來嗅其芬芳之氣，觀其柔美之色，並欣賞茶具之精，然後再倒進飲用的杯中，輕輕啜飲，很有興味。我們國內出口的茶具，似乎至今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喝茶時當然伴隨着聊天，這天聊的主要內容是不久前秋鴻隨凌雲大法師去中國朝聖的情況。大師不久前曾去過西藏，隨後又去了北京和西安。大師到天安門上去看了一下，說比起來西安比北京的運氣更好些，北京有些不良現象，其中之一是北京青年人頭髮留得太長，把運氣壓住了，應該勸北京青年不要再留長發。改革開放的成效會有更明顯的成績。

九

清茂家待客的規矩是，早餐客人自便，他把冰箱的位置，灶具的開關方法，各種食物放置的地方全向你交待清楚，早上起來你愛吃什麼自己動手。因為他們夫妻是要遲起的。

我起床后照例先出去鍛煉，平時是打太極拳或練氣功，到一個生地方就藉此機會漫步閒遊，這天我就觀看周圍環境。清茂的家是坐落在一個小山谷里，這山谷里共有兩戶人家，另一戶是位很有名的詩人，哪一派的已忘記了，我出門時他正掄着把掃帚打掃落葉。山上樹很茂密，金黃和褐色的葉子落滿山道。工作量很大，但看得出他幹得很有興緻。見我出來，很友好地笑了一笑，沖我說了一大串話，大概是說我的朋友清茂起得太晚，看不腆落葉繽紛景色有點可惜。我回答說：“古得毛寧”。因為我不會說別的。

走出山口，就上了一段小公路，沿着這小路走不遠就到了昨天打電話的皮札店。繼續走下去。就來到一個小教堂的門前。旁邊一條街上有些商店。賣早點的店已經開門了，但吃的人不多。從商店的櫥窗看，這些店雖小，但貨物很齊全。吃穿用學，幾乎什麼都能買到，但仍不知這是在大學範圍內，還是大學在它的近旁。

轉了一陣，回到鄭家，主人客人還沒一個起來的。我就動手弄自己的早飯。弄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式早餐。果汁、黃油、起斯、火腿、水果、麵包。就是一個原則，不動煙火。倒不是客氣，實在是他那套電氣灶具太複雜，昨天秋鴻講解半天，我當時以為會了，現在一看，根本沒門。好在吃到一半時秋鴻起來了，為我煮了咖啡，不然這頓冷餐夠肚子受的。

終於全體都起來了，熱熱鬧鬧的吃完已不算早的早飯，送梨華等上路。梨華他們的車在前，清茂開車和我在後邊相隨，開到州際公路邊上停下來，互相握手告別。看他們走遠，清茂就開車拉着我去遊覽市容。我們先從郊區看起。車到河邊，登上了一個瞭望台似的小塔，整個城市全展現在眼底了。原來清茂的家是在個小山谷里，而城市和大學是在一個大山谷里，河水就從城中流過。河很寬大，有輪船在航行，叫什麼名字卻沒記住，但可以肯定不叫亞馬遜也不叫密西西比。我在美國一共就玩過三條河，密西西比在新奧爾良，上那兒去之前我重讀了馬克吐溫的小說，不會弄錯。至於亞馬遜河，才把護照從那裏找來，至今驚魂未定，也不會忘懷。這條河去前既未做準備，事後又沒丟東西，記不住是難免的了。河兩邊有不少菜田和一個很大的木材場。清茂告訴我，這裏是英國人最早的殖民區，以前有很多農場，後來工業發達，農場反而衰退了，所以地價有一度很便宜。許多華人移民，看到這裏地價賤而菜貴，就在這裏買地經營農場種植蔬菜，有一個留學生畢業后沒找到職業，便貸款開辦菜園，發了好大的財。說到這裏笑了笑說：“這一個農場裏還住着你的一個熟人呢。”

“誰？”

“林希翎！”他說林從法國來到這裏后，和****王秉章那批人鬧翻了，她不會英語，又沒有職業，生活頗狼狽。這裏一位華人農場主出於同情，就接她到這裏住了下來。並且出資幫她辦了份刊物。不過這位財主只資助一期，估計第二期就要停刊，創刊號就是終刊號。聽說林也要離開此地了。塔上風很大，看了一會兒我們就下來去開車漫遊。他還拉我在林小姐借住的農場外繞了個圈兒，林剛來時他在一個華人集會場合見過她，後來便沒什麼來往了。清茂是個做學問的人，不太願意參加政治意味太濃的活動。

他拉我到一個中國餐館去吃飯，這個餐館就是原來生意不好，被凌雲大師指開財路，起死回生的那個。我看了凌雲大師指點另開的門和掛祥物，確是妙不可測。

晚上7時，我在大學禮堂作演講，到的人比奧伯尼是少多了，也難怪這裏演講費比那裏少得多，好處是在坐的全是中國人或中國血統的美國人，只有兩個白種人，還會說漢語，這樣我就可以不用翻譯，我覺得講得倒比奧伯尼還要自如洒脫些。演講完后，一位年輕女生跑上來問我道：“鄧老師，您還認得我嗎？”我一看：這不是我們的小陸嗎！

小陸是我們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的翻譯，和我一起工作好幾年，非常單純可愛的一個孩子。前年離開中國到美國來留學，但我沒想到是在這個學校。他鄉遇故知，叫人高興。清茂告訴我小陸還在他們系裏打工，當助教。今晚為我開的家庭酒會，請的客人也有她。

這晚上的酒會請的人不多，但都是炎黃子孫，吃中國飯，說中國話，談和中國有關的事。所以非常親切。除去小陸還有位女士是我朋友的妹妹。這位女士已經延期一年，快要回國了。說起初來時的打工生活，她一肚子氣。她說一些美國老闆對中國臨時打工的人之殘酷就像奴隸主，令人不堪忍受。正說著有位久居美國的華裔來插話了，他表示對她的看法不以為然：“什麼叫剝削？不是你自願去乾的嗎？他不是給了你掙錢的機會嗎？他要不給你這機會你也許要挨餓不是？再說他還要承擔經營的風險呢。”於是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幾位從國內去留學的孩子反駁他時措辭之鋒利，階級觀點之鮮明，是我近年在國內很少聽到的。我估計他們幾個人在國內也沒有為此這麼激動過。我倒真希望有幾個國內青年聽到這場爭論。幾個人舉出的實際事例，如今在國內已經見不到了，改革開放以來，雖有了小型個體企業，但在社會主義法律保護下，是絕不允許採取那樣苛刻的雇傭手段的。其實在美國這樣的超經濟剝削也不被法律允許，就因為不少中國人舍此便沒其他活路，或是其打工行為本身就不合美國之法。老闆們當然就肆無忌憚的露出其階級本色來了。

這場爭論對我還有個好處，使我無意中了解了一個本家叔叔在美國生活的真實狀況。

十

請允許我把話扯遠一點。我的祖籍是山東。據家譜所載，是燕王掃北時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而來的。有一說是同時遷來弟兄兩人。但弟兄倆在路上幹了一架，從此兄弟分家。到了山東地界后，一個在城東落了戶，一個去城北扎了根。這樣同一縣裏就有了兩個鄧庄。我是城東鄧庄人，我們庄人都是一個祖宗的後代，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和城北鄧庄則素無來往，是否有同族關係，本族人意見都不一致，倒是不認這門親的多。不過近年台灣鄧麗君小姐歌聲傳人大陸后情況有所改變。因為有情報說，鄧小姐也是山東我縣人氏我們村是肯定沒有這一戶人家的，鄧小姐若真是出身本縣，就定是城北那個鄧庄。有人覺得這光榮不能歸他村獨享，這個同宗還是認了好。

我村風水雖沒造化出歌星，據說卻出了位有錢的美國公民，按輩分我要叫他叔叔。

這位叔叔(我絕不是因為人家成了美國人就冒認洋親，有家譜為證。)雖說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較近，小時候和他常在一塊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當家。他哥哥想由他這兒改變一下門風。就竭盡全力供他念書，在一段時間內，他和我稱得上我村僅有的兩大知識分子。因為我念完了四年初級小學，而還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學，就進城住校，我參加了八路軍從此就很少見面了。1943年冬天，我們的隊伍住在我村附近，我乘機回家探親，碰上他放假回來娶媳婦。我去祝賀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歲。此後部隊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聯繫，當然也就再也沒見過他，全國解放后我回家探親，見到他的哥哥，問到他的情況。他哥哥嘆了口氣，悄悄告訴我說：“日本投降后，縣城為中央軍所佔，城鄉交通就全斷了，全國解放前整個中學往南方撤退，他隨着去了台灣。他媳婦就在結婚時和他過了5天日子，從那以後再沒見過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幾個孩子就靠這個小嬸給帶看，她要再走了，這個家可怎麼維持呢？”我認為這問題很可笑，便說：“解放台灣還不是一句話的事，這還能等多久嗎？”

從此我再沒回過家鄉，也就再沒打聽過這一家人的事。

“*****”之後，家鄉有人來北京辦事，順便來看我，說起家鄉新聞。他們講跑到台灣去的叔叔來信了，原來他早已離開台灣去美國了。現在很有錢，當了大資本家了。他想回來探親，來信問他家裏還有什麼人？叫他家裏人給他去封信。他侄子問這信咋寫法，公社幹部研究好久，到現在還沒回信呢！我問為什麼沒回信，現在開放改革，歡迎海外僑胞回來觀光探親。他們說不這麼簡單，他問家裏有什麼人？主要是問他女人還在不在。他女人以前倒是在的，20多年一直沒改嫁也沒離婚，把幾個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文化革命”時可過不下去了，從城市裏來了一夥串連的紅衛兵，說這村裡隱藏着一個台灣國民黨反革命家屬，走資派一直包庇着她，要再不揪出來鬥倒斗臭，那就連包庇她的人一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本家的人給她送了信，那女人連夜跑了，後來從外地來了封信宣佈和鄧家斷絕一切關係。現在這信怎麼寫法呢，照實寫影響不好，對外邊人說這些，搞不好還要犯錯誤，不照直寫，萬一他真回來了，發現說的都不是實話就更不好。所以到現在還拖着。但是總拖着也不行，現在開放搞活，農村發展生產，也想引進外資，聽說他很有錢，把財神爺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閑話說完，他們就走了，過了一年又有人來時，告訴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訴了叔叔，從此這人就再也沒回過信。估計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離家，便不回來，大家很為放走這麼個財神爺而遺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村支部書記和那位叔叔的親侄兒一起半夜到我家來了，說是叔叔從美國回來了，今天到北京，他們來接他不知住在哪個飯店。問我可和他有過聯繫。我說我從沒和他有過聯繫，根本不知道他回來的事。他們就要到一些飯店去詢問，我說北京這麼多飯店，如果沒一點線索，怎能問到呢。我勸他們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買火車票去。他們聽了我的話，不久就從山東寫了信來，說是他們到家叔叔已經自己來到了，希望我回家鄉去和他相會，還說這次回來帶來不少錢。要在家鄉作些投資，現在決定先為每個侄子修個養魚池，以後還想買套房子，希望我去給他作作參謀。我工作走不開，只好謝絕了。

過了一個月，他回美國，路經北京時來電話約我見面。多年不見，為了給他選擇禮品，我們夫妻還真費了點心思，後來選定一件景泰藍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錢的人，居住條件總會不錯，送陳設品還算合用。

按他說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見到了他，一見面立刻都互相認了出來。他顯得很疲憊，但還是很興奮。穿得很樸素，行李也很簡單。我問他為什麼從第一次來信後過了這麼久才回來，是不是因為那個嬸嬸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說：“那沒什麼，這次找着她了，我們談了好久，她已經又結婚了，這樣更好，我在台灣也已經又結過婚，兩個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難安排。”

問他何時到的美國？他說，他到台灣先服了幾年兵役，退伍以後，就到一個建築單位去當炊事員。那個公司承包了沙特阿拉伯的工程，他隨着去了沙特阿拉伯。那裏工程完了，他想回台灣也還是沒辦法，就設法去了美國。在那仍然當他的廚師，收入還不錯，這次回來就為侄子們投資修建了兩個魚塘。還給他們留了點錢，多年沒來，也請全村族裏人喝了幾頓。大家都很高興。第二天他就要走，我們一起吃過飯就告別了。走前我把花瓶送他，他卻說什麼也不要。我見他態度堅決，只好作罷。我問他在美國的住址，以後若去美國，好去看他和沒見面的嬸子。他說他正要搬家，等住定了再寫信告訴我。但給我留下一個電話號碼，說如果我去美國，打這個電話就可以找到他。

這次到美國不久，我就打電話找他，接電話的是個中國婦人，我還以為是沒見過的嬸嬸呢。說過幾句話才知道，對方是個中國餐館的女老闆，她說這個人早已不在我這裏做工了，不過有時還到我這兒來借宿。你留下電話號碼好了，他來了我叫他回你電話。我問他家中電話號碼，對方說他在美國沒有安家。

我只好把電話掛上了。心中頗為疑惑。是不是女老闆聽錯名字，他在美國這麼久二而且據說發了財，怎會沒有個家呢？

到麻省后，我又請鄭清茂幫我打了一個電話。清茂一看電話號碼說，看來這地方距此不遠，是一個電話局。電話仍是女老闆接的，她說那位叔叔還沒來過，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號碼告訴了她，請她轉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時我在愁予的系裏講演，中午才動身。早晨小陸就開車來接我到附近另一個大學區去玩玩。她剛用很便宜的價錢從同學手中買來部二手車，車還很新，不過她的駕駛技術還不大行，為此特請了一位中國同事來幫忙。她們先拉我到一個著名女校去參觀，這裏比起麻省大學，似乎要更清靜正規些，建築也更帶古典味。街上幾家商店，大多更帶文化氣息，因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連了過多時間，出來時已到了中飯時間。小陸一定要請我吃飯，她那同事又堅持請我吃中餐。這裏沒有中國餐館，所以又拉我到數十裡外另一個較大的鎮上去。找到了一家頗不錯的中國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着這位叔叔的電話，一是看到這個鎮與清茂家方向剛好相反。怕耽擱時間太多，誤了下午講課，結果飯菜滋味都沒吃出來，真辜負了小陸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趕回清茂家時，果然他們已經坐在車內等我。清茂說：“4點鐘講課，我們絕不能遲到，現在真要爭分奪秒，動作快些。”我從這個車門出來就鑽進另一個車門，還沒來得及和小陸告別，車就箭一般開了出去。

車子上了公路，平穩前進了，清茂才不慌不忙地說：“你那位本家叔叔來電話了，說晚上再往愁予處打電話。”我問他：“弄清楚他住在什麼地方了嗎？”清茂慢吞吞地說：“就是剛才你們吃飯的那個鎮上。過一會兒我們還要從這個鎮處經過，不過來不及去找他了，我問他：“那鎮上有幾家中國料理？”他說：“大概只那一家。”我半天沒說出話來，我想他就在我剛才吃飯的那個店裏，怎麼會就沒見到呢？

這晚在愁予家，他果然來了電話。我很為與他失之交臂而遺憾，因為不能再見面了，所以電話談了很長。我問他為什麼來美國這麼久沒把家搬來？他才告訴我：“去年以前，他在美國一直是非法居留。不僅沒能把家搬來，10多年來也沒到台灣探過親，只在幾年前他太太以旅遊名義到美國看過他一次。在美國他沒有自己租房子，從來是給哪家幹活就住在哪家店裏，或是幾個同樣的流浪漢合租一間屋大傢伙住。他不接收我送的花瓶，原因就是他根本沒有擺花瓶的地方。說到這裏他停一會兒，勉強笑了一聲又接著說：“我想你回去之後，是沒必要把這些與家鄉人道及的，離家這麼久，家鄉人都傳說我發財了，對我有好多期望，我不願讓家裏人失望。”我問他：“這樣你能負擔得了嗎？是不是太苦了你？”他說：“那倒不至於，在美國掙錢還是容易，10多年我確實積蓄下了十幾萬美元，這點錢在美國不算什麼，拿回去就很頂用。”我問：“你不還要養活台灣的家人嗎？”他說現在那邊不用花費太多了，兩個孩子都已工作，他太太對他在家鄉的作法也很諒解。美國紀念建國二百周年。實行大赦，去年起他已有了長期居留權，所以才敢回大陸去探親，目前正辦理人籍手續。他不會英語，美國政府限期他學會英語，才准辦理。為此他正在加勁補英語，等英語考及格，人了美國籍后許多事都好辦了，工錢也會增加的。再干幾年，再積點錢，就不打算在美國住了，大陸物價便宜。他想在家鄉買所房子，和老伴回去養老。有10萬美元就可度個舒服的晚年，這個目標不難達到。

我問他，在美國這麼多年，怎麼英語還不及格？他說：“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時間去學英語呀，何況成年累月都在後廚房幹活，偶爾休息兩天，只是在唐人街上轉，也用不着英語，現在臨陣磨槍，為了安心念書才租了間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沒上那家餐館去，錯過了我們見面的機會。”

放下電話，心中很不是滋味。家鄉人都把他當成腰纏萬貫的美國財主，為此有的人對他帶有更多的羨慕和索取心愿，當然，按他所有確也可以算個美金萬元戶了，以我家鄉標準，倒也該列入財主隊中去。不過人們若都能聽到昨晚那幾個青年說的話，知道點非法移民在美國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該會有點不同吧。

十一

清茂夫婦開車把我送到耶魯大學城時，已是下午4時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學樓。把我交給愁予，他們先行去愁予家了。因為我們出發晚了一點，這時學生們早已到齊，坐在課室等着了。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講台。講課總共也就用了個把鐘頭，我在耶魯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來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時間，我就輕輕鬆鬆到了愁予家。

我曾並非開玩笑地說過，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婦隨派。愁予在台灣是鋒頭極健的名詩人。每次回台灣，他在街上一走，不一會兒身後就跟上一群崇拜者，當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別是女大學生們。而梅芬在台灣是紅極一時的歌星，其崇拜者絕不比愁予少。最近我看台灣報紙報道，台北一個新的大劇院落成典禮，就請的是愁予夫婦打炮，愁予朗誦他的詩，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而他們在美國度的卻是清靜超脫的學者生涯。有些朋友談論起來，覺得愁予在美國是受了委屈了，很為他有所不平。到這裏后我見到的是愁予教書得志，梅芬治家有方，兩人生活得恩愛溫馨，其樂融融。朋友們到此很少不被他們的幸福氣氛所感染。

愁予儘管掌了大學教席，仍然是一派詩人性情。他勢情豪邁，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國內朋友到紐約來，只要時間來得及，他總要請到耶魯來玩，只要來，還必定他自己開車去接。紐約距耶魯也是好幾百里地呢，他從未有過難色，而他到國內來時，卻是處處為朋友着想，盡量少給人添麻煩。在這點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國的朋友有共同處，但他和那位卻又有着極大的不同。人家那位是除去辦公事，別的一律不幹或少干，尤其是旅遊，幾乎毫無興趣。而愁予則是對任何事都充滿興趣。他愛旅遊，又不想麻煩別人，結果就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事來。有次他來北京，本來說好我幫他聯繫去某個地方的，我還沒聯繫好，他人忽然不見了，向酒店查問，人家說他已退了房子，打聽幾個熟識的朋友處，誰也沒見他。弄得我好擔心。過了兩天，他來電話說他自己買了張火車票到那地方去了。在那邊住了幾天小店，擠了幾天公共汽車，誰也沒麻煩，玩得挺好……我說：“老弟，別忘了你是美國護照哇！”他說：“什麼護照也沒關係，在中國我的長相，我的語言，我的感情做派才是真正的護照！血濃於水，懂嗎？”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時在北京上過學，北京話說得很有韻味。沒有台灣“國語”腔，甚至比大陸那些以港台國語為時髦，故意裝作大舌頭，把話說得含含糊糊的大陸歌星們也講得像話。在台灣用這種“京片子”口音朗誦自己的詩，是招人讚羨的。可是他說“北京話也有短處，要當政治領袖，當大官，北京話可欠點威風，要用四川話說‘我們中圭啊’這多有氣派！用北京話一說‘我們中國哇’就沒勁了不是廠。

第二天起他就開車拉着我四處遊逛。我們去看了一個港口小鎮，那是當初殖民時期歐洲移民最初在美國登陸的地點之一。我們參觀另一個小鎮時，看到小廣場上拉着彩旗，人頭攢動。高高的台上有幾個樂手，穿着老式的破燕尾服，戴着高筒禮帽吹奏管樂。他叫我猜這是幹什麼的，我說八成是馬戲團，我由此還想起了美國一篇小說《馬戲團來到鎮上》所描寫過的情形。他笑而不答，只是領着我往人群中衝去。走近了一看，才發現這裏原來是個汽車展銷會。美國產、外國產的汽車擺滿了廣場，其中有豪華昂貴帶冰箱電視的，也有普及廉價型的，真是琳琅滿目。打聽了一下情況，據說這裏最走俏的是南韓車和日本車，若追求豪華，幾種歐洲車也叫座，比起來還就是美國車銷的差。我說：“看來美國也有個崇洋媚外的風氣。”愁予說：“日本車南韓車就是又便宜又好用，有什麼辦法呢。美國在這方面的競爭力越來越不行。雖然有人主張保護主義，看來一時很難奏效。”

梅芬也是凌雲大師的信徒。他家裏也掛了不少風鈴之類驅邪的吉祥物，蒙秋鴻好意還傳授了我幾種卦法，所以到這裏后我已能認出幾種方位的意義了。愁予認為世界上尚有許多事物是還未被人類理解的，不要輕易否定它。在這裏我和張潔的女兒唐棣通了話，原來我們冰心媽媽的母校衛斯理距此不遠，她正在那裏上學。但索爾茲伯里來電話說下一天他就從西部趕回來陪我去他家鄉。我只好放棄去參觀這所女校的打算，約唐棣和我在機場見。第二天，愁予夫妻開車拉我到機場，在那裏大家會合，一直奔康涅狄格索爾茲伯里鎮去了。

十二

1988年10月16日，索爾茲伯里夫婦把我從康涅狄格送到了紐約。

車子開到索在紐約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車，和她告過別，索繼續前進，開到一個汽車修理店(不能叫廠，因為它太小，相當於我們的自行車修理鋪，汽車體積比自行車大，這鋪面也就大點)，索把車交給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檢修擦洗，我們又叫了部出租車去僑報。

的士沿着河邊走，就是這條河在紐約分開又合攏，造出個曼哈頓島。從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橋，凡是以紐約為背景的電影，一開頭准要拍它。不論藝術片、功夫片、偵探片、廣告片，甚至“兒童不宜”的片中連作愛都選擇在這橋上。恰好走在這橋旁時，索和司機發生了爭執。我雖聽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機的表情和我國出租車司機耍刁時表情相似。估計要敲我們的竹杠，索爭了兩句，就點頭不耐煩地連說“OK，OK！”然後沖我作了個鬼臉，下車后索掏出錢給了他，頭也不回就領我進了《華僑日報》的大門。小聲對我說：“NOGOOD”。又搖搖頭。證明我的猜測正確。索雖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卻暗地有點高興，改變了我對有些事的看法。有次張潔的母親病重，張扶她在路邊攔了幾輛的士都沒停，後來她急中生智，掏出幾張美鈔舉在頭上搖晃，馬上就有的士靠了過來，我對此事就很反感。有時從外地回來，若是半夜下飛機，總是得多付一倍錢才要得到車。我對此類事也不痛快。現在看到美國司機也是這樣，知道這一套原來是從外國引進的，我就想開了，既然有的名歌星連說中國話說法都要從港台引進，非咬着舌頭把四聲尖團弄說錯不算新潮，的士司機從國外引進點新手法，有什麼可大驚小怪呢？

索把我領過僑報辦公樓。把我交給王渝，就告別了，約好和我明年春天在北京再見面。

僑報設在距“孔子大廈”不遠的一條小街上，是座四層或五層的樓，樓下一層是旅行社，鬧不清是什麼旅行社，總之是一家中資或是和中國有關係的企業。它的廣告上有中文說明，專門承辦去中國大陸旅遊的業務，二樓是僑報的編輯室，已經過了下班時間，我們到時，王渝和另一位女士正在研究是否還等我，因為有我上次飛機報錯時間和航班的例證，她懷疑這次我義報錯了時間。

王渝請我先住到她家去，這樣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報社四樓一間住室內。這間屋雖不大，卻很住過幾位名人，國內受單獨邀請來訪的一些作家到紐約后多半在這裏住幾天，一是便於和這裏的華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這裏對國內來的朋友免收房費，目前住的是一位國內某報的記者。僑報和國內有些報刊，建立了協作關係，每年請一兩位國內同行到美國來實習。僑報也是我這次來美講學的贊助人之一，我雖是應幾個大學所邀，但僑報熱心提供了往返機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后，王渝就領我直奔地鐵站。到中央車站下了車，又換上一列地上的火車，再繼續前進，甩去於梨華處的同樣手續，減去一半時間，才能到王渝住的高級住宅區。這是一片圍在綠化地中間的樓房。雖比起於梨華的山間別墅還有段差距，但在紐約這地方能有這麼片靜土，也就不易了。我估計這是王渝外子老夏買的，他是聯合國職員，收入可觀，不然在中資系統的王渝絕買不起這樣的房。

晚上王渝下廚為我們做飯，吃飯時我表示感謝，老夏就趁機提出，要我去聯合國作一次演講，這個場合提出的要求是無法推託的，但我提了個條件，只談文學，不談政治。我認為聯合國是個政治機構，估計它的成員對政治興趣比文學大，而我是最怕講政治的。誰知老夏一聽欣然答應，他說我若不提出來，他還想向我建議少談政治呢。聯合國當然是個政治機構，但他們普通工作人員可並不是政治家，上班時間聽各國政治家演講，那是職業上的需要，業餘時間他們才不想再聽那些東西。我接受了邀請，何時去講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過早飯，仍隨王渝乘地鐵去僑報。和僑報的負責人商量我這兩天的活動日程。18日當天，僑報對我採訪，中午請我吃便飯。19日，由L陪我上街遊覽和買東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來是北京一家報紙的理論編輯，寫評論文章很有點名氣，前幾年他太太到美國來住娘家，得了病，便沒再回北京，他請假來美探親，也從此留了下來，他不願呆在丈人家吃閑飯，況且這也不符合美國習慣，總要找個工作掙錢，但英語還聽不大懂，又不會占卜烹飪，能幹什麼呢？學中文的，只能找與中文有關的事作，便應聘到僑報，不過不是作編輯，而作校對。宰牛刀用來殺雞，當然輕而易舉。每天上午來幾個小時，把大樣上的錯字，標點改改。一天的工作便作完了。輕閑倒也是輕閑的，幾年前我來紐約時，覺得他多少有點寂寞感，這次好多了，有人告訴我現在他也替報紙寫點社論之類文章，只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說，除去報社的工作，他還在籌辦個公司並與人合辦個華文刊物。精神上和物質上看來都比我上次來時強。

採訪就在僑報的三樓進行。無非談點國內文學界的近況和我這次來美的活動情形，因為是熟朋友，談得很順利，沒一會兒工夫就完成任務了。距離吃飯還有一段時間。我就回到二樓編輯室翻看近日報紙。二樓這間屋，是僑報主要辦公室。一間大屋，橫豎放了足有一二十張辦公桌，從主編到校對全部人馬“漢八郎當”全擠在這裏。這樣，只要來一個客人，就是全體的客人，誰碰上誰就接待，絕不會使客人受冷落。因為僑報幾任老總對文學交流都熱心，許多次國內作家來美都是他們提供的旅費。這編輯室就成了中國作家必到的地方。作家來得多了總會有點趣聞。趣聞之一是有天幾個編輯在閑談：“大陸女作家作品雖寫得很好，但長相似乎都平常，不像台灣女作家裏幾位出名的漂亮……”正說之間突然推門走進兩位靚女，明眸皓齒，烏髮紅顏，風度優雅，光彩照人，一時四座皆驚。兩位小姐笑嘻嘻地問道：“這裏是僑報編輯室嗎？”大家搶着答應。二位就遞過兩張名片來，接過一看，上邊寫：“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王小鷹，程乃珊。”眾人看了趕緊招呼，從此再不敢說大陸女作家缺少靚女。

這個編輯室確實是個結識朋友、擴大交往的好地方。這次在紐約，我在這裏坐過兩次，兩次加一起約有三小時，就遇見了幾個有趣的朋友。這天我為了等吃飯，坐在那閑看報，翻看間忽聽耳邊有個聲音很耳熟，抬頭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來在中央某學院當教師，“*****”後期，他有一張反對“***”的大字報很被大家傳誦了一陣，是個有思想有作為的壯士，不知應美國哪個部門之約來進行文化交流，也不知為什麼他延期未回。反正有好幾年沒見到了，不料在此碰見，見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狽，我怕認錯人，就問身邊一位小姐，這是不是他？小姐說是的，他近來也在這裏臨時打工，正說著，他回頭也看見了我，歡呼一聲走了進來。我也很高興，寒暄后便問他為何如此狼狽？他說倒霉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場所的洗手間，跟着又進去一個黑人，黑人進了門就把廁所門反鎖上了，向他伸出手來說：“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錢拿出點來給我買杯啤酒。”C可能沒完全聽懂，也可能想發揚與壞人壞事做鬥爭的傳統，也可能就是捨不得錢，總之拒絕了他的要求，這位黑哥兒們全不顧華人和他一樣在這裏都是少數民族，也不懂少數民族應當團結起來為共同的利益鬥爭的道理，三拳兩腳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亂翻，終於從內衣口袋裏翻出一二百美元來，不見錢則已，見了錢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搖着錢沖他發表了一通演講；教導他為人必須誠實。說完把錢全放進兜里，騰出手來，用中國紅衛兵觸人靈魂辦法觸了一通他的軀體，以致弄成這麼個模樣。我聽后安慰了他幾句。他說：“這個鬼地方，我不想呆了，我不久就要回國去！”

他走之後，我仍看報紙，這時屋裏很靜，就聽見王渝跟一個男士在談話，聲音雖低，但談得很熱烈，那男士嘁嘁嚓嚓，表情誠摯，樣子像是對僑報有所求。王渝女士，仍是那副忠厚笑臉，連連點頭，好像是表示同情。再看那位男士的穿戴，上身一件鬆鬆垮垮的舊夾克，腳下拖着雙已看不清顏色的破皮鞋，樣子好像也剛被黑人兄弟打劫過，估計這又是、個來僑報找工打的流浪者。為怕人家難堪，我趕緊低下頭再去看報。過一會兒那位同胞問了王渝一句什麼，便朝我走了過來，熱情地伸出手說：“唔，原來你是鄧先生，久仰久仰，我叫謝天樂……”說著送過一張名片，我一看上邊寫着“全美江西同鄉會會長，什麼公司董事長……”光頭銜有好幾排。這時王渝過來為我介紹，才知道他是台灣鼎鼎大名的作家、記者謝青。我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聽朋友說過，這謝青發了財，沒心思寫作品了，怎麼也和剛才那位C兄一樣，一副狼狽相呢？出於寫作人的職業習慣，我便拐着彎問他；“你們剛才好像在談點重要的事，是不是叫我給打斷了？”他說：“沒什麼，一點小事，我有個旅館不想要了，現在每年凈收益有幾萬美元，我賣給別人也是賣，這個便宜不如叫自己人得去，所以我勸他們買下來。”我說：“這麼好的產業為什麼你自己不要了？”他說：“掙錢掙膩了，我經營煩了，我的錢已經夠用到死了，還要那麼多錢幹什麼，留出些閑時間來寫東西好不好！我以前寫作很有熱情，可是靠寫作混不飽肚子呀，這才改行去做生意。誰知狗運亨通，作了幾年地產發了財了。做生意是為賺錢，有了錢還做生意幹什麼？留點時間給自己用用不好嗎？”我們談熟了，我就問他：“在美國你也算個富翁了，怎麼還這身打扮？”他說：“入鄉隨俗嗎，參加上層社會社交活動，我比誰穿得都講究。咱們絕不能在白種人面前丟身份，可這是上唐人街來呀，這樣老鄉們才把我當自己人是不是？而且這樣我走在華人區、黑人區都安全無恙，在美國這麼多年我沒像C先生那樣遭過搶劫。他看我這樣不像有錢的廠他問我住在哪裏？我說：“我現住在王渝家，但我覺得太麻煩她，準備一兩天就搬出來，到一個年輕朋友家去住幾天。”他馬上說：“到我旅館去。到那裏我管你吃住交通，別的自己解決。我沒工夫陪你，但你愛住多久就住多久。”我雖很感動。但還是謝絕了，因為憑我那一句半英語，我還不太想完全自由活動。

十三

不料當天晚上，我還是從王渝家搬出來了。

不是我做了什麼討厭事叫王渝給轟出來的，也不是他們那裏不方便或不熱情，只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標很大，別人太容易找到我。我只想在紐約休息幾天，隨便玩玩，不願再忙於應酬這想法也是由於一個朋友的來訪引起的。

18日僑報對我採訪完。離吃飯還有一段時間，受謝青啟發，我想一個人到附近的孔子大廈周圍去轉轉。這一帶是唐人的勢力範圍，商店招牌上全是方塊中文，店員多半為炎黃子孫，雖然有些只會說廣東話，總比同純的外國佬打交道方便，有人在美國呆了一輩子，一句英語沒學會，作買作賣，娶妻生子，什麼也沒耽誤，就是因為有這唐人街存在。當然，任何好事也有他的負面，前些年中國在這裏辦了個展覽會，有幾位唐人街的老華僑看了后就非常掃興，因為會上只預備了英語和漢語普通話解說員，沒有廣東話解說員。這幾位兩樣話都聽不懂。至於文字說明，那更沒用，能看懂文字說明也就聽得懂英語或普通話了。近幾年隨着從台灣來的移民增多，唐人街上普通話開始普及起來了，雖然滿口都是“好好玩”、“好好看”之類，總比聽廣東話又方便點。我正動身去唐人街，一位編輯小姐急沖沖跑來告訴我說：“鄧先生，X女士來找你已經上樓了。”

這樣我就勉為其難地接待了這位朋友，並馬上也就下定決心，儘快從王渝家搬出來，對外宣佈我已離開紐約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對人冷淡，實在有難言之苦。以前，我是個愛幫人講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結果事情沒辦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這樣我就總結了一條教訓，自己辦不到的事不要輕易應承。但我這人天生不會對朋友說不字，儘管給自己定了這條紀律，可事到臨頭，禁不住人家幾句好話。明知辦不到的事還是硬着頭皮答應下來。還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滿意，為防止類似錯誤，只好改為預防為主的政策，估計來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辦不到的事，就連面也別見。這天來的這個朋友我估計就屬於這一類，後來證明果然不錯。

這是位女士，說出名字來人們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寫的小說頗有讀者。她那時寫的電影至今國內還常放映。據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別的什麼也好，都沒怎麼碰到她，“*****”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嚴重的，與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實在是算不上什麼。近十年來在一個省里當專業作家，日子也過得不錯。當然，發表的作品沒以前那麼轟動了，但這總算不到受迫害的賬上去。可不知這麼一來，這位小姐借個機會跑到美國來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國混得像個樣就難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齡，會的英語單詞比我多點有限，湊合著坐飛機能不上錯就不錯，靠它謀生連門也沒有。用中文寫東西換稿費吧，美國的中文報紙就那兩家，文藝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發表，中文期刊當時還沒創辦，只能向香港和台灣投稿，可港台發表外來作品總得有點選擇，反映大陸生活嗎？她離開大陸已好幾年，遠不如仍在大陸的作家寫得更了解當前的實際情況，更有現實性，反映美國生活嗎？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國作家還是以寫在美國的中國人為主呢，靠這條路掙飯吃顯然沒門。這樣一來二去，照《紅樓夢》的說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了”。原來向她約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於同情，想約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卻只要有人來約，一送就是幾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進退兩難，發吧，發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我採取的“迴避法”。可我這次沒能迴避開，就陪她坐了一個多小時。她提出的一些困難，我很同情，但絕非我能幫忙解決的。我只能勸她好自為之而已。

這位朋友的忙我沒幫上，卻引起我一些感想。改革開放以後，有的朋友願到海外去發展自己，我一向持同情態度。我以為這是個人有權選擇，別人無權也無力干涉的事。到了外邊自然要按外邊的規則參加競爭，因而也不必以中國的習慣對在國外的人作種種挑剔。只要不作有損國家利益民族尊嚴的事，在事業上又確實混得比國內好，盡可聽其自然。再退一步，哪怕只是經濟生活比國內優越，個人心情也舒暢，別人也不必說三道四。可有的人在外邊混得像燒糊了的家雀，再掙扎也難得到在國內時的工作條件和社會地位，卻仍然硬撐着在那裏當二等公民，對這樣的朋友，除了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勉強，愛莫能助，好自為之”之外，還能說什麼呢？像這位女士這樣還肯找老朋友談心，述述苦悶，甚至還流露出對祖國的懷念和嚮往，還是不錯的了，有人連這點也做不到。我碰到過一位大有名氣的歌手，出國后既沒找到職業，也沒進學校學習，幾乎是靠當地華僑接濟生活，卻向國內刊物投寄他的“國外來信”，報道自己國外成就和計劃，似乎活得滿浪漫，很愜意；還有的明明一直在當待業移民，見到國內來的熟人，仍招搖吹噓，自鳴得意，碰到這樣的大佬，那就一句話也沒得說了，若說就只有引用姜昆在電視節目裏說的那句話：“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第二天L領着我逛紐約。紐約我以前來過兩次，但都沒去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和國際貿易中心，這次我們就先上這個地方去。剛解放時我參觀過上海的“證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雜繁亂，後來在電視上看過美國這個交易所的鏡頭，覺得比上海那個更雜亂，到現場一看，才知道這是誤會。這裏比上海那個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過之，但並不嘈雜。無數個電視屏幕下有無數個小櫃枱似的營業台，儘管營業廳人頭攢動，經紀人跑進跑出，電話不停，傳票亂飛，可坐在參觀台上幾乎聽不到聲音。參觀台如同戲院的包廂，每個包廂中都有電話，電話用英、法、德、日等數種語言報告股市行情。我選擇日文按鈕聽了一會兒，結果一句也聽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電影館看介紹交易所情況的電影去，噸影是英語說明，L的英語還沒到可以翻譯的水平，也還是只看了個大概齊。倒是在展覽廳看得更明白些，因為最醒目的地方，展覽着中國金融機構來此訪問和開展證券業務的材料。那上邊寫着中文。我從這裏才知道我國也在開展證券業務，很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高興。但除去買公債外我還沒和任何有價證券打過交道，所以興趣不大，便催着L帶我去國貿大廈。

國貿大廈是紐約最高的建築之一，在國內曾看過一個材料說在裏邊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層辦事的人乘電梯和乘公共汽車一樣，要換幾次梯才能到達。我為此作了充分的準備，到那裏一看，情況並不像說的那麼可怕，來開洋葷的人並不止我一個，哪國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層去的，美國人並不傻，為了給人留個好印象，專門預備了L路電梯，只換一次就可以直達100層的屋頂了，該怎麼說怎麼說，這100層真叫高。往下邊一望，整個紐約。連同新澤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過這麼高的地方，但那時看到的是周圍更多的山地或田野。從這麼高的地方看到腳下滿是高樓大廈，汽車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東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廈屋頂往下看過，雖也有趣，但沒有這裏的奇異感受。大樓當然是美國工人階級建造的。我覺得美國的工人階級確實很偉大，比起日本和香港，這裏還有個好處，就是沒把這絕頂弄成高級餐廳，以廣招財源，而只是在100層中心開了個廉價快餐館，專為來參觀屋頂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覺得美國人雖然也要賺錢，卻賺得比較大方。

鳥瞰了紐約，吃了頓標準的美式快餐，參觀項目就算完成，剩下點時間便到唐人街閑逛，本想給家人買點東西，看了一圈，什麼也沒買成。原因雖多，其根本還在於錢少。而和香港比起來，美國物價又貴，1985年我在三藩市買了一串風鈴和一個旅行袋，自以為很便宜，到香港一看，同樣的價錢在香港可以買一套大小四個旅行袋和六串風鈴。美國似乎有兩樣東西是比較便宜的，一是金飾物，一是西洋參。金飾物咱暫時還買不起，西洋參國內已能種植，據說質量一點不比西洋產的差，西洋參買來只能當葯吃，並不掛在身上，是否洋貨只有自己肚子裏有數，既不必在別人面前顯擺，那就不要再花外匯了。

這晚上我從王渝家搬了出來，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十四

小金就是我頭一天到紐約時在又方家碰到的那個青年，應該說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親既是個老幹部，又是位建築工程師，順便還是明式傢具研究專家，這個兒子是搞攝影的，對文學也很有興趣，還有個女兒是學經濟的，這兄妹倆前些年先後來了紐約，怎麼來的，為什麼來的我都不清楚，只知兩人在美國混得很不錯，比那些名家還要強些，而兩人之中女兒又比兒子強，掙錢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紐約的高級住宅區買了套公寓。除自己住也免費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園的北端，是紐約兩種地區的交界處，再往北走一個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區哈萊姆。哈萊姆幾個字在紐約人心目中是貧窮、骯髒、暴力、犯罪等等可怖景象的代名詞。就在我來的前一天，警察發現這裏有人在公開販毒，前去搜捕，幾位黑哥兒們就把警察宰瞭然后一鬨而散，至今沒有破案。不過住在這附近的人也並不都擔心受怕，這裏的黑朋友自有他們的規矩，雖然哈萊姆區和小金的公寓只隔一條街，但只要這邊的人不越雷池一步，到這邊來搗亂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門口，如同站在陰陽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乾淨的街道，色彩鮮明，造型美觀的樓房和綠樹成陰，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園，街上行人昂首闊步，衣冠鮮潔；園中遊人花團錦簇，歡聲笑語。偶爾有一輛供遊玩用的舊式馬車掛着五彩繽紛的車篷走過，車上便灑出串串笑聲。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遺棄的危樓，門窗釘着木板，牆上畫得亂七八糟。街上靜悄悄，但在屋角檐下偏僻處，總有三兩個形跡可疑，衣衫襤褸的人在走動，看去確實有些陰森可怖。我因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着小金去探了次險，我們鑽到一家南美移民開的鋪子去吃意大利麵條，整個店裏除去一個胖店主外，就我們倆客人，正在等麵條的時候，進來個20來歲的黑人青年，背着個麻袋，進來后從麻袋裏掏出一件什麼電器用品和兩把塑料梳子，先問我們要不要，小金裝作不懂英語，說“NOENGLISH”。他又到店主面前去兜售，誰知那店主也說："NOENGLISH"。這小夥子就有點火了，沖我們包括店主罵了半天，見我們毫無反應這才悻悻地把門一摔走了，他罵的什麼我聽不懂，但有兩句話卻聽懂了。他說：“這裏不是古巴，不是高麗，這是美國，你們來這裏幹什麼……”他把我們當成朝鮮人了。於是我們趕快吃，趕快走，因為誰也不敢保證他不再回來，替朝鮮人挨罵可以，若再替朝鮮人挨頓打就不合算了。

我到小金家第一個晚上，是過得非常愉快的。他聽說我這天來，為我約了一班青年朋友來助興，這些青年都是近些年才從大陸到美國的，有的已從大學畢業，有的還在邊打工邊上學。但都是些認真弄學問，搞事業的青年，他們似乎和那些在美國連蒙帶混地中國來客保持着距離。他們這些人自己成了一個不定期也不定形的小沙龍，過一陣就湊在一起談談心，家鄉、美國、事業、文學、藝術都談，當然也談戀愛。這天大家無拘無束談得很晚，他們向我打聽國內一些情況，我也向他們了解在美國的生活情況。看起來他們都生活得很好，以學法律畢業，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收入最高，有個女孩子每年收入已達8萬美元左右。以小金這樣的自由職業者活得最舒服。小金在這裏仍弄他的攝影，找了個經紀人，專門為人拍廣告攝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寫他的小說，既有生意，又有自由支配的時間。這些人是近年從大陸來美的人中比較成功的一批，也是比較不愛招搖的一批，他們踏踏實實地幹事業掙美元，不大過問與己無關的閑事，但都很關心祖國，對國內許多重大事件，他們不僅了解，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既為我們的成就高興，也對一些缺點很有意見，有些意見是出於隔膜和誤解，有的意見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哪一種，都出於愛國之心。所以，即使是誤解，一經解釋馬上也就可以談通。結束時，我們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雖說我躲到這裏來是為了逃避應酬，結果應酬也還是一天不空。

所謂應酬，其核心就是吃飯，吃飯不是目的，借吃飯的機會朋友們談談心。而且據我的觀察，紐約儘管很大，各種餐館都有，真論到吃，不論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燒烤、東南亞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歐洲。到聯合國演講那天，老夏說好演講完請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來就對紐約的日本料理持疑問態度，恰好演講完天下大雨，我堅持改為在聯合國大廈內吃便餐，想不到這倒是我來美國之後在餐廳里吃得最好的一頓美式自助午餐。聯合國大廈內有數不清的餐廳，有對外營業的，有專為工作人員服務的。工作人員餐廳也有好幾個，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樓層最近的一個。餐廳面積很大，售貨點也較多，座位寬敞，品種齊全，雖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沒有外邊餐廳的忙亂擁擠，飯菜的味道也好。據老夏說工作人員憑證件就餐，享受優待，比外邊便宜得多。此外，幾次和紐約華人文化界的朋友聚會，就都是在中國餐館。對於海外中國餐館的烹調，我沒多少可說的，中國人在外創業很艱難，能把中國的飲食文化介紹到異邦去，並站穩腳跟，這就很不容易。我感興趣的是海外中國餐館的內部裝飾，想來最先在外邊經營餐館業的華人，多是小商人小業主層次的華人，心裏懷念祖籍鄉土，又便於營業上的招徠，就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地把餐館裝點得有些中國情調。他們心中嚮往的最好情調，大約是婚禮壽堂，廟會道場之類喜慶熱鬧的場面。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國餐館都是大紅大紫，畫龍描鳳，財神壽星，花燈紅燭，飛揚浮躁而又俗不可耐。這些遠離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這樣，完全可以理解。雖然給當地洋人造成個誤解，以為中國人的藝術趣味就是這個德行，總還是動機善良，其情可憫吧，奇怪的是近年來，改革開放之後，國內一些老字號飯館，為了招徠外國觀光客，把原來地道中國裝修競相改成這種唐人街式樣了，這倒好，在文化上也來了個出口轉內銷，我有時真想為這被誤解了的中國文化一哭。

在紐約我正趕上紐約的華人到日本領事館前示威遊行，要求日本賠償二次大戰時對中國勞工欠下的債務。聲勢很大，許多美國人也自動參加表示支持。在聯合國那天，吃飯時碰到個熟人，他知道二次大戰時我曾被日本弄去作過勞工，一見到我，就拉住我談此事，要我們國內的戰爭受害者也參加這個行動，共同向日本索賠，聽后我說，我很為他們的愛國熱情感動，從感情上說，日本不僅欠我的體力勞動的報酬，而且更欠我精神摧殘的債務。但我是國家公務員，一切要和國家保持一致，從大局出發，聽從組織決定，我們政府既聲明過放棄日本戰爭賠款，在沒公佈新的政策前，不能自作主張，我只能把這個信息傳達給國內的有關人士，研究后再作答覆。他聽了后表示理解，但對我的態度也不無遺憾，為此我也只能表示遺憾。這件事談完，馬上又接到了一位朋友通知，說於梨華夫婦來了，紐約的幾個文化界朋友，有個小集會，唐德剛、夏志清幾位教授和幾個我認識的作家都參加，約我也去一聚。我當然欣然前往，在那裏就又認識了位研究科學的華人專家，一見如故，他就又約我第二天參加由他做東的一個小集會，地點選在距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月宮樓。除我之外他還請了一對美國夫妻，因為這對美國夫妻在中國住過，對中國很有感情。我們在一塊談得很投機，當晚就又弄到很晚，半夜回到小金家，梨華來了電話，她說：“你躲到哪裏去了，紐約領事館打電話來找我要人呢，你趕快給領事館打電話去。”我又打電話去領事館，對方告訴我領事找我有急事，要我明天一早到領事館去面談。

領事館設在紐約最西端，距有名的紅燈區42街不遠。這倒是很好找。我去得早，到那裏時人家還沒上班。但領事先生已經在等我了。他告訴我，從國內給我打來一封電報，請他轉交給我。我接過電報馬上看了一遍，原來是責成我在此打聽件事，有位從中國出去的持不同政見者，在美國辦了份政治刊物，他辦他的就是了，這本不值得注意。費解的是中國作協有位職位很高的人物，不僅在上邊發表了兩篇文章，並且宣佈擔任該刊的顧問。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國講學，作協方面想請我就近去看看他，問一下此事的內情，弄清楚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觀點上有什麼變化，領事等我看完，就問我打算怎麼去辦？是否要他給予什麼幫助？我說我已買了去西部的機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磯，此人正在東部巡迴講學，我怕是沒有可能見到他了，惟一的辦法是我到西部后先弄清他的地點，然後通個電話，我請領事替我回個電報給作家協會。謝了領事先生的一片熱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閑逛。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擺滿了地攤，作小買賣的有美國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國人，我見到兩位同胞擺攤賣他們自己的畫。看樣是正式在美術學院學過的。畫了些美國風光和中國風光畫，標價都不算高，並沒看見有人買。據說現在在美國的中國畫家生意最好，價錢最高的是畫首都機場壁畫的那位。當初他的《潑水節》在首都機場剛露面時，因為有女人半裸的畫面，有人怕毒害了我們的人民，說什麼也不許這畫與群眾見面，用苫布很遮蓋了一陣子，到底這畫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熱烈爭論了一陣子的。現在好了，畫家已到了美國，既掙美國人的錢，又可以用畫毒害他的統治階級，勞動人民覺悟高，是不會受到影響的——實在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這一天我充分享受個人自由，逛了臨時形成的跳蚤市場，看了一群印度人穿着民族服裝在街邊演奏。在朝鮮人開的商店買了點送給孩子的禮物。然後到中國餐廳飲了頓廣東午茶，下午就回到小金家休息。小金有任務出差了，我和僑報朋友聯繫好。第二天一早，一個朋友開車把我送到新澤西州機場，我一個人又開始了橫跨美國東西部的旅行。在洛杉磯終於打聽到那位作家朋友的地址，但因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朋友們幫我安排的日程很滿，而且還要和一些老友敘舊，便沒來得及和他聯繫。後來到了三藩市，住在天津老鄉趙伯溪家，才打了個電話找到這位作家朋友，問了他在那份雜誌上作顧問的事。他聽后說他還不知道出版了那本刊物，他要找到那本刊物看了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過我來電話也很好，他也正有事托我回去傳達，他說，再有幾個月他也要回國了，希望在他回國前能再分他一套房子……

在三藩市朋友家住了幾天，這朋友是個戲迷，他太太是位很不錯的程派票友，這幾天就把附近幾個愛好京劇的朋友全請了來，在他家辦起一個票房。有位朋友原是位美軍飛行員，中國話只能說上海話，他卻迷上了裘派花臉，學習很認真。但腔調實在說不上悅耳，唱完后我問他，為什麼愛上了京劇？他說中國人么，總得有點中國生活情趣，他在美國生活了多年，已不可能再回中國生活，只有到這樣的中國文化氛圍中，才能宣洩點懷鄉之情，不管唱得好壞，一唱這個調調，就記起自己還是中國人了。

索爾茲伯里去德州

前年秋天，在閑談時，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對我說：“寫完長征后，中國的改革又吸引了我，我要再寫一本《新長征》，你對我這個計劃有什麼建議沒有？”

我說：“希望你除去看先進典型，最好看一下最最普通的中國農村一代表多數農民生活水平的農村。中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在農村裡。”

他說：“你有沒有更具體的建議？比如看哪裏的農村？”

我說：“比如山東，是我的家鄉，幾個世紀以來生產水平都沒多少提高。只是近幾年才有了變化，或者說才開始變化。”

“你能為我作嚮導嗎？如果我去山東。”

我說：“我一定陪你去。”

就這麼談定了。他把這個計劃告訴了接待他的單位，那單位也很支持。去年春天我殘：四川見到他，他就又問我：“可以決定過些天和我去山東嗎？”

我說：“可以。”

5月初，由接待單位轉來的一個電話，說他正在南方採訪，打算幾天後去山東；但我若不能去他就不去。我立即答應去山東與他會合。接待單位也很高興我能配合他們的工作。不料中間出了岔頭：山東有個單位的幹部，傳下令來，叫鄧友梅自己去山東省某單位彙報陪同計劃。並且說明鄧友梅在山東的交通和住處等，一切由他自己解決。還說：“他要去德州、平原不行，那裏不開放。我們招待外賓，誰都來插一手還行嗎？”

中國作家協會與索爾茲伯里有工作交往，我個人對索也很尊敬。幫助這麼一位對中國友好的作家完成寫作計劃，是我應盡的義務。我放棄自己手頭工作去陪他，是個人做了犧牲的，並非認為和洋人拉拉關係就可以光宗耀祖，插一手分點好處。既如此，我只好通知出版總署轉告索爾茲伯里：我沒工夫去山東了，請替我表示歉意。

我以為此事就此結束了。可是過了些天，山東直接來了電話，問我：“你什麼時候到山東與索爾茲伯里會面？”我說：“我已經決定不去了。”對方說：“我姓徐，剛剛接辦這件事。以前的事我實在不知道。如果有什麼地方不合適，我表示道歉，希望你還是來……”

這位同志很誠懇也很友好。我只好再次改變計劃，動身去德州，等候索爾茲伯里。並沒打聽對我宣佈不開放的地區，怎麼對他又開放了。

5月17日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穿了條舊牛仔褲，長袖衫，胸口上戴着心臟起搏器，白髮白鬍須上落了一層黃土，精神抖擻地來到德州。我想，如果沒有徐同志這個電話，我會失約。但是對這位年逾80，走完了長征舊路兩萬五千里后，又熱心關注中國新長征的好朋友失約，將使我自疚一輩子。為此我感謝徐同志。

索爾茲伯里一見面就擁抱我說：“好極了，我知道你會來！”並沒說由於他的堅持我才能來到。

這晚上德州地區負責人準備了簡單的地方風味的飯菜：香椿芽、高樁饅頭。他吃得津津有味，談得也很有興緻，他在飯桌上談話也向來要記筆記。他問：“你們這裏計劃生育搞得怎麼樣？真實行了一對夫妻一個孩子嗎？”地委書記馬中才說：“沒達到。現在在農村只能做到第一個生下后，幾年之內不要生第二個，最多不準超過兩個。城市裏，幹部、知識分子大多數做到了一對夫妻只生一個。”索爾茲伯里說：“是的，我在農村看到常有人身邊帶着三兩個孩子。那麼入學率呢？有多少孩子能堅持學完全部小學課程？”馬中才說：“各個區縣情況不一樣。但山東這地方有重視文化教育的習慣，特別是近兩年富裕些了，大多數農民堅持叫孩子入學，平均95％可以堅持學完小學和初中。這幾年本地考上大學的學生，在全省各地區中比例是較高的。”他還說了些具體數字。飯後索爾茲伯里對我說，這地方講話比較老實。不久前他去過南方一個地方，那地方有位負責人說，他們那裏完成計劃生育的百分之百，入學率百分之百，堅持學完小學中學的也是百分之百。索爾茲伯里聽了就不再往下問。他告訴我：“他們講的可比***先生講的樂觀多了！”

我和索爾茲伯里住隔壁。當晚聽到他的打字機又響到深夜。我和他有過幾次較長時間相處，很知道他的習慣：採訪一天不管多累，當夜一定把筆記下的材料整理完，打印清楚。我很想提請他注意身體，但這話不能說，因為美國人不願你總叫他注意自己的年齡和健康。另外我對自己的觀點是否正確也沒把握。按一部分中國人的看法，他該算功成名就，生活無慮了。到了這把年紀，大可以養養花遛遛鳥，講究點養生之道，安度晚年。他卻帶着心臟起搏器滿世界奔波，每天工作不下十幾個小時。他沒說過自己要為什麼主義奮鬥終身，也沒提倡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他卻把物質享受實在看得很淡，自奉簡約，至今手中提的還是二次大戰中在列寧格勒(彼得格勒)用的那台舊式打字機。而把全部熱情投在為社會付出上，對他來說，人生的價值在於奉獻，工作是最大樂趣。

第二天，5月18日，我們就去平原縣。

我在車上給他作了簡單的介紹。平原縣的名稱來自戰國時期“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已有2000多年歷史，是典型的黃河下游農業區，這裏又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三國時劉備在這兒當過縣長，因為地方太窄，戰事不已，半途從下水道逃走了。唐朝安史之亂，這裏是前沿陣地，顏真卿就當了平原郡守。到了明朝，燕王掃北時，此地被殺得血流成河，十室九空，最後只好從山西往這裏移民。我的祖先就是那時從山西移來的。軍閥混戰時，又成了直皖奉各系拉鋸戰的戰場。而抗日戰爭一開始，日本軍隊就沿津浦線南下佔了這地方。八路軍隨之開來展開游擊戰，這裏又演出多少英勇悲壯的故事。這地方人雖然拼搏掙扎了幾千年，吃飽肚子則是最近幾年才實現的夢想。不過也就是得到了溫飽，不要說和美國比，就是和廣東、煙台等等地方比，生活水平也相差很遠。你和農民交談一下，會知道他們想些什麼。一切你自己直接去看，去問，我不再多嘴。

9點多鐘我們到了馬腰務村。

這一天馬腰務逢集。集上人山人海，塵土蔽天。趕集的人穿得大部分很整齊，面色健康喜悅。集上商品很多，許多大城市過時的服裝、日用品，在這兒正時興，所以陳列得琳琅滿目。也有幾個時髦青年穿牛仔褲，騎摩托車。藍牛仔褲里還露出粉紅色棉毛褲來，摩托車上馱着鮮魚活雞和香椿芽、嫩韭菜。女孩子還有挎着籃子穿高跟鞋的。因為街上人太多，我們只好把車停在村政府，步行去村裡。我領他走到村北頭，告訴他日本軍隊就曾在這裏一次槍殺了三四十名抓來修據點的民夫。這個地方原有的居民全被趕走，安下了據點，住了一排日軍和十多種不同的偽軍和偽政權機關。我當時作為八路軍的交通員給被俘的兩個傷員傳信，看到偽軍用燒紅的木柴燙普通老百姓，用子彈打斷他們的肋條，就為了逼他們承認家中藏有槍支，叫他們家人賣房賣地來贖人。

他們儘管兇殘，但又膽小，天一黑便拉起弔橋，鎖上圍子門，龜縮在堡壘里不出來。所以夜裏的村莊又是八路軍的天下了。我們收集敵軍情報，作抗日宣傳，向據點裏的敵人喊話，甚至把傳單投進圍子裏去。

許多趕集的圍上來看我們。索爾茲伯里問：“這裏是否很少見到外國人？”

我說：“有史以來大概見過兩次：一次是日本軍隊，一次就是你。不過日本人在這裏決沒見過這麼多笑臉，更沒人向他們招手。”

他聽了大笑，沖鄉親們招手，拍了許多照片。

我說，我們在這裏和日本軍隊戰鬥時，你正在列寧格勒和希特拉戰鬥，咱們早就是戰友了。他說：“我只是用筆，這裏的老百姓可是用槍啊！值得尊敬的人民！”

我們回到村政府休息，請來幾個村幹部和農民說話。來的人多半很年輕，也有一兩位老人。他們說話很樸實、坦率，給索爾茲伯里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索爾茲伯里問：“現在你們一年人均收入有多少？”

年輕的幹部說：“600多元。平均一戶還喂着三口豬、兩頭大牲畜。”

索又問：“10年以前呢？”

那位老頭遲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說：“那時候一天的工值是九分錢，嘿嘿。”

索說：“那時候口糧能分多少？”

幾個人搶着說：“平均每人每年不足300斤，”“最少的時候120斤，一個月吃10斤糧食。”

索睜大眼問：“10斤？”

翻譯說：“就是5公斤。”

索爾茲伯里把頭狠搖了搖，滿臉同情地望着我說：“5公斤那不會餓死人吧？”

人們說：“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過，不止一口；草根、樹葉全吃。”

一個新村幹部說：“10年前糧食畝產才100斤左右，棉花才30斤！”

索問：“現在呢？”

村幹部說：“現在糧食單產1300斤，棉花500斤。”

索說：“簡直不可思議；不還是這些地嗎？”

農民們說：“地還是那些地，人也還是那些人，可政策不是那個政策了。吃大鍋飯沒人幹活。現在家庭承包了，連黑帶夜地干，也捨得上肥了！”

索問他們教育情況。他們說村裏有一所小學、一所中學，還建了個幼兒園，最值得驕傲的是他們有個衛生所、5名醫務人員。適齡兒童百分之百人了學，鞏固率80％，因為再要高產，不懂科技不行了，所以叫孩子上學。

在這裏談了一陣后，就到鄧庄去。

鄧庄距馬腰務八里地，是我的故鄉。我就是在這兒參加八路軍的。40多年來我只回去過兩次，加在一起總共不超過幾十小時。如今我已不認識幾個人，而村子的面貌也大變了。以前只一戶地主家有瓦房，那也只是房頂掛瓦，牆仍是土坯的。如今滿街是磚瓦新房，連我自己家在何處也找不出來了。我們就到我的族兄有平家去，他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早已退休，新蓋了五大間瓦房，正好接待客人。事先縣裏打電話告訴過他，他就炒了點花生，弄了點栗、柿餅之類等我。村裡人知道我來，一些近支的叔叔伯伯、嬸子大娘全來等我。一看來的這個洋人，他們又發憷了，一時不知怎麼好。我就出主意，本家的人和女眷全上東屋去，我和他們談家常。把索爾茲伯里放在西屋，男人們去陪他閑扯。這個主意一說，立即得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贊同。但索爾茲伯里和村人談了些什麼我就無從知道了。談了四五十分鐘，索爾茲伯里找到東屋來了，我就把我的叔叔、嬸嬸、堂弟、侄女一大家人介紹給他。他為我們團聚祝賀，說我堂弟長得比我漂亮得多，便提出要上我家去看看。沒想到這回卻不那麼順利了。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破的，我那堂弟十分愛面子，說什麼也不同意叫他看。我只好領他上巷子裏看看，我說：“這裏的房子樣式全差不多，你把他們想像得破舊一點就是我的家了！”他跟我走了幾條巷，對我們那裏的豬圈尤其感興趣。看到耕牛和毛驢全拴在街邊也覺得有趣，只是沒看到我家有些遺憾。其實我也很遺憾，只因為時間有限，我又不耐煩去說服家人，我沒堅持去，很有點對不住他。

中午按計劃要到城裏去吃飯，我們就只好告別。這時來送行的人已站滿了村頭，索爾茲伯里向大家招手，笑着上了車。在車上我問他：“你和他們談得好嗎？印象怎樣？”

他說：“談得很多，我的印象是這地方几千年間生產水平幾乎沒有變化。而且看起來10年前的生產水平比30年前還低，有時甚至趕不上解放前。而這10年之間你們又超過了幾千年的進程，一切變化都是在近10年發生的！你們說的三中全會以後才發生的！”

他吸了一口長氣，又說：“再一個印象是，你們這裏的人是真心擁護***的，由衷地擁護改革，很怕再走回頭路！喂，不要小看這一點，我也到過中國別處的農村，並不都是這樣啊！有人也說擁護，我看得出來是勉強的！”

他沖我擠擠小眼，然後笑起來。

過了一會兒，他問我：“有件事我總想不明白，毛**先生在領導革命、奪取政權時姐無疑是個天才，是極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怎麼建國以後……”

我說我也不明白。依我聽到的和個人揣測，大概有兩個可能性不能排除。一是中國連年戰爭，武裝鬥爭的經驗易於學會。而建設呢，缺少現成經驗可學。建國初期一邊倒學蘇聯，其實蘇聯自己有些事就並沒弄好；第二個可能是毛先生雖然偉大，也會有不能免俗之處。唯我獨尊后就再也聽不進不同意見，自己又很少到國外和到生活底層去了解情況，一切靠聽彙報，有的人就會專門按他的口味去編造彙報材料。彙報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證明毛的判斷件件準確，毛的決定個個正確，句句是真理。當然，中國經濟發展停滯還有別的原因，但這兩條可能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他說：“是的，會有更多的原因。這兩條大概也不能排除。”

我們匆匆在縣城吃了中飯，又動身去看幾個鄉鎮企業。這些大部分是簡陋的小型工廠，如把棉絮為原料的纖維板廠、服裝加工廠。只有一個以麥稈作原料的造紙廠是規模較大、近代化設備的。可以說這些都還是現代工業的雛形，但這一切在這塊土地上卻是“第一次”，是這片古老的農業地區進入商品經濟的里程碑。索爾茲伯里看得饒有興趣。我們又去看了兩個專業戶和一個敬老院。兩個專業戶，一個養雞，一個喂貂，養雞的這一位在日本侵華時期作過日軍翻譯，建國后以漢奸罪判了20年徒刑。在勞改期間他學會了養雞。刑滿之後，又在當地勞動一些年。1981年回鄉時，借住在隊裏的牲口棚中。改革開放之後，他發揮一技之長，向政府貸款辦了個雛雞場，幾年下來成了年收入萬元的富戶。此人懷着悔罪心情，發財后做了些好事，被家鄉人選上了縣****。索爾茲伯里和他談了幾句，看了看他的雞場就走了。上車后他對我說：“對於背叛祖國、替敵人服務的人我無法消除厭惡感。但是，這個人的事很有說服力，證明你們的經濟改革政策為每個人創造了競爭的機會。對這一點我很感興趣。”

在路上偶然談起來，平原是義和團的發祥地，他的興緻又來了，問我能不能講點義和團的事。我說我一知半解，我可以介紹一個朋友給你講，此人收集義和團的資料十分豐富。晚飯時，我就請來了平原縣誌的編輯焦力軍同志，他剛剛寫完兩本關於義和團的小說，滿肚子資料。剛談了一點索爾茲伯里就入了迷，一個勁地提問記錄，結果這頓晚飯吃了很久也吃不完。我看遠沒有結束之意，就建議他們飯後到卧室去談，這樣才勉強吃完了飯。我悄悄囑咐焦力軍，別談得太久，老頭跑了一天了，要給他休息時間。就這樣，也還是談到了將近午夜。焦力軍走後索爾茲伯里對我說：“真遺憾，焦先生有事情走了，我還有許多事要了解。”我只好如實告訴他，焦先生是我叫他告辭的。我不能同意你們無休止地談下去。他攤開兩手作個無可奈何的樣子，拍拍我的肩，哈哈大笑。

19日早晨，我們回到德州。在下邊已作了直接調查，他認為再有點概括性的了解更充實，這天上午就請地委書記馬中才作介紹。馬中才是位研究生出身的工廠管理幹部，當過幾年鋼鐵企業經理，到德州兩年頗有政績，他很會說話，開頭講了幾個數字就把我們震了一下。他說德州地區自1958年-1978年的20年間，凈吃國家返銷糧吃了35億多斤；全地區人均分配不超過47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0年間，農村人均收入達到502元，年年有超額糖糧給國家，全區國民生產總值比10年前增長4．2倍。原來這地方工業產值的增長速度在山東省是第14位，今年躍居第一位了。棉花總產佔全國首位。但是在全國來說，我們還是欠發達地區。在全省，我們也只能算中等水平，比起煙台等沿海地區相差很遠，我們增長速度快是起點低的快，人家比我們慢，可是在高水平上的慢，我們有許多短處，最大短處是人才不足，專業知識人才尤缺。

他這樣一個開頭，自然吸引人們聽下去。恰好這時有人來找我，我便失去旁聽的機會。後來我問索爾茲伯里這次談得怎麼樣？他說談了許多數字。他是最不喜歡數字的，可這些數字卻非聽不可。

他晚上回北京。下午我們可以鬆弛一會兒，他又要求去看古運河和蘇魯五墓。我們在雨中遊覽了大運河。他說他在中國作了多次採訪，這次採訪是他最難忘的幾次之一。我問他：“什麼地方難忘？”他說是看到了真正中國農村生活。中國有許多被採訪的人，談的是實話，但都是公用的觀點和語言，沒有個性，沒有感情；這次碰到許多人都是講他個人自己的話，就太寶貴了，我這樣才能知道你們改革政策多麼有群眾基礎。真的，這地方的人是真心擁護***和共產黨的改革政策的。

我比他晚回北京幾天，回來后他已走了，給我留下一封信，再次感謝我陪他作這次旅行，並且約我秋天去美國時到他家小住，他說他那個小鎮很有趣，也叫“索爾茲伯里”，不過與他沒關係，完全是偶然的。

到老索家做客

去年春天，我陪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訪問我的家鄉山東平原。分手時他約我再到美國時，也去看看他的家鄉。

秋天我到了美國。

我和他商定10月15日去他家鄉——康涅狄格州的一個小鎮。這鎮與他同名，也叫索爾茲伯里。我不懂英語，為此請了張潔的女兒唐棣陪我，她在康州附近一個學院學習，英語呱呱叫，還趁一部小車。索這時正在外地講演，也在15日趕回。我們可以在機場會合，然後乘唐棣的車去索鎮。

15日這天，詩人鄭愁予夫妻從耶魯開車送我到機場，唐棣由她自己學校出發也去機場。我們在那裏接到了索爾茲伯里。索這天穿得極整齊，還系了領帶，似乎從講台上下來就直接地上了飛機，他高興地伸開兩隻特別細長的胳膊，擁抱了我們每個人然後下令出發。他乘唐棣的車前邊開道，我和愁予夫妻的車後跟。

正是金風送爽，秋葉着丹的季節。樹林沿着新英格蘭的山巒從北往南紅了過來。車在樹海中漂蕩，前後左右俱是深深淺淺的紅色，褐色，金色，綠色。成片成團，像抽象派油畫巨幅，絢麗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我曾看過北京西山和奈良、京都的紅葉，都沒有這般連綿幾百里鋪天蓋地、大塊文章的氣勢。可遠觀，可近賞，可掠影，可流連。美國的紅葉實在比中國片兒大。車於經過一兩個市鎮，三兩塊農田，沿盤山道上到半山，就看見湖了。湖好大，有杭州西湖那麼大，湖中有遊艇，小島上還有燈塔、可是沒有遊人。車子向右一拐進了山口，在一個岔路前停了下來。索帶頭下了車，我們也跟着下車。只見左右全是小道，左邊山道入口處，攔腰一條鐵鏈，掛在道口左右兩棵樹之間，鐵鏈下吊著個小小木牌，寫的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

索爾茲伯里伸手摘下鐵鏈說：“請，從現在起進了我的私人領地了。”

大家站在那鬆散了一下筋骨，上車繼續前進，走上索的私人公路。這條小路沒有鋪柏油，落葉遍地。左邊是漸漸低下去的山谷，右邊是密密的小林。走了一程，就看見坐落在山谷之間一小塊平地上的白色住宅了。

聽到車聲，索的夫人夏洛特開門迎了出來。

夏洛特女士是頗有名氣的作家。她陪着丈夫到中國沿着紅軍長征路線走了一趟。索寫的《長征》還沒出版，她寫的《跟隨索爾茲伯里長征》卻已脫稿了，寫得很有趣。

她繫着圍裙，穿着長靴，正在菜地勞動，招呼我們喝了點飲料，她說聲道歉，又去忙她的，索就領我們參觀他的住宅。

這是個二層樓。按美國標準，既不時髦也不廣闊，傢具都是二次大戰、甚至一次大戰時產品，廚房裏電灶旁仍然立着一個燒木柴的爐子。說是冬天下了大雪，這裏常常斷電，這爐子不可或缺。這屋裏沒有多餘的裝飾品，只在壁上鏡框中掛了幾幅畫，看來更像植物標本，問了一下原來是主人父親的遺作。他是個中學教員業餘畫家。

我們從落地窗式的玻璃門走出后，便到了房后草坪。索的房屋不設圍牆和柵欄。不遠處有個游泳池，池后菜地、菜地后是果園，果園往上就是大小几個長滿樹木的山峰。索用手向四面畫了個圈說，目光所及，包括這山，這林，全是他的私人領地。山不太高，卻深幽，樹木葳蕤而蕪亂，他家果園和菜地伺弄得似乎不怎麼樣。果樹結實稀稀落落，個頭也小；菜葉上不少蟲眼。我敢打賭，送到美國任何一個菜市場都不會有人買它。索卻滿臉得意地說：“你看，今晚上叫你們嘗鮮，我們吃自己種的菜。”

我表示感謝。但忍不住說了一句：“我想它們會好吃，不過看起來樣子可不太漂亮。”

他拍了我一巴掌，哈哈笑着說：“今年遭災了，生了蟲。可我反對使用化肥和除蟲藥物，它們就成了這個樣子。雖然不好看，可保證沒有污染呀！”

和索的住宅相比它的書房和圖書館卻很大。這裏原是小農莊主的莊園。他買來之後，把車庫改成了書房，把倉房改作了圖書館。這兩處原就比住房大，就保持了原來格局。

在他的住宅里，有兩樣東西很有趣，一個是個鐵絲編的捕獸器，一個是掛在窗前的用幾百個空易拉罐做成的風鈴。

捕獸器放在書房與住宅之間的走廊上。很像我們鄉下提鳥的籠子，我問它的用途，索說是為臭鼬預備的。這片水中有一種小動物，像鼬鼠，但會放出黃鼠狼似的臭氣，它們常趁索氏夫婦不在家時鑽進屋子來，把食品弄得一塌糊塗然後放一屋臭氣才走。索爾茲伯里只好找人做了這個東西。裏邊放上食物，鼬鼠一鑽進去就出不來了。

我問捉住它們以後怎麼辦？賣掉？殺掉。

索搖頭說，不不不。我只是遣送出界。這小動物有午睡的習慣。他們鑽不出來就會睡去。等它睡着，悄悄把籠子搬上汽車，送到20裡外的山中，打開籠蓋，等他們睡醒就會爬出來跑掉。為什麼非要等它睡着才運走？索說我不願它們被驚動，那會影響它們健康。我說既如此，你何不在房屋四周加一圈籬笆呢？他說這山上有一群鹿，是他的朋友，這些鹿常常要到他的果園來吃蘋果或上菜地吃菜，裝上籬笆豈不連鹿也擋在外邊了？

從這兒又說到那一串串易拉罐。它們掛在窗口，風一吹搖搖晃晃，叮噹作響，我原以為只是作為裝飾品，可索說那是他用來保護鳥的。這山上鳥很多。他家的窗戶既大又亮，像鏡子一樣反映出藍天白雲綠樹紅花，鳥兒們傻乎乎地認為真有另一片山林在那裏，照直飛來，常被撞得矇頭轉向，鼻青臉腫，掛上這個，它們就不會再誤會。

夏洛特請我們去吃飯。吃的果然是他家園中生產的西紅柿、黃瓜和蘋果。再加上用半成品做的三明治和豌豆湯，是用買來的半成品加工的。

從這天起，我在索家吃了三天飯，領略了美國人在吃飯上這種樸實簡單、講究實效的風格。中午是三明治、生菜、咖啡；早晨是麩子粥、麵包、果醬、黃油；晚餐和中午差不多，為了客人有時加做一個熱湯和一道雪糕。三餐皆以大量生菜為輔。按中國人的習慣，既不豐富也不算好吃。可索氏夫妻年過七十八十，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未必不是這種吃法的好處。好處歸好處，相比之下，我們中國人竟在吃上的投資與精力，實在比美國人大方得多。

晚飯時談的話題卻總是有趣的，正是美國大選時期，這晚飯桌上整個話題全是總統的競選，兩個華裔美國人和兩個英格蘭裔美國人為誰能當選和當選丁會怎樣而討論不休，唐棣不時替我翻譯。我聽了翻譯也不得要領，因為他們兩家似乎對兩個總統候選人全都不滿，而尤其不滿的是布殊的副總統候選人，索爾茲伯里對他簡直嗤之以鼻。

索爾茲伯里談得正熱鬧時，忽然轉臉問我：“你希望哪個人當選？”

索爾茲伯里太激動了。他忘了我是中國作家，是個外事幹部。我們這種人受過“教育”，在對外交往中要嚴守種種界線。不當面議論人家的國家領導人是其中一條，如今布殊與杜卡基斯兩人雖然都還不是美國的國家領導人，但是卻可能幾天之後成為國家領導人。我怎麼回答呢？我只能說：“這是美國人的事，作為中國人，不大了解情況，不好多嘴。不過，布殊先生在中國有很好的聲譽……”索爾茲伯里聽完大笑。他說這兩個候選人誰當了總統也不會把美國治理好，因為一個是吹牛大王一個是白痴！

我竭力不動聲色，既不笑也不打聽誰是吹牛大王誰是白痴，索爾茲伯里不管我的反應，咬了口黃瓜又說：“美國名義上說是平等選舉，實際上許多文化水平低的人並不會使用這項權利，要真正平等必須從提高國民教育人手，培養出足夠的有文化水平的公民來，美國貧富太懸殊，富人操縱選舉，選出的總統就專為富人謀利益。里根不就是這樣么，他寧可減少公共福利也不肯增加對富人的稅收，布殊和他是一個鼻孔出氣的！”

吃過晚飯，愁予夫妻回了耶魯。

第二天上午，索開車領我和唐棣到鎮口去。

索家到鎮口有四五公里。這中間有一處垃圾處理站，是索頭一個必去之處。索一人住在山中，沒人來收垃圾。他只好把一切廢物小心地裝進膠袋中，隔兩天去倒一次。

鎮子邊上有個郵局，這又是索第二個必去之處。這地方有郵局沒有郵差，只有一位老太太兼任局長、職員、內勤、外勤、會計、保衛、人事、行政一切事務。索必須每天去一次郵局才知道有沒有他的郵件。有就把它取來。這個郵局設在一幢小小的平房中。小房子門口豎了個大旗杆，上邊升着美國星條旗，表示這是國家機構。這個國家機構似乎只有一間辦公室，老太太用櫃枱把它分成兩半，她自己佔用裏邊一半，顧客們用外邊一半。好在顧客多年也只有一兩個人，像我們這樣三人一夥同時來是很少見的，老太太的櫃枱上不放郵票郵箴，而擺滿了玩具。從娃娃到變形金剛，花樣繁多，沒一樣和郵政有關係。

我問索：“她代賣玩具嗎？”

索說：“不，這是給顧客帶來的孩子們預備的。這鎮上的人都互相認識，大人們來寄取郵件總要順便聊聊天兒，孩子常常不耐煩。有玩具給他們玩，大人就可以多呆一會兒。”

老太太聽說我們是中國人，十分高興，送我一張郵票作紀念。她說她曾參加旅遊團去過中國，印象很深，希望有機會再去一次。從郵局出來，我們才進入鎮內大街。這可以看做新英格蘭的典型小市鎮。安靜，平靜，乾淨。很少磚石結構的房屋，多半是二層木屋，漆成白色。陽台上吊著花盆，住宅周圍有花圃和綠地。最高的建築是個小教堂，大概從殖民時代它就立在那兒，至今沒多大變化。最威嚴的兩棟三層樓房，一個是市政廳一個是法院。這裏有法院，但沒有監獄，因為犯罪的事件很少，即使有也多半是偷獵野生動物之類，罰些款了事。不過前幾年卻發生個大案——幾個喝醉酒的人一高興，放火把市政廳燒了。弄得法院手忙腳亂把罪犯送外市的監獄代管。街上很少行人，尤其見不到非白種居民，連黑人也沒有。這裏多是殖民時期從英格蘭來的移民後裔，仍然保持着歐洲人的習尚和性情。嚴謹、文雅，或許還有點古板。車輛也很少，所以只有一個女警察管理交通。她大多時間是在崗位附近閑踱，藉以克服瞌睡。索領我們走到一個小樓前，說這裏是他一個親戚的辦公處，請我們進去歇歇腿。進門之後，走遍樓上樓下，房門雖開着，卻沒碰見一個人，只有一隻貓懶洋洋地躺在椅上睡覺。它睜眼看看我們，又把眼閉上了。我們只好再到街上去閑逛。

這正是萬靈節前夕，市場上堆了山一樣的南瓜，專門供人買去作鬼頭用。萬靈節是鬼節。按理說鬼魂應當在這晚上出來搗亂。近年來鬼的世界也忙了起來，沒空找人的麻煩了。人們有些寂寞，便用種種材料做成假鬼來自己嚇唬自己，最常用的辦法便是拿南瓜雕出眼和嘴當鬼頭給它穿上人的衣服，這一來便大大促進美國的南瓜種植業。

穿人鬼頭陣，進入一家百貨公司。公司職員都認識索爾茲伯里。索把我們作了介紹，就領我們參觀。百貨公司不大，貨品很多，最奇特的貨品仍是南瓜。大堆大堆南瓜進了百貨公司玻璃櫥，我覺着有點滑稽。店員見我佇觀，就拿出一個給我看。他說：“這是你們中國人想出來的鬼點子。”接過一看，原來是塑料的，顏色形狀皆可亂真。我不禁大笑，想看看是哪個廠想出來的好主意，回去后寫封信表示敬意，仔細一看，只見寫着“台灣製造”。

美國人的動作確實快。來的時候路上還一切正常，回去時沿途已有些鬼氣了。人們把穿了西裝、連衣裙、甚至披着毯子的長着南瓜腦袋的鬼先生們安置在林邊或道旁較隱蔽處，或站或坐。汽車拐個彎突然發現它，着實有趣。還有一位先生別出心裁，弄了南瓜形氫氣球當腦袋，掛一件紙剪的長袍。將繩頭拴在樹根上，風一吹它就不停在樹下搖頭晃腦，煞是有趣。

下午。我們去登他家的山，山上林子很密，毫無修剪、整理過的痕迹。似乎那是些天然林子，也沒什麼道路可行。我們只是隨着老索在林子裏亂鑽。

山頂上有一間窩棚，是索雨中上山時休息用的，山的一面是湖，看過去水光波影，開闊明凈；這一面是他住的谷地，林茂林深。我用望遠鏡四下打量，忽然發現距他住宅不遠處有幾個人開着挖土機在幹活。我問索：“那裏幹什麼？”

他說：“我請了種植公司的人來，幫我種樹！”我好奇怪，問他這滿山上萬棵的樹都快擠得容不下人了，怎麼還種樹？

他說那個地方有一根水泥電線杆，是給他家供電用的，折又折不得，可一看見這種現代化的東西他就堵得慌。所以請種植公司的人來，種八棵樹把那電杆和電線、變壓器全遮掩住。

我們各自換個合適的地方休息。唐棣看着四周不斷地嘆息說：“真美！真美！”

第三天唐棣走了，我和索爾茲伯里夫妻像啞巴一樣靠打手勢吃了頓中飯。下午我就一個人在他的住區內閑走。發現只花一個下午是走不完這塊私人地界的，閑逛中我碰到了那群鹿。索為了我最後一頓晚餐不太寂寞，找到了當地一位炎黃子孫在中學教書的x先生來作陪。

飯後喝咖啡時，電視台正播放總統競選的新聞，他們三個美國人一邊看一邊議論，我聽索爾茲伯里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大，表情越來越不痛快，相信布殊先生八成要當選了。

南洋歸來話南洋

“無事忙雜記”是沒事找事的閑聊。近來“閑中偷忙”下南洋，由南到北穿過馬來半島，就停筆半年。在此應向編輯和讀者道歉。這次去南洋跟天津也有點關係。一是小時候在天津學會唱兩首歌，“漂洋過海賣喲雜貨，漂亮的姑娘啊，風波浪時危險多……”“我想到南洋群島椰樹林中走一遭，我想到菲律賓去找那親人小嬌嬌……”使我產生對南洋群島的嚮往；二是蔣子龍兄去了南洋和緬甸后，回來對我說了他的見聞，更增加了我要親眼一見的衝動。

去南洋頗有收穫。一路上各國都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抗戰勝利50周年，這才知道二戰中中華兒女不僅在老家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殊死搏鬥，在南洋群島，在東南亞的抗日戰爭中，華人也立下了不朽功勛。新加坡、馬來西亞報紙上介紹的抗日英雄，其姓氏大多在“百家姓”內。抗日展覽會上展出的抗日宣傳品，不用翻譯全看得懂，因為大部分都是中文。抗日戰爭為這些國家爭取獨立打下了基礎，因此那裏開國功臣中，華人占重要地位。以馬六甲為例，馬來西亞人把馬六甲看做其國家的發源地。最先在這裏建立殖民統治的是葡萄牙人，隨後荷蘭人打敗葡萄牙人取而代之，從此統治馬六甲三四百年。在那裏建立最早也最漂亮的街就稱作“荷蘭街”。二次大戰殖民統治的軍隊投降了日本軍，當地華火卻勇敢地擔負抗日救亡的重任。抗戰勝利后，又和當地各族人民一起為爭取獨立而鬥爭，如今這條街就以華人領導者陳禎祿的名字命名。而被該國人民親切地改稱“中華街”了。在馬六甲鄭和遺址“三寶井”旁，豎著一塊抗日戰爭紀念碑，碑文全部是漢字！

這次遠遊印象最深的就是馬六甲的那條“中華街”！若要用一句話來形容它，就是“比中國還中國”！整條街的房屋都是純中國古代民居建築的樣式，瓦頂磚牆，圓柱木窗，前出廊后出廈。本來門旁掛對聯，門上刻文字，是“中國發明”。可若非過年，你能找到整個一條街，家家對聯，戶戶刻字的嗎？這裏整條街每家大門口都有木製楹聯，大門上刻着“河圖，洛書”之類的大字，字體渾厚，絕對比眼下京津一帶店鋪的牌匾寫得像樣。

這街上的人保留的中華風俗，很可能比現今中國本土保留的更多更純。比如說過年過節，孩子們必定要跪在地上給大人磕頭，清明節，七月七，祖先祭日都要擺設三牲祭祀。結婚禮服男人是長袍，女人戴鳳冠，向長輩行三拜九叩之禮。早些年新娘還必須在鑼鼓喧天聲中用花轎抬進門。

更令人驚奇的是，這街上的人卻並不被認為是馬來西亞華族人口中的一部分。他們單獨有個名稱；叫做“峇峇娘惹”。“娘惹餐館”遍佈馬來西亞，絕不與中餐館混淆。因為這街上的婦女雖是用中國式花轎抬進門的，說的卻是地道語，平時也是馬來人裝束。但他們也不被視作馬來人！出於好奇，我稍做了點調查，原來這街上的人是到達馬來半島最早的華人，他們的祖先從明代就在這裏落了戶，有的乾脆就是跟着三寶太監來到此地留下未歸的。那時華馬兩族還沒有太嚴格的宗教隔閡，華人與當地馬來姑娘結成連理，實行一家兩制，一邊通用馬來語，吃馬來飯，一邊仍可保持中華文化和佛教、道教信仰。生下的男孩子叫作崙告，生下女孩便是娘惹，便衍生出這一特殊的民族交融的文化現象。現在馬六甲全市通用華語普通話，峇峇娘惹的普通話也是後學的。

與此相似，馬六甲還有個葡萄牙村。葡萄牙被荷蘭取代了宗主國身份后，他們的居民沒有全部返國，留下來的就聚居在這村裡。如今也過了300多年，看模樣已與當地人沒多大差別，但仍保留他們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慣。並且都會說古葡萄牙語。那是跟現在的葡萄牙語不同的一種語言。現在的葡萄牙旅遊者來到這裏，兩邊誰也聽不懂誰的話。可這給葡萄牙學術界提供了極大方便。當他們要研究古葡萄語時，馬六甲葡萄牙村成了惟一可靠的活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