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鬼子降服了
很慚愧，小時候我不是個好戰士。
1945年秋天，我在敵工部門當通信員。首長對人嚴厲，我很受拘束。舉例來說，我跟首長住裡外屋，他住裏間炕上，我在外間用門板搭鋪，他睡得晚，每天都叫我先睡。有天我躺下后還沒睡着，他出來把我脫下的軍裝拿起。我翹起頭往裏間屋一看，他竟在燈下幫我抓虱子。我正不知道該怎麼辦，他猛地一拍桌子叫了起來：“別睡了，起來洗衣裳去！軍裝穿這麼臟，虱子滾成蛋了，你是抗日軍人還是地主羔子？真給我丟人！”我滿心感激變成一肚子委屈，儘管困得兩眼發直，還是蹶着嘴起來洗衣裳。
首長是單位里惟一結了婚的人，愛人姓張，在地方上當區婦救會主任，厚道溫和。她一來我就得到了解放，不僅可以搬到文書、幹事們屋裏住，晚上跟他們玩撲克“吹牛”，白天的雜活也少了許多。除去傳達命令跟打飯，別的事不用我再動手，刷碗，掃地、烤煙葉她全包了，她洗衣服時連我的軍裝一塊給洗，比我自己洗得乾淨。
陰曆七月初七，牛郎會織女的日子她來了。首長說：“後勤部通知咱們去領鞋，下午你跑一趟。”我如同接到了放假令，連蹦帶跳就離開了駐地。後勤部離我們村十里路，中間隔着兩個村莊，兩村各有我一個朋友。一個村裡是修械所，有個工人跟我一同在日本當過華工，回國后逃出虎口參加革命，分配在修械所工作。他在日本給“旋盤工”打過下手，多少懂點技術，到了這兒竟被視作技術工人，正常供給之外還發他一份技術津貼。跟我相比他就成了老財。有機會我也就毫不客氣地找他打牙祭。另外一個村駐着警衛連，相距不到兩里，早晨我常出來看號兵們撥號，跟號兵小吳成了朋友，中午人家午睡，我倆就弄根木杆纏上點蛛網到樹上粘吉鳥，下河摸魚。不幸偷老鄉蘿蔔時，被人發現，回來挨了頓狠批，近日斷了往來。我決定先公后私，先去領鞋，回來時順路看這兩個朋友。
我到後勤部時已經下午兩三點鐘，正碰上領導幹部們急急往司令部走。我找到管理員，他指着我的鼻子說：“別的單位都領完了，你怎麼才來？再晚一會你就不用領了。”我說：“你也就是吹吹，敢扣我們的鞋？連首長的一塊扣？”他說：“首長們去開緊急會，八成有任務。一打包裝馱了，你上那兒領去？”屋裏有一堆鞋，他叫我自己挑。都是大號，首長好辦，可挑不出我能穿的。管理員不耐煩，扔給我一雙說：“找房東大娘大嫂的給你後邊縫上一道，前邊再塞點棉花不就完了嗎。紅軍光着腳還過草地呢！”
管理員是老資格，跟他沒價錢講，只好拿了鞋到修械所去。
我不知別處有沒有這樣的修械所！一沒有電，二沒有蒸汽機，機器轉動全靠一匹騾子。院子裏挖了個坑，坑口子裝個鐵輪盤，騾子像推磨那樣拉着輪盤繞圈子，屋裏的天軸就跟着轉。天軸上的皮帶又帶動全屋的車床轉起來。我相信這是我們中國的又一大發明。進院時那騾子正站在原地打瞌睡。我撿根樹枝朝他屁股上捅了一下，他用甩尾巴邁開步了，就聽到屋裏喊道：“誰這麼討人嫌？”隨聲就跳出一個人來，正是我那位朋友。他見是我，搖搖頭說：“這也是鬧着玩的嗎？不招呼一聲就發動，出了事故怎麼辦？”
我看他千了一陣活，下班后他照例去小店買來酒跟驢肉，招呼兩個工友一塊吃飯。邊吃邊聊，他們說剛接到通知，要在某村附近修飛機場，要他們廠幫助製造什麼機器。我不喝酒，但趁他們說話的工夫吃了一肚子驢肉。吃得一半，厂部通知聽緊急報告。我只好告別，這時太陽已經落山。
走到警衛營村外，正打算去找那小號兵，忽聽村裡吹起了進軍號。不是一隻號，好像全連的號兵在合奏。接着又響起了鑼鼓，再一會可就聽見歌聲了：“八路軍來獨立營，誰來參軍誰光榮，騎着馬來披着紅，光榮光榮真光榮……”
我正往村裡跑想看熱鬧，村裡人卻潮水般擁向河邊打麥場來了。一群青年敲着鑼鼓，跟着是識字班姑娘和兒童團扭秧歌。民兵排着隊，隨後是抱着孩子的大嫂，背着糞筐的老大爺，一邊納鞋底一邊走路的老大娘……我站到場邊看熱鬧，一個大嫂推了我一把，說：“看啥咧，喲，隊伍上的人還害臊呀？扭吧！”我問她：“你村有啥喜事呀？”身邊一個民兵奇怪地問我：“啥喜事？鬼子降服了！你不知道？俺們都知道了，隊伍上沒傳達？”這時有人領着喊起口號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毛**萬歲！朱總司令萬歲！……”我不由地跟着喊起來，隨後也就跟着扭了一陣秧歌，可一邊扭一邊覺得這事來得突然。難保不是誤傳。昨天學習時，大家發言一致認為狼死還要蹬三腳，日本鬼子垂死掙扎，要提高警惕，防備他對根據地瘋狂突襲！我決定趕快回去問一下真相，要是真的日本投降，我更不能在外瞎遊盪。
我風風火火地往回跑。進了村子，碰到老鄉正拿小凳，提着蒲墊往村邊會場上走。
趕回駐地，還沒進院就聽到裏邊又說又笑，還有人鼓掌。進了門只見當院擺了張八仙桌，桌上放着煙葉和捲煙紙，大小茶缸，看樣子是剛散會，幹部們站在院裏聚成堆說笑，協理員跟司務長把胳膊伸在桌上掰腕子，衛生員和文書在牆根比賽拿大頂，首長催促說：“行了，行了，趕緊參加村裏的群眾大會去，別等着人家來請。司務長馬上派人去打聽哪村殺豬了，割幾斤肉來，今晚上怕要干通宵，夜餐吃沒了……”
人們陸續走出院子，首長看見我站在門口，走了過來。我很為遲到後悔，做好準備誠心誠意地接受批評。他卻問我：“你回來晚了，剛才傳達了日本天皇今天在廣播中宣佈投降的消息和上級的有關指示廠。
我說：“我已經在外村聽到消息了，沒敢信。”
他說：“我猛一聽也不敢信，可細一想咱們已經打了八年了，死了多少人呀！行了，有話以後再說，拿你領的鞋來，咱穿上新鞋參加群眾大會去！”
我這才發現兩手空空。不知什麼時候把鞋丟了！大概是丟在參加扭秧歌的地方。
首長脾氣從來沒有這麼好過，見我發愣，摸着我的腦袋笑笑說：“鬼子都投降了，你也該長大點了，還總當通信員哪！”
在會場上聽到區幹部傳達日本天皇在廣播中宣佈無條件投降的事，才知道七月初七這天，按陽曆說是8月15日！
新四軍文工團和陳家白庄
1945年9月日本投降，陳毅同志北上以新四軍代軍長兼任山東軍區司令，率軍部進駐到省府所在地臨沂。這時國民黨軍隊大部分還沒從大後方調出來，全國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呼聲高漲，蔣介石作和平姿態，國共談判，簽訂停戰協議，召開***議，一片和平景象。軍文工團(正式名稱是“新四軍、山東軍區文工團”)這一時也忙於接待以馬歇爾打頭的“軍調執行小組”。
進入1946年，蔣介石調兵遣將就緒，丟開政協決議，籌備召開偽“國民代表大會”，局勢緊張起來，住在臨沂城裏的機關、部隊開始向四鄉疏散。文工團先遷到城北俄庄，不久又轉移到臨沂城南陳家白庄。因為新四軍領導機關都駐紮在羅庄一帶。
陳家白庄的老鄉對文工團熱情歡迎。隊伍還沒到，各家房東就把房子騰空，打掃得乾乾淨淨。大部隊到達時村幹部們把鋪草都給預備好了。全村群眾都到村前夾道歡迎。我們班住在村中間偏西一個夾道北頭，有三間正房、三間東屋、兩相西屋。房東大娘和他兒子住正房，我們全班住兩間西屋，東屋住的是兩位剛從濱海調到我團寫劇本的老同志。其中一位就是後來成了上影著名導演的傅超武，房東只有老大娘和兒子兩人，大娘年歲已大，重勞動活都是兒子一人干，院子裏原來比較髒亂。我們住進后，按傳統把挑水掃院子的零活全包了下來。正房檐下掛着木箱，養了不少鴿子，原來正房窗台上下鴿子糞成堆，我們來后每天給掃得乾乾淨淨，還把鴿子糞給堆到一塊替房東積肥。大娘高興得合不上嘴，趕上星期天，我們改善生活，領回面、肉來包餃子，她都搶着為我們幫忙。平時我們在院中活動，老大娘就坐到門檻上看。
軍文工團可算是山東根據地最高文藝團體之一，其成員既有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革命，也有來自上海、北京、濟南的專家名人。原團長陸萬美曾擔任過“抗演六隊”隊長，後來接替他的張望同志是老新四軍。著名的作曲家李淦(水金)是我們的教導員，副團長黃燦出身於元老級話劇團體“南國社”。下邊的人也不弱，以戲劇股來說，股長白文原是上海苦幹劇團的台柱之一，和石揮、張伐是老搭檔；丁世賢(就是建國后擔任過***副部長的丁嶠)演雷雨中的魯貴，紅遍蘇中、蘇北根據地；鄭重是40年代紅遍南北的電影明星，布加里是聞名魯中魯南根據地的革命藝術家……在他們指導、帶動下，一批年輕同志經過努力學習和工作中的鍛煉，已顯露出藝術才能。其中不少人在建國后成了各自領域的名家。如畫家彭彬，詩人顧工，音樂界名指揮胡德風，女高音歌唱家馬旋，書法家姜東舒，電影女導演董克娜，電影演員鐵牛、李玲君、孫永平……
文工團在陳家白庄這段時期，做了幾件令人難忘的工作：
一是到城東相公庄迎接東江縱隊。1946年夏季，中國共產黨顧全大局，執行國共兩黨和平協議，把在廣東敵後抗戰八年的東江縱隊調遣到山東來。山東軍民做了充分的歡迎準備。文工團在陳家白庄排演了《最後的命令》、《抗屬真光榮》。東江縱隊由美國軍艦送到煙台後，由膠東又轉移到臨沂來。文工團奉命在東江縱隊的必經之路城東相公庄守候，舞台就搭在大路邊，連續幾天為經過那裏的東江縱隊演出。東江部隊成員都是廣東人，驟然離開家鄉，來到生活習慣不同，連語言都不通的北方，本來有種背井離鄉的苦惱感，沒料到行軍受到這樣親切熱情的歡迎，他們極受鼓舞，堅定了跟山東人民並肩戰鬥的決心。
二是在陳家白庄排演了不少優秀節目，為滿足部隊文藝生活做了貢獻。如多幕秧歌劇《改邪歸正》，多幕話劇《氣壯山河》、《占雞崗》，獨幕話劇《最後的命令》、《志願兵》。已經演出過又重新復排的戲有《抗屬真光榮》、《夫妻識字》、《兄妹開荒》……我們是在這裏初次接到從延安傳來的《白毛女》劇本，已經準備排演，可是解放戰爭打響了，文工團一部分人開往了前線，一時沒有演大型戲劇的條件了，這才停止了排演。
三是在和平氣氛還較強的時期，文工團為減輕人民負擔，改善生活，開展了生產運動。有兩種生產方式。一是用小車到羅庄附近小煤礦裝煤往城裏送，兩個人推一車，推一車煤可掙幾元錢北海票；二是從有關商店領來毛線，替他們打成毛襪子，打一雙幾毛錢。我當時年紀小，推煤人家不用我，只好打毛線。打了半個月，才打了兩雙。因為我打出的襪子一隻長一隻短，人家勉強收下，卻要少給工錢，所以只掙了不到兩元北海票。錢雖掙得不多，但那種為減少人民負擔、努力勞動的艱苦精神卻使我終生受益。
陳家白庄的鄉親把文工團當自己家人，文工團也把陳家白庄看做自己的家。文工團過節、慶功會餐一定要請上村幹部，村裡減租減息取得勝利，文工團也開會祝賀。文工團排了新戲，照例先演給鄉親們看一場，聽取大家意見，然後才正式到部隊演出。鄉親們在看文工團節目中也提高了覺悟，所以當年秋天，政府動員翻身群眾參軍保衛勝利果實時，陳家白庄一次就有十來名青年報名參軍。村裡給參軍的青年披紅戴花，騎上扎了紅綢帶的馬；文工團同志組成樂隊秧歌隊敲鑼打鼓吹拉彈唱，從陳家白庄出發往南往西到羅庄一帶遊行一圈，出村時參軍青年從各人家中由鄉親鼓着掌送出來。回村時文工團早佈置好會場，下了馬老團員先幫新同志換上軍裝，然後陪他們參加歡迎大會。歡迎會結束又舉行宴會，宴會請新同志家屬和陳家白庄村幹部一起參加，那一天全村從早到晚都沉醉在熱氣騰騰、歡歡喜喜的氣氛中。因為陳家白庄這批青年參加的是文藝團體，所以其中有好幾位後來都成了上海、北京電影廠的音樂家和電影工作者。也有在戰場上立下過戰功甚至光榮負傷落下殘疾後轉業還鄉的，他們回鄉后又在家鄉經濟建設中做出突出貢獻，如我的老戰友陳進田、陳寶田，如今健在，而且仍在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新的成績。
前幾年我和老戰友顧工一起回陳家白庄看了一下，回北京后丁嶠、馬旋、彭彬都向我打聽老鄉們的情況。轉眼過了半個多世紀了，但只一息尚存，我們都不會忘記和羅庄人民血肉相連的情義。
文工團員在淮海前線
淮海戰役已經過了一年了，當我們慶祝淮海戰役一周年紀念時，不由地想起了我們那時所作的火線文藝工作，我們找出了那時的日記大家輪流地朗誦，最後大家都覺得應當摘出幾段來寄給“文藝報”，從這裏也可以多少反映一些在戰爭中部隊文藝工作的情況。
十一月二十八日
從接受下某縱展開火線文藝工作的命令，到今天已經是第四天了。前天到達了縱隊政治部，由於部隊要迅速地向西追擊從徐州逃跑的敵人，所以一直到今天，政治部宣傳部長賴少奇同志才抽出一點空子來給我們指示工作。並且詳細地介紹了部隊的一般情況，具體地指出我們應該深入野壕地堡，和戰士們打成一片，號召我們在戰鬥中學習，也就是說以實際行動來響應毛**提出的文藝工作者要為工農兵服務的號召。
夜行軍，繼續向西追擊，敵機在我們前方轟炸得很兇，隱隱的可以看見炸彈的火花和因被炸而起的濃煙。照明彈在空中擺了個半圓形的圈，機槍聲和着爆炸聲，響成了一片，根據經驗判斷，前頭部隊已和敵人接觸了，更確定地說是把敵人包圍了。在路上大家都交談着怎樣到戰士群中去開展火線文藝工作，和互相間表示為兵服務的決心。
走得很快，白天所看到的被炸的那個村莊，現在已橫在我們面前，在離莊子三里路的地方休息，在這裏就嗅到了火燒的焦味。從莊裏逃出的老百姓口中知道這個庄就是早就聞名的“雎溪口”。他們說白天飛機在這莊上炸了有一下午，村西頭300多家着了火，逃出來的人就是遭難者。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說：“日他娘，前三天龜(國)軍還在這鎮上造謠，說共產黨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看吧，誰要老百姓死，誰要老百姓活，一看就明白了。今天要不是過路的解放軍同志幫着救火，我看全庄連根草棒也留不下。”在路上大家回味着老鄉們的話，腿上似乎更有勁了，有些同志低聲地唱起來——
“追上去，追上去，不讓敵人喘氣，
追上去，追上去，不讓敵人跑掉，
看敵人動搖了！
敵人潰退了！
敵人逃跑了！
十二月三日
經過這幾天的追擊，終於把敵人包圍了。我們這個組一行11人，到23師政治部去，路上被敵機發現了，向我們反覆地俯衝掃射，飛機走後，我們幾個人全站了起來互相看了看，意思是：“不錯，都還活着，一個也沒少。”組長陳明同志說：“這是第一次考試。”
師政治部主任對我們表示歡迎，並且介紹了該師各團的戰鬥情況。我們又分開了兩組，下到團里去，我們這一組(七個人)到了69團，團首長又介紹了一下各營的戰鬥任務，知道一二兩營都已投入戰鬥了，二是決定爭取今晚在三營做第一次的“火線演出”。這樣，我們就一面打電話通知留在縱政的同志們，叫他們來參加演出，一面為演出做準備工作。我們到了三營，營首長也對我們表示歡迎。當我們說今晚要演戲給三營同志看時，他們更是喜歡的不得了，並且說要做什麼準備工作告訴他們去做。我們想了一下，除去作為舞台裝置用的四根擔架桿之外，別的實在也沒有什麼可準備的，於是就請他派人找來了四根擔架的杆子，都很奇怪問我們幹啥用，我們說“演戲”，他們說：“打仗的時候你們還能演戲嗎？”我們覺得這句話說明我們過去在戰爭中工作的太不夠了。我們回答他說：“你們在火線上打仗，我們也就能在火線上演戲，別說這裏離火線還有一二里啦！”他們笑了。他們說：“文工團進步啦！過去演一個戲，頭一天就搭檯子，到第二天天黑還搞不好。現在說干就干，兩個鐘頭就可以演齣戲來，這不是進步了嗎？”便都自動地幫助我們埋杆子。天將黑時，住在縱政的同志們，由團長帶着來到，於是第一次火線演出便開始了。
我們放幻燈(戰士們叫它土電影)，唱歌，內容是表揚該團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英勇戰績。最後，我們演出秧歌劇《火線愛民》。在演出的過程中，敵機不斷來偵察，每當它一來我們便把汽燈放到刨好的土坑裏，它走了，我們就把燈掛起來繼續演出，戰士們開玩笑地指着天空叫道：“喂，下來吧，下來看戲呀！”
戲演到一半的時候，團部下來了命令，叫三營馬上投入戰鬥。這樣，戲便停止了。指導員上來開始作戰鬥動員：“同志們，我們接到了命令，馬上投入戰鬥。文工團同志們這樣關心我們，到火線上來給我們演戲看，我們要以行動來感謝他們。我們要勇敢戰鬥，爭取上電影(指幻燈)，上歌子、上戲，大家有決心沒有？……‘有！”像倒了山一樣的呼聲，在台下響起來。戰士們提起槍向火線上跑去，我們用歌聲、口號聲，歡送着他們。一個昨天才投誠過來的蔣軍士兵，看着跑步下去的部隊說：“解放軍在火線上還有戲看，士氣怎麼會不旺盛呢？”
十二月五日
下午，師指揮所來了命令，叫該團“插敵縱深”打“中心開花”去。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決定在部隊行動時做一次火線鼓動工作。於是我們幾個研究一下並且分了工，兩個同志拉胡琴，兩個同志唱，兩個人下去馬上收集材料，了解各連的具體任務，寫出各種對象不同的快板和歌子，另外一個同志領導大家喊口號。分工以後，就動手做，我們在部隊必經的路上，選擇了一個地方休息下來，等候部隊，大約兩分鐘之後，先頭部隊已走到我們面前，我們的胡琴響了，領唱的同志開始唱起來——“同志們英勇上前線呀嘿，爭取立功做模範！”戰士都笑着走向前去，有的向我們點點頭說：“一定立一個大功回來！”有的向我們招招手，我們的節目也變化着，一會兒唱，一會兒喊口號，一會兒數快板，最後在隊伍後面走的是幾個炊事員，我們馬上編了一個快板——“炊事員，努力干，一樣立功做模範！”“炊事員把飯做的香，一定能把英雄當！”一個老炊事員摸了摸鬍子，笑嘻嘻地說：“好！一定要把英雄當！”
我們往回走時，背後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一團團的白煙升起在黃昏的天空，我們都愉快地說：“又是一個勝利仗。”
十二月十二日
上級來了命令，叫我們所有的部隊，緊緊地圍住杜、邱、李三個兵團。這樣，各部的戰士們，在敵人的周圍都築起了工事，這叫做軍事包圍。而在戰士的後邊，是各部的文藝工作者，就叫做“鑼鼓包圍”，自從戰士們都進人工事以後，我們的工作方式，也就由各村巡迴，而變成地堡訪問了。
昨天下午，到一營陣地上去工作。我們才進入地堡，胡琴還沒有定好弦，敵人的炮彈就在我們附近爆炸了。於是上級又命令我們撤到半里路後面的二營去，因為敵人集中力量向一營的陣地猛攻，企圖突圍。
二營陣地上，卻和一營兩個天下，這裏一切都和平常一樣，好像戰鬥的地方並不在離此半里路的地方。
戰士們要求我們唱“白毛女”，我們就把胡琴一拉，放開喉嚨唱了起來。唱過以後，我們又教他們唱歌。這樣，一直工作到天將黑的時候。——在回來的路上，我們經過炮兵陣地，我們站在大炮旁看開炮，看遙遠的冒着煙的敵人的坦克車在慢慢地爬動，終於停在地上。炮兵們要求我們唱歌，我們說：“唱歌會影響你們打仗，明天一定來唱給你們聽。”當我走在塹壕里的時候，我們的小組長陳明同志說：“我有兩句快板可以作為我們工作的要領。”我們問他是什麼，他說：“一把胡琴一張嘴，不怕炮彈多跑腿。”我們要他解釋，他說：“一把胡琴一張嘴，是說我們在火線上只要一把胡琴和一張嘴，就可以‘作戲’。不怕炮彈多跑腿，是指不怕流血犧牲，工作艱苦深入，不怕疲勞的意思。”我們都說：“好，將來做工作總結時，一定把這兩句快板放進去。”
十二日夜
照例，每晚一次炮擊。這炮擊成了我們的計劃表。每天，都是炮擊后五分鐘，開始總結彙報今天一天的工作和佈置明天的工作。開過這個會，也就是休息或移動陣地的時候了。而今天，卻是例外，事情是這樣的：
會剛開完，團政治處主任來了，一進門，先向大家道了下辛苦，接著說：“今天一營二連的一排，打得很好，他們一個排打退了敵人一個營帶五輛坦克的進攻，並且還殺傷了一百多敵人和擊毀了一輛坦克哩。明天，我們準備給他們在前沿陣地上來一個火線慶功，你們看怎樣？”“好哇，要是這樣的話，那我們馬上就準備起來，馬上就去派人收集材料，連夜編好，明天就表演才好啦！”我們都被戰士們的英勇感動了。團政主任很高興我們的工作熱情，並且說：“如果這樣，那我派騎兵連夜把你寫的東西送縱政去印。”我們經過一個短時間的討論后，決定派我和黃石文同志下去收集材料，我負責寫了一個鼓詞，他負責寫一支歌子，這一切都要在“啟明星”出來以前脫稿。
夜，靜靜的，天空上陰雲密佈，除去偶爾一二聲冷槍和幾個照明彈劃破冬夜的沉寂外，簡直感覺不到我們是在戰場上。由於走得急，險些被蔣軍留下的屍體絆倒。大概二十分鐘以後，我們走到一營的陣地。和營指揮員說明來意后，他便派通信員送我們到二排休息的地方。這是一間被炮彈打壞了的房屋。戰士們正在總結今天的戰鬥經驗，當我們說明來收集他們的事迹，準備傳揚出去，他們都很興奮，二排長笑嘻嘻地說：“上級對咱們真關心，戰鬥結束還沒有過兩個鐘頭，你們就知道了，而且連忙趕來，真是……”
大家坐定后，他們開始介紹今天的戰鬥：
敵人集中了一個營的兵力，在五輛坦克掩護下向我們陣地猛攻，妄圖打開一條道路突圍出去。正好二排是前哨，戰鬥開始了，我們沉着地等着坦克靠近，並且用機槍切斷了敵人步兵和坦克的聯繫，打得敵人步兵伏在地上動也不敢動，而只剩下孤零零的五輛坦克向他們衝過來。這時，二排長向大家提出：“不讓坦克越過我們的戰壕一步。”
坦克過來了，五輛坦克並排地向他們的工事衝過來，想把他們軋死在工事裏。然而敵人想錯了，當第一輛坦克衝過戰壕后，被我們的炮彈打中了。它想回過頭來向回走，就在這時，二排的新同志孫克玉，把一個手榴彈投到坦克的履帶下，隨着手榴彈的爆炸聲，坦克停住了。坦克的身上冒出濃濃的黑煙，其餘的四輛嚇得馬上轉頭就跑。他們接着又來了一個火力追擊，敵人傷亡了五六十個，剩下的滾的滾，爬的爬……
大概經過一小時的談話，我們了解了這些材料后，和他們告別。當我們回到團政的時候，主任已給我們準備好騎兵，要把稿子連夜送到縱政報社去印。上級這樣的照顧，更使我們加強了工作的積極性。我們坐在地下。用麥草蓋着腳，開始寫鼓詞、歌子和快板。瞌睡像傳染病似的漸漸厲害起來，起先還可支持，越往後眼皮越重，我們用冷水沾在頭皮上，於是又清醒過來，又繼續寫了下去。這樣，終於完成了任務。當我們躺在鋪上時，敵機已經開始這一天的第一次轟炸了。
十二月十三日
大約九點鐘才起來。我們洗臉的時候，發現桌上一份紅色的油印“火線傳單”。拿起看時，昨晚我們寫的鼓詞和歌子，都印在上面了。前方工作的效率和速度，是多麼驚人呀。從戰鬥開始到現在，才只十幾個小時，而幾小時以前的戰爭史事，卻已經又成了藝術作品了，雖然是很粗糙，但總是一個開端，我們將不斷地努力下去。
正是晚上炮擊的時候，我們開始出發。一面在交通壕里走路，一面背詞。一遍詞背完，也到了一營的指揮所了。這時，二排還未撤下來，我們就分散到避彈室去對詞和練唱。他們說：“女同志跑到火線上來表演，這還是第一次見到呢，將來打完仗，評功的時候，一定給她們立上一功！”
二排撤下來了，簡單而富有意義的火線慶功會開始舉行了。正當營教導員宣佈開會的時候，連着三發炮彈從我們頭上經過，飛向我們的後方去，我們說：“敵人替我們放禮炮了。”
團政代表，用大衣遮住電筒發出的散光，宣讀首長的嘉獎令，並代表團首長向各位功臣致敬。第三個節目，就輪到我們了，我們第一個表演就是昨天寫的歌頌二排打坦克的大鼓詞，接着就唱歌。唱的是給他們編的慶功歌。當戰士們聽到歌詞裏唱到他們排長和功臣們的名字時，都高興地鼓起掌來。最後，由我們的女同志給功臣們掛獎證。戰士們在戰場上像猛虎，現在卻像大姑娘似地低着頭，看着胸前的紅綢獎證，微微地笑着……
總共半小時的工夫，慶功會便結束了，他們馬上又接受了戰鬥任務。戰士們說：“我們在戰場上的一舉一動，上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們打得好一點，文工團同志就趕到火線上來給我們慶功，咱以後更要勇敢作戰，以行動來回答上級和文工團同志們的關心！”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元旦，一早上，就忙着準備今天到前沿陣地去賀年。由縱政送來一批賀年片和賀年信，由我們帶着，準備在拜年時分發。
吃過早飯，到營的陣地上去。戰士們都三人一組、兩人一夥的，蹲在避彈室里烤火。我們就一個地堡，一個避彈室的分別訪問，先是讀賀年信，接着就是念快板、唱歌。如在地堡外面的戰壕里，就扭秧歌，雖然節目是這樣簡單，要在平時戰士們會看都不看，噓的一聲就走掉的，而現在，在這冰天雪地的戰壕里，他們卻會喊再來一遍。由此可見，在戰場上，在火線上，文藝工作是有多麼重要的一個位置啊。
拜年以後，在回團的路上，碰上了六八團的一個同志，他向我們講了一段故事。
前天戰鬥，有一個戰鬥模範負了傷，當他被抬下火線以後，團政登記他身上的物品時，發現在他的最靠身體的那件軍衣里，有一個綢子包，揭開綢包，裏面又是一個紙包。這樣，一直打開第三個紙包時，才看到裏面的東西。你猜是什麼？嘿，是共產黨黨證和一張文工團同志送給他的(寫他自己的)歌頁子。
一月八日
由司令部下來了命令，總攻擊要開始了。我們到二營去，參加動員。在一間不大的房子裏，擠滿了一連的戰士。指導員正在做戰鬥動員，戰士們也紛紛表示決心。很多戰士都說：“請上級放心，我們有決心，一定爭取淮海戰役的全部勝利。”最後，我們說：“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一定緊跟你們，把你們在戰場上的光榮事迹，寫成歌子、劇本、小說，叫全中國的人民都知道，叫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戰士們說：“行，咱要以勝利回答文工團同志們，有我們在，就沒有杜聿明在。”
一月十日
兩天激烈的戰鬥，在昨天忽然沉寂了。誰也不敢相信，蔣軍十幾萬人馬，就在這四十幾個小時裏，化為烏有了。然而在下午，團政的捷報上證明了事情確實是這樣：敵人在我們的英勇戰鬥中被消滅了，徹底的被殲了！
今天，我們決定回縱政去，又決定在回縱政以前，向戰士們去告別。
我們按照建制從一營開始，一個連一個連的告別。戰士們都要求上級留下我們，我們向他們解釋：“回去還有很多工作，尤其要把你們的光榮事迹好好地寫出來。”這樣，才說通了，最後，他們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紙上叫我們以後和他們通信(事後證明確實是這樣做了，他們在一個月之後，給我們文工團寫了一百多封信)。
回團政已是中午了。才進屋門，就看見有好多戰士給我們來報功。這一舉動，太使我們慚愧了。真的，比起戰士們來，我們做得太少了。
下午兩點，我們出發回縱政。很多戰士和幹部來送我們。我們就站好隊，唱了幾個歌來回答他們的熱情。我們走出莊子快半里路了，他們還在高聲地喊着：“喂，同志們，到了南京再見啊！”我們也招着手叫着：“對，到了南京再見。”
後記
“醜小鴨”的編輯同志來約我，請我把自己的處女作找出來，他們想重新發表。這有什麼意義，我不大清楚。覺得實在意思不大。
我的真正的“處女作”，是發表在戰地一個小刊物上，而且編輯做了脫胎換骨的修改。這刊物怕私人手中不會再有了。一般的資料室也未必有。既不可能找到，也沒必要去找就找出一篇早期發的文章來頂替。
用它來“頂替”也並非毫無理由。第一，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一生中在全國性報刊上第一次發表的文章。發表的刊物是“文藝報”第一卷第八期；第二，我寫這篇文章時，恰好是“淮海戰役”36周年，以此來紀念一下這個舉世聞名的戰役，也是我的心愿，這篇文章前邊有一段“編者前記”，我聽說，是一位文藝界老前輩寫的。是誰，已記不清了，但這麼幾行字，增強了我的信心，對我後來選擇寫作為職業，起了很大鼓勵作用。因為那時我還是個只有四年小學學歷，年紀剛滿十八的青年，能否可以在文學上進行自學和鍛煉，自己是很沒把握的。
看到35年前這篇作文，有很多感觸。那樣一種烽火連天、充滿英雄氣概與犧牲精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1/3世紀，那個時代培育出來的青年，今天已經接近退休年齡或已退休了。但那種為理想不惜赴湯蹈火的精神應該是永不會過時的。新的歷史時期，需要新的英雄，環境不同了，與之搏鬥的對象變化了。但為人民利益而獻身的這個抱負不能丟掉。現在許多青年在談人的“價值”，我想在社會主義時代，不論談多少深奧的理論、作多少哲理性的分析，一個人的價值終究要以他為社會付出的份額來衡量，不能以他索取的份額來衡量，這一點恐怕是個客觀規律，不是以誰喜歡誰不喜歡所能改變的。
文章中提到當時我們這個組有七個人。七個人都是誰，已經不能全回憶起來了。只記得三四個人，他們都還健在。組長陳明在上海是位舞蹈導演，黃石文同志當了外交官；馬旋成了女高音歌唱家。有一位隊長領隊、記得是丁叫丁嶠，可又好像是後來當了某軍分區領導的李永淮。
茹志鵑本是和我們一起到了縱政的，下前沿陣地她沒去，到前沿上主要是火線演出。她後來的小說自然寫得很好。可當年的演唱水平實在是不敢恭維，遠沒有她女兒安憶的音樂細胞發達，我們沒有要她去。她趁機去搜集素材去了，如果我記得不錯，“三過嚴庄”似乎就是出自這一次的採訪。唔，還想起一個小夥伴，梁泉，她能歌能舞，解放后一度是前線話劇團的紅演員，演過“第二個春天”的主角，後來改行寫話劇、寫電影、寫得很不錯，前一陣南京演了她的“財經副官”，她女兒則已是新一代的影劇明星了。我介紹這幾個人的后話。絕不是藉以標榜，自抬身價。我只是想說明，在困難的環境中，沒有進過正規學校的青年經過組織培養、個人努力、仍可成才。今天青年的學習條件比他們好，理應做出更大成績來。
別願堅憶當年
1月23日晚上，張鍥來電話說願堅托他帶話給我，希望能見我一面，張鍥說他剛才醫院回來，願堅情況不好，怕就是一兩天的事了！
知道願堅病重，已有好久，總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這訣別的場面，又不知對他說些什麼，到了這時刻，空泛的安慰還有什麼意思？
這一夜我通宵沒瞌眼，第二天到醫院去的路上，我心情還很沉重，但進了病房，見了願堅，反倒冷靜了些，輕鬆了些，他比我想像的狀態好，很清醒，不沮喪，但很亢奮，一見我就伸出手來說：“友梅，你來了，好，我好像又挺過來了，我看見死亡像一團黑霧，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現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樣能穩定一段時間，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說：“這就好，你少說話，別累着。”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說：“你住嘴，聽我說好嗎？我們認識多少年了？”他說：“四十五六年了，……”我說：“是的，你好好養着，到50年時我們慶祝一下。把老戰友們都找來。”他高興地笑了，並提起幾個熟人，沒有一點悲戚的樣子，我心頭的重壓似乎輕了一點，我想他也許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場的家人，也許對自己裝糊塗，不論哪種都比我看到過的一些訣別情景好。
我不願離去，我知道這一走就是永別了，但我不能總呆在那裏，我不走他會說個不停其實我想叫他多說幾句未必是壞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擔心他太疲勞。我向他告別了，走出病房門，在門外站了好久，然後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陣，我沒有怎麼悲哀，我對自己說，願堅能這樣充實的度過一生，把《黨費》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間，對人對己都交代得過去了，當然是走得早了點，可是這條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淚水還是順着臉頰流下來了，心中怎麼也排解不開一種說不出的空寂清冷。
和願堅初次相識，那年我15歲。
1945年冬或是1946年春，山東濱海軍區宣傳隊調到魯南八師去，從新四軍軍部駐地經過，軍部文工團演出話劇《氣壯山河》表示慰問，這是個寫抗日戰爭的戲，我在裏邊演個通訊員，演出結束后他們到後台來致謝，大人找大人們談，孩子們自然也湊在一塊東拉西扯，一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小宣傳員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說：“你演的真不錯，我看得都掉淚了，你的國語說得挺好，怎麼學的？”我說：“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過。”旁邊另一個孩子就向我介紹，這是他們分隊長，叫王願堅，是詩人王希堅的弟弟，我那時正迷着寫詩，對王希堅挺崇拜，能背好幾首他的詩，聽說眼前這位是他的弟弟，我自然格外重視，從此就記住了這個名字，並為他對我表演的誇獎而高興，雖然近年有的朋友把我這“演員出身”當作笑柄，我倒並不因此自慚形穢，回想起那段生活，還是很珍視的。
過了不久，國民黨軍隊向山東解放區發起進攻，抗戰勝利后的短暫和平時期結束了。新四軍軍部文工團派出一個小分隊，到前線去作火線文藝工作，到達魯南前線后，陳毅軍隊要我們下到八師部隊去，魯南八師是山東的主力軍，出過安保全、郭繼勝、陳金合、張明等著名的戰鬥英雄，而且鐵道游擊隊的許多人就編在這個師里，能到那裏去，大家那股高興勁絕不亞於今天有些人拿到出國簽證的情形，雖然那是走向火線，走向危險，可就在我又喊又跳之際，卻又傳來個壞消息，說是前線危險艱苦，年紀太小去不得，要把我一個人留下來，我聽了后那股沮喪勁也不亞於今天有些人被外國領館拒絕簽證的情形，雖然這是出於愛護，為此我去找領隊戲劇股長丁世賢，就是現在的電影界名人丁嶠，我求他帶我去，他說要去也可以，但必須服從命令聽指揮，我滿口答應下來。他們就帶我到師部，到師部后丁嶠就命令把我寄存在師部宣傳隊，我已作過保證，無價錢可講，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們下了團、營。自己到宣傳隊報到，宣傳隊把我分在一個分隊裏，分隊長正是王願堅。
和王願堅相處后，我反倒對他缺少好感了，他也不過十七八歲，個頭比我高不了多少，卻總是裝作一副大人相，說話面帶笑容，口氣嚴肅正經，而且滿嘴政治術語，他自己軍風紀整齊，對別人也要求嚴格。那一陣沒有戰鬥，每天只是出操、唱歌，排練節目，分隊長輪流值日管集合、作息這些雜事，每逢他值日，好像總愛挑大家的毛病，集合時哪一分隊慢了，誰的背包打的鬆了，隊伍解散前他還要批評兩句，我心裏就叫他“假積極”，我是從軍部來的，自認為是上級機關來的，應對我客氣點，誰知他對我卻一視同仁，軍帽戴歪了，他會叫我扶正，綁腿散了，也要批評，雖然盡量是笑着說：“小鄧同志，你這個綁腿怎麼總像二大娘的腿帶子似的。”我心裏就不痛快。為了逃脫這類的管束，我提出來不參加他們的節目排練，我要寫劇本，他們也同意了。這樣除去出操、行軍、開會我和大家一起行動外，其餘時間我就蹲在屋內寫劇本，願堅偶爾也進屋跟我聊幾句，拿起稿子看看兩頁說：“真不簡單，你能寫出這麼多來，什麼時候寫完給大家讀讀。討論一下？”我答應着，但始終也沒讀過，因為我始終也沒寫完。就這樣，在這個宣傳隊裏我還是過得別彆扭扭，也交了兩個朋友，但不是王願堅。一個是郭允泰，倒不是我崇拜的明星，那時連郭允泰自己也還不知道啥叫明星，他雖也比我大兩歲，並且喜歡人稱他“老郭”，卻並不真以大人自居，跟我既說笑話，也發牢騷，行軍還一塊掉隊，掉了隊我們倆就湊在一塊胡扯，我覺得他以平等待我，於是引為同志。還有一個是小丁，是個小姑娘，出身名門，是丁肇中的本家，是惟一比我還小的隊員，也是我惟一敢指揮又指揮得動的人。我那時還學畫畫，一有空就拿着紙筆找模特，可是誰也不肯叫我畫，我就找小丁，我說：“坐在那兒別動，等我畫完再起來，”儘管滿肚子不願意，她也不敢走開，所以我把她當作朋友。
現在想來，我在宣傳隊的彆扭和對願堅不喜歡，除去我個人毛病之外，還由於兩個團體作風的不同，軍部文工團有不少從上海、濟南等大城市來的知識分子，還有幾位在全國頗有名氣的大明星，比如與石輝搭檔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鄭重，洋戲可以演《前線》、《俄羅斯人》大戲可演《雷雨》、《李闖王》，平日業務演習，基本功的訓練都較重視，藝術空氣較濃，作風上么也多少有點文藝工作者的浪漫勁頭。有些人還有點個人癖好，比如我們的畫家彭彬，不論發了什麼軍裝，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檐加長，領子放大，還有位潘今席，他怕背背包沉重，總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背包時用秫秸紮成架子，外邊包上被單，作成一個空殼。當然碰到開會時，別人坐在背包上他只好蹲在地上，蹲久了就會假裝上廁所出去休息一會。這些我們只覺得有趣，並不看成是什麼缺點。這些人不少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無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師宣傳隊這就不行了，這裏的嚴格軍事作風，我的有些習慣就成了自由散漫、軍事觀念不強的缺點，我覺得人家對我要求過苛，其實人家還是格外客氣了的。我對願堅的不滿其實是誤會。
沒多久，這誤會意外地解決了。
開始了宿北戰役，頭一天出發，當夜就行軍120多里，從魯南一口氣走到了蘇北，走到80多里時我的腿簡直就不像是長在我身上了。每邁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氣，腳一落地就痛得咬牙**，王願堅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導員那裏說了幾句什麼，指導員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背我前進，我認為這是寒磣我了，堅決予以拒絕，指導員就把小丁背走了。我正背着背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兩隻手伸進我的兩肩，抓住了背包帶，不由分說把我的背包搶了過去，馱在了自己的背包上，我一看，就是王願堅，我強充英雄地說：“不用，我可以……”他說：“我知道你可以，這是頭一天，明天還要行軍呢，你留點力氣給明天吧，我比你大，吃的也比你多，這在我不算啥。”其實我早就背不動了，就順坡下驢，把背包給了他，心裏覺得以前對願堅的反感有點過分了，我真懷疑，他要不給我背背包，這最後20里地我能不能堅持到底。
從這開始，我和願堅也有話說了，並且越來發現他的長處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調，他不跑，到了駐地看房子，借鋪草他動作比我麻利。小組會上我把這些優點提出來並表示願意向他學習，他卻說：“你的優點更多，在業務上我要向你學的多了，這麼小就能寫劇本啦，我多久能學會？”終於我和他也成了朋友，過了許多年後，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談起那時的事來，他說：“那時你說你要寫劇本，我們就都依你，你寫的我看了，算個啥玩意呀，俺就裝糊塗，不打擊你的情緒就是了，就你自己認真當回子事。”說完我們大笑，我才覺得願堅當時最大的優點是比我成熟。
後來我們回到了野戰軍政治部。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願堅他們還經常有碰面機會。1947年劉鄧部隊從大別山轉戰到河南，我們曾一起到豫西一帶去慰問。受到劉鄧首長的鼓勵，洛陽戰役，開封戰役。我們都在同一戰線上作宣傳工作。渡江之後，我們在南京，他們進了浙江，見面少了，後來我調整到北京，並且離開了部隊，就沒再見過他。1954年再見到時他已在總政***編《紅旗飄飄)了，我覺得那是件很繁雜、很辛苦、甚至有點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幹得任勞任怨，而且接二連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黨費》等作品發表出來，思想性藝術性在當時都算得上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頂峰作品。我着實為他高興，也有些納悶，願堅乎日拘謹理智，他的作品怎麼這樣感情豐富，這麼生動活潑，這麼有靈氣，這裏有什麼秘密7另外他又是什麼時候學會寫作，並把文字功底打得這麼紮實的呢？我們從小當兵一上學的機會都不多，我只上過4年小學，願堅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當分隊長時不過十七八歲，已經有好幾年軍齡了，他能比我多上幾天學呢？在戰爭時期我自學文化和寫作，發了幾篇稿子，就自我膨漲，到處張揚，現在才知道人家王願堅悶聲不響埋頭苦幹，比我有出息多了，這對我實在是個教訓。從此對願堅我又多了幾分尊敬。這一段時間。我們常見面，多半是在各種會上，有時是在雙柵欄總政***宿舍，每逢我稱讚他的作品和刻苦，他總是說自己不行，這時我已不認為他是“假積極”了，而是極佩服他這種謙虛的品德。他對我的創作不僅當面給了許多鼓勵，在背後也曾為我某篇作品被誤解而替我辯白。
反右開始后，周揚同志曾找文學界幾個年輕人談過一次話，關照一下大家，要嚴於律己，謹於言行，實際愛護與保護的意思。我和願堅都被召去，那天很熱。所有的人都是短袖薄衫，惟獨願堅是全副軍裝，還扎着武裝帶。我說：“這個天你怎麼還穿這個？”他說：“部長召見，哪能隨便呢？”我問他在幹什麼，他說打算寫一篇小說。聽周揚同志談話后，想先放一放再說了，先整頓一下思想，等有時間你上我那去，咱們細談”。沒想到從此一別就是20多年。因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離開正常的生活軌道了。這20多年中我只有兩次想起過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傾時，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說是他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我很奇怪，心想王願堅別的毛病有，可跟資產階級怕是很難沾邊吧？他幹嘛要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連自己怎麼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也沒想清楚嗎7再一次想起他是“*****”時，又從油印的傳單上看見他的種種罪行了，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為他擔心，因為我知道他是個謹慎小心，自製自尊的人，不像我這麼臉老皮厚，經打又經踹。我怕他想不開，受不住，心想如有機會見面我要和他談談我對諸如此類事的看法，哪知我們再見面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了，這些已用不着再說，於是又和20多年前一樣，說些創作打算和生活體會之類。
四十多年，我和願堅就是這樣的淡淡的交往，見了面推心置腹，無話不談，不見面也很少找機會故意相會。從來沒親昵過，也從來沒有疏遠過，平時相忘於江湖，裉節上又會互相想到，從病房走出來，我才感到失去了多麼難得的一個夥伴。
晤別的第二天，願堅走了。這樣的生活，這樣的寫作，這樣的離去，對人對己都可以交代了。舊朋去散盡，余也等輕塵。這條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願堅那樣有拼搏，有成績，對人對己都交代得過去。
送別丁嶠
老丁去世了。他女兒小平要我和馬旋參加商量後事。我打電話給南京，給杭州，給新四軍的老戰友，通報噩耗。只有焦躁和不安，來不及悲傷。
該忙的事忙過去了，我深夜晚坐在窗前，才泛起理不清，說不明的哀痛。
浮在我眼前的，是炮火硝煙中那個丁世賢。
我少小離家，沒享受過多少家庭溫暖。15歲進入新四軍軍部文工團，從少年一直長到青年，丁嶠既是領導又是兄長。戰火熔鑄出的深情，是同志又不只是同志，似手足遠勝過手足，是世間最寶貴的人際關係。
丁嶠重情義，善體諒。既有伯樂的眼力，又對人充滿善意與愛心。1946年他到膠東去招收文藝新兵，兩個月的時間，帶回來幾十個青年人。從這批人中後來就出現了名演員鐵牛，李玲君。姜曼朴，孫小平；女導演董克娜；大書法家姜東舒！
丁嶠對下級，帶着濃重的感情進行思想教育。
我小時候是個令人討厭的孩子。新四軍原來的軍裝是灰色的。1946年發下兩套黃色新軍裝。我嫌它長，自己動手改，剪得太短了，穿上像日本鬼子，在台上唱合唱不能穿。另一件到河裏洗滌時，我放在河底用石頭擋住，以為河水流過會自動沖洗乾淨，不料被河水沖跑了！弄得沒一件合格的軍裝。為了整體形象，只得又發給我一件。“軍調執行小組”來，招待演出，別人都早早到了後台，我卻遲到。因為半路進了新華書店，拿起本小說看入了迷，忘卻了時間。同志們批評我我還強詞奪理，有人用語挖苦，我就反唇相譏，新四軍多南方人，拿普通話吵嘴沒有我順溜。批評越多，我逆反心理越強，生活得別彆扭扭，同志關係挺緊張。
丁嶠鬧胃病，病號飯是細糧，他不叫伙房做，領出白面，喊我去幫他做疙瘩湯，藉機會叫我跟着改善生活。
吃完麵疙瘩，他又拉我下盤圍棋，故意叫我贏。又吃面又贏棋，我高興起來，這時他才問我：“一樣的幹革命，你說是像這樣高高興興好，還是整天把嘴撅得拴條驢好？”
我笑笑說：“當然是高高興興好。可是有人對我有成見，總抓我小辮子，我就偏不買賬！你抓好了，反正不能把腦袋也抓下來！”
他沖我伸伸小拇指：“你以為這是耍英雄啊？狗熊！真有本事該這樣：你不是抓我小辮子嗎，我把小辮子剃了，看你還抓什麼！豁出去叫人抓，腦袋是抓不下來，可抓得頭皮疼！”然後，他先列舉我的優點，說明對我的長處領導心中有數，然後才子心靜氣的，一件一件指出我的錯誤，舉一件問一句：“這事有沒有？冤枉不冤枉你？”事實俱在，我只好認賬。最後他命令我：“班裏開會時，你就把剛才承認的錯誤在大家面前承認一回，並且保證不要再犯，誰要再挖苦你，我就批評他！”下次班裏開生活會，我先硬着脖子做了檢討。班長馬上表揚了我，同志們還檢查了對我的批評方式不當。這一來我倒真動了心，又認真而誠懇地重新檢討了一遍。大家反而勸我不要過分傷心，好同志有錯就改。會開得大家心情都舒暢了。
會後我說：“唉，心裏的疙瘩，總算解開了！”
班裏人笑道：“告訴你實話吧，老丁請你吃麵疙瘩，我們找他提了意見，說他是遷就落後，溫情主義。他卻說我們對你的批評有偏激情緒，方式生硬。看來還是他對了！”
丁嶠自我要求嚴格，工作任勞任怨，不謀私利，以身作則。他愛演戲也有表演才能，《雷雨》中扮演魯貴曾紅遍蘇北。他一心想當演員，但組織上不論叫他當股長，當政治指導員，當隊長。他都不講價錢。他熱心組織劇目，排演時卻把重要角色都派給別人，自己跑龍套。他喜歡蘇聯話劇《俄羅斯人》，分角色時他只演個小特務；他為《視察專員》的演出花了不少力氣，排角色時又演個小聽差。但碰上別人不願演或有難度的角色，他就自己承擔。1946年秋天，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向解放區大舉進攻，丁嶠帶着我們21個人的小分隊上了前線。打完萊蕪戰役后，部隊慶功要演戲，拿到淮北大眾劇團一個“花鼓燈”的腳本小利用蘇皖傳統的民間滑稽表演，裝了慶功報捷新內容。兩個女角連唱帶舞，兩個男的全是丑角，一個叫“騷達子”，一個叫“大相公”。用道白插科打諢，出洋相耍活寶。讀劇本時大家聽得哈哈大笑，派角色時卻都遲遲不肯表態，因為演這種角色是要放下知識分子架子的。丁嶠把我拉到一邊說：“咱們倆演好不好，我演達子，你演相公，完全用蘇北方言。女角叫梁泉跟陳明演。咱們四個人能配合好。”
我們也怕當著眾人拉不下來臉出洋相，就找個僻靜地方，關上屋門排演，不準隊裏人來看。過兩天排完了，演出時戰士們極為歡迎。
丁嶠那時不過20歲剛出頭，患嚴重的肺結核，每天行軍至少60華里，有時要在行軍路旁作宣傳鼓動工作，有時是吃完晚飯演出，演出完接着就行軍。他一邊咳血一邊戰鬥，一副文弱書生模樣。可這位書生碰到生死關頭，卻臨危不懼，視死如歸。
1946年冬，“宿北戰役”打響，我們一夜間強行軍120多里，從魯南一氣趕到蘇北，立即投入了戰鬥。文工隊的任務是收容俘虜。把敵人“預三旅”的主力包圍在烽山之後，丁嶠帶着我們5個人來到俘虜交接點，這裏距火線不到三四里，完全看得到前方的戰鬥，所以我們在此工作，沒有部隊警衛。火線抓到俘虜，送到這裏，由我們點名，造冊，編隊，再交給押解部隊送到後方去。戰鬥進行得很順利，俘虜一批批送下來，一晝夜就集中了二三百人。後方押解俘虜的部隊沒按時趕到，口糧送得也不及時，俘虜們在包圍圈中已餓了幾天肚子，就鼓噪起來，圍着我們喊叫：“喂，新四軍兄弟們，我們在戰場沒打死，不能在這裏餓死呀！管不起飯就放我們回家吧……”我們只有五六個人，兩隻手槍一條***，面對幾百名俘虜，頗有寡不敵眾之勢。處理不好後果難料。丁嶠手持手槍跳上一個土坡，大聲叫道：“弟兄們，你們聽着，現在送飯的人正在路上，一下過來這麼多人，飯送不及時是難免的，不是有意慢待你們。我們新四軍優待俘虜，說話算數。不過誰要想挑頭鬧事，我們也決不客氣。有誰想跑你跑好了，我不攔你。可話說清楚，再抓回來就不按戰俘對待了，要按挑動逃亡罪犯處理，當場槍決！你們四面看看，哪村沒有我們的部隊？沒這點把握我們只來五六個人管你們的事？不想死的老實回去坐着，等候開飯！”
一席話把俘虜們的氣焰壓下去了，可俘虜們剛散回休息地，前沿傳來殺聲和槍響，我們一看，一隊敵人騎兵突出重圍朝我們沖了過來，邊跑邊射擊。敵機也配合騎兵朝我們俯衝掃射。大家都有點慌亂。好在敵機一掃射，俘虜們都嚇得鑽進了屋內。我們利用這時機趕緊商量對策，大家要求搶先撤出去，別等敵人騎兵與俘虜回合，我們成了俘虜。如何撤法呢？跑得再快也跑不過騎兵，一被發現，他們幾分鐘內就會趕上來。大家都把眼睛盯住丁嶠，丁嶠略作思考，馬上決定說：“我們迎着騎兵走，目標是前沿陣地。那裏我們部隊多，敵人剛從那裏突圍出來，絕不敢為了追我們幾個人掉回頭去找死！咱們分散開。利用地形地物隱蔽前進。快，馬上行動！你們領先，我作後衛。”
我們5個人，分作三股，衝出村子。敵機很快發現我們，反覆向我們俯衝轟炸，騎兵也掉轉槍口朝我們射擊，但終究沒敢回頭追趕。我們在天上飛機、地下騎兵的密集火力下，三里路走了好幾小時，天快黑才到達距火線不遠一個小村。這時敵人騎兵已遠遠逃竄了，趁黑我們又回到原地。意外的是只有少量人跟隨騎兵而去，大部俘虜都在原地沒動，他們說：“不走了，跑出去還編進隊伍再打仗，下一回還要當俘虜。少點麻煩吧！”
但這和]947年夏天遇到的險境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1947年夏天，為了打破敵人對沂蒙山區的重點進攻，我們幾個人隨一、四縱向敵後出擊，攻打藤縣不下，吸引來九倍於我的敵軍，葉飛將軍率大軍越過津浦線向魯西南突圍。恰逢雨季，沿途河湖水位暴漲，泥濘難行。兩側又不斷遭到敵人地方部隊和還鄉團阻擊。部隊日夜兼程，人困馬乏。丁嶠帶領我們十幾個人中，還有茹志鵑、魏峨、梁泉、馬旋、顧絳等數位女兵。在落馬湖邊遭到敵機封鎖，行動很慢。下午來到澄河邊上，發現主力部隊已經通過，炸毀的大炮還扔在河灘上，山洪暴發，河水以每秒數米高的速度猛漲。水中漂着同志們和戰馬的遺體。我們十幾個人，背着些二胡、提琴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河岸上，前無部隊。后無援兵，頓時感到黑雲壓頂，不知該如何處置。丁嶠皺着眉頭上下走了幾次，叫會水的同志下去試試深淺，一下去就沒了頭。雨越下越大，他下令先到附近村中休息，研究對策。我們就走進河東不遠的一個小村。進村后，丁嶠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開了個動員會。他說：“現在我們先休息，派人到河邊值勤，如果河水有所下降，只要降到能露出頭頂，我們就強渡過去。萬一還有後續部隊來到河邊，那我們跟他們一塊前進，更有保障。可這兩個希望都不大。我們不得不作最壞的準備，就是請會游水的同志自行過河。我們其餘的人留在此地打游擊，堅持鬥爭到部隊反攻回來。”有位會水的同志提議說：“會水的同志，能帶人的盡量帶人過去。老丁和女同志先走。”丁嶠搖搖頭，拔出自己手槍來說：“我們共同革命多年，比骨肉還親。不過完最後一個同志，我丁世賢決不過河，這槍里有五發子彈，四顆打敵人，一顆是留給我自己的，大家放心，不論死活我都和你們在一起，絕不分離。”這樣一說，會水的同志都表示沒必要先過河，打游擊也多一個比少一個人強。
我是和小耿兩人被派到河邊值勤的。真是馬克思在天有眼，我倆正滿懷悲壯，作好就義準備之時，忽然從我們來的路上來了一批民夫；一打聽，他們是來部隊支前的，因為處理傷員，落在後邊。我問：“你們這麼多人怎麼過河？”他們說：“俺都是膠東海邊來的，這點水算個屁！”我們趕緊跑步報告給丁嶠，丁嶠急忙來跟民夫領導商議。山東根據地的人革命責任心極強，馬上答應把我們送過河去。方法是把扁擔、木杆集中起來，綁成一個個多格的方架，我們的人在中間鑽進格子中心，用手把住木杆，頭伸出水外。他們在四周托着架子游水。但要求我們把全部裝備扔掉，那木架是只能帶人不能帶裝備的。
這樣我們才脫離危險，追上了部隊。但在關鍵時刻丁嶠的大義凜然，永遠刻在我的心中！
建國以後，我們到了不同的工作崗位，見面少了。他在電影界的業績我也只在報紙上了解一二，但凡一有特殊情況，我們就又相互關心起來。我打成右派，在最困難的期間，他來看我，給我以鼓勵；*****中他被揪出來，抄家，趕出宿舍。我背着反革命的罪名，年三十那天仍趕到他居留之地探視。他們全家加上我，圍着一隻燒熟的鴨子，過了個相濡以沫式的舊曆年。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這不曉事的孩子，如今亦已歷盡滄桑，滿頭華髮，所余之年按小時或分秒計算了。丁嶠對我的關懷、期望，他的為人處世，特別是大節風範，既有益於我成長，也將伴隨我一生。
別了戰友！
阿姐志鵑
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時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兩字能形容的。
志鵑去世對我來說不只是走了一個戰友，一個親人，隨她而去的是我經歷的一個時代。那是個光彩奪目、青春煥發的時代。物質上很艱苦，精神上很多彩，我們在槍林彈雨中奪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變，不管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個時代好了上百倍上千倍。
但是，我們是不是也失去了點什麼寶貴的東西呢？比如說那種親密、無私，甚至可以說聖潔的人際關係……
我知道阿姐會生氣，因為遺體告別那天我哭了，當著一屋人我出聲痛哭。她警告過我：“小鄧，你記住，你要是再當眾哭鼻子，我永遠再不理你，我是說話算話的！”
說話時間是1947年一個夏夜，在魯南突圍的路上，在茹志鵑寫過的“澄河邊上”。
華東野戰軍文工團一個隊正在葉飛將軍率領下，擺脫九倍於我的敵人的追擊與攔截，越過津浦線，越過澄河，向西疾進。
那是華東戰場最殘酷、最激烈的一年。我們剛在孟良崮消滅敵軍74師，增援敵軍就沿隴海路、膠濟線、津浦路從南、北、西三面合圍撲來，只在東邊留一個出口，口外是大海。老蔣先生給“徐州剿總”的命令就是“把陳、粟共軍趕進大海！”我們跟蔣先生鬥了鬥心眼：白天在敵機偵察下紅旗招展地擺慶功宴，演戲祝捷；夜幕一落分頭轉移，悄無聲地從敵軍夾縫中鑽出口袋。南、北、西三面並進，只留下大海一面供蔣先生憑眺。野戰軍文工團分作幾隊深入部隊。我和志鵑姐到一縱部隊演戲慶功。天黑戲散就隨部隊插入魯南敵後。先向南疾進，天亮後有敵機偵察時轉向東行，來到沂河岸邊，接到命令停止前進，埋鍋造飯，指戰員抓緊時間休息。大家以為吃飽肚子要東渡沂河。不料一覺醒來，接到緊急命令做180度轉彎，沿白天走來的路退回去。
就這樣，我們遠離了根據地沂蒙山，向豫、皖、蘇、鄂一帶走了下去。正逢雨季，走山道山洪暴發，走平原遍地成河，最難走時拼搏一夜才移動四公里！腳上的鞋被泥水漚爛山石磨穿只好丟掉，軍裝淋濕了烤乾烤乾了淋濕仍貼在身上。多少個日夜沒正經開飯沒進村宿營，餓了抓一把雨水漚爛的煎餅渣填到嘴裏，困了邊走邊打瞌睡。因為不定什麼時候就碰到敵人伏擊，我兩個腳掌潰爛，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膿瘡，仍舊咬緊牙關前進，不敢掉隊一步。
這天夜裏正走在一片泥濘的小道上，後邊趕上來一支炮兵，帶着幾頭馱炮彈的騾馬，一會兒插到我們左側，一會兒躥到我們右側，把隊伍攪得挺亂。走到一個岔路口，我站住腳想看清前邊同志往哪邊走，一匹騾子從我身後躥過來，炮彈箱鐵角正撞在我背上瘡口，鑽心劇痛使我頓失控制，尖叫了一聲中帶出了哭音。立即招來一陣責備與嘲笑：“嘿，碰一下就大聲叫痛，像個丘八嗎？”“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你算輕傷還是重傷呀！”“這動靜像個男人嗎！”
我那一點哭音本是在失控狀態中流露出來的，發現后已極力忍住，他們這一說，委屈超過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聲哭起來。火上澆油，又引出來怒吼聲：“要哭到路邊哭去，別叫我們陪着丟人好不好！”“這麼大了，理智點！”
一片男人聲中，冒出個女中音的話聲了：“你們公平嗎？炮彈箱把他背上的瘡都撞破了，怎麼不說炮兵反倒說他呀！”她提高聲音嚴厲地喊道：“炮兵同志，騾子撞我們人了，為什麼還不來人牽着！”
這兩句話一說，把責罵聲壓下去了。有人跟着說：“可不是，小鄧背上血都滲出來了。”炮兵那邊本來看着我笑的，這時不笑了，有人默默走過來拉住了韁繩，把騾子牽到一邊去了。
我想收住淚水卻收不住，只是剛才帶有苦味這時變得甘甜。我站到路邊等說話的女同志上來，輕輕叫了聲：“志鵑姐……”還沒等我說出感謝話，她拉了我一下，壓低聲音說：“小鄧，你記住，要再看見你哭鼻子，我永遠不理你。我是說話算話的！”
這話我記住了。此後幾十年我幾乎沒再哭過。1957年定為“右派”，我沒哭。“*****”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我眼都沒眨。甚至母親去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淚。在去殯儀館的路上我告誡自己：“快70歲的人了，不要失態。”可是一進靈堂就失去了理智。
50多年來，我的小說中出現最早而又重複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小說寫於1952年。那年夏天我作為“赴朝慰問團創作組”成員住在大連寫作。我寫了篇小說《咱們都是同志》，寫的是朝鮮女兵救助中國人民志願軍傷員的故事。寫好后交給團長田漢同志審閱。田老讀完高興地說：“小小年紀寫女人還寫得不錯么！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動，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裏有個人作藍本。”
這篇小說處女作發在北京文聯的《說說唱唱》上。發表後主編趙樹理同志對我說：“看來你能寫兵，下個月正逢‘八一’，刊物要發篇紀念性作品，你再寫篇好不好？”
我就寫出了第二篇小說《成長》，是抗日戰爭故事，主要人物又是個女兵！老趙同志看了后說：“女兵寫得不錯，就是認不出她姓甚。別的字你寫不清楚，我根據上下文能猜，這姓名沒法猜。到底是個啥大姐？”我拿過紙寫了個“茹”字。老趙同志看看說：“茹大姐？你咋想出這麼個姓來，這叫我上哪兒猜去？”
那時我20多歲。後來被划人另冊停筆22年。小平同志的撥亂反正政策再給我寫作機會時，我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小說就是《追趕隊伍的女兵們》，寫了一群女兵。我對其帶頭人、班長周憶嚴描述是一。
“周憶嚴今年19歲，但看起來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兩歲的人中間，她也像個大姐。她很少發火兒，至多臉紅一陣，話語帶點顫音；碰上叫人們狂喜的事，她也不會大笑大喊，多半把兩個好看的嘴角彎上去，輕輕地在嗓子裏格格兩聲……”
周憶嚴班裏還有個比她小六歲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氣橫秋外帶調皮搗蛋。在艱苦戰鬥中周憶嚴以班長的嚴謹和母愛溫暖竟把她調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戰士。
這幾篇作品似乎只有最後一篇志鵑看過。這篇小說發表不久，她來北京開會，一見面就把頭搖得撥浪鼓似的說：“《女兵》我看了，寫得不好。開頭虛張聲勢，好像周憶嚴身上要發生多驚心動魄的情況，結果什麼大事也沒有，毫無精彩之處。”
過了一陣她忽然問我：“我只比你大六歲嗎？不止吧。”
我說：“宿遷戰役時我15，你滿21。”
她說：“我一直覺得比你大得多……”
過了一會兒又說：“你現在大了。《軍長》、《那五》都寫得蠻好嘛。寫那些才顯出你的特色來，不要再寫什麼女兵了。”
大概她沒看過我另外幾篇寫女兵的小說，因而提也沒提起。
我直到最近才發覺這個女兵形象，在我作品中出現最早而又重複最多。我從沒意識到這是志鵑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識的。
我慶幸以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也沒請志鵑看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歡。我寫得不像，連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沒描述下來。我寫她永遠不會趕上安憶。
但是這篇文章我不能不寫。不寫我的心安不下來。我只能寫我心中眼中的茹志鵑，和別人心中眼中的她未必一模一樣。我只想把自己心目中的茹志鵑記錄下來，為懷念她的人增加點話題，給研究她的人留下點資料。
四
戰爭時期，革命軍隊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親密、坦誠、透明、平等。也爭吵，也慪氣，但說開就完。我十五六歲時常受幾個大同志數落、氣惱、冷落，原因在我。
平心而論，當年同志們對我還是夠容忍的。假如今天有這樣的孩子在我面前，我也不會喜歡他，我的態度也許要比當年人家對我強烈得多。瞧么，年紀不大，毛病不少，任事不懂，老氣橫秋，鷹嘴鴨子爪，能吃不能拿！叫他點汽燈燒壞紗罩；叫他敲鑼敲斷鑼錘；唱歌跑調；演戲盡犯“舞台自由主義”。秧歌戲本就以唱為主，派他個主要角色，上台去沒唱兩句覺得嗓子不好，竟大聲向樂隊宣佈：“別拉了，不唱了，改成快板。”弄得後台樂隊無法伴奏，前台演員不會接詞兒。團里開會批評這一錯誤，竟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定語。這叫個人主義？英雄主義？自由主義？都欠準確。只好現創造個名詞“舞台自由主義”！部隊住在老鄉家，幫群眾幹活兒是好事。掃院子、打柴火都行，可他偏要給房東到井上挑水。沂蒙山區挑水用瓦罐，水沒挑來罐子打了好幾個，只好大家湊錢替他賠！戰爭環境中人們難免有些暴躁，責罵他幾句無可厚非。
卻也有人不惱怒，不發火兒，以更深的愛心來感化他。這樣的同志有：馬旋，魯萍……不只一個，總代表就是茹志鵑。
被騾子撞後有一天白天行軍，碰到敵機轟炸，她跟我趴在一個墳頭後邊，敵機俯衝掃射時我們埋下頭，敵機掃過後我們就聊天。她好像不經意地問我：“那天你為什麼故意放聲哭？”
我說：“疼的，騾子把我背上瘡撞破了，我忍不住疼。”
她說：“頭一聲是沒準備，忍不住，可一發現你就忍住了。正好這時有人出來批評你，一聽批評你又故意放聲哭的，對不？”
我沖她笑笑：“你看出來了？”
“這點鬼把戲還騙我？你跟他們故意賭氣，是不是？”
我說：“我忍住疼不再哭。他們還是罵我丟人！反正是丟人，那就哭個痛快。”
“我正要替你說話，可你這一哭我沒法說了。”
我搖頭說：“說也沒用，反正我在他們眼裏一無是處！”
“不，許多同志還是公平的。丁隊長，馬旋，顧絳，連小梁背後也說你有優點。”
“我還有優點？”
“從突圍以來，你沒掉過隊。”
“這是應該的。”
“應該的事多了，並不是人人都做到呀。還有，在澄河邊上，你跟小耿兩人在河岸上放哨，前有洪水後有迫兵，你毫無懼色，設法聯絡上膠東民伕，把我們大家都架過河來了，這應當算堅強勇敢吧？給你倆記一功也不算過分吧？”
我暗中得意，但仍用不在乎的口吻說：“嗬，照這麼說我還不錯呢！”
“你打鑼用心時打得很好，汽燈也點得不錯，演戲也人戲，既不忘詞也不憷台。你還能編快板，填唱詞，按你的年紀這也不容易。”
我不再嬉皮笑臉，有點難堪地把頭枕在胳膊上了。
她眼睛盯着我繼續說：“你的優點，要培養出來並不容易。你的缺點都是些屁事，注意一點就可以克服。叫小缺點掩住了大優點，好冤枉！”
我已養成條件反射，聽到教訓從心底反感。可是志鵑教訓我，我卻沒有反感。聽別人一說我就渾身發冷；志鵑說我卻能從心底生出暖意。嘴上不說，心裏把她的勸告接受了。
不久調整序列，男女分別編班。惟獨把我從男兵班抽出來，編進茹志鵑當班長的女兵班。後來又改回來男女混合，我仍留在她的手下(有人說是羽翼下)度過了解放戰爭的大半段時光。我一人調進她組時，隊長一宣佈就有人發出了笑聲。隊長特意做了解釋：“這是茹志鵑同志建議的。她說女同志組確實需要有個男同志幫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裏行軍的事，那就是個例子……”
連續雨季行軍，同志們的大腿都被磨破漚爛，夜行軍時男同志都“解放前進”。前晚走到半路要換嚮導，前邊傳下口令：“往後傳，有穿着褲子的上來一個。”傳遍男兵隊伍沒人應，傳到女兵處才有人回話：“請男同志先穿上褲子，我們好上去。”傳到一半，有人醒悟似的說：“男同志穿上褲子直接去找嚮導好了，還用女同志上來幹什麼。”
隊長這樣一說，沒人做嘲笑狀了。會後，丁隊長把我叫到一邊說：“今天你表現很好，有人笑你也沒吵，這就是進步。”我說：“我服從命令。”我沒講茹志鵑已經給我透過信兒。頭一天她對我說：“男女同志要分開編組，可我想把你調到我班裏來。”我說：“我願意。”她說：“你要想好，這班可就你一個男同志啊，有人會說笑話的，你不要跟人吵！能做到嗎？”我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她才去隊部提的建議。
自到她手下我的日子就好過了。沒有人對我再說刺話，我也就不再賭氣鬥嘴。怕給組裏添煩，我也少惹是非。在男同志組時，別人都比我年紀大，我幹活兒少點心裏無愧。一夜行軍走得腰酸腿疼，到目的地號房子抱鋪草我就偷點懶。如今我是惟一的男子漢，不能女同志幹活兒我反賴着不動。有一天我在泥濘中掙扎着打起擺子來，渾身發抖兩腿拌蒜。茹志鵑過來要背着我走，遭到我強烈抗議。我賭氣離開她跟馬旋一塊兒去走，雖然是由馬旋拖拉着走完全程，但沒叫人背。這樣，在小組會上我受到了表揚。我以前凈受批評，一表揚渾身緊張，從此事事小心，不敢放任。我這擺子是隔一日一發，發燒時我決不聲張。有一天我參加抱鋪草，動作慢了點，並且喘粗氣，茹志鵑馬上伸手摸我的臉，摸完立刻說：“放下，你在發燒，為什麼不說話？”我說：“我能幹！”她瞪眼說：“我命令你坐在這裏給大家看背包。”我站着不動，她兩手按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按在背包上，又打我一拳頭說：“氣死人！”扭頭就走了。我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淚直流。我自小離家，幾乎不知道什麼是母愛，這一拳打出了我對她的依賴與敬畏。是一種小輩對長輩的依戀之情。
六位女兵帶一個男兵，有些預料不到的麻煩。冬天地上鋪個長草鋪，既不脫衣又要蓋被，我睡緊靠牆一頭，茹志鵑睡我身邊做隔離帶，別人全在她的另一側。夏天不大方便，有時把我寄存在別的班去。茹志鵑向人家聲明：“表現不好你們就批評，別留情面。”又要對我囑咐：“燒洗腳水，打掃衛生，上門板還有鋪草這些活兒要搶着干啊，不要跟人家犯貧吵嘴……”
我嫌麻煩，就找個磨房、草屋或門洞等處，自己單獨住。住草屋點油燈，茹志鵑不放心，就來跟我做伴。她有記日記的習慣，我一個人佔着一盞燈比跟大家擠在一個燈下方便。她記日記時要抽煙，我就坐在旁邊給她卷大炮。
志鵑21歲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樣，我15歲個兒又矮人又渾。她寫日記我坐一邊替她捲煙，看上去大概挺奇怪。有一天房東大嫂到我們住的地方抱柴燒，笑着問志鵑：“參軍還帶着你弟？”茹志鵑一本正經地說：“不，還有我哥呢，我們弟兄都在部隊。”
大嫂點頭說：“這也好，有個照顧。一來我就看出來了，他是你一家人。”
我沒跟她商量，當著房東的面叫了聲“阿姐”。
她開心地笑了。房東走後她說：“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志關係，說是姐弟她才懂。”
從此我有時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給隊裏了：“這小鄧舊意識還挺強，他管茹志鵑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稱呼就是‘同志’二字呀廠
隊長丁世賢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這反映告訴志鵑姐，她說：“別理他們。”
五
老戰友郭卓在《哭志鵑》一文中寫道：“越是受氣的娃子你越要護着，鄧友梅就是一個。你總算是把他幫帶出來了。”
確實是她幫帶我走上了讀寫之路。
我只讀過四年小學，沒養成讀書的習慣。在文工團我擔當過“提詞”重任。提一次詞念一遍劇本，連提幾場就背下來了。背多了就能照葫蘆畫瓢“搞創作”。1946年蔣先生撕毀“雙十協定”，召開所謂“國民代表大會”，引起解放區軍民憤怒。我編了個化妝相聲《國大代表》，演出后張拓同志覺得不錯，給我在新四軍內部刊物《歌與劇》上印了出來，還發給我一斤花生幾個柿子作稿費，成為我首次印成鉛字的“處女作”。此後我就常寫個快板唱詞供即興演出，但既沒讀書也沒寫文章，只想當個好演員。不料十六七歲到了變聲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戲裏小角色本來也不多，我只能點汽燈打鑼管小道具，很有點苦悶。這時我到了茹志鵑班裏。
不論行軍多累，茹志鵑都要寫完日記再睡覺。女同志集中住，她點着燈影響別人休息。我一個人住磨道里單獨有盞燈，湊到我這兒寫正好。嘴上也說：“我寫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煙寫字我沒法睡，就坐在一旁給她捲煙，於是她又說：“你少睡點也可以，越睡越懶，利用這時間讀點書吧。”便找出本書扔給我。由半強制漸漸變成自願，終於有一天沒書可讀我感到手足無措了。茹志鵑總背着書。突圍下令輕裝，她把軍裝被單都扔了，就沒扔日記本和書。
我讀完一本書，茹志鵑會向我提問或跟我討論。我讀完魯迅的《野草》，她就問“什麼地方給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書中的一段話：“在我的後園，可以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另外一株也是棗樹……”
她笑道：“明白意思嗎？”
我說：“不就是有兩棵棗樹。”
“那為什麼不說‘兩棵棗樹’，而要說‘一棵是棗樹，另外一棵也是棗樹’？”
這一下把我問傻了，原來只覺得很有趣，沒想到為什麼。
“這叫強調。”她講解說，“‘有兩棵棗樹’，給人印象不深。這樣一強調，讀者才會記住這兩棵都是棗樹。”
這是我平生第一堂文學課。
那時候，我覺得茹志鵑講話句句是真理。她的某些觀點，不管對不對我都接受，有的甚至影響我一生，哪怕後來從理性上我已發現不妥，感情已難改變。我讀半本《紅樓夢》時，她說她不喜歡林黛玉，又嬌氣又是非，小性子，群眾關係極差。倒是薛寶釵說話有分寸，做事顧大體。要說性格坦誠直爽，黛玉也比不上晴雯。解放后我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正趕上研討《紅樓夢》高潮。認真學習后我當然接受作者曹雪芹對薛林二人的定位，但感性上仍擺脫不了志鵑給我的影響。我不知志鵑自己是否一直保持她原來的看法。
學着寫日記，也是她下的命令。那時我們沒有“體驗生活”這個詞。上前線，下部隊，參加戰鬥，進行採訪，都叫“收集材料”。有一天我問她“你每天寫日記，都記些什麼呀？是不是下部隊收集的材料？”她說：“不是，是每天看到聽到的新事，有些以後創作會用上，不記下來怕忘了，用不上練筆也好。你也應當學着記。”
我說：“天天行軍，我沒看到什麼材料。”
她說：“天天記，你就會注意去找材料了，不然有的事發生在我們眼前，不經心也看不出意義來。”
我聽了半懂不懂。
打完“豫東戰役”，我們繳獲了些白報紙，她縫了個小本給我說：“你拿去學着記。你編快板、寫唱詞蠻有靈氣，以後可以往創作上發展。”我說：“我不知道要記什麼。”她說：“什麼感興趣就記什麼好了，就算練習寫作。”
在她督促下，我終於養成了每日必記的習慣。新中國成立后我在全國性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戰場日記》，只是《文藝報》在發表時把題目改成《文工團員在淮海前線》了。“編者按說這篇作品是“用日記的體裁，樸素地卻是生動地報道了戰場上文藝工作者的活動，實在是一篇值得推薦的文章”。
六
殘留的1948年日記，使我想起那個戰鬥頻繁、工作多彩的年頭。年初我們被騎兵從豫、皖、蘇邊區找回部隊，不久就打響豫東戰役，一口氣解放了許昌、漯河、駐馬店等城市。陳、粟首長為防驕傲情緒，命令文工團排演話劇《李闖王》。在本部隊演完，又帶着此戲去慰問從大別山回來的劉鄧大軍。
解放戰爭中，茹志鵑只在這一年上台演過戲，《李闖王》中扮演“長屏公主”。我認為演得蠻好。別的不說，用一口浙江腔的“國語”把不太口語化的台詞念下來就很不容易。可顯然別人有不同看法，此後排戲就沒她的角色了。數年後我從一本書看到對茹志鵑演戲的評論：“演公主的女演員高舉着兩隻手走上台來，好像繳槍投降……”我才知道為什麼再沒見她上台演戲。此書作者就是茹志鵑的丈夫，我們的業務教員、導演兼作家王嘯平！
本來我想做演員，她分析了我的長處與不足，認為還是往寫作上努力有希望。我覺得她說得有理，便在本職工作之餘學習寫作。通訊，散文，鼓詞，故事，什麼都寫。寫得多了發表的也多些，終於引起有關領導的注意，剛慶祝完開國大典，就給我了到首都北京接受培養的機會。
初到北京時，我每星期都給志鵑寫信。看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出了一種筆記本，每一頁都有一幅作家藝術家的肖像和一段名家語錄，我拿出一個月的零用錢買了一本寄給她。她來信誇獎我：“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歡什麼！我高興極了，以至捨不得用它。”我還想給她買個銅獅子式的圖章，但因為沒錢沒買成，特別記在日記本上，以防有錢后忘記。這些東西當時在我眼中都是高貴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買給阿姐，盡，點孝敬之心。
由於在部隊時打下點生活底兒，到北京后受到些文學熏陶，在“文學講習所”又受到較正規的文學教育，此後幾年我連續發了點作品，多少引起些注意。茹志鵑非常高興，不斷來信誇我贊我，甚至說看到我一步步追她，超過她，她由衷的高興，比她自己寫出好作品還高興！其實她的成就比我高得多，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線上。只拿進城頭幾年說：1949年《南京文藝》一創刊就發表了她的劇本《800列車出動了》；1950年上海《文匯報》刊載了她的小說《保棟樑與金鳳》；過了兩年她的話劇《不拿槍的戰士》得了軍區的二等獎。她就是在這期間結的婚。解放戰爭中她就和王嘯平要好，所以那時我就認為王嘯平是我們團最有修養的藝術家，最有風度的學者，最出色的男人！進城不久王嘯平就出版一本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藝術的書，我特意向于是之等朋友推薦。于是之笑着問：“作者跟你有什麼關係吧？”我說：“按理我應叫他姐夫。”于是之還真在團小組會上向人推薦說：“這本書可以買來看看，是鄧友梅的姐夫寫的。”嘯平和志鵑的感情是經過長期考驗的。當然也鬧過矛盾，還在他們“搞對象”時期，有一次茹志鵑生氣地說要斷絕關係。我很擔心，又不敢勸阻，我一張嘴她就說：“大人的事你不要發言！”茹志鵑也有最信任的人，就是老大姐魏峨。我就找魏峨告急，要她勸志娟不要跟嘯平告吹。魏峨聽了笑道：“你還挺操心呢，放心好了，她們不會斷的。”作品得了獎，跟戀人結了婚，好事連連，剛進城這兩年應該說是志鵑最順當的日子。
以前我總認為茹志鵑是最不像女人的，但1951、1952年她給我的信上，談家務談孩子的內容就多了。大女兒安諾滿月時，她寄來一張小孩照片和一封長信，照片後邊還寫道：“我的漂亮的小玫瑰花！”1955年我從“文學講習所”畢業到南方旅行，專門到南京看望她。在“馬標”他們家裏沒見到第一朵小玫瑰花卻見到了更小的一朵玫瑰花，她正裹着尿布在小床上爬，我伸手抱了起來，志鵑說：“小心她會尿你一身。她叫安憶！”
志鵑雖然很愛孩子，但不黏糊。稍坐一會兒她就和嘯平倆人陪我去游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們拍了一張合影，相約以後每年見一次，沒想到從此一別二十多年。
我被划入另冊后，看到志鵑姐一步步向文壇高處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見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對其評論同時在《人民文學》發表，儘管正處在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時候，還是厚着臉皮給她寫了祝賀信。她回信沒多說自己，除了說對茅盾先生的評論感激與驚喜外，更多的是談我。她責備我不給她寫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斷書信，說明你喪失了自信！”
儘管如此，我仍然沒再給她寫信。後來見到丁嶠，他說茹志鵑出國路經北京時再三打聽我的下落。有的說在十三陵挖河，有的說到延慶開荒種地，沒人知道消息。60年代我摘掉帽子調往東北。郭卓去東北組稿聽說我在當地，找到了我，一見面就說茹志鵑一直挂念我，要我給她寫信。這時我才知道王嘯平也被錯划，只因是歸僑，沒離開上海就是了。不久就開始“文革”了。
經過“文革”的九死一生，我終於熬到了***同志出來扭轉乾坤11978年5月，我接到傳呼電話紙條，按紙條的號碼一撥電話，聽到個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聲音：“喂，你是小鄧嗎？”
我已不記得是怎樣跑到那個招待所去的了。看到茹志鵑、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面前時，我弄不清是真是夢，也意識不到自己該做什麼和該說什麼。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她在《哭志鵑》一文中寫到那次見面說：“死裏逃生出來的姐弟倆，緊緊擁抱，貼臉……戰火中血肉凝結起來的感情，深不可測……”
志鵑要到我家裏看看。當我領她走進孤零零亂糟糟的住所時，她把眉頭皺成了一團。不等坐下就打聽我的情況。聽說我已妻離子散，並已被迫“自願退休”，她什麼都不再問了，用手支着頭仰首看天，半天沒說話。
為緩和氣氛，我說：“阿姐，我們多年沒在一起吃飯了，今天我要給你做頓飯吃。”
她說：“好的！”
我買了肉和黃醬給她做炸醬麵。我做飯她站在旁邊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斷發出疑問：醬不是這樣炸法吧？這菜煮熟了嗎？面怎麼這麼粗呀？
我想辦法叫她安心坐下。從床下找出一沓寫的文字：“你坐在這裏看看這個好了。”
她問：“這是什麼？”
我說：“有一天我上街，聽到商店裏收音機廣播陳毅軍長去世了，心裏非常難過，回到家一肚子話找不到人訴說，就寫在了紙上。只為宣洩自己的感情，沒打算給人看的，所以沒頭沒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沒出聲。等我把飯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來吃飯時，她用手按住稿子說：“喂，你把它改成小說！”我奇怪地說：“沒人會發表我的作品，改小說做什麼？”她沉穩地說：“你改出來我拿去試一試。不說我們認識，爭取先發出來。萬一發表後有人反對，就承認情況調查不細，疏忽大意……”
我考慮有沒有必要叫她為我冒險。她拉住我的手說：“你才40多歲，既沒工作單位又沒事可做，這怎麼行呀，試一試，也許能打開一條路呢！我是來開文聯理事會的，會上一致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光明日報》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據說大有來頭。局勢會往好里轉，我們能見面就是好兆頭。”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說，叫她帶回上海。但20多年除去思想彙報和認罪書，別的我沒寫過，已不會寫小說，改得不成樣子，她看后很失望，立即退回來叫我再改寫一遍。信中寫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七
茹志鵑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我重新改寫了小說，把稿寄給了她。
1978年7月號的《上海文藝》又出現了失蹤多年的“鄧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說《我們的軍長》！我拿着這本刊物止不住熱淚滾滾，對着南方放聲說：“阿姐！我謝謝你了！我該怎麼報答你！”空喊聽不見，我急急把幾個字寫下來，寄往上海。
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來信責備說：“每來信必感謝，實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寫的又不是我寫的，何謝之理？而且竟然說出報答的話，豈有此理！簡直有點‘***’的幫風！”發過脾氣，她又轉回來督促我的寫作：“我認為你現在需要準備一些寫得像這一篇那樣的好小說，你需要放一個排槍，《上海文藝》、《北京文藝》、《人民文學》連發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強烈的反響。九月份準備發表評論你的作品的文章。現在我有一個矛盾，就是你手裏那個《女兵》，從你的角度考慮，是給《人民文學》發表有利，但從我們刊物看呢，當然歡迎。只要我一開口，你是不會拒絕的。我怎麼辦呢？……我考慮再三，我還是不開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後是編輯。不過你快點吧。在我們九月號評論你的同時，就在《人民文學》發表吧！”
不久，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我們的軍長》榮獲了一等獎，成為我獲得文學第二次生命的象徵。是志鵑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迴文學天地中來的。
隨後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個和睦溫馨幸福的後方。
在半個多世紀裏，不論是我的事業還是我的生活，志鵑阿姐一直在默默地關照着。
進入新時期，她邊做編輯邊搞創作，在不斷發現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時，她寫出了《剪輯錯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別人也不重複自己的好小說。正當看到一個茹志鵑新文風越來越鮮明之時，她卻心甘情願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協領導工作上去了。
其實，志鵑何嘗不知道這對她是極大的損失和磨難呢？我曾問過她：“你幹嘛要擔任這工作，這會影響寫作的。”
她說：“我想為年輕人創造點條件，叫他們早點出頭。他們有才能但缺少經驗，要有人幫助解決困難才能闖出一條路來。我願意為他們鋪路。”
回蘇北看看
早春三月，周明老弟來電話，說近日“報告文學學會”要組織作家到外地採風，問我願否參加？我欠着文債正在趕稿，分別好久的老伴又剛從國外歸來，不便脫身。便支吾說“舞燕剛回來，讓我跟她商量一下再回答你好嗎？”他說：“啊，舞燕剛回來！那就算了吧。”我說：“好。那我就表示道歉了。”說完我又隨便問了句：“這次是要上哪裏？”他說：“蘇北。徐州，宿遷，淮安等地。”聽了這句話，我打了個楞，馬上說：“等等，讓我再考慮考慮，明天回答你。”他忙說：“好好，不要勉強。”
我不是勉強，是在思想鬥爭。我是新四軍的小兵，一聽到蘇北兩個字，我潛意識中就感到像回到了戰火紛飛的時代。
一
1941年1月，抗日戰爭緊張階段，新四軍軍部自皖南奉命北上東進抗日，我們的“友軍”將領向蔣先生報告說：“遵鈞座六日電示，以迅速圍剿該若匪之目的，於蘇南及宣城方面對敵偽暫取守勢，以主力於本日拂曉開始圍剿茂林，銅山徐一帶之匪軍”。於是我軍剛到茂林，就遭到上官雲湘指揮7個師8萬兵力的突然襲擊。在寡不敵眾的浴血奮戰中葉挺軍長被扣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了，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被害了。這就是震驚全國的“皖南事變”。蔣先生以為這支“光榮北伐武昌城下”“孤軍奮鬥羅霄山上”人民子弟兵從此被消滅了，迫不及待的在1月17日發出命令，宣佈“取消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周恩來同志為此發表了嚴重抗議。三天之後，以劉少奇任政委，陳毅代理軍長的新四軍的新軍部宣告正式成立。成立的地點就是蘇北的鹽城！
新四軍不僅沒消失，而且越打越強大。此後幾年間，在消滅了大量日偽軍同時，建立了蘇南，蘇中，淮南，淮北，皖江，浙東，鄂豫皖等多處根據地。軍部所在的蘇北解放區，東起黃海，西至運河，南迄鹽城，北達隴海2。3萬多平方公里，有20多個縣級政府，人口300多萬。這裏不僅成了敵後抗日的政治軍事中心，也是革命文化中心。李一氓，鄒韜奮，阿英，范長江，黃源，夏征農，賀淥汀，何士德，賴少其，胡考，吳強，沈西蒙，沈亞威，洛辛，章枚，白文，王嘯平，丁嶠等幾代文藝家組成的文藝大軍；帶動着新四軍軍部文工團，前線劇團，新安旅行團，淮南大眾劇團，淮北劇團，拂曉劇團等文藝團體，和《拂曉報》，《鹽埠大眾》，《淮南大眾》和少兒讀物《兒童生活》等報紙期刊，為表現革命軍民生活，鼓舞革命鬥志做出了卓越貢獻，展現了革命文化的風采。建國前夕第一屆全國文代會時，毛****聽了“華東野戰軍文工團”唱的“淮海戰役組歌”后，激動地對他身旁的呂驥同志說：“三野的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
我在革命部隊中長大，幹部登記表上“個人出身”一欄填的就是“革命軍人”。又是從新四軍文工團走上文藝之路的。對蘇北我有着特殊的情緣。
轉眼間我離開那塊土地已經59年。聽了周明的話后，我第二天一早就打電話給他說：“我去！”
第一站是宿遷。從南京一上汽車我就猜想：宿遷現在是什麼樣子？
宿遷，是我離開蘇北的最後一站。1946年底，軍部文工團前線小分隊在隊長丁嶠、教導員李永淮帶領下參加“宿北戰役”。我們在距前沿陣地收容俘虜。戰士抓到戰俘交給我們，我們登記，編隊之後再轉交後勤部隊押送後方。連日漫天大雪，戰鬥進展很快，半天就收容上百名俘虜。村裡沒有幾間房屋，只能點起篝火，在露天地里看着俘虜等待押送部隊。俘虜們已經兩天沒吃飯，為執行優待俘虜政策，我們把自己糧袋中小米倒出來給他們熬成粥喝了。等把他們押走，我們要做飯時，才發現村裡根本找不到糧食，只拿糧票換來點地瓜乾和糠煎餅，用開水泡軟吞下去。吃完奉令轉移，從此離開了蘇北。
時隔59年。坐在汽車上走向宿遷時，我回想起當年這裏人民對我軍的深情厚誼。他們自己沒有飽飯吃，卻把僅有的一點糧食拿出來供給部隊；他們自己光着腳下田走路，卻一針一線為做軍鞋勞軍；他們抬着擔架，推着小車支援部隊北撤南征。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們現在生活怎樣呢？回到鄉親面前我會感到安慰還是感到歉疚呢？
想着想着睡著了。車子突然停下，人們一陣喧嘩，我醒過來。往窗外一看，車停在燈火通明的一幢漂亮而不太高的樓房前，樓房周圍布綠樹黃花，彷彿到了個旅遊區休假點。我忙問：“這是哪裏？”接待我們的同志笑着說：“到了，宿遷！這是我們住的賓館。”
我哦了一聲，隨大家下車，隨大家進了星級氣派的大廳，在服務員引導下進了頗為豪華的套房，很懷疑這是不是宿遷。
第二天一大早，我一個人起身走出賓館，順着賓館門前樹陰下的路任意行走。轉眼間來到一個廣場。這廣場好大啊，足有100多畝地大小。三面大樓一邊是個花園小區，北邊大樓門前掛着市委和政府大樓牌子。南邊是一溜樓上和房頂是各式招牌“工商銀行”、“廣播電視大廈”，“移動公司”等等。看得出是經過嚴格規劃，精心設計建造的。從這裏輻射出去幾條路，路邊都種着高高的立楊樹。看不到我熟悉的土牆草頂的低矮民房，水溝夾道的泥土小路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宿遷城的舊址，只是完全沒有身在宿遷的感覺。我帶着滿腹疑問回到了賓館。
早飯過後，是客人當地領導的“對話”。聽了市委書記仇和同志解說，我才知道這裏既是宿遷又不是我來過的那個宿遷了。
原來從1996年起，經國務院批准宿遷由縣級改成了地級市，下轄沭陽，泗陽，泗洪三個縣和宿豫、宿城兩個區外加一個省級開發區。已經是有111個鄉鎮500多萬人口的大市了。我們在的這地方正是改稱“宿城區的老城”，但完全變了樣。
建市后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省委書記回良玉同志說：“江蘇經濟社會發展好比個大水桶，13個地級市好比13塊桶板。板子長度不一樣。南京，蘇州，無錫，常州板子最長，宿遷板子最短。而能裝多少水不取決於長板，而取決於最短的一板。因此要給宿遷特殊政策，允許率先改革，率先創新。在不違背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允許和支持宿遷市採取比其他地區更靈活的政策”。
上邊給了政策，市領導班子就立下一條決心：法律允許的快乾，法律之外的探索干，別人沒幹過的大膽干。從哪能幹起呢？對話中市委仇和給我們介紹了他們制定的方針多少條，措施有多少項，因水平問題我不能完全聽懂。但好像大體意思懂了點：政府最根本的任務是要人民富起來。宿遷本是農業地區。要富起來的根本出路是在發展農業生產同時把大量剩餘勞動力轉向工業。沒錢怎麼辦工業？所以他們提出的口號就是“全部工作以抓經濟為主，經濟工作以抓工業為主，工業工作以招商引資為主”！
口號好提，做起來就沒那麼簡單。到處都在招商引資，人家為何上你這來？除去政策優惠等軟條件，還須有硬條件，宿遷是個“沒有城的城，沒有市的市”，如果只掛了地級市委市政府牌子，卻缺乏產業支撐力，經濟輻射力、文化帶動力、社會凝聚力，其“對外吸引力”從何說起？他們決定收攏五指形成拳頭，集中力量把中心市規模做大，實力做強，功能做優，環境做美。使其成為龍頭，帶動全市發展。
當地領導講得很多，我聽懂的很少，還停留在概念上，講話一完，上車去隨大家參觀。相信參觀之後，沒聽明白的地方會看明白。
到了現場才知道，參觀的地方有看得懂的也有看不懂的。
先說看懂的。我看懂了宿遷的城市面貌，印象是“人在園中走，車在林中行，樓在花叢卧，鬧市樹林中”。宿遷這地方過去有些閉塞。閉塞也給它帶來了好處。生態沒遭太大破壞，環境沒受污染。該市領導看到這一優勢，建市時就提出個與其他城市“不比高樓大廈，但比綠化美化”，“不比狀態但比生態”。如今它由原來的13點多平方公里擴展到3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14萬增加到28萬多。綠化覆蓋率卻達到了35％。綠地率為23％。人均綠化覆蓋率為5．96平方米。城市基礎設施也日臻完善。我們觀看了城周圍生態防護林帶，看了大運河和古黃河的風光帶，還到了當年我們捲起褲腿淌水行軍，走累了找不到干土地坐下休息的水網地區駱馬湖。如今卻成了風光亮麗，柳綠花紅的生態旅遊風景區。有酒店，有旅館，可野餐，可划船，成了休閑度假的天堂。我看了真有換了新天地的感覺。
當地人告訴我，風景區只是駱馬湖的一個小點，更重要的點是農業高新技術示範園，生產示範區和產業開發帶，都是直接為農民服務的現代化產業。
我們看了兩個經濟開發區，看了“高科技集團公司”，“張家港長江潤發工業園”等企業。開發區建得規整，美觀，敞亮，中綠葉叢中棋盤型的建築群體。我問：“在這裏投產的外來企業有多少？”他們說只江蘇省宿遷開發區一處，到去年為止，已有184個項目進區，協議利用資金57億多元。2003年新引進項目108個，總投資22．95億。1000萬元以上的項目59個，晨風，芬那絲，流星，宏利來等都投資在億元以上！去年全市引進的固定投資項目，超過200萬元的有735家。到位資金超過13億元。全市工業企業銷售收入130多億元。利稅9．5億。利潤3．72億。
我說：“只是建立起一座中心城市，就有這麼大吸引力？”他們說：“城市建設好了，原來就有卻沒利用的一些優勢也發揮作用了。由於我們處在江蘇，安徽，山東三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從這裏經過的京滬，寧宿徐，徐宿淮鹽等高速公路，成了宿遷通往四面八方的運輸通道。穿越境內的新長鐵路，拉近了我們與渤海經濟區的距離；鄰近的觀音機場，白塔埠機場和祿口機場，架起了宿遷通向海內外的空中橋樑。如今都成了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他還說，先輩們留下的歷史文化遺產也增添了宿遷品牌的亮點。這裏是新四軍的老根據地，少奇，陳毅等同志都在這裏戰鬥過，留下了他們的足跡。還有項羽故里，乾隆行宮，極樂律院等古迹，還有古黃河古運河風景帶，引起人們懷古的遐想。這都為我們宿遷城市形象增添了光彩。
幾年間他們取得的實際效益是：從1996年-2003年，全市GDP累計實現1566．2億，年均增長12．1％。市級財政從建市時基數為0，現在達到了1．3億。2003年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5591元，農民人均勻純收入3152元。年均分別遞增9．6％和6．8％，實現了以縣區為單位基本達到小康的指標。
當然，取得這樣成績並不一帆風順。在某些具體問題上不同人也會有不同看法，也引起一些爭議。摸着石頭過河么，難保有沾水濕腳之處，何況這只是起步階段，還有許多問題等解決，還有更長的路要走。但就已取得成果看，實在令人喜出望外。有個朋友曾對我說過：要作個平安官容易，只要不貪污受賄，不徇私舞弊，別獨出心裁，搞新花樣就行。不做事也沒有錯誤，沒成績就是最好的成績！而要想當個好共產黨員卻難，要真為人民做實事做好事，就須把個人得失置之度外。因為認真做事困難，站在一邊挑刺容易。做成了九件有一件沒做好就會招來指責。我覺得這話有一定道理，因此，我看到的新宿遷，最令我欣慰的是人，是為人民利益而敢於承擔責任，冒險闖關的幹部群體。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新一代當政者與時俱進，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沒有這樣一個領導班子，怎有如此驚人的成績。
當離開宿遷的那一刻，我擦着眼淚說了句：“我衷心感謝同志們，你們的成績，使我能坦然會見曾以血肉支援過革命戰爭的宿遷人民。”
回蘇北的第一站，已經收益非淺了。由此又興高采烈地又走向淮陰、淮安。
情寄洛陽
前年去河南開會，張一弓老弟問我可有什麼個人要求，我說會後想去看看洛陽。他問我可是要找熟人，我說沒有熟人。我只想再看看那個城市。作協的朋友滿足了我的心愿，我感激不盡。
其實，我活了60多年，在洛陽總共呆了不到10天，人生好像乘火車旅行，長長的鐵路，能留下印象的只有不多幾個車站。其中一站就是洛陽。
1948年2月，我在華東野戰軍當文工團員。洛陽戰役開始從偃師出發越鐵路，渡黃河，進駐洛陽北面的黃河對岸，第一次看到窯洞。第二天又回頭南下，直奔洛陽，槍炮聲不絕於耳。九龍台硝煙瀰漫，火光衝天。洛陽東關一片凄涼景象。洛陽守敵青年軍206師為了便於觀察，掃清射界，早在我們到來之前就強迫東關居民疏散，東門外一帶的房子全部被拆散推倒。瓦礫堆中，泥水窪里亂丟着桌椅箱櫃，鍋碗瓢盆和老百姓沒帶走的衣服被褥。路北有一家顏料店，箱箱罐罐被打碎，顏料順着雨水流出門外，染得大街上泥水五顏六色。在這斷牆殘垣之間，惟有一塊石碑挺立沒倒。上書“孔子問禮處”。在提醒人們，這塊地方自古就是個禮儀之鄉！
我們沿着突擊隊進攻路線進城。先頭部隊在東門外的橋上放了塊門板，上寫“當心地雷”，並把已查出的地雷用白粉圈了起來。我們從密麻麻的白圈縫中跳躍前進。連日陰雨，護城河岸陡水深，河邊地堡、鐵絲網密密麻麻。河水裏，鐵絲網和地堡之間散亂着敵軍屍體。
從東門北側的突破口進入城內。敵軍把城門洞用沙袋堵得嚴不透風，兩側地堡暗道嚴密堅固，炮彈打中只留下個臉盆大的瘢痕。攻城部隊以一個營的兵力組織爆破，戰士們頂着槍林彈雨，前仆後繼，一個接一個連續送上幾十包炸藥，才在城門邊炸開這個小缺口，寬不過三尺，只能容一人通過。突擊隊就通過這個小口衝進了洛陽城，把城內守敵逼到西習匕角師範學校。這是原華東三縱的一支部隊，後來就被命名為“洛陽營”。營長張明是著名戰鬥英雄。
洛陽城內牆倒屋塌，滿街橫躺豎卧着敵人屍體。在十字路口東北角坐着個解除了武裝、呆若木雞的青年軍士兵。對我們走過視若不見。問他話也毫無反應。兩眼直瞪瞪地瞧着遠方，臉上沒任何錶情。他腳下放着一個水碗，我就把水壺打開給他倒了半碗水，又有人丟下半個饅頭。他看也不看。
街臨的許多房子，都大門洞開，屋中零亂地放着衣物，只是沒有了主人。靠近基督教堂左側有個院很整潔。屋中扔着打開的皮箱，箱中有軍裝、皮衣和成套的銀餐具，桌上還放着一塊金懷錶，錶針仍在走着……
我們在洛陽停留了有一周左右。這些屋子始終大門敞着，數不清有多少軍人來參觀過。但衣服仍在打開的皮箱中放着，表仍擺在桌上，只是錶針停了。獃獃的士兵寸步未離原地，那碗水和半個饅頭紋絲沒動。只是過了兩天他躺下，眼仍然睜得很大。
在集中圍殲固守洛陽師範的206師時，蔣介石派遣的大批增援部隊已經漸向洛陽靠攏。司令部決定消滅了守敵即刻撤離洛陽城區。我們的任務是在撤離之前在洛陽城內外，所有的大街小巷寫滿標語，宣傳我們的政策，對敵人再展開一次攻心戰。那些天春雨綿綿，我們從天明到天黑都提着石灰桶和排筆，在地雷和冷槍空隙中，架梯子，登板凳從東門到西門，從城外到城內寫了數不清的標語。到我們撤出洛陽時，隨便走到哪條街上，抬頭一看都是“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國！”“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專制獨裁，建立民主自由獨立富強的新中國！”等標語。
一周后，3月初的一天我們撤離洛陽。幾天來一直下雨，那天忽然變作了鵝毛大雪。經過十字路口時我看到那個士兵仍躺在原處，臉上已積了一層雪。碗和半個饅頭也被雪掩住了。
在洛陽我沒挂彩，撤出洛陽卻受了傷。原因是在臨撤退我們每人發一雙繳獲來的青年軍的長筒膠底軍靴。又漂亮又結實還防水。背着它太沉，我把自己布底鞋扔了換上它穿着上了路，哪曉得這東西適合美國兵坐汽車穿，不適合我們穿着它長行軍打運動戰。走出洛陽剛到龍門腳就打了泡，等第二天到達伊川，想脫已脫不下來，咬牙脫下時，兩腳已被磨得血肉模糊。
不久在軍隊的報紙上看到英雄營長張明寫了篇文章，題目是“桌上的表”。寫的是洛陽城內一家人走空后，桌上放着只表，到我軍撤離那表還放在桌上。我不知他說的是否就是我見到的那一塊。洛陽城內這類現象很多。
我打過許多仗，景象最殘酷、紀律最嚴明的是洛陽這一戰。事隔40餘年後我仍想再去看看，但看到的已是一個新洛陽。惟一沒有變化的還是那塊“孔子問禮處”的石碑。
參加過洛陽戰役，後來成了作家的人很有幾個，茹志鵑、白樺、葉楠、徐懷中……我希望有一天這些人能在洛陽有次聚會，重溫一下年輕時的戰鬥歷程。
憶河南
按“四捨五入”，過了年我就叫70來歲的人。我想活得稍鬆快點，不再應一切約稿。正這時朋友約我為鄭州晚報寫點什麼。1949年前，我隨葉飛將軍從魯南轉移到了河南。打許昌，打杞縣，進洛陽，進開封，在這中原大地足呆了有一年多，與河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難，積下了一份不淺的感情。這個稿看樣不寫不行。
正經八板的寫作有困難，就扯幾句閑篇，與讀者敘舊。
一談到風沙人們總愛聯想內蒙古草原，新疆戈壁。我卻聯想到河南黃泛區。1948年春天我們從扶溝去西華，是夜間行軍。出發前起了風。颳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人走在路上如同陷入了沙窩，其沙細如精粉，無孔不入。不僅睜不開眼，連鼻子帶嘴都蒙上布才能呼吸，只好在頭上包上件軍裝，留條細縫看着前邊人的後背，緊跟着它前進。頂風時邁一步都要使九牛二虎之勁，順風時看見前邊的人停下來，想剎腳又剎不住，先撞人後背，自己後背再被人撞上。漫天黃沙既看不清左右上下，又辨不出東西南北，命運全託付給了帶路的嚮導。這嚮導沉默不語，只是彎着身子帶路。走幾里地停下來辨認一下，隨後往左一拐或是往右一拐，又接着往下走。這樣不斷改變路線走了一夜。天亮后看到前邊有個村子，越看越眼熟，好像曾經什麼時候住過。走近了一看，原來就是昨天晚上出發的地點。這時嚮導才哭嘰嘰地說求饒：“大軍同志，說實話吧。昨天出村不遠我就轉向了，想找到正路，始終沒找出來。怕你們生氣我沒敢說！”
我們就只好進村中休息。村中房子有兩類。少數是房頂與地面一樣高，甚至陷在地面之下。先下台階再進屋門。這是黃水淹過，從泥沙中挖出來的舊房；多數是草頂，木杆，蘆葦糊泥的棚屋。這是新搭起來的住屋。房屋陷在地下之處，其田地系被泥沙淤積，尚可耕種；搭棚屋者是熟土被黃水沖走，露出來的只有沙礓，其硬如石，種地時連犁鏵都要碰斷。不管那種房屋，都是家徒四壁，有的全家人連一床被子都沒有。山東農村，再窮的地方也還能燒個熱炕，不燒炕總還能找點草搭地鋪。可這裏連鋪草都沒有。因為沙礓上寸草不生。老鄉們拿到救濟糧捨不得，要把它賣了換成紅薯葉，這樣可以多吃幾頓。農民們穿得更是奇特，不少人穿西裝，純粹是進口貨。不過既長大又破舊，腰上紮根繩子代替紐扣。原來都是聯合國救濟總署發的救濟品。西方人捐贈的救濟品也有新東西、好東西。但都叫國民黨政府官員自己留下了。發到老百姓手中的就剩下了這些破爛衣。我們祖宗的發祥地，一度就成了這樣赤貧，颳起沙漠戈壁般的暴風。
與此形成明顯對照的是河南淳樸敦厚的民風，河南人是有文化傳統的。人窮而不失禮。在村頭碰見個拾糞的，那怕他兩天都沒揭鍋，也要客氣地說聲：“到家裏喝湯？”
過去中國人窮，把吃飽肚子看做壓倒一切的大事，所以人們見面，最講禮貌的問候就是：“吃了沒有？”惟獨河南人卻問：“喝湯沒有？”或許這是風習上、語言上的差別。但當時我覺得這是河南生活更為窮苦的反映。沒有足夠的糧食做乾糧，只能吃流食。也許我理解錯了，但錯得有理。
我已近半個世紀沒到河南黃泛區。不管我們在經濟建設上有過多少失誤，卻相信它絕不再是當年我見到的景象。如果今天河南人們見面還問：“喝湯？”可能其湯的原料已作徹底改變。老年人喝湯為了保健，女士們喝湯為了減肥，這決不會再作那樣的誤解。
從陳家白庄走出的文藝家
最近山東臨沂羅庄政協的鄉親來信，說他們要編本村的“文史資料”，問我能不能寫點東西。我放下手中正寫的稿子，回憶起陳家白庄來。陳家白庄是羅庄屬下一部分。這個村不大，但從這裏走出去的作家藝術家卻有一大串：音樂家、戲劇家、詩人、作家、書法家、畫家、電影明星……應有盡有！
因為這裏曾是“新四軍、山東軍區文工團”(簡稱軍文工團)的駐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陳毅同志率新四軍部隊北上，與山東軍區司令合併，他身兼代軍長和軍區司令，軍部和軍區司令部就設在臨沂。這時正是抗戰勝利后短暫的充滿和平氣氛時期，毛**與蔣介石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馬歇爾、周恩來、張治中三人負責維和的“軍調執行小組”經常派人來臨沂搞聯絡，聯合國善後救濟小組在臨沂設辦事處分配救濟物資。地方上忙於減租減息發展生產，部隊動員精簡復原，準備整編。文工團宣傳教育，接待交流工作忙得熱火朝天，演出的地點主要在城裏，軍部分配的駐地就在臨沂城中心。轉過年來進入1946年，蔣介石調兵遣將就緒，丟開政協決議要召開偽“國大”，局勢驟然緊張起來，城裏駐軍已不適宜，開始向鄉下疏散，新四軍領導機關駐到城南羅庄一帶。我們移到屬羅庄鄉的陳家白庄。
陳家白庄的老鄉對文工團熱情歡迎。各家房東就把房子騰空，打掃得乾乾淨淨。大部隊到達時村幹部們把鋪草都給預備好了。全村群眾都到村前夾道歡迎。我們班住在村中間偏西一個夾道北頭，有三間正房、三間東屋、兩間西屋。房東大娘和他兒子住正房，我們全班住三間西屋，東屋住的是兩位剛從濱海調到我團寫劇本的老同志。其中一位就是後來成了上影著名導演傅超武。房東只有老大娘和兒子兩人，大娘年歲已大，重勞動活都是兒子一人干，院子裏原來比較髒亂。我們住進后，按傳統把挑水掃院子的零活全包了下來。正房檐下掛了木箱，養了不少鴿子，原來正房窗台上下鴿子糞成堆，我們來后每天都給掃得乾乾淨淨，還把鴿子糞給堆到一塊替房東積肥。大娘高興得合不上嘴，趕上星期天我們改善生活領回面、肉包餃子，她都搶着為我們幫忙。平時我們在院中活動，老大娘就坐到門檻上看。我們練歌她當聽眾，我們聊天她撿笑。
“新四軍、山東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在當時可算是山東根據地最高文藝團體之一，其成員既有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革命，也有來自上海、北京、濟南的專家名人。原團長陸萬美曾擔任過“抗演六隊”隊長，後來接替他的張望同志是老新四軍。著名的作曲家李淦(水金)是我們的教導員。副團長黃燦出身於元老級話劇團體“南國社”。下邊的人也不弱，以“戲劇股”來說，股長白文來自上海，苦幹劇團的台柱之一，和石揮、張伐、黃宗江等同為“苦幹劇團”的台柱；副股長是新四軍中的藝術骨幹，能導能演，紅遍蘇中、蘇北，建國后當過兩個部副部長的丁嶠；鄭重是40年代紅遍南北的電影明星，布加里是聞名魯中魯南根據地的革命藝術家……在他們指導、帶動下，一批年輕同志經過努力學習和工作鍛煉，已顯露出藝術才能。其中不少人在建國后成了各自領域的名家。如畫家彭彬，詩人顧工，音樂界名指揮胡德楓，女高音歌唱家馬旋，書法家姜東舒，電影女導演董克娜，電影演員鐵牛，李玲君，孫永平……
文工團在陳家白庄這段時期，有幾件事值得一記：
一是迎接東江縱隊。1946年夏季，中國共產黨為促進和平嚴格執行和談協議，把堅持在廣東抗戰的東江縱隊調遣到山東來。山東軍民出於對廣東同志忍痛離鄉的同情與敬佩，作了充分迎接準備。東江縱隊是乘美國軍艦由廣東到煙台的。有人在船上受美國海軍的歧視與慢待，同志們為顧全大局忍住了滿腔憤怒。登陸後步行由膠東開往臨沂，幾百里路程；沿途都是彩棚戲台，歡迎的隊伍不斷，慰問的歌聲不停，相比之下山東軍民階級感情令東江兒女由衷感動。軍文工團的演出點設在臨沂城東四十里的相公庄，舞台就搭在大路邊。連續為過路的東江縱隊官兵演出了一星期。常常是台上演出台下喊號，官兵們用現學的北方話：“謝謝新戲官(新四軍)的同記(志)們啦，我們一定要跟你們一期(齊)保衛山東解放區，我們還要打肥老嘎去(打回老家去)……”他們的革命信念也激勵了山東軍民並肩戰鬥的決心。
二是文工團鼓勵大家除在本職工作上精益求精外，業餘時間也用來勤學苦練以增加點修養與能力。有人練歌，有人練畫，有人學習寫作。白文在這裏寫出他頭一個劇本《五蓮山》，顧工在這裏寫出了頭一個《發洋財》，董克娜、鐵牛、李玲君、孫永平都是在這裏第一次登上舞台的。
三，文工團把陳家白庄看做自己的家。排了新戲，照例先演給鄉親們看一場，聽取大家意見，然後才正式到部隊演出。鄉親們在看文工團節目中也提高了覺悟，當年秋天翻身群眾掀起參軍熱潮時，陳家白庄一次有十來個青年參軍，全被我們文工團接受。參軍青年披紅戴花，騎上扎了紅綢帶的馬；文工團同志組成樂隊秧歌隊敲鑼打鼓吹拉彈唱，從陳家白庄出發往南往西到羅庄一帶遊行一圈。出村時參軍青年從各自家中由鄉親送出來，回村時文工團領導帶隊迎接到歡迎大會會場，老同志幫他們換上軍裝，陪他們參加歡迎宴會，新同志親屬和村幹部全被請入席。從這天起陳家白庄才有人走進藝術隊伍，其中有好幾位後來都成了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的樂手、電影從業者和藝術家。也有在戰場上立下過戰功甚至光榮負傷落下殘疾后，轉業還鄉的，他們回鄉后又在家鄉經濟建設中做出突出貢獻。如我的老戰友陳進田、陳寶田，雖然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今仍在為建設家鄉而奮鬥不息。
前幾年我和老戰友顧工一起回陳家白庄看了一下，回北京后丁嶠、馬旋、彭彬都向我們打聽老鄉們的情況。轉眼過了半個多世紀，但對我們來說，只要一息尚存，絕不會忘記和羅庄一帶人民血肉相連的情義。
戰友陳金河
我在寫戰友朱彤心的時候，聯想起另一位戰友，名叫陳金河。
陳金河從1946年10月參加我們文工團，到1948年負傷離隊，總共一起工作了兩年多。可我認識他不止兩年多。他參軍之前我們團住在他們村，我就住在他家，對他有些了解。解放戰爭開始后，部隊擴軍，白村有十來個青年報名參軍，他沒報名。我們批准了三個人，當然也沒有他。那三個新戰士入伍的時候，村裡組織高蹺隊歡送，我們組織秧歌隊迎接。本村青年參加駐在本村的部隊，沒多遠路可走，拉不開陣勢，只好給新戰士披上紅綢戴上花，騎上高頭大馬，在周圍幾個村子遊行，回到本村，再由我們部隊迎接。陳金河是個玩社火的能手。能翻跟頭，會蠍子爬。踩在高蹺上能來鷂子翻身劈大叉。他扮白蛇，扮相又美，身段又活。這一路上他倒成了主角。不論到哪個村，大姑娘小媳婦眼睛只往他身上盯，參軍的青年倒成了為他壯威的。陳金河扭得很愉快，很盡興，絲毫沒有羨慕和妒忌幾個新、戰士的神色。
過了一個多月，部隊開拔了。我們是文工團，要帶幕布、汽燈、服裝之類，難免需用民夫。村公所派夫時，陳金河爭着要參加，說：“住的怪熱乎的，送他們一程。”一般的民夫只送一天，60里地。第二天他們回去，再由宿營的村子另派新人。但到第二天白村的人回去時，陳金河不肯走，說：“我腿腳好，再送一程。”於是他留下來，和新來的民夫一起又送了我們一程。第三天我們再走半站就到目的地了。他又說：“反正還剩二三十里地了，送到算吧。”又送了半天，他是老熟人，又如此熱情，又好像對待一般民夫那樣，開個證明就讓他走。團長丁世雄就索性挽留他半天，晚上請頓牙祭。晚上吃飯時，把他的三個老鄉找了來，把原住在他家的我們幾個人也找了來。飯菜放在院子裏一盤磨上，大家圍着磨盤站着，每人撅了兩根秫秸箭稈當筷子。
丁世雄說：“金河，你送了我們一程又一程，現在弄得我們真捨不得跟你分手了……”
陳金河說：“分啥手？打出來我就沒打算回去！”
丁世雄還以為他說笑話。就說：“說得輕巧，那你當初怎麼沒報名參軍？”
“我報名你要我嗎？”陳金河正經地問。
丁世雄覺得他要來真的了，忙說：“不行，咱不敢要。你是獨子，你媽又從年輕守寡……”
“我知道就是這麼個事，我義務長期支前，你管不着吧？”
丁世雄是善於開着玩笑處理嚴肅問題的，就故意把臉一板說：“支前要有鄉政府證明，拿證明來，咱歡迎，沒證明，回去。叫伙房給你十個饃饃當乾糧，拿着路上吃。”
陳金河從懷裏掏出個紙條條，啪的一聲放在磨盤上說：“給你證明，安排我的住處吧！”
丁世雄疑疑惑惑地打開紙條，大家圍上去看，當真蓋着紅色大印，是鄉公所開的證明。上寫：“陳金河自願支前當民工，希文工團分配工作，期限兩個月。在此期間政府按支前人員待遇照顧其家庭生活……”
證明信是真的。估計這信的來路多少有點蹊蹺，但已相隔了200來里地，無法去查詢了，只好先把他留下。從此陳金河就當上了民工組長。文工團經常有兩三個民工，不斷替換，陳金河就專門招呼這些民工行軍、吃飯、住宿。他自己也挑一個擔子，專擔團里的文件箱和團長的背包。團里幾次動員他回去，他都說：“還沒到兩個月呢！”戰爭形勢發展很快。將近兩個月時，我們已轉戰到了膠濟線，而臨沂則成了敵占區。陳金河明擺着回不去了。他仍是不聲不響擔那副擔子，既不提回家、也不提參軍的事。反正開飯一塊吃，行軍一。路走，同志們又送了他一身舊軍裝，實在看不出和我們有什麼區別。終於有一天，團長撐不住了，把我們班的人和白村參軍的三位戰士(兩個炊事員，一個飼養員)找去說：“你們看，是不是讓陳金河入伍好呢？”
我們說：“當然應該叫他入伍。”
團長說：“可他參了軍，家中就剩他娘一個人……”
炊事員陳友河說：“他來時就沒打算回去，他娘同意了的。”
飼養員陳寶河說：“太平年月他也是二八月庄稼人。倒是他娘養活他的時候多，他娘樂得他出來呢！”
他這一說，大夥才有點醒悟。在那村上住了半年多。對陳金河秉性多少都知道一些，他家只有一畝多地。按說地越少、越該伺弄得仔細，可他卻馬馬虎虎，鋤的不勤，收的不凈。麥秋過後小孩上他地里撿麥的最多，大秋完了上他地里摟地瓜的人也最多，人們問他：
“你怎不經心務莊稼？”他說：“猴腚大點地，再精細能多打幾升糧食？費那事干球？”
他家的生活多半靠他娘紡花、織布、縫蓋簾、編筐簍維持。他對他娘的勞作也很少幫忙。他娘倒是很壯實，很樂天，愛說笑，愛助人，雖然缺吃少穿，臉上卻從不帶愁苦相，也從沒聽她抱怨過兒子不成才。陳金河種莊稼不在意，但干“閑事”很有點門道，追個兔子，打個黃鼬，捕魚摸蝦，很少有空手回來的時候。
1945年臘月二十五，我去司令部送信。回來時天黑了，又下着小雪，路上一個人也沒有。白村莊北，有一片柏樹林，中間有座大墳頭像個小山包，村人習慣稱它叫“楊家罐”(也許是“棺”的訛音)，據說埋的是個明朝大官，叫“楊祭祀”，祭祀是什麼官，誰也弄不大清。總之那片柏樹林陰森森，儘管我背着條馬槍，走到那兒還是頭皮發緊。正走着，就聽樹林裏有人喊道：“誰？”
我嚇了一跳，趕緊把槍端起，拉了下栓問：“你是誰？”
墳地里就又喊了一聲：“你是小鄧吧？”
我聽出是陳金河了，就放下槍問：“你幹啥嚇人呼呼的？”
他喊：“你過來，快緊着，幫我個忙！”
我問：“你在哪兒呢？”
他說：“在楊家罐下邊。”
“你過來迎我呀，這麼黑，我瞧不見你！”
“我站不起來，能站起來還喊你干熊？”
我順着聲音找過去，發現他在墳邊坐着，背緊緊靠着墳包。
我說：“你咋了？腿傷了？”
他小聲說：“噓！我腚底下這個洞裏有四個狐狸。我一個人抓不過來。想等個過路的幫忙，等了一個時辰過來個婦道人家，我一喊她倒嚇跑了。又等了一個時辰才聽見人聲。原來是你。我的腿凍木了，腚也叫它們撓破了……”
他叫我在一邊堵着口，解下褲帶來。抬一下屁股，底下吱的一聲，他掐住一個狐狸的脖子，用腰帶拴上拖了出來。又一抬屁股，又拖出來一個來，用腰帶的另一頭拴了。第三個沒腰帶了，他用手掐着狐狸脖子把它拽出來，狠狠地往地上摔了幾下，狐狸不動了。可就在摔這第三隻的時候，另一隻從我這邊躥了出來，我抓住它尾巴，狐狸回頭咬了我一口。我一疼撤了手，叫它連躥帶跳地跑了。
陳金河跺着腳說：“你咋這麼熊包！叫你幫忙，你倒壞了我個事。”
我舔着手上的傷口說：“你沒瞧見手都給咬破了！”
“咬破手算啥，過兩天自己就長好了，我褲子還叫它撓破了呢，褲子破了可得花錢買哩！”
我說：“你抓到三個也行了。咋這麼貪心？”
他說：“這是一窩，要抓就得全抓住，跑一個將來它要報仇的！我受過它們報復……你沒看見嗎？凡抓野物的人，沒有不窮死的，它們祟亂你！”
我笑道：“你既迷信，為啥還抓這幾個？”
“我想不幹了，可拿啥過年呢？”他無可奈何地說，“你沒見俺娘這幾天那愁苦相么？”
他把三條狐狸剝了，皮賣給合作社，一半錢給他娘過年，四分之一買了胭粉參加辦高蹺。還有四分之一想買葯治屁股(屁股真的叫狐狸撓下幾塊肉去)。我們的衛生員免費替他抹了二百二。他就拿這錢做了條褲子。他娘織布，他卻不用他娘的布做。他說：“老人織布是賣的，不是給我穿的。我的穿戴，我個人想法兒。”
大家議論了一陣，一致贊成吸收陳金河入伍。又在支委會上討論一下，就決定了。丁世雄叫人把陳金河找來說：“組織上要我動員你參軍，你自己同意不同意？有什麼意見？”
他以為陳金河會跳起來說些感謝的話的。可陳金河滿沒動聲色，反倒說：“領導要下了決心呢，我現在就入伍。要還想考驗一陣呢，也沒啥，反正早晚也是這麼回事。”
“你還蠻有主意啊！”
“沒主意早叫你打發回去啦！”
他的職務是通訊員。只管照顧丁世雄的生活。演出的時候拉大幕，點汽燈。配效果，要演只喊一個“殺”字，端着槍衝鋒的群眾演員，他都搶着干。還跟着大家練聲、唱合唱，並且用白報紙釘了個本兒，學着美術組的樣兒畫速寫。他唱的、畫的都不像樣兒，沒露出在這方面的什麼天分。顯然踩高蹺時那點靈透勁真拿到專業團體來說不頂用。點汽燈，演幻燈。釘佈景這套活他掌握得很快，既有興趣，也有才能。打棗莊時我們繳獲了一架柴油發電機，燈光組長小江跟他兩個人鼓搗了一天半，居然把它弄轉了，而且接上線，點亮了好幾個電燈袍。新年聯歡會上，他們就用這幾個燈泡照明，演了一場晚會，雖然沒有汽燈亮(光線總是紅的)，可是真正的“電燈”，一按就亮，再一按又滅了。這本身就是節目，給台上台下的人都帶來了愉快。後來要進沂蒙山打運動戰，這個笨重的現代化設備只好扔掉，陳金河為此還掉了淚。
電燈事件引起團里對陳金河重視。朱彤心建議把他轉為文工團員。文工團員一般享受班排級待遇，算是“提干”。在戰鬥部隊，打仗升個班排長不是問題。文工團不行，要麼得有“特殊貢獻”，要麼得熬到一定時間，大家一塊升級。陳金河表現不錯，可不能算是“特殊貢獻”，只好先把他調到燈光組工作，仍是通訊員的職務。從此他歸燈光組長小江領導。
小江雖也是由通訊員提上來的，但他資格老，軍齡長，又得過朱彤心的技術真傳，就時常在陳金河面前擺架子。往往為了點小事就把陳金河訓斥一頓。我們看不過去，沒少給小江提意見，陳金河卻處之泰然。隨便小江多粗暴。他都不頂撞。
一天晚上行軍時，我和陳金河一塊跟着騾子照顧病號，在路上談了起來。我說他表現得很好，能忍住小江的亂髮脾氣，這不容易。
他說：“跟人學本事，受這點氣算個熊！比舊社會當學徒的強多了。我要沒這點打算，還不參加你們文工團哩。”
我問他為什麼非要參加文工團，他說：“從大里說呢，是要革命，打倒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窮人不受壓迫剝削。不過這是官話，誰都這麼說。往小里說，我自己有自己個人的打算，想改改門風。”
“咋叫改門風？”
他從他爺爺那輩講起來。
北方農村，一般都以多數居民的姓氏為村名。村民大部分姓張，就叫“張庄”，大部分姓李，就叫李庄。為什麼他們村都姓陳，不叫“陳庄”而叫“白庄”呢？因為早年這村上有幾家靠抄紙為生，牆上用石灰抹平，為的是晾紙。他爺爺那輩就抄過紙，自己有碾子有牲口，生活很不錯。
“你在俺家住過。日子不富裕，房子能這麼寬敞么？”
他家確實房子寬敞，有三間北屋、兩間西屋、兩間東屋。不過，三間北屋房頂上的瓦已揭下賣了，苫上了草。東屋山牆從頂到底一道大裂縫，除去放破爛。派不上別的用場。我們住他的西屋。西屋雖沒裂縫，可缺窗戶少門。我們掛了個草簾擋風，扎了幾根秫秸把糊上紙當窗戶。
他說自從民國十幾年，城裏的財主辦了個機器紙廠，造的紙又白又薄又便宜，把這些土紙作坊頂黃了，他家才敗落下來。他爺本不靠種地養家，就沒置下多少地。死的時候除了留下這宅子，只留下十來畝地。十來畝地，如果好好伺弄，也還可以維持中農水平。他爹受了他爺的影響，認為在土坷垃里刨食難有大出息，就把地賣了與人合夥做生意，往山裡販騾馬，從山裏往外收藥材。開頭幾年乾的還得手。可在日本進來那年，路上碰上了劫道的。三個劫道的拿着砍刀、扎槍劫他們四五個。別人一見，扔下財物就逃命了，沒傷着人，他爹捂着錢袋不肯撒手，跟劫道的扯把了一陣，叫人用扎槍捅破肚子，挑出腸子來才把錢袋給奪去。
劫道的說：“朋友，咱是謀財不害命的，你早放明白點，何苦傷這和氣呢？”
他爹說：“朋友，我不掙巴兩下，身上見見紅，我跟我自己交待不過去，這樣我才心安。”
劫道的見他有骨氣，扔下十元大洋，叫他當盤纏，雇個腳回來。他沒舍的花這十元大洋，硬是把腸子塞進肚子，用手捂着傷口走回家來。
金河他爹回家后又賣了三畝地，請個老中醫給他治傷。治了八九個月，大體上好了。老醫生囑咐他第一不要干費力的活兒，第二不能暴飲暴食，尤其不能吃肉。金河爹是個頭腦活、肚量大的人。不能長途販運，不能種地，總能找到謀生之路，他把喂的兩口豬殺了，讓金河娘蒸包子，他在集上看攤賣包子。這使他維持住了家庭生活，並且沒費多大力氣。守住了醫生提的第一條戒律。可他沒想到，賣肉包子對於一個忌口的人，也是個危險的行業。冒着熱氣，散着肉香的白面大包子，每時每刻朝他投出誘惑。胃口的翻動使人很難做到“拒腐蝕，永不沾”。果然，熬到八個月頭上他熬不住了。趁金河娘沒看見把一個破了皮的包子塞進了嘴裏。果然就創口崩裂一命嗚呼。這事在醫學上說得通說不通另當別論，反正金河爹死了。臨死留下了兩句話：一是勸金河娘早點嫁人，帶着他留下那點財產嫁個實誠人；二是孩子大了叫他闖世界，別死守着坷垃受窮。他說：“靠老實種地是熬不出頭的。”
金河他娘頑固地拒絕按第一條囑咐辦，卻嚴格地遵守了第二遺願：金河愛幹什麼由他去，並不把他拴在土地上。她靠紡紗、織布、做小手工業維持生活。
所以金河說：“別人蔘軍，頭一條想的是打倒地主剝削，翻身保田。我想打倒窮神，跟你們學點本事。全國解放了，我既有一份功勞，也學了一身本事，改換下土裏刨食的門風，過幾天富裕日子。”
金河的興趣並不只在點汽燈、做佈景一些工藝上，他也樂於學文化、學政治。這麼個散漫慣了的人，按說對軍隊的嚴格紀律難以適應，但他卻很自然地就習慣了。行軍時汽燈是用兩個木箱裝着、馱在騾背的，因此燈光組總要有人跟騾子走，以前這事由小江干。自從有了陳金河，小江擺起架子，把這活交給陳金河。1947年夏天，我們在魯南打一個縣城沒打下來，遭到了敵人大股增援部隊的反包圍，半夜我們趁着瓢潑大雨突圍，中途又遭到敵人伏擊，政治部的隊伍被衝散了(請原諒我說到我軍偶然失利的事。這種事戰爭中本來難免，但文學作品中卻是一忌兒我們突出包圍圈已經天明，見到了飼養員陳寶河，卻沒見到陳金河和騾子，陳寶河說，他們本是一起行動的，遭遇伏擊時，騾子被一發60炮彈打倒了，他從騾子身旁跑了出來就再也沒見到陳金河。估計陳金河可能和騾子一塊中了炮彈。我們一連五天，沒打聽到陳金河的下落。大家心情都挺沉重。第六天拂曉，我們強渡一條很寬的河。渡到對岸，敵機就發現了，向我們俯衝掃射。大家趕緊往高粱地里鑽。幾位女同志鑽進一片高粱地，轉眼間又格格笑着退了出來。丁世雄喊：“別出來，原地隱蔽！”她們寧肯冒險在路邊卧倒，也不肯再進去。一些男同志就從她們身邊鑽了進去。到青紗帳中才知道，原來有個大小夥子，渾身一絲不掛，躺在地壟里睡熟了。陳寶河去踢了那人一腳說：“起來，穿上衣裳廠那人揉揉眼坐了起來，把陳寶河嚇得倒退了好幾步，尖聲叫道：“你是陳金河魂呀，還是人兒呀？”
“我要是魂兒早把你掐死了！”陳金河咧咧嘴，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地說，“你的腿比兔子的還快，害得我好找了一夜！”
聽到陳金河的聲音，人們不顧敵機還在頭上盤旋，全湊了過來。連女同志也扔開習慣的禁忌，大大方方鑽進來了，嚇得陳金河趕緊原地趴下說：“女同志別過來，謝謝你們關心，我挺好，就是衣裳叫水給沖跑了，等我找件衣裳穿上咱再見面吧。”
不知是誰扔了件軍裝上衣給他，他像圍裙似的圍在腹部。說是昨晚上他一人摸到了河邊，看看沒有人，以為我們早過河了，就趕緊下河追。昨晚雨挺大，河水又深又急，穿着衣服走不動，就把衣服脫下頂在頭上。誰知一個浪頭把他打倒了，再爬起來時衣裳早漂得不見影了。我們說：“你怎麼不把衣裳抓緊些？”
他說：“咦！你們倒會說，我手裏還抱着那個東西咧！”他指指身後的草叢，人們才看到那兒放着盞汽燈。
這以後不久，他就人了黨，但仍未提干。陳金河自己對待提干也像他對待參軍一樣，既充滿信心又不慌不忙。“特殊貢獻”有時也要看機遇的。不久他的機遇來了。洛陽戰役時，我們全團都上最前線去做鼓動工作，留下他和兩個炊事員在洛陽城外一個村子留守。在前線上喊話，鼓動幹了一夜，天亮后團長叫我和一個姓耿的同志回留守處取綵綢服裝，準備做戰地演出。留守處村西有個廢了的破窯。還離破窯很遠，就看見窯外站着個當兵的，端着支***，面向窯門一動不動像個泥胎。走近了，看出是陳金河。我們喊他，他不做聲，只作手勢，招呼我們快到他身邊去。我們再走近些，就看到他腳下橫七豎八扔着七八條槍，幾個手榴彈。他說：“我這窯里捂着一窩狐狸，你們一人抄起一把槍來，咱把他們領回去。”
我們各找了一條槍，頂上了火。他喊道：“一個跟一個舉着手出來！誰要搗蛋我這槍子可不吃素！”
裏邊答應了幾聲，陸陸續續有七個敵軍舉着手出來了。陳金河問：“還有沒有？”
一個臉上有塊傷的大個子說：“還有一個傷的，兩個死的。”
“去個人把傷的背上，死的撂下，其餘的排成一列站好！”
那大個子就鑽進去背着一個頭纏了繃帶的敵兵出來。陳金河叫我們看着俘虜，他把地上那幾支槍的槍栓全卸下來插在自己皮帶上，然後對俘虜說：“一個撿一桿扛上，跟我們走！”
把俘虜押到村裡，初步審問了一下。他們說是昨晚從九龍台突圍出來一個連，叫我們部隊一阻擊，打散了。他們這一個班跑到這村頭，看天快亮了，怕被我軍發現，就躲進了廢窯，正商議下一步怎麼辦，突然從窯頂上飛下個手榴彈，吭的一聲炸了！當場兩死一傷。其餘的都嚇蒙了，聽到外邊喊：“把槍扔出來。不交槍要扔小包炸藥了！”他們趕緊把槍交了出來。扔出槍以後，又聽外邊喊：“現在你們就老老實實在裏邊休息吧，多咱喊你們出來再出來。”他們就在窯里老實獃著，天亮后從窯門下邊望望，才知道外邊就一個解放軍。
我們問陳金河，怎麼會跑去抓俘虜的？他說原是去解手的，蹲在地里，看遠處，有天幕作背景，比站着看得清楚，就發現有幾個人由西往東跑，頭上是大蓋帽子。他顧不上回去拿槍，皮帶上原插着顆手榴彈。就提着手榴彈悄悄緊迫上去。這幾個人走到窯跟前不見了。他估計是進了窯。他想他要從門口接近絕打不過他們，要在窯頂上居高臨下，既利於進攻又便於隱蔽。就從窯背面爬上去。把耳朵湊到煙口上一聽，敵人正在爭論是繼續跑還是先隱蔽下來。有人說馬上天亮了，再出去容易叫八路軍看見；有人說躲在這兒也不安全，要叫八路發現連隊形也展不開，沒有還手之力，還不如硬衝出去好。陳金河心想：他們一出來一個人可就捂治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顆手榴彈扔下去再說吧！手榴彈一炸，裏邊亂了營。陳金河一喊裏邊就嘁哩咔啦把槍扔了出來。陳金河趕緊跑下去，撿起一支***封鎖住了窯門口。
陳金河一個人俘虜敵人一個班，上了部隊的前線小報，立了二等功。丁世雄趁機把提乾的報告打上去了。
打完洛陽，我們到黃河北休整了一個多月，然後又南渡黃河，準備打開封戰役。經南渡河時我們是半夜渡的河，陳金河拉着馱汽燈的騾子和炊事班乘一條船。黃河中流，浪大水急，濤聲震天。騾子受了驚，又叫又跳，這在船上很危險。他不顧一切夾住騾子的頭，騾子掙扎，***撞在船幫上，走了火。槍一響，騾子倒安靜了。大家這才鬆了一口氣。可是船靠攏南岸時，陳金河沉着地說：“你們把騾子拉上去吧，我上不去了。腿打斷了……”
陳金河隨船回到北岸，進了後方醫院。提乾的報告批下來時，他已複員回家當老百姓了。
1960年前後，我在京郊挖河的工地上改造。丁世雄託人帶來一封信，說陳金河來找過他。家中生活困難，請老戰友們周劑他一下。他找了幾個人，給他湊了30斤糧票，100塊錢，打發他走了。因為知道我的狀況也不好，所以沒有通知我。我有點心酸。
“*****”初期，我在北京車站，碰上了臨沂來串連的人。其中有個20多歲的年輕人，是跟陳金河鄰村的人。我就打聽：
“你認識白村有個叫陳金河的嗎？”
“那個瘸子？誰不認識他？”
“他怎麼樣？”
“完蛋了！”
“死了？”
“還不如死了呢！蛻化變質，成了個二流子。集體勞動不參加，整天背個土炮打兔子！聽說隊裏分東西，比誰去得都快，糧也好，菜也好，那怕分兩個生瓜蛋子，沒他的也不行。給少了他還拄着拐杖罵，拍着那條瘸腿說：‘老子這腿是狗咬的？我看誰敢少給我！’他兒子兒媳嫌他丟人，跟他分開，前幾年下丁關東了。他女人陪着他受不住挨餓，也找兒子去了。現在就是他媽跟他在一塊窮混！”
我驚異地問：“他娘還活着？”
“活着，也不是好東西，當過賣包子女資本家，現在剝削本性不改。不參加隊裏幹活，縫蓋簾，編筐，還上城裏擺攤賣茶，專搞資主義這一套，前些天我們把她揪出來鬥了！”
我說：“唔，鬥了又怎麼樣？”
“她老實點了，不敢再發展資本主義了。可陳金河天天上隊裏來要救濟糧了。支農的軍宣隊有派性，偏着他，說他是殘廢軍人，沒有餓死的罪過。叫隊裏給他糧！他當的是陳毅的兵！為錯誤路線賣命的餓死了不就臭塊地嗎？憑什麼給他救濟？”
那正是人與人之間老死不敢往來的時代，這消息我無法向別的老戰友專遞，只能自己悄悄地感慨一番。過了幾年，“***”倒了，我還未回到工作崗位，有一段比較自由又無所事事的時期。於是就找一些從牛棚、狗洞、大牆、幹校出來的老同志，互相走訪起來。我和丁世雄結伴去草橋看花，路上說了陳金河的事。他嘆口氣說：“這些年我們都自身難保，誰也顧不上誰，他還能跳着腳罵，還有要求救的勇氣，看來比你我還強點呢！看以後吧！以後我們狀況若有進一步的改善，應當關心關心他，到底是一個戰壕里趴過的呀！”
以後我們的狀況都改善了，而且改善的速度、程度都比預想的要快要高。老丁當了副部長，我也又拿起筆來寫小說，但誰也沒有認真地去打聽陳金河的情況。我開脫自己說：“剛剛恢復工作，先得干出個樣兒來再顧別的。”後來，聽丁世雄說，他問了山東的同志，說山東農村的情況大為好轉，我就又找到了自我解嘲的借口：“既然農村普遍的都形勢大好，陳金河的狀況想必也好轉了，不然他會來找我們告狀的。”
春節前夕，突然接到丁世雄來的電話，叫我星期天上午在家等他，有事情和我商量。
星期天早晨8點，丁世雄到了。他說陳金河到了北京，他們通過一次電話，約好了今天拉我一同去看他。我問：“他來有什麼事嗎？”
“他說一來看看老戰友，二來求咱們幫點忙。幫什麼忙，見了面再說。”
“也許這老兄混的還不怎麼樣！”
丁世雄說：“一個殘廢人，又沒文化，又沒家底，混好了也確實不易。忙咱們要幫，可也要勸勸他，不能再那麼弔兒郎當、又臭又硬。”
來到門口，看見停着一輛出租汽車。丁世雄辦私事從不用公家車，但也從來捨不得叫出租車，他是月月買月票的。我說：“這是你為我雇的？”
他說：“陳金河的山東話我有點聽不清楚，他說住在花園村一個什麼招待所，那地方又遠又偏僻，不知該坐幾路車。再加上要接你，索性叫個車好了。”
“到底什麼招待所呢？”
“那地方不會有幾個招待所的，到花園村一打聽就行了。”
上車以後，我們告訴司機，去花園村，並且問他可知道那兒有個什麼招待所，司機說：“可能有個工會的招待所吧。附設在工人幹校里。”
我們想大概就是這個。
從勁松到花園村，走了足有一小時，因為星期天，這一路除去鬧市就是去紫竹院、動物園的必經之路，到處受阻，好容易到了花園村，並且找到了工人招待所，登記簿上沒有這個客人。
我們問招待所的工作人員：“附近還有什麼招待所嗎？”
“沒有。”
“旅館呢？”
“西邊有一家紫玉飯店，才開張的。”
我們說：“到紫玉飯店看看。”
司機把車發動后，問我們：“你們要看的這人是華僑嗎？”
我說：“是華人，可不是華僑。”
司機說：“八成不會在那兒。”
往西拐了兩彎，仍不見有旅館模樣的建築。我問司機：“這紫玉飯店在哪兒？”
他一指右前方說：“那就是。”
右前方是一片古典式的青磚瓦房，雕樑畫棟，很像是個整修過的明清王府。丁世雄一看就大笑起來，連說：“停下停下，調頭別處再打聽去吧，我們這位華人朋友不會住這兒的。”
車子停下來。正準備倒車轉頭，一個拄着拐杖閑遛的老頭湊了過來，把頭往車裏窺視一下，司機忙喊：“讓開，我要倒車，小心軋死！”
那老頭卻不理他，敲着窗戶喊道：“丁團長，咋才來？下來吧，到了……”
我們倆辨認了半天，才認出來這老頭當真是陳金河。按年紀他比我大，比老丁小，可看去卻滿頭白髮，一臉皺紋，比我們倆全要老出幾歲。
我們下了車，問陳金河：“你住在哪兒？”
他指指那片“王府”說：“不就是這兒嗎，電話里說了半天咋沒聽清楚呢？”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竟不知道還有這麼個飯店，八字粉牆，虎皮石牆基，月洞門，抄手游廊，蘇式彩繪，京式宮燈。遠看像神仙府，近窺似帝王家，好一片豪華氣派。陳金河領我們走進一間客房，裏邊沙發地毯衛生間、空調彩電彈簧床，竟是北京飯店的規格，民族飯店的設備！
我和丁世雄互相看了一眼，都露出驚訝的神情。丁世雄問道：“你怎麼住到這兒來了？”
陳金河說：“我下了車先找鐵道部的一個老鄉，叫他幫我安排個住處。他就安排我上這兒來了。他叫我住哪兒我住哪兒唄！我看這北京的招待所擺設還就是不錯哩！”
我說：“想必是他花錢招待你了？”
“誰說，俺住房子人家花得着錢么？我個人拿呀！”
丁世雄問：“你知道這房子一天多少錢？”
陳金河說：“不知道！我還沒打聽咧。”
陳金河出門找人沏茶，我看看老丁，忍不住大笑。
我說：“好了，不光有個陳奐生進城，這又出來個陳金河進城！可見高曉聲不是瞎編的。”
老丁看了一眼桌上的住房須知，吐了下舌頭說：“這房子一天45元！你還笑呢，回頭這筆錢你怎麼出哇！”
我這也才覺得事態嚴重。
老丁皺皺眉說：“這樣，呆會兒我打個電話，叫我們部里招待所給他預備個床位，今天就讓他搬走。前兩天的房錢咱倆包了吧！老戰友了，有什麼辦法呢……”
陳金河叫來個服務員，提來了開水，並為我們沏上了茶。
陳金河說：“我跟我兒子一塊來的，他今天出去辦事去了，就咱們老同志一塊拉拉呱挺好，你們倆怎麼樣？”
我說：“老丁陞官了，副部長！”
陳金河說：“在電視上我見他跟外賓一塊吃飯啦，要不往車裏一瞧就認出來了，你呢？”
老丁說：“他比我強，自由自在，你怎麼樣，比以前強點？”
陳金河說：“多少強了點。”
我問：“還背個槍打兔子？”
“還打，比先前打的少了，沒功夫了！”
老丁說：“你也包地了？”
陳金河說：“前兩年包了點，去年起我把地又退了，種地沒多大出息。”
我問：“那你幹什麼？”
陳金河說：“跑運輸哩，我這兒子下了幾年關東，學會了開汽車，我包了輛大解放，他開車。我辦業務。”
丁世雄問：“收入還可以嗎？”
陳金河說：“湊合啦，我這回來就是找你幫個忙，買兩樣東西。”
丁世雄說：“你說吧，只要能幫忙的廠。
“頭一個，彩電！”
老丁一笑，指指我：“你找他！”
我說：“我剛從國外帶回來個20英寸的，可以讓你先抱去！”
“一個幹什麼使？”陳金河把眼一瞪，“買一個彩電我用着上北京來一趟？”
“你要幾個？”
“4個！”
丁世雄說：“你要販賣去呀？”
“買還買不着呢，我能賣它？你放心，咱是黨員，投機倒把的事咱不幹！”
丁世雄說：“你還要買什麼？”
“！汽車！”
“大解放？”
“不，小轎子。紅旗咧、奔馳咧都行。”
“噢，你說要舊的，人家處理的。”
“要舊的幹啥？新的。俺娘老了，我腿不好，閑下來想叫兒子拉着俺娘倆到處轉轉，不要舊的。”
我拍拍他腦袋說：“夥計，醒醒，說夢話啦！”
“我清醒着呢，咋說夢話？”
丁世雄說：“要不就是我們倆做夢吧？”
“誰也沒做夢！”陳金河說著掏出鑰匙，打開衣櫥里一個皮包，拿出兩張紙來。一份是和北京一個土產公司訂的山貨和藥材運輸合同。另一份是向鐵道部訂租車皮的議定書。他告訴我們，去年的合同已經完成丫，他掙9萬，今年比去年的運輸量大了一倍，已經完成20％了。
“夥計，你當我是吹牛的？咱不是廢物蛋呀！”
我說：“可前些年聽說你隊裏的活兒一點也不幹，光扛個槍打兔子！”
他說：“干一天我掙不來一合洋火錢，出那個力干熊啊？政策合適了咱不是吃乾飯的！當年咱參軍為啥哩？就為了有一天得到憑本事挖掉窮根的機會。誰知道全國還沒解放，槍走火，打掉了我一半力氣，全國解放了，政策又走火！這下子又失掉了我的心氣。革命還有越革越窮的理嗎？連俺娘茶攤也成了資本主義尾巴了，這輩子還有盼頭嗎？還不許我罵幾句？你問問現在我還罵嗎？我喊共產黨萬歲還喊不過來呢！過年的時候，我糊了燈籠，寫上‘***萬歲’，打着它在街上走，支部批評我說這不合政策，這叫‘個人崇拜’，我把它拿回家，掛在我床頭上。不許個人崇拜！還不許我一個人崇拜？”
我們兩人笑，他自己也笑。
我們問他這幾年怎麼過的？他說剛實行包產那一年，他兒子、兒媳婦、老婆還都在東北。家中只有他和她老娘，兩人加在一塊不到一個勞動力。好地他不敢包，包了他也種不好。村北河邊有一片鹽鹼灘，少說有一頃地，村裡說50元錢就包出去，可50元也沒人認。幹部們就說，陳金河是榮軍，包給你吧！你要有收成，愛給多少給多少，要沒收成，一個子兒不要你的。他記得小時聽他爹說，鹽鹼地可以長葵花，他用殘廢金買了百十斤葵花籽。不拉溝不分壟，漫天揚場地把它們全撤上了！沒想到一陣雨水過後出了苗，這下可給他帶來了希望。他就拄着拐棍認真去伺弄它們，到秋天一下就收了幾千斤葵花籽，頭一年就發了個小財。他按隊上出的價加了三倍，閃了200元錢，寄了1000元給他兒子當路費，叫他們回來。
他說：“你寄封白信，說家鄉變好了，叫他們回來，他們信嗎？一百張大團結寄去，比什麼都靈。他們拉家帶口全回來了！”
這一下他就增加了三個勞動力。老伴種地比陳金河強，兒子會開拖拉機。陳金河一年發家，有了名，也有了信用。便向銀行貸了幾千元，加上自己的余錢，買了架帶拖斗的小四輪，第二年下來他純收入就是兩萬多元。這時，公社進行體制改革，決定把一輛130卡車承包出去，陳金河索興把承包的地改為苗圃，專種樹苗，由他老媽和老婆照顧。把卡車包下來交他兒子駕駛，小四輪拖拉機由他兒媳婦駕駛。卡車跑長途，拖拉機跑短途，陳金河拄着拐棍專門聯繫業務。以前陳金河背着槍打兔子，轉遍了四鄉，也算“名人”，如今成了致富能手，大會上作典型發言，報紙介紹先進事迹，又成了“紅人”。熟人多，路子廣，承攬運輸業務十分便利，他又給自己定下了幾條原則：凡是公家運輸公司不接受的業務他一律接受，凡是群眾急需的任務，他降價包運。公家的汽車隊，零擔貨不運，地方偏僻不運，路不好走不運。他全運。趕上春天送糞，社員忙不過來，或是上黃河出河工，路遠又不通車，他免費服務。他救別人的急，別人有肥活也惦着他，永遠不愁沒貨運。搞運輸去的地方多，知道各地商品行情，他也集資買賣土產，長途販運。從山東買了柿餅、核桃、大棗送到南方，從南方買竹子、南貨帶回山東。三弄兩弄，他竟成立起個貿易運輸公司來，請了個回鄉知識青年當經理，他當副經理。新經理一上任就請人辦了個汽車司機學習班，招本村的高中畢業生學開車，又買了兩輛大轎車，專跑泰安、曲阜、青島幾個旅遊點，在每個地方都租了房子，招村裏的半勞力當服務員，兼營小客店。客店不求贏利，專作乘他的車旅遊的人免費提供住處。他的車票和長途公共汽車一樣，別人就搶着坐他的車，兩年下來，幾十萬的純利到手了。現在兗州到石臼所的鐵路快修通了。他們估計臨沂要繁榮起來，來往客人會增多。現在還沒發展城內的公共交通事業，他想先弄輛轎車試試，看弄個出租車公司可行不可行……
我和丁世雄簡直像聽“天方夜譚”！只從他那熱烈、興奮的神情上，說話的口氣上，才相信這是幾十年前拉騾子、挑擔子、點汽燈、拉大幕的陳金河！
將近中午，他兒子回來了。他說在食堂給我們定了飯，我們也就不客氣，一起去了食堂。
他這兒子，猛一看沒一點和他相似之處。30來歲，膀闊肩寬，帶着汽車司飢常有的豪爽勁。我們四個人，他竟訂了一大桌菜，而且買了進口的煙酒，也許我們都是他父輩的人，我們說話他極少插言。話題又說到電視機時，我問他：“4個彩電，一定有一個是給你買的羅？”
他說：“俺爹沒打我的份，我也不靠他買！”
“我不信廠。”
兒子說：“隊裏一個，幼兒園一個，文化站一個，他老兩口不還要一個？能有我的嗎？”
老丁問：“噢，你是替隊裏買的？”
他兒子說：“俺爹送給集體的，這是他的整個計劃的一部分，去年他在莊上修了個開水鍋爐，冬天免費供應全村用開水，前年他給小學校打了60套新桌椅，過年時……”
“少說幾句，沒人把你當啞巴賣了！”陳金河斜了他兒子一眼，他兒子不吱聲了。
我說：“老戰友了，告訴我們這些怕什麼？”
陳金河搖搖頭，本來喝酒喝紅了的臉，卻透出了紫黑色。他嘆了口氣，呷了口酒，說道：“前些年，太窮了。也看不見個希望，我就破罐破摔，沒皮沒臉的混，成了黨的浪子，群眾的累贅！如今，如今我這個黨員也得起點作用了，我當年入黨時也是宣過誓的咧……”
他的眼轉起淚珠兒來，為了掩飾自己，他趕緊端起杯勸我們喝酒。
分手的時候，已是半夜。勸他換旅館，替他付房租的事我倆誰也沒提。丁世雄認真地說：“想想辦法，彩電、汽車都替他想想辦法。老戰友了……”
1985年3月20日於北京
服從命令搞創作
52年前，新四軍宣傳部編的小刊物“歌與劇”上發表了個相聲腳本“國大代表”，署名“鄧友梅”，主編張拓同志給我一斤柿子，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作品，拿到的第一筆稿費。
人們問我什麼原因引起寫作的慾望？其實我根本沒慾望。上級命令，不寫不成。
1946年，我在新四軍當文藝兵。奉命演戲，奉命唱歌，奉命點汽燈。抗日戰爭剛勝利，我們跟全國人民渴望過幾天和平生活之時，國共兩黨和平談判卻告吹了，蔣先生甩開政協協議召開“國大”，在解放區引發怒潮。文工團要在群眾聲討大會演點快板、活報劇之類小節目助興。領導對我說：“你平時貧嘴瓜拉舌的挺能白話，用到正道上去，編個節目諷刺偽國大。”我說：“咱們不是正在排宋之的先生的《群猴》嗎？”他說：“那是正經話劇！要搭台演出的，那用你嗎？要你編的是在街頭路邊、聯歡晚會上用的。不用多深刻，只要能揭、露敵人逗笑觀眾就行！”
我只念過四年書，識字有限，可是演過戲，戲演多了肚子裏有水詞，出敵人的洋相也不必有什麼顧忌。我在發揮充分的想像力狀態下連說帶比劃，編了個化裝相聲就叫“國大代表”，拉出去在群眾會上一演還真叫座。我們團老作家張拓同志兼任“歌與劇”主編他正找演唱材料發表，看了演出就叫我把詞抄到紙上送給他。我說：“有的字我會說不會寫。”他說：“不會寫就空着，我給填上。”就這樣完成了我的處女作。因為有不少字是他給我補上的，所以他給我柿子時還留下兩個自己吃。
後來戰爭打起來了，文工團由搭台演戲改作火線鼓動工作。白天打仗出英雄事迹，晚上我們編成快板歌詞演出。行軍時則要隨編隨唱。部隊在路當中行軍，我站在路邊看。看見走來的是炊事員，順嘴就編：“炊事員飯菜做得香又香，大蔥煎餅白菜湯，同志們吃了打勝仗，又抓俘虜又繳槍……”戰士們不管這有沒有模仿痕迹抄襲嫌疑，聽見唱的是他們，馬上樂得合不上嘴，一邊喊口號：“謝謝文工團同志打氣廠一邊加速前進。我見收到效果，也打心裏高興。感到總算為戰爭盡了份責任。宣傳科需要文藝材料編戰地小報，我記錄下一段交給他們，油印出來，我就成了撰稿人。
那時候問我：“為什麼寫作？”我只會說：“服從命令。”但事過半個世紀。我才發現雖以執行命令開頭，但堅持到後來就有了主觀因素。事實是我愛上了這種勞動方式，它能體現自己的存在價值。
全國解放，進入和平建設環境，再唱‘‘炊事員飯菜做得香，又抓俘虜又繳槍”沒有人聽了。我奉命換一種生存方式，從演出團體調到了雜誌社。好在編快板編小說都是在“編”字上下功夫，我學起來總比學數理化容易點。就照葫蘆畫瓢寫起小說來。1951年，在趙樹理同志編的《說說唱唱》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
這時問我：“為什麼寫作？”
我的回答是：“木魚改梆子，將就材料。人總要有一技之長。學別的沒條件，只好寫小說。”
寫到1957年，惹出禍事，奉命停筆，改作體力活勞動。“文革”中在造反派關照下當了10年反面教員，本以為除了寫悔罪書不會再動筆。後來“***”垮台了，***同志領導撥亂反正，又給了我藝術上第二次生命。寫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寫不寫是態度問題。國家和人民的恩德無以為報，只好又拿起筆來。
難忘“七戰七捷”——觀電視劇《七戰七捷》有感
我是懷着感動和感謝的心情看完電視劇《七戰七捷》的。感動，是因它寫得好，準確真實地再現了我軍這段光榮戰史，寫出了我黨我軍領導者統籌全局、靈活堅定、英明果斷、團結民主的風範，成功地塑造了毛**、朱德、陳毅、粟裕等無產階級軍事家的偉大形象。感謝，是因為李傳弟、梁泉兩位戰友完成了我無力完成而嚮往已久的心愿。粉碎“***”后，“新四軍老戰士合唱團”在大會堂表演完，粟裕同志走上台來問候大家時，一位戰友就對我說：“你應該寫寫‘七戰七捷’！”我沒有金剛鑽，不敢攬這件大瓷器，可是我希望早日能有人寫出來。
“七戰七捷”不是一般意義的“勝仗”，是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我們被迫自衛的“首戰”。三年解放戰爭，勝仗我們打得不少，萊蕪、魯南、孟良崮，規模比它大，戰果比它多，但那時我們已有大兵團打運動戰的經驗。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已成為全體指戰員的共識。“七戰七捷”時，我軍剛從“反圍剿、反清鄉”狀態中走出來，因此，它在戰略、戰術上帶有開創性！
抗戰8年，新四軍浴血奮戰，在江南、蘇中、蘇北，從侵略者手中奪回大片地區，開闢了敵後根據地，建立了民主政權。減租減息，發展生產，人民參政，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物質生活都得到極大改善。日本投降時國民黨軍隊大部都還縮在大後方；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呼聲高漲。蔣介石既要敷衍民眾，也要取得調運、部署部隊的時間，請毛**去重慶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中國共產黨真心希望和平，顧全大局，忍痛把一些根據地讓了出來。當時，我和梁泉同志在新四軍文工團，迎接廣東撤來的東江縱隊，慰問過浙江、江南北撤的部隊，是含着眼淚工作的。可是國民黨軍隊被美國軍艦、飛機載運到作戰位置后，就毫不手軟地朝我們開起火來！1946年3月26日，劉峙指揮8個整編師外加兩個旅，共22萬人，在中原向我新四軍五師發起突然攻擊！接着蔣介石在南京向我代表團發出最後通牒，限期要新四軍撤出蘇中，蘇北，退到隴海路以北！同志們怒火填膺，紛紛寫決心書，要用鮮血保衛我們的戰鬥成果，保衛根據地人民。可是形勢不容樂觀。從全國說，國民黨部隊有430多萬人，主力部隊都已換成美式裝備。我們只有裝備落後的120多萬正規軍。從地區說，蘇中前線國民黨有5個整編師外加交警大隊，共15萬人，而我們只有3萬人。裝備敵強我弱，人數我少敵多。
“七戰七捷”，是我黨我軍統帥部、領導人之間團結無間，實事求是，講科學，講民主，講黨性之捷；是我軍指戰員勇猛頑強，前仆後繼，為正義而戰之捷；是根據地人民同仇敵愾，保衛自己的生存權，民主權之捷！在這樣的英雄軍民面前，任何貌似強大的敵人，揮槍舞劍、氣勢洶洶也罷，口沫橫飛、指手畫腳也罷，都只能落得個丟盔卸甲、兵敗如山倒！
電視劇《七戰七捷》藝術地再現了這段輝煌歷史，其作用是很大的。它讓過來人不忘前輩對我們的言傳身教，繼承革命傳統，永葆戰鬥青春；讓後來者體會創業之艱難，知道幸福生活得來不易，珍惜它保衛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團結在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祖國為人民建業立功。
梁泉和傳弟是我的老戰友。他們年大之後，離而不休，以筆代槍，頑強拼搏。《七戰七捷》寫得既合歷史真實，又有藝術魅力，叫人看得有戲有益，有趣有嚼頭。最可貴的是塑造出粟裕這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毛**、周恩來、陳毅等一大批革命領導人形象，都寫得性格飽滿，有聲有色。
初進上海
從電視上看到，南京人在舉着火把慶祝大軍渡江35周年，這才想到，過長江、打南京、進上海，已是1/3世紀前的事了。
35年前4月22日晚上，我們到達八圩港待命，同志們站在岸邊，望着那浩浩蕩蕩的一江春水、望着江南的火光，真是感慨萬千。“我們要過江了！要解放全中國了，要成為國家的主人了！”勝利者的喜悅和自豪使我們久久不能入睡。大家坐在江邊談了多半夜，談話的原詞句我已記不清楚，但是那中心內容，我並未忘記。說起來慚愧，竟連一句電影上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說的豪言壯語也沒說。大家這一時刻，對國家、對民族的使命感是十分強烈的，但由此引出的問題最多的倒是談自己和別人的缺點。因為同志們心裏的一個共同感覺是“勝利來得這麼快，自己太缺乏準備。怎麼能帶着這些毛病過長江去呢？過了江我們每個人在群眾面前都是黨的代表、都是軍隊的代表。咱這樣兒行嗎？”
23日下午，我們渡過江，到了江陰，隨後是進常州、進蘇州。在我的印象中，那一陣每個人都突然尊重起自己來了。本來一向軍風紀不整齊的人，注意起自己的皮帶扎得正不正，綁腿打得緊不緊了；本來愛調皮說怪話的，變得嚴肅莊重了；本來生活上有嬌氣的女孩子，這幾天竟然比在艱難的環境中更能吃苦了。而且，大家的脾氣也好了起來，互相間團結的氣氛也更濃，不大發生在吃敗仗時(請原諒我的實話，我們的隊伍偶爾也會打敗仗的)同志間說句笑話就火冒三丈的事了。
這樣一種自尊自愛的情緒引出很多好人好事。
至今上海一帶的老人，回憶起解放軍進城時，那種嚴格的紀律性，高度的自覺性，仍然讚不絕口，怕都和這種情緒有點關係。別人當時怎麼想，我不清楚。我自己經歷的幾件小事是記憶猶新的。1949年5月25日晚，我們從蘇州的木鎮出發，乘卡車奔赴上海，從半夜就下雨，路上車馬又多，一路總拋錨，直到第二天天黑才從造幣廠那邊進入上海，雨還沒停，不知為什麼又在上海市內兜起圈子來。上海人十分熱情，卡車每在一個地方停下，不知從哪裏就會聚集起一堆人來，圍着車子鼓掌，呼口號、扭秧歌。走到金神南路，車又被群眾圍住，喊跳之後，有人站到卡車前發表起演說來：“1945年國民党進上海時我們也這樣歡迎過，可是他們叫我們失望了。我們拋棄了他們。希望今天這個歡迎會不再帶來失望，希望共產黨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好領導，希望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時我們都很年輕，被群眾的情緒激動得熱血沸騰，也跳到車頂上去講話：“我們是人民的隊伍，我們永遠和上海人民團結在一起，建設新上海！”這樣跳呀，喊呀，走走停停，直到後半夜才找到個駐處，竟是靜安寺路湯恩伯的公館。
這是一處極精緻、極富麗的住宅。一切設備在那時代都是最先進的了。司令先生走得倉促，室內一切都原樣沒動，餐柜上擺着菜點、廚房裏放着整箱的法國名酒，冰箱中有現成的各種食品。牆上掛的，桌上擺的，箱中裝的東西且不說它。當時正逢夏天，各個房間裏都擺了幾把團扇和摺扇。每把扇子上的畫幅和詩詞看落款都出自名家。試想一下，若在“*****”期間，這麼個華貴官邸，又確切無疑是敵產，突然闖進上百名餓了一天一夜、淋得透濕冰冷的造反派老爺會出現什麼景象？當時這些大軍——真正在火線上和敵人拼過命的“大軍”，不是“文化革命”中專拿皮帶、木棒凌辱革命者的“造反大軍”們，一連住了幾夜，整幢房子連一塊糕點、一把扇子也沒有丟失。檢查紀律時，只發現放在地下室一個桌上的半瓶“威士忌”挪了位置。追查的結果，是一個戰士見上邊都是洋字，以為是藥水，拿來要為一個戰友治咳嗽，發現不靈，賭氣把它扔到窗外草地上去的。解放軍的紀律當然是嚴的，但再嚴的紀律，若不自覺遵守，也等於零。那一天，別人怎麼想的我不知道，我在餓得發暈、房中又只有我一個人時，看見床頭桌子邊那一盤糕點，實在想吃，甚至饞得有點睡不着覺。只是覺得一個革命者、一個肩負解放全中國重任的戰士，伸手去摸那東西太丟人，太不自愛，才忍下了要吃的慾望。
過了一天，蘇州河北解放了。我們移駐到新雅酒店。文工團要演出，領導派我去買幾盒化妝油彩來，我們以前用的油彩，是金城工業社出品的。我一出新雅酒店的門，就跟人打聽金城工業社在哪裏？人家告訴我在打浦橋，(也許是提籃橋，記不清了)我又一路上問打浦橋在哪裏？走到外灘公共汽車站，我向公共汽車司機打聽路，那司機說：“不用問了，你乘我們車去好了。”我說：“我沒錢買票。”(因為領導給我的錢是買油彩用的，沒說可以坐車)車上好幾個乘客便說：“上來好了，歡迎解放軍，我們替你買。”我再三謝過他們，仍然步行走了下去，路實在遠，而且又熱又渴，那汽車對我很有誘惑力，但又感到，走下去，雖然累，心裏倒是踏實、欣喜的。
這兩件小事，我從未對人說過。覺得說出來實在顯出我這人精神境界不高，政治上也幼稚。後來乾脆連想也不再想起它。“*****”中，造反派封我為牛鬼蛇神，叫我給他們用板車拉取暖的煤。派來與我同拉一輛車的，是位上海出來的老藝術工作者。
路上悄悄談起當時許多怪現象，他感慨地說：“上海解放時，我才20幾歲，是自動冒着雨跑出門去迎接解放軍。那時的解放軍和從解放區來的幹部是真好，群眾怎麼會不愛戴？辦的每件事都為群眾着想，人民怎麼會不擁護？那股勁頭要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國該是怎麼個樣子啊！”於是我又想起這兩件事，並且覺得也並不見得精神境界多麼低下和政治上如何幼稚了。對於信仰的理論，那種虔誠態度，那種一絲不苟、身體力行的作風，究竟是好的。即使所做的事細小瑣碎，也比那說空話說假話言行不一的好；那種革命者的自尊感，儘管難免還有幼稚、簡單之處，究竟要比造反派們把別人不當人，把自己也並不當人的野獸哲學光明正大。
那天我拉完車回到牛棚，我又想起在上海金神甫路的那場即興演說，我想。我們那時太單純，真正缺點在於天真輕信，沒想到在我們隊伍里還混有張春橋、***之類劣種！我想，中國共產黨並不只是由我們這一批毛頭小夥子組成的，想把我們的黨和軍隊搞垮怕還不會這麼容易！可惜我不一定會看到雨過天晴的日子了。
但事情並不像我想的這麼悲觀，老一輩的革命家們，竟以閃電的速度、霹靂的聲勢，迅速果斷平息了這場災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我們又重新獲得了發言權。今天如果在原來的金神甫路那條街上，又碰上35年前參加過那個即興歡迎會的人，我們可以挺着腰板來大聲講，當年他們的希望沒有落空，我們的諾言不是空話：“共產黨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好領導，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
開國之日在南京
來到這個世界上已過了兩萬多個日夜。但留下清楚印象，能久記不忘的日子屈指可數，粗估一下絕占不了總數的千分之一。其中有一天就是1949年10月1日。
那一天我在南京，當時的身份是新華社華東海軍支社的見習記者。
我說的“久記不忘”，不是指天安門上的開國大典，南京人民的慶祝遊行。這個誰也記得，印象都差不多。難得的是還記着幾件只與個人有關的小事。
早已得到通知，作遊行準備，10月1日早上集合好遊行隊伍在本單位門前聽廣播，只等毛**一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馬上就開始遊行。這早上我和海軍的隊伍站在前“交通部”門口聽廣播，聽完毛**的講話，還沒動身，電台又現場直播起天安門前遊行的盛況：“走在隊伍最前邊的解放軍海陸空三軍的儀仗隊……海軍部隊穿着嶄新藍色軍裝正接受檢閱……”說到這裏，別的隊伍還沒反應，海軍的隊伍卻響起一片歡呼。歡呼后就急着打聽誰知道新海軍軍裝是什麼樣？(當時華東海軍還完全穿着陸軍軍裝，只不過胸章上寫的是“中國人民海軍”。)
有個人一指，我就頓時成了“權威人士”。因為在場的只有本人穿過新軍裝！我便眉飛色舞的給人家介紹起海軍軍服的樣式來。
大約半個月前，一天上午我正在辦公兼宿舍的屋裏看書，通訊員來喊我說：“主任命令你馬上去辦公室，有重要任務。”我想必是有重要新聞要我采寫，便跑步到了政治部。一進主任辦公室，只見坐了一堆人，除去主任、部長還有參謀處、後勤部以及被服廠的人，正圍着一堆衣服說笑。見我進來主任就說：“給你個光榮任務，把這幾件衣服穿上……”後勤部同志就提起一件藍色的海軍士兵服給我穿上，又在我頭上扣了一頂水手帽。主任喊道：“立正，齊步走，向右轉，立正，敬禮……”我照口令動作，旁邊的人就發表議論：“袖子太長了點。”“帽頂還太小。”又問後勤部的人：“為什麼這大領上是四條橫線？怎麼全身沒一個扣子？”後勤部的人——作答：“四條線代表中國四大海域，海軍士兵服裝照例只系帶子，為的是落水脫衣方便……”穿完士兵的又叫我換上軍官服，白軍服大檐帽，藍呢軍裝藍呢大衣……
原來叫我來是當衣服架子，試穿新制的海軍軍裝，供領導評判，提意見。有位科長解釋說大樓里別人全有事出去了，這光榮任務就落在我身上。
這樣，新中國成立后我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新軍裝作廣告。我說得很得意，大家聽得也挺高興，過後也就忘了。最近從報上知道服裝模特成了最時髦、最先富起來的行業之一，這才又想起這段光榮歷史，懷疑自己可能是新中國第一個軍裝模特！但不知能否從這裏找到點騰飛之路。
聽到出發口令，我就帶着一臉高興走上街頭。遊行前記者們都劃定地段，分配了採訪任務。重大新聞輪不到我寫，我的任務是寫遊行花絮，而且只限定寫從新華日報社到“國民大會堂”這一小節路上的情況。我觀察了些什麼如今已完全忘記。只記得隊伍過去后我就到新華日報樓里去寫稿發稿。大會規定，所有記者採訪完都到那裏去寫稿。隨到隨寫，隨寫隨發，新華日報為此專騰出一間大廳來供記者們自由使用。來人中既有軍隊記者也有地方記者，有官方記者也有民間記者。(當時南京最大的民辦報紙似乎是張友鸞先生主持的“新民報”)在那個日子裏，人們滿懷喜悅，互相毫無戒心，不論穿軍裝的穿便衣的，穿列寧服的還是穿西裝的，大家一見如故，歡聲笑語，大廳門外就成了全南京記者們相識、交談、聚會的場所。
我寫完稿跟剛相識的新民報一位記者閑談，猛抬頭忽看見從外邊大步走來一位軍人。頓時嚇得我把說了一半的話停住，下半忘了要說什麼。
那記者見我神情有異，忙問：“你哪裏不舒服？”可我顧不上回答他。
原來從我們文工團調出來當記者的有兩個人，另一位比我年紀大，修養高，學問深，本事強。名叫***。正當他連續發稿件，引得我羨慕，老同志讚許時，忽然傳來消息說他在進軍的途中與敵人遭遇，光榮犧牲了。大家聽了都很難過，一時間還成了議論的中心，正要打聽花圈往哪裏送。他居然大踏步向我走來了，錯了管換，正是這位***！
他見我發愣，就首先伸手問好。我覺得他手並不像傳說中來自另一世界的那麼透骨寒冷。便遲疑地問道：“你不是已經當了烈士了嗎？”
他說：“那是誤傳。我要趕着發稿，咱們回頭再細談。”
這一回頭就回了40餘年，至今也沒再談，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死而復生的。只聽說他一路春風得意，後來還當了新華社軍分社的領導成員。確是應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當時見他意外地出現，實在是增加了我的喜慶感和對那個節日的印象。
我發完稿后遊行隊伍已經轉到了挹江門內地方，我又追上去，追到一半只聽半空中有人喊我，抬頭一看在一座小洋樓的陽台上站着新華社的攝影記者在拍照，見我抬頭就招手叫我也上去，我就進了那洋樓。只見屋裏有更多的熟人，有的坐在沙發上休息，有的在喝茶。我問這是什麼地方？人們告訴我是“蘇聯大使館”。我軍進城，許多大使館，包括司徒雷登的美國大使館都還原地不動的在觀望，可蘇聯大使卻撤走了。別的使館大使雖然沒走，但都門戶緊閉，這裏大使雖然走了，留守人員卻一直站在陽台上為遊行隊伍鼓掌，並開闢出主客廳來為記者們當休息站，並借陽台給攝影記者拍照遊行的人。我很為這種友好態度所感動。後來我搞了外事，有機會多次出入前蘇聯在北京的使館，那地盤可比南京的大多了，但印象卻沒那個深刻。
這一天慶祝高潮，更像是在晚上玄武湖裏的遊園會。
那晚上玄武湖免費開放，除了放煙火，划船，還搭了十數個舞台，集中了全南京市的文藝團體舉行慶祝演出。演出的節目可謂百花齊放。既有音樂院教授雙手捧着肚子唱“小黃鶯鳥”，也有舞廳的流行歌手，耍着兩個沙沙響的大鎚，扭動着腰肢，帶着神聖表情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近來在電視上看到當代歌星們的表演，懷念起那幾位濃妝艷抹的小姐來。懷念那種虔誠的神情，認真的颱風。
我在兩個露天台前停留最長，一個是京劇，唱的是“四進士”，挑班老生是李慕良！李先生本是馬連良先生琴師，馬先生去了香港他沒去，馬先生留在香港。於是他就放下胡琴粉墨登場自己唱起馬派戲來了！唱得還真地道，馬派戲迷閉上眼把他當馬連良聽。另一台是話劇，由當時在南京的著名演員臨時組合，現編現排了一齣戲叫“國民黨一團糟”，裏邊有我們的新戰友老明星黃宗江，還有一代名伶戴涯，齊衡……宗江演個穿藍長衫的國民黨元老，在戲快結束時歇斯底里地叫喊：“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了……”隨後就暈倒台上。這大概是宗江最後上台，此後就退居幕後專門炮製電影劇本了。數十年後有次我跟他提起這檔事來。我說：“你們那台戲演員挺好，可劇本實在不敢恭維，惟一的好處是確實體現了一團糟這三字。”他卻說：“可我很留戀那個戲。那種親密無間、團結合作、振奮向上的氣氛幾乎是空前絕後的。幾十年來再也沒見到了。”
重返臨沂
46年前離開那裏的時候，我還是個孩子，滿是“慷慨悲歌上戰場”的自豪感，沒多少惜別之情。近年回首往事，卻常想起這個地方來——原來我也有過美好的少年時期，在臨沂……
我想在有生之年再去看一眼那個地方，看看我第一次演戲的那個土台；看看自己學寫詩句的柳蔭；看看偷吃過老鄉蘿蔔的河畔菜地；也看看我們新四軍文工團駐過的舊宅。在那個破舊的房子裏我們挨過陳毅軍長的“罵”：“聽說你們不安心，不想作文藝工作，要下戰鬥部隊。見鬼，我還不想當這個軍長，願意當文人呢！有什麼辦法？組織這麼安排，我就得服從。我服從，你們也得服從，誰叫我們要革命呢！”隨後他又以文人的身份講文藝觀點：“我們有兩隻手一個屁股，一隻手伸向外國，一隻手伸向古人，外國的古人的好東西全抓住，可屁股要牢牢的坐在中國人民的土地上……
我想：能再去臨沂，那必定是一次輕鬆愉快的旅行。
我真的和趙大年、顧工結伴登上去臨沂的火車時，心情卻並不輕鬆——我問顧工：“除去對少年時代的追憶，對當地人民的懷念，那地方有多少值得留戀的東西？”
臨沂建城始於魯哀公三年，可到了民國三十幾年人們還用建城時的勞動方式耕田、挖煤、燒陶。偌大個華東解放區“首府”，發電廠設備就是一台小柴油發電機，晚上開動時，也只供少數單位辦公用，開會、演戲還靠點汽燈。一頭騾子拉着大鐵輪轉磨，就是修械所的“動力車間”，全廠車床的轉速都沒準譜，全由騾子腳步快慢而定，看騾子的工人偷空去點袋煙，全部機器就要停車。老百姓說：“能過上你們公家人那樣的生活，就上天堂了。”因為公家的“鐵飯碗”里不光有高粱煎餅小米飯，一天還有三錢油三錢鹽一斤青菜，地方幹部每年發幾尺土布，按各自喜歡的樣子去求大娘大嫂們縫製，穿出來倒也整齊劃一：全是藍布褲褂頭上包條羊肚手巾。足見這是公認的“標準幹部形”。三年發一床棉被，不要棉被可以做件大棉袍。穿棉袍時誰也忘不了弄根帶把腰紮上，不然就很可能受到非議：“有棉袍穿已經夠闊綽了，還學大人先生的模樣不系腰，給群眾造成什麼影響？”
10年前我旅行從那裏路過了一下，匆匆一瞥就不敢再細看，——看到的還是見過的。我希望這10年它有變化，可又不敢期望太大，起點太低了啊。
帶着這樣的心理下火車，半天我都弄不清到了什麼地方。火車站前是個小公園，再過去是好寬好直好潔凈的大道，大道兩側滿是新蓋好和正在蓋的高樓，造型色彩雖比不上深圳廣州，可也稱得上新潮。安頓好住處后，就到賓館會客室聽當地幹部介紹情況，接待我們的是一男一女，男士穿一身絳色西裝，談吐爽朗風趣；女士穿港式大花毛衣，接待熱情誠摯。介紹情況如數家珍，應酬交際大方自如，不僅很“知識化”還有“管理專家”和“公關經理”的氣派。我感到和手中拿到的名片就怎麼也對不上號，名片上印着，男士是市長，女士是書記！
我就睜大眼去看工廠和農村。
先看染織廠。據材料介紹，在市場疲軟，紡織業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這個廠去年居然完成利潤計劃600％多！產品打進了日本、南韓、美國、西德等市場。這奇迹是怎麼發生的？人們說只因換個新廠長。原定全年計劃利潤15萬元。誰也認為完不成。這位廠長一通改革，除了補上虧損的四十幾萬，全年還創利101萬……
我就找到這位廠長鄭兆明。看樣子像個機關幹部，一問果然，他雖然學的是企業管理，畢業后卻一直蹲機關。去年這個廠賠得不行了，才把他調來專業歸口。他說：“我沒獨到的創舉，只幹了今天到處都在乾的事，我不過比別人早幹了幾天。”
農村我去了沈泉庄，我小時曾在這村場院裏演齣節目，記得它那破敗相。“沂蒙九章”中對它有細緻的描述，說它變化很大。我讀後理性上“認識”了，感情上卻沒“認可”。等車子把我拉到一片白牆紅頂歐洲風格的樓群中，告訴我已經到了沈泉庄時，我才對自己的判斷發生動搖。我仍不肯認輸，偏不按主人的安排行動，叫車停下后自己任意闖進一戶人家。想突然襲擊看到點“真實情況”。女主人很大方，聽說我從遠地來，就打開所有屋門任我參觀。經過教訓，我看到樓下廳堂里擺滿現代的傢具和電器已不吃驚了，我想真能表現生活水平的怕還是內室，就登上二樓。果然，二樓挺寬敞的屋子裏卻空空蕩蕩，只在靠一頭放了張小桌，桌上堆了件什麼舊機器，屋當中擺了兩把椅子。我想：“這才符合實際。此地農民能住進歐式樓房，把樓上大面上裝備齊全就夠史無前例了。若說他們都成了闊佬，全部生活都是現代化，總難免有點水分。”想到此就停下腳不準備再上三樓。女主人見我停步，卻笑着說：“這間屋是俺放電影用的，俺那口子嫌電視上人太小，又沒好節目，自己買了電影機，租片子來自己放。俺們住屋在樓上，沒關係上去看看吧……
我看過三樓就再也不敢自以為是了。小聲問身邊陪同人員。“能問問這戶人家趁多少錢嗎？”他說：“別問，問也不能說，他不是這村拔尖的。至多是個平均數！”
“平均數是多少？”
“這村總共400多戶人家。去年光窯廠純利潤是1000多萬元，每戶平均2．5萬元多一點……”
超過廳局級幹部的工資10倍！
為了看看斗大的字不識一口袋的王廷江怎樣管理企業，我們看了陶瓷廠。這個以“摔泥巴”為業的地方，竟比有些食品廠整潔光亮；工人自檢質量，比顧客還挑剔。怪不得來談生意港商說：“只要王先生當廠長，我馬上投資！”
我特意到歐式樓房背後看了那些正待拆除的舊草房，在那裏才找到過去沈泉庄的影子。站在洋樓和土房之間，我沉思良久，提出條建議：“別把那住了幾千年的舊房全拆了，連紡車，石碾都留一套。好叫以後來的人有個比較，告訴人家僅僅10年前我們還是這樣生活的。”
當然並非村村都像沈泉庄。去看我們文工團當年駐地之前，人們就告訴我“你要有個思想準備，那個村變化不大，為此他們連村名都改了，原來叫陳家白庄，他們嫌這個‘白’字不吉利，改叫陳家‘勝’庄了。”我儘管作了思想準備，可還是“準備不足”。那村本和縣城隔着八里地的農田河灘，如今和城區連成一片，庄外一片低洼地成了繁華熱鬧的市場，賣牛仔褲的攤子就擺在我和畫家彭彬、詩人顧工住過的那家后牆外。來到村中四顧，眼前新房成群，一片生疏。只有人情如故：鄉親們聽說是文工團的人回來，都圍上來問候。並指着顧工叫他少年時的名字：“顧菊樓！”他們熱情地告訴我丁嶠回來過，聽說白文去世了，並且問：“董克娜還演不演戲？茹志鵑也老了，也不扭秧歌了吧！”還說這村裡老人看電視時，有一個廣告是百看不厭的，作廣告的是李鐵牛啊。我們聚在陳金田家喝茶。我們駐在這村時，金田就地參軍，當了丁嶠的通訊員。開封戰役挂彩后，身殘退役，一晃過了40多年，如今也兩鬢斑白了。聽說這村發展不大，我還暗地擔心他的生活境遇，到家一着，傢具成套，電器齊全。那幢大瓦房寬敞舒適絕非丁嶠的副部長公寓房可比。金田說去年曾參加旅遊團上北京，乘地鐵下錯了站，把時間耽誤了，沒見到我們這些老戰友，為此他還打算再參加一次旅遊團……我悄悄問大年：“以你看我這位戰友有多大家當？”他說了個六位數，我嚇得半天沒合上嘴。我說：“金田，聽說你這村發展不快，我還以為你發愁呢，原來不快的水平就是這樣啊！依我看你們也行了……”
金田說：“我咋這容易知足？比比五里地外的沈泉庄呀！得找差距呀。”
高樓洋房，儀錶風尚只是表象，我看到根本的變化是臨沂人的觀念。從上到下都有強烈的改革開放意識，擁護***同志講話出自真心。官方敢于堅持貫徹黨的政策，而且有創造性；民間敢於放開手腳發財致富！不怕槍打出頭鳥。他們悄悄的但自信地對我說：“只要黨的政策不變，80年代看廣東，90年代就看咱們山東。不信你十年後再來瞧！”
我相信他們的願望會實現。我沒顧上更多的去尋訪舊跡，可我一點也不後悔。像40年前一樣。臨沂再次給了我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