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金近作》到《講真話的書》

※從《巴金近作》到《講真話的書》

◎周立民註釋標題周立民：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

一

四川是巴金的家鄉，巴金的侄子（大哥之子）李致上世紀80年代又在出版界工作，這讓四川出版巴金的書便享有了“外省”不具備的“特權”。如一印再印的十卷本《巴金選集》《講真話的書》，所收內容都是在有了其他版本的情況下，另有一個別具特色的“四川版”。巴金不是一個讓自己的書漫天飛的作家，對於授權他是很謹慎的，但天下人都可以理解：家鄉，對於每一個人的人生規則而言永遠都是一個例外。據說有位領袖，革命成功后再未回過家鄉，主要是顧忌家鄉人提出要求，他辦不到。領袖人物尚且如此，何況向來重情誼的文人？

不過，巴金還是非常認真地提醒侄子，注意照顧其他出版者的權益。如：“我在京的發言稿收到沒有？那篇發言將在《文藝報》第一期上發表，因此你們的書，不能在8月前出版。”（巴金1978年6月9日致李致，《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第107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關於《近作》我的看法和你的不同。《隨想錄》第二集《探索集》已寫成編好，將在人文和香港三聯出版，我不好意思讓你們明年就以《近作》的名義重印。這樣做人文會有意見。”（巴金1980年11月1日致李致，同前第195頁）在這之外，巴金還有一條非常明確的原則，在四川出版的多種著譯都不要稿酬。後來，因為這不符合財務制度，巴金就讓出版社將稿費直接捐出去，最初捐給出版社，後來捐給草創之初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對此，在與李致的通信中也多有涉及：1980年12月19日給李致的信：“以後出書，不用寄稿費給我。我不要。”（同前書，第201頁）12月21日李致答覆：“從前年起，我就向編輯部的同志說明您不要稿費，但他們一直覺得這樣不符合政策。有同志建議，把您的稿費存起來，將來設一項‘巴金文學獎’。我估計您不會同意，沒贊成這樣做。這樣，他們就把稿費寄給您了。收到您上封信后，我把信給有關同志看了。本已簽發《近作》（二）的稿費，按您的意見不再寄出。”（同前書，第201頁）對於稿費及其使用，在隨後的1981年1月22日致李致的信中巴金再次明確：“我所有的舊作（除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外）都不取稿費，王爾德童話集也不要。我反對搞‘巴金獎金’。我看有兩個用途，一、作為你社職工福利；二、不然就捐贈四川作協創作基金（不用我的名義）。我最近建議在北京創辦一個中國現代文學（資料）館，倘使辦起來，我今後全部稿費都贈給這個資料館。”（同前書，第207頁）這位一輩子沒有拿過國家工資的老作家，從踏入文壇的那一天起，就認為寫作不是為了錢。他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1982年7月21日巴金致信李致：“下午就收到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委會來信，說《探索與回憶》稿費一千五百九十元零五角匯到北京了。所以再發一信告知你，並向出版社的同志們表示謝意。《選集》的稿費以後仍請寄北京。《黑桃皇后及其他》就不要稿費了。”（同前書，第291頁）

從《巴金近作》到《講真話的書》，隨着巴金寫作的步伐，這套書涵蓋了巴金新時期恢複寫作后的所有作品，這是一部越出越厚的大書。從出版行為而言，從1978年到2006年，三十年來，如此持續、不中斷的出版行為，是非常值得讚賞的。中國出版界不是很重視孵化和養育自己的招牌書、看家書，一本書出版后，便如棄兒，不聞不問。其實一本好書，版本可以多樣化，在出版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裏重版、增補和修訂是極其重要的事情。它能夠讓一本書真正成為你的獨家書，也是踏踏實實的文化積累和貢獻。而中國很多出版者似乎不屑於此，忙着開發“新品種”，讓書成為流浪兒，換了一家出版社又一家出版社。這對於原初的出版者本身，豈不也是資源流失？我也聽到過有出版者抱怨，作者見異思遷，自己總是換出版社。他沒有反思一下，作者調換出版社，是不是原來的合作基礎不牢固，甚至有不愉快的地方？特別是，一本書出版后，出版社便與作者勞燕分飛，如果這樣，有新的出版者暗送秋波，作者自不必扭扭捏捏……當然，中國的出版社是看人的，一任領導一個思路一種做法，這也常常是他們搖擺不定、方向不明確的重要原因，如此看來，我們更應該為四川出版界持久、持續出版巴金的作品點贊。

二

《巴金近作》是一本只有薄薄一百五十八頁的綠封面的小冊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出版，是巴金新時期恢複寫作權利一年後所出的新書，內容很雜，散文、發言稿、序跋、小說，還有巴金翻譯的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的片段（當時書名譯作《往事與深思》）……從這本書，還看不出出版者有什麼統一的規劃，就是一本老作家的近作集，它對於很多期望讀到老作家新作的人，倒是一場及時雨。當時，《隨想錄》尚未寫作，沒有收入這一集，從1980年9月出版的第二集起才開始收入《隨想錄》。這時，書的封底已經打出“近作叢書”的字樣，前勒口上也開列了一長串書目名單，有丁玲、王西彥、艾蕪、葉君健、嚴文井、蕭軍、茅盾、羅蓀、夏衍、康濯等多人加盟。久別文壇，讀者關注老作家的劫后新作，這套書應時而生，得佩服出版者的敏銳。巴金這本，完整的書名是《巴金近作》第二集，封面上，還有一個“1980年”的字樣。出版說明中宣稱：“1978年8月我社出版了深受群眾喜愛的《巴金近作》。在迎接80年代到來的時刻，我們懷着喜悅的心情又編輯了《巴金近作》第二集。收在本集中的作品，是作者1978年8月以後寫的。這裏有對亡友、亡妻的深切懷念；有對自己創作生活的追憶；有記述他重訪法國的感受；有他對當前關於文藝問題的爭論的獨特見解。作品有感而發，應興而寫，思想既深刻而又平易，感情既濃烈而樸實，讀來感人至深。”這一集除了巴金正在寫作的創作回憶錄等文章外，《隨想錄》收入的是第一篇《談〈望鄉〉》到第三十五篇《大鏡子》，還包括《總序》、第一集後記等，共計有三十七篇文章。

《巴金近作》第二集因為包含有《隨想錄》第一集、《創作回憶錄》等內容，而這兩本書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有單行本出版，擔心內容上重複，巴金給李致信上說：“《近作》到（二）為止，再編下去就沒有人買了……”（巴金1980年9月19日致李致，同前書，第189頁）李致不斷在爭取這套書的生存權，他說：“《近作》（二）出版后，很受歡迎。……《近作》第三集，我建議以《探索集》為主，加上今年所發表和所寫的，明年上半年出書。”（李致1980年10月27日致巴金，同前書，第193頁）“您表示願意支持我們出版社的工作，同志們都很高興。我們對您的要求：一、把《近作》出下去。您老說繼續出下去沒人看，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如明年初不行，下半年再編。”（李致1980年12月19日致巴金，同前書，第201頁）此情難卻，巴金同意了要求，並談了自己的計劃：“近作三可以給你，但必須在下半年出版，早了不行。內容有《隨想錄》二十五篇，回憶錄五篇，講稿兩篇，其他序文、後記、短文幾篇，今年的文章全在這裏了。回憶錄剛寫完，估計最快也要明年四五月出書，所以我說‘早了不行’。”（巴金1980年12月28日致李致，同前書，第203頁）次年7月24日給李致的信，巴金與李致交流了這本書的書名：“《近作》（三），不印也行。如一定要印，也可以另起書名，像你說的那樣，但由你們起名。這不是我自己編的，你們起名吧。”（同前書，第231頁）8月2日給李致的信確定了書名：“近作（三）改稱《探索與回憶》可以，但要註明‘巴金近作（三）’。”（同前書，第235頁）1981年7月25日巴金給李致的信說：“寄上四篇序文，近作（三）稿子齊了，只等五篇回憶錄和一篇《文學生活五十年》（附印在回憶後面）。我想不會久等的。”（同前書，第233頁）1982年1月20日，巴金校正全書的目錄，又增補《懷念魯迅先生》一文，《探索與回憶》的編輯工作算是告一段落。該書1982年4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在出版說明中寫道：“《探索與回憶》是巴金近作的第三集。書中收入作者近年寫的隨想錄、創作回憶錄和序跋等散文共五十九篇。雖然題材不一，內容各異，但作家都是以真誠坦率的態度，剖析着自己，講述着自己的真心話。……從這本書里，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一片真誠，而且可以從他對生活和人生的認識中吸取智慧，增強信念，為美好的明天貢獻自己的力量。”這部書從《隨想錄》三十六篇《小狗包弟》起，到七十二篇《懷念魯迅先生》，另收《探索集》後記、《我和文學》兩篇，共收三十九篇《隨想錄》文章，包含了《隨想錄》的《探索集》《真話集》兩集的部分內容。

近作之四的出版，則是四年以後的事情，這一集書名為《心裏話》，1986年2月版，因為四川文藝出版社成立了，文藝書歸屬該社出版，所以出版者改為該社。這一集收《隨想錄》七十三篇《“鷹的歌”》到一二三篇《幸福》，《隨想錄》五十一篇，序跋五篇，回憶、信件和講話六篇。這部書的編輯工作始於1985年年初，當年2月11日巴金致李致的信上說：“《近作四》大部分原稿寄上，由你編輯。”並告知目錄上打紅圈的七篇過兩天補寄（同前書，第329頁）到2月25日，“寄上《願化泥土·前記》一頁，‘近作四’的稿子齊了。”（同前書，第333頁）第四集出版之後，李致便着手近作之五的編輯，1986年8月30日給巴金的信上說：“請儘快把《無題集》寄給我們，以便出《近作（五）》。您放心，我們不會（也不可能）出在香港‘三聯’以前，但也不能拖得過久。四川文藝社擬再版《近作（二）》《探索與回憶》《心裏話》。”（同前書，第341頁）巴金在當年10月21日的回信中，談到了這一集的編輯設想：

“近作（五）明年發稿也行，因為這兩年半我就只寫了一本《無題集》，不便用兩個書名同時在兩地印行。而且大半年來我身體差、精力不夠，不可能一時找齊全部三十篇的剪報寄給你。目前我的打算是這樣：

“一、年底或明年1月寄給你《無題集》全稿。

“二、如果健康，有時間，病情又好轉，我要寫封信談談有關《隨想錄》的一些事情。”（同前書，第345頁）

第二年，他又具體談到編目的問題：“徐靖來，我對她講過《近作》（五）可以編輯了。除收《無題集》二十八篇和後記一篇外，還有《致青年作家給李濟生的信》（《六十年文選》代跋）、《答采臣》（《懷念集》增訂本代跋）、《隨想錄合訂本新記》共四篇。可能還有一篇《復蘇叔陽同志（談‘老舍之死’）》，很短，聽說要收入舒乙編的《老舍之死》中，要是發表了，便可以編入近作。”（巴金1987年8月5日致李致，同前書，第363頁）看後來的書信，巴金已經動手做了準備工作，當年12月13日給李致信說：“《近作》中需要的文章還未找齊：共七篇……”（同前書，第367頁）他開列了七篇具體的題目。1988年1月19日信上說：“近作十篇齊了。”（同前書，第373頁）看來，書稿的編輯基本告竣。然而，在此書的編輯過程中卻多有反覆，原因出在出版社方面。1987年4月14日巴金給李致的信上說：“《近作》暫時不出也好。對所謂《巴金傳》我也是這樣看法。”（同前書，第357頁）1989年1月24日給李致的信說：“《近作》不必出下去，十篇文章的篇目可退給我（包括幾篇複印件）。”（同前書，第385頁）看來，此事準備了兩三年，最後還是沒有出版。我推測，《近作》前三集出版時，人文社《隨想錄》印數少，滿足不了讀者的需求，而《近作》是很好的替代品。但是，1986年人文社和次年三聯書店都在大量印刷《隨想錄》，《近作》受關注程度必然受到影響。再加上，那幾年書價上漲，發行不好，前四集的印數和定價的變化可以看出端倪，《巴金近作》，三角三，版權頁未印印數；《巴金近作》第二集，九角四，印刷六萬二千冊；《探索與回憶》，九角八，五萬零四百冊；《心裏話》，一元六角七，七千四百八十冊。第四集印數陡然下降，我想這對第五集的出版不能沒有影響，所以才拖了這麼久。

不過，四川人的魄力在於，《巴金近作》之五雖然沒有出版，但它涅槃為《講真話的書》，成為一部名副其實的大書，又開始了新的出版旅程。

三

四集《巴金近作》，我最先讀到的是第三集《探索與回憶》。人與某部書的相遇，有時候有着很偶然的因素，就像在茫茫人海中遇到某個人並成為朋友一樣，它並不一定有什麼規律。能夠讀到《探索與回憶》，那是因為1988年的春天，我讀完《春》《秋》之後，開始更加關注巴金的作品，而我們鎮上文化站小小的圖書室中恰好有這本《探索與回憶》。我不知道，這本書是誰買回來的，它被我借來，讓我讀到了《隨想錄》之外，《創作回憶錄》中的內容，還有巴金對自己文學生涯回顧的《文學生活五十年》等。它進一步打開了我對巴金的世界的認識，《火》《砂丁》《還魂草》等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我的面前，讓我知道了《家》《春》《秋》之外，巴金還寫過很多很多東西。我翻來覆去地讀着書中的內容，儘管是借來的，這本內文紙軟軟的書，卻成為我當時珍愛之物，包括它的設計。書的封面是潔白色的，佔了三分之二是設計者戴衛所畫的巴金正在讀書的一幅速寫，以銀灰色印的。右上方是巴金手寫體簽名，下端橫着的才是燙金的書名。據李致1982年6月25日給巴金的信，蕭乾曾對這個封面讚賞有加：“昨天接蕭乾同志來信，他非常稱讚這本書的封面，說：‘太好了，實應得獎。’”（同前書，第285頁）而我連卷首的那幅“作者近照”都很喜歡，那是巴老站在書架前拿了一本厚厚的大書，低頭在看的照片，書架上有中文書，也有高大的外文書。我當年總想看清楚照片上都是些什麼書，同時也羨慕：巴金的書可真多。

《巴金近作》各集，我都不是出版當時買的，而是後來陸續補購的，大多只是作為版本存留，並沒有認真看過。《巴金近作》第一集，應當是在大連的舊物市場最先買到的，後來在別處看到也買回了些複本。第二集，是到上海以後，在復旦舊書店買的，三塊錢。《探索與回憶》，記不得在哪裏買的，我手裏這本很新的，或許是在孔夫子網上買的？第四集《心裏話》，我倒記得是在孔夫子網上買的。好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還有個第四集，那是偶然發現的。

買《講真話的書》，則又是一次略帶驚喜的記憶。彼時，我已經讀高中，縣裏有圖書館，我除了去借書，還非常關注《文匯讀書周報》，那上面有巴金的新作發表，有關於他的消息，還有很多新書訊，我經常拿一個用信紙訂成的本子去抄錄巴老的新作和各種消息。也就是在這份報紙上，我第一時間得到《講真話的書》出版的消息，不用說，我的野心萌動，做夢也想買一部。有句話叫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正當我盤算有誰可以到四川幫我買書時，這部書不費功夫飛到我眼前。1991年寒冷的冬天，我的高三第一學期。整個高中時期，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至今回憶起來，飯不好吃，覺不夠睡，我滿腦子都是坐滿了人的擁擠的教室，漫長的自習課，做不完的課卷，還有每次考試后內心的茫然感。那是我第一次離家住校，過着個人的獨立生活，儘管只是離家六十里，現在看來不過出門逛逛街，但是雛燕孤飛，做什麼都找不到方向。本來，讀書是我很好的心靈慰藉，可是繁重的學習壓力使我不得不減少課外書的閱讀量，每逢我考試考得很差的時候，再多讀課外書就有一種犯罪感。可是，當一個人內心被某一樣東西吸引時，就是泰山也別想壓平他心中的念頭。那年冬天，臨近期末考試，我得了嚴重的感冒，頭暈眼花，兩腳無力。你想像不到，那樣情況下，我是興高采烈地去跟老師請假，說我病了，不行了，必須回家休息，不能考試了。居然獲得恩准！簡直是勝利大逃亡，我是發著高燒哼着歌收拾東西的……現在想一想都覺得心酸，我非常慶幸自己在應試教育下僥倖做了一個逃亡者，然而，它浪費了我們多少一生中真正最美好的時光啊。

那時候回家，要在庄河的向陽橋坐車，坐被當地人稱作“小麵包”的那種小公汽。向陽橋旁邊，是縣的新華書店，全縣最大的一個書店，也不過上下兩層樓而已。因為有了輕鬆的心情，在重感冒的情形下，我還有勁頭逛書店。那天，踏進書店大門我一眼就看到書架上新來的銀灰色封面的《講真話的書》，“巴金”的手寫簽字巨大，《講真話的書》豎排書名也鮮亮，十九元五角的定價，在當時可能也不低吧，但恰好我口袋裏有這個錢，立即拿下！書的封底上面有一行字：“本書收集作者從1977年至1991年初所有著作——包括《隨想錄》五卷。”這正是我當時最為貪心的地方，我想讀到更多巴金的書，始終讀不到，經常是找到這本書找不到那本，“所有著作”，大對我的胃口。

《講真話的書》，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版權頁上標註的是1990年9月第一版、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中國圖書的版權頁，我始終弄不清楚裏面藏着多少奧秘，第一版與第一次印刷，時間差了八個月（書中收的最後一篇文章，是1991年寫的，居然超過了第一版的時間）！姑且這是可以理解的，印數上居然標註着“2000～10000冊”，什麼意思？前2000冊是什麼？第一次印刷之前還有第零次印數？幸虧我不是研究出版史的，否則腦筋都要累斷了。後來弄明白，這書1990年9月，還真的印刷過一次，定價十六元六角，當時是一千一百四十八頁，收文到1989年所寫的《〈回憶〉後記》。而1991年印本實際上為二刷增補本，頁碼為一千一百九十二頁。難怪巴老1991年1月28日給李致的信上寫道：“還有我寄了一篇《〈寫給彥兄〉附記》給安常同志，這短文《講真話》中收入了的，不過註釋不清楚，這是為《魯彥選集》寫的。不單是《寫給彥兄》的附記，出版者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同前書，第393頁）1991年4月8日，巴金給李致的信：“關於講真話的書，遺漏文章除了十七卷代跋（二）外，都已補齊。代跋共寫了兩篇，表示兩種意見，可能王仰晨已把代跋（二）寄給你了。增訂本什麼時候出書？”（同前書，第395頁）這個“增訂本”其實就是第二次印刷本。1993年12月，這書又出版了第三次印刷本，也是補訂本，收文至1993年的《沒有神》一文，頁碼為一千二百四十二頁。這一次版權頁標準的版本才算是可以理解的：1990年第一版；1991年5月第二次印刷；1993年12月第三次印刷。印數是“10001～20000冊”，定價為二十八元五角。

這部八十萬字的大書，正文採用的是編年法排序，從1977年巴金的《一封信》開始，到1991年2月7日《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二）為止，盡收巴金這段時間公開發表的文章。編年的好處，能夠沿着文章的先後理清作者的思路，同時時間標誌性又在提醒着橫向的比較。然而，這個版本更吸引人恐怕還不在這裏，而是該書第1026頁，《隨想錄》第一百四十五篇《“文革”博物館》一文，竟然以“存目”的方式出現的，那一頁除了題目，又是白紙一張。這是活生生地為《隨想錄》的收藏者製造新版本啊！

范用談及此事氣憤地說：“大家知道，在國民黨法西斯專政時期，報刊常有‘開天窗’，報刊因為某篇文章或新聞被審查官‘槍斃’了，編者故意讓它空着，讓讀者知道，以表示對審查者的抗議。現在四川出版社的這本《講真話的書》出現這種現象，又是為什麼？”“眾所周知，黨中央已經做了徹底否定‘文革’的決定，難道巴老的意見犯了忌？”他還補充說：“三聯版《隨想錄》出版至今三十多年，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平安無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也。”（《巴金先生的一封信》，《泥土腳印》續編第191、192、193頁）這是《隨想錄》第二次享受“開天窗”的待遇，第一次是香港三聯版的《真話集》單行本。如今坐在精緻的書房中喝着熱茶的高士們，不會感受到巴金當年所承受的壓力，乃至內心的鬱悶。寫作一輩子，似乎擁有了很多榮譽和嚇人的頭銜，他的一篇文章要與讀者見面居然會是這麼困難，換作你，是什麼心情？不過，出版者也有他的委屈，李致在十多年後，於2004年撰文，並披露了巴金先生當年的信件，道出此事的來龍去脈：

在出版《講真話的書》之前，正碰上一次不是運動的運動，極左思潮再度抬頭。……當時，出版社曾被停業整頓，剛恢復出書不久。……在這種形勢下，我去上海幾次與巴老商量：一、推遲出書時間；二、用“存目”的方法，抽掉三篇文章。巴老認為，不要因為兩三篇文章，影響到其他大量文章不能與讀者見面。原則上採用“存目”的辦法。1989年8月26日，巴老在給我的信中，一開始就說：“我同意用‘存目’的辦法，反正你是責任編輯。我不會讓你為難。”在編書的過程中，我認為原擬抽掉的三篇文章中的兩篇文章，可能不會讓別人抓住辮子，只決定把《“文革”博物館》一篇“存目”。註釋標題李致：《從“存目”談起》，《生命的開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文匯出版社2005年5月版。

四

1995年10月，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名義，再一次出版《講真話的書》，版權頁上標註，這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數為五千冊，為精裝本，定價五十一元，書的頁碼已經增厚為一千二百八十一頁，字數八十四萬字，收文止於1994年的《懷念衛惠林》一文。從裝幀看，書的變化似乎不大，依舊是銀灰色的塑封外護封，不過書的內封，原來只有書脊有書名，現在封面上燙金印着巴金的頭像，作者名、書名和出版社。內容上最大的變化，除了增補後續幾年的新文章外，第1036-1039頁，被開了“天窗”的《“文革”博物館》一文終得恢復。我佩服四川的出版界和李致先生在於，他們不屈不撓地增補新內容，讓這部書一直修訂和印刷下去，這是一個接力賽，或者小馬拉松，這種勁頭應當是做文化的人必不可少的。

2003年11月，巴金先生百歲華誕之時，四川人民出版社《講真話的書》又一次換裝出版。封面換了彩色的巴金晚年寫作的照片為襯底的圖案，書以平裝形式分兩冊出版，字數為八十六萬二千字，收文止於1998年的《懷念曹禺》，封底說：“本書收集巴金1977年以來的所有作品——包括《隨想錄》五卷、《再思錄》和封筆之作《懷念曹禺》。”該書只印了三千冊，2003年11月第一版，定價八十元。2006年8月，版權頁上標着第三版的《講真話的書》推出，我不知道在這兩者之間的第二版是什麼樣子，這個上下卷本有精裝本，難道就是第二版？第三版字數八十七萬字，印數三千冊，定價九十八元，是十六開精裝，一本堂皇漂亮的大書，封底上的文字改為：“本書收集巴金1977年以來的所有作品——包括《隨想錄》五卷、《再思錄》和絕筆《懷念振鐸》。”收文延續到1999年，那一年之後巴金先生不能再執筆寫作。這本書封面上還以燙金的字印着“謹以此書紀念巴金逝世一周年”的字樣。

從1977年到1999年，在恢複寫作后的二十二年裏，巴金先生抱病寫下了近九十萬字，都收在這厚厚的大書里了。從1978年到2006年，二十八年裏，家鄉的出版者一直在經營着一部大書。作為讀者，從初中時我讀《探索與回憶》，高中時買《講真話的書》，離開家鄉工作后又受贈兩版《講真話的書》，似水的年華也快染白了我的頭髮。一部書與那些歲月，似乎有着講不完的故事。

2015年10月7日傍晚於竹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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