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金近作》到《講真話的書》

從《巴金近作》到《講真話的書》

※從《巴金近作》到《講真話的書》

◎周立民註釋標題周立民: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

四川是巴金的家鄉,巴金的侄子(大哥之子)李致上世紀80年代又在出版界工作,這讓四川出版巴金的書便享有了“外省”不具備的“特權”。如一印再印的十卷本《巴金選集》《講真話的書》,所收內容都是在有了其他版本的情況下,另有一個別具特色的“四川版”。巴金不是一個讓自己的書漫天飛的作家,對於授權他是很謹慎的,但天下人都可以理解:家鄉,對於每一個人的人生規則而言永遠都是一個例外。據說有位領袖,革命成功后再未回過家鄉,主要是顧忌家鄉人提出要求,他辦不到。領袖人物尚且如此,何況向來重情誼的文人?

不過,巴金還是非常認真地提醒侄子,注意照顧其他出版者的權益。如:“我在京的發言稿收到沒有?那篇發言將在《文藝報》第一期上發表,因此你們的書,不能在8月前出版。”(巴金1978年6月9日致李致,《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第107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關於《近作》我的看法和你的不同。《隨想錄》第二集《探索集》已寫成編好,將在人文和香港三聯出版,我不好意思讓你們明年就以《近作》的名義重印。這樣做人文會有意見。”(巴金1980年11月1日致李致,同前第195頁)在這之外,巴金還有一條非常明確的原則,在四川出版的多種著譯都不要稿酬。後來,因為這不符合財務制度,巴金就讓出版社將稿費直接捐出去,最初捐給出版社,後來捐給草創之初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對此,在與李致的通信中也多有涉及:1980年12月19日給李致的信:“以後出書,不用寄稿費給我。我不要。”(同前書,第201頁)12月21日李致答覆:“從前年起,我就向編輯部的同志說明您不要稿費,但他們一直覺得這樣不符合政策。有同志建議,把您的稿費存起來,將來設一項‘巴金文學獎’。我估計您不會同意,沒贊成這樣做。這樣,他們就把稿費寄給您了。收到您上封信后,我把信給有關同志看了。本已簽發《近作》(二)的稿費,按您的意見不再寄出。”(同前書,第201頁)對於稿費及其使用,在隨後的1981年1月22日致李致的信中巴金再次明確:“我所有的舊作(除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外)都不取稿費,王爾德童話集也不要。我反對搞‘巴金獎金’。我看有兩個用途,一、作為你社職工福利;二、不然就捐贈四川作協創作基金(不用我的名義)。我最近建議在北京創辦一個中國現代文學(資料)館,倘使辦起來,我今後全部稿費都贈給這個資料館。”(同前書,第207頁)這位一輩子沒有拿過國家工資的老作家,從踏入文壇的那一天起,就認為寫作不是為了錢。他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1982年7月21日巴金致信李致:“下午就收到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委會來信,說《探索與回憶》稿費一千五百九十元零五角匯到北京了。所以再發一信告知你,並向出版社的同志們表示謝意。《選集》的稿費以後仍請寄北京。《黑桃皇后及其他》就不要稿費了。”(同前書,第291頁)

從《巴金近作》到《講真話的書》,隨着巴金寫作的步伐,這套書涵蓋了巴金新時期恢複寫作后的所有作品,這是一部越出越厚的大書。從出版行為而言,從1978年到2006年,三十年來,如此持續、不中斷的出版行為,是非常值得讚賞的。中國出版界不是很重視孵化和養育自己的招牌書、看家書,一本書出版后,便如棄兒,不聞不問。其實一本好書,版本可以多樣化,在出版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裏重版、增補和修訂是極其重要的事情。它能夠讓一本書真正成為你的獨家書,也是踏踏實實的文化積累和貢獻。而中國很多出版者似乎不屑於此,忙着開發“新品種”,讓書成為流浪兒,換了一家出版社又一家出版社。這對於原初的出版者本身,豈不也是資源流失?我也聽到過有出版者抱怨,作者見異思遷,自己總是換出版社。他沒有反思一下,作者調換出版社,是不是原來的合作基礎不牢固,甚至有不愉快的地方?特別是,一本書出版后,出版社便與作者勞燕分飛,如果這樣,有新的出版者暗送秋波,作者自不必扭扭捏捏……當然,中國的出版社是看人的,一任領導一個思路一種做法,這也常常是他們搖擺不定、方向不明確的重要原因,如此看來,我們更應該為四川出版界持久、持續出版巴金的作品點贊。

《巴金近作》是一本只有薄薄一百五十八頁的綠封面的小冊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出版,是巴金新時期恢複寫作權利一年後所出的新書,內容很雜,散文、發言稿、序跋、小說,還有巴金翻譯的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的片段(當時書名譯作《往事與深思》)……從這本書,還看不出出版者有什麼統一的規劃,就是一本老作家的近作集,它對於很多期望讀到老作家新作的人,倒是一場及時雨。當時,《隨想錄》尚未寫作,沒有收入這一集,從1980年9月出版的第二集起才開始收入《隨想錄》。這時,書的封底已經打出“近作叢書”的字樣,前勒口上也開列了一長串書目名單,有丁玲、王西彥、艾蕪、葉君健、嚴文井、蕭軍、茅盾、羅蓀、夏衍、康濯等多人加盟。久別文壇,讀者關注老作家的劫后新作,這套書應時而生,得佩服出版者的敏銳。巴金這本,完整的書名是《巴金近作》第二集,封面上,還有一個“1980年”的字樣。出版說明中宣稱:“1978年8月我社出版了深受群眾喜愛的《巴金近作》。在迎接80年代到來的時刻,我們懷着喜悅的心情又編輯了《巴金近作》第二集。收在本集中的作品,是作者1978年8月以後寫的。這裏有對亡友、亡妻的深切懷念;有對自己創作生活的追憶;有記述他重訪法國的感受;有他對當前關於文藝問題的爭論的獨特見解。作品有感而發,應興而寫,思想既深刻而又平易,感情既濃烈而樸實,讀來感人至深。”這一集除了巴金正在寫作的創作回憶錄等文章外,《隨想錄》收入的是第一篇《談〈望鄉〉》到第三十五篇《大鏡子》,還包括《總序》、第一集後記等,共計有三十七篇文章。

《巴金近作》第二集因為包含有《隨想錄》第一集、《創作回憶錄》等內容,而這兩本書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有單行本出版,擔心內容上重複,巴金給李致信上說:“《近作》到(二)為止,再編下去就沒有人買了……”(巴金1980年9月19日致李致,同前書,第189頁)李致不斷在爭取這套書的生存權,他說:“《近作》(二)出版后,很受歡迎。……《近作》第三集,我建議以《探索集》為主,加上今年所發表和所寫的,明年上半年出書。”(李致1980年10月27日致巴金,同前書,第193頁)“您表示願意支持我們出版社的工作,同志們都很高興。我們對您的要求:一、把《近作》出下去。您老說繼續出下去沒人看,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如明年初不行,下半年再編。”(李致1980年12月19日致巴金,同前書,第201頁)此情難卻,巴金同意了要求,並談了自己的計劃:“近作三可以給你,但必須在下半年出版,早了不行。內容有《隨想錄》二十五篇,回憶錄五篇,講稿兩篇,其他序文、後記、短文幾篇,今年的文章全在這裏了。回憶錄剛寫完,估計最快也要明年四五月出書,所以我說‘早了不行’。”(巴金1980年12月28日致李致,同前書,第203頁)次年7月24日給李致的信,巴金與李致交流了這本書的書名:“《近作》(三),不印也行。如一定要印,也可以另起書名,像你說的那樣,但由你們起名。這不是我自己編的,你們起名吧。”(同前書,第231頁)8月2日給李致的信確定了書名:“近作(三)改稱《探索與回憶》可以,但要註明‘巴金近作(三)’。”(同前書,第235頁)1981年7月25日巴金給李致的信說:“寄上四篇序文,近作(三)稿子齊了,只等五篇回憶錄和一篇《文學生活五十年》(附印在回憶後面)。我想不會久等的。”(同前書,第233頁)1982年1月20日,巴金校正全書的目錄,又增補《懷念魯迅先生》一文,《探索與回憶》的編輯工作算是告一段落。該書1982年4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在出版說明中寫道:“《探索與回憶》是巴金近作的第三集。書中收入作者近年寫的隨想錄、創作回憶錄和序跋等散文共五十九篇。雖然題材不一,內容各異,但作家都是以真誠坦率的態度,剖析着自己,講述着自己的真心話。……從這本書里,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一片真誠,而且可以從他對生活和人生的認識中吸取智慧,增強信念,為美好的明天貢獻自己的力量。”這部書從《隨想錄》三十六篇《小狗包弟》起,到七十二篇《懷念魯迅先生》,另收《探索集》後記、《我和文學》兩篇,共收三十九篇《隨想錄》文章,包含了《隨想錄》的《探索集》《真話集》兩集的部分內容。

近作之四的出版,則是四年以後的事情,這一集書名為《心裏話》,1986年2月版,因為四川文藝出版社成立了,文藝書歸屬該社出版,所以出版者改為該社。這一集收《隨想錄》七十三篇《“鷹的歌”》到一二三篇《幸福》,《隨想錄》五十一篇,序跋五篇,回憶、信件和講話六篇。這部書的編輯工作始於1985年年初,當年2月11日巴金致李致的信上說:“《近作四》大部分原稿寄上,由你編輯。”並告知目錄上打紅圈的七篇過兩天補寄(同前書,第329頁)到2月25日,“寄上《願化泥土·前記》一頁,‘近作四’的稿子齊了。”(同前書,第333頁)第四集出版之後,李致便着手近作之五的編輯,1986年8月30日給巴金的信上說:“請儘快把《無題集》寄給我們,以便出《近作(五)》。您放心,我們不會(也不可能)出在香港‘三聯’以前,但也不能拖得過久。四川文藝社擬再版《近作(二)》《探索與回憶》《心裏話》。”(同前書,第341頁)巴金在當年10月21日的回信中,談到了這一集的編輯設想:

“近作(五)明年發稿也行,因為這兩年半我就只寫了一本《無題集》,不便用兩個書名同時在兩地印行。而且大半年來我身體差、精力不夠,不可能一時找齊全部三十篇的剪報寄給你。目前我的打算是這樣:

“一、年底或明年1月寄給你《無題集》全稿。

“二、如果健康,有時間,病情又好轉,我要寫封信談談有關《隨想錄》的一些事情。”(同前書,第345頁)

第二年,他又具體談到編目的問題:“徐靖來,我對她講過《近作》(五)可以編輯了。除收《無題集》二十八篇和後記一篇外,還有《致青年作家給李濟生的信》(《六十年文選》代跋)、《答采臣》(《懷念集》增訂本代跋)、《隨想錄合訂本新記》共四篇。可能還有一篇《復蘇叔陽同志(談‘老舍之死’)》,很短,聽說要收入舒乙編的《老舍之死》中,要是發表了,便可以編入近作。”(巴金1987年8月5日致李致,同前書,第363頁)看後來的書信,巴金已經動手做了準備工作,當年12月13日給李致信說:“《近作》中需要的文章還未找齊:共七篇……”(同前書,第367頁)他開列了七篇具體的題目。1988年1月19日信上說:“近作十篇齊了。”(同前書,第373頁)看來,書稿的編輯基本告竣。然而,在此書的編輯過程中卻多有反覆,原因出在出版社方面。1987年4月14日巴金給李致的信上說:“《近作》暫時不出也好。對所謂《巴金傳》我也是這樣看法。”(同前書,第357頁)1989年1月24日給李致的信說:“《近作》不必出下去,十篇文章的篇目可退給我(包括幾篇複印件)。”(同前書,第385頁)看來,此事準備了兩三年,最後還是沒有出版。我推測,《近作》前三集出版時,人文社《隨想錄》印數少,滿足不了讀者的需求,而《近作》是很好的替代品。但是,1986年人文社和次年三聯書店都在大量印刷《隨想錄》,《近作》受關注程度必然受到影響。再加上,那幾年書價上漲,發行不好,前四集的印數和定價的變化可以看出端倪,《巴金近作》,三角三,版權頁未印印數;《巴金近作》第二集,九角四,印刷六萬二千冊;《探索與回憶》,九角八,五萬零四百冊;《心裏話》,一元六角七,七千四百八十冊。第四集印數陡然下降,我想這對第五集的出版不能沒有影響,所以才拖了這麼久。

不過,四川人的魄力在於,《巴金近作》之五雖然沒有出版,但它涅槃為《講真話的書》,成為一部名副其實的大書,又開始了新的出版旅程。

四集《巴金近作》,我最先讀到的是第三集《探索與回憶》。人與某部書的相遇,有時候有着很偶然的因素,就像在茫茫人海中遇到某個人並成為朋友一樣,它並不一定有什麼規律。能夠讀到《探索與回憶》,那是因為1988年的春天,我讀完《春》《秋》之後,開始更加關注巴金的作品,而我們鎮上文化站小小的圖書室中恰好有這本《探索與回憶》。我不知道,這本書是誰買回來的,它被我借來,讓我讀到了《隨想錄》之外,《創作回憶錄》中的內容,還有巴金對自己文學生涯回顧的《文學生活五十年》等。它進一步打開了我對巴金的世界的認識,《火》《砂丁》《還魂草》等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我的面前,讓我知道了《家》《春》《秋》之外,巴金還寫過很多很多東西。我翻來覆去地讀着書中的內容,儘管是借來的,這本內文紙軟軟的書,卻成為我當時珍愛之物,包括它的設計。書的封面是潔白色的,佔了三分之二是設計者戴衛所畫的巴金正在讀書的一幅速寫,以銀灰色印的。右上方是巴金手寫體簽名,下端橫着的才是燙金的書名。據李致1982年6月25日給巴金的信,蕭乾曾對這個封面讚賞有加:“昨天接蕭乾同志來信,他非常稱讚這本書的封面,說:‘太好了,實應得獎。’”(同前書,第285頁)而我連卷首的那幅“作者近照”都很喜歡,那是巴老站在書架前拿了一本厚厚的大書,低頭在看的照片,書架上有中文書,也有高大的外文書。我當年總想看清楚照片上都是些什麼書,同時也羨慕:巴金的書可真多。

《巴金近作》各集,我都不是出版當時買的,而是後來陸續補購的,大多只是作為版本存留,並沒有認真看過。《巴金近作》第一集,應當是在大連的舊物市場最先買到的,後來在別處看到也買回了些複本。第二集,是到上海以後,在復旦舊書店買的,三塊錢。《探索與回憶》,記不得在哪裏買的,我手裏這本很新的,或許是在孔夫子網上買的?第四集《心裏話》,我倒記得是在孔夫子網上買的。好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還有個第四集,那是偶然發現的。

買《講真話的書》,則又是一次略帶驚喜的記憶。彼時,我已經讀高中,縣裏有圖書館,我除了去借書,還非常關注《文匯讀書周報》,那上面有巴金的新作發表,有關於他的消息,還有很多新書訊,我經常拿一個用信紙訂成的本子去抄錄巴老的新作和各種消息。也就是在這份報紙上,我第一時間得到《講真話的書》出版的消息,不用說,我的野心萌動,做夢也想買一部。有句話叫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正當我盤算有誰可以到四川幫我買書時,這部書不費功夫飛到我眼前。1991年寒冷的冬天,我的高三第一學期。整個高中時期,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至今回憶起來,飯不好吃,覺不夠睡,我滿腦子都是坐滿了人的擁擠的教室,漫長的自習課,做不完的課卷,還有每次考試后內心的茫然感。那是我第一次離家住校,過着個人的獨立生活,儘管只是離家六十里,現在看來不過出門逛逛街,但是雛燕孤飛,做什麼都找不到方向。本來,讀書是我很好的心靈慰藉,可是繁重的學習壓力使我不得不減少課外書的閱讀量,每逢我考試考得很差的時候,再多讀課外書就有一種犯罪感。可是,當一個人內心被某一樣東西吸引時,就是泰山也別想壓平他心中的念頭。那年冬天,臨近期末考試,我得了嚴重的感冒,頭暈眼花,兩腳無力。你想像不到,那樣情況下,我是興高采烈地去跟老師請假,說我病了,不行了,必須回家休息,不能考試了。居然獲得恩准!簡直是勝利大逃亡,我是發著高燒哼着歌收拾東西的……現在想一想都覺得心酸,我非常慶幸自己在應試教育下僥倖做了一個逃亡者,然而,它浪費了我們多少一生中真正最美好的時光啊。

那時候回家,要在庄河的向陽橋坐車,坐被當地人稱作“小麵包”的那種小公汽。向陽橋旁邊,是縣的新華書店,全縣最大的一個書店,也不過上下兩層樓而已。因為有了輕鬆的心情,在重感冒的情形下,我還有勁頭逛書店。那天,踏進書店大門我一眼就看到書架上新來的銀灰色封面的《講真話的書》,“巴金”的手寫簽字巨大,《講真話的書》豎排書名也鮮亮,十九元五角的定價,在當時可能也不低吧,但恰好我口袋裏有這個錢,立即拿下!書的封底上面有一行字:“本書收集作者從1977年至1991年初所有著作——包括《隨想錄》五卷。”這正是我當時最為貪心的地方,我想讀到更多巴金的書,始終讀不到,經常是找到這本書找不到那本,“所有著作”,大對我的胃口。

《講真話的書》,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版權頁上標註的是1990年9月第一版、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中國圖書的版權頁,我始終弄不清楚裏面藏着多少奧秘,第一版與第一次印刷,時間差了八個月(書中收的最後一篇文章,是1991年寫的,居然超過了第一版的時間)!姑且這是可以理解的,印數上居然標註着“2000~10000冊”,什麼意思?前2000冊是什麼?第一次印刷之前還有第零次印數?幸虧我不是研究出版史的,否則腦筋都要累斷了。後來弄明白,這書1990年9月,還真的印刷過一次,定價十六元六角,當時是一千一百四十八頁,收文到1989年所寫的《〈回憶〉後記》。而1991年印本實際上為二刷增補本,頁碼為一千一百九十二頁。難怪巴老1991年1月28日給李致的信上寫道:“還有我寄了一篇《〈寫給彥兄〉附記》給安常同志,這短文《講真話》中收入了的,不過註釋不清楚,這是為《魯彥選集》寫的。不單是《寫給彥兄》的附記,出版者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同前書,第393頁)1991年4月8日,巴金給李致的信:“關於講真話的書,遺漏文章除了十七卷代跋(二)外,都已補齊。代跋共寫了兩篇,表示兩種意見,可能王仰晨已把代跋(二)寄給你了。增訂本什麼時候出書?”(同前書,第395頁)這個“增訂本”其實就是第二次印刷本。1993年12月,這書又出版了第三次印刷本,也是補訂本,收文至1993年的《沒有神》一文,頁碼為一千二百四十二頁。這一次版權頁標準的版本才算是可以理解的:1990年第一版;1991年5月第二次印刷;1993年12月第三次印刷。印數是“10001~20000冊”,定價為二十八元五角。

這部八十萬字的大書,正文採用的是編年法排序,從1977年巴金的《一封信》開始,到1991年2月7日《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二)為止,盡收巴金這段時間公開發表的文章。編年的好處,能夠沿着文章的先後理清作者的思路,同時時間標誌性又在提醒着橫向的比較。然而,這個版本更吸引人恐怕還不在這裏,而是該書第1026頁,《隨想錄》第一百四十五篇《“文革”博物館》一文,竟然以“存目”的方式出現的,那一頁除了題目,又是白紙一張。這是活生生地為《隨想錄》的收藏者製造新版本啊!

范用談及此事氣憤地說:“大家知道,在國民黨法西斯專政時期,報刊常有‘開天窗’,報刊因為某篇文章或新聞被審查官‘槍斃’了,編者故意讓它空着,讓讀者知道,以表示對審查者的抗議。現在四川出版社的這本《講真話的書》出現這種現象,又是為什麼?”“眾所周知,黨中央已經做了徹底否定‘文革’的決定,難道巴老的意見犯了忌?”他還補充說:“三聯版《隨想錄》出版至今三十多年,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平安無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也。”(《巴金先生的一封信》,《泥土腳印》續編第191、192、193頁)這是《隨想錄》第二次享受“開天窗”的待遇,第一次是香港三聯版的《真話集》單行本。如今坐在精緻的書房中喝着熱茶的高士們,不會感受到巴金當年所承受的壓力,乃至內心的鬱悶。寫作一輩子,似乎擁有了很多榮譽和嚇人的頭銜,他的一篇文章要與讀者見面居然會是這麼困難,換作你,是什麼心情?不過,出版者也有他的委屈,李致在十多年後,於2004年撰文,並披露了巴金先生當年的信件,道出此事的來龍去脈:

在出版《講真話的書》之前,正碰上一次不是運動的運動,極左思潮再度抬頭。……當時,出版社曾被停業整頓,剛恢復出書不久。……在這種形勢下,我去上海幾次與巴老商量:一、推遲出書時間;二、用“存目”的方法,抽掉三篇文章。巴老認為,不要因為兩三篇文章,影響到其他大量文章不能與讀者見面。原則上採用“存目”的辦法。1989年8月26日,巴老在給我的信中,一開始就說:“我同意用‘存目’的辦法,反正你是責任編輯。我不會讓你為難。”在編書的過程中,我認為原擬抽掉的三篇文章中的兩篇文章,可能不會讓別人抓住辮子,只決定把《“文革”博物館》一篇“存目”。註釋標題李致:《從“存目”談起》,《生命的開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文匯出版社2005年5月版。

1995年10月,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名義,再一次出版《講真話的書》,版權頁上標註,這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數為五千冊,為精裝本,定價五十一元,書的頁碼已經增厚為一千二百八十一頁,字數八十四萬字,收文止於1994年的《懷念衛惠林》一文。從裝幀看,書的變化似乎不大,依舊是銀灰色的塑封外護封,不過書的內封,原來只有書脊有書名,現在封面上燙金印着巴金的頭像,作者名、書名和出版社。內容上最大的變化,除了增補後續幾年的新文章外,第1036-1039頁,被開了“天窗”的《“文革”博物館》一文終得恢復。我佩服四川的出版界和李致先生在於,他們不屈不撓地增補新內容,讓這部書一直修訂和印刷下去,這是一個接力賽,或者小馬拉松,這種勁頭應當是做文化的人必不可少的。

2003年11月,巴金先生百歲華誕之時,四川人民出版社《講真話的書》又一次換裝出版。封面換了彩色的巴金晚年寫作的照片為襯底的圖案,書以平裝形式分兩冊出版,字數為八十六萬二千字,收文止於1998年的《懷念曹禺》,封底說:“本書收集巴金1977年以來的所有作品——包括《隨想錄》五卷、《再思錄》和封筆之作《懷念曹禺》。”該書只印了三千冊,2003年11月第一版,定價八十元。2006年8月,版權頁上標着第三版的《講真話的書》推出,我不知道在這兩者之間的第二版是什麼樣子,這個上下卷本有精裝本,難道就是第二版?第三版字數八十七萬字,印數三千冊,定價九十八元,是十六開精裝,一本堂皇漂亮的大書,封底上的文字改為:“本書收集巴金1977年以來的所有作品——包括《隨想錄》五卷、《再思錄》和絕筆《懷念振鐸》。”收文延續到1999年,那一年之後巴金先生不能再執筆寫作。這本書封面上還以燙金的字印着“謹以此書紀念巴金逝世一周年”的字樣。

從1977年到1999年,在恢複寫作后的二十二年裏,巴金先生抱病寫下了近九十萬字,都收在這厚厚的大書里了。從1978年到2006年,二十八年裏,家鄉的出版者一直在經營着一部大書。作為讀者,從初中時我讀《探索與回憶》,高中時買《講真話的書》,離開家鄉工作后又受贈兩版《講真話的書》,似水的年華也快染白了我的頭髮。一部書與那些歲月,似乎有着講不完的故事。

2015年10月7日傍晚於竹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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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文存:我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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