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先生的出版人生涯

※李致先生的出版人生涯

◎盧澤明註釋標題盧澤明：時為《成都晚報》副刊部副主任。

李致先生頭銜很多，但他在意的是出版人這一稱謂，其實他稱得上是著名出版家。他曾擔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在其任上，他親自組織策劃了一批高質量的、極具影響力的書籍，使上世紀80年代的四川出版業異軍突起，成為新啟蒙時期重要的參與者，中國出版界之重鎮。李致貢獻甚巨。

李致從事出版工作時間不算很長，但與出版的緣分很深。1957年在青年團重慶市委當大學部部長的他，不久調任團省委，成了《紅領巾》雜誌的總編輯。雖說辦刊物還不能算是十足的出版人，但至少是編輯人，距出版業也就是半步之遙。期刊是出版物之一種，辦刊能使人對讀者的需求更敏感，辦刊能使人的知識變得更廣博。哪怕就是《紅領巾》雜誌這樣相對讀者面較窄的刊物，要辦好，也要求總編輯要有大視野和綜合知識。這無疑都在為他後來成為優秀的出版人做準備。只是，年輕的李致尚不知道這一點而已。《紅領巾》雜誌曾經有一期發行了一百二十萬份，放在今天，絕對是期刊界的天文數字！儘管那是階級鬥爭的年月，有着特殊的價值觀，但一百二十萬份，仍然是一個奇迹！那一期，刊有李致和他人合寫的《毛主席的好孩子——劉文學》，李致既是作者，也是編者，兩方面的眼光和能力，決定了一個刊物的成敗。李致先生年輕時就能寫能編，是一顆好出版人種子！

因為辦《紅領巾》雜誌在全國有影響，1958年，團中央組織中國青少年報刊工作者代表團訪問蘇聯，少年報刊選中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紅領巾》雜誌總編輯李致，時年二十九歲。

1964年，李致調共青團中央《輔導員》雜誌社任總編輯，使他有了面向全國的視野；可惜不久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革”，先靠邊站，后被奪權。

假若當年李致這個少年兒童的有緣人，不是從事編輯出版期刊，而是從事別的工作，或許他和四川出版，就沒有關聯，也不會有80年代赫赫有名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總編輯李致了。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但縱觀一個人的一生，還是能夠看到類似命運那樣的線索和軌跡。李致先生本質上是一個文化人，他的事業，他的命運，都和文化有關。“文革”時期，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挨整，關“牛棚”，但從小受良好的家教，即使惡劣的環境中，也不會讓他徹底斷絕文化的緣，在“牛棚”中李致又重讀了《魯迅全集》。所以，那段艱苦的歲月一結束，他就迎來新的廣闊天地。70年代後期，李致出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

出版業對於李致來說，彷彿是一個全新的行業，其實，他瞭然於心，他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熱愛的行業中，他深受魯迅、巴金的影響，喜歡書，喜歡寫作。“文革”的結束，人民更渴望文化的滋養。70年代末，全中國呈現出“書荒”狀態，根本滿足不了全國市場的需求；像四川人民出版社這樣的地方出版社，按當時的政策規定，地方出版社有一個“三化”的方針：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地方出版社只能出配合運動的“字大、圖多、本薄、價廉”的一類書。李致與他的同事出手了，他要乾的事情，第一個就是打破出版界的所謂“三化”方針。

四川出版社開始在全國組稿了。先出版了《周總理詩十七首》，發行量上百萬冊。繼又出版了《在彭總身邊》，既受到廣大讀者熱烈歡迎，又受到胡耀邦同志的表揚。針對讀者對老作家的關懷，四川及時出版了老作家的近作叢書。根據巴金的建議，四川又出版了“現代作家選集”叢書，把當代著名的中國作家中大多數囊括進來。人們戲稱“孔雀西南飛”。這套“現代作家選集”叢書，先從川內的作家做起，逐步放開，最後面向全國。其意義遠不止是出一套作家叢書那麼簡單。後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的劉杲說：這套書出版為作家的平反勝過於發紅頭文件。這套書在以後相當長的時期都有着很大的影響，全國和國際書展中，都展出了這套書。當法國總統在上海給巴金授予騎士勳章的時候，巴金回贈的就是“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中的《巴金選集》（十卷本）。

80年代，一個新時代剛剛開始，剛從“文革”噩夢醒來的人們，往往心有餘悸，文化出版領域更是敏感之地。要發展、要突破，非有大氣魄、大眼光的人不行。李致先生居於四川出版界的領導位置，他所承受的壓力亦非一般人可以想見。一般見諸報刊圖書的文字在介紹李致先生的出版“功業”時，往往痛快淋漓，給人感覺李致先生做事大刀闊斧，幾乎毫無阻礙。其實不然，有從《李致與出版》一書中抽調的故事，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李致的超前眼光和他所承受的巨大壓力。

1978年12月底，中共中央給彭德懷元帥平反。作家丁隆炎撰寫了彭德懷的《最後的年月》。四川出版社加班加點，排字工用了九天，四十萬冊的圖書就出來。這本書名為《最後的年月》，發行那天，新華書店排起了長隊。但第二天該書被叫停售了。因為儘管彭德懷已經平反，但關於他的種種說法，還沒有公開化，還有許多的禁區，有統一口徑的要求，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寫他。丁隆炎是部隊作家，也是彭德懷傳記寫作組的成員，但他卻被寫作組控告違反組織紀律，“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名譽，沽名釣譽”，等等，上綱上線，問題很嚴重。眼見數十萬冊圖書要被化成紙漿，李致的牛勁上來了。首先他到有關方面說明，稿子是出版社邀約的，不是丁隆炎自作主張，“稿子是我們審核的，我是總編輯，要承擔責任我來承擔責任”，主動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不久，國家出版局召開會議，李致到北京，通過中宣部的有關同志，上書中宣部部長王任重說明情況，懇求准予發行。王任重重視他的來信，表示同意發行。李致非常高興，又寫信給王任重，表示謝意。但新情況發生了，又說不能發行了。丁隆炎的問題被升級，寫作組上告中宣部，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最高官員批示要開除丁隆炎的黨籍。問題一下子就複雜化了。

李致心緒不寧，也不服氣，心想憑什麼開除丁隆炎的黨籍？開除黨籍這樣重要的決定應該通過支部大會討論，本人參加，並報上級黨委批准才能決定，哪能一個人說了算？於是他想到老上級胡耀邦。胡耀邦是一個喜歡聽真話的人。李致說：耀邦同志，你號召我們出好書，我們出了好書又不準發行，又沒得正當理由。胡耀邦沒有正面回答他，但默許了這本書的發行。同時，出版社黨委給中央書記處寫了份報告。出版社是一個處級單位，就這樣為一本書，越級給中央書記處寫信了，現在看來是相當大膽的舉動。報告裏面逐條逐條地把他們告狀的理由（違反紀律、沽名釣譽，等等）列出來，給予反駁。表示不讓該書停售，組織上服從，但是思想上不同意。一年以後，《最後的年月》終於被批准內部發行了，也算是一個不太完美的收尾。

一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來”叢書也引起爭議。由於“文革”的錯誤，中國閉關鎖國，對世界完全不了解。80年代的中國百廢待興，一個思想啟蒙的時代必然要到來。李致先生對此有着清醒的認識，介紹國外新思想、新思維、新觀念、新潮流的叢書出版計劃在他腦海中醞釀。80年代初，四川出版界因其果敢，已經樹立了思想解放的形象。中國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張黎群直接建議李致推出“走向未來”叢書。他認定四川思想解放，有膽識，給李致寫信，獲得的答覆完全印證了他的判斷。就這樣，這套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啟蒙讀物從四川走向了全國。這就是後來影響了整整一代知識人的“走向未來”叢書！在這個過程中，有關領導幾次給李致打“招呼”，李致不改初衷。

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人們回望過去，評價這三十年最重要的、具有影響力的東西，幾十位學者向《南方周末》推薦“走向未來”叢書是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具影響力的叢書，並排名第一。

80年代，四川出版成為了中國出版業的重鎮，這是因為四川出版有敢為天下先的氣魄、有開放意識，作為總編輯的李致先生功不可沒。李致原本熟悉的是文藝方面，而其他方面並不是他的所長，但四川在那個時代卻出了許多思想銳利的書籍，這和李致這個膽大的總編輯是分不開的。比如陳獨秀這樣至今在黨內都有爭議的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政治編室就有眼光和膽識，能夠編輯出版陳獨秀後期文選。老舍的《四世同堂》，1949年以前出版的，新中國成立一直沒有出版，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樣拿來再版。當時還屬於“負面”人物的張大千的畫冊，當時還比較忌諱的新月派詩人徐志摩、戴望舒的詩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律出版。

從今天的圖書市場角度看，那時候，四川人民出版社就有搶書稿的動作，帶頭這樣乾的就是總編輯李致、社長崔之富和眾多同事。前面講到他要突破出版界的“三化”，他的眼光是全國，而不是一個四川省。他又盯上了曹禺的劇本《王昭君》。李致親自跑到北京，找到曹禺，表示要出版《王昭君》。李致說自己背書背不好，但背劇本還可以，於是面對曹禺背誦了劇本《雷雨》《日出》，曹禺感到十分驚訝，被他的誠意打動，答應了李致出書的要求。但當時有人表示懷疑，說一個地方出版社能做好這種書嗎？李致將隨身攜帶的川版圖書給他看，其裝幀和選題都沒得說。為了打消對方的顧慮，李致承諾只要三個月，該書就面世。結果，裝幀漂亮的《王昭君》在三個月後真的出版了。不說曹禺很高興，當初有疑心的人也大感開心。但《王昭君》還是惹了麻煩，核心問題是這本書該不該四川出，當時計劃經濟思維在出版界還很盛行。後來在長沙開全國的出版會議，考慮到當時的情形以及被人的提醒，李致決定低調與會，並且儘可能少發言，估計還免不了要挨罵。當時，買不到書是客觀現實，流行一個說法：“為了買《一千零一夜》，排了一天一夜”。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北京的出版社出版后，分給四川三萬冊，但四川是一個擁有一億人口的大省，這些書進入四川，無異於杯水車薪。其他地方的出版社也面臨相似的問題。故而川版圖書一出，數量都很大，當時還是擔心其他地方出版社對此有意見，不滿意四川，以為他們要批評四川，但是卻沒有發生這樣的事兒。大會進行到最後，李致忍不住要求發言。他在發言中描述的全國“書荒”的客觀現實，是北京、上海兩地不能解決的，解決辦法是地方出版社也要面向全國出版，至於大家擔心會不會忽視地方特點、忽視青少年的需要、會不會忽視農村讀物、會不會把好質量的關、會不會搞亂出版市場，李致都用四川實際出書的情況，對這些問題一個一個予以仔細的回答。後來出版局的代局長陳翰伯，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鄧星盈寫信談道，他是根據四川的實踐，提出要逐步推廣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時候，出版界認為這是出版界的一個重大改革。新聞出版署和全國出版工作者協會開會，邀請四川的李致和湖南的胡真參加。李致沒有親自到場，作了書面發言，大會上宣讀了這個書面發言，北京的四家有關出版的報刊也摘登了發言，大家認為四川最大的一個貢獻，是突破了“三化”。

李致和出版結緣，看起來始於70年代末期，實際是在少年時代，巴金就給他樹立了榜樣。巴金在三四十年代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這個出版社在民國期間很有名。魯迅、茅盾、老舍、曹禺、艾青、何其芳、沙汀、艾蕪等人的作品在那裏出版。應該說，巴金不但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也是一個傑出的出版家，很多作家有影響的作品都經過他的手而出版。成都也有文化生活出版社，少年李致在成都的時候就愛在文化生活出版社裏看書。巴金本身是作家，面很寬。跟作家的關係也很密切，他在報紙上看到哪個作家的文章好就收集起來，出書的面就很寬。這些對日後李致成為一個出版人，都有很深的潛在的影響。

當然，在和作家的合作過程中，也有失誤。但這種失誤僅僅屬於工作層面。再跳開一點來看，其中蘊涵的溫情與憐惜，更讓人對李致先生心生感動。這裏要說一說周克芹的故事。周克芹原本是內江地區簡陽縣的一位農民作者，在大隊當會計。四川人民出版社將其作品彙集成一本小冊子，名為《石家兄妹》出版。想到他家住農村，家庭條件不是很好，不利於寫作，愛才的李致就支持文藝編輯室的同志出面，把他請到出版社住，管一日三餐，給各種補貼。當時周克芹正在創作的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預約，出版社還提供稿箋紙讓他拿回家寫。但周克芹寫出來之後，想多掙點稿費，先拿給了內江一個期刊發表。對此，李致表示理解。後來這部稿子傳來傳去，讓沙汀關注了，一下子就把稿子的身價抬高了。周克芹就拿給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這當然讓李致很失望，省委分管書記也要他解釋該書讓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前因後果。後來李致到上海去，巴金老人說不管怎樣說，這本書放掉了是你們的失誤。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後有了個規定：凡是有質量的書跑到外省去了，自己必須總結教訓。《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獲得了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為四川文學掙得了榮譽，卻成了四川出版的遺憾。有意思的是，後來李致擔任省委分管文藝工作的宣傳部長，非但沒有給周克芹難堪，還在周克芹緋聞纏身時，出手相助，為之解圍，盡顯仁者之風。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後來又把周克芹的短、中篇小說出版；周克芹去世之後，《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熱情勁兒過了，四川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周克芹的三本選集，其中一本就是《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出版社把稿費給了他的夫人，因為他家庭困難。李致和文藝出版社能這樣做，有巴老的影響，因為巴老看到作家困難，書沒有出版就會提前把稿費給作家。

對李致在出版界工作期間的評介，最讓他感到欣慰的是來自著名翻譯家馮至的一句話：“你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你是出版家。”但是，身為出版業的領軍人物，做出版家是相當困難的，因為，隨着時代的變化，經濟效益越來越成為衡量業績的標準，你不得不考慮商業利益，這樣，就很難不去成為一個純粹的出版商。

出版家是一種理想，李致先生曾為之努力，而且在出版商和出版官的夾擊中，他卻真實地呈現出出版家的風貌，這拜一個時代所賜，也是李致本性使然。

2014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