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傳承文化出好書——寫在《曹禺致李致書信》出版之際

※為傳承文化出好書——寫在《曹禺致李致書信》出版之際

◎梅紅

李老又出新書了。

這次是《曹禺致李致書信》，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高興，李老的一個夙願終於達成了。他一直珍藏着與曹禺交往的三十八封書信，包括曹禺留給他的便條。這些珍貴的書信，在《曹禺全集》中沒有收入。它們真實地記錄了曹禺晚年的思想狀況，是研究曹禺的重要史料，其意義自不待言。李老一直想出這本書，他知道現在的出版不景氣，打算自費出版。

沒想到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長安慶國看中了這個選題，派出了牟薇和鄒小工等一支精幹的團隊來編輯這本書。作為出版研究者，我也對此非常感興趣。當我和李老談到此事時，他說：“是安社長有眼光。他聽說我這裏有這樣一些材料，第二天就派責任編輯小牟來，並聘請鄒小工設計封面。”

安慶國是這本書的總策劃。為什麼要出版這樣一本書？安社長自有他的看法，一個出版人可以與曹禺這樣的大家就出版圖書結成“生死戀”，這是基本價值觀有契合，是兩顆真誠的心的融合，是崇高文化理想的共同追求。在當下這是值得學習的！今年適逢曹禺誕辰一百周年，出版李老收藏的這些信件，既是四川出版對曹禺誕辰獻上的厚禮，也記載了四川出版在上世紀80年代與作者深切的關係。出版社不僅要出有市場價值的書，還要為發展文化、傳承文明作出貢獻。三十年前，著名詩人、學者馮至與曹禺一樣，曾稱讚李致是“出版家”，不單純追求經濟效益。三十年後，在出版已深度市場化的大背景下，四川教育出版社有這樣的眼光和勇氣來出這樣一本書，實在是一件出版的幸事。

李老說的小牟是責任編輯牟薇。安社長通知她擔任本書的責任編輯時她正在外地。當她回來看到李老珍藏的書信時，不由得驚叫起來，連說：“太珍貴了，太珍貴了！”

這是今年8月的事情，正是成都氣溫近三十八度的桑拿天，此時距曹禺先生誕辰僅僅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了。所有工作人員都在和時間賽跑。鄒小工的封面設計幾易其稿，力求完美。開頭幾天牟薇幾乎以李老的家為辦公室，一封封的信件和相關材料拍照，編號，核對。……這個團隊的每一位成員圍繞着日程表在高速運轉，安社長几次到排制設計工作室指導工作。他們僅用了幾天時間就完成了對資料的梳理，僅用了二十幾天，就完成了三審三校、裝幀設計、排版印刷。終於，在曹禺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前趕印出版了。這個編輯團隊為曹禺先生百年誕辰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時間的緊張並不意味着做書的倉促與粗漏。恰恰相反，這本書在設計上處處扣着書信和曹禺先生的創作，處處瀰漫著曹禺先生與四川出版珍貴的友誼。封面設計簡樸大方，有書卷味。為了再現曹禺先生這些珍貴的書信和手跡，書中一一呈現了三十八封書信原件，甚至還有部分信封的正面反面。對於E時代的人們來說，這種紙質的信封文化，已是一個時代的記憶和象徵。那扉頁設計中選用的實寄封上的郵票郵戳，不僅指向“書信”二字，更從視覺上給人一種美感。在書眉上那精美的篆刻設計，不僅增加了本書雅趣，也用一抹紅色點亮了書中的色彩。書中選用了很多四川人民出版社當年出版曹禺先生著作的圖片。《王昭君》《膽劍篇》《曹禺戲劇集》（全八冊），曹禺與巴金、李致等人的合影……書中所用的插圖是戴衛、徐恆瑜等為曹禺的劇本所創作的作品。關於插圖，曹禺先生曾致信李致：“可否由你社請人做些插圖。最好請畫家仔細讀了劇本再畫，如畫得不滿意，便不做插圖也可。”當時年輕的戴衛和徐恆瑜、李延聲創作的插圖令曹禺先生非常滿意。

《王昭君》插圖，徐恆瑜作

1979年，曹禺給李致的信中寫道：“李致同志：《王昭君》新本收到，此書印的十分精緻，見到的都說‘好’。這要感謝組織工作者，印刷工人師傅、校對、設計、插圖藝術家，以及所有的工作者們。這樣迅速刊印出來，足見你社工作效率高，團結、合作好。”在曹禺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四川出版再次高效的表現，當足以告慰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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