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緣·人緣——我說李致

※書緣·人緣——我說李致

◎周良沛註釋標題周良沛：詩人，作家，編輯家。

不想，此事一晃，又是三十多年了。

上世紀70年代末，“十年動亂”結束不久，我將編好的《胡也頻詩稿》《戴望舒詩集》《徐志摩詩集》請嚴文井（1915—2005）同志審閱，當然是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此時，他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把手，按照我當時的想法：這幾本書此時要在國內出版，自然只有找他。因為，之前，胡也頻（1903—1931）身為“左聯五烈士”之一，無疑是被推崇的，對他的作品，多是推介《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們的前面》這類思想先進、傾向鮮明的小說，對他的詩則極少提及。他的詩也全是在他成為革命者之前，受李金髮（1900—1976）的“象徵主義”影響的產物，當年，直至今日，詩壇所移植西方的種種“主義”，多是對於這種種“主義”的哲學基礎不顧，只是對它一些表面技法的模仿，不倫不類，可以一筆帶過，但對於研究這麼一位革命先烈來講，卻不是可以一筆帶過的事。戴望舒（1905-1950）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就出版過他的《詩選》，但選得太“嚴”了，是本很薄的小冊子，若以人選詩，他抗戰時期在香港坐了日本人的牢，其不屈的愛國之情實可欽佩，但作為詩人，他是中國新詩之“現代派”的代表人物，既是介紹詩人，只見“人”不見“詩”之全貌，總是一大遺憾。其中的徐志摩（1896—1931），一直是位有爭議的人物。時至今日，我也絕不贊同將他作為否定“五四”后新詩運動中許多進步詩人的賭注，那樣對徐志摩本身也是一種傷害。但是對他籠統地否定，也缺乏起碼的公平。

同時，“突破禁區”，也是此時“解放思想”的必然。我自己也是本着歷史唯物主義，還新詩運動其運行的一個原貌，才來選編整理及評述的。但是，它的出版，它的“突破”，似乎又應該在北京這個權威的文學專業出版社更合適些。一般情況，稿子投去，它分到哪位編輯手上，他個人，或者還經過上級定下一個處理方案再回復給我，三月半載，那就是很快的了。我直接找了嚴文井同志，當然是心情有些急，希望我自己的歷史唯物觀可以得到認可，所以才直接找上門去。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籌備《當代》的創刊時，從我這裏拿了兩首長詩《大路之歌》《擊鼓》去，終審都是文井同志，他是戰前的“京派”作家，不是一般的文化行政幹部，這兩首詩發稿刊出前，他都約過我去談詩聊天，還有這麼一點文緣，我也才敢直接闖去找他。對此，他很久都沒吭聲，看來，是處於很為難的境地。他當然不會對書稿本身發表什麼意見，更不會像某些人那麼簡單、粗暴地否定這些詩集的作者。他頗費斟酌地用詞遣句，才說了一句：“我還看不出來現在是可以出徐志摩的時候！”

《徐志摩詩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戴望舒詩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胡也頻詩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為同是出版家的作家，是鑒賞水準、文學品位很高的行家裏手。這句話是處於在此崗位的行政語言。這回，我要爭什麼，也不該同他去爭，當知禮而退。

可是，現在還不是“可以出徐志摩的時候”這句話，對我也是頗費思量。三十年過去，事後想來，這些書一面市，就出現那些自己都沒弄明白戴望舒、徐志摩就“吃”他們的，藉此販私，鼓吹“現代主義”（在此得特別聲明，如此說並非籠統否定它，它涉及意識形態中諸多複雜、敏感的話題，似應另擬專題專論），導致許多熱愛、初學寫詩的年輕人之思想混亂、無視藝術規律的亂象看，影響是不好的。從這類受眾接受它的水平看，說它還不是出版的時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但這種令人不愉快的情況，實際上也是對過去沒有完全遵照藝術規律來對待藝術的報復。可是，它們出版的時候又該在哪年哪月呢？我只能那麼乾等着么？為什麼不可以開始積極推動它們的出版呢？

出版社不在我手上，干著急也無用；我也很固執，仍然想方設法在擴大有關資料的搜集，在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之內，完善詩集的編輯工作。

在上海，見到巴金老（1904—2005），我特別喜歡同他談我所讀過的他的小說，也特別喜歡他不形於色的熱情。我們談了他寫的和曹禺改編的《家》，他謙虛地讚賞了曹禺的改編，並說到曹禺的戲劇語言是很值得學習時，巴老似乎看準了我在不務正業，問道：

“你這陣子還寫詩么，在忙些啥子喲？”

我如實稟告了我上述的無奈。

“徐志摩？”他也跟文井同志那樣單獨提出“徐志摩”來，怔了一下，也是在想了一下吧，隨着自言自語地說了一聲“還是可以出的罷”，立即聲調高昂，語速也快了：

“你去找李致，叫他出！”

這對我太突然，我懵了。孤陋寡聞，當時還確實不知“李致”為何許人也。不過，我相信，巴老介紹的人，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還怕找不到么？正因為是巴老所說，我憑口空說，還不當成打着巴老的牌子招搖撞騙？我只得央求道：

“巴老，您給我寫個字條嘛！”

“什麼都不用，就說是我說的就行了，我會同他打招呼的！”

我再說什麼，便是對巴老的不敬了。

可是，“李致”這兩個字整天在我腦中打轉，“李致”到底是誰呢？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怎麼這樣孤陋寡聞呢？巴老不僅提到，而且是他那麼可以信賴、託付的人，絕非一般人士。看到《辭海》，我拿到手上，準備在上面查找，一想不對，巴老託付解決問題的人，肯定是位能與巴老坐在一條板凳上的名人，也肯定是位大活人，怎麼可能是《辭海》上作古的聖賢呢？說不定是個年輕人，小帥哥也可能的嘛。關起門來，比過去搞“運動”的準備階段之“閉門思過”還難受。在這個圈內混了幾十年，如此淺薄，自當思過。苦了自己兩天，忽然想起一同訪問各海港的徐靖姐、大同兄不都在成都么？何不問問呢？那時還沒有直撥電話，到郵電局掛了長途。

“哎呀，良沛，你怎麼搞的？”徐靖大姐快人快語，音質很好的長途，傳來的聲音也特別爽朗：“李致李致，李致你都不曉得？是我頂頭又頂頭的上司……”

聽此，難免有點委屈，我又不是萬事通，不是太淺薄，才求問人嘛。“你曉得就好找他了！”

“你找他啥子事嘛？”

“巴老叫我找他……”

“哎呀，李致就是巴老大哥過繼給他的兒子嘛——你還不趁機會來成都耍耍？”

耍耍，哪有這等心情？不過，有此一語，全盤通明，萬事俱備，且有東風。一切的一切，都明白了，一切的一切，事情好辦了。後來我知道，李致父親就是《家》中的覺新的原型，連續生的都是女兒，生下么兒李致，照過去的鄉俗，怕養不活，就過繼給當時還沒有和蕭珊結婚、單身未婚的巴金做兒子。後來巴老婚後有兒有女，更主要的，是李致也養活了，長大了，才改口叫巴老為“四爸”。但他們的父子之情，尤其共度“十年動亂”之後，是更深了。這自是后話。無怪才有巴老“你去找李致，叫他出”這樣的口氣。我急忙把稿子重翻一遍，那時郵局還沒取消“航空”郵件，“航空挂號”寄出前後約一周的光景，有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電話，當時我當然不認識，後來也成了合作的好夥伴、好朋友的張揚相告：書稿收到，同意出版，現在正在做發稿前的編務工作，請放心。電話的內容、說法都是事務性的，卻像一把火將我的身心都燃燒起來了。

我來到成都鹽道街三號，那時文藝社還沒有分出來，只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文藝編輯室”。辦公室里很擠。編詩的戴安常、張揚，在辦公室凸出去的一間小偏房，裏面還加塞了徐靖姐與曹禮堯，四張辦公桌橫豎一擺，多進來一個人，連身子都轉不開。編輯們一邊在驗“四川詩叢”的樣書，還在整理我送來的詩稿，那邊徐靖大姐正在忙乎她的“當代作家自選集”叢書，已見預告的十一家前輩作家的選集，也在進行着校樣和稿子的事。看得出來，這是一項出版規劃塑以成形的忙碌。照徐靖所說，李致是她“頂頭又頂頭的上司”，那麼，此刻我看到的正是李致出版思想的工作蜂房，是一所以真正的文學藝術釀造蜜汁的車間。若是換另一個人，他可以有比李致更高的才能、熱情，若無李致從巴老承續過來的人脈，像視巴老為“摯友、益友和畏友”的蕭乾（1910—1990）、曹禺（1910—1996）等等這樣同齡、同輩之友的人脈所提供的文化資源，這個蜂房不會有這麼繁忙的勞作和奏響它釀蜜的音樂。這真是一種迷人的氣氛，事隔多年，鹽道街三號也不知怎麼樣了？記得後來王火接任總編，年輕編輯竟然不知抗戰時就在四川，與老舍（1899—1966）長期密切合作的女作家趙清閣（1914—2011）是誰，把她寫紅樓夢的稿子壓了很長時間。王火翻出來，即刻自己看了，編了，發了稿，並同編輯細心地講趙清閣……回想起來，這是一個可以陶醉的工作環境。當年我一走進來，就被它吸引住了。過一陣，安常說“李局長會來看你”，我想自然是句順水人情的客套話。

那天李致一進來，見我這陌生人很自然就想到我是誰便上來寒暄。出乎意料，他和巴老的瘦弱是完全相反的結實、健壯，說話也是和巴老相反的響亮、高亢，和巴老溫和的平民風不同，他還是真像一位當“長”的，是他追問某些事由的進程、問責，和站在更高角度的指點，完全有他拿得下、鎮得住的氣度。他除了問安常安頓我住在哪裏，囑咐安常好好關照我后，又托我回北京見馮至，幫他催催他當面約好的多卷《馮至選集》的書稿就走了。我有些納悶：他怎麼知道我跟馮至有些關係呢？

冬日，天黑得早，也冷，那時我還年輕，能睡早覺和懶覺。準備上床時，有人敲門，一看，竟是李致。他在房裏走一走，看一看。不是他問住得怎麼樣，我還無法告訴他，北京幾大出版社改稿住的招待所，都是幾個人一間的硬板床，住在後來美國領事館都設在此處的，成都此時頂級的錦江賓館待以貴賓，若無他對此一問，我這缺乏修養的人，還難補上兩聲道謝。

他也跟我說徐志摩，想來他和文井同志一樣，也有行政職務所無法繞開的想法。不過，他顯然翻過稿子，認為動腦子請卞之琳（1910—2000）寫序的這個點子，就出得好。卞之琳與徐志摩原有師生之情，後來走的又是不同的人生路。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由昔日的，又是革命者的學生來評說他的先生，不論說得怎麼樣，都是時代變化的文化形態。李致很讚賞序跋中認為過去對徐志摩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看他“頗有一些詩，特別在藝術上，能令今日的我們覺得耐讀，不難欣賞，而且大有可供我們琢磨一番的地方”。又再講，不要“矯枉過正”，既用來“批評過去對徐志摩的評論走到了一個極端；也提醒今日的年輕人不要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的態度，正像對胡也頻不提李金髮對他的影響一樣，這對那些以人論詩者，尤其是官員，是一個很好的交代。李致認為有了我們以上的說法，在“‘開放’的時代，以‘開放’的眼光，拿它當內部的《新詩資料》出版，以借鑒、拿來，總不會有啥子問題吧？”

哎呀，之前我們怎麼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呢？真該多敲幾下自己的腦袋。我睜大眼睛看着李致，這還真不是一般人的智慧！我不禁想起從北京東單到東四那幾間賣老書的鋪子裏面不乏內部的“資料”書。它在“內部”搶手，不看書的也把它看作一種“政治待遇”，不看也買。這一來，不是愁書是否出得來，而是等它洛陽紙貴了！這一想，我真服了他了。

然而，和李致在一起，怎麼可能不說巴老呢？原來出這些書的事，巴老還未向李致作交代。李致一聽轉述巴老對我說的那兩句話，完全深信無疑：只有巴老，也只是巴老對他，才這麼說話。他倆，不論當稱“叔侄”，還是“父子”，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其實，他過繼去時，巴老單身未婚，不可能領他，婚後有了兒女，更不可能接他過去。倒是抗戰勝利后，重慶血染較場口事件，毀了“新政協”，十幾歲的李致，為避狂暴的白色恐怖，跑到重慶巴老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名義是自修，實際是讀文學書，粗細之活都干，得以藏身。對李致的這段經歷，我是特別感興趣。這個不營利、連上巴老才幾個人的出版社，在中國出版史上，是很不簡單的一座碑石。它出版的文學圈內稱之“白皮書”的“文學叢刊”，扶持了多少還年輕的作家在“文學叢刊”中不尋常地亮相，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矗立的塑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的精英和他們的代表作，幾乎（是“幾乎”，不可絕對化）囊括在內，如魯迅（1881—1936）的《故事新編》、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何其芳（1912—1977）的《畫夢錄》，馮至（1905—1993）的《伍子胥》，艾蕪（1904—1992）的《南行記》，等等。

巴老健在時，長期在華東醫院住院。我有段時間在上海，周末必上華東醫院看望，天氣要好，還要推着輪椅讓他出來晒晒太陽。太陽下的舒適，若能喚起他懶洋洋的睡意，自然是我所願。否則，可談的已經不只是他的小說，還有李致和“文化生活”了。我這年紀，解放前自然無法有加入到他作者群之幸，但做個編輯，且是軍人出身，要能在那個行列編輯那樣不是個別，而是普遍都有品位的書，真是我的英雄夢。真希望文化生活出版社還能掛出牌來。“我是看不到這樣的奇迹！”巴老這句話，包含他對“文化生活”多深的感情，又有多少遺憾啊。上世紀80年代末，那時的出版，雖然還沒有普遍賣書號所謂“合作出書”之事，也是迎合市場，開始泛濫“拳頭、枕頭”之際，它喚起我們對“文化生活”深深的懷想，也是此事本身賦予今日的一種境界吧。後來，李致遇到柯岩，柯岩（1929—2012）也加入到這個行列，共同來促進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新掛牌。李致更為有此共識者的同志受到鼓舞。對此，一時看來有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有些超前，未必是出版改革可以迴避的話題。“生活書店”在鄒韜奮（1895—1944）的親人努力下，雖然還掛靠“三聯”，總走出第一步，掛牌出來了。之前，我們怎麼沒有想到這麼辦呢？

20世紀80年代初，李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藝編室（周良沛拍攝）

李致過去在“文化生活”的磨礪，不僅增長了才能，從看稿到書的發行之整個流程，都很熟悉，這不僅是一種能力，也養成了他某種職業性的習慣，也像演員出身的文化領導幹部喜歡“泡”劇團一樣，李致也喜歡“泡”出版社。話一投機，天南地北，我們已經不是出版和作家的關係，是知音好友了。

往後，四川新詩資料出得也多，聞一多（1899—1946）、朱湘（1904—1933）、李金髮，等等，還有一套《台灣香港詩窗》，忙得一塌糊凃，我也來得更勤。一時間，成都鹽道街三號，已成我的半個家了。李致不時來看我，總要叫我上他家坐坐，吃飯、聊天。他夫人丁大姐，熱情之至，賢德之至。丁大姐雖然不是直接搞出版的，李致若無她攬下整個家的煩惱和瑣碎，出版是幹不了這麼順的。丁大姐總把我當作一個還是小孩子的小弟弟，把好吃的留給我吃。在錦江賓館住，對我已經很奢侈了，她還擔心我這不方便那不順的，出門時還得往我袋裏塞上點什麼、手上給提上點什麼才讓走。幾年之間，完全成了一家人。三十幾年，一直如此，直到孩子長大。有次李斧出差回國，要從香港返回美國，他從爸爸那裏知道此時我在深圳，竟然過了羅浮橋找來請我吃了頓飯，聊了一陣天，才趕回啟德機場返美。在世風的人情冷落中，想到李家這三代人，無法不心動……

如今，年過八十，來日不多，對先走了一步的巴老、丁大姐，除了獻上鮮花，灑杯清酒，趁自己健在，還讓我有個夢吧，若有來生，我們——不僅是我個人，還能讓我也加入到“文化生活”之列，跟李致一道，為讀者編輯、印製、出版些好書吧！

2013年9月8日晨為《李致與出版》作

附記

《李致與出版》——原計劃在去年慶祝四川人民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之際出版，諸多原因延後至今。這個月正好收到詩人周良沛新作《往世·往事》，其中有一段編輯《徐志摩詩集》的往事，我打電話給良沛聊起往事，說到我這本正要出版的新書，他說要寫寫“李致同志哥”，故有了這篇《書緣·人緣——我說李致》。

2013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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