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與《紅領巾》

李致與《紅領巾》

※李致與《紅領巾》

◎梅紅註釋標題梅紅:西南交通大學副教授。

說起李致,出版界的老同志都非常熟悉。他是我國出版界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重要人物之一。1979年的長沙會議上,李致以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身份,在會上發言,闡述了自己所在的出版社為什麼要突破“三化”,採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以及突破“三化”后取得的效果。為推動四川出版業變革,促進全國地方出版業的變革做出了貢獻。

1958年夏,李致(後排右三)訪問蘇聯莫斯科一少年之家,中國女留學生(中)為翻譯

但是不為眾人所知的是,李致與期刊還有着很深的情結。他進入出版業,是從擔任期刊主編開始的。1957年底,他擔任共青團四川省委《紅領巾》雜誌總編輯。1964年,擔任共青團中央《輔導員》雜誌總編輯。更不為人所知的是,上世紀50年代末,神州大地掀起的“學習劉文學”的活動,就是李致任《紅領巾》雜誌總編輯時組織策劃宣傳的。

《紅領巾》是上個世紀50年代西南團工委主辦的少先隊隊刊,它在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關懷下,1951年6月1日創刊於重慶,迄今已有59年的歷史。

李致是四川成都人。在擔任《紅領巾》雜誌總編輯之前,他在共青團重慶團市委擔任大學部部長。1955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思想時,他被隔離審查,組織上在審查中並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問題,卻意外地發現他頗具寫作才能,他在新中國成立前發表過近百篇習作,后曾在《少年報》上發表兒童文學作品,還在團重慶市委當過少年兒童部長。這件事帶來的結果出乎他的意料,1957年《紅領巾》的總編輯已被打成極右派,李致成為了《紅領巾》雜誌總編輯的人選。這個機會,也使他的辦刊才能得到了施展。

李致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幹勁的人。來到《紅領巾》后,他首先做的事就是把工作重心從反右鬥爭轉到業務工作上來,動員全體人員將思想和精力放到把刊物辦好上來。對右派的家屬不搞株連,並注意發揮他們的業務才能。

辦刊物需要的是人,加之此時的《紅領巾》不少編輯已被打為右派或劃為“中右”,人手極缺。李致首先做的就是支持組織部門廣為網羅人才,調來了木斧、藍星、趙世泉、郭廷萱,以充實編輯力量。木斧名叫楊莆,回族詩人,畢業於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四川美術學院前身)。因為受“胡風案件”的影響受到迫害。李致頂着壓力,要他做編輯組組長,推薦他參加省作家協會。藍星以前是小學老師和少先隊輔導員,《紅領巾》的通訊員,因有寫作才華,調到雜誌社。後來,藍星成為全國知名的少年兒童詩歌作家。趙世泉以前也是小學老師和少先隊輔導員,在《紅領巾》任編輯時兼《中國少年報》駐四川站記者,以後調團中央《中學生》雜誌社工作。還有一位工人女詩人郭廷萱。這樣,就為《紅領巾》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小環境,在當時人人自危的大環境中,李致使所有的編輯不再感到風聲鶴唳,而能夠安心工作。這一時期成為《紅領巾》雜誌快速發展的時期,獲得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儘管他的這些做法曾被人批評為“右傾重業務、輕政治”,但他不以為然。

在辦刊思想上,李致主張刊物既要方向正確,又要適合少年兒童的特點,才能把少年兒童緊緊地團結在自己周圍。為此,在辦刊上,《紅領巾》做了很多改革創新。首先在內容上,充分發揮雜誌的特點,加強深度報道。《紅領巾》是少先隊隊刊,屬於時政類期刊。但它又是半月刊,通常,其新聞要在半個月後或是更長的時間才能發表,時效性上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李致為此專門請教了《中國青年》雜誌的總編輯方群。方群說:“我們在時事新聞上搞不過報刊。但是各種武器有不同的特點。機關槍有機關槍的打法,大炮有大炮的打法。雜誌可以抓住一個問題搞綜論,也可以搞半個月的時事,不僅有消息,而且有分析,這樣可以突出雜誌的特點。”在新聞體裁的內容上多搞評論,搞綜述,突破了時效性的難關,受到了用戶的好評。另一個辦法是辦專刊。對報紙來講,專刊是新聞版面的延伸和拓展,它的特點是集中、信息量大,比起單純的新聞報道,專刊可以更深入地做新聞背後的新聞,在深度和廣度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對某一事物宣傳的新聞強勢。就發行上講,專刊可以調動當地的團市委資源,擴大發行量。《紅領巾》雜誌對辦專刊的探索一是辦地方性的專刊。曾經辦過重慶專刊、自貢專刊。另一個探索是辦人物專刊。最成功的就是“劉文學專刊”。在形式上適應兒童的心理,增加刊物圖片的使用量。不僅在雜誌上增加圖片,甚至在雜誌社所用的信封、稿箋上都用了活潑鮮艷的兒童畫。

《紅領巾》受到少年兒童的歡迎和共青團中央的重視,1958年,共青團中央派出中國青少年報刊工作者代表團訪問蘇聯,其中有兩名少年報刊的成員:一名是《中國少年報》總編輯鍾恕,一名是《紅領巾》雜誌總編輯李致。他們深入地專訪了《少先隊真理報》。李致在訪問中開闊了視野,受到不少啟發。其中特別是報刊要成為少年兒童活動的組織者,倡導者。鍾恕和李致還應邀在莫斯科電視台介紹了《中國少年報》和《紅領巾》雜誌。

《紅領巾》雜誌在全國少年兒童類期刊中漸漸嶄露頭角,期發行量從七八萬份節節向上攀升。宣傳劉文學的活動,使《紅領巾》雜誌的發行量達到一百二十萬冊。《紅領巾》不僅在經濟上獲得了很大的收穫,也成了全國有影響力的少兒雜誌。

劉文學是四川省合川縣(現重慶市合川區)渠嘉鄉雙江村人。1959年11月18日晚,劉文學幫助隊裏幹活回來,發現地主王榮學偷摘集體的海椒,他立刻衝上前去阻止。劉文學不顧個人安危,拒絕了王榮學的收買和威脅,與其展開了搏鬥,終因年幼力薄,被王活活掐死,犧牲時年僅十四歲。劉文學犧牲后,合川體育場舉行了萬人參加的追悼會,共青團合川縣委員會追認劉文學為“模範少先隊員”;1960年初共青團江津地委追認劉文學為“模範少先隊員”,中共江津地委和行署決定撥專款修建劉文學墓園,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親筆題寫了碑文。當年,全國少年兒童開展了“學習劉文學,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動。1982年4月,1983年10月,合川縣人民政府、國家民政部先後批准劉文學為烈士。事隔五十年後,2009年,劉文學入選“一百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與地主搏鬥而犧牲的孩子不僅僅是劉文學一人,據當時四川高級法院的領導回憶,解放初期,每年法院要遇到十幾個這樣犧牲的孩子。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這麼多孩子中,只有劉文學一個人成為了四川的英雄人物,成為了全國的英雄人物,成為了全國少年兒童的驕傲。這是什麼原因呢?在推動劉文學事迹的宣傳過程中,《紅領巾》雜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紅領巾》雜誌這一媒介的力量,掀起了全國少年兒童學習劉文學的運動。也可以說這是由一本雜誌掀起的一場全國性的運動。

1959年11月,雜誌社得到消息,一個合川少年在與地主鬥爭的過程中犧牲。根據團省委的指示,李致迅即帶領藍星、黃竹琴兩位編輯前往採訪。他們採訪了劉文學的教師和同學、他的母親和鄰居家庭,還提審了地主,整理出的資料足有一張桌子那麼高。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又在農村小學,條件很艱苦:臨江走一上午的鵝卵石路,吃的是只有少數米粒的稀飯加紅苕,李致和藍星晚上穿着衣服、背靠背地睡在通風教室的課桌上。

三位編輯不僅了解了整個事件的經過,而且還深入採訪了劉文學的其他事迹。劉文學這個人物形象逐漸豐滿起來。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李致果斷決定:改變原來只準備寫一篇報道的策劃,回去之後辦一期人物專刊,全力宣傳劉文學。

在當時,用全本雜誌來宣傳一個人物的做法還不曾有過。“人物專刊”整體設計策劃,以及發行情況都是一個未知數。但是,決定已下,整個編輯部就開動起來。從劉文學遇害的故事,到對他同學、老師、家長的採訪,劉文學的成長故事,等等,多角度多側面地進行報道。李致在寫到劉文學犧牲的場景時,正值年終深夜十二時,他完全投入到寫作中,被劉文學的事迹感動得熱淚盈眶。劉文學沒有留下任何照片。雜誌社又專門派遣美術編輯劉石父趕往合川,根據當地老百姓的描述畫了劉文學像。這張少年劉文學的圖像,至今仍被廣泛採用。

李致與藍星、黃韶合作采寫的報告文學《毛主席的好孩子——劉文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李斧網上淘書),封面畫及插圖劉石父作

這種“人物專刊”形式的少兒類期刊在國內尚屬首次。它的發行效果誰也不知道。雜誌社先印了一本沒有封面的小32開的雜誌,通過各級團委在全國組織征訂。結果大獲成功,正式出刊那一期征訂發行了一百二十萬冊。當時的團省委書記李培根開玩笑說:“你們把我們團省委一年的紙都用完了(當時實行計劃用紙)。”

隨後,《四川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少年報》《人民畫報》《中國青年》雜誌等三十多家全國媒體都報道了劉文學的事迹,蘇聯、蒙古、越南、朝鮮的少年報刊,都刊登了他的事迹。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了書,接着四川人民出版社出書。劉文學的故事被改編成京劇、舞劇和話劇,中國少年兒童劇院把它改為兒童劇上演。劉文學的故事還被編進課本,包括英文課本和盲文版。全國各地少先隊掀起了“學習劉文學,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熱潮。在劉文學的家鄉合川縣,來掃墓、慰問劉文學母親和訪問劉文學母校的群眾絡繹不絕,來自各級機關、單位、學校、組織的弔唁函慰問信雪片一般飛來,僅1960年就收到全國各地來信四萬五千多封。甚至蘇聯、朝鮮、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家的青少年兒童也寄來各種慰問信件。

在宣傳劉文學事迹的整個過程中,《紅領巾》雜誌緊密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充分發揮了雜誌媒介的特長,那就是做深度報道,敢於打破常規,進行形式和發行的創新。李致敢於打破陳規、銳意進取的精神,在那時已初顯鋒芒。雖然李致在《紅領巾》雜誌工作的時間僅僅兩年半,但他將《紅領巾》推上了自身發展的一個高峰。他所創造的期發行量一百萬冊的數量和他所掀起的影響力至今還是《紅領巾》後來者努力超越的高度。對他自己而言,正是在編輯《紅領巾》雜誌時期鍛鍊出來的業務能力,為他以後踏入出版業作出貢獻奠定了基礎。

附記

當年有關劉文學的宣傳,用現在的觀點看,顯然受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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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文存:我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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