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李致印象

※出版家李致印象

◎秦川註釋標題秦川：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曾為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編輯。

我與李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共事八年，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位和善可親、思想解放的領導。

1973年，李致由團中央調來四川人民出版社任革委會副主任，1982年底調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他和他的同事們幾年間把一個默默無聞的地方出版社提升到全國出版界前列，新華社發通稿，《人民日報》報道，表揚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出版社工作中，我深感李致是一位視野開闊，眼光敏銳，敢為天下先的領導。他對下屬，識才重才，和善可親；用人不疑，大膽放手。在他手下工作，讓你有一種知遇之感，只有全力以赴，否則無以為報。

抓重點，“扔石頭”，這是李致在團中央《輔導員》雜誌任總編輯時，親聆胡耀邦同志關於做好出版工作的教導時體會出的精髓。回憶錄首篇《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中回憶道，耀邦同志說，每期報紙刊物都要有一兩篇重頭文章。這些文章應該是青年最關心的問題，寫得又好，群眾才有興趣。不要脫離實際，不要不抓重點，不要怕花大力氣。一個季度，總要丟幾個“石頭”引起波瀾。半年或一年，一定要丟幾個大“石頭”，引起軒然大波，才會有影響。四平八穩，平均使用力氣，隔靴搔癢，誰會注意你這張報紙、這個刊物、這家出版社？李致將此奉為出版工作信條，短短數年間使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全國崛起，譜寫了四川出版史上輝煌的一頁。

《周總理詩十七首》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粉碎“四人幫”后，根據國情民意，扔出的第一個大“石頭”。這本書雖是一本小書，卻一石激起千層浪，掀起出版界一個大波瀾，成為四川出版界改革開放的先聲，地方出版社勇闖禁區第一炮。當時出版這本書是冒有風險的——粉碎“四人幫”不到一年，因人民群眾清明節悼念總理引發的“天安門事件”，壓在人們心上的陰雲還未完全散去，心有餘悸。按常規出書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央有規定，地方出版社只能出版地方性圖書。出版中央領導人的著作想都不敢想。敢不敢打破這一禁區，這是對出版社領導素質和魄力的考驗。除首先思想要解放，敢於打破禁區，敢為天下先，具體操作也是對出版家領導藝術的考量。

經過一番籌劃、運作，《周總理詩十七首》在1977年國慶節通過鄧穎超同志同意正式出版，立即在全國引起轟動。出版社連出兩版，印刷三次，發行近百萬冊。許多人，包括領導、思想文化界名人、作家、評論家，紛紛向出版社要書。有的地方（省）還自行翻印了《周總理詩稿》等，實際發行數難以統計。著名詩詞曲大家、書法家趙朴初先生髮表書評《真能參透生死關——讀周總理遺詩志感》，對總理詩給予極高評價，說：“周總理的遺詩，雖然只寥寥十七首，卻為我們透露了總理青年時期內心世界的一些片斷，從而使我們在總理的崇高形象上見到了過去不曾見到的另一個光輝方面。”“對於我們——尤其是對於我們下一代的青少年們——認識總理，學習總理的典範人格，有很深的啟發意義和教育意義。”總理詩有很高的藝術性，“五四”前的舊詩“風骨開張，才氣橫溢”，“五四”后的白話詩“卓有成就，不同凡響。”文末賦《調寄臨江仙》詞一首，贊曰：“不負澄清天下志，生平事迹般般，真能參透生死關，生為民盡瘁，死有重於山。持薦軒轅多少血，詞華和夢都捐。豈期身後見遺篇？吉光片羽，芳澤滿人間。”

1979年出版社又推出了《在彭總身邊》一書，以彭總警衛參謀親聞親見，口述了彭總在廬山會議前後的感人事迹，在全國反響強烈。一天，李致對我說，寫一篇書評給《四川日報》。我寫了《鐵骨雄風——讀〈在彭總身邊〉》發表在同年11月2日《四川日報》三版。文章特別讚揚了彭總敢於面對現實，“為人民鼓與呼”及“廬山上書”所表現出的“剛風勁骨”。當時正值撥亂反正，平反昭雪歷史重大冤案之際，引起高層注意。李致得知了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鬍耀邦在中宣部一次講話中對這本書的評價：“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氣讀完《在彭總身邊》，寫得很好，很感人。”也許與此相關，許多報紙轉載，許多電台廣播，好評如潮。

其後，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景希珍口述，丁隆炎執筆的《最後的年月》。這本書忠實地記錄了林彪、江青之流對彭總的殘酷迫害，和彭總身處逆境時表現出的高貴品格，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鐵證。李致回憶說，編輯流着淚審稿，工人流着淚排字，九天印四十萬冊。剛一發行，即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引起轟動。可是，卻有人以“莫須有”的罪名指責作者，要開除作者黨籍，以致暫停發行。對此，李致敢於承擔責任，保護了作者，同時直接找耀邦同志申訴說：“您叫我們出好書，現在好書出來了，又不許發行，而不準發行的理由又站不住腳。”耀邦同志開始有些猶豫，感到難辦，最終表態：“你們可以——自己發嘛！”經過一年多申訴，主管部門最終准予內部發行。

“文革”十年，文化荒蕪；人們渴望精神食糧，嗷嗷待哺。為解決書荒，為老作家恢複名譽，四川人民出版社在李致領導下，編輯出版“近作系列”和“選集系列”兩套叢書。一經推出，便受到廣大讀者歡迎。

1978年8月，“近作”叢書率先推出巴金的近作，收文十一篇，附錄選譯俄國作家赫爾岑回憶錄《往事與沉思》。1980年9月，又出版《巴金近作》第二集，收文六十篇，發行六萬二千冊。為巴金正名恢複名譽起到很好作用。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8月，出版社推出郭老有關四川的詩集《蜀道奇》，並影印了《蜀道奇》手跡。9月，又推出郭老近作《東風第一枝》，於立群作序，收詩二十五題二十九首，對聯一副，文十篇，照片、手跡、題畫等9幅。兩書發行7萬冊，表達了家鄉人民對郭老誠摯的懷念。

“近作”叢書內容豐富，有小說、詩歌、散文、評論、翻譯、兒童文學等，又有如王朝聞《開心鑰匙》美學欣賞評論集和艾青《歸來的歌》詩集。正如唐弢在《唐弢近作·後記》中所言，近作是一種新創造的圖書出版新樣式，滿足了特殊年代讀者特殊的需求。近作還是溝通作者和讀者的橋樑。丁玲在《丁玲近作·後記》中說：“這些文章，自然很能說明我的心情，也可以告慰於許多好心讀者對我的關切和鼓勵，同時可以減輕一點一年多來我沒有給一些讀者及時複信或竟然沒有複信而引起的內疚。”再如《蕭軍近作》是他1979年的詩文選集，“可算做幾十年得以公開發表文字以來，所獲得的一點成績。”（蕭軍語）蕭軍是上世紀30年代左翼作家，一生坎坷，恢複名譽後勤奮寫作，一年來寫了四五十萬字的作品，如《憶長春》《哈爾濱之歌三部曲》《我的文學生涯簡述》等，真實地再現了一個時代的一角。他在前言中有《憶成都》七律一首，以志與成都的一段鴻雪因緣：“當年漂泊憶蓉城，水碧山青盡有情。諸葛祠前千歲柏，薛濤井畔望江亭。”

《葉君健近作》《嚴文井近作》別開生面，是當時難得一見的翻譯家和兒童文學作家近作，大受讀者歡迎。《葉君健近作》收有三篇專給中國少年兒童改譯的以歐洲民間文學為題材的童話故事，1979年6月出版，第一版印刷發行達30萬冊，創造了“近作”叢書的奇迹，填補了兒童文學嚴重短缺的空白。嚴文井在廬山全國少年兒童讀物出版工作會議上，要求大家像戰士一樣在少年兒童讀物這座寶山上為兩億兒童找寶，滿足孩子們迫切的需求。

數年間，出版近作20餘種，如《王西彥近作》《艾蕪近作》《茅盾近作》《周立波黎明文稿》《羅蓀近作》《夏衍近作》《康濯近作》《碧野近作》《吳強近作》等，都發揮了叢書短、平、快的較好作用。

同樣，選集系列也獲得可喜成績，滿足了廣大讀者特別是文學愛好者、教師、研究工作者的需要。1979年8~12月，出版社接連推出一套三卷五冊的《郭沫若選集》，120多萬字，以應當時需要，第一次印刷發行都在二萬冊以上。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出“立足四川，面向全國”的出版方針，接連出版了過世川籍作家何其芳、李劼人、周文、陳翔鶴、邵子南、林如稷、羅淑等的選集。接着又推出名作家選集，凡健在的全國著名作家多由作家自選或經作者同意專人編選，如《巴金選集》（十卷）、《沈從文選集》《冰心選集》《茅盾選集》《老舍選集》《陳白塵選集》《陽翰笙選集》《沙汀選集》《艾蕪文集》等。而《魯迅選集》是李致請曾彥修、戴文葆編選的。

李致和出版社編輯，誠心誠意與作家交朋友，為作家服務，受到他們誇獎。曾任國家出版局副局長的劉杲說：“其作用絕不亞於組織部的紅頭文件。”有助老作家們迅速恢復了名譽。

“立足四川，面向全國”的方針，也得到了陳翰伯及邊春光和許力以等的支持。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川版書有過一段輝煌時期，在全國頗有影響。1986年，時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四川出版總社社長的李致，帶隊參加全國書展期間，在北京還舉辦了川版書展。老一輩革命家楊尚昆和張愛萍將軍參觀了書展和座談會，充分肯定四川提出的“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也不做出版官”的指導思想。“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也不做出版官”原是詩人馮至讚美四川出版社的話，意在多出書，出好書，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把社會效益放到第一位，最大限度地滿足全國人民的需要，豐富精神文化生活。那時候改革開放下的經濟大潮開始席捲全國。有同行非議，認為四川保守，不敢言商。楊尚昆同志指出：書籍不同於一般商品，既有商品屬性，在市場流通，又有意識形態屬性，能影響人的思想，不能因單純追求利潤出不好的書和壞書。事實證明，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統一是對的。四川出版社的經濟效益超過許多出版社，修了職工宿舍，建了十二層辦公大樓，這在當時全國出版界少見。當時四川人民出版社執行統一核算，該賠就賠，該賺就賺，薄利多銷。如前所述，“近作”叢書定價低廉，發行量大，受到讀者熱捧，一般都在一兩萬冊以上。連成本高的大部頭的選集，因出版及時，滿足讀者需要，發行也在兩萬冊以上。

“文革”結束，百廢待興。文化出版基本建設任務極重。1977年以來，民間也先後有業餘編纂的《魯迅大辭典》和《中國文學家辭典》。在李致領導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開拓進取，決定接手這兩部辭書的組織和編纂出版工作，命我擔任責編，並參加《魯迅大辭典》編纂組。新中國成立以來，業餘編纂大辭典尚屬首次，在當時也是思想解放、突破禁區的一大舉措。

《魯迅大辭典》由北京大學、北京廣播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等單位教師和研究人員參與業餘編纂，十分艱苦。出版社僅補助兩千元印製專用稿箋，購置卡片、卡片盒。但編纂組一班人以找回被“文革”十年耽誤的時間的精神相激勵，不計報酬，夜以繼日，在很短的時間內即完成了閱讀、搜詞等基礎工作，製作了十數萬張卡片，完成了詞目普查，並編輯出版了《魯迅佚文集》，初顯業餘編纂的優勢與靈活。

雖然《魯迅大辭典》是業餘編纂，擬由地方出版社出版，但一開始就受到全國關注。魯迅研究專家王士菁等始終關心、指導辭典的編纂；中國社科院十分重視，在1979年初由陳荒煤主持的昆明全國文學規劃會上，該書被列為全國重點項目之一。其後，在全國二次人大會議期間，魯迅研究專家李何林向大會提交了編纂《魯迅大辭典》提案。由於1983年李致和我先後調離出版社等客觀原因，後來辭典交由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纂，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09年出版。

《中國文學家辭典》由北京語言學院業餘編纂，分古代四個分冊，現代四個分冊，后擴展為現代六個分冊，共收文學家三千七百七十五人，其中有大量文學新人和海外華文文學家。中國是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但一直沒有一部完整的文學家辭書。長期受思想束縛，只有蓋棺論定后的死人才能入典——“活人不入典”是首先要打破的思想和出版禁區，“活人入典”，是這部辭典的最大特色。其次內容翔實，材料多來自作家本人撰寫或親屬提供。其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指導，實事求是，不“以言廢人，以人廢言”。如現代一分冊初編時，丁玲、艾青等著名作家尚未落實政策，仍然收錄；陳獨秀、胡適等歷史人物，不因政治、見解不同，任意貶抑。其四，校正錯誤，補充新材料。如胡適原名胡洪騂，聞一多入清華讀書是1912年，而非過去文學史、年譜上講的1913年等。

《中國文學家辭典》《中國現代作家傳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部辭典一開始就得到全國和地方文聯、作協等單位或組織的支持幫助。郭沫若在病中表示關切，希望早日出版；茅盾題寫辭書書名。巴金等先後寫信鼓勵、指導。巴金在信中說：我支持你們。我早就主張有人來從事這一工作，可是沒有人去做這於今人、後人有益的工作。人們害怕活人，出版社更怕；你們的思想也要更解放一些。趁老作家們在世的時候，“搶到”第一手材料，這本身就是一件極有意義和寶貴的事。

1979年12月《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出版，第一次發行十八萬五千冊。接着第二、三、四分冊出版，發行均在四萬冊以上。

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國，出版中外古今著名作家作品，繁榮了我國出版事業，受到讀者歡迎，但也惹來一些出版社的不滿。因為這些書過去都是由他們壟斷出版，是“看家書”——利潤的穩定來源。地方出版社的做法，無異於搶了他們的飯碗，動了人家的奶酪，豈有不反對的。果然一次在長沙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有人對地方出版社提出批評：亂出書！此言一出，引來地方出版社不滿。李致在會上發言，大意是說，那比如四部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是老祖宗留下的遺產，大家都可以出版。開會回來后，李致與我商量出版四部古典名著的事。我們認為直接翻印雖然省事，但畢竟是人家的版權，也有損四川出版社的名譽。不如另起爐灶，重新校注，搞四川版新校注本。四川人民出版社為此發了文件，由我負責組織、出版。

新校注本《紅樓夢》早已由李希凡、馮其庸組織進行，為避免重複，四川只出另外三部。方案確定后，重要的在組織力量，誰來校注，誰來審訂，很費了些思考。思想解放給了我們大膽嘗試的勇氣，確定請北大中文系56級我的同窗擔任新校注，北大老師擔任審訂。《西遊記》的校注最難，由安徽師大朱彤和安徽大學周中明擔任，北大教授吳小如擔任審訂。《三國演義》由中國人民大學吳小林擔任校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陳邇冬擔任審訂。《水滸傳》由蘇州大學李泉擔任校注，北大教授王利器擔任審訂。他們都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堪稱一流。新校注本註釋條目均在兩千條左右，而過去已出的書一般只有四五百條。新校注三部中國古典小說出版后，受到讀者歡迎。後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新校注本時，還參考過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四川版的校注。

三十年過去了，四川出版史上輝煌的一頁早已翻過去，留下了更多的懷念。翻檢記憶到此，出版家李致的印象在我心中更多鮮活，可親，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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