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6章：文章寫好，就發我們華農的《農史研究》吧！
我在北大學考古正文卷第286章：文章寫好，就發我們華農的《農史研究》吧！大家都好奇。
都有動物考古、植物考古了，還要專門弄農業考古幹啥？
這不是多此一舉嗎？
並非如此。
動植物考古，從內容來看，跟農業考古是重疊的。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動植物考古只研究與人類有關的動物和植物，而不涉及農業工具、灌溉設施、農田遺迹、與農耕活動有關的畫像碑刻等。
因此，從涉及的內容來看，農業考古的規模遠比動植物考古更加龐大，可以形成較大規模的學科優勢和影響。
不僅如此，從國情來說，動植物考古沒法跟農業考古比，前者極其小眾，頂多就是一個研究方向，而中國是農業大國，擁有悠久的農耕文明，因此，農業考古在反映人類農業生產的歷史全貌方面更具優勢。
當然，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搞農業考古指向性更強，更加容易獲得農業部門的經費。
要知道高校改革之前，大量的高校並不隸屬於教育部或者地方，而是部委直屬。
尤其是農業類高校。
搞動植物考古影響力太小，必須要弄農業考古才行。
這也是為什麼陳文驊在南昌舉辦古代農業科技展的時候，獲得農委領導重視的原因。
這些都是后話，現在最為重要的還是把文章弄出來。
搞學術的，文章著作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之前寫石峽栽培稻遺遺存，查了不少資料，也看了不少丁穎教授的書籍，甚至一些跟農業相關的書籍也在翻看。
其中就有荊三林的《中國生產工具發展簡史》和孫常敘的《耒耜的起源及其發展》，這兩本書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但，有很大的參考性，尤其是荊三林的書影響力更大。
蘇亦對荊先生也不陌生，前世還看過他寫的《中國石窟雕刻藝術史》，據說這本書是五十年代寫的，卻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
這書也算是他了解石窟寺雕刻的啟蒙書籍，以前翻看的時候，多少有些閱讀門檻，對於現在的蘇亦來說，這書頂多算入門級的。
就算如此，這書也還沒出版。
甚至，再一次翻看對方的中國生產工具發展簡史》，蘇亦覺得自己未來有時間的話，也可以寫類似於《中國石窟雕刻藝術史》的書籍，甚至把他對石窟寺考古的理解融入美術史之中，到時候，也是算是他系統整理石窟寺知識的集合，甚至蘇亦有自信，到時候弄出來的書比荊版更加詳實且有深度。
現在嘛，先把稻作起源的文章弄出來再說。
整個七十年代，發現的最為重要的水稻遺存，就是在1972年河姆渡遺址，它的發現把中國栽培水稻的歷史提前到距今七千年以前，中國取代印度成為世界水稻的起源地，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前世，因為初中歷史教材的緣故，蘇亦認識的第一個考古遺址，就是河姆渡遺址。
對河姆渡遺址上的水稻遺存，有着天然的親切感。
此外，就是1977年在河南新鄭發現了裴李崗文化遺址，這一早於仰韶文化1000多年的新石器遺址出土大量精緻的石斧、石鏟、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農具及陶豬雕塑，成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甚至去年，也就是1978年，又在河北武安發現了與裴李崗文化面貌相似的磁山遺址，除出土石斧、石鏟、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農具外，還發現了大量貯藏有粟的窖穴遺址，據估算粟的儲藏量可達10萬斤以上。
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客觀上都引起相關領域的學者的興趣，進而引發他們對農業考古的研究。
但，蘇亦是新人，寫文章，立意要足夠小，農業考古的其他方向，盡量不去觸碰，只專攻水稻起源這一問題，不然寫起來，沒完沒了的。
這期間，蘇亦再次研讀丁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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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文章《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其演變》以及他主編的大塊頭專著《中國水稻栽培學》，其中，後者的第二章標題名就是“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和演變”，這部分是重中之重。
這個章節也相當有意思，內容部分還引用唐蘭、於省吾兩位先生關於“稻”字的考釋。
看一本水稻栽培學的書，突然跳出來幾個甲骨文，還有學相關者考釋，沒一定的基礎，你看得都懵逼。
好在，蘇亦非同一般，他是專業的。
現在抄甲骨文都抄吐了。
這種考釋，對於他來說，就很簡單了。
只是，突然看到唐蘭、於省吾兩位先生的名字出現其中，倍感親切，但這種引用，就去證明早在商周時期就已經存在栽培稻，有點牽強。
只能算一種說法，不能作為直接的證據。
作為中國稻作學之父，丁穎教授在稻作起源問題上的探索及貢獻是極大的，他的華南說，再過半個世紀，都還有捍衛者。
除了丁穎教授的文章，蘇亦盡量收集這些年的關於栽培稻的相關文章。
其實也不多。
比如湖南農院的柳子明就寫了一篇《中國栽培稻的起源及其發展》，從文章起名來看，就知道受到的丁穎教授的文章影響極大。
實際上，也是如此。
這篇文章的參考文獻就有不少丁穎教授的文章及著作。
一開始，蘇亦對這位先生了解不多，後來才得知，對方是南韓人，1919年6月來到中國后，就開始搞革命，建國以後，被分配到湖南農院教書。
看他的文章，根本就想像不到這是一個外國人。
不過一想到老一輩高麗人都認識漢字，沒啥學習障礙，也就釋然了。
看對方的文章，也挺有趣的。
這篇文章是從馬王堆出土文物切入西漢初期農業發展問題，再講到水稻起源。
好端端的，馬王堆漢墓跟水稻起源有啥關係？
其實也有，文章第一部分，最後一段就是這樣說的，“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以兩千多年前的豐富事物，提供了一系列歷史研究資料，例如：儒法鬥爭史、農業發展史、手工業史、藝術史、漢字演變史等。從農業方面來說，稻穀在中國和全世界農業生產中，占最重要的地方。因此，稻穀起源的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和爭論。”
沒法子，這篇文章是1975年發表的，74年馬王堆漢墓才發掘完畢，熱度正濃。
從某種程度來說，也證明蘇亦的想法，就是寫文章要蹭熱度。
說回這篇文章，第二部分就是國內外關於學者關於稻作起源問題的看法，類似於文獻綜述。
其中就包含丁穎教授以及一些曰本學者的學術觀點。
曰本學者，直接把水稻分為印度型和曰本型。
其實，1953年，洛陽燒溝漢墓發掘的時候，在出土物中就發現了稻穀。當時曰本考古學考察團來華訪問，考古所還將這些漢墓出土稻穀20粒贈送給他們，然後經過檢測，他們認為洛陽燒溝漢墓出土的稻穀屬於印度型。
按照整個分法，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稻穀也只有印度型和曰本型，並沒有中國原產稻穀。
這個結論國內學者自然不認同。
恰好，1955年的時候，考古所在湖北屈家嶺、石家河以及武昌洪山等三處，發掘新石器時代紅燒土中有很多的稻穀殼。
然後又根據其他出土物判斷它們屬於新石器時代末期，距今約4000年。
根據丁穎教授的考察，他以為這些出土的稻穀殼屬於粳稻品種，還指出，洛陽燒溝漢墓的稻穀也屬於粳稻品種。
一下子就推翻曰本學者的觀點。
證明了，粳稻發生在曰本的見解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新石器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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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本尚未開始稻作栽培。
因為按照部分曰本學者的觀點，曰本稻是在公元前1-2世紀才傳入中國的。
典型不符合歷史事實。
因此，丁穎教授根據廣東、廣西的西江流域分佈的野生稻的事實結合中國稻作歷史文獻資料，提出了“中國的栽培稻起源於華南”這個說法，也就是後來著名的稻作起源“華南說”。
並非丁穎是廣東人，就認為稻作起源於華南。
當然，學者的觀點也跟區域研究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柳子明就在文章裏面提出，野生稻在西江流域、雲南及長江流域發現，這對於京一部研究稻種起源及中國農業發展史，具有重大意義。
其實，這些發現都是蘇亦寫文章的事實支持。
然而，柳子明通過一系列研究以後，他得出一個結論，稻種的起源可能是雲貴高原。
他也引用丁穎教授的部分論述，證明早些年雲貴高原存在栽培稻的事實。
還說，印度支那聯邦三國、緬甸、泰國等地區的稻種來源也可能是我國的雲貴高原。
甚至，覺得印度的稻種也可能來源於雲貴高原。
這是一個有趣的說法，也有事實依據。
然而，在國外，就有不少的學者認為，水稻發源地就是印度，中國的水稻就是從印度經過東南亞傳入雲貴高原的。
這就涉及到學術話語權的爭論。
實際上，對於水稻起源於雲貴高原這個說法，蘇亦再熟悉不過了。
前世，他的師爺雲大的李昆聲教授就有一篇文章《雲南農業考古概述》，裏面詳細論說水稻的發源“雲南說”，他的觀點跟柳子明的不一樣，把雲貴高原濃縮到雲南地區，範圍更小了。
不僅如此，蘇亦熟悉的民族考古大拿汪寧生先生，也主張中國稻作起源於雲南，他們通過對雲南地理環境、氣候特點、生物資源幾個方面資料的綜合分析，認為雲南成為了作物的變異中心。
甚至，他們通過對雲南稻種進行同功酶分析，發現其酶譜一致，表明雲南現在栽培稻種的親緣關係十分接近雲南的現在普通野生稻，從而進一步確認，雲南現在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雲南的普通野生稻。
這個說法，也符合事實邏輯根據。
其實，不止他兩位，浙江農大的農史專家游修齡也認同了柳子明的說法。
游修齡的《對河姆渡遺址第四層文化出土稻穀和骨耜的幾點看法》，就寫到“秈稻在從南向北以及從低地向山區的傳播過程中，由於進入溫帶及山區以後適應氣溫較低的生態環境而出現粳稻的變異型，這個推斷是從目前秈、粳稻的緯度分佈以及海拔高度分佈而得出來的，也符合歷史上文獻記載的狀況。這次河姆渡遺址稻穀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這一說法。”
他文章裏面認為，我國稻作起源是由南向北的。
這個南有多南，他沒說。
但是他在文章裏面反駁了丁穎教授的一個觀點。
因為丁穎教授49年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中國稻作起源》，從歷史文獻的角度論說，外國稻作可能發軔於距今五千年前的神農時代，擴展於四千年前的禹稷時代，至少二千二百年前的周代，就相當廣泛把我國在黃河流域栽培水稻的基礎奠定了下來。
於是，游修齡在文章裏面反駁說，“過去總認為長江流域的文化在歷史上一向落後於黃河流域，稻作文化也不例外。而河姆渡遺址稻穀的出土，改變了這箇舊概念，表明長江流域的栽培稻作可能要早於黃河流域，並進一步肯定了外國栽培稻已有悠久的歷史。”
其實，他的話也沒有錯。
作為浙江農大的教授，游修齡必然要為發現於浙江餘姚的河姆渡遺址發現的稻穀遺存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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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河姆渡遺址的存在，確實改變了學界很多固有的認知。
然而，游修齡的反駁，其實忽略了丁穎教授在1957的文章《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其演變》裏面提出來的“著作根據我國五千年來的稻作文化創建過程並由華南與越泰連接地帶的野稻分佈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關係，特認定我國的栽培稻種是起源於華南。”
也就是稻作起源“華南說”的最初來源。
其實，游修齡的文章也有引用丁穎教授這篇文章。
因為涉及到稻作起源，就勢必會涉及到丁穎教授為中國稻作命名之爭。
丁穎教授在這篇文章裏面否定了所謂的秈粳只是分別起源於印度和日本的說法，並給秈亞種和粳亞種分別命名為“.及.”
也就是從這篇文章開始，我國從此不再稱秈稻為印度型，粳稻為曰本型。
文章很長，根據中國野生稻的地理分佈、古籍記載、出土文物以及關於“稻”字的語系等方面的考證，提出稻作起源“華南說”，日本的稻種是由中國傳去的。
澄清了中國栽培稻種來自印度的謬誤，並指出中國1800多年前已有秈稻和粳稻的分類。
而日本學者加藤，在19世紀20年代把秈稻定名為印度型，把粳稻定名為日本型，這是與歷史事實不相符的，應定名為秈亞種和粳亞種。
並從生態學的觀點指出，栽培稻種都是由我們的祖先野生稻在不同的生態條件下和長期的人工選擇下演變而來的。
對稻種的起源、演變及生態分類做出了重大的理論貢獻。
該研究成果，論證了中國栽培稻種起源於華南，為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演變和生態分類做出了重大的理論貢獻。
論文發表后，受到圍內外的重視，被廣泛應用於教學和科學研究。
非要說這篇文章，有啥缺點，那就是由於時代的限制。
出土物不多，沒法有效支撐丁穎的學術觀點，只能從文獻去證明。
這也留給蘇亦補充發揮的空間。
他就是要從石峽稻作遺存去論述中國稻作起源為“華南說”添磚加瓦。
其實，現階段的學者觀點，都是支持稻作起源“雲貴高原”的說法。
原因很簡單。
這年頭，關注這個問題的學者就蘇亦提及的兩三個。
李昆聲以及汪寧生兩位先生的文章都還沒發呢。
同樣，游修齡旗幟鮮明地支持稻作起源“雲貴高原說”的文章也沒發。
但應該不遠了。
因為他跟陳文驊的通信中，對方曾經提及游修齡也對稻作起源的問題感興趣，準備寫相關的文章。
這一下子，就熱鬧了。
熱鬧歸熱鬧，基礎還是要打牢靠。
游修齡的文章比較淺顯易懂，而丁穎教授的文章就晦澀難懂。
裏面有大量的文獻，古今中外，全部囊括。
又因為曾經留學曰本，文章裏面引用大量的曰本學者的文章，如果不會曰文，對於這些外國學者的文章只能看譯版，難免詞不達意，不僅如此，很多文章也沒有譯版，只能看原文。
好吧，其實不少原文，蘇亦也沒有，只能托關係找。
他從上個學期開始，苦練的日文，終於派上用場了。
至於英文文獻，他幾乎上可以流暢閱讀。
丁穎教授的文章涉及的文獻太多，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到農史文獻，因此，在他的文章還特別說明“本篇關於古典的文獻和年代方面，得華南農學院圖書館主任梁家勉同志幫助很多，特此感謝。”
能夠被重點提及的先生，肯定是大佬了。
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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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勉先生確實大佬，是研究中國農業科學史的先驅之一。
他不僅是華農第一個農業史碩導，也是國內第一個農業史的碩導。
這也是為什麼華農後來會是國內農業類大學裏面唯一僅存碩果擁有歷史學碩士點的高校。
就是從梁家勉先生開始打下來的江山。
好吧，跟這個有關係，也好像沒啥關係。
前世，華農的歷史學碩士點也很晚才能申請下來。
但想要研究農業考古，就繞不開農業史，或者說，農業考古也算是農業史領域的基本盤。
其實，梁家勉跟丁穎教授屬於師生關係，從中大輟學之後，因為受到丁穎教授的器重，聘請他回中大農院主持圖書館工作，這也給他的農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鑒於丁穎教授的文章晦澀難懂，自己又缺少古籍文獻，蘇亦只能到華農拜訪梁家勉教授。
奈何他不認識對方，只好通過關係去拜訪。
在省博，他所謂的關係，當然就是楊式挺先生了。
此前，他寫石峽遺址栽培稻遺迹初探的時候，楊先生就曾提議到他去華農拜訪梁教授。
當時，他時間有限，再加上只是淺談初探之作，不需要那麼興師動眾。
其實，他之前去省糧研所拜訪水稻專家錢詠文，順帶在研究所的稻田上插了一天的秧苗之後，錢老師也打算帶他去拜訪梁家勉先生，當時，他也拒絕了。
現在，文章越寫越深入，不再是遊戲之作，就必須要有文獻資料去支撐。
這個方面，不管是省博還是中大，都沒有華農有優勢，畢竟是專業對口。
因為歷史原因，中大有很多舊址，但最出名的肯定國立中大石牌校區。
正是因為有石牌校區的存在，周邊才聚集了不少的高校跟科研單位。
到了後世，華工華農已經不用石牌校區這個稱呼，大家也習慣性稱呼五山校區，唯一跟石牌沾邊的反而是華師的石牌校區。
其實，國立中大石牌校區是按照中山先生的遺囑，規劃的新校區，當年除了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外，全部遷入新校舍。
1938年的時候，校園建設因為日軍侵華，被迫中斷，期間，校園被作為駐軍司令部，建築一度受到破壞。
戰後，再次擴建。
可以說，從1932-1949年期間，先後建造了各類建築和主要構建物182座，其中，農學院、博物館等15座已規劃好的建築未來得及建造。
52年，院系調整，中大搬遷到康樂園，石牌校區一分為二，成為華工跟華農的校區。
院系調整的目的，就是把民國時期效仿英式、美式構建的高校體系改造成效仿蘇式的高校體系。
其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工程、師範和農林等方面的專業人才的培養，使專門學院尤其是工科類專門學院有了相當可觀的發展。
造成一個結果，就是人文社會被嚴重削弱。
幾十年過去，不少人都懷念當年的輝煌，覺得這次院系調整毀壞大量的中國高校。
毀壞與否，不能簡單地照搬高校規模去評判，綜合性大學就一定是輝煌？
君不見後世985/211過後，又開始變成雙一流。
於是，有人把南大、浙大、廈大、武大、中大並成為52年院系調整中的“五大母校”。
這樣一來，就造成了廣東的著名高校，或多或少都跟中大歷史淵源。
比如現在的中山醫大，就是曾經中大醫學院，當年沒搬入新校園，拆分之後，也不需要去康樂園，才有後來中大的北校區。
而，留在原址的農學院跟工學院，又經過重組成為現在的華工跟華農。
這倆高校之間，一脈相承，之間的故事就很多了。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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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高校合併大浪潮的時候，這倆高校還一度想過要合併，有人調侃說可以組建一個新的“華南工農大學”，於是，有人不嫌事大，提議把回歸地方的南醫也併入進來，組成新的“華南工農兵大學”。
實在覺得這個名字太牛叉了，低調一點換成“華南大學”也行。
然而，你真這麼搞了，中大的面子哪裏擱啊？
石牌校區拆分為兩個學校以後，慢慢地就逐漸開始建圍牆，為啥建圍牆，不得而知
其實，前世，中大舊址這批近代建築保護現狀並不容樂觀。有學者對現存69座歷史建築的調查顯示，本體真實性較高的21座，約佔總數的30.4%；真實性較差的12座，佔17.4%。
後來，國立中大石牌校區舊址成為省級文保單位后，曾經人有提議，要把兩個學校之間的圍牆拆除，恢復國立中大的“鍾型”校區，這事，最終不了不了。
兩個學校經過各自的擴建，圍牆都有好幾千米了，甚至，好些華工的學生在工農路走的時候，都分不清隔壁的建築物，不是自家大學的。
有過實地考察長春吉大以及各大高校滿洲式建築的經驗，蘇亦到華農的時候，就忍不住重操舊業。
目前為止，他已經完成北大燕園的文物勘察工作，再加上之前的長春各大高校，回到廣州，他正好可以繼續這件事。
之前，在中大，他就把康樂園的民國建築也弄得差不多了。
現在就輪到國立中大石牌校區。
這些高校近代建築的保護，現在，國內普遍不重視，後來有條件，才慢慢提上日程。
除在北大，蘇亦能身體力行的去呼籲師生重視燕園文物的保護外，其他高校，他也沒法呼籲其師生去保護這些近代建築，因為客觀條件真的不允許。
但，在它們還沒有被嚴重破壞的時候，對這些建築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勘察測繪。
未來不忙的話，可以寫一本《中國近代大學校園與建築》，相比較其他的領域，他在這個方面的資料已經收集了不少。
除了北大、吉大、中大，其他的教會大學，他也收集了不少的資料。
等哪天不那麼忙了，就開始弄。
現在嘛，先勘察測繪收集資料。
好吧，測繪比較難。
但，繪圖拍照，編寫調查資料，他還是能夠做到的。
民國時期，中大石牌校區建造之處，時任校長鄒魯野心極大，校園初步建成后，他將石牌校園跟國外高校比較，曾說過，“其規模不但求之中國不落後，即求之世界各國中，亦不落後。”
野心確實很大。
實際上，在戴季陶當校長期間，就先後聘請呂彥直建築師和德籍海克教授做過校園規劃，卻不被採納，後來建築師楊錫宗才弄出具有中國傳統思想特色的方案，“其底案乃就周代辟雍之制度而擴大之。”
辟雍是個啥？
是古代帝王行禮樂、宣教化的地方。
於是，國立中大石牌校區的中軸線北端。設環形道路模仿辟雍，其寓意是顯而易見的。
結果戴季陶在任的時候，政府根本沒錢，等鄒魯到任之後，才能動工。
而且，真正動工之後，方案也隨即調整。
校址原為丘陵荒山，建築用地都是經過削峰填谷獲得，建設難度極大。必須要因地制宜，早期的規劃，鐘形的平面圖式和大量次要建築按幾乎團排列，與地形不符，於是，建設過程中多次調整方案，但，最終呈現出來的校園還是“依山就水”的校園格局。
跟地形地貌融合的很好。
結果，52院校合以後，整個佈局，就亂了，五十年代還好，還基本按照南北中軸線來。
到了後面，就怎麼方便怎麼來。
前世的時候，已經沒有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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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了，庭院概念的強化弱化了最初“依山就水”的規劃思想。
可以說，大量的水系被填平，山頭被削平，依山就水的山水校園，只存在文獻之中了。
蘇亦不是學建築的，中國近代高校與建築，對於他來說，就是興趣使然。
他到華農是過來拜訪梁家勉先生的，調查勘探石牌校園建築群是他的閑暇之餘乾的事情，不能耽誤本職工作。
自從52年以後，梁家勉先生就開始擔任華農圖書館館長，不出意外的話，應該在這個職位待到退休了。
所以，蘇亦跟楊先生到華農拜訪梁家勉先生，並沒有去他的寓所，而是直接到華農圖書館。
前世，華農的圖書館館舍是1987年建成的，現在的圖書館是就是後來的農博館，當年蘇亦沒少去參觀，幾乎一到華農就去農博館跟民族服裝服飾藝術博物館。
這兩個地方，可以看的東西還是不少的。
圖書館位於華農16號樓。共三層，館舍於1935年建成，四四方方的紅磚建築，現在除了藏書之外，並沒有後來農博館佈置的各種展廳。
華農圖書館的農史資料品種相當豐富，而且有不少珍稀品種，在梁家勉先生多年的努力之下，這裏已經成為了全國著名的農史資料收藏中心。
為華農乃至全國的農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獻資源保障，許多專家學者都曾到華農圖書館查閱這方面的資料。
不僅，丁穎教授寫文章需要過來這裏查閱資料，就連大名鼎鼎的英國的李約瑟博士也曾經過來這裏。
華農圖書館農史藏書成為全國之最，離不開梁家勉先生的努力。
當年，華農建立，圖書館接收了原中大農學院、嶺南農學院和廣西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系及病蟲害系的藏書，組成了華農圖書館。想要捋順這裏面的問題，讓圖書館能夠快速投入試用，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老先生幾乎以館為家。
尤其是他創建了圈內極為著名的“古農文獻特藏室”，蘇亦就是奔着這個來的。
老先生在圖書館的辦公室，見到蘇亦跟楊式挺倆人到訪，顯得特別的開心，當場就露出喜悅深情，站起來緊緊地握住楊先生的手，然後讓座，示意他倆坐下。
等楊先生說明來意，梁家勉笑道，“你這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啊。”
楊式挺笑，“您老別笑話我了，我這一天天的，幾乎都在外面跑，不是下工地就是在下工地的路上。不然，您老這裏，我天天來。”
顯然楊先生跟梁老的關係不錯，說話也很隨意。
介紹蘇亦的時候，梁家勉笑，“小夥子不錯，你在《文物》發的文章，我看了，寫的相當有見地，你能夠過來我這裏，我很高興。”
蘇亦說，“去年寫文章的時候，原本打算跟楊老師過來拜訪梁老您的，結果，文章剛寫完，就要去考古工地實習，就一直耽擱到現在，希望您老莫見怪。”
梁家勉說，“我高興還來不及呢，怎麼會介懷，當年丁穎先生寫文章稻作起源文章的時候，缺少出土材料，只能從文獻考究，你的文章就是為丁穎先生的學術觀點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明，要是先生還在世，肯定更加欣慰。我這把老骨頭要是能夠給你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是我的榮幸。”
楊式挺見狀，說道，“這一次，小蘇打算從石峽遺址稻作遺存繼續深入的論證中國稻作起源及其發展問題，不過，他還在讀書缺少資料，只能過來跟梁老您求援了。”
梁家勉望向蘇亦說，“我一會讓人給你辦理借書證，當然，你要是有時間也可以過來我們圖書館寫文章，到時候，整個圖書館都對你開放，其他方面不敢保證，但是要論農史藏書，你們北大圖書館的古籍室都比不上我們館的古農文獻特藏室。到時候，你來，我給你開證明，只要開館時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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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前輩話語如此誠懇，蘇亦都有些惶恐，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他下意識望向楊式挺。
楊式挺笑道，“你小子運氣真好，才入行就得到梁老的幫助，華農的古農文獻特藏室，這個書庫凝結了梁老先生幾十年的心血和汗水，農史藏書之豐富全國僅有，你們北大確實比不上。僅藏書已達五六萬餘冊，這些書籍有相當一部分是古本、罕本、稿本、抄本和精刻本。其中單明刊本，據不完全統計就有七十五部九百七十冊以上。明刊本中，有一些是正統、成化、正德年間的刻本。此外，還有一些是朝鮮、曰本等國的古刻本或古抄本的中文書。”
蘇亦憨笑。
北大在農學方面就是菜雞。
沒啥好否認的。
來之前，他也聽過特藏室的一些事情。
比如，在特殊年代，梁老就因為這些古書，被戴上不少帽子。
當年，書成了老鼠打洞的材料，古農書庫被稱為“SJ攤子氣”，被封閉了，後來又成了PD的急救室。書被亂七八糟地堆在一邊。
當時，梁老可謂是痛心疾首，又無可奈何，他擔心有人會把這些書付之一炬，想到這些，梁老心急如焚。
他多次呼籲人們保護這些書，可是沒人理睬，迫不得已，去函給竺可楨，請其就近商請郭老設法拯救這批國內所存無幾，來之不易的書。
後來，梁老離開牛欄以後，在領導的幫助下，採取了有效的措施，才使這些書免遭大劫。
所以，蘇亦很清楚，這批書還存於世，梁老功不可沒。
興趣是被觸及記憶，老先生感慨說，“之前，特藏室在創設之初，確實不容易，當年我曾發函全國各地的書商、書店建立聯繫，請求協助收購農業古籍，只有我出差外地，每到一處，總是把業餘時間用在書店裏和舊書攤上。甚至，為了豐富館藏，還想方設法搜集流失到海外、港澳等地的一些珍貴古籍。”
說到這裏，老先生繼續，“小蘇，你要查閱資料的話，現存於特藏室的一部《哈佛燕京學社引得》你可能會用到，這書包括各種古籍索引近70種，是研究我國古籍的一套重要工具書，當初我了解到港台地區尚有此書時，便千方百計設法配購，多方託人求購，購買不到的則設法複印，終於將該書配齊。”
梁家勉先生重磅推薦，蘇亦當然不會錯過。
不僅如此，對方還說，“小蘇，你的文章寫好了，要是《文物》不合適發表，你到時候就把稿件給我，我幫你推薦給其他期刊，實在不行的話，再等幾個月我們華農籌辦的《農史研究》，正式創刊了，也可以發表。”
蘇亦突然想起來，再過一年，梁家勉創辦的《農史研究》就要創辦了，比陳文驊的《農業考古》還要提前一年。
單論學界影響力，梁老肯定比陳文驊更大，這點無容置疑。
現在學界，各個領域的學術期刊都開始復刊或者創刊，農史研究也不例外。
這些年，梁家勉先生就為這事奔走。
現在，能夠給蘇亦這樣的承諾，說明這事差不多就是敲定下來了。
難怪來之前，楊先生望着他，臉色還特別古怪，還問他是不是聽到什麼消息了。
當時，蘇亦沒反應過來，原來對方是在指這事。
他真沒想要在《農史研究》投稿啊。
甚至，他都沒想過要投稿的事情，《文物》版面不夠，他就不發。
而且，他連續兩篇同一個題材的文章都發《文物》確實不合適。
現在全國文物系統不知道多少人的文章還排着隊等待發表呢。
他之前能夠成功發表，完全就是蹭着石峽遺址的熱度。
現在，在寫稻作起源的文章，篇幅肯定更長，版面有限的情況之下，肯定很難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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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勉先生顯然也是想到這裏，才主動提出要把文章留在《農史研究》刊登。
這年頭，可沒有什麼影響因子一說，或者說國內期刊，都不知道這是啥玩意。
能夠在行業內，僅有的期刊發表文章，就相當了不起的事情。
從這點來說，梁老才看他的初稿，就給予這樣大的承諾，可見老先生對他文章的喜愛。
這份喜愛，他可不能辜負。
不管如何，只要文章寫完，就優先考慮放在《農史研究》發表，反正這玩意，也不講究什麼時效性，等個一年半載，問題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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