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5章：我，蘇亦，中國農業考古學奠基人
我在北大學考古正文卷第285章：我，蘇亦，中國農業考古學奠基人蘇亦在研究室的驚艷表現，讓容老很開心。
老先生一開心，突然來了興趣，說要贈送他一方印章。
這禮物把蘇亦開心壞了。
關鍵的是容老還問他，想要什麼類型。
蘇亦也沒有扭捏，直接說要姓名章。
於是，容老就親自給他篆刻了一枚姓名章。
四個字「蘇亦專用」，相當直白。
蘇亦卻喜歡得不行。
之前，在南湖賓館看着啟功先生拿出自己的有機玻璃印章給他們書法作品鈐印的時候，他就很想擁有自己的印章。
奈何，他沒有。
自己給自己篆刻，終究是差了一點意思。
如果有師長贈送，多美好。
長者賜，不敢辭啊！
拿着手中的印章，蘇亦樂壞了。
研究室的老師也一臉羨慕，因為，這份殊榮，可不是誰都有。
蘇亦在感慨，頂着少年天才的人設，好處確實不少。
南懷瑾先生就曾經說過，「因為我法緣好，你們想求想學的東西，拚命去找、求人，我都是這些前輩送給我，一定要找我，「哎呀，這個你要保留下去。」、「哎呀，這個你也要保留下去。」所以，弄的我一生好負擔。」
蘇亦沒有這麼好的法緣。
但也不差。
他沒有傳承的負擔。
卻很討前輩的喜愛。
都願意給他送東西。
自然心生歡喜。
這樣一來，蘇亦跑研究室的次數就更勤了。
曾憲同說，容庚、商承祚二老培養學生，有放鴨式和填鴨式兩種方法：放鴨就是抄字書，讀專著就是填鴨。
而且第一年要抄三本字典：《說文解字》《甲骨文編》《金文編》。
第一本《說文》，蘇亦從小就讀，但這玩意，每一次看都是一個加深印象的過程。
《甲骨文編》作者，不是容老，也不是商老，而是孫海波。
《甲骨文編》摹寫逼真，註釋博採眾家之長，每字註明出處，羅列異體，凡此種種優點使這一領域中的研習者樂於使用。
是一本，很好的入門級書籍。
能編寫這樣書籍，自然也是一位大家。
「此書之用，不僅備形體之異同，且可為各書之通檢，由字形而探求字義，得藉此以為梯階。」
以上是容老的評價，他對這本書很推崇。
蘇亦在放鴨，也在抄書。
這年頭資料少，檢索也不方便。
不像前世，想要啥，在網上找就行，讓人習慣拿來主義，但現在不行，必須靠記憶，要讓這些古文字在自己的腦海生根發芽，就需要重複地抄寫。
這三本書，就是三本古文字字典。
拿字典來抄寫，跟抄單詞差不多，大部分靠的就是死記硬背，想要練習上下文，那是在熟記以後。
反正，都是笨方法。
這種方法訓練出來的學生，基礎肯定非常紮實。
前世，作為半路出家的蘇亦，太清楚這種基礎訓練的重要性了。
想要在學術上的造詣超越前人，就需要下苦功夫。
他不僅抄書，也在看書，甚至，還在摹寫青銅拓片。
之前，在古文字研討會上，中大的幾位老師也展示他們的相關研究，甚至，他們從長春返程，路過BJ，還曾經去故宮參觀，故宮方面還贈送了他們一套中山三器拓本。
雖然都叫「中山」，但戰國時期的中山國跟中山大學，是沒啥關係的。
跟故宮也沒啥關係。
中山三器，館藏所在地是河北。
但，恰好中大的孫老師作相關銘文研究，故宮方面又恰好擁有拓本，再加上都叫「中山」，也算是一種奇妙的緣分。
孫老師根據拓本作摹本的時候，就引起蘇亦的興趣，他想試一試。
這事，本身就擁有趣味性。
不僅是學習，還是一種新的嘗試。
想要用筆把拓片的字體臨摹下來，而且還需要做到不出錯，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摹本並不好弄，研究室的老師嘗試好幾種辦法效果都不太滿意，主要是紙張跟毛筆都不太行。
普通的宣紙吸水性強，容易產生墨韻，寫書法，千變萬化，但復刻青銅銘文卻不精準。普通的毛筆也不行，軟趴趴的，寫不出來鐫刻在青銅上的銘文效果。
只能更換工具。
研究室對此不在行。
蘇亦卻不陌生。
普通的毛筆偏軟，但繪畫筆卻很硬。
他前世在美院，臨摹金文，就一直用繪畫筆。
於是，他建議研究室的老師更換繪畫筆。
「小蘇，繪畫筆能行嗎？」
蘇亦說，「在我們美院，很多老師都是用繪畫筆臨摹壁畫符號，效果很不錯，而且，之前長春跟啟功先生聊書法的時候，他就曾經說過鄧散木也用繪畫筆寫小楷，各位老師可以換一下畫筆，然後配上硫酸紙臨摹，效果應該會很不錯的。」
於是，第二天，孫老師從家裏拿來一些支老舊的畫筆，還特意購買了一些硫酸紙。
對方還特意分一些給蘇亦。
不過，蘇亦謝絕了。
這年頭，任何耗材都不便宜。
中山三器上的銘文，字數也不少，手不抖好行，一旦手抖，是相當廢紙的。
而且，他也不需要弄這麼精細。
研究室的老師想要臨摹金文，那是研究需要，要跟論文放在一起發表，必須精準。
他純粹就是體驗。
拿着鉛筆，當作繪畫，就可以把這些金文，分毫不錯的畫下來。
當他弄完，研究室的老師都笑着說，他這是作弊。
蘇亦笑道，「殊途同歸，殊途同歸。」
說著，拿出自己的「蘇亦專用」印章，沾上印尼，啪的一下，就直接蓋上。
幾位老師見狀，也都樂了。
「可以啊，小蘇，大作完成了，要不要給我們研究室留下你的墨寶啊？」
蘇亦哪裏好意思，「曾老師，你別逗我了，就是兒戲之作，當不得真。」
「非也，非也，不說其他的，就沖中山王鼎上那麼長的銘文，還有容老給你篆刻的印章，再加上你這個北大狀元郎的名頭，再過幾十年，這幅作品就很有收藏價值。」
「啥？北大狀元郎？」
「對啊，你研究生考試，可是專業上最高分的，要是參加高考，妥妥的狀元郎啊。」
「這也行？」
蘇亦哭笑不得。
誰也不喜歡被人誇啊。
於是，蘇亦就把臨摹好的銘文作品留了下來。
曾老師還鄭重其事道，「改天有時間把它裱起來，懸挂在教研室。」
蘇亦，「……」
容商二老這樣的書法大家坐鎮的教研室，懸挂自己的作品。
需要這樣逗自己嗎？
總的來說，在中大古文字研究室，跟隨着諸位師長學習的日子，還是很舒心的，沒啥任務，也沒有學術壓力，不需要考試，不需要上課，也沒誰規定就要去什麼文章。
喜歡幹啥就幹啥。
平時，抄抄書，練練字，讀讀書，小日子過得不要太輕鬆。
累了，還可以跑去找吳宗麟逛一逛中大校園。
流連在綠樹紅牆之中，蕩漾在書香墨海之間，清風拂面，書聲朗朗，這種舒心的日子，一度讓蘇亦有着錯覺自己就是中大的研究生。
心想着，要是當初報考中大的話，也是不錯的。
遺憾的是，這種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省博那邊，石峽遺址的發掘報告正式開始編寫了。
他的中大之行，也要暫時告一段落了。
之前編寫河宕遺址發掘報告的時候，正值夏季，天氣炎熱，祖廟博物館庫房都把人悶壞了，楊先生也因此患上背瘡，大部分編寫工作都是由蘇亦來負責，為了趕進度，他當時都中暑暈厥過去。
這事，可把工作站的眾人嚇得不輕，就連地方文物局的領導都驚動了。
這一次，編寫石峽遺址的報告，他們人員配置得到了不小的改善。
此前的河宕遺址主要是以楊先生為主，這一次，還有朱先生。
兩個領隊，分工合作。
聽起來陣容很豪華，實際上，整個編寫小組的人員，也沒增加多少。
之前，編寫河宕遺址發掘報告，除外蘇亦外，還有楊先生、曹師兄，還有佛山館的陳志傑，甚至參與發掘的隊員也沒少幫忙。
這一次，佛山館的陳志傑肯定不需要參與，因為石峽遺址在曲江，跟佛山沒啥關係。而替換了另外一個參與石峽遺址發掘的隊員——沈明。
從這點來說，沈明同志，也算是省博文物工作隊重點培養的青年學術骨幹了。
其實，在前世，石峽遺址的編寫小組也是四個，除了楊朱兩位先生以及曹子鈞外，還有一個叫李子文的研究人員，對方也是北大考古系的學生。
但是，對方85年才調入省博，現在都還沒上大學。
現在連個影子都沒有。
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被沈明奪了氣運。
不管李子文還是沈明，其實都不是重點。
相比較河宕遺址發掘報告的編寫小組，在人數上，也就多了一個人。
但，相比較河宕遺址，石峽遺址就龐大太多了。
首先在發掘面積上，河宕遺址一萬左右，石峽遺址卻有三萬多平，是目前嶺南地區最大的考古遺址，未來還入選二十世紀中國百項考古大發現，影響力極大。
甚至發掘還分了好幾次。
參加發掘的人數，更是河宕遺址的數倍。
就連考古訓練班都要辦了三次。
沒法子，這年頭，不辦訓練班，不把地方考古文物系統的人抽調過來，根本就找不到那麼多專業人才。
去年七月份，考古簡報發表以後，蘇秉琦先生也寫了一篇《石峽文化初論》，蘇先生認為，「石峽文化的發現，為我們進一步探索嶺南地區從原始社會到秦漢以前的社會文化的發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鑰匙，還為我們探索這一地區社會發展諸階段與我國其它諸文化發達地區之間的關係找到了一個重要的環節。」
甚至，文章還上升到國際高度，「甚至還是進一步探索我國與東南亞各國人民自古以來相互關係的一個出發點。」
這篇文章對石峽遺址在學界上的影響力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
然而，這文章也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嚴重束縛編寫小組的報告編寫思路。
最為急迫解決的問題，就是分期問題。
是不是按照蘇秉琦先生分期繼續編寫大綱，也是一個迫切解決的問題。
這方面，楊先生跟朱先生沒少給蘇秉琦先生寫信溝通。
對此，蘇先生也給出了開放式的建議，根據實際情況來。
潛台詞就是，如果有跟他的認知不一樣的地方，可以有自己的見解。
蘇先生也不是一個強勢的人，非要學生都要按照的分期來。
就算如此，也讓兩位先生老師極為苦惱。
首先是發掘簡報的分期以及蘇秉琦先生上的分期，以及真實情況上的分期是存在出入的。
並不是認知上錯誤，而是雙方涉及到的地方並沒有完全等同。
石峽墓葬也不能完全等同於石峽遺址，石峽遺址有好多東西。
這兩的分期，是不是要一致？或者單獨來論述，甚至，不屬於石峽文化的文化層，又如何描述，都是需要謹慎處理的地方。
這個問題上，只能靠楊、朱兩位先生來處理，不然，曹子鈞作為美工，沈明作為新人，肯定沒有辦法處理。
兩位先生疑惑，蘇亦卻不會，他前世可是看過完整版的石峽發掘報告，知道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因此，兩位先生問詢蘇亦的建議的時候，他就說，「我覺得，咱們可以重新分期，把模糊的部分再次明確起來。」
楊先生眼睛一亮，「說說你的看法。」
蘇亦說，「目前來說，去年發表的發掘簡報把石峽遺址為上、中、下三個文化層，還確定了大致的年代，上文化層的年代相當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中文化層的年代相當於夏商之際;下文化層以泥質磨光陶、夾砂陶與大量磨光石器共存為特徵，年代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5000～4000年。簡報中只是明確說明石峽遺址的第一至三期墓葬為「石峽文化」，對下文化層的文化屬性沒有明確的表述。我覺得這個分法多少有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朱先生問。
蘇亦說，「就是過於簡單，發掘簡報是針對石峽墓葬分期，擴大到整個石峽遺址，不僅僅有墓葬，墓葬以外的文化層如何論述？肯定不能用墓葬的分期來囊括其中，因此，我個人的看法是把石峽遺址分為四期，以文化層為根據，把石峽墓葬囊括在其中，統一論述。」
他說完，朱先生笑道，「好小子，一下子就把我跟蘇先生兩人的學術成果都給否定了。」
蘇亦連忙搖頭，「可沒有，我只是繼承跟發揚。」
發掘簡報主要是由朱先生撰寫，而蘇秉琦先生的文章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論述的，都是主張分三期，結果，他現在一來就分四期，某種意義來說，就是推翻。
還好不是顛覆，不然就離譜了。
「還有呢？」
「差不多是這樣了。」
蘇亦說完，兩位先生就不依他了。
「你既然覺得要分為四期，應該有自己的想法吧？都說一說，不要藏着掖着。」
於是，蘇亦就真的說了。
「其實，簡報中，把開口於下文化層的墓葬，根據疊壓、打破關係以及隨葬器物的組合情況被分為三期，其他墓葬為第四期。我的思路也是從這裏來的，而且，蘇先生的文章對下文化層的年代也做了更詳細的論述，認為下文化層不僅有距今5000～4000年的遺存，還包括距今6000～5000年的一部分遺存。我是把這些元素都結合在一起，然後重新劃分的。」
對於這段話，兩位先生也沒有反駁。
研究分析，在前輩的基礎上做進一步補充跟糾正，是極為正常的事情。
蘇亦的說法，也不是胡說八道，於是，兩人示意他繼續。
「其實，根據我的研究，咱們可以把石峽文化或第層早期分為第一期。」
「根據是什麼？」朱先生問。
蘇亦說，「主要還是根據陶器分類，這一時期的陶器的火候低，易破碎，紋飾有細繩紋、刻劃紋、指甲紋、小圓圈紋等，器類主要有釜、圜底罐、圈足盤等。」
「第二期呢？」
兩位先生也沒有發表評論，而是讓他接著說。
「第二期，就是遺址的下文化層，即石峽文化。結合簡報的觀點，我個人認為下文化層及第一至三期墓葬為石峽文化遺存。」
「第三期呢？」
「第三期，也就是遺址的中文化層，對應的，就是簡報中所稱的第四期墓葬。如果細分的話，第四期墓葬還分前、后兩段。」
「根據是什麼？」
「還是陶器的分類，這個時期的陶器的特點為大敞口、高領、折肩、凹底或圜底，石器中最有特點的是石戈、石環。」
朱先生點頭，笑道，「那麼你的第四期，應該就是遺址的上文化層了吧？」
蘇亦笑道，「是的！這一時期的有飾夔紋、雲雷紋、方格紋的印紋硬陶及原始瓷器和小型青銅工具、兵器。」
「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楊先生說。
蘇亦想了想，說，「我看了一下資料，比較難分期的話，還是第一層，它分佈於整個發掘期，被石峽文化墓葬和石峽第三期文化遺存所打破。而且遺迹、遺物較少，這一時期稍微不注意，很容易就模糊過去。」
「此外，就是第二期，除遺址的地層外，還有大量的墓葬，這一時期的墓葬，其實也可以繼續細分，可以按照簡報的來，至於，墓葬的第四期已經不屬於石峽文化的範疇，所以我就划入了第四期，這部分在簡報中，背籠統的分為石峽遺址中文化層。」
他說完，看着兩位先生的望着的眼神有些怪。
蘇亦連忙說道，「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愚見，兩位老師不要見怪，說的不對的地方，還請指正。」
瞬間，兩位先生都笑起來了。
「小滑頭。」朱先生笑，「之前我就楊師兄說你在地層學方面的學的比較精通，深得梁思永先生的真傳，現在看來，楊師兄小看你了，沒想到你這傢伙也深得蘇先生瓦鬲分類的精髓啊！」
蘇亦憨笑，「獻醜了，獻醜了！」
這年頭，正是考古學「中國學派」崛起的黃金年代，在科技考古受限的年代，以蘇先生為首的瓦鬲分類，器物排隊，就是考古學斷代研究最為重要的方法方式。
想要研究史前文化，沒有這本領，搞不定啊。
當然，蘇亦也沒有掌握啥精髓。
他對考古類型學，頂多算是摸到門檻。
石峽遺址，他現在能夠接觸的就是一兩篇文章，以及庫房裏面還不知道整理到猴年馬月的出土器物。
要不是經過一個多月的整理，他要是跟大言不慚地說上面這些話。
早就被兩位先生給轟出去了。
然而，更加讓蘇亦沒有想到的是，他剛說完，兩位先生點了點頭，朱先生就說道，「既然如此，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寫一篇石峽遺址發掘與分期文章吧。」
怎麼可能。
蘇亦連忙搖頭，「不行，我連石峽遺址發掘都沒有參與，不合適寫這個文章。」
不曾想朱先生堅持，「沒事，我來給你當指導老師。」
蘇亦還是搖頭，「不合適，這些都不是我的成果。」
「可是你卻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而且這個見解，我跟楊師兄也非常認同。」
蘇亦只能弱弱地說道，「朱老師，我真的不合適，我研究的是佛教考古，對史前考古不擅長，也沒有參加石峽遺址的發掘。不管從哪一個方面來說，我都不合適。」
最終還是楊先生說，「行吧，文章讓你朱老師來寫，到時候，給你第二作者的署名，這個沒有問題吧。」
朱先生說，「我沒意見。」
蘇亦也連忙表態，「我也沒意見。」
於是，這事就這麼定下來了。
對於這一幕，曹子鈞跟沈明倆人也見怪不怪了。
尤其是沈明，他跟蘇亦相處這段時間，更加誇張的事情都見過，更別說，跟朱先生合作寫文章這種小事了。
唯一讓他感慨的就是蘇亦小子，還知道謙虛了。
學界普遍認為，田野考古包括調查發掘、資料整理和報告編寫三個階段。
考古發掘部分，肯定是要從布方開始，包括辨認土色，劃分堆積單位，清理遺迹，提取遺物，記錄發掘等；
資料整理部分，從清洗、拼對、粘接陶片開始，包括修復器物，核對文字、圖紙、影像記錄，挑選標本，製作卡片等；
至於報告編寫部分，主要是從器物排隊開始，包括遺存分類，認識遺存的年代和文化性質，復原考古遺存反映的古代社會等。
石峽遺址的發掘，蘇亦沒機會參與，就不說了。
資料整理，則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發掘工作站，另外一部分則是庫房整理。
如果人數足夠多，發掘跟資料整理是可以同步進行的，沒有時間限制，而且越早弄出來越好。
發掘報告編寫，是在資料整理的基礎上進行的，也可以跟資料整理同步進行，前者是後者的準備工作。
然而，考古發掘跟發掘報告是沒法同步進行的，實際條件不允許。
之前在蘇亦參與編寫河宕遺址發掘報告，也是在楊式挺做好資料整理的基礎上進行的。不然，想要搞器物排隊，根本就有條件。
那麼發掘報告，為啥要搞器物排隊，這也是中國考古學的一大特色。
說的直白點，就是歷史的選擇。
蘇秉琦的類型學，甚至比夏鼐先生所秉持的「史語所傳統」的科學考古學派更加符合當下中國的國情，更加獲得社會各界的接受，這個問題，有點大，一時半會兒也論述不清楚，暫且不表。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考古報告晦澀難懂，很正常，就算是學歷史的，沒有參加過考古發掘，不知考古遺存如何保存下來的，更不知田野考古工作者是如何揭示和提取考古遺存的，自然也就看不懂。
不僅如此，他們也沒有機會參與考古資料的整理，不知考古資料是怎樣規整梳理的，對於他們來說，密密麻麻的器物文字，只會讓他們眼花繚亂。
此外，沒有編寫過考古發掘報告，就不會知道考古資料是按照何種邏輯來編寫的。
看不懂考古報告，也很正常。
別說學歷史的，就算是專門從事考古學研究的人也時常有類似的抱怨，看不懂發掘報告的大有人在。
只要下夠了功夫，不看發掘報告，也是可以從事考古學相關研究的，比如研究考古學史，研究文物學，這類從業者也不需要參與考古發掘、資料整理和報告編寫。
然而，對於一個考古學家來說，只有經過了調查發掘、資料整理、完成報告、論文寫作四個過程，才可能成為一流的考古學家。
四個環節，缺一不可。
對於石峽遺址來說，他沒機會參與發掘，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此，一些關鍵性的文章，他不合適寫，寫了，沒人信服。
在編寫小組中，他更多起到一個輔佐作用，不是決定性崗位。
發掘報告的編寫是一個長年累月的過程，是一個大項目。
文章的發表，算是階段性的成果。
在這個方面，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差不多。
報告報告的編寫最大的問題就是分期，把這個東西搞定了，其他東西都是填充了。
器物的分類整理，這個急不來。
登記造冊，各種制定表格。
整個過程就是之前編寫河宕遺址發掘報告的重複。
枯燥且乏味。
而且，環境也好不到來去，之前是夏天，熱。現在初春，也冷。
待在庫房，就更加陰冷了。
時不時就要把這些器物搬到院子外面透風。
蘇亦還要繪畫。
之前他的對第一期的劃分，就是根據自己繪畫的打破疊層圖來給出依據的。
除了這些，還需要繪畫大量的器物圖。
各種器物剖面圖、演化圖都要繪畫。
尤其是重點器物，一個都不能少。
這可是個大工程。
短短一兩個月肯定是干不完。
編寫小組也沒打算今年內就完成，只能算盡最大的可能去完成，啥時候，完成並不確定，因為省博的考古發掘任務非常重，編寫小組的兩位領隊都是帶頭人，他倆也沒有辦法待在省博很長的時間。
趁着春節這個空擋，開始推進編寫進度。
期間，還要發表文章以及處理其他工作，這種進度就更慢了。
其實，蘇亦也沒閑着。
他除了整理資料外，也在做各種事情，屬於自己的私人時間，寫寫畫畫。
練習書法篆刻的時間是沒有了，但不忙的時候，拿着手卡來背從《甲骨文編》茶歇下來的甲骨文，這個時間還是有的。
此外，他也在寫文章。
而且，還是關於石峽遺址的。
不過他的切入點，跟朱先生不一樣，他不搞分期。
這玩意太累了。
需要各種細緻的器物排列。
想要出成果，就要好幾年。
君不見張忠培先生在弄元君廟仰韶墓地分期一弄就是好幾年。
就算是朱先生，一生都在研究石峽文化。
他之前的分期就是夸夸其談。
大方向沒錯，但細節方面，還需要各種補充，還需要橫向梳理嶺南史前考古的出土的陶器類型，不然經不起推敲，這裏面還有大量的各種要做。
這也是他為什麼不願意寫石峽遺址發掘與分期相關文章的原因之一。
他雖然是廣東的靚仔，卻對嶺南考古沒有深入的研究，這種慢工出細活的文章，暫時不合適來弄。
那他要寫啥呢？
當然是要寫稻作起源的相關文章。
之前的他寫的石峽遺址栽培稻遺迹初探成功發表在《文物》上，這一次，有機會接觸石峽遺址的資料，還參與編寫發掘報告，他肯定還要繼續這個方面的工作，不能半途而廢。不然，他想要在農業考古方面有所作為基本上不可能。
實際上，現在也還沒有農業考古這個概念。
更談不上成為一個學科。
甚至，稻作起源也還沒有完成成為一個學術熱點，參與討論研究的學者並不多。
蘇亦也是盡自己的微博之力，在有限的條件下去推動着一學科的建立。
可以說，七十年代末，國內農業考古還在萌芽階段。
去年，被稱為「中國農業考古第一人」、「中國農業考古之父」的陳文驊，恰好43歲，這一年，他終於甩掉頭上帶的「帽子」。
這一年，10月份的時候，他幹了一件大事，創辦了「中國古代農業科技成就展覽」，還曾經被《光明日報》報道，指出這是「利用文物考古為農業科技發展服務的有益嘗試。」
國家相關部委的領導也相續到南昌參觀。
於是，這個展覽也準備赴京展出。
正式赴京展出，還要一年以後，未來還要到全國各地做巡展。
然後，陳文驊就出名了。
成名以後的陳文華，幹了一件事，就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創辦了《農業考古》。
19年《農業考古》期刊的成功創辦，才讓農業考古成為正規軍，國內學界才真正認識到有農業考古這一概念，也成為農業考古這一新學科誕生的標誌。
現在嘛。
關於農業考古，還是探索階段，沒誰用這個概念。
之前，蘇亦寫的石峽栽培稻遺迹相關文章發表在《文物》，真正算起來的話，算是七十年代，為數不多的論述這個領域的研究人員。
這篇文章一發表，陳文驊就直接寫信到省博，想要跟蘇亦交流。
奈何，蘇亦不是省博的研究人員，對方根本沒有他的通訊方式，因為當時通訊單位就是省博而不是北大。
楊先生只能代為轉達。
一二來去，時間就浪費在信件郵寄的路上了。
蘇亦前段時間又比較忙，根本就沒有時間兼顧這邊，這事就不了了之。
現在，他恰好回到省博，楊先生舊事重提，蘇亦也不能繼續鴿了人家，就開始給陳文驊回信。
大致介紹他的情況。
又說自己是學生，學業為重，研究領域不對口云云。
反正就是表達一個意思，老陳，農業考古不是我的研究方向，只是一個嘗試，你別多想。
不曾想陳文驊的回信，更加誠懇。
說國內從事相關的研究學者稀少，青年學者就更是鳳毛麟角，蘇亦作為北大學子，年輕一代的領軍人，願意從事這領域研究，難能可貴，萬望他百忙之中繼續從事相關研究，為農業考古一領域之研究添磚加瓦。
不僅如此，還給蘇亦寄了不少的相關資料。
甚至，擔心蘇亦覺得農業考古這一領域研究沒前途，還特意點明自己的「農業科技展」大獲成功，已經獲得國家科委、農委相關領導的重視，未來還要赴京展出，到時候，希望蘇亦能夠賞光到場。
這個時候，陳文驊還沒有創辦專業期刊的野心，只能算是盡自己的能量去推動這專業領域在考古行業的分量。
蘇亦也沒提這事。
畢竟，陳文驊的農業科技展還沒有真正的大獲成功，也沒有全國巡展，更沒有名聲大噪。
客觀條件並不允許創辦《農業考古》期刊。
但對方寄過來那麼多專業資料，甚至還擔心蘇亦精力有限，特別把自己這些年使用過的農史文獻整理成目錄寄過來。
如此一來，蘇亦就沒有辦法敷衍了。
不沖其他，就沖人家這份誠意以及熱心，蘇亦也要繼續這個方面的研究。
結合自己寫的石峽栽培稻遺迹相關文章，以及陳文驊贈送過來的資料。
蘇亦覺得有必要論述一下國內稻作起源問題了。
之前他的文章觀點，是結合石峽栽培稻作遺迹去簡單論述丁穎教授的稻作起源「華南說」的觀點。
之前的文章，蘇亦只是提供考古資料證明，並不是支持這個觀點，本身來說，他沒有觀點傾向性。
但這一次，他想嘗試提出稻作起源「華南說」這個觀點。
從後世的考古發掘資料來說，稻作起源「華南說」只是眾多觀點之中的一個，也不是最有權威性的，畢竟後來，江西仙人洞遺址就發現了中國最早的栽培水稻遺存。
然而，單憑這一點，也不能百分之百確定，江西就是水稻的起源地，只能算是起源地之一，畢竟從野生稻馴化成為栽培稻，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能發現栽培稻，就說明它是起源地。
就算這裏真的是起源地了，你就能百分之百的否定了其他地方不是起源地嗎？
也有可能，各個地方齊頭並進，水稻有多個起源地呢。
正因為如此，稻作起源成為農業考古一個非常熱點的研究問題。
各種學說觀點層出不窮，不斷地有新的考古發現來推翻自己的觀點，學者的觀點也在不斷的改變。
就算後世，稻作起源「華南說」也有一定的認可度。
蘇亦雖然是廣東的靚仔，但他也不是「華南說」的捍衛者，他只是拋磚引玉，讓學界去關注這個問題吧了。
想要讓一個研究方向成為學術熱點，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知名學者去帶動，奈何，蘇秉琦先生現階段只關注石峽文化，不關注稻作起源，更不關注「農業考古」。
因此，他只能從石峽遺址的稻作遺存出發，畢竟近年來，石峽文化就是最大的學術熱點，學術新人寫文章不蹭熱點，沒人看啊。
先蹭熱度把文章寫出來。
只要發表了，就好像一個靶子一樣，立在那裏，誰看見了，看不順眼或者看順眼了，都可以寫文章開噴或者討論。
只要熱點起來，不管別人碰瓷還是等着別人來碰瓷，對於推動農業考古這一概念的深入人心都是有幫助的。
不怕別人碰瓷，就怕別人不搭理。
一旦學術上有熱度，再結合陳文驊的「古代農業科技展」的巡展大獲成功，對方個人知名度影響力上來了，學界熱點也上來了，多點結合，勢必會獲得官方的支持，《農業考古》創辦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都是套路。
從某種程度來說，蘇亦也算是捨身飼虎、割肉喂鷹，為中國農業考古學的建立貢獻自己的光和熱。
想想，也挺偉大的。
就算他的自己的研究方向，也都沒有這樣賣力吆喝。
從這個方面來說，他絕對對得起陳文驊先生的殷切期待，或者說，遠遠超出對方的預期。
說不定，一不想小心，就真的成為國內農業考古的領軍人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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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5章：我，蘇亦，中國農業考古學奠基人免費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