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唐蘭先生生平及學術貢獻
我在北大學考古正文卷第279章：唐蘭先生生平及學術貢獻唐蘭先生病危住院。
對於親朋好友來說，並非沒有徵兆的事情。
這一年，先生幾乎沒有參加什麼活動，唯一一次出遠門就是曾隨中國出土文物展覽團訪問香港，與當地文化界進行學術交流。
那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大不如前。
從香港回來之後，都沒法到長春參加古文字研究會的成立大會。
當時，很多學界的前輩都準備來京探望老先生。
有的能來，但大部分因為行程的問題，並沒有機會。
卻沒想到，新年剛過，老先生的身體就垮了，比容庚以及商承祚兩位先生還不如。
這一次，唐蘭先生入院，前來探望的人很多。
先生執教數十年，桃李滿天下，不僅北大跟故宮的熟人過來，其他單位也陸續有人趕過來。
大部分，都沒法跟先生見面。
老人的精神狀態沒法應付那麼多訪客，同樣，醫生也不允許。
病房也需要新鮮的空氣，不可能放那麼多人進入病房探望。
蘇亦是小輩，就更加不允許了。
沒法子，老前輩生病，作為徒子徒孫，只要在京的，都想方設法趕來。
不來，容易讓人詬病，來嘛，也於事無補。
但，大家還是來了。
萬一先生哪天心血來潮，想要見自己，自己卻不在呢？
肯定遺憾一生。
而且，先生的家屬也需要精神支撐。
有時候，病房外面熱熱鬧鬧也好，老人生命最後的階段，最怕冷清。
蘇亦之所以能來醫院，除了他被高銘先生當作記名弟子之外，還因為他恰好負責《故宮博物院院刊》的審核校對工作。
故宮方面，想趕在先生去世之前，把樣刊給弄出來。
之前，院刊復刊，唐蘭先生給予大力支持，沒少幫忙寫介信幫忙約稿。
但，這事談何容易。
現在印刷技術跟前世不能同日而語。
尤其是在排版方面，更加麻煩。
不是編輯按幾下電腦，就能夠排版成功的。
從某種的意義來說，現在的印刷技術跟民國時期，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改變。
也就活字印刷或者雕版印刷兩種。
雕版印刷，已經非常少見了。
不是不好，而是成本太高。
大部分印刷廠都是活字印刷。
跟過去的木活字不一樣，現在都是鉛活字。大部分採用的都是鉛排凸版製版工藝流程。
大致為：先熔鉛，然後鑄字，鑄完的字放到架子上，由揀字工揀字。
揀完字以後先印出樣張，校對人員對樣張進行校對，一般要進行三校，校對完成之後進行排版，然後進行活字版澆鑄等，最後印版裝機開印。
因此，期刊編輯並不是會審稿校對即可，還需要懂印刷。
最起碼也要懂得跟印刷廠的工人溝通。
不然，這活沒法干。
尤其是他們的揀字工人，一天托着裝有幾斤重鉛字模的“木比子”，在狹小的排字車間走道里來回揀字，一天步行超過10公里。
每天工作量，極為繁重。
400頁的32開書籍，單排版就可能需要一個多月才能完成。
故宮院刊是雜誌，沒有那麼厚。
但工作量也不小。
此外，現在故宮並沒有自己的印刷廠，院刊出版單位也不是自家的，而是文物出版社。
負責排版印刷的也是出版社下面的印刷廠。
現在剛剛改革開放，文化界全面鬆綁，出版業務全面開花，印刷廠的業務驟然增加。
想要臨時加塞，都沒有辦法。
一時之間，劉北汜先生急得不行。
就連蘇亦跟張閔倆人，也沒少跑印刷廠。
可還是協調不下來。
到了最後，實在沒有辦法了，蘇亦只好提議，“要不，這事我來完成？印刷版樣刊弄不出來，我弄一個手抄版樣刊如何？”
“這能行？”
“死馬當成活馬醫，也算是滿足唐蘭先生一個願望了。”
“行，你來弄，有什麼需要幫忙的，立即跟我說。”
最終，劉北汜先生只能把整個任務交給蘇亦。
其實也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之前的準備工作都弄好了。
無非就是把稿件用楷體字全部抄寫一遍。
此外，還之前拍攝的照片，重洗一份。
按照樣刊的格式貼在紙張上。
這部分，手工抄寫，比印刷廠排版快多了。
最難的，就是各種圖案以及美術字體的設計。
這活，對於普通的期刊編輯來說有難度，對於蘇亦來說，卻一點難度都沒有。
他一個人就把美工的活給幹完了。
甚至還特意用白色宣紙繪製院刊的封面，圖案主體是故宮太和殿，重點突出御道石雕。
這原本是用攝影機拍攝的照片。
但封面有點大，不合適直接貼上照片，蘇亦只好用鉛筆手繪素描圖。
除了色彩有點欠缺之外，其他的都很好。
尤其是，他通過手繪的方式把郭老題寫的“故宮博物院”幾個字描寫在封面上，就跟拓片印刷一般，不要太像。
為了硬度合適，他還把手繪好的宣紙貼在牛皮紙上當封面。
差不多花了一周的時間，蘇亦在編輯助理的幫忙下，就把樣刊的活給完成了。
短短的一周內，用楷體字抄寫幾十萬字，幾乎抄到手抽筋了。
一開始，他還想把一些稿件交給張閔幫忙抄寫，結果，發現對方的硬筆書法根本就不行，勉強寫下來，感覺也不對勁。
沒有辦法，蘇亦只能大包大攬。
如此一來，這就是一件非常高強度的工作。
劉北汜拿到蘇亦手繪板的樣刊，滿是感慨，連連對着蘇亦說，“小蘇，幸好有你。”
“走，跟我去醫院，現在咱們就把樣刊送給唐老看，再晚，我怕來不及了。”
到了醫院，發現訪客並不多。
或者，已經沒有訪客，只有親屬。
然後，劉北汜親自把唐老家的兩位公子介紹給蘇亦認識。
這時，蘇亦才知道，唐老家有四個兒子，其中，二子唐復年跟幼子唐益年都是故宮的研究人員。
其中，唐復年在故宮青銅器館，而幼子唐益年則是明清檔案部。
相比較弟弟，唐復年的研究方向跟父親更加接近，因為他也研究古文字。
之前，在故宮的時候，跟兩位先生的打交道的次數不多，反倒是唐蘭先生住院了，才得以見到兩位先生。
甚至，上一次趕過來醫院的時候，因為人太多了。
蘇亦都沒有露臉的機會。
這一次見面，兩位唐先生都詫異蘇亦的年輕。
更讓蘇亦沒想到的是，兄弟倆都聽說他的名字。
唐益年說，“我也給你們編輯部投稿，結果給小蘇你斃掉了。甚至，我還聽說，你專門提了一個故宮學的概念，其中就着重提及明清檔案部分，鄭里先生說你的概念很有先見性。”
鄭里也是故宮明清檔案部的研究人員。
之前還專門寫了一篇明清檔案的介紹性文章。
因為重複性有點高，加上版面有限，蘇亦就給劉北汜先生提建議只刊登最有代表性一篇，不曾想還把唐益年的文章給斃掉了。
這就尷尬了。
一個在故宮工作那麼多年的研究人員，好不容寫篇稿子，就給他一個十幾歲的小屁孩給斃掉了，這事弄的。
好在，劉北汜幫他解圍，“益年，你不要逗小蘇了。”
唐益年才笑起來，“開玩笑的，進去吧，老爺子才醒來一會，現在精神狀態還不錯，醫生說能有半個小時的探視時間。”
這一次，蘇亦終於在病房裏面見到唐蘭了。
這一是，他第一次見到唐老本人。
老人已經步入生命的倒計時階段，瘦骨如柴。
用油盡燈枯來形容，也不為過。
但，跟上一次相比較就，唐老今天精神狀態還不錯。
就破例跟蘇亦見面。
先把院刊樣刊遞給老先生觀看。
雖然不是鉛印版，但看到手抄版樣刊，他還是高興得合不攏嘴。
實際中，老人已經看不清了。
戴着老花眼鏡，很用力的觀看雜誌，看了一會，就放下來。
這時，唐老的二公子唐復年說，“我爸眼睛不好，小字基本上看不清了。”
“蘇亦同學，你給讀一讀吧。”
這話是唐老說的。
老先生的話，帶着濃厚的無錫口音，蘇亦也聽的不是很真切。
最後還是唐復年先生幫忙轉達。
實際上，他們編輯部三人把樣刊弄出來，也只是滿足老人一個心愿。
卻忽略了，老人眼睛不好這事。
蘇亦突然想起來一件事。
當年馬王堆漢墓發掘與出土帛書的消息被偉人得知的時候，他也想看一下整理出來帛書。
於是，到了9月上旬，帛書《老子》甲乙本由故宮的顧鐵符、羅福頤等專家整理出來。
後來，因為老人家眼睛不好，小字看不清楚。
專家組，研究了個辦法，把上海出的線裝書改排成大字本。
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
蘇亦肯定不具備這個能力。
但，他確實忽略了老先生視力的問題。
不然，之前抄寫字體的時候，就可以適當放大。
這個遺憾，只能由他親自來補救。
蘇亦親自把文章讀出來。
那麼多篇文章，肯定不能全部都讀出來，老人家也沒有這個時間跟精力全聽。
蘇亦讀完他感興趣的部分以後，就開始分享院刊復刊以及審稿之間遇到的趣事。
最後，老先生又問蘇亦是誰的弟子。
這個問題，不需要蘇亦回答。
旁邊的劉北汜就幫忙回答，“他北大宿白先生的研究生。現在跟高銘先生學習古文字，也跟周一良先生學魏晉南北朝史。”
都是熟人。
劉北汜先生之所以提及高銘周一良，是有深意的。
因為唐蘭先生離開北大之後，一直被返聘到北大上古文字課程。
後來，他精力不行了，考古專業古文字的專業課就由高銘先生擔任。
當年，唐蘭先生幾乎把自己的講義都交給高銘先生。
這是一個傳承。
至於周一良先生，當年，唐蘭先生在天津的時候，就給他當過好幾年的私塾先生。
也是有師承關係。
劉北汜先生特意點出來兩位先生，就是想告訴唐蘭先生，蘇亦跟他是有學脈傳承關係。
果然，老人家一聽到這話，立即眉開眼笑。
還饒有興趣考究蘇亦。
“你都讀了我哪些書了？”
汗！
幸好之前，讀過不少。
“著作部分《殷虛文字記》《古文字學導論》還有《中國文字學》都過完了。文章部分主要是集中在考古領域，早年的《洛陽金村古墓為東周墓非韓墓考》看過，後面，70年代寫的部分，基本都看完了。”
“我不信！”
這個時候，不能說話。
蘇亦只好繼續說。
“《永盂銘文解釋》；
《史簋銘考釋》；
《侯馬出土晉國趙嘉之盟載書新釋》；
《座談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
《從河南鄭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銅器談起》；
《關於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
《何尊銘文解釋》；
《SX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註釋》；
《用青銅器銘文研究西周史——綜論BJ市近年發現的一批青銅器的重要價值》；
《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
《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
這些文章都看了。”
這一下子，老人家信了。
“小傢伙可以的，能夠把這麼多文章的名字都給記全了，就不容易。那麼你喜歡哪一篇呢？都看得懂嗎？”
蘇亦說，“一開始看不太懂，看了好幾遍，然後用工具書輔助，才看懂。至於喜歡哪一篇？這個不好意思，不過我用《何尊銘文解釋》的原文跟同學們做個演講，然後寫了一篇《宅茲中國》的小文章。”
於是，老人家又來興趣了。
等蘇亦從何尊扯到“滿蒙回鮮藏之學”的時候，老先生之說好。
還跟蘇亦分享他當年在東北的經歷。
原來，1931年5月唐蘭先生應金毓紱邀請赴瀋陽編輯《遼海叢書》，同時，應高亨之邀於東北大學講授《尚書》。
恰逢，九一八事變，其時唐蘭先生不懼時艱，潛留瀋陽，以親眼所見日軍的暴行，用悲憤的“楚囚”為筆名，於10月在《北洋畫報》上發表文章《嗚呼！土肥原的仁政》，公開點名揭露關東軍頭目本庄繁中將和土肥原大佐假仁義真侵略的面孔，稱他們是“這班種遠東戰爭禍根的寶貨”，文中也批判了麻木不仁的國人知識分子，對國家危亡漠然視之的行為。
說完，望着蘇亦說，“你們這一代，不錯，對祖國有發自內心的自豪感。你更好，這個年紀就知道從何尊銘文開始論述咱們中國的由來，進而通過研究曰本史料揭露他們的狼子野心，真不錯。”
這一天下午，老先生談興很濃。
跟蘇亦說了很多當年的事情。
還說，“其他人，我的故事他們已經清楚了，你是小輩，應該第一次聽，應該不會嫌棄我這個老頭子嘮叨。”
事後，唐復年先生說，這一天下午，是唐老住院那麼多天來，最高興的一天。
說，故宮院刊復刊，替補了他生前的一個遺憾。
作為故宮主管業務的前院長，唐蘭先生為院刊復刊之事，出力極大。
對此，蘇亦也覺得很自豪，能夠在老先生離世之前，把樣刊趕出來，也算是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當天，蘇亦離開醫院的時候，唐復年先生還特意把他送出病房，說了好多感激的話。
“著名歷史、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唐蘭同志，於一月十一日因病逝世，終年七十九歲。唐蘭同志追悼會一月十九日在BJ舉行。故宮博物院黨委追認唐蘭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以上，是1979年1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唐蘭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消息中的一段話。
追悼會，這一天。
蘇亦作為小輩，也參加其中。
國內學界前來參加追悼會的學者，多不勝數。
很多，之前在長春見面的學者，再次相見，滿是噓唏。
作為跟唐蘭先生關係最為密切的兩個單位，故宮跟北大，來的先生尤其多。
因為在52年院系調整之後，唐蘭先生才被調入故宮，正正二十多年，從普通的研究院一路到故宮主持業務的副院長，從未調離過。
這也是為什麼之前，得知唐蘭先生病危，蘇亦跟故宮的杜迺松師兄需要第一時間趕去醫院探望的原因之一。
在此之前，蘇亦雖然沒有見過唐蘭先生，但從學脈傳承來說，他算是“唐門”的三代弟子。
因為不過從高銘先生或者從周一良先生兩位先生哪一邊來算，他都是三代弟子。
很多人並不知道，唐蘭先生跟周一良先生的親密關係。
1924年春，唐蘭先生經羅振玉介紹至天津實業巨子周學熙家設館授教，周一良先生即為其當時的弟子，直至1931年。
唐蘭先生的逝世，蘇亦親近的幾位師長都很傷心。
跟他講了很多關於他們與之相處的點滴故事。
也讓唐蘭先生的形象在蘇亦的心中更加的生動起來。
比如，唐蘭先生在無錫國專求學的經歷。
比如，唐蘭先生畢業以後，為便於他進修，羅振玉還將他引薦給時在上海的王國維的經歷。
因此，才有了王國維在給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所作《序》中說：
“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學者，余所見得四人焉。曰嘉興唐立庵蘭，曰東莞容希白庚，曰膠州柯純卿昌濟，曰番禺商錫永承祚。立庵孤學，於書無所不窺，嘗據古書古器以校《說文解字》。”
因此，唐蘭先生與容庚、商承祚二位先生，以及柯昌濟四人，有靜安先生“四大弟子”之譽。
聽的故事多了。
於是，幾位先生在追悼會過後，就讓他寫文章梳理一下唐蘭先生的學術史。
對於這個任務，蘇亦當然不可能拒絕。
因為幾位先生，他是最合適的人選。
他既是北大的學生，又在故宮編輯部實習。
未來文章寫出來了，還可以繼續發表在《故宮博物院院刊》之中。
然而，諸位先生讓他梳理唐蘭先生的學術史成就，真的是因為他最合適嗎？
顯然並非如此。
要論合適，同時北大畢業又做過唐蘭先生助手的杜迺松師兄比他更合適。
之所以讓他來寫這篇文章，更多是藉機學習唐蘭先生的學問。
因為他跟其他人都不同，並沒有機會獲得過唐蘭先生的親自指導。
這也是大家覺得惋惜的地方。
因此，在未來的一個多月內，蘇亦並沒有去做其他的事情，而是專註寫他的論文《天下誰人不識君——唐蘭先生生平及學術貢獻》。
題目並不大。
切入點，就是兩個方面。
一、唐蘭先生的生平；
二、唐蘭先生的學生貢獻；
第一部分，不難。
這些日子，蘇亦專門記錄了諸位先生關於唐蘭先生生平諸多回憶談話。
幾乎唐先生每一個階段的人生節點都囊括其中。
不僅如此，他在故宮上班的時候，還特意去拜訪過唐蘭先生的兩位公子。
得知，他要寫關於他們父親學術史相關的文章，這兩位先生還萌生出要編撰《唐蘭年表》的念頭。
這事真的成了，對於要研究唐蘭先生的後輩學者來說，絕對是極為寶貴的材料。
通過諸位師長以及兩位唐先生的口中，蘇亦也開始理清了唐蘭先生的生平。
先生幼年家貧，其父以販賣水果為生。
1915年，在浙江嘉興縣乙種商業學校學經商之道；
1917年又改習岐黃之術，師成后曾設館行醫；
這期間還打算投奔革命隊伍，隻身赴上海尋找過孫中山。其後在上海著名作家陳栩主辦的栩園編譯社學習詩詞。
從1919年開始，他逐漸對傳統“小學”和古文字的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20年，入無錫國學專修館深造，師從唐文治，習經史，讀諸子，治小學，並由小學而及古文字學；
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績從該校畢業。
這就是唐蘭先生的求學經歷。
因此，他曾在《殷虛文字記·自序》說：“余治古文字學，始於民國八年。”
當然，對於先生影響最大的人，自然就是無錫國專的唐文治先生。
甚至，蘇亦還專門弄一個詞條：
[唐文治，江蘇太倉人，
字穎候，號蔚芝，晚號茹經，近代著名教育家。光緒十八年中進士……]
唐文治的生平不需要重點提及，但是，他的學識，不能略過。
唐文治專攻經學、理學，以桐城古文派為文學正宗。無錫國專的校訓即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其辦學旨在“研究本國歷代之文化，明體達用，發揚光大，期於世界文化有所貢獻”。
因此，無錫國專主要講授，五經四書、宋明理學、桐城派古文、舊體詩詞，旁及《說文》、《通鑒》以及先秦諸子等。
這就是唐蘭先生早期的學術背景。
至於，先生跟甲骨文的淵源，則從羅振玉開始。
當時他收集羅振玉的考釋，依《說文》體例編次，並有所訂正，寄書羅氏，獲得稱許，並推介給王國維。
於是唐蘭從1922年始，每次去上海，必訪教於王氏，得到王國維的悉心指導和幫助。
畢業以後，他曾當過一段時間的無錫中學作國文教員。當年春，就被羅振玉薦至天津周學淵公館開席授教其二子。
他跟周一良先生的師生關係，也是這裏開始。
這期間，他也沒閑着，1929~1930年，先生受周家之託主編天津《商報·文學周刊》和《將來月刊》期間，重理考證之學，先後發表多篇論作，內容涉及西周彝銘和敦煌文獻。
算是他的學術的真正起步階段。
1929年洛陽馬坡新出土夨令方尊、方彝，他寫過相關文章參加討論，初次接觸銘文，他就敏銳地提出銘文中“京宮”和“康宮”實是西周諸王宗廟的論題，這是他晚年全面闡述的西周金文斷代“康宮原則”的濫觴。
天津擔任報刊主編的期間，讓他名聲鵲起。
於是，1931年5月唐蘭應邀到瀋陽，同時，又在東北大學講授《尚書》。
這是他第一次當大學老師。
結果，沒當幾個月，就遇上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之後，唐蘭也只能取海路南歸。
1932春，應顧頡剛邀請，他在燕大、北大代講《尚書》。
秋後，入北大中文系任教，講金文和“古籍新證”，又代董作賓講甲骨文。
隨着影響的擴大，陸續接到清華、師大、輔仁、中國大學等校邀請，講授古文字及《詩》《書》“三禮”。
一時之間，讓唐蘭先生名聲大噪。
在授課之餘，唐蘭還着手編寫多部教程。
尤其是，1934年，他以在各校授課的講義為底本，同時編著了《古文字學導論》和《殷虛文字記》兩部著作。
其中《古文字學導論》是現代中國文字學理論的開山之作。
在後世，已經是古文字專業的學生必研習之作。
1936年，唐蘭應馬衡之邀，任故宮博物院特約專門委員，對館藏商周彝器展開研究，曾擬編《故宮青銅器圖錄》，因遭喪亂，其事中輟。
這就是，他跟北大與故宮緣分之始。
蘇亦一邊梳理着唐蘭先生的生平以及學術成就，一邊在翻看他的各種書籍。
想要短短的一兩個月內，全部弄懂唐蘭先生畢生學問，自然是不可能的。
好在，他的《古文字學導論》和《殷虛文字記》兩本書，都是入門級的。
對於現階段的蘇亦來說，已經沒有閱讀門檻了。
梳理先生的生平以及學術成就之後，蘇亦很明顯就感覺出來。
30年代，確實是唐蘭一生學術事業和聲望達到頂峰的時期。
其中，兩個標誌性的事件見證了這個成就。
一個是在1934年3月郭沫若先生髮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特意找唐蘭先生寫序；
另一個則是1934年11月北平來熏閣影印王國維生前在清華最後兩年的講義《古史新證》，整理此書的王氏助教趙萬里出面請唐蘭作序。
兩位近代中國古史、古文字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者的著作連番請唐蘭作序，顯示了其學術成就在學術界地位之崇高。
33歲，就達到學術生涯的巔峰。
可想而知，接下來的後面40多年，唐蘭先生在學界的影響力有多大了。
30年代，是唐蘭學術生涯中較為輝煌的時期，發表或出版了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
除了以上提及的著作，還有大量考釋文章。
這部分，就有點閱讀難度了。
抗日戰爭爆發后，唐蘭於1939年，在西南聯大執教，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這一時期，他的論著不多，但仍有宏論問世。
民國狂徒劉文典曾經說過，“聯大隻有三個教授，陳寅恪先生是一個，馮友蘭先生是一個，唐蘭先生算半個，我算半個。”
甚至，還說沈從文算個屁。
僅憑這點，就知道唐蘭先生的學問之大。
抗戰勝利后，唐蘭返回北大，1947年代理北大中文系主任。抗戰勝利建國前夕，是唐蘭學術生涯的第二個高峰期。
無論著作數量跟涵蓋領域，都堪稱黃金時期。
其中，最為知名的著作就是《中國文字學》，這書，應該是唐蘭一生撰述最完整、影響最大的一部文字學理論著作。
多次出版。
最新一版，就是一九七五年於香港出版。
未來，更是多個高校相關專業的重要教材。
蘇亦也有購買。
此外，論文涉及考古學研究的有《洛陽金村古墓為東周墓非韓墓考》；
青銅銘文與石鼓文等領域的研究文章也不少，蘇亦也都一一在文章列出來，一篇不落。
要是有所遺漏，那就是他的失職了。
1949年，唐蘭受聘兼任故宮博物院設計員，1952年由BJ大學調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此後直至去世。
從建國至“十年”前夕，唐蘭發表或出版過一系列青銅器、古文字研究的論文。
十年期間，前期中斷研究。
後期，也有少量文章發表。
並沒有完全停止學術研究。
甚至，因為國家需要，這一時期，更多集中在考古領域。
1972年《考古學報》、《考古》和《文物》考古三大刊陸續復刊。
他又圍繞考古新發現陸續有新作發表。
比如，一九六九年，永孟出土於SX省藍田縣。他就寫了篇《永盂銘文解釋》；
1966年陝西歧山賀家村發現的一批西周銅器里，有一個“史簋”跟故宮所藏的簋器物同款，於是，他就寫了一篇《史簋銘考釋》；
侯馬盟書出土之後，他就寫了一篇《侯馬出土晉國趙嘉之盟載書新釋》；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他也有相關文章《座談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
他又結合鄭州商城遺址出土物，寫了一篇《從河南鄭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銅器談起》；
1973年9月吳城遺址被發現以後，他就寫了《關於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
1975年，何尊作為全國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國展出，他寫了一篇《何尊銘文解釋》；
1975年2月，岐山縣董家村青銅器窖藏發現以後，他寫了《SX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註釋》；
此外因為何尊的發現，他則寫了《用青銅器銘文研究西周史——綜論BJ市近年發現的一批青銅器的重要價值》；
甚至，去世前兩年，他的也有《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兩篇文章發表。
這些文章，蘇亦一一精讀。
不然，之前去看望唐老的時候，就真出醜了。
此外，1974年起，他參加了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的整理，貢獻極大。
甚至，有一個軼事。
當時，馬王堆發掘完成後，國家文物局，組織一批專家學者，在BJ沙灘紅樓進行馬王堆漢墓簡帛文獻的初次整理工作。
當時甲本《老子》交稿時間緊迫，殘損又多，在交圖版定稿前一天，整理人員還想儘可能多地再拼上一點殘片。
考慮到這個工作需要“開夜車”，朱德熙先生就建議當時最年輕的裘先生去做這項工作，沒想到唐蘭先生不樂意了。
用朱德熙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唐蘭先生當時的神情簡直有點像一個原先說好要上什麼地方去玩兒的，臨時因為下雨去不成因此一肚子懊惱的孩子一樣”。
最後，大家只得同意唐老去做。
第二天一早發現，年過七旬的唐蘭先生不僅把殘片全部貼好，還新拼上去不少碎片。
老先生，這種精神，令人動容。
遺憾的是，唐蘭晚年準備集中精力撰寫《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和《殷墟文字綜述》兩部巨著，均為完稿。
梳理唐先生的生平，蘇亦就越發感慨。
擇一業，終一生，所取成就，後輩難以匹及。
蘇亦更是望其項背。
以上，只是見到介紹，唐蘭先生的生平。
那麼先生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呢？
並非每一個人，求學，寫文章，就對學界有貢獻。
很多人很高產，結果，產出的都是學術垃圾。
唐蘭先生自然不是。
要說，他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促進古文字學及中國文字學學科體系的建立。
其二、則甲骨文字整理考釋及自然分類法的提出。
其三、西周金文研究。
其四、商周青銅器及東周古文字材料的研究。
這其中包含，商周青銅器研究、東周金文研究、石鼓文整理研究、侯馬盟書研究。
其五、馬王堆漢墓出土簡牘帛書的整理研究。
另外，唐蘭的治學領域還涉及音韻學、敦煌學、古文獻、歷史學、哲學、文學、書法、古代繪畫、曲譜、天文、地理等多個學科，也有不少論著。
以上，每一個方面，蘇亦都需要一一論述。
這是一個大工程。
想要梳理唐蘭先生的學術成就，自然就要研讀他的著作，看不懂咋辦？
唯有求助其他師長。
當然，蘇亦還是偷懶了。
他沒法全方位的汲取唐蘭先生的學問知識。
因為他不是古文字專業的學生，他的老本行是考古。
因此，他的重點還是放在唐蘭先生考古領域的文章方面。
這方面是精讀，其他的都是泛讀。
其他太難的部分，他也只能暫時放一放。
學問是一生的事情，不可速成。
但，經過這一次梳理，他對唐蘭先生的學術思想也有了一個更加深刻的理解。
等一個多月過去，他把成稿給高銘跟周一良兩位先生斧正的時候，兩位先生卻都給出很高的評價。
都說，感受到他的用心了。
蘇亦也鬆了一口氣，這次小考，算是及格了。
高銘先生還讓他拿去給劉北汜先生。
結果，劉先生剛看完，當即就拍板決定刊登在下一期的《故宮博物院院刊》。
至此，文章之事，算是告一段落。
北大這邊聽說，他寫新的文章，同學們都紛紛過來借閱。
於是，蘇亦的手稿，就在小範圍流傳了。
幸好，同學們都有敬畏之心，沒有出現什麼意外，不然，這事就好玩了。
這事，造成一個結果，就是大家都遺憾，沒有機會上過唐蘭先生的古文字課。
也催生了北大歷史系考古跟中文系古文獻兩個專業聯合舉辦了一場唐蘭先生學術研討會。
一開始只是兩邊的學生自行組織的，後來，學生會也參與進來了。
規模還挺大。
考古專業這邊，高銘、鄒恆先生都被邀請過來。
中文系那邊，朱德熙、裘錫圭兩位先生也都守到邀請。
甚至，故宮的杜迺松師兄也被邀請過來。
實話實說，蘇亦在寫文章整理資料的時候，杜師兄給了他不小的幫助。
因為對方曾經當過唐蘭先生助手，對其的了解，比蘇亦更深。
不僅，杜迺松師兄被邀請，就連社科院歷史所的張政烺先生也被邀請過來。
甚至，唐復年先生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也自願過來參加研討會。
這個多少讓蘇亦有些意外。
唐蘭先生晚年，曾醞釀撰寫一部系統總結一生甲骨文研究的著作《殷墟文字綜述》，作為計劃的一部分，他準備先行編一部有文字考釋和辭例通讀的甲骨文字典，現存的近四十萬字的遺稿，就是其為編輯這部字典所做的資料考證準備。
一九九九年唐復年據此整理編輯成《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當然，這是后話。
不管怎麼說，唐復年先生親自過來，這事的意義就變得更加不一樣了。
這一下子，就熱鬧了。
到了後面，俞先生聽聞消息之後，第一個趕到會場。
因為他跟唐復年先生關係是老相識了。
此外，宿白先生也臨時抽出時間過來參加研討會。
這樣一來，就讓作為研討會的主持人的蘇亦，壓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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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9章：唐蘭先生生平及學術貢獻免費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