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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得來歲，哪裏還有中秋之約？三月十九就起了天翻地覆的劇變。

三月十九，崇禎皇帝殉國。消息傳到史可法大營，已是四月十二。那時的史可法已接替熊明遇為南京兵部尚書，聽說流寇犯闕，在四月初一，督師勤王。渡江駐兵浦口時，得到了這個驚天動地的凶信。

六軍縞素，痛哭發喪。“國不可一日無君”，所以第一大事，還在立一位新皇帝。東宮及皇子，音信全無，那就只有在逃到江南的近支藩王中，擇一而立了。

以倫序來說，最近的是福王由崧，他跟殉國的皇帝，是同祖父的兄弟。次是潞王常淓，他是穆宗的孫子，而穆宗是崇禎的曾祖，所以潞王常淓跟殉國的皇帝是重堂叔侄，比福王由崧，遠了一層。

然而以賢愚而論，由崧遠趕不上常淓，在當時宗藩中，幾乎唯有常淓，能急家國之難。至於福王，從他父親開始，便已惡名昭彰——由崧的父親名叫常洵，神宗寵妃鄭貴妃所出，十六歲封為福王，因為父母溺愛，要留在膝下承歡。大臣怕鄭貴妃有奪嫡的陰謀，屢次上奏，請福王就藩，神宗置之不理。

直到常洵二十九歲，才到他的藩國洛陽，住在花費二十八萬兩銀子建造的王府。就藩以前，賜莊田四萬頃。河南沒有那麼多良田，取湖廣、山東的沃土補足。又賜“鹽引”一千三百——運銷官鹽，坐收暴利。而神宗萬曆年間，搜括天下，宮中奇珍異寶，堆積如山，又任由常洵攜取。因此福藩之富，確可敵國。而常洵在洛陽，淫恣暴虐，多行不義。崇禎十四年李自成破洛陽，常洵在事先逃出城外，躲在迎恩寺中，而結果終於不免遇害。

常洵既死，世子由崧襲爵。他繼承了他父親的種種惡德，河南人對他都無好感，因此當鳳陽總督馬士英跟史可法商議，預備擁立由崧時，在史可法幕府中的侯方域，大不以為然。

“老先生，”侯方域勸道，“福王分藩敝省，我知之甚詳。斷斷立不得此人！”

“何以呢？”

“福王有三大罪，第一，當日鄭貴妃謀害太子，危及宗社，如果不是東林君子調護，神器早為竊奪。”

“這自是一行大罪，但不該記在如今的這位福王頭上。”

“那就說如今的這位福王。崇禎十四年，老福王死在李自成手裏，剮屍與鹿肉同煮，置酒大會，號為‘福祿酒’。老父如此慘死，而福王竟忍心遠避，還在離亂熱孝之中，納民女為妾！”

“這，”史可法搖頭嘆息，“太難了！”

“還有五不可立。第一，車駕存亡，傳聞不一，雖有殉國煤山之說，到底不曾有人親見。第二，果然皇帝殉了社稷，還有太子監國。第三，如今要立中興之主，不必以倫序而定。第四，立君不當，大失民心。第五，怕有一班小人以擁立福王之功為要挾，霸持國政，豈還有恢復中原之望？”

“世兄高見，謀慮深遠。”史可法深深點頭，“等南都會議，我一定照世兄的話來主張。”

南京清議堂會議，都認為由崧有七不可立：一是貪；二是淫；三是酗酒；四是不孝；五是虐待屬下；六是不讀書；七是在藩時曾違反祖制，干預地方政務。

決定的原則是，立賢重於立親，要推戴潞王常淓繼位。史可法亦表同意。但是，鳳陽總督馬士英，以阮大鋮為謀主，聯絡“江淮四鎮”——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將福王由崧送到儀征。史可法因為大難當前，不願內部先有裂痕，勉強接納了既成的事實。

福王接承大統，定年號為“弘光”。史可法以及擁立潞王常淓一派的高弘圖、姜日廣，雖都做了東閣大學士，但薰蕕不能同器，馬士英大權在握，聽信阮大鋮的指使，將史可法排擠到揚州去督師，於是便有人批評，說是“秦檜留之在朝，李綱驅之在外”。

不久，阮大鋮做了兵部尚書，第一件事就是為閹黨翻案，打擊東林。周鑣和雷演祚下獄被難。吳次尾、陳定生紛紛走避。侯方域當然也無法到南京來看香君，一踐“中秋”之約。

而宮中，正如東閣大學士王鐸，奉弘光帝敕令所選的那副楹聯：“萬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幾見月當頭”，得樂且樂，真箇笙歌徹夜，不知一江之隔，烽火連天，餓殍載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