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歷史:流變與重現

第26章 歷史:流變與重現

——關於讀史的答問

任何傳統都充滿着內部的差異和矛盾,就像我們每一個人,也常常同自己過不去。孔子主張“謀道不謀食”,一會兒又說:“學也,祿在其中”,還是惦念着錢。一個人尚且這樣,說話沒個准,何況一個學派,何況一個文化傳統呢?所謂“傳統”是這麼大,文史哲,儒佛道,從先秦發展到晚清,實在是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所以我們談傳統經常只是大體而言,是簡化的敘事。

現代中國人對文化遺產批判很多,一言以蔽之:封建文化、落後文化、反動文化,但缺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即便是封建什麼的,你不研究是無法批判的。批判宋代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幾乎是“五四”以來知識界的共識,其實是製造一大假案。程頤有過明確的解釋:“天理”是什麼?是“奉養”,即人的正常享受;“人慾”是什麼?是“人慾之過”,即過分的貪慾。所以整句話的意思是“存正常享受,滅過分貪慾”。孔子說“惠而不費”、“欲而不貪”,也是這個意思,其實沒有什麼大錯。新派文人們望文生義,把它理解為一味禁慾,自然就十惡不赦了。這是把儒學弱智化,其實也是把自己弱智化。

窮地方也有好文化,“禮失求諸野”,“野”不就是窮地方么?如果說窮國的文化不好,那麼該挨板子的首先應該是西方。因為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大部分時候都比西方富強,在漢代並不窮,在唐代也不窮,而當時西歐、北歐、北美幾乎還是不毛之地。中國在宋代以後也有幾段時期發展得還不錯,雖然整個國勢往下走了,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十八世紀初還能在歐洲颳起“中國風”,絲綢呵,瓷器呵,茶葉呵,把歐洲貴族們都迷住了,一個個都認為月亮只有中國的圓。在全球航海貿易開始的初始階段,中國一直是順差,白銀都往中國流,這在著名史學家G.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書里有詳細研究。因為中國的貨品在西方大受歡迎,而歐洲貨品沒有多少能讓中國人感興趣。最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沒辦法了,要消除貿易赤字,只好從印度運毒品來,才打了場鴉片戰爭。

回顧這兩千多年,若依照發展至上的思路,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多時候是強勢文化和優勢文化,有什麼丟人的呢?遇到挫折和失敗,只是近兩百年來的事情。

我們當然不必認同發展至上論,不必像阿Q那樣誇耀祖宗,但也沒有必要因為出於一種意識形態的需要來掩蓋歷史。

西學東漸,中國人受益匪淺,包括打破了自己舊史學中的道德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框架,但也出現了盲目照搬。比如教科書曾劃定人類的幾個歷史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這麼一階一階走的。還把奴隸社會鎖定在銅器時代,把封建社會鎖定在鐵器時代。但據錢穆考證,即使在中國奴隸最多的年代,即使把主人收養的門客都算作奴隸,奴隸也只佔總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麼能說那是一個“奴隸社會”?為什麼西方有一個奴隸社會,我們就一定要有一個?馬克思談到“亞細亞生產方式”,對亞洲歷史是擱置的,是留有餘地的。把“五階論”強加到中國頭上,是中國人作繭自縛。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法國直到十八世紀才廢奴,英國直到十九世紀才廢奴,美國最初的經濟發展,就是靠了數以百萬計的黑人奴隸辦農場,是典型的奴隸制資本主義。與此同時,俄國直到十九世紀,光是保留的男性農奴就有一千多萬,給資本主義提供廉價勞動力。巴西、古巴等南美國家的奴隸制,甚至一直殘存到二十世紀前不久。這些都是“五階論”所遺漏了的事實,是繞不過去的疑點。

奴隸制不僅僅是歐洲史的一段。事實上,如果說歐洲文明有什麼特色的話,宗教、法制、民主、形而上學等等是特色,奴隸制也是特色之一,一直延伸到所謂封建時代和資本時代,與不同的生產技術和政治體制有過不同的結合。奴隸制不過是人畜關係在人際社會的複製,是一種游牧民族的“牧民”的方式。

要了解歐洲傳統,不了解游牧至少是瞎了一半。除了一些沿海城邦,游牧曾經是古代歐洲人主要的生存方式,或者至少是主要生存方式之一。

他們為什麼吃飯用刀叉不用筷子?這就是牧民習慣,把獵具當成了餐具。為什麼最喜歡燒烤的麵包和牛排?還是牧民習慣,流動性強,缺少固定的廚房以及鍋灶,只好野外燒一把了事。西服為什麼最多採用毛呢和皮革?還是牧民習慣,因為這些材料最容易得到,是畜牧產品。還有,他們為什麼樂於流動遷移?為什麼善於交際以及公開演說?為什麼有過騎士階層而且動不動就決鬥?為什麼有史詩、歌劇、美聲唱法、奧林匹克?為什麼娛樂的項目多為騎術、賽馬、馬戲、奔牛、鬥牛、劍擊?……這一切現象後面都有牧人的影子,有牛馬味和草原味。

歐洲人最恨別人吃狗肉,與他們對牧羊犬的感情可能是分不開的。美國人喜歡槍,禁槍法案在國會總是通不過,與牛仔們對武器的感情也可能是分不開的,不僅僅是一個自由不自由的問題。有些中國人常常用農耕社會的經驗去想像西方,結果就鬧出一些誤會。有一本走紅的書,寫到法國皇帝在凡爾賽宮開舞會,與臣民們一起跳舞,於是開始感嘆:你看人家多風雅呵,多文明呵。哪像中國的皇帝呢?其實,跳舞是牧民們閑下來時最常見的娛樂方式,就像書法、篆刻、曲藝等等是中國農耕民族的傳統,沒有什麼奇怪。即使那個法國皇帝是個好皇帝,但跳舞也不能成為證明。正像一個法國作家不能因為中國皇帝寫詩、編書、寫字、修史、唱戲、甚至裝模作樣地犁一下田,就驚訝萬分,就認定中國皇帝比法國皇帝更高尚,或是中國文明一定比歐洲文明優越。

古代歐洲人蓄馬蓄牛,結果很自然想到了人,便把人也蓄了,鬧出了一個奴隸制。他們看鬥牛和賽馬不過癮了,就想看看人是怎樣互相角斗,這樣就有了古羅馬的奴隸角斗。在東方,西藏同樣有奴隸制的漫長歷史,同樣是對人畜關係的一種複製。這是農耕文化里不那麼主流的東西。

作為一個讀者,總的印象是:我們現存的大部分史學教科書是見瓜不見藤,見藤不見根。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種史學基本上是帝王史、政治史、文獻史,但缺少了生態史、生活史、文化史。換句話說:我們只有上層史,缺少底層史,對大多數人在自然與社會互動關係中的生存狀態,缺少周到的了解和總體的把握。

錢穆說中國史學重人,西方史學重事;又說中國史是持續性的,綿延的,西方史是階段性的,跳躍的。這都是很精彩的創見。但他的眼光還是局限於貴族和精英,具有儒家傳統中最常見的缺點。他曾經寄希望於國民黨政府,覺得蔣介石代表了貴族,有正統氣象,因此對一九四九年的結局十分困惑茫然,身為歷史學家卻解釋不了這一段歷史。

革命史學家們算是重視人民大眾了。像毛澤東,一看到造反的戲就鼓掌,說卑賤者最聰明,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但這個能夠向下看的史學,眼界還是不夠寬廣,比如他們關注的底層史只剩下階級鬥爭,造反有理,只是把帝王將相史來了個倒置。郭沫若跟着毛澤東批帝王將相,在“文革”期間批到了杜甫頭上,說杜甫是個剝削階級代表,說杜甫在鄉下的房子有“三重茅”,是最舒適的別墅,把階級鬥爭搞得太離譜,幾乎漫畫化。

以前的知識精英大多養尊處優,不像底層民眾那樣,對生態壓力感受得更直接和更強烈。生態與文化的關係,生態與制度的關係,生態與階級鬥爭的關係,直到工業化後期,直到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化時,才成為一個突出的知識難點。

全世界都想西方化,但化來化去,大部分沒有化成,聯合國的報告說,有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反而越來越窮了。就算富了的地方,也不一定成為美國第二,比如海灣阿拉伯國家。這才引起了知識界的思考:制度的移植是不是沒有想像的那麼容易和簡單?是不是還得考慮其他更多的條件?中國人多地少,顯然限制了土地制度的選擇,也限制了勞動力升值的空間。這就是生態制約制度的例子。中國人最講人情面子,一熟就和氣,就“哥們兒”,就把原則打折扣,極大阻礙了民主與法制的推行。這就是文化制約制度的例子。所以說,人們對現實的反思,啟發了人們對歷史的重新審視,可以說是一種“今為古用”吧。

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現在時。如果我們現代人沒有新的知識,就沒法開始新的歷史發現。歷史是通過發現而存在的,是用現代知識這個鑽頭從遺忘的暗層里開掘出來的。

弗雷澤和湯因比是“日不落帝國”的學者,有航海越洋的條件,可以到各個殖民地去遊歷,在西方學者中可能是最早具有全球意識的。他們的研究一開始可能受到帝國擴張政策的鼓勵,研究的結果卻引導出文明的多元性,引導出文化相對主義,還有生態學、文化學一類新的知識領域,對西方中心論實際上給予了最初的動搖,與摩爾根、泰勒等早期的文化人類學家大不一樣。

法國的布羅代爾在此基礎上多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有一點生態學和文化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味道。他寫資本主義史,首先從人們的經濟生活寫起,從人們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寫起,甚至從物種、傢具、疾病寫起。你可能覺得他寫得有點瑣碎,但他推導出來的結論很有力量,也往往讓人吃驚。比方說他很重視人口數量,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生活、經濟和資本主義》這本書里,一開始就不厭其煩地加以詳細考察論證。

人口當然是構成廣義生態的重要因素,特別值得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學者們注意。比方說文景之治、中興之治、貞觀之治,都有戰亂帶來人口大量減少的背景,人地緊張關係大為緩解是這些“盛世”的基礎。又比方我們常說中國人性保守。但《詩經》裏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時候戀愛很自由呵,而且入了“經”,差不多是最高指示。為什麼後來出現男女大防?諸多原因之中,人口劇增恐怕就是重要的一條。清政府“攤丁入畝”,廢了人丁稅,大家不需要瞞報人口了,統計人口數便爆炸到三億多,有一說是到了四億多,其實可能只是以前瞞報的部分浮出水面。這個數字至少是歐洲的五六倍,在有些時候甚至是十多倍。到處都人滿為患了,加上從西北地區開始的生態惡化,把玉米這些山地作物引進中國也不夠吃了,你還讓大家成天男歡女愛怎麼得了?

《國語》裏記載:越王勾踐為了強國,為了增加人口,“欲民之多”,便鼓勵臣民們“淫泆”。這就是人口與風化之間關係的證明之一。而宋代以後日益森嚴的男女大防,不但有鞏固家族制的意義,也可說是當時的避孕術,是不得已的節制生育運動。當時沒有避孕藥和避孕套呵。至於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是另外一回事。

歐洲的人口壓力較輕,缺乏農耕社會裏普遍的植物知識和中草藥知識,死亡率總是較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文化相對鼓勵愛情和性,就有了生存的合理性。基督教主張節慾,但也嚴厲反對墮胎,還嚴厲壓制同性戀這種“開花不結果”的行為,在中世紀把同性戀者拉去一個個殺頭,也都有了生存利益的背景。以至後來不少同性戀者,常常有一種反基督教專制的叛逆色彩。

不了解當時的生態,包括人口、物種、地理等等情況,很可能就冒道德主義的虛火,說傳統禮教只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傢伙所為,純粹是不讓我們中國人過幸福日子。這種指責是一種最偷懶的解釋。歷史上有沒有壞人?當然有。但從一個長時段、大範圍的歷史來看,個人道德因素是很微弱的。大勢好的時候,壞君壞臣也會辦好事;大勢不好的時候,好君好臣也會辦壞事。

任何“決定論”都是片面的,單元的,機械的,比如地理決定論就忽略了文化、政治等因素對地理的反作用。我在印度的時候,發現街上有很多自由自在的猴子、松鼠、鳥,就像走進了動物園。他們的動物保護和生物多樣性要比中國好得多。要說原因很簡單:印度宗教強大,教徒們不殺生,連蒼蠅和蚊子也不打,不像中國人那麼好吃,連青蛙和麻雀都快吃光了。這就是宗教的作用。

也許,印度教以及佛教最開始都是對天災或者人禍的文化反應,是一種生存方式的被迫調整,但一旦形成以後,就會反過來發生各種影響,包括發生對生態的影響。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看歷史不僅僅要談生態,也要談別的,談複雜的因果網絡。

各個人類共同體出於不同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經驗,會有不同的知識重點,不同的表達方式和話語體系,但都是對人類命運的共同關切,都是生存智慧的結晶。你不能說水面上的陽光才是陽光,其他陽光就不是陽光。

美國的先民到北美以後,先是戰爭屠殺,后是帶來傳染病,把印第安人滅了幾千萬,整個新大陸空空如也,販來一些黑人,還是人手不夠,所以大家都習慣於自己動手,連一個個總統也當木匠,自己蓋房子。

他們對機器的極端着迷,既與歐洲的工業化和新教精神有關,也與新大陸的人工奇缺有關。歐洲人習慣於聽歌劇,美國人折騰出了電影,因為電影是機器呵,可以省人工和省錢呵。歐洲人習慣於泡酒吧,進餐館,美國人折騰出了麥當勞,因為麥當勞是飲食業的機器化呵,還是為了省人工和省錢。我在荷里活和迪斯尼樂園裏最大的感覺,就是娛樂的機器化,音樂、表演、遊戲,全是機器製作的,都是玩機器。也難怪歐洲人一直不以為然。

什麼是美國?這就是美國。從勞動崇拜到機器效率崇拜,就是美國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美國的汽車工業,航空航天工業等等,其實後面都有一定的文化依託,都有更遙遠的生態原因以及其他原因。

在柏拉圖那裏,“民主”是一個貶義概念。他認為貴族制導致少數人腐敗,民主制不過是導致多數人腐敗,都不是好東西。當時的民主其實也不是真正多數人的民主,百分之九十的奴隸、婦女以及鄉下人沒有投票權。這種城邦民主發展到後來的國家民主,婦女、奴隸、鄉下人等等,都有了投票權,並且能夠從中受益,是一個伴隨着工業化出現的事物過程,有很多相關因素在起作用。中國人逐步工業化以後,人口大量流動了,大家族差不多都解體了,人們的社會聯繫開始多於家族聯繫,“君臣父子”式的制度與文化自然也就不靈,民主不能不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管理方式和公眾政治信念。

中國人要學習運用民主,發展民主必須注意本土路徑和本土經驗。中國古人沒有民主,但有民主因素。設諫官,就是設立反對派。注意“揭貼”(古時監察部門長官揭發不法官吏的一種文書),就是傾聽民意。朝廷還有過權力制衡機制,在漢、唐時代尤其做得好些。唐代的中央政府下設三省:中書省管立法,尚書省管行政,門下省負責監督,也是三權分立。皇帝的指示,由中書省草擬,由門下省審核。門下省覺得不對的可以駁回,叫做“封駁”,皇帝拿它一點辦法也沒有。

可見集權框架下可以有民主的成分,正如民主框架下也可能有集權的因素。現在有些西方國家,民主選舉照常舉行着,但投票率越來越低。為什麼?因為老百姓覺得競選資金,傳媒宣傳等等都越來越集權化了,被強勢集團暗中控制了,投票也沒有什麼用,胳膊扭不過大腿。

讀經典,重要的不是讀結論,而是首先要讀出古人是在什麼處境中得出了這些結論,以及這些結論在什麼情況下可能有效,在什麼情況下可能失效。

經典也會有盲區,受到意識形態的牽制,並不能夠告訴我們一切,但可能留下了一些可供利用的知識線索。

中國的漢語本身甚至就是一個了解歷史的資料寶庫。你看,漢字中有那麼多“竹”字旁的字,可見當時黃河流域的竹子很普遍,植被物種是很豐富的。還有“財”、“賒”、“賄”、“賑”、“賬”等與錢財有關的字,都以“貝”為部首,可見古代中國人使用過幣錢。但那麼多貝殼是從哪裏來的?可能的情況是,那時黃河中、上游也是水域繁多,貝殼並不難找。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成語“涇渭分明”,說明當時這兩條河至少有一條變渾濁了,開始有水土流失了。這都是了解當時自然和社會環境的重要蛛絲馬跡,應該在腦子裏活躍起來。

錢穆在農村生活過,認為農耕社會裏“鬼”多,原因是農民習慣於定居,房子一住幾代人,傢具一用幾代人,甚至擺放的位置也很少改變。在這樣一個恆常不變的生活佈景里,很容易讓人回想起往事和亡人:當年的他或者她,歷歷如在目前,如何起床,如何梳頭,如何咳嗽,如何出行……神思恍惚之際,冒出種種幻覺,“鬼”就來了。

我在鄉下當知青的時候,農民說城裏人“火焰高”,鄉下人“火焰低”,所以鄉下人容易看見鬼。其實,所謂“火焰高”,就是城裏人教育程度高,理性思維加強,生活場景變化多,習慣於流動,搬房子,搞裝修,傢具換代,能夠引起回憶和幻覺的具象場景大量消失,鬼也就不知道到哪裏去了。老宅子裏容易鬧鬼,新房子不大容易見鬼,看來同樣符合錢穆指出的條件:長期定居。

雖然在錢穆的書里只是一筆帶過,但也許比他有些大結論更為重要。我喜歡他這一種依託生活經驗來解讀歷史細節的方法。有人說過,史學就是文學。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讀史學也要像讀文學一樣,要重視細節,要體驗和理解生活。

據說對“知識分子”有兩種理解,一種是法國式的理解,一種是美國式的理解。

法國式的理解強調知識分子要關注公共事務,常常要超越自己的專業範圍充當社會良知,這大概是從左拉開始的傳統。

美國式的理解則強調知識分子應謹守自己的知識本職,即便關注社會,也要noheart,只能說點專業話題,甚至應該去掉道德感和價值取向,保持一種純客觀和純技術的態度。

其實中國也有這種類似的區分。在清代,學者們開始做小學,專心訓詁,專心考證,一個比一個做得專業,其中很多人其實是為了規避政治風險,不得已而為之。到後來,很多人轉向經學和實學,主張經世致用,關心安邦治國的大事,顧炎武、戴震、魏源、龔自珍等等,是一個長長的名單,有點像左拉、索贊尼辛、哈貝馬斯以及喬姆斯基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了。

這兩種態度本身都無可厚非,關鍵是看用在什麼地方,關鍵是不要用錯地方。更進一步說,有效的公共關懷,需要紮實的術業專攻;有效的術業專攻,也需要深切的公共關懷,兩者不是不可以有機統一的。現在我們的現實問題不是在這兩者之間做出選擇,而是這兩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夠。

當年馬克思留下了一個理論空白: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亞細亞生產方式”到底是什麼?亞洲人是應該最有發言權的,最應該回答這一點。

自從十六世紀以後,西方已經與東方緊密相連,互相依存,是一個共生的整體。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解釋亞細亞,以前對西方的解釋其實也值得懷疑。還有,西方那種資源高耗型的現代化在當前遇到了嚴重障礙,因為世界各國都想發展,但不再可能重複西方以前的特殊的機遇和地位,必須探尋一種資源低耗型的發展模式,否則就會陷入日益加劇的生態危機、社會危機以及文化危機。在這個時候,作為一個人均資源從來就很緊張的人口大國,中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是一筆不可忽視的文化遺產。

這些方面都有很多學問可做。

文化的價值並不一定體現在經濟發展上。歐洲在經濟上玩不過美國,至少現在是這樣,但歐洲的文化就不一定比美國的文化低劣。中國人重親情和人情的傳統,肯定不是最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文化,但這種文化的價值體現在經濟發展以外的方面。現在有些中國人下崗了,還能買彩電,打手機,打麻將出手就是十塊錢或五塊錢一炮,為什麼?無非是自己沒有了就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七大姑八大姨的,吃老同學和老朋友的,不像有些美國人,一家人上餐館還AA制,各付各的賬。中國人的這一套不利於競爭,不利於明確產權,但社會危機到來的時候,倒能結成了一個生存安全網,所謂“通財貨”,實現貧富自動調節。你能說這種文化就完全沒有價值?就算只是讓有些人窮快活一下,快活就不是價值?

“中和”是一種處理社會矛盾的智慧,至少在很多情境下是用得着的。

因為講“中和”,中國古人雖然也講富與貧,但沒有森嚴的階級制度和強烈的階級意識,科舉就是穿透階級壁壘的,最講出身的時候,取士也只是排斥“倡優隸卒”,因此大家都相信“將相出寒門”,相信“官無常貴民無終賤”一類說法;中國古人雖然也講夏與夷,但沒有刻板的民族劃分和濃厚的民族意識——就像章太炎說的:夏可以為夷,夷可以為夏,只看文化不看血緣。夏與夷都是很彈性的文化概念。這樣好不好呢?你可以說不好,明代以後華僑在東南亞一些地方累遭迫害,中央政府不聞不問,根本不願發兵去保護僑民,與西方國家的做法大不一樣。這是因為朝廷有國家意識但缺乏民族意識,出了國的民我就不管了。但你也可以說好,中央政府即便在強大的時候,對周邊民族也多是採取“懷遠”與“和親”的政策,鄭和統領着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也只是去各個國家送禮品,搞公關,推廣中華文明,不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艦隊那樣到處打、砸、搶、殺。這也是因為缺乏民族意識,腦子裏沒有民族稱霸和帝國殖民這根弦。

西方的階級主義與民族主義東傳以後,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給中國注入了競爭的活力,包括內部競爭和外部競爭的活力。但隨着各種條件的變化,當階級主義和民族主義走火入魔的時候,光講“零和”就可能有害了,“中和”觀念也許不失為一劑去火降溫的良藥。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醫在西方得不到承認,因為中、西醫的話語方式完全不同。這並不意味着中醫就沒有價值。美國著名生物學家托馬斯等人說過:在抗生素髮明之前,西醫可說是一塌糊塗。

中醫的話語方式當然可以豐富和發展,知識局限和功能局限也可以打破,中、西醫結合就是一個方向。如果這種改進了的中醫還是得不到承認,那也沒有什麼關係。一種知識能不能得到更多承認,與一種知識是不是有效,不是一個問題。世界上並沒有凡知識成果就一定會受到追捧和喝彩的規則,就一定要成為主流的規則。相反,很多知識成果常常是沉睡的,寂寞的。

翻一翻《史記》,就可以知道孔子在他那個時代非常邊緣化,只在魯國、陳國、衛國等幾個小國亂竄,還四處碰壁,幾乎只是歷史角落裏微光一閃。有時他很悲憤,幾乎想駕一條小船到海上去漂流。像秦國、晉國、楚國這樣一些大國,顯赫的帝王大臣們,誰理睬過他呢?誰知道過他呢?孔子被挖出來和抬出來,是幾百年以後,是秦滅六國以後,大家不想再打仗了,需要一個管理秩序和道德秩序了,董仲舒這些人就尋找歷史資源,重新加以包裝和推銷。

現在的世界,差不多就是個“新戰國”時代。宗教和儒學式微了,革命也退潮了,上下交爭利,東西交爭利。美國,歐洲,日本,俄國,中國,印度,再加上一個什麼國,就可以拼成一個新戰國“七雄”。大家都在追求富強,都是發展優先,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下去,將來會不會出現一個秦國?由誰來充當這個秦國?這是一個未知數。

會不會出現秦滅六國以外的另一番前景?如果中國變得強大了,能不能有力量控制自己不稱霸?不好戰?不向其他民族幹壞事?這些都更是未知數。

但可以肯定的是,隨着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各種條件的變化,知識主流也不會一成不變。很多歷史角落裏的微光一閃,可能會在什麼時候重新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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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韓少功的讀史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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