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歷史：流變與重現

——關於讀史的答問

任何傳統都充滿着內部的差異和矛盾，就像我們每一個人，也常常同自己過不去。孔子主張“謀道不謀食”，一會兒又說：“學也，祿在其中”，還是惦念着錢。一個人尚且這樣，說話沒個准，何況一個學派，何況一個文化傳統呢？所謂“傳統”是這麼大，文史哲，儒佛道，從先秦發展到晚清，實在是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所以我們談傳統經常只是大體而言，是簡化的敘事。

現代中國人對文化遺產批判很多，一言以蔽之：封建文化、落後文化、反動文化，但缺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即便是封建什麼的，你不研究是無法批判的。批判宋代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幾乎是“五四”以來知識界的共識，其實是製造一大假案。程頤有過明確的解釋：“天理”是什麼？是“奉養”，即人的正常享受；“人慾”是什麼？是“人慾之過”，即過分的貪慾。所以整句話的意思是“存正常享受，滅過分貪慾”。孔子說“惠而不費”、“欲而不貪”，也是這個意思，其實沒有什麼大錯。新派文人們望文生義，把它理解為一味禁慾，自然就十惡不赦了。這是把儒學弱智化，其實也是把自己弱智化。

窮地方也有好文化，“禮失求諸野”，“野”不就是窮地方么？如果說窮國的文化不好，那麼該挨板子的首先應該是西方。因為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大部分時候都比西方富強，在漢代並不窮，在唐代也不窮，而當時西歐、北歐、北美幾乎還是不毛之地。中國在宋代以後也有幾段時期發展得還不錯，雖然整個國勢往下走了，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十八世紀初還能在歐洲颳起“中國風”，絲綢呵，瓷器呵，茶葉呵，把歐洲貴族們都迷住了，一個個都認為月亮只有中國的圓。在全球航海貿易開始的初始階段，中國一直是順差，白銀都往中國流，這在著名史學家G.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書里有詳細研究。因為中國的貨品在西方大受歡迎，而歐洲貨品沒有多少能讓中國人感興趣。最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沒辦法了，要消除貿易赤字，只好從印度運毒品來，才打了場鴉片戰爭。

回顧這兩千多年，若依照發展至上的思路，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多時候是強勢文化和優勢文化，有什麼丟人的呢？遇到挫折和失敗，只是近兩百年來的事情。

我們當然不必認同發展至上論，不必像阿Q那樣誇耀祖宗，但也沒有必要因為出於一種意識形態的需要來掩蓋歷史。

西學東漸，中國人受益匪淺，包括打破了自己舊史學中的道德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框架，但也出現了盲目照搬。比如教科書曾劃定人類的幾個歷史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這麼一階一階走的。還把奴隸社會鎖定在銅器時代，把封建社會鎖定在鐵器時代。但據錢穆考證，即使在中國奴隸最多的年代，即使把主人收養的門客都算作奴隸，奴隸也只佔總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麼能說那是一個“奴隸社會”？為什麼西方有一個奴隸社會，我們就一定要有一個？馬克思談到“亞細亞生產方式”，對亞洲歷史是擱置的，是留有餘地的。把“五階論”強加到中國頭上，是中國人作繭自縛。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法國直到十八世紀才廢奴，英國直到十九世紀才廢奴，美國最初的經濟發展，就是靠了數以百萬計的黑人奴隸辦農場，是典型的奴隸制資本主義。與此同時，俄國直到十九世紀，光是保留的男性農奴就有一千多萬，給資本主義提供廉價勞動力。巴西、古巴等南美國家的奴隸制，甚至一直殘存到二十世紀前不久。這些都是“五階論”所遺漏了的事實，是繞不過去的疑點。

奴隸制不僅僅是歐洲史的一段。事實上，如果說歐洲文明有什麼特色的話，宗教、法制、民主、形而上學等等是特色，奴隸制也是特色之一，一直延伸到所謂封建時代和資本時代，與不同的生產技術和政治體制有過不同的結合。奴隸制不過是人畜關係在人際社會的複製，是一種游牧民族的“牧民”的方式。

要了解歐洲傳統，不了解游牧至少是瞎了一半。除了一些沿海城邦，游牧曾經是古代歐洲人主要的生存方式，或者至少是主要生存方式之一。

他們為什麼吃飯用刀叉不用筷子？這就是牧民習慣，把獵具當成了餐具。為什麼最喜歡燒烤的麵包和牛排？還是牧民習慣，流動性強，缺少固定的廚房以及鍋灶，只好野外燒一把了事。西服為什麼最多採用毛呢和皮革？還是牧民習慣，因為這些材料最容易得到，是畜牧產品。還有，他們為什麼樂於流動遷移？為什麼善於交際以及公開演說？為什麼有過騎士階層而且動不動就決鬥？為什麼有史詩、歌劇、美聲唱法、奧林匹克？為什麼娛樂的項目多為騎術、賽馬、馬戲、奔牛、鬥牛、劍擊？……這一切現象後面都有牧人的影子，有牛馬味和草原味。

歐洲人最恨別人吃狗肉，與他們對牧羊犬的感情可能是分不開的。美國人喜歡槍，禁槍法案在國會總是通不過，與牛仔們對武器的感情也可能是分不開的，不僅僅是一個自由不自由的問題。有些中國人常常用農耕社會的經驗去想像西方，結果就鬧出一些誤會。有一本走紅的書，寫到法國皇帝在凡爾賽宮開舞會，與臣民們一起跳舞，於是開始感嘆：你看人家多風雅呵，多文明呵。哪像中國的皇帝呢？其實，跳舞是牧民們閑下來時最常見的娛樂方式，就像書法、篆刻、曲藝等等是中國農耕民族的傳統，沒有什麼奇怪。即使那個法國皇帝是個好皇帝，但跳舞也不能成為證明。正像一個法國作家不能因為中國皇帝寫詩、編書、寫字、修史、唱戲、甚至裝模作樣地犁一下田，就驚訝萬分，就認定中國皇帝比法國皇帝更高尚，或是中國文明一定比歐洲文明優越。

古代歐洲人蓄馬蓄牛，結果很自然想到了人，便把人也蓄了，鬧出了一個奴隸制。他們看鬥牛和賽馬不過癮了，就想看看人是怎樣互相角斗，這樣就有了古羅馬的奴隸角斗。在東方，西藏同樣有奴隸制的漫長歷史，同樣是對人畜關係的一種複製。這是農耕文化里不那麼主流的東西。

作為一個讀者，總的印象是：我們現存的大部分史學教科書是見瓜不見藤，見藤不見根。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種史學基本上是帝王史、政治史、文獻史，但缺少了生態史、生活史、文化史。換句話說：我們只有上層史，缺少底層史，對大多數人在自然與社會互動關係中的生存狀態，缺少周到的了解和總體的把握。

錢穆說中國史學重人，西方史學重事；又說中國史是持續性的，綿延的，西方史是階段性的，跳躍的。這都是很精彩的創見。但他的眼光還是局限於貴族和精英，具有儒家傳統中最常見的缺點。他曾經寄希望於國民黨政府，覺得蔣介石代表了貴族，有正統氣象，因此對一九四九年的結局十分困惑茫然，身為歷史學家卻解釋不了這一段歷史。

革命史學家們算是重視人民大眾了。像毛澤東，一看到造反的戲就鼓掌，說卑賤者最聰明，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但這個能夠向下看的史學，眼界還是不夠寬廣，比如他們關注的底層史只剩下階級鬥爭，造反有理，只是把帝王將相史來了個倒置。郭沫若跟着毛澤東批帝王將相，在“文革”期間批到了杜甫頭上，說杜甫是個剝削階級代表，說杜甫在鄉下的房子有“三重茅”，是最舒適的別墅，把階級鬥爭搞得太離譜，幾乎漫畫化。

以前的知識精英大多養尊處優，不像底層民眾那樣，對生態壓力感受得更直接和更強烈。生態與文化的關係，生態與制度的關係，生態與階級鬥爭的關係，直到工業化後期，直到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化時，才成為一個突出的知識難點。

全世界都想西方化，但化來化去，大部分沒有化成，聯合國的報告說，有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反而越來越窮了。就算富了的地方，也不一定成為美國第二，比如海灣阿拉伯國家。這才引起了知識界的思考：制度的移植是不是沒有想像的那麼容易和簡單？是不是還得考慮其他更多的條件？中國人多地少，顯然限制了土地制度的選擇，也限制了勞動力升值的空間。這就是生態制約制度的例子。中國人最講人情面子，一熟就和氣，就“哥們兒”，就把原則打折扣，極大阻礙了民主與法制的推行。這就是文化制約制度的例子。所以說，人們對現實的反思，啟發了人們對歷史的重新審視，可以說是一種“今為古用”吧。

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現在時。如果我們現代人沒有新的知識，就沒法開始新的歷史發現。歷史是通過發現而存在的，是用現代知識這個鑽頭從遺忘的暗層里開掘出來的。

弗雷澤和湯因比是“日不落帝國”的學者，有航海越洋的條件，可以到各個殖民地去遊歷，在西方學者中可能是最早具有全球意識的。他們的研究一開始可能受到帝國擴張政策的鼓勵，研究的結果卻引導出文明的多元性，引導出文化相對主義，還有生態學、文化學一類新的知識領域，對西方中心論實際上給予了最初的動搖，與摩爾根、泰勒等早期的文化人類學家大不一樣。

法國的布羅代爾在此基礎上多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有一點生態學和文化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味道。他寫資本主義史，首先從人們的經濟生活寫起，從人們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寫起，甚至從物種、傢具、疾病寫起。你可能覺得他寫得有點瑣碎，但他推導出來的結論很有力量，也往往讓人吃驚。比方說他很重視人口數量，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生活、經濟和資本主義》這本書里，一開始就不厭其煩地加以詳細考察論證。

人口當然是構成廣義生態的重要因素，特別值得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學者們注意。比方說文景之治、中興之治、貞觀之治，都有戰亂帶來人口大量減少的背景，人地緊張關係大為緩解是這些“盛世”的基礎。又比方我們常說中國人性保守。但《詩經》裏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時候戀愛很自由呵，而且入了“經”，差不多是最高指示。為什麼後來出現男女大防？諸多原因之中，人口劇增恐怕就是重要的一條。清政府“攤丁入畝”，廢了人丁稅，大家不需要瞞報人口了，統計人口數便爆炸到三億多，有一說是到了四億多，其實可能只是以前瞞報的部分浮出水面。這個數字至少是歐洲的五六倍，在有些時候甚至是十多倍。到處都人滿為患了，加上從西北地區開始的生態惡化，把玉米這些山地作物引進中國也不夠吃了，你還讓大家成天男歡女愛怎麼得了？

《國語》裏記載：越王勾踐為了強國，為了增加人口，“欲民之多”，便鼓勵臣民們“淫泆”。這就是人口與風化之間關係的證明之一。而宋代以後日益森嚴的男女大防，不但有鞏固家族制的意義，也可說是當時的避孕術，是不得已的節制生育運動。當時沒有避孕藥和避孕套呵。至於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是另外一回事。

歐洲的人口壓力較輕，缺乏農耕社會裏普遍的植物知識和中草藥知識，死亡率總是較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文化相對鼓勵愛情和性，就有了生存的合理性。基督教主張節慾，但也嚴厲反對墮胎，還嚴厲壓制同性戀這種“開花不結果”的行為，在中世紀把同性戀者拉去一個個殺頭，也都有了生存利益的背景。以至後來不少同性戀者，常常有一種反基督教專制的叛逆色彩。

不了解當時的生態，包括人口、物種、地理等等情況，很可能就冒道德主義的虛火，說傳統禮教只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傢伙所為，純粹是不讓我們中國人過幸福日子。這種指責是一種最偷懶的解釋。歷史上有沒有壞人？當然有。但從一個長時段、大範圍的歷史來看，個人道德因素是很微弱的。大勢好的時候，壞君壞臣也會辦好事；大勢不好的時候，好君好臣也會辦壞事。

任何“決定論”都是片面的，單元的，機械的，比如地理決定論就忽略了文化、政治等因素對地理的反作用。我在印度的時候，發現街上有很多自由自在的猴子、松鼠、鳥，就像走進了動物園。他們的動物保護和生物多樣性要比中國好得多。要說原因很簡單：印度宗教強大，教徒們不殺生，連蒼蠅和蚊子也不打，不像中國人那麼好吃，連青蛙和麻雀都快吃光了。這就是宗教的作用。

也許，印度教以及佛教最開始都是對天災或者人禍的文化反應，是一種生存方式的被迫調整，但一旦形成以後，就會反過來發生各種影響，包括發生對生態的影響。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看歷史不僅僅要談生態，也要談別的，談複雜的因果網絡。

各個人類共同體出於不同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經驗，會有不同的知識重點，不同的表達方式和話語體系，但都是對人類命運的共同關切，都是生存智慧的結晶。你不能說水面上的陽光才是陽光，其他陽光就不是陽光。

美國的先民到北美以後，先是戰爭屠殺，后是帶來傳染病，把印第安人滅了幾千萬，整個新大陸空空如也，販來一些黑人，還是人手不夠，所以大家都習慣於自己動手，連一個個總統也當木匠，自己蓋房子。

他們對機器的極端着迷，既與歐洲的工業化和新教精神有關，也與新大陸的人工奇缺有關。歐洲人習慣於聽歌劇，美國人折騰出了電影，因為電影是機器呵，可以省人工和省錢呵。歐洲人習慣於泡酒吧，進餐館，美國人折騰出了麥當勞，因為麥當勞是飲食業的機器化呵，還是為了省人工和省錢。我在荷里活和迪斯尼樂園裏最大的感覺，就是娛樂的機器化，音樂、表演、遊戲，全是機器製作的，都是玩機器。也難怪歐洲人一直不以為然。

什麼是美國？這就是美國。從勞動崇拜到機器效率崇拜，就是美國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美國的汽車工業，航空航天工業等等，其實後面都有一定的文化依託，都有更遙遠的生態原因以及其他原因。

在柏拉圖那裏，“民主”是一個貶義概念。他認為貴族制導致少數人腐敗，民主制不過是導致多數人腐敗，都不是好東西。當時的民主其實也不是真正多數人的民主，百分之九十的奴隸、婦女以及鄉下人沒有投票權。這種城邦民主發展到後來的國家民主，婦女、奴隸、鄉下人等等，都有了投票權，並且能夠從中受益，是一個伴隨着工業化出現的事物過程，有很多相關因素在起作用。中國人逐步工業化以後，人口大量流動了，大家族差不多都解體了，人們的社會聯繫開始多於家族聯繫，“君臣父子”式的制度與文化自然也就不靈，民主不能不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管理方式和公眾政治信念。

中國人要學習運用民主，發展民主必須注意本土路徑和本土經驗。中國古人沒有民主，但有民主因素。設諫官，就是設立反對派。注意“揭貼”（古時監察部門長官揭發不法官吏的一種文書），就是傾聽民意。朝廷還有過權力制衡機制，在漢、唐時代尤其做得好些。唐代的中央政府下設三省：中書省管立法，尚書省管行政，門下省負責監督，也是三權分立。皇帝的指示，由中書省草擬，由門下省審核。門下省覺得不對的可以駁回，叫做“封駁”，皇帝拿它一點辦法也沒有。

可見集權框架下可以有民主的成分，正如民主框架下也可能有集權的因素。現在有些西方國家，民主選舉照常舉行着，但投票率越來越低。為什麼？因為老百姓覺得競選資金，傳媒宣傳等等都越來越集權化了，被強勢集團暗中控制了，投票也沒有什麼用，胳膊扭不過大腿。

讀經典，重要的不是讀結論，而是首先要讀出古人是在什麼處境中得出了這些結論，以及這些結論在什麼情況下可能有效，在什麼情況下可能失效。

經典也會有盲區，受到意識形態的牽制，並不能夠告訴我們一切，但可能留下了一些可供利用的知識線索。

中國的漢語本身甚至就是一個了解歷史的資料寶庫。你看，漢字中有那麼多“竹”字旁的字，可見當時黃河流域的竹子很普遍，植被物種是很豐富的。還有“財”、“賒”、“賄”、“賑”、“賬”等與錢財有關的字，都以“貝”為部首，可見古代中國人使用過幣錢。但那麼多貝殼是從哪裏來的？可能的情況是，那時黃河中、上游也是水域繁多，貝殼並不難找。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成語“涇渭分明”，說明當時這兩條河至少有一條變渾濁了，開始有水土流失了。這都是了解當時自然和社會環境的重要蛛絲馬跡，應該在腦子裏活躍起來。

錢穆在農村生活過，認為農耕社會裏“鬼”多，原因是農民習慣於定居，房子一住幾代人，傢具一用幾代人，甚至擺放的位置也很少改變。在這樣一個恆常不變的生活佈景里，很容易讓人回想起往事和亡人：當年的他或者她，歷歷如在目前，如何起床，如何梳頭，如何咳嗽，如何出行……神思恍惚之際，冒出種種幻覺，“鬼”就來了。

我在鄉下當知青的時候，農民說城裏人“火焰高”，鄉下人“火焰低”，所以鄉下人容易看見鬼。其實，所謂“火焰高”，就是城裏人教育程度高，理性思維加強，生活場景變化多，習慣於流動，搬房子，搞裝修，傢具換代，能夠引起回憶和幻覺的具象場景大量消失，鬼也就不知道到哪裏去了。老宅子裏容易鬧鬼，新房子不大容易見鬼，看來同樣符合錢穆指出的條件：長期定居。

雖然在錢穆的書里只是一筆帶過，但也許比他有些大結論更為重要。我喜歡他這一種依託生活經驗來解讀歷史細節的方法。有人說過，史學就是文學。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讀史學也要像讀文學一樣，要重視細節，要體驗和理解生活。

據說對“知識分子”有兩種理解，一種是法國式的理解，一種是美國式的理解。

法國式的理解強調知識分子要關注公共事務，常常要超越自己的專業範圍充當社會良知，這大概是從左拉開始的傳統。

美國式的理解則強調知識分子應謹守自己的知識本職，即便關注社會，也要noheart，只能說點專業話題，甚至應該去掉道德感和價值取向，保持一種純客觀和純技術的態度。

其實中國也有這種類似的區分。在清代，學者們開始做小學，專心訓詁，專心考證，一個比一個做得專業，其中很多人其實是為了規避政治風險，不得已而為之。到後來，很多人轉向經學和實學，主張經世致用，關心安邦治國的大事，顧炎武、戴震、魏源、龔自珍等等，是一個長長的名單，有點像左拉、索贊尼辛、哈貝馬斯以及喬姆斯基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了。

這兩種態度本身都無可厚非，關鍵是看用在什麼地方，關鍵是不要用錯地方。更進一步說，有效的公共關懷，需要紮實的術業專攻；有效的術業專攻，也需要深切的公共關懷，兩者不是不可以有機統一的。現在我們的現實問題不是在這兩者之間做出選擇，而是這兩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夠。

當年馬克思留下了一個理論空白：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亞細亞生產方式”到底是什麼？亞洲人是應該最有發言權的，最應該回答這一點。

自從十六世紀以後，西方已經與東方緊密相連，互相依存，是一個共生的整體。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解釋亞細亞，以前對西方的解釋其實也值得懷疑。還有，西方那種資源高耗型的現代化在當前遇到了嚴重障礙，因為世界各國都想發展，但不再可能重複西方以前的特殊的機遇和地位，必須探尋一種資源低耗型的發展模式，否則就會陷入日益加劇的生態危機、社會危機以及文化危機。在這個時候，作為一個人均資源從來就很緊張的人口大國，中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是一筆不可忽視的文化遺產。

這些方面都有很多學問可做。

文化的價值並不一定體現在經濟發展上。歐洲在經濟上玩不過美國，至少現在是這樣，但歐洲的文化就不一定比美國的文化低劣。中國人重親情和人情的傳統，肯定不是最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文化，但這種文化的價值體現在經濟發展以外的方面。現在有些中國人下崗了，還能買彩電，打手機，打麻將出手就是十塊錢或五塊錢一炮，為什麼？無非是自己沒有了就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七大姑八大姨的，吃老同學和老朋友的，不像有些美國人，一家人上餐館還AA制，各付各的賬。中國人的這一套不利於競爭，不利於明確產權，但社會危機到來的時候，倒能結成了一個生存安全網，所謂“通財貨”，實現貧富自動調節。你能說這種文化就完全沒有價值？就算只是讓有些人窮快活一下，快活就不是價值？

“中和”是一種處理社會矛盾的智慧，至少在很多情境下是用得着的。

因為講“中和”，中國古人雖然也講富與貧，但沒有森嚴的階級制度和強烈的階級意識，科舉就是穿透階級壁壘的，最講出身的時候，取士也只是排斥“倡優隸卒”，因此大家都相信“將相出寒門”，相信“官無常貴民無終賤”一類說法；中國古人雖然也講夏與夷，但沒有刻板的民族劃分和濃厚的民族意識——就像章太炎說的：夏可以為夷，夷可以為夏，只看文化不看血緣。夏與夷都是很彈性的文化概念。這樣好不好呢？你可以說不好，明代以後華僑在東南亞一些地方累遭迫害，中央政府不聞不問，根本不願發兵去保護僑民，與西方國家的做法大不一樣。這是因為朝廷有國家意識但缺乏民族意識，出了國的民我就不管了。但你也可以說好，中央政府即便在強大的時候，對周邊民族也多是採取“懷遠”與“和親”的政策，鄭和統領着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也只是去各個國家送禮品，搞公關，推廣中華文明，不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艦隊那樣到處打、砸、搶、殺。這也是因為缺乏民族意識，腦子裏沒有民族稱霸和帝國殖民這根弦。

西方的階級主義與民族主義東傳以後，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給中國注入了競爭的活力，包括內部競爭和外部競爭的活力。但隨着各種條件的變化，當階級主義和民族主義走火入魔的時候，光講“零和”就可能有害了，“中和”觀念也許不失為一劑去火降溫的良藥。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醫在西方得不到承認，因為中、西醫的話語方式完全不同。這並不意味着中醫就沒有價值。美國著名生物學家托馬斯等人說過：在抗生素髮明之前，西醫可說是一塌糊塗。

中醫的話語方式當然可以豐富和發展，知識局限和功能局限也可以打破，中、西醫結合就是一個方向。如果這種改進了的中醫還是得不到承認，那也沒有什麼關係。一種知識能不能得到更多承認，與一種知識是不是有效，不是一個問題。世界上並沒有凡知識成果就一定會受到追捧和喝彩的規則，就一定要成為主流的規則。相反，很多知識成果常常是沉睡的，寂寞的。

翻一翻《史記》，就可以知道孔子在他那個時代非常邊緣化，只在魯國、陳國、衛國等幾個小國亂竄，還四處碰壁，幾乎只是歷史角落裏微光一閃。有時他很悲憤，幾乎想駕一條小船到海上去漂流。像秦國、晉國、楚國這樣一些大國，顯赫的帝王大臣們，誰理睬過他呢？誰知道過他呢？孔子被挖出來和抬出來，是幾百年以後，是秦滅六國以後，大家不想再打仗了，需要一個管理秩序和道德秩序了，董仲舒這些人就尋找歷史資源，重新加以包裝和推銷。

現在的世界，差不多就是個“新戰國”時代。宗教和儒學式微了，革命也退潮了，上下交爭利，東西交爭利。美國，歐洲，日本，俄國，中國，印度，再加上一個什麼國，就可以拼成一個新戰國“七雄”。大家都在追求富強，都是發展優先，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下去，將來會不會出現一個秦國？由誰來充當這個秦國？這是一個未知數。

會不會出現秦滅六國以外的另一番前景？如果中國變得強大了，能不能有力量控制自己不稱霸？不好戰？不向其他民族幹壞事？這些都更是未知數。

但可以肯定的是，隨着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各種條件的變化，知識主流也不會一成不變。很多歷史角落裏的微光一閃，可能會在什麼時候重新大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