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歷史中的一名多實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出“文革”大勢已去。

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籲民主，一九七四年張天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御狀”，矛頭直指文化專制，此類體制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些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着眾多異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成的文學團體（見多多文），在上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有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地，則有各種地下“讀書小組”從事政治和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陳益南先生著《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歷性見證，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的天安門事件並非孤立事件，其背後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有色彩各異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會公正等等為價值核心，其產生大致有三種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對“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極權體制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進入了對政治和社會體制的反思。包括共產黨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項政治運動的信奉者與追隨者，習慣於服從權力的指揮棒，只是因自己後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種沉重的問號湧上心頭。胡耀邦後來成為黨內“民主”的倡導者，周揚後來成為黨內“人道主義”的倡導者，顯然與他們的蒙難經歷有關。

二是“疏離型”，表現為對“文革”的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過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懷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慾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價值離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現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后的“自學熱”、“藝術熱”乃至“傢具熱”——上海品牌的手錶和自行車也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幹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鬥毆甚至調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描寫的一夥軍乾子弟，也接近這種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證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慾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體。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極因素的藉助、變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現象，從總體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極權體制兩種導向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徵，兩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蕩，使解放與禁錮都有異常的高峰表現。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之後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利鬥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後兩年裏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然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後來政策進退失據，反覆無常，越來越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蕩着《國際歌》聲的“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及後來被取締的“民主牆”，不過是歷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體。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於一般的極權化整肅，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國大亂被叫停以後，異端思潮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活躍與高漲，與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後的萬馬齊喑大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於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並不是對BBC或者VOA的照搬，亦無中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撐，而是一種根植於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志新等知名異端人物的經歷證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面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面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種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正因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的前提下進行，而且即使是異端思潮也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歷史從來不是發生在無菌箱裏，民主從來沒有標準範本。俄國葉卡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制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崙的改革，是有專制前提的改革。人們並沒有因此而一筆勾銷歷史，並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而不見。古希臘的民主制與奴隸制兩位一體，從來都不乏劣跡和傷痛，但後人並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實也是這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號之下的一題多作和一名多實，作為某些書生最難看懂的歷史常態，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種全社會的心理大勢，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出極權軌道並非沒有可能。回顧當時眾多異端人士，我們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與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多年以後，市場化進程中冒出很多群體事件。工人們或農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像，大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地方的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懷念着以前那種領導與群眾之間收入差別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多和布票一樣多的日子。作為“文革”的遺產之一，這種“懷舊”現象引起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也許，這種“後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現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為我們留下了一面檢測歷史的後視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