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跨國共同體之夢

在即將完結的這個二十世紀，伴隨着工業革命的機聲隆隆和黑煙滾滾，跨國的地區主義或世界主義並不鮮見，一次次進入中國人的歷史記憶。

“大東亞共榮圈”臭名昭著，這大概也是很多中國人對“東亞”一類概念深懷戒心和興奮不起來的原因之一。韓國學者申正浩先生認為，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親日派（朝鮮）”和“漢奸（中國）”中確有不少賣身求榮之徒，對他們僅僅施以道德譴責卻只能是過於簡化歷史。他們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確實曾幻想着藉日本的實力來實現“亞洲復興”或者“東亞復興”，以抵抗白人殖民統治和西洋文明侵壓。這與道德沒什麼關係。

這一點在東南亞和南亞有些國家表現的尤為突出。當法國、英國殖民政府在日軍的攻擊下潰敗之際，當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普通百姓，對共產國際聯英、聯法以抗擊法西斯的戰略部署怎麼也想不通，甚至一度歡呼民族的“解放”，出門夾道歡迎黃皮膚的日軍。汪精衛在越南發表親日理論，正是以這一情況為背景。只有當大和種族優越感演化成血腥的屠殺和掠奪之後，很多人的“亞洲夢”或者“東亞夢”才得以破滅。一次極右翼的跨國地區主義實踐，最終成為這些亞洲人終身的人格恥辱，成為亞洲各國遍地焦土的災難。

左翼的社會主義同樣有過一次次跨國共同體的嘗試。“工人無祖國”是社會主義的經典信條。當列寧的國際主義熱情在斯大林手裏被冷凍為民族國家的現實利益之後，中國人立即感到了寒意。此時的毛澤東仍然放眼天下，提出了“亞非拉”理論和“第三世界”理論。作為這一理論體系最為典型的實踐，印度支那共產黨就是一個跨國革命組織。他們在廣州召開會議並與中國總理共謀地區的合作與互助，在異族同志那裏得到無私援助，感受到溫暖的兄弟氛圍。正是在這一時期，除了政府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南援，包括中國紅衛兵和知青在內的志願革命者們，也一批批跑到越南或緬甸去從事國際解放事業，甚至在那陌生的遠方喋血大地。

然而民族國家體制仍然是繞不過去的，人們很快就覺得“印度支那共產黨”這樣的大鍋飯不合時宜，一旦分解為“越南”、“老撾”以及“柬埔寨”，老戰友之間不久就血刃相見，在中國與越南之間，在越南與柬埔寨之間，邊界衝突乃至大規模戰爭終於發生——其滿目新墳的前線場景曾使我深感刺痛。

炮聲意味着：工人有祖國，現代化事業有祖國。馬克思和列寧所痛惡的某種“愛國主義”終於復活。於是，當年對印度支那的國際主義無償援助，在今天眾多中國精英看來，如果不是可恥的罪惡，至少也是傻鱉和冤大頭的愚行。

我在小學時參加過聲援古巴的遊行，在中學時到火車站參加過援越物資的搬運。我現在不再會有“輸出革命”的盲從，但也並不認為當年國際主義的關切本身有什麼可笑，更不認為一個以鄰為壑寸利必爭的國家更具文明的高貴。中國人現在錢多了，但白求恩式的熱情可能比以前少了。在這一點上歐洲人看來比我們強，至少很多英國人在香港回歸中國時還能同中國人一起搖着小旗上街歡呼，這種“賣國”之舉如果發生在中國，豈能為國人所容？進入九十年代，歐洲共同體成為超國家體制的又一次實驗。事實上，正是在歐洲發生的這一進程，激發或者復活着地球這一邊諸多“中華經濟圈”、“東南亞共同體”、“東亞共同體”之類的想像，而著名的捷克自由派總統哈維爾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了他的“民族國家消亡”說的政治抒情。

我們有理由相信，統一的歐洲，在銀行、海關、部分防務及部分外交等方面准國家化的歐洲，在融合歐洲民族國家裂痕方面，在推動歐洲乃至全球的經濟文化發展方面確有偉大的前景。但一九九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冷冷地說過：“如果統一的歐洲對我作為一個小國的公民不感興趣，那麼我對這樣一個統一的歐洲也不感興趣。”類似這樣的不和諧音，在葡萄牙、荷蘭、丹麥等一些國家，在感到民族語言文化、經濟利益受到忽視和損害的弱勢群體那裏並不少見。這當然還只是內部的情況。在這個共同體的外部呢？正是這個共同體不顧內部的激烈爭議，用導彈和戰機使俄羅斯日益不安，用狂轟濫炸使南斯拉夫半廢墟化——而南斯拉夫本身也幾乎是個微縮共同體，作為東歐地區市場經濟昨日的先行者和優等生，這個多主體聯盟，由民選總統剝奪了科索沃阿族的自治權，戰亂所造成的難民潮更使整個歐洲恐懼。。